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法年會議題
❶ 社會法的體系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
❷ 什麼是社會法
現代抄大陸法系的國家襲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❸ 國際私法調整方法
無論是作為一個部門法,還是作為一個部門法學,國際私法都有著悠久歷史。一般認為,完整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產生於中世紀,其標志就是巴托魯斯提出的「法則區別說」。盡管如此,國際私法尚有諸多基本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德國著名法學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國際私法是從書名頁開始就存在爭議的學科。[1] 在我國,對國際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樣情況。舊中國國際私法學領域如此,[2] 現在也是如此。[3] 但國際私法的所有各類爭議,首先是從國際私法的對象及方法開始的,也正是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不同,學者們在國際私法范圍問題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認識。
筆者擬從技術革命對國際私法的影響這一角度,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理論分歧現狀
從以下關於國際私法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在國際私法對象及方法問題上的分歧。
德國學者努斯鮑姆在其《國際私法原理》一書中指出:「國際私法,或沖突法,從廣義上講,是處理涉外關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國第一本統編《國際私法》教材也認為:「國際私法是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的部門。」[4] 這一定義是從國際私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性質著眼的。
德國學者馬丁。沃爾夫則認為,國際私法就是「在同時有效的法律體系中,決定哪個法律體系應該適用於一些特定的事實」。[5] 我國李浩培先生也認為,國際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國民法和商法相互歧異的情況下,對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系,解決應當適用哪國法律的法律。」[6] 這一定義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來考慮的。
英國學者切希爾和諾斯認為,國際私法是在處理涉外案件時判定:第一,法院在什麼條件下對案件具有管轄權;第二,應適用哪國法律來確定各類案件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第三,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承認外國判決,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外國判決所賦予的權利可以在英國得到執行。[7] 顯然,這一定義是從司法角度並結合國際私法的內容或規范來進行的。
另外,還有其他四種代表性的定義:(1)「國際私法是以直接規范和間接規范相結合來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並解決涉外民商事法律沖突的法律部門。」[8](2)「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解決法律沖突為中心任務,以沖突規范為最基本的規范,同時包括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規范、避免或消滅法律沖突的統一實體法規范、以及國際民事訴訟與仲裁程序規范在內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9] 這兩個定義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而且,國際私法的規范包含統一實體法;(3)「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確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為前提,以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為核心,由法律適用規范、規定外國人民事地位規范所組成,並通過國際民事訴訟和仲裁程序進行司法保護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10] 這一定義也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但統一實體法規范不是國際私法的規范;(4)「國際私法是調整國際交往中所產生的民事關系的國際法的一個部門。它是規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調整不同國家之間法律沖突的、確定國際民事關系雙方當事人具體權利和義務的沖突規范、統一實體規范,以及解決國際民事爭議的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規范的總稱。」[11] 這一定義與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它強調國際私法是國際法的一個部門。以上四種定義都是從綜合角度來考慮的。
可見,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問題,雖然學者們都認為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但在調整對象的范圍上,則存在差別。一種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另一種則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只是會產生法律沖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
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的認識,理論界關於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同樣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調整方法;[12] 另一種則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間接調整方法。[13]
與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相對應,關於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理論界也分別有不同主張:(1)國際私法的范圍僅局限於沖突規范。持這種觀點的可以德國、奧地利、瑞士、北歐國家以及日本等國為代表;(2)國際私法由管轄權規范、沖突規范和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規范構成。這是以英國、美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的主張;(3)國際私法的范圍包括國籍規范、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沖突規范及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規范。這是以法國和義大利為代表的拉丁法系國家的看法;
二、基於技術革命的影響所形成的認識
一般認為,法律的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參加者的意志行為,即人與人關系中的意志行為。[14] 在認識法律的調整對象時,一般應注意的是:社會關系只有表現為通過人們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關系時,才能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並非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法律的調整對象。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已被法律調整的或客觀上要求法律調整的具體的意志社會關系。或者說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客觀上能夠「接受」法律調整,而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又有必要對之進行法律調整的意志社會關系;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調整的對象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某些社會關系可能會從生活中消失,或者雖未消失但已喪失進行法律調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會關系產生,則迫切要求法律對其予以調整。法律調整對象的主要發展傾向是擴大和加深。這里所說的「擴大」,是指法律調整對象范圍的擴大。而「加深」則是指對法律調整的質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為准確、系密的規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增強。
同樣,在國際民商事領域,社會發展的最直接的結果可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呈不斷擴大趨勢並需要相應的部門法對其進行調整;其二是國際社會對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部門法(即國際私法)所提出的質的要求也有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樣,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對象的國際私法,只有順應國際民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才能較好地服務於各國的對外政策,才能維護或重構國際民商事交往秩序。
從國際層面出發,對涉外民商事關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可作如下歸納:
在13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各國間民事交往的數量極少,國際私法產生的基本條件尚未具備。即使古羅馬時期就出現了所謂的「萬民法」,[15] 但有學者認為,「在羅馬之世,絕無國際私法之存在。」[16]
從13世紀開始,人類科技水平才有了較大提高,某些國家的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國家間的經濟貿易開始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國際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變化。13世紀以後,由於造船業的發展,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但當時的國際貿易是相當有限的。[17] 新航路開辟後到16-18世紀,國際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
總之,在13-18世紀中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主要局限於外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婚姻家庭、財產繼承等問題;客體主要是動產和不動產,涉外合同與涉外貨物運輸保險才開始萌芽。
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並引起了產業革命,其最主要的後果之一就是使國際經濟貿易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到19世紀70年代,第一次技術革命給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是受第一次技術革命影響較大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體主要是農產品,工業品和半製成品所佔比例較小;從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所涉及的領域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已經有了較大變化。這一點可以普通法系國家早期的國際私法著作為佐證。如威斯特萊克(Westlake)1858年《國際私法》(第二版)所講的內容依次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與監護問題;結婚、離婚與准正;動產繼承;破產;動產與不動產;管轄權的一般概念;國內與國際管轄權;契約;債務的轉移和消滅;住所;國籍;外國公司;外國判決與程序等內容。[18] 戴賽的《沖突法》於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說,該書是對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70年代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調整情況的總結。戴賽在其著作中主要講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國籍問題;法人國籍、能力及破產問題;婚姻家庭關系及繼承問題;侵權行為以及各種合同關系等問題。[19]
