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與正義論
1. 什麼是經濟法經濟法的功能
經濟法:是國家及政府經濟領導部門和經濟組織的領導者運用法律內手段管理和協調經濟容活動、維護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保障。
經濟法的功能:
法律的功能外化為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決定與法律的功能。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根本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進步,不同的法律部門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作用,經濟法的功能反映了其區別於其他法律部門的價值。而經濟法的功能在於保障和規范國家對市場的介入。這種規范和確認起到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作用。
2. 運用法與正義的關系,談談法律正義
淺談法與正義的關系
[摘 要]: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法律也隨之不斷完善,人們對法律價值的認識更為深入。正義作為法律價值子系統中的一部分,越來越受到法理學界的關注,對正義與法有了廣泛的研究。本文主要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探討法的本質、價值和法與正義的相互作用:正義促進了法律的進化,法律實現了正義的追求。
[關鍵詞]:正義,法的本質,法的價值,法律的進化,正義的實現
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統治階級(或人民)意志,以權利和義務為內容,以確認、保護和發展統治階級(或人民)所期望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目標為目的的行為關系體系。正義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義,通常又可稱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僅從字面上看,正義一詞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觀點、行為以至事業、關系、制度等。從實質上看,正義是一種觀念形態,是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一、從法的詞源看法與正義的聯系
據我國歷史上東漢時期許慎著《說文解字》記載,「法」的古體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 「法」 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們行為是否符合「公平」這個准繩。法字中的「廌」,傳說是一種頭長獨角,秉性公正的奇獸,故而「古者決訟,令觸不直」,這反應了上古時代相信法是正直、正義的准則。因此,「法」就詞義而言,是「公平」地判斷行為的是非、制裁違法行為的依據。「律」據《說文解字》解釋:「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規范,以使行為協調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義、統一的行為准則這個含義,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義的意思。
二、法的本質與正義
在探討法的本質中,西方一些學者持正義論的觀點,對法的本質的解釋往往與抽象的正義一詞相聯系,特別在自然法學說中,更強調法代表道德、正義。羅馬法學家凱爾蘇斯對法的定義是:「善和公正的藝術」。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這些思想家在講法的正義性時,往往僅強調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對法所下的定義:「根據自由的一般法則,一個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條件的總合」其大意為:法是為個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條件。在進入20世紀後,西方法學中的正義觀又有所改變,正義內容以不限於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會福利,正義要求個人自由、權利應服從社會利益。我們認為單純將法的本質歸結於抽象的正義觀念是一種唯心史觀,正義總是在一定社會中各階級、階層或集團關於社會制度及由此確立的各方面關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觀念和行為要求,正義是具體的、歷史的,其主要內容最終決定於物質生活條件。 我國法學理論界通常從以下三個層次來分析階級對立社會的法的本質。
1.階級對立社會的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這里所講的統治階級意志是指代表統治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根本利益的意志,並不是統治者個別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個人意志的機械的總和。
2.統治階級意志的最終決定因素——物質生活條件
法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意志的內容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指生產方式,尤其指同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即社會的經濟基礎。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個上層建築。
3.經濟以外的因素對法的影響
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其范圍是很廣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歷史傳統、民族、宗教、習慣等。
三、法的價值與正義
單從字面上講,法的價值一詞可以有不同含義:第一,它指的是法促進哪些價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價值;第三,在不同類價值之間或同類價值之間發生矛盾時,法根據什麼標准來對它們進行評價。從這一意義上講,法的價值即法的評價准則。美國法學家龐德在其法理學作品中所講的價值問題就是評價准則,他認為,在法律調整或安排背後,「總有對各種互相沖突和互相重疊的利益進行評價的某種准則。」 「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對價值准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們的主要活動。」 這三種含義是不同的,不應加以混淆,但他們又是密切聯系的。法促進哪些價值,實際上就是法的本質與目的問題,不同階級,不同學派的思想家,法學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價值,實際上是指法不僅是實現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時他本身也有特定的價值。例如,一般的法總意味著某種理性、效率和秩序,而與非理性主義、不顧效益和無政府主義是相對的;現代社會的法,一般的說,意味著某種民主、自由與平等,而與專制、獨裁是對立的。我們在研究法促進哪些價值時,必然會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價值。法所促進的各類價值之間或同類價值之間必然是會有矛盾的,銀而就有對它們進行評價、協調、選擇的問題。在研究法的價值時,不應僅講法促進哪些價值而忽視它們之間的矛盾以及用以解決這些矛盾的評價准則問題。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學家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法所促進的價值,但歸納起來,主要是正義和利益兩大類價值。由於社會合作,存在著一種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過一種比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獨自生存所過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於這些人對他們協力產生的較大利益怎樣分配並不是無動於衷的,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利益的沖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則來指導在各種不同的決定分配的社會安排之間進行選擇,達到一種有恰當的分配份額的契約。這些所需要的原則就是社會正義的原則,它們提供了一種在社會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辦法,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
