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東法實現中國社會科學

⑴ 吉大2018刑法學碩士參考書有變化嗎

吉大2018刑法學碩士參考書沒有變化，參考書目如下。

刑法學考研初試科目

①政治

②201英語一或202俄語或203日語

③625綜合(法理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

④825中國刑法學，專業課參考書目：《法理學》張文顯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刑法學》(上、下)李潔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民法》(第二版)郭明瑞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犯罪學要論》張旭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蔡立東法實現中國社會科學擴展閱讀

吉林大學基本介紹

吉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坐落在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是國家一流大學建設高校。

學校學科門類齊全，下設46個學院，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12大學科門。

學校師資力量雄厚，有教師6624人，其中教授2218人，博士生指導教師1618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0人，雙聘院士51人，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7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20人，「萬人計劃」入選者39人，國家級教學名師7人。

學校現有國家重點實驗室5個，國家工程實驗室1個，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6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2個（其中包含2個籌建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個，其他行業部委重點實驗室21個。

學校現有6個校區7個校園，校園佔地面積611萬多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276萬平方米。學校在珠海市建有珠海校區，佔地面積5000畝。學校圖書館各類藏書757萬冊，已被確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藏書館。

⑵ 法律：請舉出幾個，法人代表，負擔破產公司債務的，例子。（法律高手進。）

你指的應該是「揭開公司面紗」吧？
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又稱「公司人格否認」、「公司法人資格否認」、「股東有限責任待遇之例外」、「股東直索責任」，指控制股東為逃避法律義務或責任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濫用法人資格或股東有限責任待遇、致使債權人利益嚴重受損時，法院或仲裁機構有權責令控制股東直接向公司債權人履行法律義務、承擔法律責任。公司法人資格否認制度以公司法人資格之存在為前提。如果某企業自始至終未取得法人資格或法人資格存在瑕疵，就談不上公司人格之否認。公司人格否認制度與股東有限責任制度一張一合，共同構成了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內容。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在大陸法中稱為「直索（Durchgriff）責任」(王利明：《民商法理論與實踐》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544頁。)或「透視」理論。 所謂公司面紗，即公司作為法人必須以其全部出資獨立地對其法律行為和債務承擔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與其股東具有相互獨立的人格，當公司資產不足償付其債務時，法律不能透過公司這層「面紗」要求股東承擔責任。(沈四寶 王俊：《試論英美法「刺破公司面紗」的法律原則》 載於《經濟貿易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所謂「刺破公司面紗」，是指在某些情形下，為保護公司之債權人，法院可揭開公司之面紗，否定股東與公司分別獨立之人格，令股東直接負責清償公司債務。(柯菊：《一人公司》 載於《台大法學論叢》第22卷第2期。) 法律即應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獨立的價值，將維護公司的獨立人格作為一般原則，鼓勵投資者在確保他們對公司債務不承擔個人風險的前提下大膽地對公司投入一定的資金，又不能容忍股東利用公司從事不正當活動，謀取法外利益，將公司人格否認作為公司人格獨立必要而有益的補充，使二者在深沉的張力中，形成和諧的功能互補。(蔡立東：《公司人格否認論》 載於《民商法論叢》第2卷第327頁。) 從法律上看，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收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的權利，不管個案的實際情況如何，至少在理論上股東是公司的最終所有者，享有對公司的經營管理權，他還往往能夠獲得超過其全部投資總額的股息或紅利。而公司獨立人格——有限責任制的介入則將股東意識到的投資風險限制在其出資額范圍內，並可能將其中一部分轉稼給公司外部的債權人，使股東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風險失去均衡。相反，債權人作為公司重要外部利害關系人，無權介入公司內部的管理，缺乏保護自己的積極手段。其在股東僅負有限責任的體制下一旦公司因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虧損，必將蒙受重大損失。可見，有限責任制注意了對股東的保護，卻對債權人有失公正。(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325頁。) 有限責任公司債權人利益的這種不公正如果長期堅持下去，將會造成道德公害。(張忠軍：《論公司有限責任制》 載於《寧夏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第79頁。)

我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其它國家也有相關的法律規范，英美法系為相關司法判例。
編輯本段英美法系適用條件
據英美法學家們的歸納，在英美法系國家適用「揭開公司面紗」制度還是有幾條充分必要的條件的。 1 人格混同。 2 不當控制。 3 財產混同。 4 資產嚴重不足。

⑶ 蔡立東的學術觀點

在私法領域的學術研究中，蔡立東教授一貫倡導個人主義方法論，主張個專人構成屬了人之科學中分析的終極單位，也是各種價值的最終歸宿。不考慮有目的的行動者個人的計劃和決策，所有的社會現象都不可能得到理解。社會中存在的超越個體的規則、結構和可理解的模型是個體協商和選擇的結果。進而認為個人的利己本性是一切社會關系形成和展開的人性基礎，注重從個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發互動和路徑依賴這一獨特視角理解規則、結構和可理解的模型等的生成和變遷。在此基礎上，確立了明確的民法觀，即民法是解決私人間利益沖突的技術機制，它以裁判規則為主體。這一民法觀構成了蔡立東教授認知民法問題、確定問題解決的民法思路、提供問題的民法解決方案的基本線索，並具體地體現在其研究成果之中。

⑷ 一篇論文 《如何看待當前國際形式》

論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法律責任

李斌
【正文】
摘 要:作為跨國公司整體結構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海外子公司,在法律上是根據所在國法律設立和經營的獨立於母公司的東道國法人,但在其經營過程中為滿足母公司全球目標的整體利益而作出損害自身利益並進而損害東道國利益的行為選擇是一個經常性的可能與事實。如何在某些特定的法律關系中確認公司人格否認作為公司人格獨立的必要而有益的補充,應當成為國際經濟法律體系重構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關鍵詞:跨國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公司人格否認

