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歷史研究法的緣起

Ⅰ 畢業論文研究緣起怎麼寫

畢業論文研究緣起就是解釋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主要有兩種寫法：

一、是由於看到與論文中觀點一致或相反的資料、事例引發的思考。這種要求把事例或是資料解析一下，並著重強調自己的思考。最後要求闡述一下思考後的結論和為了證明自己觀點所做的研究。

二、是由於所研究的內容具有明確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要從觀點的由來和研究歷程著手，提出你的論文對以往研究的總結還是創新。研究有利於完善或是明確這一觀點，而且可以指導實踐，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最後提出自己的觀點是什麼。

論文選題注意事項

論文的選題是整個研究的第一步，決定了整個研究的價值、走向和提升的空間。所以，在正式研究開始之前，一定要將論文的選題作為重中之重去對待，在研究過程中有不少人在研究做了一半臨時換選題的，這樣不僅熬心熬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動機與樂趣。

基本上，就是一個文獻綜述的形式，但是如果論文結構中有單獨的文獻綜述，那麼在這一部分就不能羅列過多的研究成果。要表明研究的價值與意義，研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等，講清楚這個了 ，就是讓別人理解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

寫論文之前，一定要寫個大綱，這樣老師，好確定了框架，避免以後論文修改過程中出現大改的情況。學校的格式要求、寫作規范要注意，否則很可能發回來重新改。

Ⅱ 歷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歷史是一門可研究性較強、同時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學科。歷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從一下幾方面入手：
1、進行一定研究歷史理論的學習，了解研究歷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對歷史的研究來說，進行研究歷史理論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通過歷史研究方法理論的學習掌握一定的歷史研究技巧和方法，從而加快歷史研究的能力；
2、多閱讀史料，盡量把握所研究歷史資料的全面性和准確性。史料是經過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於受整理史料的人所處的歷史環境、階級立場、價值取向、個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約，所寫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實和全面的，因此對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閱讀時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注意不同時期史料的閱讀。歷史事件發生時期所記錄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強。而後人整理後的史料，雖然整理性強，但是由於時間太為久遠，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夠完整，甚至是彎曲的反應當時的歷史；
（2）注意閱讀同一歷史事件，敵對雙方的不同描寫。同一歷史事件，由於敵對雙方，利益不同，價值觀也不同，故而導致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記述和評價也會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閱讀敵對雙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夠全面的把握歷史事件的真實性；
（3）注意正史與野史方面書籍的閱讀，以達到相互驗證的目的。正史和野史書籍的相互驗證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中國古代孔子提出「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因此有關統治者、賢能的人、親人的記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與正史相互印證。
3、對歷史的研究要注意對歷史遺跡、文物的考究。由於歷史史料經人加工的主觀性，因此需要與歷史文物和歷史遺跡相互驗證才能得出全面、真實的歷史。同時結合歷史文物和歷史遺跡的考究，得出正確的結論，不斷完善正確、全面的歷史；
4、對歷史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後要善於思考，採用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解決實際中存在的問題。如馬克思、恩克思正是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歷史的研究，大膽的提出人類下一步歷史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Ⅲ 新文化史學的緣起

