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尋根

❶ 尋根旅遊國內外研究

挖掘尋根文化 搞好旅遊開發
——訪市政協委員周健

2004-3-15
王春生

據統計，目前居住國外尤其是歐美地區的華裔非常多，已達5000萬人，中國台灣和港澳地區同胞將近3000萬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具有尊宗重祖、熱愛祖國的優良傳統，是一筆寶貴的尋根旅遊財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市政協委員、許昌學院副教授周健一直從事旅遊研究，造詣頗深。他與記者的交談也就從旅遊這個話題開始。

周健委員說，去年，許昌市有關部門通過各種渠道，加強溝通，與台港澳同胞、東南亞國家僑胞中許姓人士取得了聯系，成功舉辦了世界許氏宗親文化研究會暨經貿洽談會，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利用尋根這個載體，開展旅遊開發和招商引資，不失為一條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服務的捷徑。

許昌有悠久的歷史，許多姓氏都源於此，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搞清楚究竟哪些姓氏起源於許昌？這些姓氏在許昌還有什麼遺跡？祖先的確切位置在哪裡？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周健委員認為，至少許姓、鍾姓、方姓三姓源於許昌，陳、荀、瘐三姓發達於許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贊同。

就如何搞好尋根旅遊開發，周健委員認為，對學術界已經基本確認的「鍾氏、方氏源於許昌」的研究成果，我們要充分利用，進行精心策劃，可以在今明兩年著手開發。

「當然，由於尋根旅遊開發在我市剛剛起步，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周健委員坦言，瘐姓故里具體地點尚不清楚，荀氏祖塋八柏冢。八柏之中一死一倒，令人心寒，希望有關部門加大保護力度，為以後的尋根活動打好基礎。另一個問題是缺乏投資主體，對尋根旅遊資源開發不僅要靠政府，更要有民間投資主體來開發，建議成立尋根旅行社，負責經營尋根旅遊，政府可適當提供支持。當然，還有一些問題，譬如，近年來，我市軟硬環境雖然有較大改善，但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次，我陪馬來西亞的尋根團欲到灞陵公園，由於河水污染，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臭味，不少客人未到公園便中途返回。因此，我建議，要加大創「三城」實施碧水藍天工程的力度，以優美的環境打造許昌這個品牌，吸引更多的國內外人士來許昌參觀、旅遊、投資。

❷ 現代社會下，法制與德治的關系

現代社會下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二、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❸ 歷史題 對於當今社會尋根與祭祖等活動,有什麼看法

祭祖活動是和中國人的宗族觀念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傳統社會是宗族社會，統治者對於民眾的統治，往往是通過宗族這一環節得以實現。一個大家族的宗祠，是宗族議事、聚會、執法的場所，是體現族權的場所。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這類活動就伴隨著「反封建、破四舊」等運動銷聲匿跡了。至少在我印象中，我上學的時候，這類活動是與「封建迷信」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我老家身處中原腹地，家鄉農村卻從未做過此類活動。
但是近幾年，「祭祖」活動又開始大行其道，並多以祭典人文方面的人物為主，比如有祭孔子、老子、黃帝、伏羲等等。我覺得，這種新時期的祭祖活動所反映的並不是宗族意識，而是一種「文化尋根」，一種人文意味中的「認祖歸宗」。人們祭拜他，不是出於迷信，而是崇敬他們為中華文明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認同自己的文化起源。
所以現代社會的祭祖活動，不是封建迷信活動，也不應該做成一種「看熱鬧」的「廟會」性質的活動，而是一種以文化傳承、傳播為本質的文化活動。讓人們通過這一活動，真正了解、體會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了解這些人對中國社會做出的貢獻，把他們遺留給後人精神財富發揚光大。

❹ 道德與法律相沖突的歷史典故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會規范系統中道德與法律的結構趨於合理，以實現系統本身的功能優化。通過立法確認某些道德標准為法律標准。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❺ 什麼是尋根性