在經濟生產與協作日益國際化的當代,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國際經濟互動中舉足輕重的主體,以至於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的擴展毫無疑問地可與蒸汽機、電力、汽車的發明相媲美,成為現代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1](P1)。根據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跨國公司行動守則》的界定,跨國公司是指「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實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決策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因而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於所有權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2](P15)。上述定義表明,跨國公司具有跨國性、戰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公司內部的相互聯系性等基本特徵。[3](P33)跨國公司設在不同國家的子公司、參與公司、分公司等實體,為服從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戰略,在母公司的集中控制與管理下形成一個以全公司利益為基本目標的經濟整體。

作為跨國公司整體結構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海外子公司,在法律上是根據所在國法律設立和經營的獨立於母公司的東道國法人。但由於任何跨國公司子公司都是在母公司高度集中的管理下從事生產、銷售、擴張等經濟行為,而這些經濟行為的價值並不依其在東道國獲得的利潤來判斷,而是據其對公司整體目標的貢獻大小來衡量,[4](P37)故跨國公司子公司在其經營過程中為滿足母公司全球目標的整體利益而作出損害自身利益並進而損害交易對方乃至東道國國家與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選擇便是一個經常性的可能與事實。跨國公司母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其對子公司的控制關系進行自上而下的統一決策,通過資產混同、內部價格轉移、再返還基金或其他財產、子公司空殼化等途徑來規避本應適用法律的實際效果。這種「跨國公司內部化了的法律規避及其他欺詐遠比普通的『利益對立』或『陌生』的民商事主體之間發生法律規避更為頻繁」[5](P60)。以下是幾個頗具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一:Re.F.G影片公司案。[6](P347)一家美國公司依照英國法設立一家英國公司,其資本為100英鎊且90%的股份為該公司的經理持有。公司雖依英國法設有三位董事,然而並沒有工作人員,也沒有營業所,惟一有的僅為公司登記時所必需的登記之公司主事務所。雖然這一英國公司資金短缺,實際僅為一空殼,然而由美國公司提供器具和財政援助,完成了一部以英國公司為名義上製作人而拍攝的影片,並申請登記為英國影片以逃避高額征稅。但英國政府不承認該影片為英國公司所拍攝,並拒絕其登記為英國影片,其後訴至法院。

案例二:Johnson &Johnson有限公司案。[7](P344)J&J公司在歐洲14個國家裡擁有38子公司,其中28個是在歐共體的成員國。該集團在歐洲並沒有特定的中心辦公室,而且所有子公司都對在美國的母公司負有直接說明(directly accountable)的義務。在一次調查中,歐共體委員會認為, J&J的許多子公司具有反競爭行為,其中有三家全資子公司在其與當地葯品經銷商簽定的合同中,訂有目的在於禁止或阻礙類似商品輸出到其他成員國的特別條款,通過防止這些產品在其他國家的轉賣而保護分割的國內市場,因而嚴重觸犯了歐共體反競爭法的規定,應追究母公司的責任。

案例三:印度博帕爾毒氣泄露案[8](PP1-39)。這是一起震驚世界的著名案例。位於印度中央邦博帕爾市的博帕爾化工廠由「美國聯合碳化公司」的印度子公司「聯合碳化印度有限公司」直接所有和經營。1984年12月初,該廠發生了嚴重的甲基異氰酸鹽劇毒氣體泄漏事故,當時直接致死的人數高達2000多人,最初的請求賠償數額高達31.2億美元,如果由印度子公司對眾多的受害者給予賠償的話,即使將該子公司的全部凈財產都用來賠償,也僅有9530萬美元,難以補償受害者的損失。所以,印度政府出面代表所有原告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美國聯合碳化公司對印度的受害者承擔直接的賠償責任。

在以上三個分別涉及稅收、反不正當競爭與侵權的案例中,都共同存在著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經營過程中所產生責任的歸屬認定問題。根據公司人格獨立這一公司法中的基本制度,跨國公司設在海外的子公司具有當然的法律人格。相對於其母公司,它們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子公司根據東道國法律的規定,能獨立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能獨立進行訴訟,並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但是,以上述案例為代表的二戰後數十年間跨國公司迅猛發展過程中的種種事實表明,由於跨國公司母公司在實際上管理和控制著子公司,根據其全球戰略指示子公司為了整個集團的利益進行活動,把子公司作為推行其商業政策的工具,有時甚至無視或損害某些子公司的利益進而給子公司內的少數股東和債權人甚至子公司所在國的利益帶來嚴重的損害,對子公司所在國的經濟生活與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以上情形中,傳統公司法中的有限責任原則已經成為跨國公司母公司惡意逃避承擔法律責任的工具。面對國際經濟生活的現實,如何突破傳統法人人格獨立制度的束縛,在某些特定的法律關系中確認公司人格否認作為公司人格獨立的必要而有益的補充,以實現國際經濟活動領域中法律適用的公平目標,應當成為國際經濟法律體系重構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基於對公司人格獨立———有限責任制度絕對化而可能對債權人、少數股東和被侵權人等造成損失的認識而進行反思、檢討、修正的實踐開始和發展於各國國內的經濟法律中。綜觀各國的有關理論建構與立法、司法實踐主要有:

