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改革比較對法治建設的啟示

① 馬基雅維利與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優劣，以及對當前法制建設的啟示

物體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這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無人懷疑的信條，而伽里 ... 因此，早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馬基雅維利就主張國家的統一，甚至主張用武力

② 西方法治思想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

沒有啟示，

因為這是在東方，而不是在西方。

再說了，西方法治思想也不是西方發展的根本。

③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這對建設法治中國有什麼啟示

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法制國家

④ 人權宣言對我國法制建設有什麼啟示

關於人權建設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人權是在不斷發展著的實踐探索，理論上的豐滿將為人權建設錦上添花，中國在人權事業上，應秉持著一種反思的精神，反思他人同時反思自己。為人類共同的權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歷史意義:
《人權宣言》揭示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原則，否定了封建等級制度，體現了摧毀封建君主專制的要求，成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思想武器，它實際上宣告了舊封建王權滅亡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誕生。
《人權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國資產階級用以法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權利取代了君主個人意志為標志的封建特權。這是在政治和法律領域帶有根本性的變化。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它將啟蒙思想發揚光大，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起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特別對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還推動了其他很多國家民主思想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資產階級民主化的進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學說對亞洲和中國的革命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⑤ 論經濟危機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和啟示

西方經濟學的論文】

[摘要]最近，maryland大學制度改革中心（iris）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就「轉軌國家中法律對個體經濟有何作用」這一議題進行了討論。iris在制度研究這一領域有著數十年的西方經濟學的論文經驗，此次會議的西方經濟學的論文論文已集結成冊，名為《法律在轉軌國家中作用的評估》。該論文集的內容包括：「在轉軌國家這種瞬息萬變、動盪不安的經濟環境中，法律是否真的有效」、「決定法律制度改革成功的因素是什麼」、「法律怎樣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法律的應用是否因經濟主體的特徵及法律程序的性質而異」。本文是對該論文集的一個簡單概述。
最近，maryland大學制度改革中心（iris）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就「轉軌國家中法律對個體經濟有何作用」這一議題進行了討論。iris在制度研究這一領域有著數十年的經驗，此次會議的論文已集結成冊，名為《法律在轉軌國家中作用的評估》。該論文集的內容包括：「在轉軌國家這種瞬息萬變、動盪不安的經濟環境中，法律是否真的有效」、「決定法律制度改革成功的因素是什麼」、「法律怎樣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法律的應用是否因經濟主體的特徵及法律程序的性質而異」。本文謹對該論文集作一個簡單的概述。
近年，對於制度，尤其是法律在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論述不斷出現。多年來，人們都認為法律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微。但是到了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這種看

⑥ 西方法律思想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啟示

開放中有制約，在制約中尋開放。

⑦ 西方法律思想史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有什麼啟示

將這些新的法理學進行人為的分類是有風險的，因為分類就是一種理論的強暴。但是，為了分析就必須分類，這是亞里士多德的道理。在我看來，中國新近的法理學其實大體上延續了兩種傳統。第一種是純粹的法哲學，他們研討法學的基本范疇、探討法哲學的方法論。這樣的法理學與其說是法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這樣的法理學遠離了法律的經驗世界，法理學家沉醉在自己設定的理論框架內沾沾自喜，惟有讓人看不懂的法學論文才是有理論價值的成果，讓人看懂了，就不是法哲學了。第二種是經驗的法理學，法理學家們研究法律的現實問題。他們否定法律的概念與定義，反對法律的抽象思維，他們欣賞傳統的虛無主義和道德的懷疑主義。由於這批法理學先天的不足，他們對法律現實問題的看法不純粹是法律學的，而是法律的社會學、法律的經濟學和法律的政治學。當「法律與……」成為一種時尚的時候，「法律不是自治的學科」，「法學不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背景」，「法律的交叉學科研究」吸引了那些對主流法理學不滿而又缺乏足夠學術耐心年輕學人的眼球。
第一種法哲學不應該是由法學院的人研究的，我們應該把它歸還給哲學家，應該法學院的人並沒有接受系統的哲學訓練；第二種法理學也不應該由法學院的人研究的，我們應該把他們歸還給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兩種法理學是失敗的，因為這樣的法理學是在法學院大門口徘徊，類似於小飯店門口招攬生意的門童，當法律預備科的人們在法學院門口張望、舉棋不定是否應該跨入法律殿堂的時候，他們說「請進入法律的世界，我們給你們准備了法律理論的大餐」，雖然在那個法律世界裡並沒有多少讓人激動與興奮的理論儲備。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欣賞這些新的法理學，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在辛勤地工作。不過，如果我們轉向西方法律思想史，這兩類法理學其實是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淵源的。
從西方法理學或者法哲學的起源來看。最先的成果，一是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和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二是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前者是歐洲大陸法哲學的起點，二是英美法理學的起點。就前者而言，康德和黑格爾的法哲學只是17-18世紀理論的法律總結，確立了近代法學的理論體系，而且，他們的法哲學不是專門要為法律或者法學作貢獻，而是想充實他們的哲學體系。就後者而言，邊沁開設法理學的課程，奧斯丁的貢獻則是首先成為了英國「法理學」的第一任教授。我們可以進行詞源上的分析。法哲學 philosophy of law 法律的哲學，中心詞是哲學，對法律的認識以哲學為起點，以哲學體系為終結。它是哲學的，而不是法學的。法律通過哲學的思考，法哲學脫離了法學，投入到了哲學的懷抱。法理學jurisprudence 法律的知識，中心詞是法律，對法律的認識以法律為起點，以法律結論為終結。它是法學的，而不是哲學的。
我們找到了中國新法理學的理論淵源，當然也不能夠忽視兩者之間的沖突。在我看來，沖突至少有二，其一，中國法理學與西方法理學的相似是一種形式上的相似，而非內容上的一致，我們學會了西方法理學的「武打招式」，而缺少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內功」。新法理學不過是西方法理學個別觀點的方法的借鑒，然後憑著自己的愛好無限發揮。 中西法理學之間是無法面對面地PK的。其二，中國的法理學是不會承認自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徒孫的，因為在自己的世界裡，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遠大的抱負暗藏著一個忐忑不安的心，如同一個著作權法中侵權者，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財富當作了自己的財富。
在我看來，法理學與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關系無非如此：真正的法理學應該進入西方法律思想史世界，該法理學家進入西方法律思想史名人錄；當沒有自己法理學的時候，法理學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根據我們法理學的理論功底和我們法律的實踐，估計中國在未來的50年裡，不會有自己的法理學和法理學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最厚道的方法是摘掉「中國法理學」的牌子，換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招牌。

