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社會清代法律轉型與社會變遷

❶ 中國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點

隨著中西方交往的不斷加深，近代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
中國社會向來就是一個自然經濟占據主體的農業大國，在鴉片戰爭前，經濟增長的形式仍然是「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奉行的仍是以土地為根基，重農抑商的農業生產模式，與之相適應的是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法律重公權、輕私權，對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多從刑事、禮俗、宗族法入手。在西方列強的炮火聲中，為了救亡圖存、富國強兵，遂提出了實業救國、商業富民的口號。如在洋務運動中，產生了官府獨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民商獨辦的不同模式。通過洋務運動，中國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在1860年至1894年間，中國的近代工業開始了起步階段。「自五口通商以後，門戶洞開，海陸商埠，逐年增闢，加以交通之進步，機械之勃興，而吾國之經濟遂息息與世界各國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變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給人多，多變為不平均之發展。」[[2]]商品經濟的深層次發展，就表現為民事糾紛與訴訟的增多，其法律所作出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發展。
(三)與文化的近代化緊密相連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倫理綱常，是貫穿於中國古代的社會生產活動和生產力、社會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這五個層面的主要線索、本質和核心，這就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的傳統法文化與西方近代法文化有著巨大的差異，在鴉片戰爭後，西方的資產階級法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輸入到中國，震撼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法文化。西方法文化中的正義、自由、平等、權利等觀念在中國大地上開始生根、發芽，中國的傳統法文化在一種不變亦變的境地中逐漸發展開來，從而推動了中國的法律近代化