四、正義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
在法律生活中正義發揮著各種積極作用。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兩方面作用。
(一) 正義對法律有積極的評價和推動作用
正義作為社會的道德價值,對法律具有評價作用。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環境里,這種評價的力度是不同的。在專制國家裡,統治者不但是政治權威的擁有者,也是道德權威和真理權威的擁有者,所以在法與正義之間的張力不足,在權力從面上幾乎難以評價。在社會從面上,這種評價是始終存在的,但是軟弱無力。在民主法制國家,無論是在權力從面還是在社會從面,正義都發揮著強有力的評價作用,不正義的法律被拒絕認可為法就是典型表現。正義被吸收為法源的一部分,正義可以填補法律空白,正義可以作為法律失誤的力量,正義可以作為法律解釋的標准。
(二)正義對法律的進化用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法律進化是在一定的社會中實現的,是社會進化的表現和動力。法律的形式方面和實質方面的進步都離不開正義的推動,主要表現在:
1.正義推動了法律精神的進化。法律的根本進步在於法律總體精神的進化,同樣的法律話語在不同的法律精神下面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含義和社會效果。法律精神的進化的主要動力在正義。例如,早在古昔臘奴隸社會全盛時期,人們就正義反對奴隸制,啟蒙思想家用正義譴責封建特權引發法國大革命和19世紀的世界性立憲運動;美國人用平等反對男女不平等、反對種族隔離、種族歧視,促使美國法律不斷進化。自由、平等、權利的精神家園正是正義。
2.義促進了法律地位的提高。法律在社會控制系統中的地位大致有兩種形態:人治型和法治型。在人治社會中,法律的控制能力不足,他從屬於統治者的權力意志;在法治社會中,統治者的權力意志服從法律,正是正義觀念推進了法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轉換。在一個正義聲音北扼殺或聲音微弱的地方是難以建成法治社會的。
3.正義推動了法律內部結構的完善。這里最突出的表現是控權立法的產生與完備。正是在正義的推動下,法律內部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使法律更適合於保障人權和防治社會弊害。主要表現為(1)正義觀推動了憲法的產生。(2)正義推動了控權行政法的產生與完善。(3)正義推動了程序法質與量的提高。(4)正義催生了專門針對國家機關的訴訟形式:憲法訴訟和行政訴訟,如國家賠償。
4.正義提高了法律的實效。正義的重要內容之一使對社會的一致、公正的管理。對法律來說,就是法律應當良好的實施,官方行為應與法律保持一致。通常的法律適用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對提高法律的實效起到重要作用。在一個缺乏正義追求的社會,首先受到打擊的就是法律的實效。
五、法對正義的實現作用
「正義只有通過良好的法律才能實現」,「法是善良和正義的藝術」。這些古老的法學格言和法的定義表明法與正義是不可分的:法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法的價值之一在於實現正義。法律對正義的實現作用,總體上體現為:
第一。分配權利以確立正義。這是法在實現分配正義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導分配的正義的原則法律化、制度化、並且具體化為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實現對資源、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進行權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這種權利義務的分配中,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帶有根本性的、決定性的。在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中,關於基本權利的分配即分配正義原則的執行通常是由人民選舉的立法機關進行的,因為基本權利和義務涉及到人民的財產、人身自由和人格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所以,國家權力在何種情況下才能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課以何種義務和責任的問題,成為分配正義的核心問題。當分配正義原則被一個社會成員違反的時候,校正的或訴訟的正義就開始起作用。這就會引起懲罰與補償的問題。
第二。懲罰罪惡以伸張正義。這是法律實現正義的一個方面。以刑罰為代表的法律上的懲罰之基本目的不外乎報應與預防兩方面。報應,也就是通過懲罰罪惡表達正義觀念、恢復社會心理秩序。犯罪,一般來說不僅是違反法律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而且也是違反正義觀念的邪惡行為。因此,出於正義的要求,對邪惡行為要作出否定評價,對於善意行為應該給予褒揚。這是基於道義要求所產生的正義觀念的應有內涵。在關於懲罰的理論中,包含三個基本問題,即懲罰的理由、懲罰的對象以及什麼是適當的懲罰。這些問題都表明懲罰具有伸張正義的作用。
第三。補償損失以恢復正義。如果說懲罰罪惡是基於道義的正義要求,那麼補償損失則是功利的正義要求。法律在平均正義方面除了對罪惡予以懲罰外,還在合同、侵權方面表現為試圖補償受害者的損失。這種補償通常只以損失大小為標准,而不考慮或過多考慮侵害者有無過錯、其錯誤程度與賠償額有無必然聯系、賠償費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賠償由國家支付)。以賠償為主的補償性責任主要是恢復分配正義。
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著統治階級意志的內容,決定著統治階級的正義觀,法是體現和實現統治階級正義觀的重要手段。統治階級的正義觀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之後,就具有了一種道德上的權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實際生活中貫徹執行。統治階級的正義觀是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法的內容中的重要組成因素。法是上層建築中法律制度的范疇,它不僅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正義觀,而且與統治階級的正義觀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具體來說,這種關系表現在兩個方面:(1)正義是實在法的基本原則和依據,它表現為以正義的要求作為其追求目標,並將其確定為一套可操作的行為准則,給人們提供行為模式和標准;(2)法律通過和平和公正解決沖突的規定和程序來保障正義原則的實現。正義對法律進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義作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為區別良法惡法的標准,始終是法律進化的精神驅動力。任何實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統治者在口頭上承認正義為其目標。不管統治者願意不願意,正義作為社會價值,始終是衡量法律良惡的標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實現正義的重要手段。正義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實現離不開規范,尤其離不開具有強制力的規范——法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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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法的原理對現實社會經濟活動的指導意義