(一)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最早源於英美法國家在數個世紀前所作的有關判例之中。在這之後的一系列此類案件的處理中,有關理論得以逐步建立並發展起來。
1.代理說。該種學說認為,如果某一公司從設立、存續到經營都完全是依附於另一居於控制地位公司的指令時,那麼這一從屬公司實際上已經成為控制公司的「工具」(instrumentality)、「化身」( stovge )、「傀儡」( puppet)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法律人格。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代理人與被代理人之間的關系,從屬公司對外行為所產生責任應當然由居於被代理人地位的控制公司承擔。在以美國1951年Henderson V. Rounds & porter Lumber Co.案為代表的一些著名案例中,法官們提出了貫徹這一理論一些具體標准:子公司的利潤是否作為母公司的利潤、子公司的管理人員是否由母公司任命、母公司是否為整個企業的決策總部、母公司是否支配子公司的業務與決定資金投放等重大問題、母公司是否對子公司行使不斷的和實際上的有效控制等。[9](P54)
2.工具說。依據此說,當根據特定標准可以認定從屬公司的經營活動完全是為了母公司利益的需要,其存在的價值只不過是成為母公司的「工具」或「器具」(tool)時,該從屬公司已經實際上喪失法律主體地位。一般認為,運用這一學說必須把握三個基本要素:(1)過度控制( Excessive Control )。這一要素要求在認定某一公司已成為其母公司的工具時,絕非僅依據於母公司掌握了其多數或全部股份這一事實,而是必須存在母公司對從屬公司從財務管理到經營決策等全方位的充分控制(Full Control)。工具學說的創始人Fred Erick Powell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提出了可供考慮的因素體系,涉及股份持有、財務資助、資本不足、薪金支付、內部貸放交易等17個方面。[7](PP8-24)(2)母公司的不當行為(Wrongful Act),即母公司利用對子公司的充分控制而實施了詐欺、規避法律義務或侵犯公司合法權利等行為。(3)因果關系。指損害賠償的提起與過度控制和不當行為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必然聯系。
3.企業整體說。這一學說主張:應以利益上的聯系而非形式上的獨立作為界定經濟領域中法律主體存在的准繩。多個形式上獨立的公司若在相互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利益聯系並且基於這種聯系而形成一個事實上的企業整體(Enterprise Entity)時,這些公司實際上已經成為這個企業整體的不同部門而當然喪失獨立法律人格。這一建立在越來越多出現的公司集團與跨國公司實踐基礎上的學說徹底突破了傳統公司法上的獨立人格理論。

(二)大陸法系
1.德國法。德國《1965年股份公司法》被不少學者譽為世界上有關母子關聯公司的最先進的立法。該法第三編規定,當公司間存在著多數權益或多數股份的佔有和被佔有關系,直接或間接地施加和被施加決定性影響關系或者是在法律上雖相互獨立但事實上組成聽命於同一管理機關的康采恩等關系時,支配企業必須承擔提高法定盈餘公積金數額(第300條)、限制盈餘轉移最高數額(第301條)、承擔從屬公司特定期限內虧損(第302條)、對從屬公司債權人提供擔保(第303條)、在盡其正常與忠實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下對從屬公司進行指示(第309條)及不得對從屬公司施加不利於其利益的影響等額外義務保護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2.法國及歐盟法。法國《1996年商事公司法》對母子公司作出了具體界定並在破產法和勞工法等法律中明確規定若存在母公司對子公司的不當干預或過度介入情況,則母公司必須對子公司由此而產生的債務負清償責任。具體而言,在下列情形下,可發生子公司破產程序及於母公司財產的效力:(1)處分子公司的資產有如這些財產是母公司的財產一樣;(2)利用子公司為母公司的利益服務;(3)利用子公司的資產和貸款而導致損害子公司利益;(4)壓榨子公司以致其破產;(5)毀壞文件或不為子公司業務保存適當的記錄;(6)巧取詐騙子公司的資產。[10](P54)歐盟公司法第九號指令亦明確規定:若控制公司利用其影響力使從屬公司為不利於己的法律行為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控制公司對其從屬公司所受之損害,應當補償。[11]

(三)中國
我國到目前為止尚未出台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但自80年代以來圍繞幾次大規模整頓公司的特定政策的實施,曾出現過一些類似於公司法人格否認的特別規定與司法實踐,其中被學者廣為引用的是1990年《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公司中被撤並公司債權債務清理問題的通知》中關於「公司雖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注冊,但實際上沒有自有資金,或者實有資金與注冊資金不符的,由直接批准開辦公司的主管部門或開辦公司的申報單位、投資單位在注冊資金範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清償責任……公司的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如有抽逃、轉移資金、陷匿財產逃避債務的,應將抽回、轉移的資金和隱匿的財產全部退回,償還公司所欠債務」的規定和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後民事責任承擔的批復》中關於「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在其實際投入的自有資金雖與注冊資金不符……如果該企業被撤銷或歇業後,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開辦企業應當在該企業實際投入的自有資金與注冊資金差額范圍內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這兩條規定雖然與公司法人格否認的一般法理存在某些共同之處,但有學者認為,它們在運用的法律後果、被適用的主體、責任人承擔責任的范圍等方面存在本質的區別。[7](PP357-359)令人遺憾的是,現行《公司法》雖然將保護債權人利益作為立法宗旨之一,卻未能在具體制度上吸收公司人格否定的內容。針對濫用公司獨立人格現象的日益普遍發生,顯然有必要在今後的相關立法(如有的學者所主張的專門的企業集團立法或關聯企業立法)[12](PP249-252)或司法解釋中加以規定,以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自己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製度。