19世紀70年代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發明。如湯姆士煉鋼法、蒸汽渦輪、內燃機車、氣鑽、發電機、遠距離輸電、電燈、電車、電話、無線電、從煉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這些技術和發明的運用,被概稱為第二次技術革命。這次技術革命,極大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特別是海上運輸業的發展,從而使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20世紀以前,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量上的變化。即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總量上大為增加,有關國際貨物買賣、運輸、保險、支付等有了空前發展;其二是主體上的變化。即法人數量和種類有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領域擴大。即自由競爭的加劇也促進了技術、專利發明、科學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對這種變化,有學者將之概括為三點:由於法人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法人的國籍、地位和能力問題,以及涉外代理和破產關系,也隨之增長;由於銀行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隨之發展了信貸關系和票據關系;由於國際間文化和科學技術交往的發展,涉外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關系也隨之發展起來。[20]
20世紀5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和利用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開始,[21] 人們一般將之稱為第三次技術革命。此次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可歸納為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宏觀上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其一是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補償貿易和許可證貿易;在涉外合同領出現了新的外民事承攬合同關系,如對外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等;在涉外法人問題上出現了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以及外商獨資經營等;在國際貨物運輸上出現了新的運輸形式和方式,如運輸形式上多採用集裝箱運輸,運輸方式上則大量採取多式聯運方式;此外,在合同領域還出現了咨詢合同關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量上進入「爆炸階段」。即在這一時期,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無論在總量上,還是在某一具體領域,其發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時候所能比擬。微觀上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其主要表現為中、小企業公司、法人重顯活力,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新力量;聯合企業和跨國公司大量出現;發展中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二是對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為的影響,如就涉外侵權而言,出現了許多跨國環境污染問題。三是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工業製成品超過了初級產品客體;用於國際流通的產品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伴隨國際技術轉讓的發展,無形客體已超過有形客體。
到20世紀90年代,人類經歷的一次意義深遠的重大技術革命就是互聯網路、行動電話的廣泛運用。它不僅是人類通訊方式的改變,而且將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和人們交際方式的變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和結構的改變,它正逐步改變著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人類從此進入信息時代,[22] 這就會更進一步促進全球經濟的一體化。譬如,電子商務(E-commerce)的發展速度呈逐年遞增的態勢。在1996至1997年間,通過國際互聯網路進行的商事貿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個月增長2倍,但1998年則是每3個月或每4個月增長2倍,有人預計到2003年,網上貿易額每年將達到1300億美元。[23] 但國際互聯網路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問題。[24]
通過以上我們不難看出,隨著技術革命的進步,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國際民事法律關系)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然,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展變化的原因和條件並不僅僅是技術革命,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國際私法只有順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際,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動國際民商事交流的發展。
從國際私法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國際私法總是在隨著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而作適時的調整。
國際私法在其產生之初,直到19世紀末,其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這一歷史階段,國際私法完成了從「學說法」到「制度法」的過渡。無論是在「學說法」還是在「制度法」階段,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但即使在這一階段,也存在用直接調整方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如在判定某一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在內國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活動權利時就必須用直接調整方法。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尤其是二戰後,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迅速發展,其所涉及的范圍急劇擴大,而間接調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針對性、可預見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來順應對迅速發展著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調整的需要。也正因為此,這一時期就產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統一實體法規范。[25] 這類統一實體法規范能避免或直接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因而能克服沖突規范缺乏針對性和可預見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國家還提出和制定了所謂「直接適用的法律」,其目的在於,為了組織和保護一國的社會、經濟和金融結構,使一切與法院地國家有充分聯系因而會影響法院地利益的交往關系均受其調整。[26]
因此,對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我們認為,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但這並不能說直接調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間接調整方法。因為,從目前的情況看,規定直接調整方法的統一實體法規范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所涉及的領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對某些領域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如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仍然將主要或完全以間接調整方法來進行。所以,同作為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手段,間接調整方法和直接調整方法在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過程中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從國際民商事交往的實際看,這種現象將存續相當長的時期。
三、結語
基於前述,我們認為,對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立足於國際私法這一部門法的傳統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兼顧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
我國國際私法泰斗韓德培先生曾提出「機翼論」的觀點。他認為:「國際私法就如同一架飛機一樣,其內涵是飛機的機身,其外延是飛機的兩翼。具體在國際私法上,這內涵包括沖突法,也包括統一實體法,甚至還包括國家直接適用於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而兩翼之一則是國籍及外國人法律地位問題,這是處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前提;另一翼則是在發生糾紛時,解決糾紛的國際民事訴訟及仲裁程序,這包括管轄權、司法協助、外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這就形象而科學地勾畫出了國際私法的范圍。[27] 首先,該觀點肯定了國際私法的傳統性,即肯定了沖突法在現代國際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該觀點科學揭示出國際私法的發展規律,指明了現代國際私法的發展現狀。即國際統一實體法和「直接適用的法律」已成為國際私法規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該觀點也注意到了國際私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關聯性和系統性,即認為與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產生有關的規范和與解決涉外民事法律爭議有關的規范均為國際私法的規范。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國際私法是以國際關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並擁有獨特調整方法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如同憲法、民法、經濟法等構成國內法體系一樣,國際私法與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等則構成國際法體系。如果將法學學科體系劃分為國內法學體系和國際法學體系的話,那麼,以國際私法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私法學就是國際法學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學。既然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學科中的獨立的二級學科,那麼,國際私法學與國際公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也都應當是法學學科中獨立的二級學科。因此,若將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三者硬性捆綁,並由此建立一個所謂的「國際法學」,然後將該「國際法學」作為一個與國內法學中的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等相並列的二級學科,且以此否認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在法學學科中二級學科的地位,顯然是違背科學規律的。
注釋:
[1] 從國際私法的歷史看,主要名稱有: 法則區別說(Theory of Statutes)、私國際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國際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沖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幾個較為普遍使用的名稱外,還有「法律選擇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國法之適用」、「涉外私法」、「國際民法」、「國際民商法」等,國際私法理論上爭議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2] 參見陳顧遠著:《國際私法總論》(上),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頁。
[3] 80年代初,我國學者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方法、范圍以及國際私法學的體系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之後,許多學者根據他們對國際私法的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分別形成了具有相應特色的國際私法學體系。現在,學者們在這些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也正因為這樣,2000年國際私法學會的年會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國際私法的基本理論問題。參見《中國國際私法2000年年會綜述》,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頁。
