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76

Ⅰ 根據合同法老人在什麼情況下簽訂代同無較

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認定合同或者部分合同條款無效：
（）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的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
注意：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的合同，屬於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一般屬於可變更或撤銷的合同，只有在損害了國家利益時，才屬於無效合同。
（2）惡意串通，並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3）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合同；
（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
（5）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
（6）對於造成對方人身傷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免責的合同條款。
（7）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條款無效。
另外，根據《民法通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民事行為為無效民事行為。因此，主體不合格也可能導致合同無效，例如：(a)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認的，該合同無效。其例外情況是：純獲利益的合同和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而訂立的合同，不需追認，合同當然有效。(b)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對人有過失而成立的合同，該合同無效；(c) 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許可權訂立的合同，且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的，該合同無效。

Ⅱ 業委會違反《物權法》第76條「雙過半」的規定，業主欲依據《物權法》第78條規定訴請法院撤銷侵權決定；

訴請法院依法撤銷業委會侵害業主利益決定的時候，對起訴人數沒有規定，只要是受侵害的業主都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七十八條，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的決定，對業主具有約束力。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侵害業主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業主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2)合同法76擴展閱讀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被告；

（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四）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並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起訴狀應當記明下列事項：

（一）原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別、工作單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等信息；

（三）訴訟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

（四）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所。

Ⅲ 1976年勞動法關於合同工的具體內容

《勞動法》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才開始施行。
1976年時，還沒有《勞動法》，用工機制為計劃內用工為正式工；計劃外用工為臨時工，沒有合同制員工一說。

Ⅳ 附條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

這個問題，你看看《民法總則》的下列條款：
第一百五十八條民事法律行專為可以附條件，但是按屬照其性質不得附條件的除外。附生效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第一百五十九條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當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地阻止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已成就；不正當地促成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不成就。
第一百六十條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質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期限屆至時生效。附終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期限屆滿時失效。

Ⅳ 合同法雙倍返還定金條款仍然起作用嗎

合同法雙倍返還定金條款仍然起作用。
《合同法》
一、 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一般認為，該條採用了無過錯原則，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不符合約定就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除法定免責的以外。因此，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就可適用定金罰則。但由於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是否適用定金罰則，存在著分歧。有人認為，因第三人的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適用定金罰則。我們認為，因第三人的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違約方仍應承擔定金責任。理由是：
1、定金罰則的目的旨在對違約行為予以制裁，從而擔保合同債的履行，若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不能履行合同而免除適用定金罰則，則使相對方在無任何過錯情形下處於不利地位，且極易給違約方提供「借口」，也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 76號《關於因第三人的過錯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應如何適用定金罰則問題的復函》中指出：「凡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預付定金的，在實際交付定金後，如一方不履行合同除有法定免責的情況外，即應對其適用定金罰則。因該合同關系以外第三人的過錯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除該合同另有約定的以外，仍應對違約方適用定金罰則。合同當事人一方在接受定金處罰後可依法向第三人追償。」該復函為第三人的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違約方仍應承擔定金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參照執行，並根據此復函辯駁違約方以此理由所進行的抗辯。
二、第116條規定，「當事人既約定違約金，又約定定金的，一方違約時，對方可以選擇適用違約金或者定金條款」。

Ⅵ 1976年到1983年的勞動法關於合同工的具體內容

《勞動法》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才開始施行。
1976年—1983年間，還沒有《勞動法》，用工機制為計劃內用工為正式工；計劃外用工為臨時工，沒有合同制員工一說。

Ⅶ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

Ⅷ 合同法中專利申請轉讓合同的效力

關於專利權和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

(一)登記生效的含義

在我國，專利權轉讓合同、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等統稱技術轉讓合同，屬於技術合同的范疇①。

對於技術合同的登記，我國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門在《技術合同法》於1987年11月1日施行起就開始進行，但這種登記僅「是為了保證扶植技術市場政策的正確貫徹實施」 ，登記與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②，所以並不涉及登記的法律效力問題。

