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法主體制度

① 經濟法主體責任制度體現了經濟法的什麼原則，經濟法

經濟法三大原則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一、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由經濟法的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自己的調整原則

② 簡述經濟法調制主體的職責

在經濟法學中，主體的法律責任都是角色責任，即不同的經濟法主體在經濟法律的運行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不像民法當中把一切民事法律主體都假設為勻質的、無差別的平等主體，遵循相同的私法規則。而經濟法各主體是有差別的，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如稅收徵收主體與繳納主體，各類主體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從而決定了經濟法責任必然不像民事責任那樣適用於所有的民事主體。因此，只能依據不同的角色來確認不同性質和內容的經濟法責任。
然而，在現行的立法中，對於調制受體的法律義務及法律責任作了具體的規定，可操作性強，主要體現在市場規製法中。而對於調制主體的責任，無論在制度設計還是理論研究上都還存在很多盲點。在現行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中都是以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來代替調制機構的責任，如《促進就業法》第六十一條。這樣的追究方式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在現行的制度中，調制受體的法律責任不斷被強化的同時調制主體的法律責任卻被忽視，所以筆者基於這個現狀出發，對調制主體法律責任的歸責原則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調制主體及其責任概述
對於經濟法主體的分類，有學者根據經濟法的調整領域把它分為宏觀調控法主體和市場規製法主體兩類。其中宏觀調控法主體又可以分為調控主體與受控主體，市場規製法主體可以分為規制主體與受制主體，其中調控主體與規制主體是主導者，但受控主體與受制主體也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由於調控與規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將調控行為和規制行為合稱為調制行為，所以經濟法主體可以分為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兩類。所謂調制主體即代表國家行使經濟和社會管理職能的各類型國家機關，如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對具體的調制主體又可以根據職能的不同將它們劃分為調制決策主體與調制執行主體。調制決策主體指的是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過程中享有立法決策權的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國務院及各部委、地方政府等。調制執行主體指的是在調控與規制過程中依照法定程序享有執行權的主體，如財政部、國家稅務局等。需要強調的是調制主體不僅限於行政主體，同時並非所有的行政機關都是調制主體，因為許多機關並不擔負國家的宏觀調控或市場規制的職能，所以調制主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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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並不同於行政主體的法律責任。所謂調制主體的法律責任指調制主體在調控與規制過程中違反法定義務，在事實上給社會或個人造成了損害應否承擔責任及承擔怎樣的責任。以下都是基於這個界定而展開論述的。
二、調制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必要性及困境
（一）調制主體承擔責任的必要性1.政府失靈的存在
國家對經濟進行調節都由具體的人來實施，而這些人也是經濟人，有自己的利益，很可能會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做出一些不符合國家要求的行為，且他們也存在個人能力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導致調制主體行為的任性與擴張，對信息及成本的錯誤分析產生更嚴重的後果。這說明政府也不是萬能的，也有失靈的情況。
2.權力制約的需求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有可能濫用權力從而損害他人的利益。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領域也不例外，所以要建立相應的責任機制來保障權力的正確行使。
3.權利保障的要求
宏觀調控權和市場規制權是政府對私權利的介入與干預。調制受體在這一過程中處於弱勢地位。他們所享有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求償權等權利的實現都依賴於責任機制的保障。
4.調制主體公信力的保證
若調制行為的作出違反法定程序給相對人造成損害，同時調制主體的責任不能落實，相對人的權利得不到救濟，政府的公信力將無法得到保障，政府的權威性就無從談起，所以建立調制主體法律責任具有緊迫性。
正因為政府失靈難以避免且後果嚴重，而現行的立法對調制主體的法律責任規定存有空白，因而，此時相關權利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就無法得到救濟，這樣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會使公眾對政府行為產生不信任，造成更加惡劣的社會後果。所以有必要追究調制主體的法律責任，形成職責權相統一的立法模式。
（二）追究調制主體責任的困境
雖然調制主體承擔責任具有緊迫性，但是追究調制主體的法律責任在理論及實踐上都存在很多難點。（1）政府經濟行為主要利用經濟政策、
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具體而言，政府經濟行為通過經濟杠桿、經濟參數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對市場進行微觀管理。所以調制行為一般是抽象的行為，特別是在宏觀調控領域，所以不能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來追究調制主體的責任。（2）調制主體作為非營利性的組織體，在保障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一般很難讓它歇業、關閉或處以自由罰。同時由於經濟來源的財政補償性，處罰的經濟後果最終還是要由納稅人來承擔，一般也很難對其進行有實際意義的處罰。
因此，調制主體法律責任問題顯然是個難題並存在很多盲點，但我們仍然可以試著研究。
三、調制主體法律責任歸責原則
歸責原則即在對違法行為所引起的法律責任進行判斷、確認、追究以及免除的活動所應遵循的原則。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將調制主體分為調制決策主體與調制執行主體。因調制主體決策而引起的法律責任，筆者認為應採取程序違法歸責原則，即調制決策主體只要決策程序合法，對造成的損失無需承擔責任。
調制決策行為可能造成兩類損害：（1）對特定社會主體利益的損害。如為拉動內需鼓勵投資作出降低利率的決定，則一些存款人的利益會因利率的下降而遭受損失。然而，這個決策是出於整體宏觀經濟健康發展的考慮而做出的，對某類主體的利益必定會造成損害，這種損害是客觀存在的。（2）對整體經濟利益的損害。如因經濟決策不當使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升高等。但這種損害不一定是調制決策主體主觀上的故意引起的，可能更多的是其他原因。可能是體制性因素，即由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所帶來的。
在兩種情況下損害都是客觀存在的，若以有實際損害作為決策主體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是不合理的，且會產生負面影響。認識到這一點，程序違法原則應作為調制決策主體的歸責原則。因為任何一個決策的作出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一般包括計劃、起草、審查、聽證或批准和發布、備案、反饋以及再修訂幾個階段。而程序有其自身的特點：
（1）程序能夠加強理性的思考，是對恣意的限制。（2）使各種不同的利益、觀點和方案均得到充分的比較和推敲，從而做出優化選擇。所以當適格主體按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決策是合法的，當決策主體違反法定程序作出決策造成損害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在現行的立法中，當立法錯誤違反憲法承擔的只有違憲責任。對於調制決策行為的救濟，有學者提出了「宏觀調控復議制度」，即復議機關可以根據形勢，對具有明顯重大瑕疵或具備法定無效要件的宏觀調控行為進行事後補救，從而使違法的宏觀調控行為因補足要件而成為合法的宏觀調控行為，繼續其效力；對合法的宏觀調控行為，因事後形勢的變遷，而調整、改變宏觀調控的內容或消滅其效力。筆者認為這個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調制決策行為的合法性。