尋根【拼音】：xún gēn【基本概念】：1、尋找根源，尋找根底；2、特指尋找祖籍宗族。【詳細釋義】：尋根是指世界各個宗族/民族依據文獻資料和口頭傳承文學來探究文化發展歷程，追尋宗族/民族的根源。尋根是一項國際性的活動，在華人思想意識中最為重要。宗族/民族尋根與其文化歷史研究是有分別的，尋根帶有濃重的民間色彩，可以只是通過民間習俗、節日慶典、宗族聚會、尋根游等多種形式開展，不具有學術研究的嚴謹規范性。但在西方，尋根主要是依據科學研究進行的，如：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等方式。

凝聚·延續同姓氏在漢人眼裡是一種很強的關系紐帶，這種微弱的關系以親情把人與人之間聯系起來。通過尋根，把已失散的親情尋回；通過尋根，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通過
凝聚親情
尋根，把家族史完善繼而延續下去。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團結友愛、互相幫助，其形成與文明發展進程有緊密聯系的。「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范圍往往會有一個模糊概念起著作用。比如：因為中華兒女都是炎黃子孫，所以我們相親相愛；天下同姓是一家，所以我們更應該互相幫助；因為在同一片土地共飲一江水，所以我們團結奮進……就是這種微弱的感情把人凝聚在一起。而尋根恰恰是把這種存在的感情展現出來，以完成人們的心願。文化傳承在姓氏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尤其是在封建社會下的名族世家，都會有家譜、家訓、祠堂、圖騰、故事傳說等，這些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般家族文化都包含：禮儀習俗、家譜、家祭、家法、稱謂、門第、名號習俗、信仰、圖騰等。日常生活中就會有意無意的把這種無形的文化傳遞給子女。尋根也是尋求、探索家族文化的過程，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規范，尋根就是要找回在潛意識中隱藏的生命氣息。心靈歸宿「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人行千里，心中仍然記掛著故鄉，古今多少遊子抒發了思鄉之情。「葉落歸根」的中國情結，讓人生前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在故鄉安度晚年，讓身體和心靈都有一個最溫暖的歸宿。但，事實卻有許多人因為各種因素客死他鄉，不能安眠於故土，留下了畢生的遺憾，也留下了感人的故事。

❻ 簡述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發生的背景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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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文學(小說)：
「文革」結束後興起的一股文學潮流，肇始於劉心武《班主任》，得名於盧新華《傷痕》。其內容是揭露「文革」給人民造成的傷害，尤其是給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內傷；帶有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
反思文學（小說）：
當傷痕文學把「文革」的悲劇展現在人們面前時，人們就隨之思考造成這場社會悲劇的遠因近源，反思文學應運而生。其起步的標志是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1979）。在創作上的特徵是：從政治、社會層面上還原「文革」的荒謬本質，從一般地揭示社會謬誤上升到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比之傷痕小說，其目光更為深邃、清醒，主題更為深刻，帶有更強的理性色彩。
尋根小說：
1985年前後形成潮湧的小說潮流，它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突入到歷史與文化的深處，對中國的民間生存和民族性格進行文化學的思考。
其特點是：以現代意識觀照現實和歷史，反思傳統文化，重鑄民族靈魂，探尋中國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題材和文化反思對象呈鮮明的地域特點；在表現手段上既有中國傳統文學的手法，又運用現代派的象徵、暗示、抽象等方法，豐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蘊。
先鋒小說：
80年代中期興起的一股小說潮流，其創作上的特點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現為對意識形態的迴避、反叛與消解；二是在文學觀念上顛覆傳統的真實觀，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文本特徵上的敘述游戲，人物趨於符號化，性格沒有深度，通常採用戲擬、反諷等寫作策略。

❼ 形勢與政策文化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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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普法欄目劇尋根