但我國1984年通過的《專利法》又規定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須經專利局登記和公告後生效，這樣，《技術合同法》的規定顯然與此沖突：一個要求在專利局登記公告後生效，一個則是成立後即具有法律約束力③。不過，如果把《專利法》的有關規定當作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關於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生效問題的法律沖突也就解決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採用了同樣的解決辦法④。隨著1999年《合同法》兼並《技術合同法》，並明確對於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規定⑤，原先的法律沖突就徹底解決了。而2000年第二次修訂的《專利法》規定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轉讓自專利局登記之日起生效⑥，使得問題更明確了。

但是，如何理解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理論和實踐中似都有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對於缺少法定的批准、登記等形式要件的技術合同，應認定為合同無效⑦；另一種意見認為，凡是法律規定應當完備形式要件而未完備的，應認定為合同不生效而非無效。無效是指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不生效則是合同雖然已成立，但因欠缺某些法定或約定的條件而暫時不能生效，待條件成就時合同即生效⑧。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一經簽訂，或者合同一經成立，就在合同當事人之間產生了債的法律關系。以專利權轉讓合同來講，合同一經成立，專利權的出讓人就有義務「交付」專利權，即將合同進行登記。所謂「登記後生效」，應當是指合同「標的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在登記後發生所有權的轉移，而不是指合同登記後才對雙方產生約束力。也就是說，合同的簽訂成立產生債權法律關系，合同的登記生效則產生物權變動關系，這就是專利權轉讓合同登記所產生的法律效力⑨。

筆者贊成第三種意見。依第一種意見，合同雖經雙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經登記就無效，合同自始就無任何法律約束力。但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⑩。顯然，這種解釋不能成立。依第二種意見，合同經雙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經登記不生效。那麼，不生效的法律後果是什麼？合同對當事人是否具有約束力？無論答案如何，似都難以自圓其說。只有第三種解釋才符合區別「成立」與「生效」的立法原意，即「成立」產生債的關系，「登記」發生物的轉移。

但《合同法》第44條及《專利法》第10條在立法語言上確實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實作為合同之債，合同成立即告生效，成立與生效之間並無二致。在合同需要批準的情形，合同成立除了雙方的意思表示外還須有批准人的意思表示，未經批准實際意味著合同沒有成立，也談不上生效⑾。在合同需要登記的情形，雙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也就在當事人中產生法律效力（生效）。所以，嚴格地說，是「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在轉讓合同登記後發生轉移」，而不是「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在登記後生效」。2000年對《專利法》第10條的修改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二）登記的法律效力

對於專利權轉讓，一般國家法律都要求當事人在專利機構進行登記。但是，對於合同未登記，有兩種不同的法律效力：一種是不發生權利轉移的效力⑿，另一種是不影響權利轉移但不得對抗第三人⒀。我國是屬於前一種。但不管是哪一種規定，其目的都在於促使當事人進行登記，否則會對當事人特別是受讓人帶來不利的後果。其原因在於專利權不同於一般動產，它是無形的，其「交付」與否無法從表面看出來，這與不動產的「交付」相類似。所以，在出讓人心存欺詐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女二嫁」的可能。為了保護受讓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有必要對專利權的轉移進行類似物權轉移的「公示」，以便使公眾知曉專利權的法律狀態，避免上當受騙。但如果真的發生出讓人把他的專利轉讓給了兩個不同的人時，已登記的受讓人（或他的已登記的受讓人和被許可實施人）也可以阻止未登記的受讓人（或他的受讓人和被許可實施人）使用該專利，即使未登記的受讓人的轉讓合同比已登記的受讓人的轉讓合同在先。

專利權轉讓合同經登記可以產生權利轉移效力，並自然產生對抗第三人的效力，這在我國法律里已經是明確的。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法律效力嗎？一般地說，唯有在轉讓合同登記以後，已登記的新專利權人才能用他自己的名義控告侵權，或用他自己的名義轉讓或許可他人實施⒁，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對於專利權轉讓以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已登記的受讓人是否也有起訴權？一般來說，受讓人只能對登記以後的侵權行為提起訴訟。但由於登記以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也可以對受讓人造成損害，為此有的國家規定，如果轉讓合同規定了受讓人對轉讓前的侵權行為也享有起訴權的條款，並且該條款已在全國專利登記簿登記註明的話，已登記的受讓人也可以起訴⒂。

