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同法與cisg
㈠ 中國主要引用了CISG哪些內容
背景:1930年,羅馬國際私法統一所擬定的國際貨物買賣的統一法,以便協調和統一各國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實體法。
真正讓它發揮實體法效用的是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1969年成立了一個專業小組,在1964年的兩個海牙公約的基礎上制定一部統一的國際貨物買賣法。1980年1月1日生效。
中國:1986年加入,並無其他,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此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不長時間,制定《合同法》的時間。結果:大部分原則借鑒了公約。中國在加入公約時作出了兩項保留,但是隨後撤銷保留的聲明。
內容:
涉及到基本的精神,從大方向:那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法律借鑒同構性,共時性法律移植,法相對獨立性。
從國際法角度:現代國際法形成的基石是聯合國憲章原則等國際法基本原則,因為在國際法里存在效力等級,基本原則居於最高地位。強行法不一定都是國際法基本原則,但是此公約屬於強行法。
從國內法角度:
1 從要約成立角度,借鑒公約,向一個或者特定人發出,內容確定,要約有約束性,生效時間(到達主義)要約撤回與撤銷。
注釋:裡面有很多細節問題,比如要約變更,逾期承諾,要約的撤回。
2 貫穿在公約的理念:寬限期(period of grace)制度,如賣方未發貨,給出一段合理期限來履行,跟大陸法系「催告制度」如出一轍。詳見第四十七條。最終不履行將導致對方獲得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3 預期違約以及不安抗辯問題,都看看王利明教授的文。中國基本借鑒到。
補一個我早些時候做的筆記,供閱讀:
預期違約
這是英美法上的傳統制度。
中國 :66 《合同法》
全面採納了兩大法系關於雙務合同履行中抗辯權的各項制度。該法第66條「當事人互負債務,沒有先後履行順序的,應當同時履行。一方在對方履約不符合約定時,有權拒絕履行要求」
第67條規定,有先後履行順序,先未履行,後一方有權拒絕履行。或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約定,有權拒絕。
第68條,不安抗辯。
第69條,中止履行通知對方。對方提供擔保,繼續履行。未能提供擔保,有權解除合同。
三 實際履行和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作為代替實際履行的方式。
中國 《合同法》第110條,受損害方有權要求違約方實際履行合同義務,除非實際履行「法律上或事實上不能履行」或「債務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履行費用過高」或「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
四違約金 liquidated damages
中國 《合同法》第114條規定違約金問題。
例子:美國《統一商法典》 合同中違約金條款被認為有效,按照約定賠償。
若無效,依照實際損失賠償。
4 改天再更吧,本來公約來自於判例以及制定法,但是合同不是花果山的猴子是奔出來的,判例十分生動,兩大法系思維方式不同。。
㈡ 我國 在CISG中的保留這兩個保留在具體實踐中的運用
不同意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只同意《公約》適用於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等;運用為處理國際貨物買賣關系和發展國際貿易關系的准繩。
1986年12月11日中國交存核准書,在提交核准書時,提出了兩項保留意見:不同意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只同意《公約》適用於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不同意用書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訂立、修改和終止合同。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平等互利原則與兼顧不同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執行、解釋和修訂公約的依據,也是處理國際貨物買賣關系和發展國際貿易關系的准繩。公約只適用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即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雙方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對某些貨物的國際買賣不能適用該公約作了明確規定。
(2)中國合同法與cisg擴展閱讀:
CISG的相關內容:
1、為本公約的目的,一方當事人所作的聲明和其它行為,應依照他的意旨解釋,如果另一方當事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此一意旨。
2、如果上一款的規定不適用,當事人所作的聲明和其它行為,應按照一個與另一方當事人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應有的理解來解釋。
3、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與事實有關的一切情況,包括談判情形、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
㈢ cisg第19條與我國合同法規定的異同
您好,約束的內容不同
㈣ 中國的法律是屬於大陸法系嗎
據我所知從學理上講,中國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中華法系是法制史研究上的一個歷史遺留概念,大致是指民國前的中國法律狀況。官方對中國的法系定義是社會主義法系,這個基本上是沒有人當真的。世界法律體系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法律體系各有優劣.中國法律是大陸法系。這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法系的轉換目前也是不可能的整個系統亂了套。這就如你已上了起動的火車,卻又要求要坐汽車這是不可能的。大陸法系,也稱民法法系,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是該法系國家的重要標志,大陸法系國家,只承認制定法效力,在法律上不承認判例效力。而英美法系,除立法機關有造法功能,法官也有造法功能。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主要是在羅馬法的基礎上,經由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等發展和演化而來的,它是以法典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制定法,代表國家是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典型的有法國、德國等。
㈤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專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屬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
[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㈥ CISG《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中規定的買方義務與中國合同法中相關規定比較有何異同
