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案件

A. 曾經轟動中國十大刑事案件

昨天對今天來說就是曾經，轟動的案例每天都在變化。
縱橫法律網-陝西暢洋律師事務所-侯強律師

B. 從犯罪學角度論孫小果案件

從犯罪學的角度去討論孫小果的案件，其實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我們要了解犯罪的真正原因，就分析起動機，還有引發的各種可能性。

C. 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的讀後感 跪求！！！！

法律社會學，目前的譯著並不多，只有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布律爾《法律社會學》，埃利希的《法律社會學基本原理》，作為法律社會學奠基者的韋伯，國內對其宗教社會學的重視遠超過對其法律社會學的重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簡惠美和康樂翻譯的《法律社會學》則填補了這個空白。這本書是由韋伯《經濟與社會》中的專門一章《法律社會學》，曾由美國兩位學者將該章與《經濟與社會》中其他與法律社會學相關的章節編成一集《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後由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此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韋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會學》以德文原著為准，並結合英譯本翻譯而成，且將英文、日文譯本添加的譯注和中文譯本的譯注連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並收入。
法學中的法律觀與法律社會學中的法律觀是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前者從參與者的內在視角考察法律中的正義問題，後者則從觀察者的外在視角看法律。早期的社會學如孔德、斯賓塞只是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直接引入社會科學，稱為「社會物理學」。韋伯作為一個新康德主義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思想，試圖結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研究方法，他最早將主觀意圖、行為動機引入社會學研究，強調社會科學也是一種經驗事實，對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可以進行理解，並對其過程及結果可以進行因果解釋。他採用的理念類型的方法，從雜多現實中抽離出某些特徵組成一系列清楚定義的理念型概念，它們代表著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動中之「意義關聯」的種種可能形式，從而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
在《法律社會學》一書中，全書共分八章，韋伯的旁徵博引，其中很多史實與術語對於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們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但韋伯《法律社會學》的主題只有一個即法律的合理化。這是與他的中心論題即資本主義為何出現在西方相關聯。從法律是如何在此種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角度出發將法律與統治、與政治(國家形式、行政層級)、法律與經濟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進過程經歷習慣、習俗、慣例到法四個階段，首先是一種呆板的、機械式的重復，純粹事實的習慣，經由心理對此習慣的「擬向」，讓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種普遍的共識，即令人在有意無意之中越來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義相對應的行為，最後此種價值共識被賦予法規范的特徵，由強制機構予以保障。也就是說秩序的合法性不僅建立在價值共識的基礎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將法律的內在面向(理念和價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構成的整體)統一起來。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種合理化結合下實現的。一種是規則的合理化。市場的擴大，貿易的發展使個人從團體中分離，主觀權利設定方式即授權規范不斷增多，財產責任取代身體責任，個人責任取代團體責任。
在傳統型社會和卡里斯瑪型社會，主觀的權利與客觀的規范合二為一，即擁有特權的個人依據為他而設的客觀規定來當作自己的主觀權利。因此，特別法無非是支配者的主觀權利，普遍有效的規范不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觀的形式規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規則」取代「特權」，代議制國家於是形成，行政體制的「合理」構造，即行政事務的連續性和文牘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為標準的行政組織，嚴格的等級科層制結構，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的分離，形成一個官僚科層制的非人格化統治的社會。
二是社會行動的目的合理性，韋伯將人的行為分為四種，基於情感的，導源於感情沉迷；基於價值合理的：取決於對秩序作為某種倫理、信念；基於傳統性行動，源於傳統；基於目的理性，由對特定外在後果的預期、即由利益情勢所保障。商品經濟的可計算性要求主體基於目的理性而行動。
三是科學合理性。貿易的發展，使得交易的復雜需要法律人士專業知識的幫助。新興的市民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權利，也需要藉助法律專業人員來為他們提供咨詢，充當他們與政府之間進行談判的中介人，並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們的利益。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從羅馬法和教會法中傳承而來的各種解釋技術，通過對社會中現有的規范性因素進行收集、概括和總結，創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使每一具體案件都可以通過邏輯方法得出判決，從而形成是一個沒有漏洞的、邏輯一致的體系。
三個面向「合理化」構成近代資本主義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過程是教會法與世俗法、實質與形式分離的過程。道德等實質價值技術化進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於任何調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過程也是現代化過程。韋伯意識到現代社會是一個「專家沒有精神，縱欲者沒有靈魂」信仰缺失的社會，形式與實質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形式重視個人能力，能排除絕對恣意和集體主義，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給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時，卻處處傷害了「實質公道的理想」。
韋伯是現代文明之子，其創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識到的形式與實質之矛盾我們仍無法超越，韋伯《法律社會學》中價值的實證研究進路對於處於轉型中的中國意義重大。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很多時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與價值之爭，因此只有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對法治的具體路徑進行描述，法治目標才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D.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E. 從法社會學的角度怎樣看待「賠錢減刑」這一現象