還有，已登記的新專利權人可轉讓或許可他人實施專利，但對於相信此登記而進行交易的受讓人或被許可人，如果專利權人的權利不真實或有瑕疵，該登記僅是專利權人製造的表面假象時，該轉讓或許可實施是否仍然有效？這實際是登記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問題。依日本民法，不動產的登記沒有公信力，相應地，專利登記也沒有公信力，所以雖然已進行轉移登記，但若沒有有效的轉讓合同時，如果相信此登記而與之進行交易，並不能得到保護⒃。法國專利法也規定：由第三者追還專利權利的訴訟，若第三者在訴訟中取勝，則許可證合同可能會因為是由非物主的人訂立而無效；但是，如果受讓人是善意的話，那麼因相信專利權人製造的表面假象而與之交易的行為可被視為有效⒄。應該說，法國的規定更有利於保護善意的受讓人或被許可人，因而可能更合理些。

二、關於獨占實施許可合同

獨占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有獨占性的實施專利的權利，專利權人自己也不能實施。這是明確的。但是獨占實施權是在合同約定的范圍內有效還是在專利權的有效地域范圍和期限內有效，尚有爭議⒅。不管怎樣，許多國家都規定獨占實施許可合同應進行登記。這是因為獨占實施並非普通的債的關系，不僅在合同當事人間產生效力，而且對第三人也有約束力。如果把專利權看作一種「無形物」，那麼獨占實施就是對該「物」的獨占使用，帶有強烈的「物權」意味。又由於專利權的無形，如果不對這種獨占進行「公示」，既不利於保護獨占實施被許可人的權利，也會給善意第三人帶來損害。

但各國對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規定不同，有的規定：只有經過登記，獨占實施許可才生效⒆；有的規定：不登記，獨占實施許可合同也在雙方當事人間生效，但只有經過登記，才有權對抗第三人⒇。我國法律對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只要求在合同生效後三個月內向專利局備案（21），但備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卻不明確，這是立法上的漏洞。有學者主張我國獨占許可實施合同採用登記生效的制度（22）。筆者以為採用「登記對抗」的制度更合理些，特別是在第三人被告知或者明知存在獨占實施許可合同，而該合同又未登記的情形。如果依「登記生效」，因為許可未生效，被許可人顯然無法對抗該第三人依法取得權利；而依「登記對抗」，即使未登記，被許可人仍有可能對抗該第三人（23），因為這時第三人取得權利可能會被認為具有惡意，而惡意第三人是不屬於「不得對抗」之列的。當然，這也有賴於法律明確。

如果採用登記對抗制度，獨占實施許可合同對第三人的對抗效力會有哪些情形呢？參見下表（筆者個人意見）：

獨占許可登記狀況

第三人

第三人登記狀況

對抗效力

獨占許可登記前

專利權的受讓人

已登記

獨占許可合同不能生效，不能對抗受讓人

未登記

獨占許可合同可以生效

專利獨占許可實施人

已登記

不能對抗後一獨占被許可人

未登記

互相不能對抗

專利普通許可實施人

已登記

不能對抗後一普通被許可人

未登記

互相不能對抗

獨占許可登記後

專利權的受讓人

也登記

被許可人可以對抗受讓人★

未登記

被許可人可以對抗受讓人

專利獨占許可實施人

也登記

不應出現（但惡意第三人，也可對抗）

未登記

可以對抗後一獨占被許可人

專利普通許可實施人

也登記

不應出現（但惡意第三人，也可對抗）

未登記

可以對抗後一普通被許可人

★實際是民法中「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的應用。但尚需法律確認。

登記後的獨占實施權人除了能夠對抗第三人外，對專利權人放棄該專利權的行為也可擁有否決權（24），以保障自己的權益。當然還可以產生對侵權行為的起訴權（後面詳述）。

三、關於普通實施許可合同

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人有權在合同規定的范圍內實施專利，但他無法阻止專利權人與第三人另外訂立實施許可合同，他也無法對抗其他的被許可人。這是普通實施許可的應有之義。所以，普通實施許可合同與獨占實施許可合同不同，前者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約束力，僅是一種債的關系，因此登記似乎並無必要。

