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名師法學講義合同法
㈠ 有什麼關於合同法的書推薦
我國的：王利明老師：合同法研究一二卷，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他的著作對於普及法律版知識和打基礎的話權很是不錯的江平老師：合同法精解韓世遠老師：合同法總論，違約責任研究還有陳小君老師，李永軍老師的也不錯國外民法比較全面，可以看一下歐洲合同法，我國法學專家的觀點好多都是借鑒外國的
㈡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㈢ 《合同法》第51條 無權處分 清華博士 40萬字
尚緒美，清華大學，無權處分合同及其法律效力 2007年的
在中國知網上可以找到
【英文題名】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Its Legal Validity
【副題名】 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
A Research on Provision 51 of Contract Law
【作者中文名】 尚緒美;
【導師】 崔建遠;
【學位授予單位】 清華大學;
【學科專業名稱】 法律
【學位年度】 2007
【論文級別】 碩士
【網路出版投稿人】 清華大學；尚緒美
【網路出版投稿時間】 2008-07-18
【關鍵詞】 無權處分; 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 善意取得; 不當得利;
【英文關鍵詞】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validity; bona fide gains; illegal profit;
【中文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很多學者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提出了質疑和反省。 本文將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分四個部分論述。第一、二部分:准確界定無權處分、無權處分合同等概念,使討論的對象—無權處分合同特定化、清晰化。第三部分討論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沿著初步論證—實證分析部分—反面論證—得出結論的順序展開。在初步論證階段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分別進行論,並運用比較的方法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有效與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進行綜合的比較。實證分析部分主要是結合我國的法制背景和相關規定進行討論。接下來的反面論證部分分別反駁了無權處分合同無效說、有效說和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說中的有力說,以從反面論證無權處分合同應該是效力待定(通說)的論點。筆者認為對我國法律中的無權處分的概念及效力應以我國法律體制及所採取的物權變動模式為背景作上述理解。這樣有助於我國法律的應用,其不足之處宜通過解釋加以消除。 在此基礎上,本文得出結論:在我國無權處分合...
【英文摘要】 Although the 51st provision of Contract Law has stipulated the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the arguments never stop whatever in academic circles or legal practice fields. Particularly many scholars challeng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vision. The thesis made a research on 51st provision, having three parts to verify the author s views step by step. First part and second part: give the demarcation of unauthorized acts and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so as that we can specify and make clea...
【DOI】 CNKI:CDMD:2.2008.087944
