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客觀必然性

①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補充回答： （三）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國外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斷被突破，並演變乃至最終**的過程。[14]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我們將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一種法律思想的經濟法，盡管早在資本主義壟斷初就被提了出來，法國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蒲魯東於1865年就提出應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的基礎，[15]但其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反應。經濟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律思想在實踐得到體現，應該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壟斷階段改變了原來對資源和財富的配置機理，由原來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主要憑借政治強權和經濟強制，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主要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財富的機制，轉變成壟斷階段主要通過採取經濟集中排斥競爭的機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注意到經濟的社會意義，因為此時的經濟壟斷涉及諸多經濟參與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壟斷導致競爭萎縮而發生經濟滯長。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當壟斷的力量——國家的力量，[16]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加以規范。經濟法作為這樣一種法律形態，就在19世紀末出現了，經濟法作為新質的法律部門產生就成為必然。 美國1869年的《反鐵路壟斷法令》、1887年《州際商務法》，特別是1890年頒布的《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謝爾曼法》和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成為經濟法最早出現的表現形式的法律標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戰爭需要，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法，如1915年《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6年《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經濟法》和《鉀鹽經濟法》，1923年《防止濫用經濟力令》等。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在奉行「經濟自由」的同時，確立了「社會化原則」，規定了許多對私有制進行限制的措施，並授權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和管制。《魏瑪憲法》後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與私法分離的原則，擺脫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原則，突破了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則，確認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干預、管理。這些法律引起了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積極展開了研究。1920年前後，一大批經濟法著作相繼問世，真正意義的經濟法就這樣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德國出現了。[17] 第二階段，經濟法的發展階段，1929年—1933年經濟危機至第二世界大戰後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特殊時期的整體經濟法，又可稱為「危機應付經濟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對經濟干預有所放鬆，1929年—1933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註重對國民經濟進行更為全面和強有力的總體調節。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國家不僅以政權主導者身份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且開始以資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領域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和興起，國家經濟職能全面強化，對經濟進行更加綜合性、全方位的調節，從而出現了又一次經濟立法的高潮。[19]此時，美國制定了一系列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律，實施所謂「羅斯福新政」。先後頒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國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緊急銀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等。 德國在此時期也先後制定了大量經濟法，如1930、1932、1933幾次修改了的《防止濫用經濟力令》、1933年《強制卡特爾法》、1934年《經濟有機結構條例》等。 這個時期的經濟法，是一種典型的「危機應付經濟法」。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鑒於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國家公權力與市民社會嚴格分野，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法往往是經濟危機或者社會矛盾激化時不自覺的產物。」[20]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加強了對經濟干預，有的國家頒布了對私有制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律。德、日作為戰敗國，被聯合部隊佔領，為了減輕經濟危機的沖擊，頒布了一些穩定經濟的法律，如《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促進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穩定不景氣行業離職人員臨時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在實行經濟非軍事化、確立和平經濟、提倡經濟民主化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頒布了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種經濟法規，內容涉及到企業管理、工業交通、通訊、農林牧水產、城市建設與計劃、商業、財政金融、證券、保險、外貿、外匯、科學技術、教育、環保、防止公害以及計量、會計、統計、測量等諸多方面。日本法學界對經濟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熱情，進行了范圍廣泛的研究。日本經濟法學者高田桂一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界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又稱：「社會法」。和商法相比，經濟法關注國民全體的公共利益。 從體繫上講，主要包括禁止壟斷法、業法、統製法和消費者保**四個部分，並指出日本這個新興的發達國家應在農業經濟法、產業經濟法、新興工業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方面進行更加充實、完備的立法。[22] 第三階段，經濟法的完備成熟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經濟法內容與體系逐漸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調節達到嚴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國家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主體。[23]此階段的經濟法是「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又稱為「現代經濟法」。此階段，以經濟民主、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成熟的經濟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基本形成。其顯著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意志和行為上來。[24] 此階段經濟法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戰局面結束，各國出於對本國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批判，現代高新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界面來對經濟進行重新審視和規劃，注重綜合應用各種經濟手段，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使之逐漸成為經濟法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壟斷及限制競爭以及國有企業法也逐漸完善起來。[25]以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義大利在1990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為標志，反壟斷所體現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條不紊的競爭」等經濟法理念被西方國家所公認，「現代經濟法」最終確立。[26] （四）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1、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法律規范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我國先後在計劃、基本建設、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勞動工資、自然資源和能源、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土地改革法》、《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對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受指導方針上的「左」傾錯誤和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經濟工作方面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公、檢、法被徹底砸爛，國民經濟領域中的各種法規、制度被任意踐踏破壞，經濟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28] 2、中國經濟法的真正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中國經濟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79年—1992年。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舊經濟法階段。[29] 黨和國家領導全國人民在此階段，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經濟法制建設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經濟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起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保護改革開放，為經濟法制建設規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第二，我國的經濟立法活動按照國家立法的議事日程和國家既定的經濟立法規劃[31]的要求，緊密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改革的實際，對一些重要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及時地制定了一大批經濟法律、法規。從1979年到1992年14年間頒布的經濟法律就達52件；1979年以來，國務院頒布和批准頒布的400多件法規，經濟法規佔大多數，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經濟法規。第三，把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結合起來，狠抓經濟法實施。