一、概念界定
經濟法以經濟法律、法規為基礎,但不能認為有了經濟法律、法規就有了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獨立學科的經濟法是現代社會才產生的,它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因此在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以及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都不可能有經濟法,古代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更不可能有上述科學意義上的經濟法。
我們把它定名為現代經濟法。現代經濟法有兩家,即資本主義經濟法和社會主義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可稱之為"西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可稱之為"東方經濟法"。二者是各有個性,也有共性。個性表現在產生的過程不同,存在的基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共性表現在有共同的形成要素和規律,有共同的法律本質和功能,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西方經濟法先行產生,東方經濟法繼而發展,共同奠定了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基礎。
二、現代經濟法產生、形成的法律
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的產生和形成各自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過程,但殊途同歸,相反相成。兩類經濟法從相反的過程揭示了現代經濟法產生、形成的必備的共同因素和要件。主要有:
1.市場經濟基礎性調節的"無形之手"與國家宏觀調控的"有形之手"同時存在,相互作用;
2.橫向經濟關系和縱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
3.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
4.公法與私法在一定范圍內相互滲透和融合。
上述各種矛盾都是現代社會經濟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各種矛盾都有兩個矛盾方面。傳統理論把這些矛盾的兩個矛盾方面看做是根本對立、水火不容的關系。兩類現代社會在它們發展過程中都曾因此走向極端,分別發生了"市場調節失靈"和"行政調節失靈"的社會經濟危機,都不得不進行變革,尋求出路。現代經濟法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經濟法理論把這些矛盾和矛盾方面都看作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
三、現代經濟法的本質
現代經濟法的本質是指它不同於法律部門的"法律和法學本質"。經濟法的本質與其產生、形成的規律是一致的。
(一)經濟法是"兩手論"
經濟法是"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相結合的法",而不是任何一隻手的法。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國家之手的法"。西方壟斷經濟時期國家之手是在市場之手的基礎上伸出和發揮作用的,是為了恢復市場之手的正常機能的。沒有這兩只手的結合,不可能有西方經濟法。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之手無處不在,無比強大,但那個時期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即使有也只能是"經濟行政法"。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削弱、改革這只國家之手,解決國家干預過度的問題;同時培育發展市場這只手。兩相結合,才形成經濟法。所以從中國國情看,更不可把經濟法簡單地視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二)經濟法是縱橫兩類經濟關系平衡結合的法
只有一類經濟關系是不可能產生,也不會形成現代經濟法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橫向經濟關系居絕對主導地位,縱向經濟關系極不發達,所以不可能有經濟法。東方計劃經濟時期,縱向經濟關系居絕對統治地位,橫向經濟關系則極其萎縮,發育不全,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經濟法。現階段,就調整對象、調整范圍看,民法是橫向經濟關系的大法,經濟法更多調整縱向經濟關系,但不能由此認為經濟法只調整縱向經濟關系,而絲毫不容涉及橫向經濟關系;由此將經濟法定性為"縱向經濟法"是錯誤的。
(三)經濟法是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對立統一的法
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是一對矛盾,是經濟生活的永恆話題。兩者有對立,甚至可能對抗,但二者也必須相互聯系,取得相對的平衡和一致。西方用國家的經濟集中,反對壟斷,恢復資產階級的經濟民主,使廣大中小企業都能享受這種民主,自由參加競爭,求得生存和發展。我國則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改變國家過度的經濟集中;在生產經營領域內解放廣大企業,使它們能有自主的地位,自由地參加市場經濟生活。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一個在保持必要的經濟集中的前提下,恢復和發揚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的過程。
(四)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傳統的行政法是"行政權力本位",民法是"個體權利本位"。它們在各自的調整領域內都是正確的、必需的,但它們無法駕御經濟生活全局。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不能絕對地排斥行政法,但卻不可令其主宰社會經濟關系。
(五)"以公為主,公私兼容"的法
這里所說公法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和意志的法,所說的私法是指反映社會個體利益和意志的法,並非指私有、私有制。
四、經濟法的功能
經濟法有著與傳統法律部門迥然有異的新型的調整功能,它們實際上也是經濟法本質的表現。
(一)經濟法是平衡協調法
經濟法平衡協調社會整體利益與社會個體利益關系,也平衡協調與社會整體利益直接相關的社會個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協調好國家和企業組織的關系。經濟法不走極端,不能只傾向一邊,而不顧另一邊,更不可與之對立。
(二)經濟法是綜合調整法
分化和綜合(有機的綜合)都是事物發展的形式,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無論從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看,都是沿著分化與綜合兩個方向發展的。法作為上層建築也必須是反映經濟生活的這種客觀要求。
