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社會學角度分析於歡案

㈠ 從法理學的角度如何看待山東辱母殺人案

嫌疑人於歡（或被害人於歡及其母親），被害人（或嫌疑人）放高利貸的。於歡角度出發談及倫理道德，個人意見認為於歡做的很對，警察到場後並沒有立即組織犯罪只是口頭勸阻然後出去探明情況，我認為於歡在警察離場後拿出刀來正當防衛無錯。反而錯在警察（不作為），然後防衛過當捅傷三人一人致死，防衛過當，背叛無期徒刑，這里需要談及美國的不退讓法：一個人可以名正言順地使用武力自衛，有合理理由相信非法的威脅，沒有義務先撤退。

而中國法律不夠完善每年都在修繕（其實各國每年也在修繕法案）只有遇到某一大案特案，以此為戒。然而從法理出發我認為判處無期也太過，防衛過當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有很大區別，雖然他們為受生命威脅，可高利貸者涉嫌強將未遂，這足以證明於歡不是故意殺人。雖說他沒有故意殺人可也不能無罪，防衛過當也是要負刑責的，但是，對方有多人，正當防衛是讓犯罪嫌疑人失去犯罪能力，可因對方多人，一個失去能力還有多個，案件細節沒有紕漏，所以如果在於歡阻止犯罪時還有人要進行犯罪於歡絕對無罪。