此階段我國經濟法獲得了巨大發展，經濟法制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視以法律手段調節經濟的法律思想，為1992年經濟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此階段處在以有計劃的商業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立法沒有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的宏觀調整主要還依靠計劃手段，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還缺失，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離，還出現經濟立法不平衡，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可以說，此階段的經濟法還打下深深的計劃體制烙印。 第二階段，經濟的發展完備階段，從1992年至今。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新經濟法階段。[32] 1993年3月我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要注重經濟立法。為此，我國先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利保**》、《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科技進步法》、《預演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產品質量法》、《土地管理法》、《價格法》、《證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購法》，等等。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全國立法機關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規中與經濟法相關的佔了近一半。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內核。為彌補市場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伴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法建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她將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自己重要的貢獻。 四、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 法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其產生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些因素中，經濟因素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法同樣應由經濟基礎來決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時，必須先從研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入手。 （一）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條件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便必然產生出以維**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33]恩格斯對法產生的分析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法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經濟法的產生，也應是如此，而且應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說來，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產生，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經濟社會化是經濟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場經濟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市場機制事後調節所具有的被動性和滯後性，以及市場存在的調節機制的障礙的特點，會使市場主體要麼限制競爭，要麼不正當競爭，從而形成無序競爭，使商品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導致競爭秩序混亂，引起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現象的發生。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國家就主動介入社會經濟，消除前進過程中的不足。而國家調節的手段主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間接方式進行，在市場調節仍起基礎作用的基礎上，輔之以國家調節。我們可以說，經濟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並且必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就社會化大生產而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具體歸結於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是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競爭激烈化、經濟壟斷普遍化、經濟結構規模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和經濟交往國際化的社會經濟格局。經濟社會化使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名義上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同時，實質上是社會整體的經濟行為，其經濟行為的影響在經濟社會化的指導下將以倍增的方式不斷影響周圍的個體，影響一國局部的經濟運行，影響一國整體的經濟運行，有時甚至於會跨越國境，影響他國的經濟運行，從而導致對經濟秩序、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化背景下，強化對主體行為的規范，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保護的價值，成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要緣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中，經濟法的內容、形式、作用領域和發展道路會有所不同，但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實現經濟法的價值方面應是趨同的。 （二）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核心的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國家職能的變化應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我們知道，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是「守夜人」，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國家干預很少。「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識，國家為實現鼓勵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秩序，實現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的的自由經濟狀態所承擔的經濟職能來承擔「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場經濟主要由民商法調整。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壟斷對自由競爭的限制，使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此時，民商法對此**為力。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客觀實際要求國家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以求經濟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干預按照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亦必須在法定程序下合法進行。於是西方國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國家干預、協調經濟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門法——經濟法，就應運而生了。簡而言之，反壟斷、促競爭、反危機及促發展的政治現實促進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展，使國傢具備了干預、協調經濟的職能，這種職能成為經濟法產生的政治條件。 （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思想條件 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法律基礎。[3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社會思想觀念的主流。以個人權利本位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又稱權利本位）獨行社會。個人本位強調把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之上，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極力主張「天賦人權」，「私有財產權是從自然狀態帶進國家組織中去的自然權利，因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能設置任何障礙，認為自由是人性的結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權力應為保障自由、財產和安全服務；權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資本家的壟斷行為排斥了自由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喪失，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來，市場經濟逐漸失去了自律性，產生了重新調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本位」的思想。社會本位的思想，強化以社會權為權利的核心；這種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不再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前提，它強調社會利益才是個人的真正利益，個人生存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生存發展；無限制的權利不符合社會關系原理，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權、無限制的所有權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必然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法律控制社會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會本位的思想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以社會為本位，強化保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社會權，正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五、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法從產生到逐漸完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法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體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從立法內容來看，其一，以國家干預經濟和反壟斷法為中心內容的各種經濟立法進一步發展起來。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立法理念不斷地在經濟法中得到體現。其三，經濟法與科學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部門結合更加緊密，立法內容空前豐富，立法領域不斷擴張。其四，宏觀調控法成為經濟法重要內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視。 其次，從重要程度來說，各國均將涉外經濟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貿法、外資企業法、海外投資法、涉外稅法、外匯管理法等成為一國經濟法中的重要內容。 最後，從立法層次來看，各國均在不斷提升經濟法的立法層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逐步將經濟立法以法律、法規並重的作法，轉向以法律形式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國家還計劃在條件成熟後，學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