(三)經濟法是系統調整法
客觀的經濟關系都處於一定的系統之中,法律對這一系統分段進行調整是必要的,但也須進行全過程的調整,經濟法是天然的法系統工程,對經濟關系的前、中、後過程都是要調整的。
五、經濟法對傳統法律、法學的突破和貢獻
1.經濟法的出現使法與經濟實現全方位、多層面的結合,使法能更直接、更有力地為經濟基礎服務。
2.突破了大陸法系在調整對象理論中"一對一"的機械論觀點,提出一個法律部門不一定就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它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它可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法律部門從不同的方位、不同層面、運用不同手段進行調整。
3.為國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正確地定位,提出"國家三三三說",即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應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實現三次權利分離(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國有資產所有權分離,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
4.將經濟管理關系與行政管理關系分清,從而界定了經濟法與行政法或經濟行政法的區別。經濟法認為經濟管理關系與行政管理關系有一定的共性和相通之處,但本質不同,經濟管理關系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是對物質利益實體的管理關系。
5.經濟法理論確認了對企業組織內部一些重要的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並主張給一些相對獨立的內部組織以一定的主體地位,從而擴展了法的調整領域。
6.經濟法理論認為法不只是為打官司的,不能只當"消防隊"。
7.經濟法理論認為法不只是鞏固保護已有的權益,它也要開辟未來,為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也要兼顧未來,實現代際公平。
8.經濟法提出"經濟法主體"概念,以解決我國法律、法學中法人概念泛化(二級法人、多級法人)和大量組織主體身份不明(如其他經濟組織)的混亂問題,給它們寬口徑定位,使它們能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合法地存在和發展,也解決了它們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
9.經濟法沖破公法與私法的界限,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實現兩者的結合,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第三法域,為法律功能的擴展和法學理論的研究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途。
4. 經濟法小論文(1000字左右)
論文標題,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等。正文如一、案例導入,二、案例分析,三、相關法律展開分析。
5. 經濟法的三大原則是什麼
經濟法三大原則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一、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由經濟法的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自己的調整原則,就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價格水平、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產品質量控制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都必須以社會利益為本位。與此同時,任何市場主體,在進行市場行為時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否則,也是對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背離。
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
(一)公平原則
經濟法上的公平,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主體地位平等。主體地位平等是經濟公平的前提條件,無主體地位的平等就無公平可言。
2、交易機會均等。交易機會均等是經濟公平的基本內容。它一方面要求經濟法所提供的交易機會必須向所有經濟法主體開放,另一方面要求經濟法不得為某一或某些主體提供獨占市場的機會。
3、權利義務對等。權利義務對等是經濟公平的核心內容。經濟公平要求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對等是權利和義務在數量上等值性的必然要求。
(二)效率原則
同公平原則一樣,效率原則也是經濟法的重要原則。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公平、自由、正義、有序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高效的社會。沒有效率的社會無論如何也算不上一個理想的社會。
作為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公平效率,既有相互促進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最終會降低效率;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這種公平也很難維持長久。
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可持續發展,反映了當代人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生存環境和發展的反思,表達了當代人的一種發展觀,也反映了當代人的超前意識和憂患意識,以及當代人的社會責任感。
6. 經濟法理念、功能與價值的關系
經濟法是適來應生產社會化自及其引起的社會經濟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調節職能的需要而產生的,它調整國家經濟調節中的社會關系,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
經濟法價值的基本取向,是社會總體性的和經濟性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義。
經濟法理念是相信通過經濟法價值釋放,能夠實現社會總體經濟方面的那些價值目標即理念的理想目標
7. 用經濟法怎麼分析法學價值觀怎麼量化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活動聯系最為密切的法律部門之一
經濟法學是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守法活動,以及經濟法學基本理論和實務操作的學科,應當全面、完整反映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重要作用、立法意義和理論依據。
、經濟法與經濟法學
經濟法與經濟法學,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是經濟法學的研究對象;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為經濟法的完善發展創造了條件,經濟法學所提出的各種經濟法學說、概念、理論、原理及對各種經濟法制度建設的探討為經濟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可借鑒的建議。經濟法與經濟法學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屬於不同的范疇。不過,有學者在重新考察了經濟在我國初始使用的含義之後,又發現,經濟法被分化出了新的語義,這一語義使經濟法在某些時候等同於經濟法學。