[4]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頁。
[5] 參見馬丁·沃爾夫著,李浩培、湯宗舜譯:《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頁。
[6] 參見《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頁。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頁。
[9] 參見李雙元著:《國際私法(沖突法篇)》,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頁。
[10] 參見張仲伯主編:《國際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頁。
[11] 參見錢驊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頁。
[12] 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頁。
[13]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頁。
[14] 參見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頁。
[15] 雖然在公元前242年,羅馬帝國就設置了外事大法官,專門處理在羅馬的外國人之間和外國人與羅馬人只因交換關系所產生的實際問題,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套規范,稱為萬民法(jus gentium)。但無論在數量、內容上,還是在適用范圍上,萬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羅馬法學家所關心的萬民法,通常有兩重含義:一是萬民法的實際意義,即指羅馬法中既適用於羅馬公民也適用於在羅馬的外國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萬民法的理論涵義,即羅馬法學家所認為,自然理性是為全人類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國人民中應予一律遵守的規定。公元212年頒布的安東尼尼憲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將羅馬公民權賦予一切異幫人以後,萬民法與市民法之間的區別就已無實際意義了。
[16] 梅仲協著:《國際私法新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頁。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韋列著的《義大利簡史》中有這樣的記載:「從14世紀開始,『夫蘭得爾大帆船』每年兩次從威尼斯揚帆出發,載著香料、糖、胡椒和其他東方產品,取道直布羅陀海峽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魯日。它們在那裡載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木材和皮貨、英國的羊毛、夫蘭德爾的呢料和法國的酒駛回。其他東方的貨物則用馬馱,越過阿爾卑斯山,供應德國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賽在其《沖突法》中所闡述的合同的有關問題涉及動產、不動產、買賣、租賃、運輸、共同海損理算、票據、利息等關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釋和解除等問題(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這與1804年《拿破倫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關系相比,其范圍無疑要廣泛得多。
[20] 見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編:《國際私法論文集》,1984年8月,第28頁。
[21] 錢學森認為:「像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激光技術,核能、核技術,航天技術,海洋工程等等,這些都是技術革命,所以,新技術革命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是一個新的技術革命群。」《關於新技術革命的若干基本認識問題》,載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經濟導報》。
[22] 對以互聯網路和移動通訊的運用為標志的技術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繼續,還是一次獨立的新技術革命,目前尚無定論。
[23] 如加拿大1997年網上貿易額為8億加元,加拿大有關機構於1998年估計,到2001年前,網上貿易將增加到327億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隨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廣泛應用,在合同、侵權以及管轄權等方面,就產生了許多新的沖突法問題;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諸如國際旅遊、跨國銀行、國際投資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務、國際電話服務、國際視聽服務、國際咨詢服務、廣告及設計等服務、維修及保養和技術指導等售後服務等,都將產生諸多新法律問題。
[25] 如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工業產權領域,有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1891年《關於商標注冊的馬德里協定》;在國際貨物運輸方面,有1901年《關於統一若干船舶碰撞規則的公約》和《關於統一海上救助規則的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定的公約》、1929年《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在國際支付方面,有1930年《關於統一匯票和本票的日內瓦公約》、1931年《關於統一支票法的日內瓦公約》。此外,這一時期還產生了一定數量的國際貿易統一慣例。二戰後,國際統一實體法大量產生,這一點在國際貿易領域尤為明顯。 參見趙承壁編著:《國際貿易統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頁。
[26] 參見韓德培著:《國際私法的晚近發展趨勢》,載《中國國際法年刊》(1988年),第14頁。
❹ 生活中經常遇見哪些有關社會保障法的問題
一、社會保障法的調整對象
二、社會保障法的體系
三、社會保障法的地位
四、社會保障法的本位
五、社會保障法的本質
六、社會保障法的價值
七、社會保障組織體系的基本框架
八、社會保障權的構成要素
九、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
十、社會保障基金的制度創新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然而,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農村改革、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早已邁出大步,社會保障改革卻跚跚來遲,社會保障立法更是落後於市場主體立法、市場規制立法和宏觀調控立法。這可能是許多理想的改革措施難以出台或者出台後施展不開、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令人高興的是,最高決策層和改革設計者已開始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改革和立法在近年來漸成熱點。於是,我們就社會保障法的若干基本問題試作探討,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評,更希望藉此批評來改變法學界低瞧社會法地位和冷談社會法研究的局面。
一、 社會保障法的調整對象
在中國,「社會保障法」這個概念是80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尤其是1992年明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以後,法學界在研究和設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更是不斷提及。這些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視。理論研究和現實需要的情況表明,對社會保障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已基本形成共識。但是,由於對「社會保障」的內涵與外延的不同理解,學術界對社會保障法的理解也稍有差別:(1)有的將社會保障法理解為社會保險法,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規定職工勞動者在其發生特殊困難時給予一定物質幫助的法律,規定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及其應用范圍,用於包括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等的求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課題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理論思考和對策建議》,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6期。)(2)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有關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法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第33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模糊了「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概念。(3)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社會保障關系的法律規定的總稱」(覃有土、樊啟榮編著:《社會保障法》第69頁,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這種表述則過於寬泛和籠統。(4)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以國家和社會為主體,為了保障有困難的勞動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以及特殊社會群體成員的基本生活並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而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史探徑:《我國社會保障法的幾個理論問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該定義的內涵比較具體,基本上能涵蓋社會保障的內容,但對內涵的表述不夠准確。鑒於上述不同定義,我們認為,關鍵在於對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障關系的理解。
(一) 社會保障的界定
社會保障的涵義,在不同國家的立法例中往往不盡相同。綜觀各國立法所規定的社會保障項目,可以認為,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為了保障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於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災害、戰爭等原因而生活發生困難的情況下,由國家和社會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質幫助,以維持公民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制度。其要點有:(1)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是國家和社會。即有責任向全體公民提供社會保障的主體有兩個層次,一是國家作為全社會的管理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者,有責任組織社會力量為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提供保障;二是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勞動力資源的使用者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獲利者,有責任出讓部分利益,通過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機構為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提供保障。(2)社會保障的權利主體是生活發生困難的公民。生存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任何公民,無論什麼原因而陷於貧困,都有權要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保障其獲得生存的條件。(3)社會保障的方式是通過國民收入分配來提供物質幫助。即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機構將通過征稅、收費等方式所籌集的資金,用於向生活發生困難的公民提供貨幣、實物、勞務等形式的幫助。(4)社會保障的目的是滿足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需要,以保障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即社會保障有兩個層次的目的,其表層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發生困難時仍能獲得維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其深層目的是通過滿足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需要,進而為實現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5)社會保障的依據是相應的法律規范。即社會保障的規則由立法規定,享受社會保障是公民的法定權利,提供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的法定責任。