② 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③ 如何認知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論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後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二、從法律部門的劃分標准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門，一般而言是指調整因其本身性質而要求有同類調整方法的那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法學理論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標准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一元說」，是僅以法律調整對象的不同作為劃分標准。因為這種劃分標准過於單一，無法對紛繁復雜的法律體系做出較為科學的劃分，這種學說已為學界所拋棄；一種是「二元說」又稱「主輔標准說」，這種劃分方法由前蘇聯法學家提出，至今仍被許多學者所接受。「二元說」以調整對象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依據。其中，調整對象標準是調整同一性質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一個法律部門，而調整方法主要指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的確定方法。
（一）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
具體而言有兩大類：
1、微觀經濟管理關系。
2、宏觀經濟管理關系。
因此，我們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管理關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無法涵蓋的。
（二）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方法
經濟法的調整方法的獨特性是許多學者予以否定的，因為我們在大量的經濟法的法律法規中看到的調整方法（即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主要是採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是對這三種責任方式的綜合化和系統化，但是法律責任方式的種類是有限的，它們已經被業已存在的法律部門所採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現象，也只能採用這些種類有限的責任方式，而且這種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的調整方式又恰恰在一個方面說明了經濟法調整方式的獨特性。
隨著社會經濟和法制的發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調整手段被「挖掘」出來，適用於經濟法領域，諸如程序的、褒獎的、社會性的，等等。我國學者對此研究得較多的是獎勵手段（也有將其稱為褒獎手段）。另有一種新型的法律調整手段，有著作將其稱之為「專業暨社會性調整手段」，包括專業調控及專業約束和制裁。勿庸置疑，傳統調整手段和這些新型調整手段，構成了經濟法這種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門的獨特的調整方法。
三、從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因為他們或認為經濟法僅為民商法的補充，或認為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為了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我們就必須對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關系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相同點在於，主體中均包括企業、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調整對象，並且都涉及對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的調整。
它們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1、調整范圍不同。民商法主要調整平等、等價的產權關系和流轉關系，著眼於微觀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個別主體的財產及人身權益；而經濟法主要調整公共性經濟關系，著眼於宏觀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個人的人格、財產和交易關系。2、調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對於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自然人和法人，採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經濟法正如以上所述，採取了綜合性的責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證各種合法主體能夠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則參與經濟關系及從事其他活動，保證其合法意志能實現；而經濟法的根本作用是為了保證社會有一個正常、自由的競爭環境，從而使社會經濟能夠協調、穩定的發展。4、性質不同。因為民商法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是平等關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經濟法是「以公法為主，公私兼顧」的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於，兩個部門法的調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責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管理關系。但二者的區別也是相當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調整范圍不同。行政法調整的是關於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社會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在協調經濟運行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雖然二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但調整經濟關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樣。行政法調整微觀經濟關系，是對個別、具體、特殊的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法則調整宏觀經濟關系，主要包括稅收關系、金融關系、計劃關系、財政關系等，是國家從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考慮對經濟所作的調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調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責任方式為主；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則不同。行政法的原則是依法行政、廉潔高效；而經濟法以維護公平競爭、平衡協調及責權利效相統一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在經濟法中，國家干預經濟活動是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在現有基礎上更快地發展，所以經濟法是社會法，為了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產生。5、國家權利大小不同。行政機關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會關系，使行政活動成為一種純粹的社會活動和組織活動，因而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往往無具體明確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機關就享有較高的自主權；而在經濟立法中，法律法規的最根本依據是客觀經濟規律，經濟法是對客觀的、固有的、穩定的經濟規律的一種反應，因此國家在頒布經濟法和執行經濟法時的自主權較小。
四、從經濟法的重要作用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法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二）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三）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社會是發展的，經濟是發展的，法律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能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時，還固守著幾個古老的部門法，否定新的部門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④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客觀必然性