六、中國的應用法學是法律規范及其文義解釋的世界，在那裡鮮見法律的理論。在應用法學眼裡，法律理論是空談和可有可無；在法律思想史眼中，部門法淺薄和媚俗。打通部門法與法律理論的界限，讓部門法的法律人像個學者，那還得指望西方法律思想史。

如果我們把視角僅僅局限在法律史學和法理學，那麼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國法學的口號是不完全的，我們由此還得分析應用法學。應用法學還可以區分為傳統的和新興的分支，我這里僅以刑法和侵權法為例予以說明。
中國的刑法思想史還是有一些文獻的 。在刑法學界，有些已經成為了經典，而以思想史角度來看，這些著作寫得是如此的草率，使人常常提出這樣的疑問：是不是因為作者在刑法學界的大名使這它們得到了不應該得到的學術評價？
拋開刑法學家所寫的刑法思想史著作，我們探討一下中國刑法的理論基礎。如同中國法律史一樣，中國刑法史和學說史一個方面源遠流長，另外一個方面在近代出現了斷裂。中國當下刑法應該從中國傳統找到歷史的基礎？還是從西方法律中尋找歷史基礎？在刑法學界看來不是一個問題，肯定不是中國的傳統。 從刑法的理念上看，現代刑法理論上溯到貝卡利亞—孟德斯鳩——黑格爾，下溯到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國傳統因素在現代刑法中的體現，只是體現在刑法工作者的潛意識里，通過法律的實踐淡淡地滲透在社會生活之中。其實，當今的刑法學的理念無非是兩條：一個西方近代學者的主客觀意志論，二是法律是政治的工具的刑法政治論。在後者，義大利的犯罪社會學派或者稱之為刑法的實證學派包含在其中，最終以刑法的政治學派覆蓋了刑法的社會學派。通常的情況下，在兩者相互沖突的時候，前者讓位於後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刑法學是最不講道理的學科。
盡管如此，社會還得需要刑法的理論，因為當出現新的犯罪和懲罰現象的時候，社會要求刑法界拿出刑法的理由來，換句話說，當刑法學界要證明某個刑法制度的正當理由的時候，現有的規范充斥的刑法學是勉為其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理由只能夠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去尋找。是否應該廢除死刑？財產類的犯罪是否可以用罰金取代自由刑和生命刑？法律類推（擬制）如何與法律不溯及既往相互協調？是否應該保障罪犯的人權？這些問題僅僅從現實社會中去尋找答案，不會得到令人滿意的理論支持，因為當今中國的刑法制度源於西方的法律制度，我們只能夠比較西方法律的理論基礎與中國現實之間的可兼容性，由此決定是否採用這樣或者那樣的刑事政策和刑罰措施。

⑧ 孫志剛案件對我國的法治建設有何啟示意義

孫志剛案件在我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當年，就是因為孫志剛在收容所死於非命，事件見諸媒體，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法律工作者對「收容制度的合法性」的強烈質疑。當時在法律界引發一場空前絕後的大討論。
同時，在法律工作者的促動下，我國取消了收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