根據上述涵義,在界定社會保障的外延時,應當注意下述幾點:(1)社會保障不只限於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的方式有保險式和非保險式兩大類。保險式社會保障,即社會保險,是利用保險機制來實現社會保障,需要有廣泛和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求保障人、投保人和受保障人(即被保險人)之間存在一定契約關系,並且要求受保障人(即被保險人)承擔相應的義務,宜為多發生性、常規性風險提供保障。因而,它一般適用於給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提供保障。非保險式社會保障,即在不宜運用保險機制提供保障或者社會保險不足以有效保障的領域或層次,宜由國家和社會以單向提供幫助的方式予以保障,如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由於社會風險的原因和形式復雜多樣,不具備保險機制適用條件但需要社會保障的現象大量存在,現代社會對非保險式社會保障的需要有擴大趨勢。因而,在強調社會保障的地位時,不能忽視非保險式社會保障,更不能忽視新出現的非保險式社會保險項目,如大學生貸學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等。(2)社會保障不只限於城鎮社會保障。在呈現城鄉二元經濟格局的我國,難以建立一元體系的社會保障,城鄉社會保障的水平、財源、方式必然不同。盡管如此,不應當把農村居民排斥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也不宜把農村居民排斥在由國家提供財源的社會保障范圍之外。在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應當構建農村社會保障,特別是應當強調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責任,力求使農村居民享有與城鎮社會保障項目對應的社會保障。(3)社會保障不只限於國家基本保障。社會保障固然以國家基本保障即國家直接組織和面向全社會並且統一水平和規則的社會保障為主幹,同時還應當重視具有局部性、內部性、差別性的社會保障的補充作用。以社會保險為例,在城鎮,已構建了國家基本保險為主、用人單位補充保險為輔的體系;在農村,由於經濟形式、人口規模、國家財力、生產力水平等原因,現階段國家未能提供基本保險,只宜將村民合作保障充當社會保險的主要形式。(4)社會保障不只限於普惠性保障。社會保障當然是惠及全民的制度,無論公民有無特殊貢獻,只要生活發生困難,國家和社會都為其提供基本生活或最低生活保障。但同時,為鼓勵公民對國家和社會多作貢獻,也有必要給對國家和社會有特殊貢獻者的優惠的社會保障待遇,例如,對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者實行離休制度,對軍人及其家屬、烈士家屬、勞動模範、見義勇為者等實行優撫制度。
(二) 社會保障關系的界定
作為社會保障法調整對象的社會保障關系,是指參與社會保障過程的各種主體相互之間以供給和管理社會保障為內容的各種社會關系。其主要特徵表現在:(1)社會保障關系是發生在社會保障過程中的社會關系,換言之,只有構成社會保障運行系統中某種要素的社會保障關系,才屬於社會保障關系。(2)社會保障關系是以實現公民的社會保障利益為目的的社會關系,即是說,各種社會保障關系都是圍繞著如何使公民獲得社會保障利益而展開和運行的。(3)社會保障關系是體現社會連帶責任的社會關系,參與社會保障供給和管理的各種主體,特別是政府、社會保險事業單位和企業,共同對公民獲得社會保障利益承擔連帶責任。(4)社會保障關系是以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為軸心的社會關系整體,即是說,社會保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大多以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為一方當事人,正是由於社會保障機構參與各種社會保障關系,才能夠形成統一的社會保障供給系統和管理系統。(5)公民所參與的社會保障關系是兼有人身關系屬性和財產關系屬性的社會關系,即公民的社會保障利益一方面是與自身生存不可分離,具有人身利益屬性;另一方面是以獲得物質幫助為內容的財產利益。
如果從主體的角度來界定,社會保障關系包括下述幾類:(1)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代表國家對公民承擔社會保障職責的關系。(2)行政機關與社會保障事業單位和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對社會保障事業單位和用人單位等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主體向公民履行社會保障義務進行管理、監督和財力支持的關系。(3)社會保障事業單位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等事業單位向公民給付社會保障待遇和提供相關服務的關系。(4)社會保障事業單位與社會保障資金繳納或投資、捐贈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用人單位向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繳費的關系,企業等單位向社會保障事業單位投資或捐贈的關系,以及公民向社會保障事一單位繳費或捐贈的關系。(5)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即用人單位向其勞動者履行社會保障和勞動福利義務的關系。(6)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為執行國家的社會保障職能而分工、配合和制約的關系。(7)社會保障事業單位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與社會保障服務機構之間以及不同項目社會保障事業單位之間就社會保障供給而分工、協作和制約的關系。(8)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公民之間互助共濟的關系。
如果從內容和性質的角度來界定,社會保障關系包括下述幾類:(1)社會保障基金形成關系,即政府和社會保障經辦機構通過各種法定渠道向社會保障基金供給主體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關系,具體表現為特定的稅收關系、財政補貼關系、繳費關系、捐贈關系等形式。(2)社會保障待遇給付關系,即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直接或間接向符合條件的公民給付社會保障待遇的關系,直接給付通常表現為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直接向公民發放一定貨幣或實物;間接給付通常表現為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通過有關服務機構向公民提供一定服務。(3)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關系,即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將社會保障基金的積累部分向特定領域投資,以實現保值增值的關系,如購買國債、委託特定機構投資等。(4)社會保障財務管理關系,即在社會保障基金籌分配、使用過程中發生的預算、決算、核算、結算等管理關系,既有財政、審計等部門對社會保障財務活動的管理關系,也有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財務管理關系。(5)社會保障管理、監督關系,即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有關非政府監管機構對社會保障業務活動實施管理、監督的關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會保障行政部門的管理、監督。(6)社會保障爭議處理關系,即社會保險爭議處理機構與社會保障爭議當事人(或其他人)之間因處理社會保障爭議而發生的社會關系。
社會保障關系還可分別從不同角度作出多種分類。例如,依社會保障項目不同,可分為社會為社會保險關系、社會福利關系、社會救助關系、社會優撫關系;依社會保障對象不同,可分為城鎮社會保障關系、農村社會保障關系和軍人社會保障關系。
二、社會保障法的體系
社會保障法體系,可以從法律規范體系和法律形式體系兩個層面來理解。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立法,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體系均不完整。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如何設計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是從總體和宏觀上把握和指導社會保障立法所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法律規范體系的結構
從法律規范體系的層面設計我國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應當考慮下述幾個因素:(1)社會保障的項目。眾多的社會保障項目一般分為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四大類別,各大類社會保障項目又可作進一步的分類。為使各種和各類社會保障項目都有專門的法律制度來規范,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與社會保障項目的分類相對應。並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不斷出現新的社會保障項目,如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貧困學生貸學金等,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及時反映所出現的社會保障項目。(2)社會保障的通用性問題。各社會保障項目都有許多共同的問題,其中有的問題特別重要而需要有專門的法律制度來規范,如組織體系問題、基金問題、爭議處理問題等,在社會保障法體系中就有必要設置通用於各種社會保障項目的若干法律制度。(3)社會保障的城鄉差別。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我國相當長時期內還會存在,因而,城鄉社會保障必然存在制度差別。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反映這種差別,就與城鎮社會保障有重大差別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設置專門的法律制度。(4)社會保障的軍民差別。軍人在各國都是一種重要的特殊群體,對社會保障有不同於一般公民的特殊需求。因而,在社會保障法體系中應當給軍人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以特別法的地位。(5)社會保障與相關法律制度的關系。社會保障涉及面廣,與經濟、社會的多個領域相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別受到多種相關法律制度的規范。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對此應當有所反映。
(二)法律形式體系的結構
社會保障法的法律形式體系,又稱社會保障法規體系,其結構在世界范圍內呈現多樣化格局,主要有三種模式:(1)多法並立平行模式。即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社會保障項目,制定若幹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分別調整某類或某一社會保障項目的社會關系。其特點是多部社會保障單行法律法規並存,互不隸屬,共同規范社會保障。這種模式由德國首創,「鐵血宰相」俾期麥於1883年頒布《勞工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布《勞工傷害保險法》、1889年頒布《老年及殘廢保險法》,這三部法律於1911年合並,另增加《孤兒寡婦保險法》,成為著名的「社會保險法典」。我國台灣地區亦采此立法體例,先後頒布有《勞工保險條例》、《軍人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辦法》、《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私立學校教職工保險條例》、《社會救助法》、《職工福利金條例》、《殘疾人福利條例》、《兒童福利條例》、《老人福利條例》等一系列有關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社會福利的法律法規。(2)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即統一制定—部法律綜合規定各類社會保障項目的基本問題,作為社會保障法部門的基本法,再依據基本法就各類社會保障項目分別制定若干單項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這種體系由一法統馭、多法並行,呈現層次性,有利於社會保障法的一體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多樣化。這種模式由美國首創,羅斯福新政時期於1935年頒布《社會保障法》。這種模式,既有利於宏觀層次規范的相對穩定性和統一性,同時,又是一個發展和開放的體系,當產生新的社會保障項目需求時,可以基本法為依據進行立法。(3)混合立法模式。采此模式的國家,既頒布部分社會保障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同時將另一些社會保障項目納入到其他部門法體系中進行規范,從而形成了一種混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此種模式既不利於社會保障立法的整體、系統、協調地發展,也破壞了社會保障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發展格局。
我國長期以來的社會保障立法系「分散立法」體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社會保障的綜合性法律,只有就某種社會保障項目作出專門規定的少量法規和個別法律(如《殘疾人保障法》,體系不完整,層次低,多以「暫行」性法規的面目出現,沒有統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正步入宏觀設計和整體推進的關鍵階段,亟需重構社會保障法規體系,圍繞其模式選擇出現了許多爭論,其主流觀點有兩種:
一種是「一法統馭多法」模式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立法應由「多法並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統馭多法」的綜合立法模式,即由社會保障基本法從宏觀上協調、統一和指導各種單行法及地方立法。其必要性和意義在於:(1)傳統社會保障立法在內容上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的諸多問題需要重新規范。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職責上的分工,多部門分管社會保障的協調,不同社會保障項目之間的職能劃分和銜接,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布局和統一管理,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單行法律法規不能解決的。(2)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臨時的政策、具體的措施抑或局部的規定,因此,必須由社會保障基本法作出整體規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統一、立一條算一條。(3)社會保障制度應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施,因而社會保障法不應具有地方性,但我國近期以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及其立法,走著「中央試點指導、地方立法為主」的路子,客觀上形成了地區之間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有一個基本法對地方立法進行統一、協調並指導其發展。綜上所述,持此論者主張,同其他部門法體系一樣,社會保障法體系應當以基本法為中心來構建,因此,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是社會保障立法的首要任務和當務之急。(森永俁、劉豪興:《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設問題》,載《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5期。)另一種是「多法並立平行」模式論。認為在國外三種模式中,混合式立法顯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種立法模式,但選擇一法為主的母子法結構還是選擇多法並重的立法結構,應當根據各國的具體國情來決定。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由於社會保障的內容廣泛和多部門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慣例、立法結構和經驗,要制定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作為母法,再在些基礎上制定若干社會保障法子法,顯然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因為這種立法模式會徹底破壞現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建設的成本高昂化。而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需要出發,亦並非只有母子法結構才是最佳選擇。因此,盡管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中曾經建議將「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國際勞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第7頁,勞動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但這種建議因社會保障內容的廣泛性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也無法做到,中國就更不能以此為依據了。有鑒於此,持此論者主張按照多法並立平行的原則來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即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屬於任何其他法律部門,而是與其龐大的領域及獨特的運行規律相適應,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根據社會保障體系的六大子系統,在尊重現有立法格局與立法傳統的基礎上,分別制定《社會保障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這種立法格局不僅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在要求,而且同樣能夠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鄭功成著:《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道路》第485—486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透過上述爭論,我們不難發現,二者在社會保障法的主要內容上已達到共識,即中國的社會保障法系統由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構成,爭論與分歧的焦點在於要不要社會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還是社會保障單行法律?
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保障法應選擇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其意義在於:(1)有利於社會保障立法的整體、全面、系統的規劃和完善,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科學合理地發展;(2)有利於通過社會保障基本法的統帥作用,克服社會保障法系統內的沖突與矛盾,以實現系統內的整體協調和平衡;(3)有利於社會保障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我國形成和發展,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理論的繁榮與發達。
但是,我們還應充分地認識到,一個理想的社會保障法規體系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俾斯麥的社會保障立法歷程也給我們這樣的啟示。「鐵血宰相」俾斯麥於1883年頒布《勞工疾病保障法》、1884年頒布《勞工傷害保險法》、1889年頒布《老年及殘廢保險法》,這三部法律於1911年合並,另增加《孤獨寡婦保險法》,成為著名的「社會保險法典」,經由一個由單項分步立法走向綜合立法模式的變遷過程。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在步驟上亦可採用先分步單項立法然後統一的方式。
三、社會保障法的地位
(一)公法與私法的劃分與社會法
自古羅馬烏爾比安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分類以來,西方法律體系中便有了所謂公法與私法的「兩分法」,並沿襲至今。有的學者認為,在近代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是分離和對立統一的;與此相適應,近代法分為公法和私法兩個范疇,兩者分別在各自獨立的范圍內發揮著保障市民權利的作用。但到本世紀,則產生了介乎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法域」,此即社會法域(以社會保障法為主體)([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第31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們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許多國家通過立法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以致出現了所謂的「法律的社會化」,因而在市場規制、社會保障、勞動關系等方面,形成了作為中間法域或稱第三法域的社會法,如社會保障法、勞動法和環境法等。它們與近代社會形成的行政法、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是不同的。由於它們產生於現代且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因而可稱之為「現代法」。
從上述公法與私法的分類及其發展過程不難得見,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的二元論,是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為基礎的;而把法律分為分法、私法和社會法的三元論,則是分別將國家、個人和社會作為公法、私法和社會法的「本座」。三元論看到了國家、個人和社會的不同,認識到了社會法域確實更偏重於社會,並因而與公法和私法屬下的法律部門有不同之處,但這只是社會法獨立於其他法律部門的主要原因。作為一個法律部門的社會法,它與公法和私法並非同一層次的概念,並且,社會法自身的發展與公法、私法的發展本來就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社會法雖然更具有社會性,更強調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以實現其在謀求社會福祉的基礎上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目標,但這仍不過是國家的社會職能在法律上的體現,況且國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會法的重要主體。因此,社會法從傳統的法律分類的角度,在實質上仍屬於公法,或曰在原則上屬於公法的范疇,它的獨立是在公法中的獨立。([德]漢斯·F·察哈爾:《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社會法》,載《國外法學》1982年第1期。)
(二)社會法與社會利益
社會法是一個新興的門類。起初,這一概念是相對於個人主義法律觀而言的一種學說。法國學者狄驥等人認為,根據社會連帶關系,個人權利具有社會性,個人負有一定的社會義務。在德國,第一次世紀大戰結束後,試行了所謂重要工業社會化政策,採取社會干預(包括國家干預和社會團體干預)的政策,來管理和糾正自由放任所帶來的各種弊病。在日本,社會法一詞開始也僅意味著對個人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的修正。後來,也蛻變為「統制經濟法和社會福利法的路上去了。」(參見潘念之主編:《法學總論》第40—41頁,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鑒於此,現在所說的社會法,往往是指有關市場秩序和社會保障的法律類別。我國學者認為,「社會法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性所帶來的社會公害,使風險分散、轉移,讓公眾來承擔以減少損失,體現社會互助合作精神,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參見孫笑俠:《論傳統法律調整方式的改造》,載《法學》1995年第1期。)社會法的出現與勃興,就在於它是與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利益相聯系。社會利益的主體是公眾,即公共社會。社會公共利益的主體既不能與個人、集體相混淆,也不是國家所能完全替代的,盡管社會利益表現在權利形式上,其主體可以是公民個人、法人、利益階層或國家。在利益分類中,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四者是並列關系,社會利益是公眾對社會文明狀態的一種願望和需要,其內容也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抽象得不可捉摸。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與安全;(2)經濟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會資源與機會的合理配置和利用;(4)社會弱者利益(如市場中的消費者利益、勞動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維護(這在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及其任何發展階段都顯得特別突出);(6)人類朝文明方向發展的條件(如公共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等等方面。(參見孫笑俠:《論法律與社會利益》,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可以相互轉化,社會利益通過法律確定為權利時,就轉化為個人利益、法人利益。利益主體雖然本質上是社會公眾,但表現在法律上的權利主體卻是個體。如環境保護本是社會公共利益,但經法律確認為環境權時,這一權利則由自然人或法人來行使。同時,個人利益也能轉化為社會利益。當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被侵害達到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經濟秩序或社會正義的普遍和典型意義時,就可能轉化為社會利益。比如向農民打「白條」,假葯害人等,所侵犯的是社會利益。 心
❺ 社會法的概念和體系
實證主義法學派認為,法律和道德在概念上沒有本質或必然的聯系。
●其中分析法學派是以「權威性」制定作為定義法的首要因素。
●社會法學派以「社會實效」作為定義法的首要要素,要求規則在社會中實效有效。
非實證主義法學派認為,內容的正確性(即道德)是法的必要因素。
●其中自然法學派認為,內容的正確性是法概念的唯一要素。
●「第三條道路」主張,內容的正確性、權威性制定、社會實效是法概念的構成要素。
馬克思主義法學派的主要觀點
法是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正式的、官方的行為規范。法的本質最終體現為法的社會性,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最根本的社會因素
論述題
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以及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對中國法治建設有何借鑒意義?