任何一個法律的產生都是社會需求的結果,是這種需求的反映和證明.

⑤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論市場經濟對法制的要求 論文
關鍵字：腐敗 市場 競爭 市場經濟 法律 法制 制度 發展 經濟
內容摘要：自從黨的「十四大」並確立並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性的突破性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給我國的經濟的告訴發展開辟了更為宏偉的藍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成了每年遞增的勢頭。為了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以後政府的重點職能和管理方式也必須要隨之改變。其中，最主要也就是最關鍵的一環就是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制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同時輔之以法加以保駕護航。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穩步、高速發展，逐步轉變過去國家主要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模式，實行以經濟手段和法制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為輔的新的經濟管理模式。
一、市場經濟更需要法制護航
現代市場經濟在某種上來說就是法制經濟，也就是對法制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經濟發展要求與現行法制的某些不相適應性。這樣，多種經濟立法就必須盡快提上日程。國家立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以及經濟司法部門，就必須經過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對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實行有效的法律調整。
作為當務之急，政府法制工作的首要任務是：
第一，將國家關於建立、完善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大方針政策和經濟行政措施法律化、制度化，保證市場經濟正當運行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持續性。
第二，通過立法，調整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重要的經濟關系。
第三，制定並逐步完善市場運行規則，切實為企業平等、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以法律做後盾，正確引導市場自我調整機制的健康發展和運行。
第四，切實貫徹實施對市場經濟各種主題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保障各種經濟主題積極參與管理和競爭，實行優勝劣汰。
第五，用法律來調整和推行國家宏觀調控手段，把更多的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直接推向市場，讓其參與競爭，使其更充分地發揮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六，加緊對消費者利益實行立法保護，以法的形式規定生產者、經營者的責任和義務。保證產品質量和信譽，力求更多更廣泛地打入國際市場，加強它們在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劃清法制經濟與權利經濟的界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是法制經濟。要使市場經濟真正健康、穩步、高速地發展，就必須加強法制，充分發揮法制的積極作用，逐步扼制、清楚「人治」經濟的消極因素和歷史遺留下來的殘渣。
由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封建因素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腐朽觀念的影響，我國在經濟領域內仍然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人治」經濟即權利經濟。要使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健全經濟法制，首先必須消除權利經濟的干擾。因為權利是處在各個層次中最上層、最有影響力的一環，若不清除和扼制「人治法權」的干擾，擺脫「權大於法」的丑惡現象，法制也將成為一紙空文，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會將無所適從。
權力經濟和法制經濟是根本對立的，相互排斥、互不相容。權力經濟是「人治經濟」，是無規則的，是非程序性經濟，是違反社會和經濟發展現象的。它排斥公平與平等，用權力造成的隸屬關系來強行推行的經濟，而法制經濟則是規范化的程序性的，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的運行方式。它通過完善的法律手段去保障和維護正當的經濟秩序，保障各種經濟主體的公平、平等的權利。
權力經濟還一貫保護特權，以不平等的身份去敢於經濟。
當前，雖然法制經濟日益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但在很多領域里仍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人治」經濟。這種現象的存在，其危害性不可低估。比如一些身居重要職位的人，利用手中的職權，不懂裝懂，往往與經濟發展規律相背離。甚至於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職權，偷機鑽營、謀取私利，以強權作後盾，以表面現象作幌子，給本地區甚至整個國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就需要以強有力的法制為武器，同各類腐敗現象做斗爭。用法制手段來限制行政機關對經濟過多參與。要想做到這一點，不但立法要完備，還要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因地位的高低，勢力的雄孤而有所偏袒或動搖。對於高層領導層中出現的觀念更應分清施肥，對發法者應依法執行，不可手軟。嚴禁這類人用「治外法權」的權力經濟去沖擊法制經濟的發展和正當運行。「徒法不足以自行，非善法也！」所以，我們必須要秉公執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完善經濟立法，完善市場經濟機制