 線預告 《普法欄目劇》 20190222 六集迷你劇集·尋根（第一集）本期節目主要內容：這天，專陸維德的隆辰塘飯屬店在宣水鎮清永村開張了，陸維德准備了幾桌酒席宴請鄉親。今日熱搜在後廚正忙著的是陸維德的兒子陸小勇，廚藝精湛的他有著十里八鄉「第一廚」的名號。與此同時，另一個家裡，劉三金正在毆打十幾年前買來的妻子，社會與法尋根20190225嗜賭成性的他一把搶走了妻子存了許久的錢。
  G[Wq a&emB0本期節目主要內容：周婷給小勇打電話，表示對他之前暈倒的問題有了新的，要去找小勇。劉旺與大萍正要去超市，碰見了湯嫂，湯嫂問大萍上次相親為何不去，並稱對方雖然是個瞎子，但是對方條件好。劉旺急忙解圍，稱自己是大萍的「男朋友」。普法欄目劇尋根第一、二集劇情湯嫂走後，劉旺向大萍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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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❿ 了解一下尋根的故事！！！！！！！！！

（1）40年前，她們生父的骨灰被伯父從上海帶回高郵老家；10多年前，她們全家從上海到了紐西蘭；在海外生活10多年後，為了找回生父的骨灰，如今她們向高郵市政府求助，打聽親友的下落。在市政府工作人員的傾力相助下，她們終於圓了尋根夢……
越洋電話只為尋親

今年年初的一個星期五，在單位加班的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科長喬傑正准備下班，電話鈴突然響了。他拿起電話，原來是從紐西蘭打來的越洋電話，電話那頭的女子希望政府幫她尋找高郵的大伯父。
「我叫陳文靜，10多年前我們全家從上海遷到紐西蘭。我生父原是上海鐵路局列車員，40年前去逝時我只有4歲，妹妹只有2歲。當時父親的骨灰被大伯父從上海帶回高郵老家。如今，我們想尋找大伯父，找到父親的骨灰，拜祭父親的在天之靈。這么多年，我們與大伯一直沒有聯系，只知道他名叫陳慶宏，大約70多歲，無奈之下，只好請政府幫助尋找。」
聽了電話後，喬傑明白了事情的緣由。但是事隔近半個世紀，陳女士尋訪的對象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僅憑這點線索，在浩瀚人海中尋人，困難可想而知。於是喬傑問道：「除了這些，有沒有其它線索。」
「沒有，如果沒有困難我們也不會打電話向政府求助。這么多年過去了，不知道伯父是否還在世，我們想找到大伯父，看一看父親的骨灰，完成母親多年的心願，政府能幫我們嗎？」聽著陳文靜焦慮和無奈的回答，喬傑為這份親情所感動：「請你留下聯系方式，我們會盡力幫助尋找。」

艱難尋人幾經周折

根據陳文靜提供的信息，喬傑立即打電話請求蝶園派出所的朋友幫助，朋友答應第二天幫他。
周六上午一大早，喬傑來到蝶園派出所，在朋友幫助下，很快查到兩位名叫陳慶宏、年齡70多歲的老人。「請問陳慶宏先生，你是否有一個弟弟40年前在上海鐵路局工作？」通過電話了解，這兩人都不是陳文靜的大伯。
初次尋找並不順利。周日，朋友又陪著喬傑來到珠湖派出所查尋。珠湖派出所的電腦顯示有20多位叫陳慶宏、年齡70多歲的老人。電話一個個撥出，依然沒有半點有價值的線索。
難道是思路出了問題。喬傑分析，陳文靜只講伯父從上海回到高郵老家，不一定是在城區，如果是這樣，尋找范圍應該擴大到鄉鎮。熱心腸的喬傑利用平時休息時間，與各鄉鎮派出所進行聯系，希望從他們那裡找到線索。
功夫不負有心人。半個月後終於從八橋鎮城堡村傳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城堡村中興組有一位82歲的老人叫陳慶宏，曾經有一位弟弟在上海鐵路局工作，已經去世40年了。會不會就是這個老人呢？喬傑請城堡村支部書記聯系老人。遺憾的是，老人家中沒有電話，喬傑留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一個半小時後，喬傑終於接到陳文靜的伯母從公用電話亭打來的電話，在半個多小時的通話中，老人非常激動，講述了當年陳文靜父親去世後，老伴陳慶宏將其骨灰帶回家的經過。老人話語有些哽咽：「這么多年過去了，沒想到她們還能找到我們，謝謝你們的幫助。老陳年齡大了，身體不太好，也特別想見見親侄女。」