二、經濟的法與經濟法
「經濟的法」的觀點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問題,因而凡是與經濟有關的法統統可稱之為經濟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廣義上的經濟法,其法域幾乎涉及部門法體制下的所有部門。「經濟法」則是更多地從狹義的角度講的,這一語義被嚴格限定在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特定范疇之內,即只有反映國家作為社會的代表干預、參與及調節經濟,以及社會公益等經濟法本質屬性,且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才屬於經濟法的范疇。
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
法學和經濟學的相互滲透和交叉,是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集中體現在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法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模型、方法來解構法律的成長規律、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核心思想是「效益」。它側重於用經濟學的准則和價值觀來評判法律問題,認為一切法律都應以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經濟法學是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個部門法學,探討經濟法理論問題並揭示經濟法規律的法學學科。它側重於用法學的准則和價值觀分析經濟問題,研究對特定經濟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或規制。二者既有聯系,又存在區別。
(一)兩者的聯系
兩者的聯系體現在,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現實和法律現象進行研究的理論,都涉及法學和經濟學理論,都研究法律制度與經濟運行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兩者的區別
兩者的區別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基礎理論、目的的不同等方面。
1.在研究對象上
法經濟學幾乎涉及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而經濟法學則僅以經濟法這一部門法為研究對象。
2.在研究方法上
法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理論方法來研究探討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運行及其他具體的法律問題,主要對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進行經濟分析,它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在於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而經濟法學運用法學理論方法研
8. 怎樣理解經濟法以社會公正為價值追求
經濟法以社會本位為價值取向,屬於社會法,是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正義、交易公平、宏觀效率和公共福利
。現代經濟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要求上至國家機關,下至社會組織和個人,都要對社會負責,即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負責。經濟法正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通過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利益的協調,來達到發展社會的目的。
所以,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側重於從社會整體角度來協調和處理個體和社會的關系,注重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在效率問題上同時注意個體、團體、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長遠乃至子孫後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問題上同時兼顧個體自由、權利與他人的自由、權利,以及與社會的正常運行發展之間的關系。
9. 經濟正義
當代倫理學特別是經濟倫理學的發展,已經把自己的注意力由德性倫理轉向了制度倫理。這一轉向不僅僅是研究視角的轉移,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及所運用的核心范疇發生了變化,並在此變化中蘊含著倫理學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調整。如果說傳統的德性倫理的核心范疇是「善」的話,那麼現代的制度倫理的核心范疇就是「正義」。當我們從經濟倫理角度來研究制度倫理的時候,這里的正義范疇就不是泛指正義一般,而是特指經濟正義。經濟正義既是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對象,又是經濟倫理學追求的目標。
經濟正義問題是典型的經濟學和倫理學交叉的命題,它不只是討論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一般道德行為規范,因為這僅靠一般倫理學對若干經濟案例或經濟現象加以分析就夠了;也不只是討論社會發展中的一般經濟規律,因為這僅靠一般經濟學方法對人的交往和行為偏好加以審視就滿足了。它實質上是指,無論什麼經濟學流派,無論它們提出的問題林林總總、千差萬別,最終都不可能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即任何經濟制度安排都內含著經濟正義要求,任何經濟學研究都離不開道德責任,離不開對某一經濟制度和經濟活動中人的終極命運的關懷。
一、關於經濟正義范疇
要理解經濟正義范疇,首先要廓清善與正義的異同。
中外傳統倫理思想都強調善的德性。所謂善,側重於從個人道德動機、義務或責任的角度來評價道德行為,它所追求的是美好的理想,甚至崇高的道德境界。任何一個時代,人們所推崇的善都是不作經濟分析的、不計成本的,所謂「樂善」即為「好施」,判斷某一行為是否善,就是看行為人是否自願使其付出大於所得,一旦這個「大於」大到只貢獻不索取,無私奉獻、不計報酬,就是「至善」,至善者即聖賢。顯然,任何社會都需要這樣的善,大多數社會成員都景仰這樣的善,但達到至善境界的永遠只能是少數人。需要指出的是,善在這里是超經濟的范疇,除非重新解釋和定義,否則不能用它來進行制度倫理或經濟倫理分析。
而正義則不同。正義側重於從制度、秩序、法則、權利、整體的角度來把握人的行為選擇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無論人們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須服從正義的要求。正義所表達的是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合理化,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對應化,人的付出和獲取的對稱化,人對效率與公平的正當需求和滿足的剛性化。
正義又不同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土生土長」的義的范疇。正義(Justice)的詞根Jus來自拉丁語,包含著法度和權利。義和正義的實質性區別主要在以下兩點:
第一,義是外在於法的。既外在於現代法治體制中的法,也外在於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刑」為核心的「法」。義從「法」外維系以君權為中心的人治社會,是「法」的重要補充,在中國傳統倫理關系中不可或缺。而正義則是法治社會中法的倫理精神和價值目標,是法的精髓,是法之為法的根據。它作為規則內在於每個社會個人,同時作為超越規則之上的理念,不允許有任何個人凌駕其上。