❷ 請問清末變法修律引發的禮法之爭中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及特點

二、法理派修律與「禮法之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十一日，清政府下達修律詔書，隨即又詔令組建修訂法律館，選任法律大臣等相關事宜。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為修訂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務，並擢派熟知歐美法律的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等幫辦修律。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後派員分赴歐美﹑日本考察法制。沈家本說：「臣等奉命修訂法律，固以明定法權推行無阻為指歸，尤以參酌東西擇善為目的。……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屢遣人分赴法﹑英﹑德諸邦，採取西歐法界精理，輸入東瀛，然後薈萃眾長，編成全典。」在這樣的認識下，⑶以「博稽中外，參考古今」⑷﹑「模範列強」⑸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則也基本確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制訂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單行訴訟法規--《刑事民事訴訟法》，雖然「刑民合一」而編，但已嚴格區分於傳統舊法「刑民不分」特點。該法上呈清庭後，清庭諭令各省督撫大臣「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扦格之處，即行縷析條，據實具奏。」⑹然而立法者萬沒想到該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撫將軍的幾乎一致批駁。例，廣西巡撫林紹年奏稱：「新纂刑事民事訴訟各法，廣西尚難行。蓋俗悍民頑，全恃法律為馭駕，聞以不測示恩威。若使新法遽行，勢必誇張百出，未足以齊外治，先無以靖內訌，下所司知之」。⑺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稱：「新纂刑事民事訴訟法，內有扦格者數條，請飭再議」。⑻張之洞是對新法駁議最為猛烈的，他在《遵旨覆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中對該法草案進行了全面的否定。如，對父子異財﹑男女平等﹑律師制度﹑陪審員制度﹑廢除比附法﹑規定控訴期限等都進行了批駁，隨後這部新法即被清政府廢除。這也是「禮法之爭」的開始，可以說清末的修律自開始之時便伴隨著「禮法之爭」的爭論。對《刑事民事訴訟法》的駁議直接促成了清末法律改革中禮教派與法理派兩大派別的形成，引發了長期的「禮法之爭」的局面。雖然《刑事民事訴訟法》未及公布便胎死腹中，但隨之另一部更具有影響的法典《大清新刑律》又出台了。由於新刑律中體現了法律與禮教分離的精神，這部法典無可避免的遭到了以張之洞為首的禮教派的群攻「禮法之爭」進入高潮階段。雙方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大清新刑律》是否應確定「無夫奸」﹑「子孫違反教令」是否為罪以及「干名犯義」條存廢﹑「存留養親」是否應編入刑律﹑「子孫卑幼對尊長可否行使正當防衛權等問題上。以沈家本﹑伍廷芳﹑楊度為代表的法理派與以張之洞﹑勞乃宣為代表的禮教派展開了激烈的辯駁。1、禮教派對新刑律的批判禮教派認為：「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干名犯義之條，立法特為嚴重」。⑼故「干名犯義」條款大於禮教之事是傳統倫理根本所在，故新刑律中不能無反映。對於「存留養親」，禮教派認為這是宣揚「仁政」﹑鼓勵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於新律之外。對於「無夫奸」和「親屬相奸」的問題，禮教派認為「親屬相奸」乃「大犯禮教之事，故舊律定罪極重」⑽新刑律不但不應無反映而且應作特別規定。對於「子孫違反教令」禮教派主張「子孫治罪之權，全在祖父母﹑父母，實為敬孝之盛軌」。⑾對於子孫卑幼能否對尊長行使正當防衛權問題，禮教派認為按照中國傳統的倫理，「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子孫對父母祖父母的教訓懲治最多像舜帝那樣「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只有接受的道理，而絕無「正當防衛」之說。2、法理派對禮教派批駁的回應對於禮教派的攻訐和批駁，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法理派進行了堅決的反駁。沈家本在《書勞提學新刑律草案說帖後》中稱：「（干名犯義）此告訴之事，應於編纂判決錄時於誣告罪中祥敘辦法，不必另言專條。」「（犯罪存留養親）古無罪人留養之法……此所當敬議尋繹者也，此法不編入草案似尚無悖於禮教」。「（親屬相奸）此等形同禽獸，固大乖禮教，然究為個人之過惡，未害及於社會，舊律重至立決未免過嚴。……處以三等有期徒刑與舊法之流罪約略相等，似亦不過為寬，應於判決錄詳定等差，毋庸另立專條」。⑿「（子孫違反教令）出乎家庭，此全是教育上事，應別設感化院之類，以宏教育之方，無關於刑事，不必規定於刑律中也」。「（無夫奸）無夫之婦女犯奸歐洲法律無治罪之文。……此事有關風化，當於教育上別籌辦法，不必編入刑律中。孔子曰：『齊之以刑』又曰：『齊之以禮』，自是兩事，齊禮中，有許多設施非空頒文告遂能收斂也，後世教育之不講，而惟刑是務，豈非聖人之意哉！」⒀由此可見，兩派爭論的核心在到底要不要秉承傳統的「禮法結合，隆禮重刑，明刑弼教」舊律精神？還是採用以西方資產階級人文主義為核心的，以自由﹑權利﹑平等﹑人權為價值取向的西方法精神。各省地方大臣一致反對將西方法精神融入新律中而致使禮法精神喪失。他們認為「三綱五常」乃中國數千年來立國之根本，不可輕言廢棄。「禮教可廢，則新律可行，禮教不可廢，則新律必不可行。是非不能並存，禮律必期一貫」。⒁禮教派始終緊緊咬住「禮法」不放，給法理派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清庭對《大清新刑律》進行重編。在清庭中央的干預下，法理派被迫作出妥協讓步，沈家本辭去修訂法律大臣的職務，失去了清庭的信任。「禮法之爭」以法理派的失敗告終。有學者認為這種失敗是註定的，原因在於法理派接受了西方學說，簡單的「拿來主義」西方的法律價值觀念，積極從事變法修律，企圖一夜完善立法，沒有將法律文化本土化和改造，最終一樣失敗。筆者以為這種觀點還值得商榷。

❸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

❹ 試述清末修律中的「禮法之爭」

中國法律思想史上有兩次大的禮法之爭。第一次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時隔兩千多年以後，在中國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清朝末年，法律思想領域中再一次出現了大的禮法之爭。

兩次禮法之爭，雖然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但它們都對中國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對於前者評論頗多，而對於後者的論述卻很少。

(4)禮法社會清代法律轉型與社會變遷擴展閱讀

對「禮法之爭」的看法：

禮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階級，法理派代表資產階級。禮法之爭是封建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要求制定什麼樣的法律的爭論。禮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張制定法律，但在立法的指導方針上產生了重大分歧。禮教派主張以「禮」為指導的封建法律思想來指導立法。

法理派主張以資產階級法理來指導立法。而近代禮法之爭的結果則是以法理派的退讓和妥協而告終。禮法之爭在客觀上對傳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論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對於此後的近代法制建設具有重要影響。