基本是相同的,中國的《合同法》是照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
㈦ 請問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我國合同法有哪些異同
1、從效力上來說:
該公約作為國際法的淵源,並不是對所有國家強制實施的,而是要加入才有效,且加入也可以選擇部分條文有效,部分不遵守。自1988年1月1日起,公約對包括我國在內的11個成員國生效。截至2005年 6月,加入該公約的國家已有65個。
而合同法是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在我國全國范圍內具有強制性,所有合同行為均受其調整。
2、從主體來說:
該公約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之一:或者雙方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都是締約國;或者雖然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不是締約國,但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導致應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2.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是「貨物買賣」。
合同法的主體是國內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3、從調整范圍來說:
該公約排除了以下幾種買賣:(1)以直接私人消費為目的的買賣;(2)拍賣;(3)依執法令狀或法律授權的買賣;(4)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和貨幣的買賣;(5)船舶、氣墊船和飛行器的買賣;(6)電力的買賣;(7)賣方絕大部分義務是提供勞務和服務的買賣。
而合同法對國內的的各種買賣基本都進行了規定,並規定了十五種中有名合同,包括「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等。
4、
該公約沒有涉及: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條款的效力或慣例的效力;合同對所有權的影響;貨物對人身造成傷亡或損害的產品責任問題。
而合同法對這些都有規定。
5、合同法與該公約也有很多共同點,如:合同經過要約、承諾兩個階段,及違約的救濟方法等。
㈧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與我國合同法的區別
一是:適用的當事人范圍不同.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專公約》,英文屬
簡稱CISG.它規定:訂立合同的當事人的
營業地(法人所在地)必須位於不同的國
家,即具有不同國籍,但當事人的國籍不
用慮;我國合同法無此諸多限制.
二是:CISG的交易范圍從某種意義上說,」較
小」.
CISG不適用於下列買賣交易:
A.購買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買賣;
B.經由拍賣的買賣;
C.船舶或飛機的買賣;
D.電力的買賣;等等.
我國合同法無此諸多限制.
三是:CISG在實體法上不涉及以下問題:
A.合同的效力;
B.合同對所售貨物所有權可能產生的
影響;
C.賣方的產品責任.
我國合同法則涵蓋了以上各個問題.
以上僅是我個人根據所學<<國際經濟法>>加以總結的我個人認為的」答案」,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㈨ CISG創設根本違約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CISG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 一、《公約》中的根本違約制度評析 (一)《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現狀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下文簡稱《公約》)第25條規定: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此條規定是對根本違約進行定義性規定。從中可以得出公約從主觀、客觀人手分析構成根本違約的情形。以第25條中的但書將此條內容劃分為兩部分:客觀的違約事實和主觀的無法預知。 在客觀的違約事實方面,從《公約》的表述中此方面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理解:其一,必須存在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其本來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了損害,也即存在違約的事實;其二,如欲達到根本違約的情形,受損方僅僅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影響是不夠的,違約行為導致的結果應當是實際上剝奪了受損害方有權期待得到的利益。主觀上無法預知體現在第25條但書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同樣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其一,若欲構成根本違約,違約一方必須預知到違約結果的發生;其二,這種預知必須符合一般人的預知能力,即一個通情達理、同等資格的人在相同的情況下也能預知到這種結果的發生。 二、我國《合同法》中根本違約制度不足 (一)概念上不夠清晰,不存在根本違約明確的定義 在《合同法》第94條關於闡述合同法律關系當中,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五種情形中,第4項的規定實質上即承認了守約方在違約方根本違約時有權解除合同,這與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的解除合同的救濟方式相同。雖然這條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承認根本違約的情形,但這種打擦邊球的方式難以體現我國對於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視。在闡述某種救濟方式時順帶提及根本違約的情形,且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法律用語,顯得概念不清晰,法律排篇布局紊亂,難以突出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要性。 (二)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缺乏統一判斷標准 目前,學界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存在以下兩種理解。其一,純粹的依據合同中守約方主觀意思,即依據守約方認為違約方的行為是否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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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中守約方相對於違約方是受害者身份,筆者認為其對於違約行為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其二,除了考慮守約方的意見外,還要兼顧違約行為的客觀損害程度,只有客觀損害達到某種程度,才可認為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對於損害程度又具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認為損害程度在於損害行為的程度,即造成了多大數額或價值的破壞,可稱為破壞說另一種理解在於損害結果的程度,即不單純考慮損害造成的破壞嚴重程度或金錢損失多少的情況,而結合損害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對整個合同的影響有多大,可稱為結果說。