刑法與法治

Ⅰ 如何認識「中國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說法

這種說法是欠妥的。
中國古代存在著多種法律形式，各代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

從先秦至明清，就法律形式而言，秦為律、命、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事等；漢為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隋唐為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外，重視編敕，並有斷例和指揮；元代重視條格和斷例；明清於律之外，注重編例，並有諭旨、誥、榜文、地方法規、鄉規民約等。

歷朝於律典之外之所以採用了其它法律形式，是因為它們具有律典所不能代替的功能。這里僅以唐代為例。唐代的法律形式為律、令、格、式。《唐六典》卷六雲：「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14]《新唐書》卷五六《刑法》雲：「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考之於唐代史籍可知，律、令、格、式四者之中，律是定罪科刑的大法，只有違法犯罪，方一斷以律；令規定等級名份和國家各項規章制度；式是有關國家機構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格的淵源是皇帝因人因事之需臨時頒布的「制、敕」。因制、敕內容龐雜，執行中難免前後矛盾，或失時效，故唐朝定期由省部把增刪後的格匯編成相對固定、普遍適用的成制，謂之「永格」。格以適用范圍分為「散頒格」、「留司格」兩種，散頒格頒行天下，留司格留在官府，不公開頒布。又據《唐六典》、新舊唐書《刑法志》載，唐一代編纂的律典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等；令有武德令、貞觀令、永徽令、開元令等；格有貞觀初格7卷、貞觀後格18卷、永徽留司格18卷、永徽散頒格7卷、垂拱留司格6卷、垂拱散頒格3卷、神龍散頒格7卷、太極格10卷、開元前格10卷、開元新格10卷、開元後格10卷等；式有武德式14卷、貞觀式33卷、永徽式14卷、垂拱式20卷、神龍式20卷、開元式20卷等。「律令格式，天下通規」，[15]它們在唐代法律體系中是分工又統一的關系。令、式是從正面規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式是為貫徹律、令而制定的細則性法規，格實際上是對律、令、式等法律進行修正補充的措施。律用以懲罰犯罪，與令、格、式協調應用，共同築構起國家的法律制度。律典只是諸法中的一種，且不說把它的特徵概括為「諸法合體」本身就很成問題，如果再以律典為據，把「諸法合體」演繹為中華法系的特徵，那就甚為不妥了。

Ⅱ 我國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是

我國1997年及2012 年修訂的刑法典規定了四個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

均衡原則
罪刑均衡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犯多大的罪，就應當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亦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罪刑相稱；罪輕罪重，應當考慮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本身和其他各種影響刑事責任大小的因素[1]。

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刑法第3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思想淵源是三權分立學說與心理強制說。但該原則的思想基礎則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民主主義要求，什麼是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由人民群眾決定，具體表現為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來決定；尊重人權主義要求，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須使得公民能夠事先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後果，故什麼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在事前明文規定。

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要求如下：

（1）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必須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規章不得規定刑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應作為刑法[2]的淵源。

（2）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

（3）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

（4）禁止絕對的不定刑與絕對的不定期刑。

（5）刑法的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必須具有合理性：只能將值得刑罰科處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禁止將輕微危害行為當作犯罪處理；處罰程度必須適應現階段一般人的價值觀念。

（6）對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必須明確；對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

（7）禁止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

這里特別要說明的是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區別。一般認為，罪刑法定原則並不禁止擴大解釋，但如何釐定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則是一個難題。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字含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而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字含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的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的結論在公民預測可能性范圍之內；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國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貴族依法判決或者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財產，剝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這一規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礎。

17、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進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張，將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統化成為學說。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罪刑法定學說在資產階級憲法和刑法中得以確認。

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必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在此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首次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而後，大陸法系國家紛紛在憲法和刑法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

目前，這一原則已深深植根於現代各國的法制意識之中，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項准則。

平等原則
平等適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規范在根據其內容應當得到適用的所有場合，都予以嚴格適用。刑法第4條明文規定了該原則。平等適用刑法，是維護合法權益的要求，是市場經濟的要求，是預防犯罪的要求，是實現價值追求的要求，是作為規范的刑法本身的要求，是法治的要求。