【相同導師文獻】 導師：崔建遠 導師單位：清華大學 學位授予單位：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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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誰有北大法學院教授 劉凱湘 《合同法》（共十講）的資料麻煩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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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學院教授 劉凱湘 《合同法》（共十講）《合同法》（一）合同無處不在 北大法學院教授 劉凱湘 大家好，今天我們開始合同法這個講座，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一講，我們合同法這個講座一共是有十講，今天是第一講，第一講的主題是關於合同的特徵，以及合同的形式。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小明想到北京來考研究生，本科畢業了，考了一年沒考上，然後自費到北京來想考北大的研究生，然後就在中關村旁邊自己去租房子，准備將近一年的時間，准備自己花錢來進行教育投資。然後就在附近找到了一家房主，跟房主也談好了，租了他一間平房，租期雙方約定了，暫定一年時間，租金也約定好了，一個月三百塊錢。這樣小明就住進去了，但是住了不到兩個月，中關村附近，就是房屋出租地段附近，房屋租金猛漲，這個房主就覺得一個月三百塊錢把這個房子租出去很可惜，這個時候他就跟小明講，他說你能不能把租金加到380塊錢一個月，小明說咱們當時說好了，一個月是300塊錢，一年期呀，如果我一年期滿以後我們可以重新協商，比如說你提出來租金又漲一些，我們可以到時候再來協商，但是現在我們期限之內，他不同意漲，這個時候房主就說，你不同意漲的話，因為旁邊很多人找我來，他們願意出400，甚至出450，500的，我能夠很容易地把它租出去，所以如果你要不願意漲的話，那我這個房子就不租給你了。那小明說那不行，咱們當時說好了，說的是一年啊。問題就在這個地方，當初雙方沒有把他們所談的這些出租的條件用書面形式寫下來，只是口頭的，沒有什麼證據證明說我答應了給你300塊錢一個月，（房主）就說沒有，小明也是，我們講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樣一個案例它就告訴我們，如果雙方之間要達成一種協議，要做成某種交易的話，到底以什麼方式來做，才會避免一些糾紛的發生？或者是即使發生了糾紛的話，怎麼樣才能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能夠來維護好自己的權利？所以這樣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什麼叫做合同？合同有什麼樣的特徵？ 合同其實是我們在生活當中廣泛存在的、普遍存在的，而且合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是一種很古老的法律制度。在咱們民商法的領域，像很多一些新的制度，像公司制度，票據制度，信託制度，都是晚近開始發展起來的，但有些制度，像不動產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包括像合同制度，侵權行為制度，在民法當中是一種很古老的分支學科，咱們中國人講合同這兩個字都是非常的貼切，揭示了這個所謂的合同這樣一種法律關系的本質，一個「合」，一個「同」，合強調什麼呢？不是一個人，二人以上才能是合，所以它講的是兩個主體之間，兩個當事人之間的事情。還有一個「同」，雙方同意，雙方協商一致，這叫合同。 但是合同這個詞，其實在中國古代法律當中並不叫合同，後來才發明出合同這個詞的，根據古文獻的記載，比如說像在《周禮·天官·小宰》它所記載的裡面有一句話叫做「聽稱責以傅別」，這句話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古典合同法的最早的一種相關的文獻記載，就是說你借款的話，那麼兩個立約人，就是借款人跟出借人，雙方叫做立約人，立約人在一個簡上，寫上立約人的姓名，寫上借貸的數目、日期，像我們今天講的一些合同的主要條款，然後在中間寫一個字，比如說一個「大」這樣一個字，然後從中間把它分開，一分為二，出借房跟借入房各執一半，以後出了什麼糾紛把這兩個合在一塊，合二為一就能對上了，這是兩個立約人，一個借款人，一個出借人，這就稱之為「傅別」，所以「傅別」其實是我們中國古代關於合同最早的一種稱謂，所以這種制度很古老的，存在的歷史很悠久。 現在社會當中我剛才講到過合同幾乎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大到我們講的公司去做生意，它購進商品，購進原材料，銷售自己的產品都得通過合同的方式，大到像這種社會資源的流轉，重要的生產資料，比如說土地使用權，它的出讓，它的轉讓，它的抵押，都得靠經過合同來實現的，小到咱們的日常生活，你出去坐個車，那也是個合同關系，叫做旅客運輸合同，你去商店買一杯牛奶，買一塊餅干吃，那也是個合同關系，那叫買賣合同，你去看個電影，你去餐館吃個飯（是）服務合同，所以合同是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無處不在的，無論是你大公司做大買賣，還是我們平常過日子，都得通過合同這種方式，所以合同它是一種交易規則。 