20世紀70年代，國際史學界發生了重大轉折。一方面，新史學運動追求的科學性在計量史學的實踐中發揮到極致，同時自身所無法消弭的弱點也暴露無遺，使歷史學陷入了新的危機，從而呼喚史學的進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對科學和理性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更動搖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傳統學術范型的根基，為學術創新掃除了種種舊的藩籬和障礙。這樣，新文化史學作為史學領域內的新探索之一開始脫穎而出。
（一）科學主義歷史學——計量史學的危機
二戰以後，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運用計算機統計分析材料和重建歷史的計量史學在西方史學界風行一時。眾多歷史問題，諸如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家庭規模大小、貿易數額和經濟發展速度，甚至人們的心態，都可以進行量化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提出的「系列史」。「系列史」基本方法是選擇某一方面的特徵，在時空的許多點上將此特徵計量化，然後置於長時間序列統計數據中加以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將過去只限於經濟范圍的計量研究擴大到社會、思想和文化史學領域。他們對這種研究方法充滿了自信，認為依據這些涵蓋長時段的系列統計數據，並運用數學方法的處理和計算，便能洞察歷史變遷的長期模式和趨勢。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數據一旦建立起來，它的證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強，因為系列數據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處理，可以取代社會科學中無法進行的實驗，從而有能力揭示長時段中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
如果說系列史「從觀察到概括再到一個科學的規律」的方法仍是舊實證主義的模式，那麼，美國的克萊奧學派則將現代數學模式注入了歷史研究中。在美國的計量史學者看來，世界就是一個嚴格的模型體系，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是相互聯系的，某一部分的變化將影響到整個體系。他們常常採用集體合作的形式進行研究：在一個負責人的指導下搜集資料，將資料輸入計算機。至於採用何種模型分析資料以及最後由誰執筆，是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的。這種研究方式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結果。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W·福格爾在《鐵路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利用了反事實計量法。他設計了一個反事實的沒有鐵路的19世紀美國經濟模型，從中發現美國在這個反事實的狀態下發展速度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因為其他的運輸方式將會取代鐵路，從而推翻了鐵路建設是美國19世紀經濟發展首要因素的傳統結論。
計量史學的成就有目共睹，並得到了廣泛承認。它意味著歷史學方法論的進一步精確化，強有力地支持了歷史學作為「證明普遍觀點的一個方法」的信心。大量的計量史作品表明，如果研究對象能夠被清楚地界定，可以進行分類觀察並且其數量達到相當巨大的規模時，計量研究便能有出色的表現。然而，隨著這種研究范型的目標不斷擴大，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來。首先，它不能抓住人類生活中大部分領域的獨特性。例如，即使在群體構成的社會中，決定和造就生活方式的最終力量依然是眾多的個人。他們的想法和行動幾乎難以通過計量分析的方法來駕馭。其次，還存在著一個與讀者交流的問題。在這類歷史作品中充斥著冷冰冰的公式、圖表和模型。這種做法雖然能夠使歷史對象變得更加精確和有序，但也使其變得枯燥、晦澀，只能為少數人所讀懂。計量史學家不僅難與大眾溝通，甚至也無法和其他歷史學家交流。再次，現代經濟的理論和模型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鴻溝似乎難以彌合，這就帶來了驗證結論的困難，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很多計量經濟史的結論所依據的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確證的演繹模式，因此它的某些方法實際上是「反經驗的」和「反實證的」。因此，這種方法遭到了新文化史學的代表之一卡爾洛·金茲伯格的否定。在他看來，定性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如果沒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義方法，精確的定量研究也是難以實現的。計算機只能執行命令，不可能思考問題。因此，只有經過一系列特別深入的調查，一個闡述的計劃才可能發展為應用計算機進行統計的工作。
基於對計量史學惟科學論傾向的不滿，歷史學界的有識之士不是退回到傳統的敘事史去，而是另闢蹊徑進行新的探索。新文化史學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另一努力是生態史的興起）。與年鑒學派不同，新文化史學不是源於某個國家或某所大學，而是西方史學界在差不多相近的時間內出現的國際性動向，這表明它不是某個人的突發奇想促成的，而是集體的自覺選擇。羅伯特·達恩頓的看法也許可以代表新文化史學的基本思路。他強烈反對以系列數據的和計量的形式研究心態，甚至也不贊同那樣來研究經濟和社會。他說：「文化客體與經濟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數據不是同質的，因為它們不是歷史學家製造的，而是由記錄它的人製造的。它們傳達出的是意義，應該被閱讀，而不應被計算。」「文化是一個連貫的概念，不是與政治、經濟並列的一個社會實體，因為許多個人之間構成的所有關系，甚至那些我們認為是『經濟的』或『社會的』的關系，本質上都是文化的。」
（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挑戰
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是從語言的本質和知識的性質入手，對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以科學和理性為根基的西方文明和學術傳統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由於這種思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關於人類現實的符號學描述模式和說明模式」，因而，它促發各學科的新動向。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以及對各門學科產生的重大影響，其重要意義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公認。
後現代思潮與當代歷史學發展的關系，也是史學理論研究者一直關注的問題，因為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一樣，首先是一門用語言表達的學科，也是現代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所謂的「語言學的轉向」中。「語言學的轉向」是指語言學從語音、語法和句法的研究，轉向對語言與其所指對象關系的研究。重要的突破源於費迪南德·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關於「語言學的轉向」、後現代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達、海登·懷特等的思想，前面幾章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這里恕不贅言。不過，關於後現代主義思潮與新文化史學的關系，還需要強調以下兩點：
首先，後現代主義思潮與新文化史學靈犀相通的一點是，它們都是對戰後西方社會弊端的批判和反思。二戰後物質財富的增加，似乎不僅沒有有效地解決貧富分化、失業等嚴重的舊的社會問題，相反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生態環境的惡化、東西方冷戰格局中的核武器威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越來越重等等。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涌，要求改革傳統的教育制度，反對專制和暴政，呼籲建立自由和人道的社會。在美國，反戰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也前赴後繼。後現代主義思潮正是與這種動盪和變革的西方社會背景相契合的激進思想。新文化史學家大都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戰後時期正值他們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生活風格的青少年時代。許多新文化史學家目睹了西方60年代的學生運動，有的甚至親自走上街頭，成為運動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新文化史學家對後現代主義是耳熟能詳的。無論是羅伯特·達恩頓還是彼得·伯克，在他們的作品中都經常提及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如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等，並對他們的思想作出過認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後現代主義主要是形而上的批判，因此通常是非常極端的。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學則是實踐的，後現代主義只是促成新文化史學興起的因素。如果只是簡單地徹底打碎現代的權威和理性，那麼我們就會看到諸如五六十年代的X一代」[1]，看到在他們當中流行的性解放、吸毒和犯罪這類現象。人們似乎並沒能找到為如何實現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建設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和知識體系的方案。後現代主義思潮並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在面對後現代主義對歷史敘述的可能性和歷史必要性的否定時，新文化史學在實踐中堅決捍衛著自己的陣地，並沒有完全屈服於後現代主義的理念框架，而是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觀點作為出發點之一。顯然，新文化史學並不願意只做一個批判者和破壞者。它從後現代理念中的受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後現代思潮直接影響了新文化史學的研究主題。眾多以「創造」或「塑造」為標題的著作，就是將觀念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進程來考察的。《東方學》（又譯作《東方主義》，的作者愛德華·薩義德承認，福柯的有關知識霸權的思想對他的寫作有很大啟發。二是間接的影響。「語言學轉向」所揭示的理性和科學的局限性，迫使歷史學家重新審視傳統的史料觀、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等問題。