熱心相助終圓夢

喬傑及時與陳文靜取得聯系，把他了解的情況如實告知。
3月25日，陳文靜和妹妹陳曉萍從遙遠的紐西蘭飛到上海，又驅車趕往高郵。26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7樓會議室內，陳文靜、陳曉萍見到了失去聯系多年的親人（大伯父陳慶宏的兒子、媳婦和孫子），她們激動萬分，陳文靜激動地拉著喬傑的手說：「多虧你們的幫助，才圓了我們的『尋根』夢。」
陳文靜和妹妹陳曉萍在離開市政府辦公室去大伯父、伯母家前，向市政府辦公室的同志們深深鞠躬，連聲道謝。

(2)在美國，21歲的錢向民出生於學識淵博且十分富有的美國華裔家庭，住在美國著名的科學城矽谷。她是美國第三代華人。她小時候，父母工作都非常忙，只好請保姆照料她和弟弟妹妹們。家裡一個保姆來自，對她特別好。從保姆的講述中，小錢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還生活著許多貧窮的人。17歲那年，她一個人去了趟非洲。在非洲時，有人問她是哪國人
，她很自然地回答她是美國人。可是人家又問，怎麼看你長得像中國人呢？她說是的，我是華裔。人家就說，那你了解中國嗎……每到這時，她都不知應該如何回答，因為她對中國的事一無所知。

回到家裡，她開始纏著爸爸媽媽給她講中國，她說她必須要知道自己的根！

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著名的哈佛大學。在哈佛，小錢遇到了一個從中國成都來的女生，她告訴小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還有很多生活比較困難的人。她一邊向這個女生學習漢語，一邊向學校申請獎學金。去年，她的申請終於得到了批准，她獲得了數千美元的獎學金。小錢對父親說，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去了解中國，而不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經驗。一位來自中國的老師告訴她，你如果要去中國，就去雲南。

人物名片

她是在美國出生並長大的女孩子。

她的爺爺是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弟弟。

她的父親是美國斯坦佛大學的院士和博士生導師、著名的醫學教授。

她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

她的名字是SarahTsien。她的中文名字叫錢向民。

在她的名片上印著：全球網路金融服務機構中國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哈佛大學、中國小額信貸扶貧研究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導師的實習生。

機會：在雲南研究扶貧

錢向民回國來到了中國雲南。

小錢的中國之行，帶動了全家人的故國情，他們一起回來了。一家人先到北京登上了長城。

家人回美國去了，小錢留下來。她與一個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美國學生團體一行25人一起到達昆明，先在雲南師大學了3個月的中文，然後那些美國學生也回美國了，只有小錢留了下來。她獨自一個來到了邊遠的麻栗坡縣。

小錢告訴我，她申請的這個項目，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搞的一項名為「中國小額信貸扶貧」的研究。小錢解釋說，小額信貸從20年前就已經在世界上好多國家開始進行，並且非常成功。在這些國家，大部分窮人貸不來款。而他們又非常需要銀行的扶持，有時就是幾百元或者上千元。可銀行一來怕他們還不起錢，二來又嫌小額信貸比較麻煩，這樣就需要一種保證和信譽。於是，鄉村銀行的信貸業務不對個人，而是對小組。通常是若干戶組成一個小組，彼此都是鄰居，相互信任，如果一個人還不起，另外幾家就都有責任。鄉村信貸員還到那些還不起錢的農民家裡去，和他們一起打工，幫助他們還錢。我國也從數年前就開始推行這一做法，各地的扶貧組織都有這個項目。小錢的任務就是對這個項目進行考察。她到達中國以後了解到，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扶貧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父親先前的一些說法不一樣。她打電話告訴了父親，父親佩服女兒的闖勁，並向女兒認輸。