第二,義是外在於利的。或者與利截然分離對抗,或者與利保持一種主從重輕關系。而正義則始終是內含利的,可以說,正義的提出就是源自利益關系特別是財產關系。古希臘思想家早就提出,正義不可能獨存,凡彼此沒有相互利益關系者的行為,就沒有正義或非正義可言。這一點在經濟倫理中極為重要。由於正義包含甚至源於利益,所以,社會正義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經濟正義。一般正義和經濟正義的層次性在於:
一般正義首先是作為人的理想性存在,作為判斷一定體制中人的行為及其結果所具有的意義,作為衡量人的價值、尊嚴、權利和自我實現的標尺而設定的。這是社會體制的內在精神或理想性規定。因此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註:羅爾斯:《正義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經濟正義則在正義的一般意義之下,突出反映了正義的實踐理性精神或現實性規定。即人的經濟行為需要選擇理想的體制性目標和規范,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矛盾沖突需要平衡和解決。
大體上可以從四個角度把握經濟正義:一是自主權利角度,經濟正義首先是指經濟人享有並自主行使自己的財產權利,和由此形成的經濟自由和履行契約的一系列權利和義務,及相應的制度安排;二是合理分配角度,經濟正義最終實現於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既包含由機會公平、程序正義和公平競爭帶來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最大多數人福利增長的人道主義關懷;三是主體心態角度,經濟正義的實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心理預期的滿足程度,有賴於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萌生的正義感和認同感;四是人的本質角度,經濟正義最根本的是指人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自己的本質,求得全面發展。簡言之,經濟正義就是一定經濟制度的意義元素或經濟的精神。
二、關於經濟正義的一般歷史考察
我們可以在古希臘思想家那裡找到現代經濟正義概念的萌芽,如:柏拉圖關於建立財產權利和財產關系恆定不移的秩序的正義觀;(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46-163頁。)亞里士多德關於遵循財產佔有和行使財產權利的適度與中道的正義觀;(註: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48頁。)伊壁鳩魯關於扼守財產交往關系中的互利和約定的正義觀(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96-97頁。)等。這些古代的正義觀念已經初步提出了經濟正義的基本形式和實質內容,前者是秩序、適中、履約和承諾,後者是權利、和諧、互利和恰當。當然,在古希臘時期,這一切都蟄伏在善的最高理念統攝之下。
近代資本主義撩開了傳統倫理的善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以資本原始積累、金錢拜物教為表徵的惡成為推動歷史的杠桿。靠勸善向善的個人德性修養全面節制惡已不可能,因此,作為制度倫理的社會體制第一美德——經濟正義范疇凸現出來,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徵:
(1)近代經濟正義思想和資本主義倫理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2)近代經濟正義思想和市場經濟道德規范、價值基礎天然合拍,有可通約性。
(3)經濟正義問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產權制度的各個領域被多角度、多方面地深入探討,促進了這個制度的進步和日益完備。
(4)此時經濟學已獲得獨立的發展,經濟正義問題由單純人文學者、倫理學家、哲學家的一般研究對象轉化為經濟學家介入的共同研究對象,成為經濟學理論的具有基礎性、滲透性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濟倫理思想演變成經濟倫理學。
(5)與此同時,出現了對私有制的正義性的懷疑和批判,出現了以實現公有制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正義理論,成為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和經濟正義觀的思想來源。
近代經濟正義思想的代表性觀點有:
1.格勞秀斯:正義必須以人類的社會本性和自然權利為基矗權利的道德意義就是正義。因此,經濟上的正義就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有一定約束的有限私有財產權,是公共權力與財產權利之間不對稱但卻合理的關系。(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580-583頁。)
2.霍布斯、洛克、休謨等:經濟正義就是維護和履行契約。契約是經濟主體雙向承認的形式,它表示在一切經濟活動中,每個主體享有財產所有權,並承認和尊重他人享有和自己一樣的權利。履行契約是正義的起點和源泉。契約的權威高於王權或政府權威。經濟正義依存於契約和契約所界定的權利。判定一個社會狀況正義與否的惟一標準是守約、履約還是違約。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正義的要求是歷史的。比如,在未來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黃金時代」,人人可以各取所需,無需界定各自的權責,那時正義因毫無用途而無需存在;而在過去生活必需品極度匱乏的「貧困狀態」下,你爭我奪,人人自危,正義則讓位於人們自我保存的本能而難以實現。只有在有了一定財富又不充分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態中,正義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這時,人的利己本性產生對有限財富的無限佔有慾望,就需要正義通過居於契約之上的裁決力量來約束和規范這種佔有私慾;同時因人的慾望與自身滿足慾望的能力不對稱,與有限財富不對稱,就需要用「公共的功利」來平衡,這種平衡就是正義的實現。簡而言之,「正義的根源說明了財產的起源」,正義的完善說明了財產權利的完整。契約同時產生正義和財產。正義產生於人獲得財富與經濟權利的需要,其直接表現是以契約為基本形式的穩定的經濟關系。(註:霍布斯:《利維坦》,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休謨:《人性論》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3.邊沁、穆勒:經濟正義是以功利原則為基礎的個人權利。經濟正義應歸於自我和他人的權利,不應偏重製度性的東西、偏重契約、偏重形式,而忽略其實質性的內容,忽略人的經濟正義要求的傾向。當一種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功利時,它就是正義的。正義只是促進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獨立的標准,惟一的標準是功利。如果在不同制度中選擇,只應選取帶來較大功利的制度,而不必再另外抽象考慮它是否正義。這種功利論的制度評價方法比契約論實用。它好就好在以個人權利的實現和保障作為正義的第一要義,把「功利優先」作為統攝正義的第一原則,而把契約降為派生的次要原則之一。正義是直接從功利原則引伸出來的,正義原則服從於功利原則。在次要原則發生沖突的場合,正義與否要取決於第一原則。比如,平等本來是一種正義觀念,但是並不存在絕對的、普遍的平等。在經濟事實中,平等是否正義,關鍵看是否符合功利原則,符合則正義,反之則不正義。(註:穆勒:《功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54頁。)