不同利害相關方的參與和合意即使不是對「是否正義」真理性的證明——根本不存在這種證明——也是對「正義」的指示器。而「矯正正義」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多方間尋求平衡的機制，因此我們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與國家的關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與「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從其犯罪行為中得到其不應得的「所得」，這時他就違背了分配正義，成為了一個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對他進行矯正。既然刑罰和賠償不能同時施行，那麼，僅僅刑罰能否對這個不公正予以矯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論，只要讓他不應得的東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矯正，而刑罰恰恰能夠起到這種作用，就連提倡刑罰寬和的貝卡利亞也不會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說：「只要刑罰所帶來的惡果大於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會收到它的效果。這種大於好處的惡果中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喪失。」
（2）被害人
「給予每一個人任何所需要的補救，只要他的權利為他人所違反」，是「矯正原則」的核心。因此，必須恰當補償犯罪人從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中不應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損首先是尊嚴和精神上，這種損害可以用對犯罪人的刑罰來補救，其次是非尊嚴的損害，可以用對被害人的物質補償來實現。這種補償可由國家來承擔，即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也可由犯罪人來履行，而其履行結果就是 「應得」刑罰的相應減輕，這一制度或者體現為我國「賠錢減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規范化為「強制賠償命令」制度。
「強制賠償命令」，又名損害賠償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為緩期執行、緩期宣告、緩刑（probation）及假釋的條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賠償損失的制度。這一制度在19世紀向20世紀過渡之際幾乎為所有的歐洲國家所採用。如義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規定，以履行賠償損失作為刑罰減輕、宣告緩刑、假釋的理由或條件，前聯邦德國刑法規定恢復因犯罪所引起的損害，是對犯人實行保護觀察和假釋的條件之一。1972年，英國從「讓犯罪人賠償犯罪損害，比目前用以對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見解出發，強調其迴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義。根據該制度，法院對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決之時，有權依職權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請，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質損害及治療費予以賠償的命令，並以命令的執行作為從輕、減輕刑罰或緩刑的考慮情節。「強制賠償命令」制度既保證了規范邏輯的自洽，消弭人們對「賠錢減刑」的爭議，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程序扞格，進而解決民事賠償無法實際執行的實踐困境，完全能夠成為刑事責任和民事侵權責任完全分離後，實現被害人正義的有效途徑。
（3）國家
在國家看來，犯罪人的行為是對法律秩序和國家政權的侵犯，犯罪人必須通過「刑罰」的矯正才能使國家的權利得到回復。「刑罰」對國家最直觀的功能就是它的經濟補償，包括財產刑的執行和無償佔有犯罪人強制勞動的財富。而從根本上看，作為排他性、壟斷性國家暴力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刑罰權是國家基於獨立主權對犯罪人實行刑事制裁的權力，是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在對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體上的嚴厲懲罰的過程中，國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矯正。
作為一項從一系列實踐性假說中選取的命題，「賠錢減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規范的和價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當化論證又依賴於社會常識和大眾常情。如何將法律人的判斷與理解和公眾意識與心理相聯結，從而相互交流，彼此認同，仍然是一個重大艱難的問題。因此，「賠錢減刑」的正當化並非一勞永逸的，而須不斷接受實踐理性的檢驗。在這一意義上，一種正當的制度必須在逐步的質疑與對話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過程無疑又是長久和漫長的。

F. 急求：用社會學方法分析」絕症男子告妻子重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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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法律社會學 案例

從案例1看，按照一來般法理，群眾會議自以不參加公益事業為由將盧進發等7戶盧姓村民開除村籍的決議是無效的決議。後來對村民進行罰款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也是無效的決議。

從案例2上看，政府的執行力顯然不如在少數民族中頭人的執行力。按照一般法理，政府實施行政行為不應當建立在某些個人的權威之上。

從案例3上看，按照一般法理，民間一些接近迷信的風俗不應當在法律上獲得公力救濟。

但是，一些善良風俗和少數民族的習慣法如果不影響社會的穩定健康狀態，甚至促進社會的穩定健康狀態，就可以排除一些民事法律的適用。司法和行政機關在遇到一些少數民族地方的善良習慣和一些地區無害社會的善良風俗時候，應當在引導的同時，也要尊重這些已經形成一定社會規范的特殊規則。當然前提是這些規范不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以追求行政和司法過程中的最大社會效益。

反之，如果一味以機械的遵照一般法理進行行政和司法，不僅效果不好，而且不能體現法律在解決社會沖突時的作用，降低法的價值和功能。

H. 請教專業律師：鑽法律空子（打擦邊球）與違法的法理關系

鑽法律空子（打擦邊球）與違法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鑽法律空子不違法，無需承擔違法責任和後果。
法律的空子就是法律的空子，並無好壞之分，也無可鑽與不可鑽之別。從法律的角度說，是否損害國家、社會、他人利益都要以法律來衡量。從法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讓老百姓鑽法律的空子具有完善立法、促進法治的作用。
承認法律「空子」的存在，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允許公民鑽法律的「空子」，也是公民所不可剝奪的權利。從依法治國的角度來看，法律禁止的不可做，法律的「空子」正是「不禁止」的，那麼公民當然有理由「為之」。
有鑒於此，司法、執法機關都不應害怕公民「鑽法律的空子」，而要認識到它的進步意義並加以呵護，同時學會承受法治進步的代價；社會、大眾傳媒也不應動不動就對「鑽法律空子」的公民進行道德審判，而要在現實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通過正確的輿論引導，在全社會倡導形成一個更為理性的法治環境。