在結果說的情況下,還要考慮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綜上所述,對於如何理解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至少存在二種理解,不同的理解會造成不同的判決結果,不利於實現同種類型案件的公平公正。 (三)根本違約構成要件單一,責任分配不合理 我國在判斷根本違約時只採用了客觀標准,對於當事人主觀上是否需要有可預知違約結果的要求,《合同法》並沒有將其列為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單獨採用客觀標准來判斷根本違約的構成,在司法實踐中頗受法官的青睞,所以不涉及主觀心態的判斷,以客觀違約事實就能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然而,這樣單一的客觀標准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對於違約方的苛責過於嚴重,如果在違約方無法預知違約結果的情形下仍然賦予守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勢必造成兩個不良後果:一是違約方承擔的責任過重,對其不夠公平;二是不符合國際上鼓勵交易的原則,擴大了合同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機會,不利於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 三、《公約》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立法的啟示 (一)明確定義,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 《公約》第25條給出了對於根本違約的定義,然而在我國《合同法》中卻沒有像公約那樣明確給出對於根本違約的規定,只是在《合同法》第94條及第148條含沙射影般地涉及根本違約的內容。根本違約的定義對於區分違約行為是否根本違約十分重要,而根本違約及非根本違約對於當事人的影響又是極其不同的。首先,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在救濟方式選擇上存在很大不同,如宣告合同無效及交付替代物是較為嚴格的救濟方式,只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況,而如損害賠償的救濟方式則既可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形,也可適用於非根本違約的情形。其次,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對於合同的風險承擔有影響。很簡單,如果合同違約屬於根本違約,則守約方可以主張合同無效,雙方的權利義務恢復到合同締結之前,也即合同貨物風險還原到還沒有轉移到買方的情形,故貨物風險須由賣方承擔;反之,如果沒有構成根本違約,則貨物風險由買方承擔。 綜上所述,對於根本違約定義的明晰與否直接影響到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的區別。鑒於我國《合同法》目前對於違約制度比較模糊的規定,應直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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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違約的概念,在法律中為其正名。 (二)明晰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 對於我國《合同法》中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易造成多種理解和多種判斷標准。第一種理解,純粹以守約方的意思為判斷不夠合理,擴大了守約方的主觀意志,易造成其濫用權利,如其為了獲得合同違約金以變相盈利為目的,或者只是單純藉此機會反悔而解除合同等情況,對於違約方而言有失公平。第二種理解,關於客觀的損害程度採用結果說更加妥當。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不能僅從損害的大小判斷,從損害所造成的結果嚴重程度進行衡量更准確,有時小的損害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使合同目的難以實現。此外,也不能將損害行為僅局限於破壞,如對於在時間上有嚴格要求的蔬菜水果等時令物品,賣方的延遲交付行為也會造成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因此,對於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和司法實踐中進行判斷也應採取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既考慮到守約方的主觀請求,也要兼顧損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的嚴重程度。如此理解還不夠全面,還應考慮所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不論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合同都採取鼓勵交易的原則,以促進經濟發展。如果違約方可以對合同進行補救,則在某種程度上可成為阻卻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事由,而使得買方不得輕易解除合同。 (三)採用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將實質性損害和實質性損害可否預知的舉證責任分開,分別由受損害方和違約方承擔,達到平衡負擔。《公約》採取主客觀相結合的判斷標准值的借鑒,盡管《公約》客觀要件上存在違約方的違約行為實際上剝奪了守約方依據合同的期待利益的實際上剝奪一詞有些過於抽象,但也並不是無跡可尋的。根據各國立法和法律規范,在判斷違約嚴重性時可以從合同目的、違約時間長短、違約損害價值在合同價值中的比重、是否存在補救等情況綜合加以判斷。因此,主客觀統一的判斷標准還是比較科學並較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根據《公約》採取的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可以分析出雙方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若守約方主張根本違約,則其必須承擔證明違約方的違約行為,使其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證明違約帶來的損害程度的責任;而當違約方主張其主觀上難以預料到違約結果的出現而以此作為抗辯時,則其必須承擔此方面的舉證責任,即證明公約所採納的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也無法預知的事實。公約如是規定既使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完整,又要使舉證責任的分配恰到好處,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