在市場經濟確立以前，我國的經濟體制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很少有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權，也缺乏自己真正的自主決策權和自由經營權，企業基本上是在經濟中運行。各企業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有行政手段加以調整，風險也由國家來承擔。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機制的出台和發展，就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新情況。其中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競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各類經濟實體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市場經濟競爭的大潮中。
雖然我國經濟組織件的競爭其基本性質和根本利益相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實行優勝劣汰，以求刺激經濟的發汗。隨著企業風險的加大和責任的自我承擔，就需要競爭參與者用各種合法手段和途徑盡量減少、避免競爭帶來的風險。比如在期貨交易中，有些生產者和經營者就是通過期貨交易中的「套期保值」的手段來減少和避免風險的承擔。但有些競爭參與者也會通過非法的手段和途徑去逃避風險，獲取利潤，這就會不免引起一股濁流對市場造成沖擊和侵蝕。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正當競爭」。
1993年9月2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頒布實施，為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提供了法律上強有力的保障。該法作出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保障市場正規發展的規定，從法律上根本確認了一切參與商品生產和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最尋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嚴禁以任何不正當的手段參與競爭，損害他方的利益。
《反不正當競爭法》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它將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指定出來後，若不加以認真地貫徹實施，也會成為一紙空文。
市場面臨的第二大問題，就是「保證產品質量」問題。在市場經濟的競爭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以次充好＝以劣充優，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和銷售」等種種違法亂紀現象，從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使用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就需要以強有力的法制手段調整山品經營。生產者的違法行為，追究其法律責任。真正實行產品質量法規的種種規定，使使用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可靠的保障。如「包修、包退、包換」的產品質量「三包」制度，就是保護使用者消費者權益的產品質量制度。如有違反，就會依法追究生產經營者的經濟責任、行政責任，直至刑事責任。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頒布實施，也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依據法律武器，也使司法機關有據可查，有章可尋。

四、正確處理市場經濟對教育領域的沖擊

時常經濟的實行，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教育領域也不例外。
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經濟的開放搞活，越來越多的事業單位也逐漸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競爭的行列。為使參與競爭的經濟主體在智慧、技術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國家已允許更多從事教育、科研工作的從事第二事業。多渠道智力的滲入，給企業注入了突飛猛進的活力，增前了競爭力，在經濟實力的增長面前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股股不正當的博覽，而且大有向廣面發展的勢頭。
對教育領域的最大沖擊，就是對師資力量和教師隊伍的影響，特別是高等院校教師隊伍的情緒已不穩定和不連續。隨著政策放開，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下海」的熱潮：或停薪留職，或乾脆辭職。為長遠之計，我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引起重視。一個有才能的教授，的確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我們也應想想，失去了一個教授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壞處。他辭職或停薪留職會誤了一部分學生的學習，這種看不見的財富比起下海多帶來的效益，誰優誰劣？我們自然心中有數。前二年不就有關於「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爭論嗎？
隨著《教師法》的頒布實施，對師資不穩定和教師社會地位和待遇偏低等有了較大改善，對教師從事第二事業和停薪留職與停職等做了適當的限制，我國教育管理逐步納入法制軌道，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五、加強工業產權立法
在工業產權方面，我國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對《專利法》和《商標法》的修改，更加完善了工業產權保護制度。但是，在這些方面也存在些不足，主要是對侵權行為處罰條款尚欠完備和力度，在很多方面存在著較輕的現象。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市場自我調節的深入，工業產權方面的糾紛日益增多和復雜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侵權行為的增加。
對於市場，目前還有很多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提起市場經濟，就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自由發展，無所制約的經濟。其實，市場經濟並非資本注意固有的東西，也表示資本注意的專利，這種市場經濟是不分民族和國界的，也是沒有階級性的。只是在資本主義國傢具體實施市場經濟時無可避免地為其注入了階級性。我們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經濟規律共同作用的市場經濟。很多人對市場經濟與競爭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誤解，如認為自由競爭是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可以不擇手段等。從而使市場競爭蒙受了不白之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侵權行為。這其中雖不乏明知故犯者，但更多的是因誤解而犯了錯誤。為了有效地抵制、防止、懲罰各種侵權現象，有必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工業產權立法，增大法制工作力度。