I. 如何看待許霆案對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論的影響

許霆案對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廣州發生的許霆利用銀行ATM機故障惡意取款17．5萬元，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二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兩萬元的案例，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該案已兩審終審，但其引起的法律思考還在繼續，許霆案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反映的事物本質、涉及的法律價值沖突的問題，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與探討。
縱觀許霆案件的爭論大致有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罪與非罪為爭辯焦點，核心問題是應適用民法上的「不當得利」，還是刑法上的「盜竊罪」；二是普遍認為在司法程序上發回重審不合法，廣東省高院在審理該案時認為一審所查證的事實是清楚的，而後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前後矛盾；三是一審結果反映出刑事司法存在著法官機械適用法律的問題。由此可見，所有的爭論，焦點都集中在許霆案件本身，就事論事，沒有把它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考量。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就會發現該案涉及平等保護、有效辯護、程序正義、罪刑相適應等諸多現代司法理念影響下的法律價值取向的巨大變化。
一、從社會學的視角考量許霆案
（一）許霆案件的討論超出了辯護的范疇，關注點在於執法公正
從2007年11月此案開始受到社會關注，直到2008年5月初重審改判結案，半年來發表的文章數以百計。其中觀點對立，沖突尖銳，社會公眾對個案的關注程度、參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從2002年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專家召開個案論證會發表論證意見開始，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執法開始逐漸關注。但在許霆案件之前，公眾對案件的評論意見基本是以辯護一方為代表的無罪和罪輕的意見，輿論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從對許霆案件討論的深度、廣度可以發現，爭論意見涵蓋了有罪與無罪、罪重與罪輕、此罪與彼罪、程序是否合法等各層面的問題。這場關於許霆案件的大探討，遠遠超出了辯護的范疇，深入到執法是否公正的較深層面。這是本案凸現的社會關注中最積極的變化之一。
（二）社會關注面廣泛，討論引起了高層的注意與參與
社會各層面熱烈地參與著許霆案件的討論，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2008年1月3日央視《經濟半小時》專題報道了此案，2008年5月7日央視《法律與生活》欄目再次播出許霆案件的專題報道，輿論導向明確。該案在社會民眾中反響廣泛，引起了領導層的注意。兩會期間，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黃雲龍在審議兩院報告時發表了對此案的看法。「廣東處於改革前沿，將會有大量類似許霆的新型案件發生，希望兩院對弱勢群體的審判要慎重。」在廣東省人大、政協會議上，與會代表也關注並參與了許霆案的討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在參與重慶團討論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就我了解的情況來看，許霆案是比較特殊的，判處盜竊金融機構罪不太合適，判盜竊罪還是可以的。」[4]姜興長同時表示，「立法往往是滯後的，從許霆案來看，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注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也需要我們建議立法機關對法律進行完善。」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尚未做出終審判決之前，社會各階層代表不同的聲音、媒體明確的輿論導向、決策層對案件如何處理的明確表態，在過去任何一個案件中都是沒有的現象，現代司法理念如此深入社會與民心由此可見。
（三）社會、媒體、決策層等各方意見影響了最終的判決
從2002年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專家召開個案論證會，發表論證意見開始，至今引起全國關注的民事、經濟、刑事等各類案件共有20餘起，但如許霆案，因社會公眾、輿論的高度關注，使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重新審理，經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由無期徒刑改為5年有期徒刑，各方的意見影響了最終的判決，此案為全國首例且僅此一例。
（四）許霆案影響了已判和未判的相類似的案件
許霆案件最終由於法院改判結案，但它的輻射效應波及到了已判和未判的相類似的案件，其影響遠遠沒有結束。雲南何鵬案是已決案件，2001年雲南公安專科學校學生何鵬，利用銀行電子計算系統出現故障、自動櫃員機喪失識別能力之機，使用僅有10元的儲蓄卡，從自動櫃員機里竊取了銀行的42．97萬元，於2002年7月12日判處無期徒刑。許霆案件改判後，何鵬提出申訴，認為量刑過重。如今有了許霆案的先例，能否重審何鵬案，能否參照許霆案改判何鵬案，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雲南何鵬與廣東許霆雖相隔千里但命運相關。還有正在審理過程中的寧波唐風軍案。為了審理類似的相關案件，最高檢察院於2008年5月9日發布司法解釋「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屬於《刑法》第196條第一款第（3）項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構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我們發現許霆案件就像投入湖水裡的石子，一段時間後，石子沉下去了，但它引起的波瀾卻輻射很遠，以至於影響到了整個社會。透過這個案件，我們發現，法律價值取向與現行法的沖突會表現在各個方面，什麼原因使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具有如此的能量，究其根源，法律價值取向的變化，是所有原因中的根本所在，這是我們要思考和必須要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