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法對社會治理的功能及作用

A. 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你在社會的治理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有了嗯法律的制約束，而大家都才會約束自己的行為

B.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

開關插座，

C.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關系,如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論文

作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論思想道德與法律有關

一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D. 中國古代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

摘自《楊國安：古代基層社會如何治理》

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的關鍵在基層治理，基層治理的核心是國家行政權力與民間自治權力之間的關系問題。從歷史來看，中央與基層社會的關系，既非「皇權不下縣」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權控制」。中央集權體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間秩序的自我運行，兩者相輔而行，相互為用，構成了中國基層社會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在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田賦為基本財源的古代中國，長期維持著一個規模極為有限的官僚體系。如何實現對遼闊的基層社會的治理，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少研究者認為囿於財政能力與通訊手段的局限，傳統中國的正式官僚體制只能到地方州縣一級，州縣以下的基層社會則是以士紳、宗族等地方精英為主導的地方自治，形成所謂「皇權不下縣」的「士紳支配」或「地方自治」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表現為「天高皇帝遠」情形下的地方自我管理。但揆諸史實，中央與基層社會並非單向度的控制與反抗，而是一種相互交融和互動的關系。

皇權下縣：古代鄉里制度與基層社會控制

古代中國的國家官僚體系一般以州縣為最低一級，縣官也號稱為「親民之官」，因此有所謂「皇權不下縣」之說。但事實上，僅僅依靠縣級官員是不可能親自管理境內全部百姓的。他們必然會將各種賦役徭役、治安等差事交給更基層的行政組織來完成，因此皇權並不止於縣，而是延伸到州縣以下，具體而言，就是中國古代的鄉里制度。

古代中國的鄉里制度依次為秦漢的鄉亭里制、魏晉南北朝的三長制、隋唐的鄰保制、宋代的保甲與鄉約、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度等。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轉折，即唐宋之際，由「鄉官制」向「職役制」的轉變。但總體而言，都是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鄉里民眾來擔任各種職務，基本貫徹「以民治民」的管理方針。

從鄉里組織的性質而言，盡管不屬於王朝國家的正規官僚系統，但相對於宗族、會社等民間組織而言，他們帶有官方色彩。一方面，鄉里組織作為法定基層組織，擁有國家賦予的控制基層社會的權力，與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緣群體不同，鄉里組織是政府強制在基層社會推行的，以地緣為特徵構建的法定行政區劃，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相對於州縣衙門而言，鄉里組織僅具有「半官方」色彩。首先，鄉長、里長、保長、甲長等只是一種職役，唐宋以後既沒有國家俸祿，更談不上官品和職位，只是給官府跑腿聽差的一種「賤役」。其次，這些職役基本由當地人擔任，一般採用輪充的方式，並沒有嚴格的選拔考試、監督考核等程序。從正規官僚體系而言，鄉里組織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行政官僚體系，筆者稱之為「准基層行政組織」。

從鄉里組織的基本職能而言，主要是負責征派賦稅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而從基層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秦漢的鄉亭里制中，三老掌管教化，實行思想控制，嗇夫游徼則負責緝盜安民。隋唐時期的「鄰保制」也是使民眾互相監督，互相禁約。而從宋代開始的保甲制度，更是建立了嚴密的治安網，按照《宋史·兵志·保甲》記載：「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干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保正」。除了將所有的人戶按照一定數額進行編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實行伍保法連坐制：「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奸、略人、傳習妖教、造畜盅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則保內之人相互制約，互相監督。這種地緣性的社會控制體系由於嚴密和有效，一直沿用到20世紀上半葉。

而從國家權力的實施而言，由於中國的遼闊疆域和低水平的交通狀況，盡管有鄉里組織作為國家權力下移到鄉村社會之中，里甲制與保甲製成為中央控制基層社會最主要的工具，但基本停留在稅收和治安兩個關鍵領域，其他諸如公益活動、社會救助、水利設施等地方公共事務，則主要依託基層社會力量來完成，從而形成中央集權體制下，對基層社會的「部分管理」。如此既可以減輕國家的資源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基層社會一定的自主性。