六、懲治腐敗與健全制度
當前，腐敗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腐敗現象的蔓延之勢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其深度與廣度已超過建國以來的任何時期。盡管各地紛紛報道破獲多少大案要案，懲辦了多少腐敗分子，但我們認為，評估反腐斗爭的成果和標准，不僅僅在於數字，而是要看是否有效地遏止了腐敗的勢頭和建立起了相應的制度。
（一）腐敗與市場經濟
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人們必然會提出，腐敗與市場經濟有什麼關系？腐敗是否為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我們認為，從世界和中國歷史與現狀看，腐敗與市場經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尤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腐敗就更容易滋生。這是因為，第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企一家，企業沒有自身獨立的利益追求，也就不存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但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是利益經濟，追逐利益是市場主體的主要動機和目的，正是在利益的驅動下，經營者的聰明才智和積極性才得以充分發揮，經濟才能得到高速有效的發展。因此，追逐利益本身並沒有錯，但追逐利益必須通過合法正當的途徑。當利益的追逐者與能夠為獲取利益提供便利條件的政府權力行使者勾結在一起時，腐敗就有了產生的條件。尤其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權力還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序內掌握著經濟命運。由於制度不嚴，權力制約不夠，市場主體與政府機關很容易結為一體，從而為滋生腐敗提供溫床。第二，市場經濟使商品豐富，消費提高，這是市場經濟有利的一面，但同時也激發起個別人對金錢的貪婪，在長期消費水準很低的情況下，這種貪婪會相當強烈。當然，對金錢的貪婪不僅僅是由於消費的刺激所致，還包括制度不嚴，監督不夠。凡此種種，都說明，市場經濟與腐敗有著某種必然聯系。承認這種聯系，無損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不承認這種聯系，卻會使我們喪失對新形勢的判斷力和對反腐斗爭的清醒認識。
（二）防治腐敗必須靠健全的制度
國外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新加坡、香港、韓國以至我國台灣地區等在其經濟發展時期，都曾有過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前行者的新加坡，他們在反腐斗爭中已經取得顯著成就，完全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後進者的韓國也正在取得節節勝利。至於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十九世紀也曾有過"贓物歸勝利所有"，合法進行權錢交易的時期。但通過一系列法制建設，腐敗現象早已被控制。很顯然，所有這些例子都說明，腐敗的產生是不可能避免的，反腐敗勝利也不是說腐敗從此絕跡，反腐敗斗爭的勝利指的是腐敗現象的蔓延之勢已被遏止，並被各種已經建立的法律制度控制在較小的范圍以內。要走到這一步，"事在人為"，只要我們有打擊和控制腐敗的自覺和決心，採取正確的方法，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目的。
檢討近年來我國反腐敗斗爭的經驗，有四點需要注意：
1.加強制度建設
對腐敗分子必須下決心懲治，但嚴懲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如上所述，為什麼那麼多腐敗分子眼看著身邊的腐敗者陷入泥潭，但仍循路追隨？為什麼權錢
交易防不勝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問題。小平同志早已指出，制度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③穩定性、長期性的制度建設，也就是法律建設。
制度建設中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政務公開制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政務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就不易產生腐敗。這幾年來有些地方提倡過"二公開一監督"之類的制度，行之有效，但之所以不能持之以恆，就是沒有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
2.改革監督體制
縱觀中外歷史，由於監察工作的特殊性，監督部門的體制與一般國家行政機關體制有別，主要特點是：一是權力集中， 不以級別分配權力，即使級別不高的工作人員，在其職權范圍內也享有必要的調查、職證權，可以直接向高層次的領導人員發問調查，後者必須合作；需要立案，逮捕的，除本機關的審批程序外，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和個人管轄。二是一般都實行垂直領導，以避免干擾。三是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素質高，社會地位高，待遇高，使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榮，無後顧之憂，敢於執法。目前我國監察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已十分明顯，只要這種體制不作改變，反腐敗就難以取得實效。因此，用法律形式將改革後的新監督體制固定下來是十分必要的。
3.輿論監督
必須充分發揮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作用，揭露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使每個敢冒被嚴懲風險的貪官污吏時刻處於嚴密的輿論監督下，文革時期形成的所謂報刊點名必須經過上級批准之類的程序應該廢止，代之以如果輿論報道失實應追究報道者法律責任的制度。制定新聞法是當務之急。
4.建立權力制約機制
消除腐敗的根本途徑是建立起權力制約機制。在加強司法機關獨立的審判檢察職能時，還必須加強國家機關之間的監督和制約，重視對監督者的監督，避免出現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