合同一般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特徵，第一，合同的主體，合同主體方面的特徵，它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一種法律關系。平等主體，能夠有資格訂立合同的有自然人，就是我們公民個人，可以是企業法人，或者其他類型的法人都可以的，還有非法人組織，像合夥，像法人的分支機構，都能夠來訂立合同，這是合同的主體，但是一旦你是來訂合同，訂我們民法上所講的合同，那麼它們的主體地位是平等的，這就要求合同雙方當事人本著一種平等的、自願的原則來訂合同，因為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一方不能強迫另外一方，不能以這種強迫交易的方式來達成合同的。第二個特徵呢，我們講合同是種法律行為，所謂的法律行為就是說它有一種意思表示的，你想去買一輛汽車，你內心有這樣一個主觀上的動機，有這樣的目的你想買一輛汽車，然後你得把你內心的意思，通過一定的方式表達出來，比如說你跟一個汽車銷售商進行磋商，我想買你這個車，你什麼價格、什麼型號、什麼時候付款、以什麼方式付款、以後售後維修服務怎麼進行等等，這就是表達的過程，最後雙方談成了，我們簽一個書面的合同，確定我們雙方之間的合同得以成立，它是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我們講它的本質是一種意思表示，這是它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合同的目的，它有目的性，合同的目的是在合同的當事人之間設定一種權利義務關系，按照我們國家合同法的規定，合同是平等主體，關於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它的目的性很清楚，就是說你訂合同，通過這種合意來訂立一個合同，它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在我們之間形成一種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後果，所以它跟一般的生活行為就不一樣。比如說今天我們約好了，約好一個朋友說咱們晚上一塊吃飯去，它也是個約定，也是雙方可以說是意思表示一致，可是這並不在雙方之間形成一種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果一方沒有去赴約，他毀約了，我們也可以說，我們頂多說這個人不講信用，對不對，說好了，答應的事情不去做，但是它不會有法律上的後果，通常而言說，但是比如說我們訂了個合同，說你賣給我一輛汽車，最後你不能交貨，或者你交的貨不符合質量要求，那就有法律上的後果了，所以合同它有目的性，雙方訂立合同的目的是在雙方之間形成一種權利義務關系，或者是變更一種權利義務關系，或者是消滅一種權利義務關系，這是合同的第三個特徵，它有目的性。 第四個特徵，我們說合同是種合意，雙方合意的結果，也就是說，雙方完全是基於自願、平等協商達成的。最後一個特徵，合同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就是合同一旦達成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變更，雙方都得按照合同的約定來履行自己的義務，否則的話就會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就會承擔違約責任的。這就是我們所講的法律上的合同。由於合同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基於意思表示的一致，平等協商達成的關於權利義務關系的一種安排，一種協議，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社會資源的配置，商品的流轉，甚至包括技術、勞務、生產力、資本等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的組合流轉，基本上都是通過這種合同的方式，通過主體之間、企業之間、公司之間、個人之間這樣一種平等協商，或者是這種社會資源的分配、流轉，所以我們可以說合同法它是這個市場經濟的一種基本的交易規則。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回到剛才那個案例，我們看看訂合同有什麼形式來訂？