一開始，雲南當地的項目辦公室安排小錢住在鄉招待所里。可她一到那兒，就在菜園子里和一群當地孩子玩起來。她看到那些男孩子每個人都背著一個比他們身體大得多的玉米稈的柴垛，很重，就跑過去幫他們背，一直背到了男孩的家裡。

磨煉：在貧困農家調研

這家有兩個男孩子，姓李，哥哥15歲，弟弟11歲。除了父親母親外，還有一個老奶奶。一家4口人都非常歡迎小錢的到來。於是，小錢當即決定，就住在他們家了。她叫男孩的父親叔叔，叫母親阿姨。

李叔叔家在村子裡算是窮的。他家的房子是用草和泥巴蓋的，雖然家裡養著豬，但是吃的都是包穀飯，沒有肉，菜是從菜園里摘的。叔叔天天出去打工，阿姨一天學都沒上過，她做小生意也不識字，就是從這個集市上買點大米，再到另一個集市上去賣，從早到晚在集市上，有時賺不到錢，最多也就賺上5元錢。奶奶已經老得沒有牙了，駝著背，挪著一雙小腳，卻承擔著喂豬的重擔，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切著豬草。這里是山區，交通不便，有一次小錢晚上從項目辦公室回來，黑漆漆的，她摸著石頭走了一個多小時，差點迷了路。這里也沒有自來水，還經常停電。廁所連著豬圈，每次上廁所不僅要先轟豬，還要再攆狗。小錢蹲在我面前邊比劃邊「呼呼呼」地「再現」她轟豬攆狗時的狀態。上廁所如此，就更談不上洗澡了。「我就端一個臉盆倒點水，然後把頭放進去洗……」小錢生怕我不明白，又是一通連說帶比劃。雖然她的動作依然是美國式的，但她的神情倒很像一個剛從山裡出來的鄉村女孩。

這個哈佛女孩把自己當成了這個貧窮家中的一員。每天她幫著阿姨和奶奶做家務，和阿姨一起去趕集。她深深感受到李叔叔一家人對她真摯的感情，家裡那麼困難，還特意給她買了一床新被子。臨走的時候，她悄悄去了趟鄉里的學校，把叔叔家兩個孩子的學費交上了。她記得叔叔對她說過，他最大的心願就是讓孩子們能讀上書！

成長：繼續關注祖國

後來，小錢隻身到印度參加一個世界小額貸款方面的會議，會議結束，她在印度的加爾格達買好了第二天飛曼谷的機票，沒錢住飯店，她就想在機場大廳湊合一夜。她看到一個清潔工在洗手間的地上鋪了一塊布准備休息，靈機一動，在挨著清潔工的地方，就著清潔工「床單」的一邊睡下了。「我睡得很香。通過出來考察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的生活費都在兩美元之下，在有錢人看來，兩美元連一杯茶都買不了。」

「你一個女孩子到處跑，難道不害怕嗎？」記者忍不住問道。

「我遇到過壞人，有人要搶我的包，我就大喊一聲，揮拳就打；火車上有人想摸我，我就大叫一聲：『嘿！我會中國功夫！』」她邊說邊比劃，跟真事兒似的。

為了省錢，小錢出行甚至坐拉貨的拖拉機。身邊是豬和雞的尖叫，身體隨著拖拉機一路狂顛，顛得腸子都要掉下來了。在印度的火車上，人多得像粥鍋一樣，雙層卧鋪上被放滿了大米等亂七八糟的東西，上去的人隨便亂擠，你買了票也白買，根本沒人理你。小錢只好自己照顧自己，她發現在亂七八糟的貨物中還有一個小小的空兒，就鑽進去，縮成一團，睡了。

小錢的研究項目基本結束，她要回哈佛繼續上學去了。她說：「在中國的這10個月對我影響很大。我自己的思想也變了很多。有很多美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人，就隨便地講這講那。其實美國也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我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比美國人好得多！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那麼多好人，只在中國我才碰到。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學好中文，以後能夠比較流暢地說中文、讀中文，畢業以後再回到中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