4.愛爾維修:經濟正義是以合理利己主義為基礎的均等分配。作為個人利益的組合,公共利益(公共幸福、公共福利)是正義的標准,其內涵是「人人均幸福」。而要達到幸福均等的惟一方法是財產的平均分配。所以,存在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首先保證公民私有財產的基本均等,由此帶來每個人幸福均等,再由此保證私人的財產權、人身自由和生命。在這種制度中,沒有不幸的人。財產均等既是社會效益,又是個人不可剝奪的神聖權利。兩個利益相互保證、和諧一致、兼顧二者即為正義,也即合理利己主義。犧牲個人利益滿足公眾利益,或為了個人幸福損壞他人幸福,都是不正義的。(註:《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45-550頁。)
5.莫爾、歐文等:經濟正義是徹底廢止私有制度。「私有財產是貧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無數罪行和災難的惟一原因。它在理論上是那樣不合乎正義,而在實踐上又同樣不合乎理性。」(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第559頁。)私有制也許可以採取一些表面符合正義的有限手段,比如規定每人私有田畝和現金的法定最高限額,嚴禁政治權力與財產權利的交易等等,使無財產權的人減輕幾分痛苦,但卻不能從根本上解除痛苦。問題在於,只要私有制度存在,其經濟活動必以金錢為衡量一切的惟一標准,這其中不可能找到一點正義的痕跡。除非人們認為,一切最好的東西落到最壞的人手裡,還可以叫正義;或者凡是我們大多數人所應有的都歸少數人瓜分,還可以叫正當。因此,「只有完全廢止私有制度,財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類才能有福利。」(註:莫爾:《烏托邦》,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05頁。)
通過上述對經濟正義思想的一般歷史考察,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結論:
(1)經濟正義問題不是從來就有的,它與私有制、私有權相伴而生,並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完善而日趨融入經濟學和倫理學理論之中。從古羅馬法、普通法到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再到現代西方產權理論,基本上都同意這樣的看法:財產權利本質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於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以契約形式)相互認可的行為性權利,或由人們共同承認的第三方(政府、法院)裁定的行為性權利。這種權利確定了每一個人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約定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種約定的成本。它所形成的一定的經濟制度就是確定人們使用稀缺資源時的相應權利地位的一切經濟關系社會關系的總和。(註:科斯·阿爾欽等:《財務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04頁。)在這里,經濟正義問題和財產權利問題已經連為一體。當人們談論財產權利、契約的同時,已經不言自明地滲透了他們對正義的理解,而脫離了財產權利,正義就成為無謂的空談。
(2)圍繞經濟正義的第一個焦點問題是私有財產權利是否正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所有回答呈現為兩極。要麼為私有財產權利作正義辯護,要麼對私有財產權利進行正義批判。前者在歷史上是主流觀點,並且成為私有製得以確立的倫理武器。後者的主張也貫穿整個近代,但基本停留在空想層面,沒有對私有制本身造成實際的沖擊,但也起到了兩個作用:為後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現代史上公有制國家的出現提供了思想養料;同時促使私有制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所改進和完善。
(3)經濟正義問題的第二個焦點是均等財富或均等分配是否正義。這個問題在近代是從屬於上一個問題的,但其重要性實際上不亞於上一個問題。沒有分配正義問題,財產權的正義問題就沒有意義。而且分配問題具可操作性和可檢驗性。因此,西方思想家在肯定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前提下,把分配作為經濟正義理論的主要問題。而主張公有制的思想家則認為,離開所有制問題,只在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分配正義問題的。
三、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正義觀及其現實主題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正義觀是在批判地汲取了人類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所建樹的各種經濟正義思想的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產生的,同時是在馬克思投身於為人的自由解放終身奮斗的事業中形成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正義觀點的基本精神被馬克思主義所吸收,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使這些正義思想由空想變為科學。
馬克思在1841年《萊茵報》時期開始了他追求正義的事業。他接觸到的第一個關乎人的物質利益的現實問題,就是所謂「林木盜竊」的獨占財產權利是否正義的問題,這也是促使他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幾十年後,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馬克思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系,並從而走向社會主義。」(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446頁。)
在萊茵省議會辯論林木盜竊法時,貴族和土地佔有者以法律形式無情否定了農民和窮人歷來享有的自古流傳下來的在公共土地上放牧、揀樹枝和狩獵的權利。馬克思憤怒批判了這種公共財產權利私人佔有的非正義性:「這種為了幼樹權利而犧牲人的權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最乾脆不過了,如果法案的這一條被通過,那麼就必然會把許多不是存心犯罪的人從活生生的道德之樹上砍下來,而把他們當做枯樹拋入犯罪、恥辱和貧困的地獄。」這實質上就是把窮人的習慣權利變成富人的獨占權。「事物的本質要求獨占,因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這種獨占。」(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37、147-148頁。)
馬克思並不否認清晰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取代祖上遺留的模糊的公共財產的進步性和必然性。但是他認為,這並不能真正實現人的解放。阻礙人的解放的就是對國家權力的神聖化和享有私有財產權利天然正義的迷信。他在評論法國大革命頒布的資產階級憲法《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時指出:這「無非是市民社會的權利,即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體的利己主義的人的權利」,「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個人權」。所以,資產階級關於私有財產的各種「最自由的立法」「對於那些既有權利而又受習慣保護的人是處理得當的,但是對於那些沒有權利而只受習慣保護的人卻處理不當」。(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37-438、144頁。)這里沒有公平可言。
馬克思就是帶著實現真正經濟正義的強烈願望和要求進入經濟學批判和研究領域的。他把追求正義並對社會經濟的正義性做出正確評價作為自己經濟學研究的任務和使命。