七、 市場呼喚法制
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沖擊著我國的各個生活、生產領域。為使市場更加健康、穩定、持續、高速發展，就有必要為這制定出一系列很好的、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這就為法制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我國經濟立法更趨完善，不但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且在立法時要其具有較高水準的連續性、完善性、科學性、嚴密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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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經濟法的特徵

（一）綜合性

經濟法的綜合性表明其不限於單一的范圍，主要表現在：

1．在調整手段上，經濟法將各種法律調整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對經濟關系進行綜合調整，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法往往運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程序的、專業及技術的等手段作用於某一經濟領域，以達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目的。

2．在規范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有法律、法令、條例、細則和辦法等許多規范形式的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又包括指導性規范和誘導性規范等。

3．在調整范圍上，經濟法調整的內容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具體包括工業、農業、商貿、財政、稅收、金融、統計、審計、會計、海關、物價、環保、土地等范疇。

（二）經濟性

經濟法直接作用經濟領域，並具有經濟目的性，故經濟法的經濟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行政主導性

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干預、從事經濟活動，參與經濟關系的產物，因此，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的過程中直接體現了國家的特殊意志。

（四）政策性

經濟法是國家自覺參與和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其重要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這就使得經濟法具有顯著的政策性特徵。

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法隨時根據國家意志的需要賦予政策以法的效力，並根據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在經濟法的執法和司法力度方面，也無不受政策的影響。

(6)經濟法的客觀必然性擴展閱讀：

其主要特點有：

一、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二、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四、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五、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⑦ 試述經濟法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⑧ 經濟法的客觀基礎是什麼

市場機制與國家宏觀調控的耦合、社會公共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以及國家對經濟關系法律調整模式的重大轉換。

所以，「經濟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時期才可能有現代經濟法。」

經濟法的基本概念：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8)經濟法的客觀必然性擴展閱讀：

一、經濟法的特點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與傳統的相鄰法律部門相比，其主要特點有：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3、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4、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5、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二、宏觀調控的基本概念

宏觀調控，是指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的調節和控制。

宏觀調控分為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兩種方式：

1、直接調控，即國家運用行政手段直接協調和控制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

2、間接調控，即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手段，通過市場機制，影響和引導企業的經濟行為，以達到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三、宏觀調控的原因

1、公有制決定了社會各部門、各企業及勞動者利益上的一致性，使國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2、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和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

3、執政黨有能力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

四、基本原則

1、國家統一決策原則

凡是關於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決策應當統一歸屬於國家的權利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在擬定關於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行政法規後應當報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表決通過後實施。