合同的本質是雙方的一種合意，所以說你只要有合意就可以達成合同，但是，關鍵這個問題就說，你怎麼能證明雙方之間達成了一種合意，達成了一種權利義務的安排、一種協議，從法律上來講，當事人之間以什麼形式來訂合同，法律本來是不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規定，所以關於訂立合同的形式的問題，我們國家合同法也是採取了一種「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則，也就是說，雙方當事人之間訂合同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合同法是這么規定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以及其他形式，這就告訴我們，平常訂合同最常用的兩種，一個叫做書面合同，書面形式，一個叫做口頭合同，以口頭的形式訂合同。 口頭這種形式它的優點是方便、快捷，事實上很多一些生活化的合同，日常生活當中的合同其實都是口頭的，它不必要去訂立書面的，你去商店買一包麵包，這是個買賣合同，但是你跟商場說我們之間來簽一個書面的合同，這個麵包叫什麼名稱，多少錢，買賣雙方都是誰，什麼時候訂立的，根本就不必要，但是口頭合同有它的缺點，它的缺點就是我們講的「口說無憑，查無實據」，一旦出現了糾紛，你怎麼來證明你們雙方之間曾經有過合同，特別是這個合同是怎麼約定的，比如剛才那個租賃合同，租金是多少，租期是多長時間，租金怎麼支付，你就很難來舉證的。我們說你坐個車，打個計程車，它是個口頭合同，最後你說你丟了個東西在計程車上，你要找這個計程車司機去，這個計程車去，你總得有個發票吧，能夠證明你坐那輛車的，它是個證據了。我們剛才那個案例當中，你怎麼來證明？他就更困難一些，當然他可能能想辦法找一些旁證，比如說假定他的租金是按月支付的，他曾經付過租金，對方打了收條，今收到小明同志第一個月的租金三百塊錢，好，那還好一點，這就證明你們之間曾經有過租賃關系，但是接下來你要證明租多長時間，你就很難證明了。所以，一般來說，這種比較長期的、大宗的、連續性的、反復的這種交易，最好我們提倡用書面合同。 當然你說雙方都互相很信任，我們沒有必要簽書面合同，那你是雙方自願的，這沒有問題的，但是有一方比如說提出來了，你要跟我簽合同，咱們必須訂書面合同的，那就必須按照這種要求來的，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你們就達不成合同，所以企業之間的合同最好是用書面形式的，即使是私人之間的，我們講長期的、反復的交易，或者說大額的交易，標的比較大的交易，最好採用書面形式，一方面它便於在訂立合同的時候，把雙方這種權利義務寫得很清楚，避免糾紛的發生。 第二個一旦發生了糾紛，它也便於我們按照這個合同條款來確定雙方的責任，這就是所謂的書面形式。書面形式其實也有很多種的，比如說有合同書這種形式，所謂的合同書就是一種最正規的，最規范的一種書面合同，比如說租賃合同，當事人（是誰），然後分成多少條，租金條款，租期條款，標的物條款，轉租條款，裝修條款等等之類的，一條一條地寫，這就是所謂的合同書，最後雙方簽字蓋章。除了像這種合同書以外，其他一些達成合同的方式，也屬於書面合同的范疇，比如說通過書信、電報、傳真，甚至包括像我們現在講的電子郵件達成的，那也是個書面合同的。除了書面合同、口頭合同以外，合同法還有個叫做其他形式，所謂其他形式一般是講根據這種生活慣例或者叫做商業慣例、交易慣例推定出來的雙方之間有一種合同關系，可能既無書面的合同，甚至連口頭的合同都沒有，但是雙方的行為足以證明，而且根據這種交易慣例、商業慣例，足以證明雙方之間是有一種合同關系的，這認為是推定的形式、推定的合同。 所以像咱們剛才講的這個案例當中，雙方之間有合同關系沒有？有。它是以口頭形式達成的一種合同，租賃合同，現在的問題是，因為雙方沒有簽訂書面的形式，所以小明如果想贏這個官司的話，他就得找很多的旁證來證明，他們曾經達成過一個關於租期一年、每月租金300元的，這樣的一個證據，比如當初談的時候有沒有朋友同學跟著一塊去談的，還有比如說我剛才講過，他是不是已經付了幾個月租金了，已付租金的這些憑證，這些都是一種證據證明，那麼作為房東來說他不想租了，他說我們之間沒有合同，或者我們之間有合同，或者只是說兩個月、三個月，那麼他來舉證證明自己這種主張，但是顯然在這個案例當中，房東他這種主張更多是消極性的主張，他認為沒有一個關於每個月租金300元，租期一年的合同，他是個消極主張，他很難舉證的，或者這種舉證責任來說，小明比如說作為原告去起訴，因為他有證明我們之間有合同，他現在提前把我趕出去，他毀約了，他違反合同，所以主要的舉證責任在小明這邊，因為他是個積極主張的，當然如果反過來，你讓我搬出去我不搬，現在房東可能他作為原告來起訴，他說你非法侵佔我的房子，你得搬出去，那麼對方可以抗辯，說我們是具有租賃合同的，我是合法佔有，這種繼續性的合同，但由於你沒有簽訂書面合同，所以它的這個權利的保護就會有一定的缺陷。 合同有各種各樣的類型，它有不同的分類標准，第一種分類標准把所有的合同可以分為「有名合同與無名合同」，所謂有名合同指的是，我們國家合同法有明確規定的、有合同名稱的這種合同，合同法把在實際生活當中市場交易當中，最常見、最典型的15種合同進行了規定，包括像買賣合同、租賃合同、贈與合同、運輸合同、建設合同、承攬合同、委託合同、技術合同等等這樣15種合同做了規定的，但是我們實際當中合同類型還很多。比如說放國慶長假你出去旅遊，你參加個旅行社，從北京出發到重慶、到三峽，這就是個合同，這就稱為旅遊合同，可是旅遊合同在合同法裡面沒有寫，如果出了糾紛，這個旅客說他已經答應好了，住三星級飯店，結果住的時候很差的飯店，原來說了門票應該包括在裡面了，結果每一個門票都得自己另外買等等，發生了糾紛。