縱觀前述兩大法系關於公司法人格否認問題的諸項理論及立法構建,雖然都存在著各自的不足與缺陷:代理說所依據的代理理論根本不存在否定代理人(從屬公司)主體地位的問題且認定代理關系存在的具體標准難以把握;工具說可據以考慮的繁多因素缺乏統一的標准;企業主體說則過於激進,其適用將對公司集團或跨國公司的健康發展造成極大阻礙;大陸法系的成文規定則也存在執行成本太高的共同難題,但是它們在各自的適用范圍內作為對傳統公司法人制度的補充與完善,作為對各種濫用公司法人格導致的不公平事實進行事後規制的救濟手段,已經並正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體現著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比較分析這些表現不同表述各異的理論、立法構建及相關實踐,不難發現由於共同的價值取向考慮的一致性,它們在認定條件、適用場合等基本問題上都有著諸多共同的考慮因素,區別則在於側重點及具體量化標准有所不同。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當出現母公司設立子公司明顯資本不足、母公司與子公司過度混合(extreme commingling)、母公司利用對子公司達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進行逃避合同義務或規避法律義務的活動等情形時,[8](P150)都往往將導致法院作出否認子公司獨立法律人格而要求母公司承擔有關責任的認定和判決。那麼,這些共同存在各國理論與司法實踐中的公司人格否認認定條件與適用場合的內容顯然也應當成為將來中國法人格否認制度的基本框架,並在此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規定出具體量化標准與不同側重點。

上述這些各國國內法上關於公司法人格否認的已然或將然規定當其適用於各國涉外經濟貿易活動的調整時,便當然成為國際經濟法律淵源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對國際經濟層面的公司法人格否認,對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其子公司的法律責任承擔問題提供國內法上的解決途徑。但是,由於各國的立法與判例之間甚至於一國的立法與判例之間至今還難以確立權威統一的固定法則,此外,基於各國國內立法在域外適用效力上的限制,還存在有關國際私法規則的統一和跨國公司母公司在子公司所在國沒有或缺乏可供執行財產情形下因公司所在國對子公司所在國法院的判決的承認與執行與否等問題,故這種現實中形成的以各國國內法來解決跨國公司母公司法律責任問題的模式顯然尚存在著種種難以克服的障礙。面對當前國際經濟生活領域中日益頻繁出現的跨國公司母公司濫用子公司法人格獨立制度的現實,有必要在立足國內涉外法解決模式的基礎上,通過廣泛的國際合作探索新的可能解決途徑。

1.完善、補充《聯合國跨國公司行動守則》的有關規定。《聯合國跨國公司行動守則》是二戰後第一個系統規定跨國公司諸項法律問題的國際層面的文件,由6個主要部分組成,包括跨國公司的定義、活動與行為等方面的規定,但並未涉及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法律責任承擔問題[13](P89)。面對日益增加的相關現實問題,作為一項試圖建立有關跨國公司全面統一的多邊規則的嘗試,該守則無論從現實迫切的需要還是基於完善內容結構的角度都有必要盡快把跨國公司母公司法律責任承擔的內容補充進去。雖然以往國際社會相關努力的經驗反復表明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統一實體法的規范與協調極其困難,雖然該守則至今並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拘束力,甚至近20年來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的種種努力與工作並未取得多少實質性成效,但由於該守則體現了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關於對迅猛發展的各類跨國公司行為加強管制、加強規范的共同願望,隨著有關國際協調與合作的加強,該守則的法律影響與積極作用必將逐步顯露出來。屆時,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或機構的主持下進行國際統一法層面的具有確定拘束力的有關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法律責任承擔制度的相關規則制定便也具備了現實的准備與基礎。

2.隨著各國相關立法或判例在涉外經濟領域中求同存異的發展趨勢,有關公司法人格否定的各國一致性規定可能成為「一般法律原則」而上升為國際法淵源。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的規定:「(一)法院對於陳述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1)不論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條者;(2)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對《國際法院規約》該條規定所提及的「一般法律原則」確切含義,在各國的不同國際法學者間曾引發過長期、激烈的爭論。主要主張有三種:一是認為一般法律原則就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或一般原則;二是認為一般法律原則從「自然法」中直接產生出來,包括國際法一般原則和國內法的一般原則;三是認為一般法律原則指的是各國法律體系中某些共有的原則,即世界上各大文化代表國家和各主要法系代表國家的國內法中通過比較分析而得出的一些一般性、共同性的法律原則。目前第三種觀點已經成為大多數國際法學者的共識。但至今在各個國家的國內法中究竟存在哪些共同性的一般法律原則當前尚無法形成統一認識。著名國際法學者勞特派特運用歸納的方法列出國際常設法院和國際法院所作的判決與咨詢意見中曾涉及的一般法律原則有:當事者不得自己審判原則;權利濫用原則;違反約定就有賠償的義務原則;權威解釋原則;已判事項原則;當事人不得以自己的非法的行為作為不履行義務的理由原則;「訴訟未決期間」原則;禁止反言原則等等,內容涉及公法與私法,實體法與程序法等各方面。[14](P95)如前所述,基於共同目標取向考慮而形成的各國有關公司法人格否認的立法與判例盡管存在著具體制度標准與表述上的差異,但有著共同的基本框架。並且,在各國相關司法實踐為克服各自理論或制度缺陷而發展的過程中,無疑將進一步強化這些有關根本內容的相似性並進而可能形成一些共同性的原則。國際法院曾在Barcelona Traction一案中所持的拒絕揭開公司面紗原則的立場被某些學者視作「為國際社會發展新型的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制度樹起了障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在跨國公司問題上的發展」[10](P64)。但若認真分析該案事實及裁判經過:Sofina公司是一個主要股本由比利時人控制的比利時公司,它所控制的另一個比利時公司———Sidro公司是成立於加拿大,總部也在加拿大的一個控股公司Barcelona traction 公司的母公司, Barcelona traction公司則另外控制著14個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子公司。針對比利時提出的享有對Barcelona traction公司外交保護權的要求,國際法院認為由於相關訴訟所涉及利益不是股東對公司的權利,而是Barcelona traction公司自己的利益,而比利時在該案中缺乏相關法律利益,故拒絕對Barcelona traction公司進行法人格否認,判決加拿大作為Barcelona traction公司的成立地國及公司總部所在國有行使外交保護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法院在該案中主要是基於「訴訟所受影響利益是Barcelona traction公司自己的利益」這一考慮而作出了判決,並未否認各國有關揭開公司面紗的相關理論與立法。恰恰相反,審理該案的國際法院法官的多數意見支持「法律已認可法人實體的獨立人格不能視為絕對的」,「在國內法中已經積累了揭開公司面紗的豐富實踐……」(1970INTERNATIONAL COURT PUBLICATIONS.J.4.38-42.)。隨著可以預計的跨國公司的不斷發展與各國對跨國公司活動監管控制的不斷加強,當出現跨國公司子公司所在國為追究跨國公司母公司法律責任而與行使外交保護權的母公司所屬國產生爭端並訴至國際法院的情形時,若名義上禁止「遵循先例」原則而實際上卻享有「司法立法」(Judicial legislation)效果的國際法院由於缺乏其他裁判依據而認定並採用各國關於子公司人格否認的一般性共同原則時,必將類似於國際法院在其他裁判或咨詢案件中對所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作出的促進與發展一樣,極大地推動有關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承擔法律責任問題的國際統一規則的發展。