但由於專利權可以轉讓或獨占許可他人實施，又由於專利權的無形，如果普通實施許可不登記，而在後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與專利權人訂立了合同並經登記，這時在後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與在先的普通許可實施權人必然形成權利的沖突。按前面的規定，在後的經登記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顯然可以對抗在先的未經登記的普通許可實施權人。

普通實施許可本身無意對抗他人，但卻會面臨其他權利人對他的對抗。這對普通許可實施權人顯然不利，也不太公平。為了避免對普通許可實施權人造成如此不利情況，有的國家規定，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經過登記，可以對抗上述在後的專利權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25）。也就是說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經過登記，使本來不具備對抗性的普通實施許可也具備了一定的對抗性。這實際也是民法中「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的在專利法上的應用。法國專利法第43條規定專利權利的轉讓並不損害在此轉讓之前所獲得的權利，即許可證合同得以維持（26），也是同樣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實施許可即便經過登記也無法對抗未經登記的其他普通實施許可（27），這是普通實施許可的特性決定的。所以，普通實施許可的對抗性與獨占實施許可的對抗性是完全不同的，籠統地規定「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未經登記的，無權對抗就該專利取得權利的第三人」是有漏洞的，會引起兩種不同性質許可合同的對抗效力的混淆。筆者以為，對於普通實施許可，還是採用明確規定「經過登記，可以對抗在後的專利權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為妥。

另外，同登記後的獨占實施許可一樣，登記後的普通實施許可除了能夠對抗特定的第三人外，對專利權人放棄該專利權的行為也可擁有否決權，還可以產生對侵權行為的參與權（後面詳述）。

四、登記與被許可人的訴訟權利

按一般法理，對侵權行為的訴訟應由權利人提起。因此，對侵犯專利權的訴訟，也應由專利權人提起。但所謂侵犯專利權，也就是侵犯專利的實施權；當被許可人取得專利權人的同意實施專利時，第三人侵犯專利權也必然會損害被許可人的權益。

特別在獨占實施的情形，與其說侵犯專利權是侵犯專利權人的權利，不如說是侵犯獨占實施權人的權利。所以，許多國家都賦予獨占實施的被許可人對侵犯專利權行為的起訴權，但具體條件有所不同。有的國家對獨占實施被許可人的起訴權與專利權人一樣，並無任何限制，而是作為其固有的權利（28）；但由於登記是獨占實施許可的生效要件，因此登記也是獨占實施被許可人起訴的必要前提。對於那些登記僅是對抗要件的國家來說，登記是否也是獨占實施被許可人起訴的必要前提呢？答案一般也是肯定的，就是只有登記後被許可人才能起訴，且只能對登記以後的侵權事實提出訴訟（29）。有的國家甚至明文規定：一個人變成了一件專利的獨占許可證領取人，而該專利隨後發生的侵害，在契約行為登記之前，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將不判予損害賠償（30）。但是，如果雖未登記，侵權人卻明知該許可合同的存在，被許可人是否也可以訴訟呢？理論上是有爭議的。一般說，既然侵權人知道其侵權行為可能造成損害的范圍，也應給予未登記的被許可人參與訴訟的權利（31）。

在普通實施許可的情形，似乎不會發生第三人侵犯被許可人的權利。因為從理論上講，多一個未經許可而實施專利的第三人（侵權人），對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並不造成什麼損害。但實際上，多一個實施者就意味著多一個競爭者，這就必然對合法被許可人的利益造成影響，而這種影響是由於非法行為帶來的。所以，有必要給予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對這種非法行為一定的訴訟權利，以維護其權益。