❺ 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

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

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先秦時期。

2、秦漢至清末。

3、清末至中華民國。

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❻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同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是密切相關、一脈發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這一傳統特徵的源流，表現在其"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禮的含義內容及其與刑的關繫上（出禮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表現為"鑄刑書」（鄭國）、"竹刑」（鄧析）、"鑄刑鼎」（晉國）、《法經》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變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
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黃老」（無為而治），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的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表現為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的儒家化，還有春秋決獄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表現為名例律的演變，立法技術、法典結構、法律內容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晉律、北魏律、北齊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與封建法典結構的完善；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重要制度的確立。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時期，法律儒家化終於結出豐碩結果——《唐律疏議》。主要把握《唐律疏議》總則和分則各篇的基本內容（如類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內容及對今天法律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朝重典治吏對後世的影響。明朝以嚴法整肅吏治，重典打擊官吏貪墨、奸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功效，保證了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但是，"輕其輕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輕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單靠嚴刑糾治貪污腐化，只能"朝殺而暮犯」，未能觸及剝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僅憑濫殺以懲朋黨為奸，往往株連無辜，對臣民失去信任，其結果則是皇帝寵信宦官，為明朝宦官擅權干政局面的釀成種下禍根。但明朝有些規定至今仍不失為良法，如對貪官的懲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當代立法者去借鑒，筆者非常同意嚴法治貪的立法思想，否則，我國貪污腐敗之風實在難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現在對貪污腐敗施以重法，定會讓那些欲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年終要通過考核，否則，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職敘用，若擅為更改，變亂成法，則要處斬。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執法，這在歷代律典中還是創造性的新篇，對現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傳日上發表講話並親手組織憲法講座學習，無疑為我國全民普法帶了一個好頭。另外，明律規定，官員不體察民情，撫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眾反叛的，對官員要處斬，這種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輕的立法無疑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明大浩頒行之後朱元璋強行」戶戶有此一本」，當時私塾學校把明大浩作為教材進行講解，明統治者把明大浩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減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則要被加罪或被誅殺，可見，明朝統治者為了推行明大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法律的普及意識，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後，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於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製的"憲法」。其採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隻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1）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2）清政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3）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❼ 試述清末禮法之爭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制訂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單行訴訟法規－－《刑事民事訴訟法》，雖然"刑民合一"而編，但已嚴格區分於傳統舊法"刑民不分"特點。

該法上呈清庭後，清庭諭令各省督撫大臣"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扦格之處，即行縷析條，據實具奏。"而立法者萬沒想到該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撫將軍的幾乎一致批駁。

例，廣西巡撫林紹年奏稱："新纂刑事民事訴訟各法，廣西尚難行。蓋俗悍民頑，全恃法律為馭駕，聞以不測示恩威。若使新法遽行，勢必誇張百出，未足以齊外治，先無以靖內訌，下所司知之"。

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稱："新纂刑事民事訴訟法，內有扦格者數條，請飭再議"。

張之洞是對新法駁議最為猛烈的一個，他在《遵旨覆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中對該法草案進行了全面的否定。如，對父子異財、男女平等、律師制度、陪審員制度、廢除比附法、規定控訴期限等都進行了批駁，隨後這部新法即被清政府廢除。這也是"禮法之爭"的開始，可以說清末的修律自開始之時便伴隨著"禮法之爭"的爭論。

對《刑事民事訴訟法》的駁議直接促成了清末法律改革中禮教派與法理派兩大派別的形成，引發了長期的"禮法之爭"的局面。

雖然《刑事民事訴訟法》未及公布便胎死腹中，但隨之另一部更具有影響的法典《大清新刑律》又出台了。

由於新刑律中體現了法律與禮教分離的精神，這部法典無可避免的遭到了以張之洞為首的禮教派的群攻"禮法之爭進入高潮階段。雙方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大清新刑律》是否應確定"無夫奸"、"子孫違反教令"是否為罪以及"干名犯義"條存廢、"存留養親"是否應編入刑律、"子孫卑幼對尊長可否行使正當防衛權等問題上。

以沈家本、伍廷芳、楊度為代表的法理派與以張之洞、勞乃宣為代表的禮教派展開了激烈的辯駁。

當然最後的歷史是法理派最終的失敗，也是清朝封建王朝本質的必然。

清末「禮法之爭」的意義：

經過"禮教派"和"法理派"的這場激烈的爭論，盡管雙方都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願主導修律，但在雙方的合力之下，一方面，新律吸收了資產階級法律形式，建立起了近代法律體系，引進了資產階級法律原則、制度，刪減了舊律中落後與野蠻的內容，如《大清新刑律》刪去了綱常名教的基礎--《五服圖》，主張尊卑、良賤、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實行"罪刑法定主義"；《刑事民事訴訟法》主張父祖子孫別籍異財、男女平等，否定了"宗法"、"家族"、"服制"的作用，並採取了律師制度和陪審員制度。另一方面，在禮教派堅持下，修律時最大限度地考慮到了禮教在中國的廣泛影響，使禮教在新律中得以體現，如律後附《暫行章程》五條。由此，中國法律在中西融合的軌道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伴著"禮教派"與"法理派"的斗爭而修訂的新律，雖然在清末多未能實行，但對其後的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法律的影響極大，有些是起草法律的根據或藍本，有些則直接被沿用。

