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行政訴訟法修改解釋解讀

1. 有關國家賠償法 的文獻，本人高分懸賞

1、《國家賠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主編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補償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論行政補償制度》 作者: 夏軍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國家補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著 出版日期: 2008
5、《國家賠償常用法律法規手冊》作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6、《國家賠償實用核心法規（第二版）》作者: 《實用核心法規系列》編寫組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7、《國家賠償案件訴訟策略與實例點評》 作者: 胡肖華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8、《國家賠償指導》 作者: 江必新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9、《法律幫助一點通：國家賠償》 作者: 趙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10、《向國家索賠》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11、《立案指南 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執行卷》作者: 羅書平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P.S: 其實03年之前還有一些《國家賠償法》方面的教程，鑒於你要04年以後出版，就不再羅列了，我國的國家賠償法1995年就開始實施了，其實在基礎方面作為文獻參考也不用過於拘泥於出版時間，關於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個人意見僅供參考）。祝一切順利。

2. 我想請問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第四十四條的理解

行政強制執行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回答：「主要是建立了三個基本原版則，

首先是合法性原則。行權政執法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權力，設置和實施，應該是在根據的法定的許可權，范圍，條件和程序。

二是適當性的原則。在行政執法領域，也被稱為相稱性原則的一種方式，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害各方利益，應使用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實現，這樣做的目的，行政案件，行政機關是適當的，合理的。

第三個原則相結合的教育和執行階段。該法是讓人們服從，而不是讓人們違反，因此，懲罰是不是教育的目的和引導公民遵守法律的終極目標。強制行政行為的行政負擔能力，實施的結果，限制和剝奪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這樣不僅可以不被濫用，還應該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強調效率較低和謹慎，不能形成沒有行政強制，沒有任何力量管理的理念。

希望可以幫到你，請採納???