從個人角度出發，如果我是於歡，在場所有放高利貸的都要死。

㈡ 如何看待於歡案於歡被判無期徒刑

作者：啟蒙江
鏈接：https://www.hu.com/question/57618865/answer/154087024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系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案情回顧
據媒體報道，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因資金周轉困難，創辦人蘇銀霞向地產老闆吳學占借款135萬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後，仍無法還清欠款。此後，遭到吳學占涉黑組織成員杜志浩等11人暴力催債。
2016年4月14日，在經過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等長達一個小時的凌辱之後，杜志浩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
當晚，接到工人報警後，當地民警趕到案發地了解情況，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後隨即離開。警察走後，情緒激動的於歡拿起桌上水果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剋死亡。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庭審中的爭議點在於，於歡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以及是否構成正當防衛。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認為，在對方未使用工具且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案情走向
1.最高檢察院派員調查
近日，媒體報道山東省聊城市於歡故意傷害案即「辱母殺人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此高度重視，已派員赴山東閱卷並聽取山東省檢察機關匯報，正在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對於歡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防衛過當還是故意傷害，將依法予以審查認定；對媒體反映的警察在此案執法過程中存在失職瀆職行為，將依法調查處理。
根據法律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決定，有權予以撤銷或變更；發現下級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案件有錯誤的，有權指令下級人民檢察院予以糾正。
2.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已受理於歡等人上訴
關於於歡故意傷害一案的情況通報於歡故意傷害一案，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承擔相應民事賠償責任。
宣判後，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杜洪章、許喜靈、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於歡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已依法組成由資深法官吳靖為審判長，審判員王文興、助理審判員劉振會為成員的合議庭。現合議庭正在全面審查案卷，將於近日通知上訴人於歡的辯護律師及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人杜洪章、許喜靈、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師閱卷，聽取意見。我們將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審理。
3. 聊城市政府回應「辱母殺人案」
關於於歡故意傷害案經媒體報道，聊城市成立了工作小組，針對案件涉及的警察不作為、高利貸、涉黑犯罪等問題，已經全面開展調查。下一步，聊城市將全力配合上級司法機關的工作，並依法依紀進行查處，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案情之後，微博充斥著看似一邊倒的憤怒聲討，然聲音太多且挾裹著強烈的情緒，或憤怒、或無奈、或嘲諷，也有分析與期盼。
那麼輿論界和理論界具體觀點立場如何？
輿論界觀點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文讓此案迅速發酵後，各新聞媒體、評論人、法律服務平台陸續發聲，我們從28篇爆款文章中進行了觀點整理，統計如下：
觀點一：同情當事人，質疑判決（15篇）；
觀點二：支持判決，同情當事人（4篇）；
觀點三：客觀解讀判決，無明顯觀點偏向（4篇）；
觀點四：質疑警察不作為（2篇）。
其餘三篇為匯總展示。
從以上數據看，超過半數輿論主流媒對當事人給予同情，直擊案件中的倫理困境，這場判決里的倫理困局的重要程度甚至有辯駁法律司法正義的社會意義之勢。
聲音一：「於歡該不該改判」問題是「標」，其後的系列經濟、行政等問題才是本，但事情走向可能是因標略本
vista看天下：這是一起由媒體曝光的，由媒體調查的案件，連帶暴露了多個社會問題：小企業破產保護、非法民間借貸亂象、黑社會的猖獗、相關部門的不作為、媒體的作用與尺度、小城市中產階級的現狀等等。這些才是事情的關鍵所在，可現在卻很有可能結束於一句「於歡要改判」，便不了了之。
聲音二：法院判決給了被告上訴餘地，應該對二審抱有期待
@正義邊緣：從案件結果上看，被告人情緒激動揮刀亂刺確實造成了一死四傷的嚴重後果。縱使被告令人惋惜痛心，我們也應該尊重法院的判決，畢竟被告人還可以上訴，還有法律救濟手段。我們靜待二審結果。
聲音三：法官的判決或許是「依法」而沒有枉法，但不能罔顧人性
@唐映紅：辱母殺人案的判決顯然與人們所秉持的基本倫常相違背，盡管從法律技術角度，法官的判決或許是「依法」而沒有枉法，但罔顧犯罪行為是在絕望情況下的人性自然反應，冷血生硬地予以判決，顯然不是一個正當的判決。
聲音四：應該充分體會法律的涵射意義
@鳳凰評論西波：在法院審理此案之前，吳學占等人已被定性為「黑惡勢力團伙」被警方摧毀。在11名黑惡勢力面前，不能苛求弱者的反抗姿勢，否則便是以法律的名義逼迫公民做窩囊廢。法律本應援助受困的弱者，如果沒有援助而迫使弱者自衛，應該反思原因。我並不主張自衛權是無限的，但法律應該充分體察自衛者所處的境地。
聲音五：警方過錯應當成為量刑關鍵