答題參考
分析主義法學派認為,「權威性制定」為法的首要因素,對於中國的法治建設一定要堅持「奉法為尊」的精神,遵從法律、守護法律。
社會主義法學派認為,「社會實效」為法的首要因素,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注重社會實效,關注人民生活,保障其權利。
自然法學派認為,內容正確性是法概念的唯一要素。在法治建設中,我們要推崇善法,制定良法,提升人民群眾對法律的認同感。
馬克思主義法學派認為,法是有國家制定或認可實施的,具有正式的、官方的行為規范,法的本質屬性最終體現為社會性,而物質生活條件是最根本的社會伊蘇
❻ 社會法包括哪些法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規范社會保險關系,維護公民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合法權益,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國家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第三條 社會保險制度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和個人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有權查詢繳費記錄、個人權益記錄,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提供社會保險咨詢等相關服務。
個人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有權監督本單位為其繳費情況。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將社會保險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國家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險資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對社會保險事業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持。
國家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社會保險事業。
第六條 國家對社會保險基金實行嚴格監管。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制度,保障社會保險基金安全、有效運行。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採取措施,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保險基金的監督。
第七條 國務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全國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有關的社會保險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有關的社會保險工作。
第八條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提供社會保險服務,負責社會保險登記、個人權益記錄、社會保險待遇支付等工作。
第九條 工會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有權參與社會保險重大事項的研究,參加社會保險監督委員會,對與職工社會保險權益有關的事項進行監督。第二章 基本養老保險
第十條 職工應當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
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由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
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工作人員養老保險的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十一條 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由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以及政府補貼等組成。
第十二條 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
職工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本人工資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
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分別記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
第十三條 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前,視同繳費年限期間應當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由政府承擔。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給予補貼。
第十四條 個人賬戶不得提前支取,記賬利率不得低於銀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徵利息稅。個人死亡的,個人賬戶余額可以繼承。
第十五條 基本養老金由統籌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
基本養老金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繳費工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確定。
第十六條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按照國務院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
第十七條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遺屬可以領取喪葬補助金和撫恤金;在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因病或者非因工緻殘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可以領取病殘津貼。所需資金從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支付。
第十八條 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物價上漲情況,適時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
第十九條 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養老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基本養老金分段計算、統一支付。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二十條 國家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
第二十一條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
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村居民,符合國家規定條件的,按月領取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
第二十二條 國家建立和完善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合並實施。第三章 基本醫療保險
第二十三條 職工應當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由用人單位和職工按照國家規定共同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
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由個人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
第二十四條 國家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二十五條 國家建立和完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行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相結合。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個人繳費部分,由政府給予補貼。
第二十六條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待遇標准按照國家規定執行。
第二十七條 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按照國家規定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未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可以繳費至國家規定年限。
第二十八條 符合基本醫療保險葯品目錄、診療項目、醫療服務設施標准以及急診、搶救的醫療費用,按照國家規定從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中支付。
第二十九條 參保人員醫療費用中應當由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的部分,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葯品經營單位直接結算。
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建立異地就醫醫療費用結算制度,方便參保人員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第三十條 下列醫療費用不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范圍:
(一)應當從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的;
(二)應當由第三人負擔的;
(三)應當由公共衛生負擔的;
(四)在境外就醫的。
醫療費用依法應當由第三人負擔,第三人不支付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第三十一條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管理服務的需要,可以與醫療機構、葯品經營單位簽訂服務協議,規范醫療服務行為。
醫療機構應當為參保人員提供合理、必要的醫療服務。
第三十二條 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醫療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第四章 工傷保險
第三十三條 職工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由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不繳納工傷保險費。
第三十四條 國家根據不同行業的工傷風險程度確定行業的差別費率,並根據使用工傷保險基金、工傷發生率等情況在每個行業內確定費率檔次。行業差別費率和行業內費率檔次由國務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公布施行。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用人單位使用工傷保險基金、工傷發生率和所屬行業費率檔次等情況,確定用人單位繳費費率。
第三十五條 用人單位應當按照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根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確定的費率繳納工傷保險費。
第三十六條 職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且經工傷認定的,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其中,經勞動能力鑒定喪失勞動能力的,享受傷殘待遇。
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應當簡捷、方便。
第三十七條 職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導致本人在工作中傷亡的,不認定為工傷:
(一)故意犯罪;
(二)醉酒或者吸毒;
(三)自殘或者自殺;
(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條 因工傷發生的下列費用,按照國家規定從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
(一)治療工傷的醫療費用和康復費用;
(二)住院伙食補助費;
(三)到統籌地區以外就醫的交通食宿費;
(四)安裝配置傷殘輔助器具所需費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經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的生活護理費;
(六)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和一至四級傷殘職工按月領取的傷殘津貼;
(七)終止或者解除勞動合同時,應當享受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
(八)因工死亡的,其遺屬領取的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因工死亡補助金;
(九)勞動能力鑒定費。
第三十九條 因工傷發生的下列費用,按照國家規定由用人單位支付:
(一)治療工傷期間的工資福利;
(二)五級、六級傷殘職工按月領取的傷殘津貼;
(三)終止或者解除勞動合同時,應當享受的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
第四十條 工傷職工符合領取基本養老金條件的,停發傷殘津貼,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低於傷殘津貼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補足差額。