③ 簡述經濟法體系的構成

1，經濟法體系的構成包括以下5方面：
（1），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滿足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必須對經濟關系主體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加以限定，明確其應具備的資格、許可權、責任等。我國現在已經制定的用以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有:《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企業破產法》等等。
（2），調整經濟關系主體行為的法：
經濟關系主體是通過作出-定的行為而其成為經濟關系主體。行為是其主體參與到經濟活動唯-途徑，而主體在參與經濟活動中形成的-定內在規范則是我們常常提到的一個詞"秩序"。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相關法律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壟斷法》等。
（3），調整經濟宏觀環境的法 ：
調整經濟宏觀環境即國家為使社會總供求與總需求達到平衡，運用宏觀經濟的間接手段，以經濟規律作為運作機制引導經濟主體的活動，也即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就是藉助政府宏觀調控的力量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調節與控制，從而彌補市場調節的弱點和缺陷，實現引導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目前，我國宏觀調控法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預演算法》、《產業結構與布局規劃法》、《固定資產投資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價格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
（4），調整社會分配的法。
監管如何能夠讓資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利用，讓類如土地、環境等有限資源最大程度上滿足所有需求者的需要，創造出最大的利益。已經成為緊迫的現實性問題。因此，社會分配壁 還應隨著法制的健全而不斷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滿足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的需求。
（5），經濟運行安全的法 ：
對經濟運行安全進行監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說是經濟法領域內的最後-道防線。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律主要有:《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勞動法》、《會計法》、《審計法》、《技術監督法》、《環境保護監督法》、《審計法》等等。
2，經濟法體系具有特性：穩定性、發展性、和諧性、科學性。

④ 經濟法主體制度的概念

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版（權力）和承擔義權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

⑤ 經濟法制度的體系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後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註：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並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註：參見林毅夫著《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徵；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徵。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於法定」的規范特徵，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於約定」的規范特徵，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於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於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於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於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佔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採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後，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麼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後，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紮根於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於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

⑥ 經濟法的主體與特徵

凡依某個法律部門的規定或制度取得合法資格的主體，都可以依法參加經濟法和其他任何法律部門的法律關系。從國家作為整體、中央和地方權力機關，到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各種企事業單位團體、組織內部機構或成員、個體經營者、農戶和公民個人等，無不可以依一定的法律事實而參加經濟法律關系，這些主體的法律人格不必根據經濟法取得。而根據國有企業法、合作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法、中央銀行法等經濟法的主體制度成立的主體，在其經濟活動和法律生命過程中也要參加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部門的法律關系。所以，「經濟法主體」的術語是含混和令人誤解的，應當盡可能不採用，不如徑直表達為「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它可分為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活動主體。
經濟管理主體，主要是指依據憲法和行政法設立的國家機關，也包括根據經濟法成立，或經依法授權承擔一定管理職能的特殊企業或公司等組織，如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等。
經濟活動主體，主要是指依民法、經濟法、行政法設立，直接從事生產、流通、服務和經濟協作等活動的組織和個人，經濟活動主體主要為各類企業、個體經營者、承包或租賃企業的個人等。其中，國有企業、合作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組織，包括由國有、合作制主體控制的各種經濟組織，是根據經濟法的主體制度成立的，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則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設立的。

⑦ 簡答，經濟法的主體范圍

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權力）和承擔義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

范圍的廣泛性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法主體數量龐大，類型豐富，這是主體經濟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過對每種經濟利益都有數種具體經濟法主體加以代表、維護和追求，實現各種經濟利益的和諧發展，才能最終達致經濟法所要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
地位的層級性
這里的層級性和層次性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層級更強調縱向位階與橫向位階的統一。理解經濟法主體層級性的時候，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法主體地位「不平等」並非行使國家權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據主體各自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經濟法「責權利相統一原則」的話說，就是要「以責定權，以責定利」。如果只看到經濟法主體之間存在著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而忽視了不同經濟法主體之間的協作和競爭關系，便會有本末倒置的危險，動搖經濟法主體制度存在的基石。
角色的變動性
就具體的某個經濟法主體而言，由於其在不同經濟關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體外在類型和內涵發生著各種交錯和轉換，比如一個主體既可能是經營者（相對於生產者而言），或者銷售者（相對於消費者而言），又可能是競爭者（相對於其他競爭者而言），或者被調控者、被規制者（相對於政府而言），甚至是經過授權的行業管理者（相對於本行業其他經營者），等等。這除了是由經濟關系的流動性和復雜性所造成外，主體在不同經濟關系中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不同才是主體具有角色變動性的根本原因。

編輯本段主體范圍
經濟法主體的范圍包括：
1.國家機關。
2.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
3.企業內部組織和有關人員。
4.公民及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

⑧ 經濟法主體有哪些

經濟法主體可分為：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公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