（三）新文化史學的興起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先問世的新文化史學作品，卻出自一直熱心鼓吹和實踐計量史的學者。1975年，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埃馬紐埃爾·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紀法國南部一個村莊中的異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此前不久，他還宣稱惟有計量史學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並預言歷史學在80年代將成為計量史學的一統天下，然而，在這本書中，他放棄了數字和圖表模型，轉而對幾百個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狀況以及他們對貧窮、財富、婚姻、愛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描述。他還試圖通過這些描述揭示出這個村子的權力體系、它與外界的交往，以及這種交往對村民生活和觀念的不同影響。這本書的問世立即引起了學界和大眾的廣泛注意，成為20世紀法國最暢銷的歷史著作之一。
一年之後，義大利歷史學家卡爾洛·金茲伯格出版了《乳酪與蛆蟲——16世紀一個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書。金茲伯格出生於1932年，曾任教於波羅涅大學，先後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洛杉磯蓋提中心(The Getty Center)和英國倫敦的沃布格學院等地做過訪問學者。自1988年至今，他加盟世界一流的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擔任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方向的富蘭克林·D·墨菲講座教授。1998年，他當選為哥倫比亞大學義大利高級研究院的在籍院士。這本《乳酪與蛆蟲——16世紀一個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試圖為16世紀一個名叫麥諾齊奧的普通磨坊主的怪異看法尋找合理的解釋。麥諾齊奧對世界的形成和現世的生活有著不同於教會正統學說的獨特認識，並且喜愛到處向家人、周圍的鄰居和村裡的人，甚至面對審判他的教會法官宣講自己的觀點。在金茲伯格看來，一方面，麥諾齊奧的生活經驗、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民間文化傳統、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環境對他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這個下層人物並不是外界觀念被動的接受者，而是通過自己的頭腦中一個「過濾器」，進行了創造。
在美國，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於1978年面世。薩義德是阿拉伯裔美籍學者，出生於耶路撒冷。雖然在埃及生活過，但他從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美國讀完學位，1968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文學。薩義德的這本書探討的不只是東方學這樣一個學科在西方發展的歷史、演變、特性和傳播，而且在作者看來，東方學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在本體論、認識論意義上以東西方相區別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它表現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這一區分，並將其作為建構與東方、東方的人民、習俗、心性和命運有關的理論、詩歌小說與社會分析的基礎。在更隱蔽的層次上，東方學還被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方式，通過作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性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在這里，東方學是交織著學科、思維方式和權力的多層次復合體。此外，在英、俄等國也都出現了類似的作品。
乍看這些作品，除了在書名的選擇上，人們已經看不到通常的「歷史」一詞，而是一些非常具有想像性的詞彙之外，它們相互之間並沒有別的明顯聯系。然而密切關注歷史學前沿發展的學者，已經逐漸認識到創門背後蘊含的力量和價值。
對於這樣一些在不同國家先後出現的史學作品，最先從理論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學者，是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1979年，他在《過去與現在》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敘事史的復興》一文。他雖然沒有用「新文化史學」（而是使用「新的舊敘事史」）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以新的文化理念為取向的新史學潮流，但他的具體分析已初步揭示了這一新潮流的特點和意義。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歷史寫作側重於敘述個人的歷史或某個重大事件的歷史，其目的並不是為了敘述而敘述，而是為了發現歷史進程中文化和社會的內在運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寫作方式的轉變，而且體現了歷史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全面轉向，即「從圍繞人的環境轉向關注環境中的人，研究的問題從來自於經濟學、人口學轉向來自於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來源從主要接受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的影響轉向主要接受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影響，關注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人，從對歷史變化的分層的、單因果的解釋轉向相互聯系的、多因果的解釋，在研究方法上則從計量轉向個人例證，組織文章的形式從分析轉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識到這些變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過去的變化作出連貫的、科學的解釋的結束」。羅格·夏特爾非常簡潔地將這一變化概括為「從社會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會史轉向」。1989年，美國學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為書名主編了一本論文集，收錄了有關政治文化，如無形的政治規則、組織方式、非正式權力體系等研究論文。
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盡管新文化史學還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數歷史學家的實踐，卻在歷史學界引起了關於歷史研究的性質、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歷史證據的性質以及歷史真理的標准等一系列問題的激烈討論。歷史究竟是靜態的結構，還是變遷的事件？歷史學應該研究獨特的人物，還是應該研究被抽象的群體？歷史學的使命是為人類尋找普遍的規律，還是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進行釋義？作為史料的歷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觀事實，還是文本記錄者的主觀印象？隨著討論的深化,90年代後，新文化史學的作品已經數以千計，其中許多不僅得到學界的承認，而且受到大眾的普遍歡迎。諸多世界一流的大學，如劍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關注和進行新文化史學的探索，還有許多新文化史學者也在這些大學獲得了重要的教職。這一潮流所倡導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於「槍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現象似乎都能與文化聯系起來。