2、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平衡原則

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宏觀經濟調控則是要解決這種不平衡。

3、協調原則

4、引導鼓勵原則

5、預期原則

⑨ 如何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客觀基礎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經濟法的宗旨決定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宗旨向經濟法價值轉化的保障。研究經濟法宗旨必須遵循揭示矛盾特殊性、主觀與客觀、實然與應然、相對與絕對相結合的原則。經濟法是為了解決兩個失靈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濟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預經濟運行。 關鍵詞：經濟法；宗旨；兩個失靈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幾乎沒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關於經濟法調整對象問題的探討上，在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上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之後，學者逐漸發現了研究經濟法宗旨問題的價值，並逐漸發現其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但與經濟法基礎理論中的其他范疇相比，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仍明顯不足，尚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系統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發揮經濟法宗旨問題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因此，對這一范疇進一步進行研究，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對經濟法學科體系的完善以及對經濟法制建設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此，筆者在借鑒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對經濟法宗旨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期推動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一、經濟法的宗旨釋義 （一）宗旨的含義 探討經濟法的宗旨，首先要探討宗旨的含義。由於宗旨並非是一個法學專用術語，而是一個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普遍使用的術語，因此，我們首先要到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去探尋其最一般的含義。《現代漢語大詞典》"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思想或意圖、主意。" 《現代漢語辭海》"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目的和意圖。" 由此可見，宗旨的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主要的目的或意圖"。 在法學領域，一般也是在"主要的目的或意圖"的意義上來使用"宗旨"一詞的。如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宗旨，或稱經濟法的目的，一般是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經濟法的宗旨，亦即經濟法的目的，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有些學者明確指出："法律的宗旨即通過法律條文所反映出來的立法的主要意旨或目的。" 因此，經濟法的宗旨所探討的就是經濟法的目的或意圖。近來，有學者探討了"經濟法的任務"，綜觀其全文，可以發現其所探討的經濟法的任務與經濟法的目的或宗旨基本上是同一概念。 （二）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的區別與聯系 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含義，有必要把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等一些相近概念作一比較，從中發現它們的區別與聯系。 價值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在法學界，有學者將其界定為："在人（主體）與法（客體）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法律的積極意義或有用性。" 關於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一般認為："是指規定於或寓意於經濟法律、法規之中，對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司法和經濟守法具有指導意義和適用價值的根本指導思想或准則。"[!--empirenews.page--] 由以上學界關於價值和基本原則的一般界定可知，價值強調的是法所具有的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功用或屬性，含有較多的客觀的色彩，而宗旨強調的是人的主觀目的與意圖，帶有較多的主觀的色彩。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的宗旨的體現，因為經濟法是人們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創造的，經濟法必然有助於實現人們的這種目的，否則這種經濟法就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經濟法，它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經濟法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實現人們對於經濟法的期待，有助於實現人們創制經濟法的目的。因此，經濟法的宗旨規定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的宗旨向經濟法的價值轉化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是實現經濟法的宗旨、保證經濟法具有實現其宗旨的價值的必要條件。離開了經濟法的宗旨就談不上經濟法的價值，也沒有基本原則存在的必要。離開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樓閣，沒有實現的可能。而離開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的宗旨就無法實現，或不能很好地實現，現實的經濟法也就不可能具備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備人們所期待的價值。 二、研究經濟法宗旨的意義 （一）對經濟法學研究的意義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經濟法學基礎理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對經濟法宗旨的研究貫穿於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始終。

⑩ 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是什麼

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經濟法特性。其兩大基本原則是適當干預原則和合理競爭原則。它們反映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本質要求；同時科學地概括了經濟法具體規則的內在連結和精神，較好地實現了經濟法中價值與具體規則的匯合和融通。並且二原則已為大量經濟法規所昭示，凸顯了公權和私權的有機統一，准確地揭示了經濟法基本原則之特質。
學者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這主要反映於： 1、將非法律的原則表述為一種法律原則，如資源優化配置原則。
2、將法律的一般性原則表述為經濟法所特有的原則，如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依史際春、鄧峰先生的觀點，「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主要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各管理主體和公有制主導之經濟活動主體所附的權利（力）、利益、義務和職責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但是，責權利相統一原則固然是經濟法應當確立的一項准則，但其並未反映或體現經濟法之特質，將其納入其他部門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樣也言之有據。
3.將經濟法部門法的原則錯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如邱本先生的「計劃原則」或「反壟斷原則」。雖然經濟法基本原則取決於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張的經濟法體系包括計劃法和反壟斷法兩部分的觀點來看，計劃原則與反壟斷原則也僅僅是經濟法部門法之原則，而無法函蓋經濟法之全部和整體。
4.將經濟法價值作為經濟法原則。正如前述，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基本原則是迥然有別的，但在李先生之諸原則中，如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益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價值范疇，頗為恰切，但如果作為經濟法基本原則，則難以契合作為原則本身的內質和要求。
5.將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作為經濟法原則，如史際春、鄧峰先生所主張的「平衡協調原則」。在他們看來，「平衡協調原則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從其表述中，不難看出平衡協調原則主要強調的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有所不妥。這一是因為在法的一般意義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調節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樣，「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調整和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耶林也同樣指出：「法律的目標是在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因而，平衡協調各種關系和利益，不僅經濟法使然，其他部門法亦同樣如此。民法對民事主體相互利益關系之衡平，行政法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利益之調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協調就其本質而言，作為一項調整方法更為恰切，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范疇未免有方圓木鑿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