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問題探討
⑴ 國際經濟法的一個問題：求專業速答，急急急···
1.買方不構成違約——因為，根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買方如期開內出以賣容方為受益人的信用證，所以，買方履行了合同中的開證義務，也就是買方沒有違約。
2、賣方應承擔違約責任——因為，實際上是賣方違約，即是賣方收到信用證後不久，合同貨物的價格大幅上漲，因此賣方以買方出現財務危機，喪失支付能力構成預期違約為由拒絕交貨，而根據《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的規定，信用證是開證行對受益人的有條件的付款承諾，是獨立於合同之外的，開證行與受益人之間的單獨的單據買賣，即信用證一經開出，即構成開證行和受益人（賣方）之間的單據買賣，且開證行是信用證的付款人，即與開證申請人是否出現財務危機沒有關系，即使開證申請人倒閉，只要受益人交單相符，開證行也會承擔對受益人付款。所以，實際上是賣方違約，因此，賣方要承擔違約責任。
⑵ 請教關於國際經濟法方面的問題
（一），請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類：
第一類是國際條約主要有：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有兩項保留：1，必須採用書面形式；2，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第二類是國際貿易慣例主要有：
《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和《華沙---牛津規則》。對於前者，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類是有關國家的國內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二），這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的效力如何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怎樣？
解答：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最重要淵源。我國和美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因此，如果合同中沒有排除該條約的適用，即使沒有約定也適用該公約。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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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完整的法理簡述》
國際貨物買賣法的淵源有三：一是國際條約；二是國際貿易慣例；三是 有關的國內法。
一、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重要淵源。有關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國際條約主要有：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是該公約的成員之一。我國對該公約的態度是：基本上贊同公約的內容，但在公約允許的范圍內，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兩項保留：
1、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該公約的規定，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不一定要以書面方式訂立或以書面來證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這就是說，無論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認為是有效的。這一規定同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關於涉外經濟合同（包括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訂立的規定是有抵觸的。因此，我國在批准該公約時對此提出了保留。我國堅持認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不採用書面形式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無效的。
2、關於《公約》使用范圍的保留。
《公約》在確定其使用范圍時，是以當事人的營業所處於不同國家為標準的，對當事人的國籍不予考慮。按照《公約》的規定，如果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營業地是處於不同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又都是該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就適用於這些當事人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即《公約》適用於營業地處於不同的締約國家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是同意的。
但是，該公約又規定，只要當事人的營業地是分處於不同的國家，即使他們的營業地的所屬國家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但如果按照國際私法的規則指向適用某個締約國的法律，則該公約亦將適用於這些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
這一規定的目的是要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使它在某些情況下也可適用於營業地處於非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在核准該公約時亦提出了保留。根據這項保留，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二、國際貿易慣例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國際慣例主要有以下幾種：
1、國際商會制訂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該通則制定於1935年，1953年做了修訂，近年來為了適用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變化和電子技術的發展，又於1980年和1990做了兩次修改。現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訂本。該通則在國際上已獲得了廣泛的承認和採用，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2、國際法協會1932年制訂的《華沙---牛津規則》。該規則是針對CIF合同制定的，它對CIF合同中買賣雙方所應承擔的責任、風險與費用做了詳細的規定，在國際上有相當大的影響。
3、國際商會制訂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1993年修訂本）和《托收統一規則》。這是兩項有關國際貿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慣例，它們確定了在採用信用證和托收方式時，銀行與有關當事人之間的責任與義務，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普遍使用。此外，還有一些慣例，此處不一一列舉。
三，國內立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⑶ 對國際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有何疑問
影響國際經濟法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國際條約、國際經濟管理、重要國際組織的規范性決議和國內涉外經法立法。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是指在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能夠行使權利、承擔義務並具有法律人格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國家和國際組織。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並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主要有：（1）國家經濟主權原則；（2）公平互利原則；（3）國際合作以謀發展原則。
⑷ 國際經濟法主體問題有哪些爭論
NGOs和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經濟法的主體的爭論。
1.NGOs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的爭論。
2.跨國公司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的爭論。
3.爭論的解決：國際經濟法主體的確定標准問題。
二、國際經濟法主體的確定標准問題：從國經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角度分析。
前提：廣義的國際經濟法調整對象。與狹義說僅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不同的是，廣義的國際經濟法認為：它的調整對象不僅局限於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 筆者認為,國際經濟法既調整縱向的國際經濟管製法律關系,也調整橫向的國際交易法律關系。國際經濟法的主體便存在於這兩種法律關系中。因此，處於任何一種法律關系中且負擔了一定的權利義務的行為體都應當被認為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在國際經濟法發揮調整作用的過程中，享受法定權利和承擔法定義務的主體，就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因此不僅包括從事跨越國境的經濟交往的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而且包括從事此種經濟交往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