平等適用刑法的具體要求是：對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予以平等的保護；對於事實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認定犯罪；對於任何犯罪人，都必須根據其犯罪事實與法律規定量刑；對於被判處刑罰的任何人，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刑罰。

適應原則
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含義是，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刑法第5條明文規定了這一原則。罪刑相適應，是適應人民樸素的公平意識的一種法律思想，是罪與刑的基本關系決定的，是預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要求是：以客觀行為的侵犯性與主觀意識的罪過性相結合的犯罪社會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體再次犯罪的危險程度，作為刑罰的尺度；換言之，刑罰既要與犯罪性質相適應，又要與犯罪情節相適應。在立法上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注重對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宏觀預測和遏制手段的總體涉及，確定合理的刑罰體系、刑罰制度與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將量刑與定罪置於同等重要地位，強化量刑公正的執法觀念，實現刑與罪的均衡協調；在行刑方面實現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程度的消長變化情況，合理的運用減刑、假釋等制度。

Ⅲ 如何認識「中國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說法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Ⅳ 現行刑法與中國法制史的淵源

不太多.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有的.
比如說,宋時有重法地法內與盜賊重法.
現在的北京就相容當於重法地,在那兒犯罪從重.
而嚴打就是後者,此期間犯罪也從重.

其實以後我們會更多借鑒這些古代法律的.
比如夫妻免證權.

所以學好中法史很有用.

Ⅳ 法制史論文和刑法的論文哪個好寫

像民法、刑法的雖然好寫，可查的資料比較多，但是想寫好可是不容易的
民法比較好寫，因為它范圍廣，寫起來參考資料也比較多。

Ⅵ 刑法學前沿問題

刑法是關於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對保護公民權益、維護社會秩序、保衛國家利益乃至促進社會發展均至關重要。
目前，改革和開放在繼續進展與深化，法律調整需要加大力度，法治建設需要進一步科學化和現代化，法學研究面臨挑戰與發展機遇並存之局面。
未來中國刑法學的發展，應緊密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實際情況，認真總結實踐經驗，借鑒國外先進的刑法理論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經驗，促進中國刑事法治的民主化、科學化、國際化進程.
（一）在形事政策上,對傳統型犯罪的懲治與防範問題
懲治與防範犯罪乃刑法的宗旨所在，也是刑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與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使命。從今後十年的發展趨勢看，下列傳統型犯罪的懲治和防範仍應作為刑法研究的重點：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犯罪；瀆職犯罪；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等。對這些犯罪的有效懲治和防範，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有利於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有利於廉政建設，亦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二）在經濟方面,注重對新型犯罪的開拓研究
當前國外出現的一些新的犯罪類型，如計算機犯罪、環境犯罪、與生物工程有關的犯罪、恐怖主義犯罪等，在我國尚不十分嚴重，但是刑法學對它們的研究不能因此而放鬆，而應當進行超前性的探討。當然，這種研究應結合我國的科技、經濟發展水平，不可盲目追隨國外。
在新型犯罪中，法人犯罪問題應受到重視。就世界范圍來講，英美法系較為普遍地承認法人犯罪，大陸法系國家近年來亦有承認法人犯罪的某些跡象（如法國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就用大量篇幅規定了法人犯罪）。但是，從實務上考察，如何真正使法人承擔刑事責任並達到刑罰之目的，在兩大法系中仍是問題。我國近年刑事立法中規定了諸多懲治單位犯罪的條款，但實際效果頗值得懷疑。刑法理論上關於法人能否成為犯罪主體的爭論尚未見分曉，仍有待於深化。
（三）法治文化視角上,不斷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研究刑法問題
自從五十年代不分良莠地全面移植原蘇聯刑法理論之後，中國刑法學便向其他國家的刑法理論關閉了大門，而只是致力於將原蘇聯的刑法理論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對其他國家刑法學研究的資料之佔有相當有限。近些年雖然情況有所好轉，但所據資料亦以二手貨為多，而且很不系統。既然對其知之不多，便很難予以研究和借鑒。隨著近年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中國刑法理論落後於國外刑法理論的現象亦愈加明顯。對國外先進的刑法理論借鑒不多，對國際刑法學術交流活動參與不夠，是中國刑法學的一個重大缺陷，這使得我國刑法理論患營養不良和視野狹窄的弊病。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得以全方位地展開，刑法學也被推到對外開放的前沿。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國際刑法學、比較刑法學、外國刑法學應當成為今後刑法學研究的重要領域。1997年和1999年中國將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將變成現實，我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交流與和平統一的步伐也正在不可逆轉地邁進，因而關於港澳台地區刑法與全國性刑法的效力范圍及其沖突與解決等問題，亦將成為刑法學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與此同時，還應加強與國外境外的學術交流活動和學術研究合作,真正解決人治與法治的問題