馬克思主義對經濟正義的理解可以歸納為以下邏輯:正義主要源於經濟事實,特別是與財產所有權的制度變遷和發展緊密相聯;經濟正義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其本質是在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經濟實踐中實現人的全面解放;人的解放程度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共產主義制度才能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因而才是最正義、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和經濟制度。「許多人要正義,即要他們稱為正義的東西,但他們並不因此就是共產主義者。而我們的特點並不在於我們一般地要正義——每個人都能宣稱自己要正義——而在於我們向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私有制進攻,在於我們要財產公有,在於我們是共產主義者。」「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實現;而這樣的制度是正義所要求的。」(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431頁,第1卷第582頁。)
在其現實性上,經濟正義是一切經濟關系所含正義性的總和。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所有制的正義性問題,一是收入分配的正義性問題。
關於所有制的經濟正義問題,是隨著人類歷史上最先出現的財產權利即私有財產權及其制度形式的發展、變遷、完善的歷史進程而逐漸清晰地呈現和展開的。正義與所有制同根同源,共生共存。歷史上任何一種所有制,哪怕是彼此對立的所有制,都包含著某種符合歷史條件的正義精神和把自身視為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否則,這種所有制就不會產生和運行。相應地,思想家們都以不同的理論形式表達自己對正義的理解和觀點,都以自己的學說為主張正義的學說,都以正義為繩,臧否現存所有制和描繪未來所有制形態。老伏爾泰曾說,盡管民族、時代、歷史條件各不相同,人類對於正義概念的接受總是一致的、普遍的。甚至犯了大罪行,也仍然是在正義的名義下進行的。(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第24頁。)這說明,為某種所有制辯護的正義理論是否必要或應否提出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所有制才能從根本上體現正義要求,什麼樣的所有制實現形式和結構才能趨向實際滿足這種正義要求,什麼樣的經濟正義理論才能如實表達正義精神,並指導符合正義的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
有關所有制是否正義的問題,至少涉及兩個層次:1.某種所有制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質要求,是否有助於實現人對自由理想的追求;2.特定的財產權關系是否體現了人與人的公平正當關系,是否有助於人們自主選擇體現這種關系的方式和維護這種選擇的權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審視這兩點,可以說,人類社會相繼出現的私有制能夠歷史地、部分地、相對地、暫時地實現經濟正義,但只有最終消滅私有制,才能完全徹底地實現經濟正義。因此,「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86頁。)
歷史上私有制的正義性,在於它們通過制度和規則安排,清晰界定了私人財產權利,滿足了人性中自利要求的一面,並在不同程度上對人的無止境私慾加以規范,以「私惡即公利」的方式增加了社會福利總量,從而有利於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馬克思承認任何所有制的產生、存在和發展是以具體個人利益驅動為首要原則和內在邏輯的。他不同意那種認為共產主義者應該奉社會為最高價值和目的、要為社會而犧牲個人的觀點,指出:「人們絲毫沒有建立一個社會的意圖,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使社會發展起來,因為他們總是想作為孤獨的人發展自身,因此他們也就只有在社會中並通過社會來獲得他們自己的發展。」「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惟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財產和利己主義個人的保護。」「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他們的突出的地方正在於:只有他們才發現了『共同利益』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造成的。他們知道,這種對立只是表面的。因為這種對立的一面即所謂『普遍的』一面總是不斷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產生的,它決不是作為一種具有獨立歷史的獨立力量而與私人利益相對抗,所以這種對立在實踐中是產生了消滅,消滅了產生。」但是,私有制的正義性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恆的。從根本上說,私有制非但沒有使人實現自己的本質,反而導致人的本質的異化和喪失,人的非人化。解決這種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消滅私有制,通過「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235頁,第1卷第439頁,第3卷第275頁,第42卷第123頁。)
馬克思之後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史表明,私有制的消滅,公有制的建立和鞏固,有賴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如果脫離現實生產力的物質基礎,盲目搞單一的純粹的公有制,經濟正義的理想就會淪為空想,甚至走向反面。作為期望正義的制度設計,並不是一個「公」字就天然帶來正義的。必須從特定國家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出發,尋求各個階段公有制的最佳實現形式和所有制的最佳結構。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新的所有制「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應當「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任意一種公有制形式喊著正義口號就能消滅私有制的,私有制「只有通過它的所有制改造成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成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註:《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269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21頁。)這正是中國當前所有制改革最深層、最核心的問題,即不僅要提高效益,而且能否和如何實現經濟正義。忽視了後一點,改革就失去了意義,也不能成功。
關於收入分配的經濟正義問題,既從屬於所有制的正義問題,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恩格斯曾經指出:「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544-545頁。)在這里,收入分配概念分為兩種:一是功能或要素收入分配,即從收入來源角度規定收入分配,涉及各種生產要素投入與其所得份額的關系。功能收入分配的正義與否內含一定所有制及其財產權利正義與否的問題。二是規模或個人(家庭)收入分配,即從收入量化角度規定收入分配,涉及所得者規模和所得總額的關系。規模收入分配的正義與否實際體現了一定所有制的變遷或改革的目的正義與否。
10.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10)經濟法與正義論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