三、分析和結論。
從這一角度分析，NGOs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制約等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可以認為其負擔了部分國經經濟管制的職能。此外，當它作為平等主體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時，又受到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因此其作為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時確定無疑的。對於跨國公司，強調的是其經濟活動對國際經濟法的影響以及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行為，這也證明了它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
最後，把國際經濟法做這樣的拆分是否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筆者認為不會。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這樣做只是希望把國際經濟法律關系弄的更明確一些。從而區別各個法律關系主體在不同的情況下的身份、功能及其法律地位。
2.劉一樺：國際經濟法主體問題
一、國際經濟法調整的范圍
「廣義說」 與 「狹義說」。在主體問題上都認為國家，國際組織或者國際經濟組織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對待個人和法人是否具有主體資格有著不同看法。
二、國際經濟法主體的概念
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本質認同一致與差別
判斷國際經濟法主體的要件：從民法原理中的民事主體權利能力與主體資格的關系來看國際經濟法主體資格的構成與判定．
三、以跨國公司為重點，考察其主體地位及特殊性
國公司是一定范圍內的國際經濟法主體：國際司法，國際組織相關規定的證明．承認起有限的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是為了更好的調整其行為，促進全球財富更加公平的分配，有利於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影響加深，必須受到國家經濟主權的管制。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進出口總額逐年增加，2001年全年進出口總額為5090.5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2661億美元，進口額為 2435.5億美元；2007年全年進出口總額為21738.3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12180.2億美元，進口額為9558.2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保持在20%以上，進出口總額增長了4.27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居於第三位。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影響我國出口的一些問題。
一、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
1.服務貿易發展滯後
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落後於貨物貿易的發展水平，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為1：9，遠低於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國這一比例為1：2.6)。
(1)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偏小，整體水平差。我國服務業總量不足，2006年服務貿易出口額920億美元，進口額1008億美元，貿易逆差88億美元，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偏低，服務業落後使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3.6%，而同期美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全球的13.02%，是我國的3.6倍。
(2)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
①出口的部門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主要集中在運輸、旅遊、建築等傳統服務部門。②服務貿易的國別(地區)結構不合理。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歐盟、美國和日本，合計約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60%以上。③服務貿易的區域發展不夠平衡。我國的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其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和天津列全國服務貿易出口的前列。2006年，北京服務貿易佔到全國服務貿易總額19%。
(3)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服務貿易立法嚴重滯後，直到近年才有較大的改觀。服務貿易的立法未成為體系，相當一部分領域法律處於空白狀態，已頒布的一些關於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不僅比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立法層次低、缺乏協調，影響到我國服務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規定與國際經貿規則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4)服務管理體制落後。目前，中國對外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許多缺陷，如中央與地方在服務業對外貿易政策和規章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服務業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甚至相互掣肘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服務業的統計也不規范，在行業劃分標准、服務標准等方面有些地方不符合國際慣例。
2.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阻礙我國商品的出口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一國或區域組織以維護其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採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願性的技術性措施。
(1)我國有60%以上的出口企業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遭遇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貨物金額已超過25%，約為450億～500億美元。
(2)已經從生產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加工領域，不僅包括貨物商品，還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務領域，已經成為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第一大非關稅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國的貿易成本，引發了貿易爭端，造成地區產業發展不平衡。
3.貿易摩擦增多，使得外貿風險加大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實現了快速增長，在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過程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日漸增多的貿易摩擦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已連續5年成為遭受337調查最多的國家。
(1)2007年前11個月，中國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兩反兩保」貿易摩擦62起。
(2)對中國商品提起反傾銷訟訴的國家和地區也越來越多，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對我國反傾銷調查的行列。
(3)貿易摩擦的產品和行業結構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只要他們認為危害到或將要危害到本國競爭力差的產品，都可以列入傾銷產品的范圍，從過去的原材料、簡單加工擴展到現在的高科技產品，幾乎涵蓋我國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涉及4000多種商品。美國的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相繼把保護的范圍由一般商品擴展到勞務、投資和知識產權等，其可訴的范圍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4)涉及的金額和反傾銷稅率越來越大，委內瑞拉1999年決定對中國的皮鞋、人造革皮鞋和布鞋等鞋類，採取臨時措施，徵收300％的反傾銷稅；秘魯1996年立案的中國鞋，最高徵收的反傾銷稅達到 903.92％；2004年2月，墨西哥經濟部決定恢復對從中國進口的鞋和鞋靴零件徵收165%-1105%的反傾銷稅。