宗族與士紳：民間組織、地方權威與基層社會秩序

宗法制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歷史悠久，錢穆先生認為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不同，就在於中國屬於宗法社會，且歷經三四千年而未變。宗族也是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流布最普遍的社會組織。從宗族發展的歷史來看，周代的宗法制與分封制相配合，實施范圍主要是統治階層，屬於上層社會的宗法制。秦朝到魏晉時期，族權與君權分離，進入到世族、士族制時代，宗族開始出現民間化趨勢。到了宋元時期，則是官僚宗族制時代，以范仲淹為代表的高級官僚開始設置義庄，建設宗族，體現出下層的民間特性。

到了明清時期，宗族正式進入庶民化時代，編族譜、修祠堂、行祭祀成為普遍的社會活動，宗族組織也成為遍布基層社會的重要民間組織。並且在「敬宗收族」「宗親和睦」的家族觀念下，將宗族內部的族眾緊密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尊卑有序的血緣共同體。而宗族組織發揮社會組織作用，主要依靠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以族規、族長、祠堂為核心的組織管理系統。族規禁約往往是一個家族針對本地本家族內部社會生活的具體實際情形而制定的行為規范細則，包括家事和族事，涵蓋個人品行修養、職業、婚姻選擇、經濟生活的准則等方面，對違規者採取各種處罰措施，甚至用活埋、沉塘等手段處死違規族人。宗族的所有事務多由族人選出來的族長、戶首、房長等，在祠堂等場所進行處理。

二是以族田、義庄為核心的救濟保障系統。患難相恤，貧困相助本來就是宗族組織的重要功能之一。明清時期各宗族，特別是一些較大規模、較有財力的宗族，一般都設置有族田、義庄等，以救濟族人，資助求學等，意圖通過經濟手段來收聚民心，增強族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緩和群體矛盾，從而達到穩定地方秩序，控制族眾的目的。如果說家法族規使宗族帶有強制性的暴力色彩，那麼族田義庄則使之披上溫情脈脈的面紗。

三是以祭祀、族譜、族訓為核心的禮儀教化系統。宗族的祖先祭祀主要包括家祭、墓祭、祠祭三種，在庄嚴肅穆的祭祀活動中，維系著家族的尊卑有序。利用血親共祖的觀念，鞏固家族團結。修撰族譜在維系家族統治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族訓則依託儒家倫理道德對族人進行教化。

家庭和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家族內部秩序的穩定、和諧也使得中國傳統社會能長期穩定持續地延續下來。可以說，宗族組織在控制地方社會方面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就士紳階層而論，從宋代開始就出現了官僚士人階層將經營重心由朝堂轉向地方，在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當然，作為一個領導階層的出現則是在明代。紳權實質是一種地方權威，盡管他們不握有政權，但卻握有威權，它與建立在行政官僚體制上的合法權力不同，紳權多是建立在道德品行等個人魅力的基礎上，因此，他們在基層社會中的領袖地位是難以被皇權輕易剝奪的。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紳權是具有區域性的，一旦離開他所在的地區，就很難對其他人產生影響。當然，士紳身份不同，會出現影響力大小的差別，因而形成了縣紳、里紳、鄉紳等不同稱謂。

作為「四民之首」和「一鄉之望」，士紳既享有各種諸如優免徭役等特權，也擔負著諸多社會職責。他們致力於造福鄉里，倡導修路架橋、興修水利、排解糾紛、教化民眾等。同時在地方社會遇到來自外界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代表地方利益向官府進行抗爭。甚至在社會動亂之際，組織地方武裝，擔負保護鄉族、維護地方秩序的職責。士紳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視為替官府分憂。

官民合治：國家與社會互動視野下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從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而言，盡管受政治資源所限，中央只能對基層社會實行一種「間接」管理模式，也就是說中央與代表民間權威的士紳階層、宗族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有相互依賴的一面。但在中央集權體制下，皇權不會容忍任何無視其權威的社會力量的存在。就古代中國而言，嚴密的里甲、保甲等鄉里制度就是中央將其政治權力滲入到基層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官府通過他們來確保中央對基層社會的嚴密控制，並抑制其他地方勢力的發展。