第四十一條 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發生工傷事故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
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傷保險待遇應當由用人單位償還。用人單位不償還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追償。
第四十二條 由於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不支付工傷醫療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第四十三條 工傷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一)喪失享受待遇條件的;
(二)拒不接受勞動能力鑒定的;
(三)拒絕治療的。第五章 失業保險
第四十四條 職工應當參加失業保險,由用人單位和職工按照國家規定共同繳納失業保險費。
第四十五條 失業人員符合下列條件的,從失業保險基金中領取失業保險金:
(一)失業前用人單位和本人已經繳納失業保險費滿一年的;
(二)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的;
(三)已經進行失業登記,並有求職要求的。
第四十六條 失業人員失業前用人單位和本人累計繳費滿一年不足五年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最長為十二個月;累計繳費滿五年不足十年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最長為十八個月;累計繳費十年以上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最長為二十四個月。重新就業後,再次失業的,繳費時間重新計算,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與前次失業應當領取而尚未領取的失業保險金的期限合並計算,最長不超過二十四個月。
第四十七條 失業保險金的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不得低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
第四十八條 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失業人員應當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從失業保險基金中支付,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
第四十九條 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死亡的,參照當地對在職職工死亡的規定,向其遺屬發給一次性喪葬補助金和撫恤金。所需資金從失業保險基金中支付。
個人死亡同時符合領取基本養老保險喪葬補助金、工傷保險喪葬補助金和失業保險喪葬補助金條件的,其遺屬只能選擇領取其中的一項。
第五十條 用人單位應當及時為失業人員出具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並將失業人員的名單自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之日起十五日內告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失業人員應當持本單位為其出具的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及時到指定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登記。
失業人員憑失業登記證明和個人身份證明,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手續。失業保險金領取期限自辦理失業登記之日起計算。
第五十一條 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領取失業保險金,並同時停止享受其他失業保險待遇:
(一)重新就業的;
(二)應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
(五)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當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門或者機構介紹的適當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訓的。
第五十二條 職工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失業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第六章 生育保險
第五十三條 職工應當參加生育保險,由用人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繳納生育保險費,職工不繳納生育保險費。
第五十四條 用人單位已經繳納生育保險費的,其職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職工未就業配偶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生育醫療費用待遇。所需資金從生育保險基金中支付。
生育保險待遇包括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
第五十五條 生育醫療費用包括下列各項:
(一)生育的醫療費用;
(二)計劃生育的醫療費用;
(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項目費用。
第五十六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生育津貼:
(一)女職工生育享受產假;
(二)享受計劃生育手術休假;
(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生育津貼按照職工所在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計發。第七章 社會保險費征繳
第五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當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憑營業執照、登記證書或者單位印章,向當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予以審核,發給社會保險登記證件。
用人單位的社會保險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或者用人單位依法終止的,應當自變更或者終止之日起三十日內,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變更或者注銷社會保險登記。
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民政部門和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應當及時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通報用人單位的成立、終止情況,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通報個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戶口登記、遷移、注銷等情況。
第五十八條 用人單位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其職工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未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核定其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自願參加社會保險的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應當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
國家建立全國統一的個人社會保障號碼。個人社會保障號碼為公民身份號碼。
第五十九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加強社會保險費的徵收工作。
社會保險費實行統一徵收,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六十條 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緩繳、減免。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情況告知本人。
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直接向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繳納社會保險費。
第六十一條 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應當依法按時足額徵收社會保險費,並將繳費情況定期告知用人單位和個人。
第六十二條 用人單位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數額的,按照該單位上月繳費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確定應當繳納數額;繳費單位補辦申報手續後,由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按照規定結算。
第六十三條 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責令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
用人單位逾期仍未繳納或者補足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查詢其存款賬戶;並可以申請縣級以上有關行政部門作出劃撥社會保險費的決定,書面通知其開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劃撥社會保險費。用人單位賬戶余額少於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要求該用人單位提供擔保,簽訂延期繳費協議。
用人單位未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且未提供擔保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賣其價值相當於應當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財產,以拍賣所得抵繳社會保險費。第八章 社會保險基金
第六十四條 社會保險基金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和生育保險基金。除基本醫療保險基金與生育保險基金合並建賬及核算外,其他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按照社會保險險種分別建賬,分賬核算。社會保險基金執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
社會保險基金專款專用,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或者挪用。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逐步實行全國統籌,其他社會保險基金逐步實行省級統籌,具體時間、步驟由國務院規定。
第六十五條 社會保險基金通過預算實現收支平衡。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社會保險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給予補貼。
第六十六條 社會保險基金按照統籌層次設立預算。除基本醫療保險基金與生育保險基金預算合並編制外,其他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按照社會保險項目分別編制。
第六十七條 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決算草案的編制、審核和批准,依照法律和國務院規定執行。
第六十八條 社會保險基金存入財政專戶,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六十九條 社會保險基金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國務院規定投資運營實現保值增值。
社會保險基金不得違規投資運營,不得用於平衡其他政府預算,不得用於興建、改建辦公場所和支付人員經費、運行費用、管理費用,或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挪作其他用途。
第七十條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定期向社會公布參加社會保險情況以及社會保險基金的收入、支出、結余和收益情況。
第七十一條 國家設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以及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構成,用於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運營機構負責管理運營,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保值增值。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應當定期向社會公布收支、管理和投資運營的情況。國務院財政部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審計機關對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資運營情況實施監督。第九章 社會保險經辦
第七十二條 統籌地區設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工作需要,經所在地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和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批准,可以在本統籌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和服務網點。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人員經費和經辦社會保險發生的基本運行費用、管理費用,由同級財政按照國家規定予以保障。