@江玉樓：從新聞報道看，對於警察到來又走，警方的解釋是「進一步了解情況」。考慮到當時的情況，這個解釋相當牽強。既沒有帶走暴力催債人調查，又沒有將雙方隔離，出警的缺陷及其實際後果，與於歡殺人之間構成因果聯系，法庭忽視這一量刑因素是讓人費解的。實際上，警方過錯是理解整個殺人案的樞紐，不只要批評，還應該追問刑責。
聲音六：法律需要實現程序正義，也需要考慮人情倫理
人民日報：輿論的強烈反應提示我們，應該正視此事發生之時的倫理情境，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更多考慮。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樣的倫理情境，讓很多人在討論這一案件時，不僅基於法律來做出自己的判斷。
法學界觀點
聲音一：法院未認定於歡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值得商榷
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昌松：本案中，法院既然認定於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於「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難道對這種正在實施的違法犯罪不能採取防衛措施與其斗爭，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種認為只有生命健康權受到緊迫威脅才能進行防衛的說法，混淆了一般正當防衛和特殊防衛的概念，不當縮小了一般正當防衛的范圍。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還採取極端手段嚴重侮辱被告人母親，肆意挑釁被告人於歡的心理承受極限，而報警之公力救濟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親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狀況，防衛的正當性就更不存問題(只是致人重傷死亡過當了)。
聲音二：屬於正當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研究院教授阮齊林：我認為於歡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於歡致人死傷後，交出刀子、隨警察到派出所接受進一步調查，符合辦理自首立功案意見第一條規定的地（二）項規定，知道有人報案留在現場接受調查的情形，成立自首。另，為索債而扣押人質，屬於非法拘禁犯罪行為，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因此應當追究索債人的刑事責任。另被害人從事暴力討債，應當預見到可能招致報復，反抗，因此應當承擔相當的責任。自擔大部風險。辱人者招殺身之禍乃咎由自取。其僱主難辭其咎。高利貸乃罪惡源頭，強烈要求制定法律將高利貸入罪。
暴力逼債屢禁不止，遊走於法律的邊緣，公權力不便管，不好管。高利貸者和暴力逼債者越發有恃無恐。被暴力逼債者不得不自力救濟。認可暴力逼債的不法侵害性質、被逼債者反擊行為的防衛性質，有利於制約暴力逼債行為。
聲音三：反思司法的社會功能，以及刑法的法定要件合適程度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多年來，我們學的正當防衛理論是，行為人必須是為制止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害，才構成正當防衛。但是，當行為人或者其近親屬正在遭受令人難以忍受的凌辱時，行為人奮起反抗，造成一定的危害後果，這究竟算不算正當防衛？對此，刑法理論是不予承認的。
具體到本案，當行為人親自目睹自己的母親受到極端凌辱時，法官是否應捫心自問：任何人在此情形下，會平心靜氣的忍受凌辱嗎，刑法究竟是在鼓勵人們依法抗暴，還是逼著人們忍受凌辱，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被辱也不反抗？即使是防衛過當，判得是不是太重了。
我們期待著司法人員反思：司法的社會功能究竟是什麼？刑法要不要調整正當防衛的法定要件？刑法理論要不要更加關注社會需要和經驗常識？法律人不要過於自負，以為自己才是法律精神的權威闡釋者，否則，沒有人會把惡法和錯誤的司法實踐當回事的。
聲音四：於歡構成防衛過當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趙秉志：本案性質上是故意傷害，但是以單純的故意傷害定罪，還是以防衛過當的故意傷害定罪，是不一樣的。以單純的故意傷害、否定行為人的防衛前提來定罪判刑，我認為是不準確的；一審判決所謂從輕量刑判處無期徒刑，我認為也是量刑畸重的。」
正當防衛是中國《刑法》第20條規定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指的是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法》第20條同時還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於歡和他的母親實際上受到了三種正在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是一種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第二是侮辱行為，包括語言侮辱和行動的侮辱，這種侮辱也是違法犯罪行為；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警察離開房間時對方不讓於歡和他母親走，還毆打他。而且，警察來了也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在於歡母親受到違法犯罪行為現實侵害的情況下，他感到情勢比較危險亦義憤填膺，他基於保護自己母親合法權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對圍在自己身邊要群毆他的幾個違法犯罪分子展開反擊，刺死刺傷了他們。這完全是基於正當防衛目的的反擊違法犯罪行為的案件，不能否認其正當防衛的前提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於歡拿起武器進行防衛，不能說因為對方沒有凶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為對方人多勢眾，而且對方已實施多種違法犯罪行為。但是，於歡的防衛行為導致了對方死亡一人、重傷兩人、輕傷一人這樣的嚴重後果，應該說，盡管有防衛的前提，但於歡的行為還是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符合《刑法》第20條第2款防衛過當的規定，因而應當以防衛過當構成的故意傷害罪定性，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㈢ 從法律社會學角度分析對高考的看法