這就是個合同糾紛，那這種合同就稱為無名合同，合同法上沒有它的名稱，但是你處理糾紛沒有關系，首先合同法的總則部分，都可以適用於它的，然後也可以比照合同分則當中最相類似的這種合同類型來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 第二種分類把合同分為「諾成性合同與實踐性合同」。諾成，諾就是允諾的意思，所以所謂的諾成就是一諾即成，換句話說，只有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了，通過書面或者口頭的方式達成的意思表示，合同就成立了。比如說像買賣合同，我們訂一個房屋買賣合同，也許一年之後才能交房，沒有關系，合同從你雙方簽字之日起，它就已經成立了，這是諾成性，大部分合同都是這種諾成性的。但是還有一些稱為實踐性合同，所謂實踐性就是說，除了雙方意思表示要達成一致以外，還需要雙方進行某種交付，某種給付，付諸實踐，比如說按照一般地理解，生活借用合同，你出差去，我借你的車用三天，借用不給錢，如果給（錢）就是租賃合同了，給租金了，不用錢的，借用，像這種合同，除了說我想借你的，你願意借給我，那麼還得你把這個車交付給我，把鑰匙給我，這個時候借用合同才成立，這就是認為是實踐性合同。 第三種分類稱為「要式合同與不要式合同」，這個「式」是方式、形式的意思，所謂要式合同，它是指雙方訂合同的話，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的方式或者形式去訂立，合同才能訂立、才能有效，這就稱為要式合同，反過來所謂不要式就是說，法律對你訂的這種合同，不要求你有什麼特定地方式去進行，都可以的，這就是不要式（合同），根據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則，絕大部分的合同都是不要式的，只有極少數合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採用特定的方式，比如說書面形式，比如說像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轉讓合同，它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的，這是其他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的時候，它按照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規來按照這個方式訂立合同。 第四種稱為有「有償合同與無償合同」，這個比較好理解，所謂有償就是必須支付對價，不是無償獲得的，反過來不需要支付任何對價，那就是無償合同，比如說我們講贈與合同，典型的無償合同，比如剛才講的借用合同，典型的無償合同，有的合同比如說像委託合同，根據雙方約定可以是有償的，可以是無償的，那就看約定了，但是有的合同準是有償的，比如說買賣、租賃、倉儲這些合同，它肯定只能是有償合同。 第五種分類稱為「主合同與從合同」，這是指的這兩個合同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它的前提是有兩個合同，一個是主合同獨立存在的，一個是從合同附屬於、服從於這個主合同的，比如舉個例子來說，甲公司向銀行借款簽訂一個借款合同，這是個主合同，現在銀行提出來，你要給我找一個擔保人來擔保，甲公司找到了乙公司，乙公司願意給甲公司做保證人，做擔保，然後乙公司就跟銀行簽訂了保證合同，這個保證合同就成為從合同，如果沒有這個主合同就不會產生從合同的，所以它就是兩個合同是一種主從關系，這是最主要的一些合同的分類。 好，今天這一講我們就講到這兒，下一講我們主要是講關於合同成立的法律問題，謝謝大家。
㈤ 司法考試合同法哪個老師好
從一個考過司法考試的人來說，能夠講課的老師法學功底都是各有千秋的，不版是比權較哪個合同法老師講得好，而是選擇自己對哪個講課老師的風格更有興致，更容易活學活用，不妨從眾合、三校、厚大這三個培訓機構對應的講課老師選擇同一個視頻比較下，選擇有興趣的老師，相對來說，眾合的李建偉老師側重於知識的邏輯架構和法理內涵，重難點知識的講解，一目瞭然的知識點不會涉及，直接學講義、習題即可（個人偏喜歡）；而鍾秀勇老師則是將每個合同法的知識點邏輯地相當詳細，對初學者老說，別的輔導書面資料就不用了；建議備考任何一門法律，所以了解該法律在司考中的出題類型、分值、考點思路，有側重地分配時間，可以考慮從講義、視頻、配套的習題、真題，一章一節的循序漸進，至少全面梳理兩遍。
㈥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㈦ 吉林大學國際法學研究生指定書目裡面的合同法和公司法是法條嗎國際經濟法有兩本 都要看嗎 求解！！！
公司法和合同法肯定是指學校的教材了，法條是參考；
既然考國際法，那國際經濟法是必須要看的了。兩本的話，比較一下，找個全面的看就OK了。現在的教材都大同小異。
㈧ 司法考試培訓班什麼時候報名合適在那裡報比較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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