第七十三條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建立健全業務、財務、安全和風險管理制度。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按時足額支付社會保險待遇。
第七十四條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通過業務經辦、統計、調查獲取社會保險工作所需的數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及時、如實提供。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及時為用人單位建立檔案,完整、准確地記錄參加社會保險的人員、繳費等社會保險數據,妥善保管登記、申報的原始憑證和支付結算的會計憑證。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及時、完整、准確地記錄參加社會保險的個人繳費和用人單位為其繳費,以及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等個人權益記錄,定期將個人權益記錄單免費寄送本人。
用人單位和個人可以免費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查詢、核對其繳費和享受社會保險待遇記錄,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提供社會保險咨詢等相關服務。
第七十五條 全國社會保險信息系統按照國家統一規劃,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共同建設。第十章 社會保險監督
第七十六條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聽取和審議本級人民政府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資運營以及監督檢查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組織對本法實施情況的執法檢查等,依法行使監督職權。
第七十七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對用人單位和個人遵守社會保險法律、法規情況的監督檢查。
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實施監督檢查時,被檢查的用人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與社會保險有關的資料,不得拒絕檢查或者謊報、瞞報。
第七十八條 財政部門、審計機關按照各自職責,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資運營情況實施監督。
第七十九條 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資運營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發現存在問題的,應當提出整改建議,依法作出處理決定或者向有關行政部門提出處理建議。社會保險基金檢查結果應當定期向社會公布。
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對社會保險基金實施監督檢查,有權採取下列措施:
(一)查閱、記錄、復制與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資運營相關的資料,對可能被轉移、隱匿或者滅失的資料予以封存;
(二)詢問與
❼ 會議的議題怎麼寫啊
思路,寫出會議所討論的內容、中心、主題。範文如下:
xx月xx日下午xx時會議內容:
1、會議召開方式更改。周一職能會議由綜合部製作PPT,對參會人員的職能、議題、研討進行結構性固定。
會議內容由各部門按照既定要求格式進行匯報解決,執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研討途徑,對公司運行所有顯現問題進行研討。PPT對會議參與人員、紀律、紀要、問題對策、前期問題處理情況進行結構性劃分。
2、5S推行情況:
前期推行取得一定成果,管理層需再行推進。從5S認知方面向執行方面推進,從表面開始然後持續深入,各部門管理人員對本部門的5S管理推進提高。
3、會議制度執行:
早會需要培養良好開會氣氛,從紀律、事項、內容、方法等方面進行會議召開,現有會議情況欠缺表揚和激勵。職能會議:
要養成良好的開會習慣,手機震動或關閉、建立簽到、簽退制度、會場紀律保持、向會議的正規化方向發展。綜合部補充前期會議紀要。
4、執行力不足,各部門需從根本著手提高執行力度。
5、培訓:
每周六下午進行。各部門先自行上報培訓內容及時間,綜合部進行編排、公布。培訓可不限於周六固定時間,尤其製造部需要多組織培訓,盡快使人員得到提高。同時需要對培訓紀律要求並進行跟蹤培訓效果調查,並定期進行培訓研討。
6、會議要求普通話訓練,從xxx年開始執行。與會眾人需要提高會議素養。
7、遲到、早退現象從xx月xx日開始杜絕,嚴格按照考勤機記錄及公司規章制度執行。
8、5S管理方面,數控機床以及其他設備的使用需共同提升管理水平。提升使用人員素養。
9、建立會議內容模板。
10、生產方面事務協商解決,提升事務解決效率。
(7)社會法年會議題擴展閱讀:
議題發展的階段
大部分議題的形成和發展都有類似生命周期的過程。
議題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階段一
起源期。這個階段的議題仍在潛伏中,趨勢並不明顯,只有警惕性很高的相關負責人能意識到。組織在這一階段應加強對環境的監測與掃描,關注利益攸關者對組織的看法,尤其是負責意見。
階段二
成熟擴大期。這個階段,公眾與組織的分歧加大,公眾期望與組織實際表現的差距擴大,公眾的不滿情緒逐漸蔓延。輿論也開始注意議題的的存在並開始報道。這個階段是組織在進行議題管理的關鍵階段,組織應積極參與有關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
階段三
解決期或政策形成期。議題發展到這一階段已對組織和社會造成較大影響,政府或重要的公共組織開始介入,以制定、發布新的政策、法規來解決爭端。組織此時只能通過游說等手段來影響政策的出台。新的政策頒布實施後,議題所引發的爭議也隨之告一段落。
❽ 社會法中社會權的性質及主要內容
你好,我知道一些,建議多查閱資料
社會保障財產權的性質及保護問題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個深層次問題。
社會保障財產是公民基於社會保障權利義務關系獲得的社會保障給付、各種福利津貼、救濟款項和產品服務供給,包括貨幣資金、實物和服務等形態;這種財產具有基本保障性、強制性、特定對象性、統籌互濟性、儲存性和增值性以及經濟福利性等特徵;屬於必要勞動加部分剩餘勞動,具有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的混合性質,介於俱樂部產品、私人物品和社會化財產之間。
社會保障財產權是社會保障主體圍繞或通過社會保障財產而建立和形成的經濟權利關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障財產所有權、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處置權,由主體、內容、客體、性質以及合法性依據等權利要素組成。它是一種生存權利、法定權利、公法權利,具有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的雙重屬性,在權利義務關繫上呈現出非對等狀態;而且綜合考慮了經濟學上權利產權的經濟理性、社會學上關系產權的社會理性以及法律上的合法理性,來源於勞動產權和人力資本產權。它是一條「從慈悲到正義」之路,是人類從原生態到交易合作的過程中稀缺資源配置的反映,是通過資源所有權的交換和轉移而形成的。社會保障財產權是一種私有產權、俱樂部產權、公共產權和政府產權的混合產權,通過其權能的利益讓渡和分割以及產權屬性的公、私互動整合,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使得社會保障制度富有活力與持續性。
產權明晰、界定實效、得到保障是社會保障財產權保護的內在要求;明晰社會保障財產的所有權、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處置權等權能結構是社會保障財產權保護的前提和基礎;公民社會保障權益的維護與實現以及社會保障財產的保值增值是社會保障財產權保護的核心,需要政府的積極作為、制度設計(以積累制代替現收現付制)以及個人所得稅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努力。建立個人財產權是社保基金入市的產權基點,通過明晰儲備基金、賬戶基金和統籌基金等層次社保基金的產權性質和特徵的差異,分類採取不同的投資運營策略,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通過設立社保基金產權監督委員會,構建社會保障基金「產權監督、管理、營運」體系。養老保險財務模式的產權選擇呈現混合趨向的態勢,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績效是社會保障財產權保護的重要體現。
❾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的歷屆責任年會介紹
2014年7月25日,由南方周末主辦的第六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在北京舉行。
南方周末每年會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上推舉出年度「責任領袖」,以表彰那些「對企業社會責任和公益有著自己的理念和堅持,樂於付諸實踐並取得了公認的成就,同時也善於引導和帶動其他有志於此的人」。
同時,年會還推出了2014年中國CSR藍皮書,包含了年度CSR輿情報告和中國公益基金會輿情報告。
年會還在下午舉行了兩場分論壇,公益論壇重點就「公益基金會」領域的相關話題,在與會的多位公益基金會負責人及行業學者間展開了研討交流;在醫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分論壇上,發布了「2014中國醫葯行業CSR調研」的榜單,並發布了國內首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關鍵定量指標指引》。
在當天會議現場,主辦方將「公益透明」作為本年度的「年度關注」話題,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潘江雪、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和「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就這一話題進行了「站而論道」。 第五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於2013年7月5日在北京舉行。
2013年度責任領袖,頒發給致力於微博打拐事業的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大愛清塵」項目發起人王克勤,用藝術詮釋公益的鋼琴家李雲迪,以及長期引領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諾華集團(中國)總裁徐海瑛和碧桂園董事局主席楊國強。
「年度關注特別貢獻獎」是南方周末著眼那些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意義重大的事件話題,在當中尋找對中國社會具有進步意義的關注點,向推動進步的機構組織致敬。「420聯合救援行動」是雅安地震後民間自發組成的公益行動聯盟,是民間公益力量高效整合模式的先鋒;支付寶是企業發揮專業力量救災,擺脫數字榮譽感的示範;新浪微公益,向我們展示了社交網路能發揮的潛能,在災難中輸出億萬人的正能量。他們共同獲得「年度關注特別貢獻獎」。
本屆責任年會推出了《2013年度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調研藍皮書》。該藍皮書由南方周末、凱迪數據研究中心和網路風雲榜聯合推出。該藍皮書是國內首份由傳統媒體調研機構與新媒體調研機構聯手打造的專門領域報告。 第四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於8月31日在北京光華路5號財富中心舉行。本屆年會以大戰略時代為主題,呼籲「不做責任時代旁觀者」,強調企業在發展中須系統變革、關懷弱勢、注重公共利益及社會均衡。年度口號為「不做責任時代旁觀者」,旨在要個體發展,也要公共利益;要弱勢關懷,也要系統變革;要商業模式,更要社會均衡;關注責任,關注戰略大時代。
出席嘉賓: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
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馬繼生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
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孫曉華
佳能(中國)總裁兼CEO,小澤秀樹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
普華永道合夥人,周星
BASF中國區總裁,關志華
百威英博亞太區法律及企業事務副總裁,王仁榮
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
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主持人,王凱
公眾與環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馬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
WWF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首席專家,孫繼榮
德國萊茵TUV集團大中華區培訓與咨詢總監,林小霞
壹基金秘書長,楊鵬
商道縱橫咨詢公司總經理,郭沛源
立人鄉村圖書館、立人大學創始人,李英強
百年職校創辦人,姚莉
擲出窗外網創辦人,吳恆
2009年8月14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暨南方周末「三榜」頒獎典禮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圓滿落幕。大會對過去一年中在中國不懈踐行著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企業進行了表彰,並為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排行榜、世界500強在華企業貢獻排行榜、中國(內地)民營企業創富榜三個權威榜單的上榜企業頒發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