此文曾發表於《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38卷

【注釋】
[1]尼爾•胡德,斯蒂芬•揚.跨國企業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4.
[2]UN,CTC.The united Nation Code of Conct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Z].UN.Publications on sales №.E.86.
[3]余勁松.國際投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儲祥銀.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發展變化及其對世界就業的影響[J].國際經濟合作,1995,(7).
[5]李金澤.跨國公司影響下的國際法律沖突新問題[J].南京社會科學,2001,(3).
[6]蔡立東.公司人格否定論[J].民商法論叢,1994,(2).
[7]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姚梅鎮,余勁松.國際經濟法成案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9]石靜遐.母公司對破產子公司的債務責任[J].法學評論,1998,(3).
[10]李金澤.跨國公司對傳統公司法的挑戰[J].清華法律評論,2000,(3).
[11]王泰銓.歐洲公司法導論[J].台北:法學論叢,1993,(25).
[12]施天濤.關聯企業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3]姚梅鎮.國際經濟法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14]王鐵崖.國際法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⑸ 吉林大學法學院的歷任領導

2001年6月，霍存福任院長，徐衛東、趙新華、呂岩峰、李洪明、李新田任副院長；孟憲鐸任黨委書記，李新田任副書記

2004年12月,學院行政領導班子換屆,徐衛東任院長，張旭、馮彥君、黃文藝、陳殿友任副院長。

2005年5月，增補於瑩同志為黨委副書記。

2006年4月，李新田同志調至校出版社工作，張光宇同志任黨委副書記。

2008年12月,學院行政領導班子換屆,姚建宗任院長，張旭、李建華、蔡立東、黃文藝、張光宇任副院長。

2009年3月,學院黨委換屆,李洪明任黨委書記，於瑩、趙潔任副書記。

2012年12月,學院行政領導班子換屆,學校任命姚建宗繼續擔任院長，任命李建華、蔡立東、孫學致為業務副院長，張光宇為行政副院長。

2013年3月，學校任命李洪明繼續擔任法學院黨委書記；4月，任命趙潔繼續擔任法學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徐傑任法學院黨委副書記。

2013年5月，任命杜宴林兼任法學院副院長。

2015年4月，學校任命蔡立東擔任法學院院長。

2015年11月，學校任命徐岱、任喜榮為法學院副院長。

(5)蔡立東法實現中國社會科學擴展閱讀：

學院現設六個教研部、兩個法學核心期刊：《法制與社會發展》與《當代法學》，以及英美法律研究中心、歐盟法律研究中心、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德國民商法研究中心、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研究中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研究中心、WTO與中國法制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機構。

有40項成果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教育部優秀教學成果、司法部法學教材優秀成果、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一、二、三等獎。

⑹ 物權法對國有企業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呢

http://www.stdgx.com/article.php?tid=139

我國修改物權法草案 防止企業並購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編輯: stdgx 發表日期: 2006-10-27 21:48 復制鏈接

新華網北京10月27日電（記者任芳、王婭妮）在27日開幕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正在進行第六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在保護國有資產方面又添重要一筆：通過「合並分立」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今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對物權法草案進行第五次審議時，一些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現實生活中，通過企業並購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嚴重，應作出有針對性的規定。

草案據此將有關條款修改為：「違反國有資產管理規定，通過企業改制、合並分立、關聯交易等，低價轉讓、集體私分、擅自擔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隨著我國國有資產監管體系逐步建立和股權分置改革接近尾聲，為國有企業大規模進行並購重組創造了條件。

一家境外金融與商業顧問公司均富企業金融新近一份報告顯示，從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價值140億美元的中國內地公司為境外企業所並購，交易金額比上年同期增長52％。

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負責人指出，在國有企業並購重組過程中，「蛇吞象」、政府「拉郎配」、「合並報表」式的虛假重組、非相關產業重組等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方式。這些重組難以保證企業創造不斷增長的利潤，往往會發生大股東侵佔、非法轉移國有資產。