Ⅶ 刑法第九修正案體現了什麼法治思想

您好，刑法修正案九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一些地方近年來多次發生嚴重暴力恐版怖案權件，網路犯罪也呈現新的特點，有必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出發，統籌考慮刑法與其他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法律的銜接配套，修改、補充刑法的有關規定；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需要進一步完善刑法的相關規定，為懲腐肅貪提供法律支持；落實黨中央關於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要求。
這次修改刑法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對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懲處力度不減，保持高壓態勢；同時，對一些社會危害較輕，或者有從輕情節的犯罪，留下從寬處置的餘地和空間。
體現了依法治國，法律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特點。

Ⅷ 如何認識「中國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說法。

由於中國古代法制不發達,各個法律部門沒有分化成為獨立的部門法,採取的是諸法合體的立法專模式,我們屬現在一般採取民事行政調整手段的法律問題在古代是用刑事手段來調整的,這給人一個印象,我國古代沒有其他法,只有刑法,所以就有如上說法.
刑法是最後的保障法,是其他法律得以實施的最後保障,如果其他法律可以得到實施,也不需要刑法出面干預,但是刑法作為最後的保障機制卻不能缺位.因此,也可以說,有法就一定必須有刑法來維護,但刑法的維護只是第二位的維護.

Ⅸ 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什麼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罪行法定原則、罪責行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版人人平等的原則權。

1.行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2.責行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

3.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基本含義是：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於一切人的合法權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護，不允許有任何歧視。

Ⅹ 法治中國的法律制度

中國把消滅貧窮落後，讓每個人享有充分的人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不懈的奮斗目標。中國發展人權事業的基本立場是：堅持生存權、發展權的首要地位，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同時不斷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努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以憲法為根本依據，中國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人權保障事業不斷法律化、制度化。
生命權的法律保障。中國重視對公民生命權的保障。《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等法律對保障公民生命權作了基本規定。《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對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出規定。根據本國情況，中國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堅持「少殺、慎殺」的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確保死刑僅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中國《刑法》還規定了有利於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的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制度，以減少實際執行死刑的人數。
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禁止非法檢查公民的通信。《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對於拘留、逮捕、搜查取證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強制方法和手段，規定了嚴格的法律程序。《刑法》對於司法人員的刑訊逼供罪也專門作了規定。《立法法》和《行政處罰法》還規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均不得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國務院於2003年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通則》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各種人格權。
平等權的法律保障。中國憲法確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在適用法律時，對於任何人的保護或者懲罰，都是平等的，不因人而異；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憲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政治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選舉權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權利。憲法和法律規定，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外，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選舉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選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並與政黨、社會團體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職領導人員，一律由差額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人民政府正職領導人員、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也由差額選舉產生；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憲法和法律還保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選舉法》、《集會遊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關出版、社團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為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通過強化政府信訪工作責任來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利。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依法保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為了尊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護和管理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國宗教界進行的友好往來和文化學術交流活動，1994年國務院還頒布了《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勞動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法律法規，規范和促進了就業，合理界定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及《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等法規、規章，保證了勞動者在養老、失業、患病、工傷和生育等情況下能夠享有必要的物質幫助。《殘疾人就業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規和規章，對不同類型弱勢群體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給予特別保護。
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物權法》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母嬰保健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加強對特殊群體的保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等法規，規定對城市貧困人口和農村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又無人贍養、撫養、扶養的農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和《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等法規，規定了國家對退役和傷亡軍人及家屬的撫恤優待制度。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義務教育法》強化了國家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責任，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憲法》還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中國參加了22項國際人權公約，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國政府認真履行所承擔的相關義務，積極提交履約報告，充分發揮國際人權公約在促進和保護本國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