"禮法之爭"的結果也使中國在法律發展方面溶入了世界，中國的法律不再獨立於世界之外，而成為其中的一員，此後中國與世界法律的發展有了銜接，能夠在結合國情的基礎上及時吸收西方的先進的法律理論和原則，保障和促進社會的發展。

"禮法之爭"在傳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論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對於以後的法制建設具有重要影響。"禮法之爭"關繫到法律的起草、簽注、修改、審議、表決各部門，其中有修訂法律館、憲政編察館、法部、資政院、中央各部，參與者中不乏身居高位的碩學通儒或封疆大吏，還有一般官吏、士人及在華的外國人。雙方為駁倒對方，在新律中貫徹己方的主張，精心演習法律，著書立說。同時，外國法典的翻譯，中國法典的出版，法律學堂的設置，法學會的建立，法政研究所的舉辦，都一片繁榮。可以這樣說，正是"禮法之爭"雙方對法律的爭論和推演有力地推動了法律的普及和法律意識的推廣。

❽ 談談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認識

論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其發展脈絡清晰，內容豐富，特點鮮明。
（一）發展脈絡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中國古代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法律制度已經產生。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其刑法極其嚴酷，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到了西周，法律制度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誕生於該時期的《法經》，便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公元前 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
秦滅六國後，全國統一的封建法製得以建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殘酷。 到了西漢，確立了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 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的《晉律》、《北齊律》等，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高宗永徽年間，又編定《唐律疏議》。二者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乃至亞洲一些國家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
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敕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敕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敕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敕，但改敕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自此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司法權亦更趨集中、完善。
（二）典型特徵
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綜合而言，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統治：奴隸社會君主之「命」即為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法自君出」，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他們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
②禮法結合，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作為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核心，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在其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到「十惡大罪」，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引「禮」入法，可以減少推行法律的阻力，有利於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維護社會穩定，國家統一。然而與此同時，卻又忽視了法律的公正、公平原則。
③諸法合體並用。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④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❾ 西方人對清王朝法律認識的變化 及原因

1810年英國人小司湯東(Staunton)歷時八年翻譯的《大清律例》在歐洲出版發行，並評價「這部法典的條文最偉大之處是其高度的條理性、清晰性和邏輯一貫性。」這是第一次將中國的成文法典較為完整和系統地介紹給西方，盡管裡面仍然不乏錯漏之處，但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了解程度已大大超越了中國人對歐洲法律的認識。而這時候的中國人也許仍然不屑於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
小司湯東雖然對於《大清律例》在技術上給予了高度評價，但卻是對中國不再抱以美好幻想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一翻譯成果。他甚至在英譯本的前言里寫道:「中國人所吹噓並得到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承認的中國對其他民族的優勢全然是騙人的。」從小司湯東的這個看似矛盾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政治目的的糾纏，可以說，這是一種帶有學術性質的比較法研究了。
當西方世界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候，天朝大國的人們仍然是君主控制下的禮法社會，儒家文化深深地浸透到子民百姓的血液裡面。盡管最初的西方人接觸到的中國法律是零碎的，很多時候還只驚詫於中國人老被縣衙挨打的臀部，他們心中的孔子畫像也是西方人的模樣的，這並不奇怪，因為人們總是將自身所處的社會和自身經歷作為參照物，西方人自然也無法逃脫。從最初屢屢將中國法律歪曲到可笑的境地，從不自主到自主地研究中國法律，西方人逐步地修正著對中國法律的看法。真相總是在歪曲中修正，這些零碎的材料，經由一代代有中國生活經歷的或者是對中國充滿興趣的西方人的修正，漸漸浮現出中國法律的真實輪廓。

❿ 秦到清的法律形式變遷

1，法典逐漸完善。秦朝開啟以法治國的先范，漢蕭何制定九章，唐有《大唐律》，宋《宋刑統》，明《大明律》，清《大清律例》。
2，漢文帝廢除肉刑，至唐代刑罰逐漸穩定為五刑：斬、絞、流、徙、笞。宋以後又加入凌遲一條，對於謀反大逆及大逆不道。
3，清代末期開始參照西方法律，改革古代法律，逐漸向現代化過渡。著名的人物有沈家本。
4，對於謀反的處罰越來越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