有關人士指出，物權法草案六次審議稿在保護國有資產的條款中添加的「合並分立」幾個字，將有利於今後更有針對性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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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6325
平等保護原則：中國物權法的鮮明特色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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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物權法上的平等保護原則，是指物權的主體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權和其他物權在受到侵害以後，應當受到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平等保護是物權法的首要原則，也是制訂物權法的指導思想。平等保護原則充分體現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的特色，因為在西方國家，物權法以維護私有財產為其主要功能，所以沒有必要對所有權按照主體進行類型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平等保護的問題。但是，在我國，由於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在法律中尤其是物權法中確立平等保護原則對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一、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

物權是一定財產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歸屬和利用關系的法律，必須確認和體現一國憲法所確認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物權法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內調整財產的歸屬與利用關系，「物權制度有關一國的經濟，勢不能不採取一貫的政策，以為社會的准繩。」[1]也就是說，物權法必須採用憲法所確定的政策作為其基本規則設計和體系構建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物權法也必須反映一個國家的所有制關系形態。正如德國法學家鮑爾所指出的，「作為法律制度一部分的物權法，包含著人類對財務進行支配的根本規則。而該規則之構成，又取決於一個國家憲法制度所確立的基本決策。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制度，也是建立在該基本決策之上，並將其予以具體化。」[2]正因如此，物權法才具有濃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我國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歸屬和利用的法律，是憲法所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民法上的表現，也是憲法中保護各類財產權利法律規則的具體化。因此，物權法必須體現憲法的精神，符合憲法的要求。

物權法作為基本財產法，必須反映憲法的所有制關系。西方國家的物權法以保護私有財產權作為其基本的功能[3]，而我國物權法雖然也具有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功能，但它對財產權的保護不是單一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因而我國物權法必須確認平等保護原則，反映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和維護多種所有制的需要，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財產。物權法草案中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正是憲法所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物權法上的具體體現，也是對憲法的基本精神的反映。

之所以說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是因為該原則符合我國憲法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憲法》第6條的規定，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形態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構成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正是對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充分反映和具體體現。

首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內容上包括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的平等，並不意味著不同所有制之間存在高低差別。所謂「以公有制為主體」，主要是強調各種公有制對國計民生、經濟安全以及政府實現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及其對國民經濟的重要影響，也是為了保證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屬性。我個人理解，「主體」的本意更多的是強調公有制對經濟關系的影響力和對經濟生活的基礎性作用。比如說，對關繫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鋼鐵、交通、汽車、能源等大型產業實行共有制，有利於保證基本的經濟制度和屬性，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實現政府的調控能力。只有保證公有制的主體性的作用，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方向。上述憲法條款雖然在措辭上存在著主體和非主體的差別，但只能理解為各種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是有差異的，而不能理解為各種所有制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不是說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公有制處於優越的法律地位，其它所有制處於次要的法律地位。正是因為在憲法上，多種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決定了物權法草案需要規定對各類所有權的平等保護原則。

其次，平等保護完全符合憲法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一種觀點認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為憲法第12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第13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核心條款和關鍵條款，兩者並不能是平等和同等的，否則不能表明我國物權法和西方國家物權法的區別。物權法堅持平等保護原則，與憲法的相關規定是不符合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對憲法的誤解。現行憲法第12條的規定，作為一條宣示性的條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在1982年制訂該條的時候，針對文革期間一些人大搞「打、砸、搶」，破壞公共財產的現象，在憲法中宣示公共財產的神聖性是必要的。作出這種規定，從強化國家主權的角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一些國有自然資源與國家主權具有密切的聯系，有必要從強化國家主權的角度有必要宣示公共財產的神聖性。但這一條的規定顯然不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不能因為存在「神聖」兩個字就認為憲法所確認的各種所有制是不平等的，更不能從「神聖」兩個字就引申出要對國有財產優先保護，而對私人財產另眼看待。當然，憲法第12條的規定並不是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憲法》第6條 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 的規定才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

第三，憲法關於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強調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而共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就是平等保護。一方面，按照《憲法》第6條的規定，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形態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雖然規定了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但同時維護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根據這樣一種所有制所採取的戰略取向，就是我們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實行多元化，鼓勵和保護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點。既然要實行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就要對其它經濟成分給予同等保護。所以，強調物權法對不同所有制的平等保護，這也是對憲法同等保護各種所有製成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沒有平等保護就難以有共同發展，失去了共同發展，平等保護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應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只有通過物權法規定平等保護的原則，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排除各種「左」的和「右」的干擾，堅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憲法規定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規律的總結。實踐證明，只有努力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從長遠來看，物權法之所以要確認平等保護原則，就是要使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長期存在。通過平等保護，促進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物權法在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作用。

第四，平等保護與產業政策等方面的差異並不矛盾。應當承認，在我國，不同的所有制在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准入、銀行貸款等方面有所區別，對不同的類型的企業，國家在稅收、信貸、市場准入和用人指標等方面確實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異，對一些國有企業在貸款上確實存在這傾斜。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必須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但這些區別與平等保護原則並不矛盾。物權法是私法，它確立的是財產的歸屬和利用，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關於市場准入等方面的特別規定，其屬於公法調整的范疇，而不屬於物權法的內容。事實上，各國在產業政策上針對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主體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並不影響對私有財產的平等與統一的保護。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差異主要影響的是財產的取得，而並不影響對已經取得某一財產權的民事主體之間的平等保護，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涉及的是民事主體取得財產權之後的平等保護問題。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它們取得財產之前的差異，在取得財產以後，法律對它們的財產當然要給予平等的保護。物權法並不涉及有關取得財產的優惠的調整，也不應該介入政策性優惠的領域。從物權法角度出發，具有不同來源和不同性質的財產，一旦確定其具有確定的歸屬之後，它們在交易關系中，就應該適用同一法律規則。