在當今社會說抄，高考算是唯一一個比較公平（不是絕對）公平的地方了。
因為社會階層很多人都需要通過高考來改變命運。
但是高考的決定又太過於武斷了。所以高考也是算一個扼殺人心的東西了。
不過時代在進步，高考也會不斷的發展的。
不管怎麼說在社會沒有發生變革之前，中國還是需要高考制度的存在。

㈣ 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分析於歡殺人案

依唐朝法律化外人相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依其本國法律來自不同國家的，依唐律

㈤ 從社會學角度怎麼分析

分析問題的時候還是看看自己的觀點，不過把自己的觀點和社會學家的觀點和在一起就行了，像功能論、沖突論、社會變遷理論等都可以去分析房地產

㈥ 從法社會學的角度怎樣看待「賠錢減刑」這一現象

不同利害相關方的參與和合意即使不是對「是否正義」真理性的證明——根本不存在這種證明——也是對「正義」的指示器。而「矯正正義」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多方間尋求平衡的機制，因此我們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與國家的關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與「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從其犯罪行為中得到其不應得的「所得」，這時他就違背了分配正義，成為了一個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對他進行矯正。既然刑罰和賠償不能同時施行，那麼，僅僅刑罰能否對這個不公正予以矯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論，只要讓他不應得的東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矯正，而刑罰恰恰能夠起到這種作用，就連提倡刑罰寬和的貝卡利亞也不會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說：「只要刑罰所帶來的惡果大於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會收到它的效果。這種大於好處的惡果中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喪失。」
（2）被害人
「給予每一個人任何所需要的補救，只要他的權利為他人所違反」，是「矯正原則」的核心。因此，必須恰當補償犯罪人從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中不應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損首先是尊嚴和精神上，這種損害可以用對犯罪人的刑罰來補救，其次是非尊嚴的損害，可以用對被害人的物質補償來實現。這種補償可由國家來承擔，即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也可由犯罪人來履行，而其履行結果就是 「應得」刑罰的相應減輕，這一制度或者體現為我國「賠錢減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規范化為「強制賠償命令」制度。
「強制賠償命令」，又名損害賠償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為緩期執行、緩期宣告、緩刑（probation）及假釋的條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賠償損失的制度。這一制度在19世紀向20世紀過渡之際幾乎為所有的歐洲國家所採用。如義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規定，以履行賠償損失作為刑罰減輕、宣告緩刑、假釋的理由或條件，前聯邦德國刑法規定恢復因犯罪所引起的損害，是對犯人實行保護觀察和假釋的條件之一。1972年，英國從「讓犯罪人賠償犯罪損害，比目前用以對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見解出發，強調其迴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義。根據該制度，法院對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決之時，有權依職權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請，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質損害及治療費予以賠償的命令，並以命令的執行作為從輕、減輕刑罰或緩刑的考慮情節。「強制賠償命令」制度既保證了規范邏輯的自洽，消弭人們對「賠錢減刑」的爭議，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程序扞格，進而解決民事賠償無法實際執行的實踐困境，完全能夠成為刑事責任和民事侵權責任完全分離後，實現被害人正義的有效途徑。
（3）國家
在國家看來，犯罪人的行為是對法律秩序和國家政權的侵犯，犯罪人必須通過「刑罰」的矯正才能使國家的權利得到回復。「刑罰」對國家最直觀的功能就是它的經濟補償，包括財產刑的執行和無償佔有犯罪人強制勞動的財富。而從根本上看，作為排他性、壟斷性國家暴力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刑罰權是國家基於獨立主權對犯罪人實行刑事制裁的權力，是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在對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體上的嚴厲懲罰的過程中，國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矯正。
作為一項從一系列實踐性假說中選取的命題，「賠錢減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規范的和價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當化論證又依賴於社會常識和大眾常情。如何將法律人的判斷與理解和公眾意識與心理相聯結，從而相互交流，彼此認同，仍然是一個重大艱難的問題。因此，「賠錢減刑」的正當化並非一勞永逸的，而須不斷接受實踐理性的檢驗。在這一意義上，一種正當的制度必須在逐步的質疑與對話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過程無疑又是長久和漫長的。

㈦ 法社會學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產生先於國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現形式之一，或者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為權威性價值准則的法的強制性或強制力呢？
法的強制力量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首先，在原始習慣法產生的初期（有些學者認為原始習慣法產生於血緣家族之後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主要靠社會輿論、氏族首領的威望等社會強制力來保障習慣法的實施。其次，在氏族社會末期，法庭和訴訟已經成為保證原始習慣法實施的手段。再次，隨著國家的產生，習慣法逐漸向成文法過渡，國家強制力（指國家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也逐漸成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階級對抗社會的法能夠代表全體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賴於國家強制力就越多」.
法的實施之所以要以強制力為後盾，國家法之所以要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乃是因為法作為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器，必然會觸犯一定社會主體的某些既得的或預期的社會利益，從而必然會受到這些人的抵觸甚至反對。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強制力為後盾，法在許多方面會變得毫無意義，違反法的行為得不到懲罰，法所體現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貫徹和保障。由於法律由國家創制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在整個國家主權范圍內實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統一性、普遍性和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