當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到了明清時期，日益壯大的宗族組織與士紳階層是官府必須面對的挑戰。保甲制度事實上很難凌駕於地方權勢之上。於是我們看到，古代官府在承認宗族等民間組織對地方管理的基礎上，盡量將其納入到保甲制中，比如保甲的編排盡量適應基層社會的聚落形態，在宗族勢力較盛的地方設立族正、族甲等。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強大中央集權的國家，宗族之所以能夠扮演重要角色，就在於家族能夠適應鄉土社會的現實：在以農為主體的傳統鄉村社會中，小農終日耕作於田間，世代生活於鄉里，除了完糧、服役，極少與官府直接接觸。而以農業稅為支撐的古代國家財政也使得官僚體系難以直接滲透到鄉村每一家農戶。於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組織就能發揮低層次的社會共同體作用，從而彌補官府在縣以下基層社會控制方面留下的空白，並在某種程度上與政府達成一種默契。

家族對國家所起到的是一種推動和鞏固作用，而非離間和背叛。這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的有力體現。譬如我們看到很多地方，保甲職役是由宗族組織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輪流頂充，由此顯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保甲與宗族是相互融合的。對此清人馮桂芬在《復宗法議》中就認為在基層社會控制方面要「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

因此我們發現，盡管地方基層社會共同體與國家政權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但無論是宗族組織，還是士紳階層，在整合社會、維護民間秩序的同時，在正統文化的價值系統中與中央有著廣泛的一致性。一方面，中國古代的鄉里組織，就是王朝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延伸，以達到直接或間接控制基層社會之目的，是「下縣的皇權」；另一方面，廣泛存在於基層社會的宗族組織（族權）與地方勢力（紳權），以及各類民間會社組織，在構建地方秩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在鄉村社會權力網路實際運作中，政權、族權、紳權往往是相互聯結，互相交融、彼此配合的。而且進一步說來，士紳、宗族對基層社會的管理往往只是填補了傳統國家因受政治資源限制而留下的權力空白，並沒有侵奪原本屬於國家權力管轄的范圍。也就是說，隨著地方公共事務不斷增多，雙方並不必然造成一種對抗性的權力競爭，更何況中央與民間社會實際處於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中。

從歷史來看，在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族權與紳權的存在得到了中央政權的支持和默許。同時，紳權和族權則在協助國家控制地方社會方面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由於以宗族組織為代表的民間力量與政權力量相互支持，互相補充，使得中國古代社會具有不斷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機制。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比單純的王朝政權控制更加細密和有效，而且因其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使得基層民眾更易於接受。也正是在以血緣、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宗族與士紳的協助下，使得古代國家治理體系更加穩固而難以瓦解。概而言之，在中國古代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官府與民間社會存在一種共生關系，基層社會的治理模式也因此呈現出一種官民合治的重要特徵。

本文原刊於《人民論壇》2020年第3期

E.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關系，如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論文作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
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論思想道德與法律有關一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來源：網路收集

F.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什麼發揮作用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我們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6)論社會法對社會治理的功能及作用擴展閱讀:

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並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進行專門部署，提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為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繪了藍圖。具體來看，新時代社會治理肩負著以下幾方面任務。

構建現代社會治理格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首次被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我國社會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次重大創新，意味著中國社會建設在頂層布局上邁上了新台階。

其後，黨中央對加強治理、完善體制、創新機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會治理思路日益清晰、效能日益彰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形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將其置於國家發展全局高度，標志著中國社會治理邁向格局構建的新階段。社會治理格局是在更高層次更大系統中對社會治理事業的立體化全方位謀劃和安排，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它不僅要求建立社會治理多元的制度體系、完備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嚴密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的社區自治體系，還意味著要營造出這些體系有效運轉和相互支撐所必需的系統條件。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把新時代社會治理提升到更高水平

G. 如何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諸法的保護神，在社會治理法治化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

H. 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國社會 法律完善 卻無人實施 所以治理上沒有起到多大效果 但還是要說 有進步的 最起碼比清朝好了許多 道德對社會起很大作用 可惜現在沒人講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