之所以說，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是因為我國憲法不僅確立了多種所有制形式，而且規定了對所有權的平等保護。憲法本身對財產的保護，就貫徹了平等原則的要求。例如，現行憲法雖然規定了「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同時又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4]憲法強調對國有財產的保護，但是，憲法對各類財產規定的實際保護規則，並沒有差別。尤其應當看到對各類財產權的平等保護是國家的義務。例如，憲法修正案第21條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該條實際上明確了國家負有保護對非公有制經濟義務，國家機關在行使各自的職權過程中負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不受侵害的義務。所以，按照我國憲法學者的一致看法，從憲法本身的內涵來看，實際上也體現了平等保護的精神[5]。而物權法的平等原則，只不過是憲法平等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具體表現。

之所有說，平等保護原則是符合憲法的，是因為對各類財產的平等保護符合憲法平等保護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的法律原則，也是基本的憲政原則。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6條就宣稱，「法律對於所有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般認為，憲法中的平等既是一種基本權利，又是一項憲法原則。因為「憲法意義上的平等概念，是一種以憲法規范的平等價值為基礎，在憲法效力中體現平等的內涵。」[6]所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這一類的憲法規范，對於國家一方而言，即可表述為「平等原則」，而對於個人一方而言，即可表述為平等權。[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也包括了財產權的平等。一方面，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權利的平等，財產權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依據平等原則，必然應該與公共財產一起受到平等的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作為主體的基本權利，對於保障其主體資格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財產不平等就談不上主體的平等，尤其是對企業而言，企業與其財產是不可分割的，企業財產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血脈。從一定意義上將，企業本身甚至是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才財產。在一些企業買賣中，企業本身也是當作財產來作為交易的對象的。如果財產不平等，這也就意味著主體是不平等地，勢必會動搖法治社會的根基。在我國，已經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而法治國家的特點就是要對各類主體進行平等保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僅僅是所有制形式本身要求平等保護，而且各類財產權要求平等保護，法治社會的根基就是對所有社會主體都要平等對待。

二、平等保護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准確、全面地理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要看到，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除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這一面之外，還包括另一面，就是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整表述。只有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完整、全面的理解與認識我國憲法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據此，作為調整財產歸屬和利用關系的物權法，應當把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作為其基本的任務和目標之一，為此，物權法草案就必需要確立平等保護原則，保障所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的平等地位，確立起點的平等，使得每一主體能夠進行平等的交易和公平的競爭，最終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第一，堅持平等保護，才能為市場經濟提供基本的產權制度框架。平等保護原則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所決定的。所謂市場，是由無數的每天重復發生的紛繁復雜的交易所構成。交易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財產權和合同，因為交易要求以交易主體各自享有財產權為前提，並以財產權的轉移為交易追求的目的。因而產權的構建是市場的基本規則，但作為市場經濟規則的產權制度，必須建立在平等保護的基礎上。因為，一方面，市場經濟天然要求平等，因為交易本身就是以平等為前提，以平等為基礎。否認了平等保護，就等於否定了交易當事人的平等地位，否認了市場經濟的性質。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天然要求市場競爭主體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實現競爭的平等。任何企業無論公私和大小，都必須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並適用同等的法律規則。這樣才能真正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平等地位需要通過物權法的平等保護來實現。如果對不同所有制的財產給予不同的保護，就沒有所有制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將財產所有權區分為三六九等，就意味著不同的企業本身也被區分為三六九等，因為財產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必然決定佔有財產的企業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這必然導致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國有企業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權，而這和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第二，平等保護是構建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主體是平等的，利益目標是多元的，資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市場主體都從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發，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這樣就會使市場經濟的運行交織著各種矛盾、沖突。因此，必然要求通過法律手段從宏觀以及微觀上對各個主體之間的行為加以協調與規范，以維護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而通過物權法確立平等保護物權的原則，有助於維護公正的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確立基本的條件。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物權法，首先就在於物權法確認的是平等保護原則，充分鼓勵市場主體廣泛深入地從事市場交易活動，展開公平競爭。即使國家作為民事主體，以國有資產為基礎，參與各類民事活動，如發行國債、發行國庫券、對外擔保等，國家也應該和其他民事主體處於平等地位，並遵守民法調整民事活動的一般規則。國家從整體上作為民事主體的時候，和其他民事主體都是平等的，同樣，國有企業、國家控股參股的公司參與民事活動時，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也應該是平等的，不能對其支配的國有財產設置一些特殊的保護規則，否則就限制了此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不利於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尤其是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上，強調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一律平等，這就意味著只要是從事民事活動，無論民事主體的具體形態是什麼，都要平等的遵守相同的游戲規則。否則，其所從事的民事活動就不能稱為民事活動，這類主體也沒有資格被稱為民事主體。

第三，平等保護是市場主體平等發展的條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保護的平等不僅僅為市場主體從事市場交易和公平交易創造了前提，而且也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的共同發展提供了條件。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一段時期內採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一大二公」的政策，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並不存在平等的關系，這就嚴重壓抑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財產保護的不平等就意味著不同的企業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差異，甚至對一些企業實行明顯的歧視性待遇，這就會嚴重的損害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只有在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各類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國改革開放實踐表明，正是因為我們堅持了各種所有制平等保護、共同發展的方針，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潛力，調動了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從而使中國經濟二十多年能夠保持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得到迅速提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也正在於此。可以說，正是在政策法律上對不同所有制經濟實行平等保護，才使我國的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只有通過平等保護，才能為市場主體的平等發展創造基本條件。