一般國家法律規定：已經登記的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可以參加到由專利權人提出的主侵權訴訟中去，以便獲得對他個人的損害賠償。相反，未經登記，則不能參與訴訟（32）。《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甚至直接賦予被許可人起訴權（33）。有的國家法律並未規定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的訴訟權利，但學理上也是認可的，不過也是要求登記為前提（34）。

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實施專利的被許可人可以對第三者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提起或參與訴訟的權利。但有學者認為，我國《專利法》（原第60條，現第57條）規定對於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其中「利害關系人」就包括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排它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以及有特別約定的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35）。這當然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但畢竟這只是學理解釋，沒有法律效力。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79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0號）第一條規定：「根據專利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前責令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的申請。提出申請的利害關系人，包括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專利財產權利的合法繼承人等。」雖然這是對《專利法》第61條的解釋，但既然享有訴前申請權的利害關系人包括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該被許可人也自然享有提起訴訟的權利。從該司法解釋起碼可以推定，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排他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在專利權人不起訴的情況下，可以提起訴訟（36）。至於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該司法解釋似乎未將其列入「利害關系人」中。

由於我國法律對許可合同只要求備案（其實也是登記的意思），而對備案的法律效力卻無任何規定，被許可人提起侵權訴訟似乎也不必以合同登記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利害關系人應提供許可合同與備案證明材料，但備案並非前提要件，只要有證據證明其享有專利權利就可以提出申請了。這與許多國家關於登記是被許可人參與侵權訴訟前提的規定有明顯的不同，有待於以後立法完善。

①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已廢止）第3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42條。

② 參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人就實施技術合同法若干問題答記者問（1987年10月31日）。國家科委政策法規司編：《技術合同法及有關文件匯編》，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8頁。

③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已廢止）第10條、第16條；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10條第4款。

④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科技糾紛案件的若干問題的規定（1995年4月2日，法發?1995?6號）「四、關於技術合同效力確認」24.審查確認技術合同的效力，應當依照技術合同法第二十一條及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進行，不得以下列理由確認技術合同無效：……（4）技術合同未經登記或未向有關部門備案，但轉讓專利權和專利申請權的合同須經專利局登記和公告的情形除外；

⑤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44條。

⑥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10條第3款，2000年8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第二次修正。

⑦ 轉引自頜中林：合同法下技術合同的有關法律問題，http://www.chinaiprlaw.com

⑧ 參見頜中林：合同法下技術合同的有關法律問題，http://www.chinaiprlaw.com

⑨ 參見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頁。

⑩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8條。

⑾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第10條：「……按照國家規定需要經過有關機關批準的，自批准時起成立。」

⑿ 參見印度專利法第68條（1970年9月19日），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4》，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32頁。 另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一），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頁。

⒀ 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另參見沈達明：《知識產權法》之法國專利法，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73頁。

⒁ 參見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1-52頁。

⒂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17頁。

⒃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2頁。

⒄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67頁。

⒅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7頁。以及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2頁。日本的獨占實施許可僅在合同規定的范圍內有效。

⒆ 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二），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頁。

⒇ 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1）款（a）項。又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46條，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53頁。另外，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第二十八節 許可證合同第（3）款也作了同樣的規定，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4-55頁。

[21]參見200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二款「合同備案」（原第十三條），以及第88條「合同備案的登記」

[22]參見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7頁。

[23]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4頁。另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1)款（c）項

[24]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七條第一款，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7-218頁。另外，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第四十六節「專利的放棄」之4也作了同樣的規定，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74頁

[25]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9頁。

[26]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66頁。

[27]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頁。

[28]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一百條 （阻止請求權），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9頁。另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0-191頁。

[29]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53條之（2），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17-118、153頁。

[30]參見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 獨占許可證領取人對侵害的起訴 第68條，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13-114頁。

[31]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72-173頁。

[32]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3-154頁。

[33]參見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五十二節「許可證領取人的法律訴訟」之2。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80頁。

[34]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1-192頁。

[35] 參見程永順：專利侵權訴訟，《知識產權保護實務全書》（鄭成思主編）第三編，言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9頁。

[36]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0號）第一條第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