貿易摩擦給我國出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導致我國產品在出口市場受到擠壓，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我國對外貿易中應採取的對策
1.服務貿易方面
(1)國家應建立各部門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動、政府和企業緊密聯系的全國服務貿易協調管理機制。同時，將健全服務貿易促進體系，充分發揮中國服務貿易協會的作用，建立境內外及時溝通的服務貿易支持網路。
(2)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採取多種形式，與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歐盟等國際組織，以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組織之間建立聯系，緊密合作。
(3)積極進行服務產品結構的調整，放寬服務業市場准入。我國應積極參與世界性的服務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促進我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4)完善服務貿易相關法規，建立服務貿易法律體系。為保證服務貿易能沿著正常、健康的軌道發展，我們應加強對CATT、GATS、WTO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根據GATS的要求，盡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法律准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准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等要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透明度，使服務貿易真正實現制度化和規范化。同時，正確利用GATS的有關例外條款，制定適度的保護政策，以保護我國服務貿易的正常發展。
2.技術性貿易壁壘方面
(1)政府方面。①建立預警機制，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政府有關部門要緊密跟蹤重點出口國家和地區情況，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時了解某貿易壁壘的動向，定期或不定期發布預警信息，提醒相關企業及時做好相應准備。②制定優惠措施，發展循環經濟，扶持「綠色」企業發展。政府應通過優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國際標准、管理先進、科技含量高的綠色環保型企業，同時淘汰一批規模小、檔次低、管理水平低、環保意識差的企業。③實施標准化戰略，制定與國際標准一致的國家標准和技術法規。應制訂鼓勵政策，統一並提高我國的技術標准，使國家標准、行業標准與國際標准協調，並按照需要將這些國際標准引入我國，讓生產企業在掌握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去安排生產，以使產品符合進口國要求，這對擴大出口貿易,加快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幫助。④政府有關部門要服務和幫助企業開拓其他市場，規避貿易風險。企業還可通過勞務輸出、技術輸出、境外投資等多種方式，在消費國就地生產、加工，讓「銷售地」變「產地」，避開貿易壁壘。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強化標准化意識，採用合理適用的國際標准，嚴格執行標准，並將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標准與企業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出適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從制度上保證產品的質量品質和環保品質，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②企業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產品以及對產品的檢驗檢測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沖破現在技術性貿易壁壘。③企業應投入研究開發費用，生產符合外國技術標准特別是苛刻要求的先進產品，還要自覺增強環保意識，努力使自己的產品成為「綠色產品」，預防和避免貿易爭端的發生。當貿易爭端一旦發生，要通過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國政府取消其技術性貿易壁壘，將企業利益損失降到最低。
3.對外貿易摩擦方面
(1)政府方面。①我國政府充分利用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加強與外國的交涉。政府應充分援引WTO反傾銷協議中的條款，對其他國家對我國提出的反傾銷措施和調查程序進行嚴格的調查，並提出異議，通過雙邊、多邊談判，記載反傾銷應訴中所作的實踐，進一步澄清相關問題，據理力爭，督促相關國家修訂對華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定標准，最終取消岐視性的對華反傾銷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完善我國反傾銷預警機制網路。③加強對出口競爭秩序的規范，設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經營管理機制，建立並執行重點行業和重點產品的出口制度，是減少對華反傾銷訴銷的有效措施。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調整戰略，實行國際化經營。②要不斷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加大科技投入，不斷研製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產量，樹立品牌意識，實施名牌戰略，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和以價取勝的戰略轉變。③企業在反傾銷的過程中，應當熟悉國際慣例，依法應對反傾銷，使自己由被動化為主動。
⑸ 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有比較法、實證研究法、文獻研究法、邏輯分析法、系統研究法、專家訪談法。
1、比較法：比較法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一種常用方法，通過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經濟法規定，探討其異同之處，深入理解國際經濟法的特點和趨勢。
2、實證研究法：實證研究法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一種重要方法，通過收集和分析實際數據，揭示國際經濟法的實際效果和影響，為其改進和完善提供依據。
3、文獻研究法：文獻研究法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一種基礎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國際經濟法相關文獻，了解其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為其改進提供理論支持。
4、法律邏輯分析法：法律邏輯分析法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一種重要方法，通過對國際經濟法規定的邏輯結構和推理過程進行分析和解讀，揭示其內在規律和本質特徵。
5、系統研究法：系統研究法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一種綜合性方法，通過對國際經濟法規定的系統結構和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和研究，揭示其整體特點和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1、比較法的運用：在國際經濟法的研究中，比較法是一種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過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經濟法規定，探討其異同之處，深入理解國際經濟法的特點和趨勢。比較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和變化趨勢，為國際經濟法的制定和改進提供參考依據。
2、證研究法的運用：研究者可以通過收集和分析實際數據，揭示國際經濟法的實際效果和影響，為其改進和完善提供依據。實證研究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加客觀地觀察國際經濟法的實際運行情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為其改進提供參考依據。
⑹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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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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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