受到平等保護的權利是各類市場主體賴以生存和發展所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一方面，財產的平等意味著企業的平等。企業作為進行市場活動的主體，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是對一定財產的支配和控制，而市場的交易行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體現為企業對一定財產的處分，如果對於財產不能進行平等的保護，企業之間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市場交易根本無法進行。如果將各類財產根據其財產歸屬主體的不同，區別對待，實際上就是將市場主體劃分成不同等級，這就根本無法實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平等發展也就根本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平等保護意味著要遵守共同的財產規則。當前，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體制是否是市場經濟，關鍵看市場是否在資源的優化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是否遵循同樣的游戲規則，規范市場經濟的民商法體系是否建立和健全。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則，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都旨在維護和保障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地位，而物權法則是通過對各類財產的平等對待和一體保護，來實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這種平等對待要求各類市場主體在享有並行使財產權，以及在其權利遭受侵害的情況下都要遵循共同的規則，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如果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物權法摒棄了平等保護原則，對不同財產進行不平等的對待和保護，就很難證明我國真正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四，平等保護是市場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源泉。美國法學家龐德有一句名言，即「在商業時代里，財富多半是由許諾組成的」[8]，既然合同構成財富的主要內容，它天然的就要求在市場主體之間存在著平等關系，而財產的歸屬是進行交易行為的前提條件，這就要求在物權法上對各類財產的主體要進行平等保護。只有確認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市場經濟的主體具有足夠的動力與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促使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平等保護原則不僅要求強調對公有財產的保護，而且也要求將個人財產權的保護置於相當重要的位置。財富是由芸芸眾生創造的，充分釋放個人創造財富的潛力，是搞活經濟、迅速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基礎。古人說，「有恆產者有恆心」，如果缺乏對私有財產權平等、充分的保護，則人們對財產權利的實現和利益的享有都將是不確定的，從而也就不會形成所謂的「恆產」，也很難使人們產生投資的信心、置產的願望和創業的動力。通過物權法強化對這些財產的平等保護，才能鼓勵億萬人民群眾創造財富、愛護財富、合法致富。如果我們對各類財產採取區別對待的辦法，對私有財產「低看一眼」，甚至採取殺富濟貧的辦法，公民不敢置產創業，企業不敢做大做強，就會出現許多財富的大量浪費、資產大量外流現象，民窮國弱，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無從談起。

三、平等保護原則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國有財產

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作為確認財產歸屬和利用，尤其是對財產進行保護的規則，不僅可以適用於已經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而且也可以適用於那些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即使對國有財產來說也不例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並不一定都會進入市場交易領域，所以物權法對財產的平等保護，不一定與市場經濟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由於許多國有財產並不進入交易領域，因此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對國有財產關系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

應當承認，物權法草案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有著密切聯系，它首先是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存在的，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並不是說，平等保護原則僅僅只是調整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關系，也適用於大量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關系。一方面，平等保護原則作為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不僅僅是反映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它也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反映。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已經包含了對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對待的要求，因此，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就不僅僅是與交易關系相聯系，其適用的范圍是十分寬泛的。任何類型的財產關系不管是否進入交易領域，客觀上都要求在物權法上平等對待，在其財產權遭到侵害時受到物權法平等保護。物權法作為調整財產關系的基本法，並不僅僅只是規范交易關系，也不僅僅是調整與交易相關的財產權，而應當確認和保護各類財產權，如果平等保護原則不能適用於各類財產，那麼，這與物權法作為基本財產法的屬性也是不符合的。另一方面，任何類型的財產，在有關財產歸屬和利用的規則上，都不可能不受物權法的調整。財產如果不受物權法的調整，就意味著它不是一種財產，正如布拉曼特所言：「准確地說，財產導致了民法的產生，沒有財產就沒有法律和政府。」[9]而只要受物權法的調整，就必須適用物權法的規則。因為任何財產歸根結底都是民事權利的客體。在財產被侵害的情況下，只有採取民法的方法，才能獲得充分的救濟。

從實踐來看，確實有一些國有財產並不進入交易領域，例如許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佔有的國有財產，並不發生財產的移轉，對這些財產是否可以不適用市場經濟的平等保護原則？我們認為，平等保護原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財產，同樣也適用所有類型的國有財產。因為任何類型的國有財產不管其是否進入交易領域，都要適用平等保護原則。這是因為：

第一，任何類型的國有財產都要在法律上表現為一種財產權利，對這種權利的必須通過物權法來確認。這就是說，國有財產本身仍然是一種民事權利，或者說是一種私法上的權利，盡管國有財產在財產的管理、監督，以及國有財產的行使等方面都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國家的所有權和行政權並沒有嚴格的區分開。但當國有財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利表現的時候，它只能以民事權利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國有財產屬於公法確認而非物權法確認的權利，它就不是真正意義上財產權利。而物權法在確認國有財產權的時候，必須要將國有財產權和其他財產權同等對待，承認其平等的地位。所以，國有財產無論是否盡管國有財產在取得和行使方式以及國家所有權的客體上，都具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已經為我國民事法律、經濟法所確認。即使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仍然是財產的一種類型。不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可能要受到多個部門法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就具有優越於其它財產的地位。即便是國有自然資源，它們雖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甚至關繫到國家主權，但它們仍然要適用民法的財產規則。我們也很難設想去設計一種讓其具有優越地位的法律規則。當然，我們可以在物權法上根據其自身特性設計一些例外規定，比如說，關於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