Ⅳ 什麼是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的產生

歷史研究法是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亦稱縱向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法的一種形式。在政治學領域中，它著重對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歷史研究法的產生：
政治學家一般都承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承認歷史的態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歷史研究法曾經是政治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古代，許多有關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歷史學家撰寫的。在西方，採用歷史研究法有影響的學者，有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沙維格尼、英國的S.H.梅因。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向。但不是斷章取義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現狀，而是系統地研究它們以往的發展及其變遷的原因。歷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系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Ⅳ 社會歷史研究法的優缺點

社會歷史研究法

優點，能根據作者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更深入的解析作品的深層含義

缺點，把關注點放在文學作品之外，對文學作品本身的解讀不夠

Ⅵ 什麼叫做「社會歷史研究法」

就是用時間來考驗該條法律的正確性

Ⅶ 如何理解社會主體研究方法

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
社會主體研究方法就是把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作為社會歷史研究的出發點，通過研究人的活動、人的本質、人與社會的關系，揭示社會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方法。人是社會的主體，要想研究社會就必須先研究社會的主體。馬克思在關於社會主體的研究中指出了三點，一是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二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是「現實的人」，它是處於一定社會關系之中，從事一定社會實踐活動，並且是生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具備不同的社會屬性和特徵的人；三是社會歷史研究應當以「現實的人」作為出發點。
早在1844年，馬克思在其《經濟學哲學》的手稿中就提到整個世界歷史無外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共產主義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 是自然界的復活。如果把社會歷史的過程發展看做是一部歷史劇的話，那麼人作為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既是這部歷史劇的演員，也是這部歷史劇的導演和編劇。此外，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人的物質生產活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而人存在的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尺度。現今，在我國政府所提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理念中，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建立在馬克思所說的人存在的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尺度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應當以人的發展狀態來衡量社會的發展，要突出人的發展狀態對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

Ⅷ 常見的歷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70-80年代以前，均以重要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為對象，以藝術派別和藝術風格作為歷史敘事的核心概念。到80年代，把美術品放在社會、經濟、思想史的大環境中區觀察，或者在理論層次上把哲學、語言學、心理學及文學批評中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用以分析和解釋藝術的形象和表述。「新史學」更強調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多種因素對歷史發展的影響。90年代以來，許多美術史家注意到學科理論化、概念化的一個負面結果，即對藝術品本身的研究漸趨薄弱。美術史教學越來越局限於課堂講授、閱讀和寫作；鑒定和斷代等基本技術從課程和考核中消失。這種認識使他們開始重新強調藝術品原物，以及處理藝術品的各種專業技術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