3. 行政調解

談調解在我國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強調法律全球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關注行政領域中的行政主體
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只有二者的和諧才有社會和諧的實現，因為在現代國家中，二者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筆者認為，行政訴訟的價值不應僅僅限於控制行政權，更應該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機關來協調公權與私權的沖突的功能，這就不能排除調解在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一、我國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主要規定及其評價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這表明，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過程中，不能為了解決行政糾紛而召集雙方當事人進行協商，促成雙方互相諒解；不能把調解活動作為行政訴訟的一個環節；不能以調解的方式終結行政訴訟程序。我國這樣立法的理論依據在於：①調解是以當事人享有處分權為前提的，而行政權具有不可處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體固有的職權，行政主體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調解的可能性； 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權，行政訴訟必須裁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用調解置行政行為合法性於不顧，會導致對行政主體違法的放縱；③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處於天然不平等的地位，雙方難以達成平等自願的調解協議；④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存在行政主體為避免敗訴，以公共利益為交易代價以獲得相對人妥協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訴訟中，上述這些顧慮是否存在呢？從我國審判實踐來看，不適用調解作為一項原則基本得到了貫徹，主要表現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沒有採用調解方式結案或作出法律文書，但是在實踐中卻有很多案件有著法院的大量協調工作，這些協調工作有針對原告的，也有針對被告的，甚至有針對第三人的，法院協調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爭議。這些案件往往不是採用像維持、撤銷等法定判決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協調工作的基礎上再進行判決。法院的這種協調與調解制度很相似，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對於化解矛盾，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國自《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來，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不斷增加，但與此同時，原告撤訴的比例卻不斷擴大。[2]在這些撤訴中，因被告改變具體行政行為而使原告申請撤訴，從而獲得人民法院准許的佔大多數。顯然，高比例撤訴率的背後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協調工作。根據上訴的理論或規定，法院的這種行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來越多的通過協商或者說用調解的方式來結案。那麼，為什麼在行政訴訟調解問題上，理論與實踐不一致呢？為什麼法官（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為被禁止卻仍然這樣做呢？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究竟有無其合理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實踐是理論的基礎。[3]雖然理論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但這種理論應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是正確、科學的理論，它還必須在實踐過程中接受檢驗並進行發展，從而進一步解決實際問題。所以，當一個理論不能很好解釋現實，不能引導現實潮流，卻日益被現實所拋棄，那麼其終究不是一個好理論。應當說，我國法律之所以規定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更主要的是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體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對人放棄其合法的訴訟請求，起到用司法權來監督、控制行政權的目的。但是事實上，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未必會損害原告利益或國家公共利益，不適用調解也不一定就能夠有效保護原告利益和國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理由
（一）從調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具有必要性
調解是我國解決訴訟糾紛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在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行政訴訟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一種訴訟活動，與刑事訴訟（自訴案件）、民事訴訟一樣，當然可以適用解決糾紛的普遍形式——調解。訴訟是處理特定社會糾紛的一種機制，[4]其目的是將爭議進行平息，由法院作為中立的裁判者進行裁判，去化解爭議，平息矛盾。這種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調解制度在各類訴訟當中都應該可以適用，當然在行政訴訟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過程中，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和人民法院的認證以及雙方當事人就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進行的辯論，如果行政主體意識到自己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違法的，因而在審判人員主持庭審的情況下，向原告賠禮道歉，並主動提出撤銷其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同時要求原告撤訴，這種做法合情合理，也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當予以提倡並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這種支持，本質上就是調解，實際上由審判員徵求雙方的意見並促使雙方實施上述行為也是不應該禁止的。行政訴訟是解決行政糾紛的一種訴訟活動，[5]而調解制度的設立目的也是為了解決爭議，化解糾紛，所以二者不應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時存在的。
（二）從調解制度的適用范圍看，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國家和地區在行政訴訟中引入了調解制度。美國的司法審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訴訟的程序來進行，並且，在其公法領域大量存在著「訴辯交易」的傳統習慣，對於行政機關在訴訟中與相對人和解，已經不存在觀念上的障礙。根據美國《司法》雜志的統計，聯邦法院歸檔的訴訟中有90%的案件並沒有通過審判，而是通過調解、和解等方式獲得解決。[6]在我國台灣地區，其制定的《行政訴訟法》第七節以10個條文對行政訴訟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規定。台灣地區規定的和解制度與我國大陸地區的調解制度是類似的。它們都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都具有解決糾紛、結束訴訟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參與並對當事人的協商結果進行確認。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如德國、我國香港地區，也以行政訴訟和解稱我國大陸所指的訴訟調解。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和解與調解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別被設定為訴訟上的兩種不同制度，是由於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從不同的側面來認識它，來為它定位的。訴訟上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議；而法院調解則是以法院為中心，以當事人合意解決爭議的。[7]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審判實踐事實上為我們提供了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的成功範例。
（三）從我國審判實踐看，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具有緊迫性
在我國，除了行政侵權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在行政審判中適用調解結案已經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法官經過反復調解，動員可能敗訴的行政機關對原告給予一定的賠償或承諾，於是原告便「自願」撤訴，但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在於，由於沒有法律上的依據，行政訴訟調解顯得過於隨意，並使它變化為法官手中的權力。無原則的調解和非自願的調解是我國多年來行政訴訟撤訴率，特別是非正常撤訴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為規避法律，我國把這種事實上的調解成為「協商」、「協調」、「庭外做工作」等，與其讓這種變相的調解、協調處理成為規避法律的工具，不如從制度上對其進行規范，使其成為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促進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對此，專家學者們對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於調解制度的適用，提出了比較明確的意見，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為兩方面：「從理論方面說，調解是解決訴訟糾紛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國，調解制度處理民事糾紛是我們一項優良的傳統，同樣適合於行政訴訟。行政訴訟在許多情況下是針對行政自由裁量權，因此存在調解的基礎。另外，行政爭議從本質上來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與民事爭議存在許多相似之處，所以在行政訴訟中，借鑒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從理論上來說並不是不可行的。從實踐的角度說，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採取協調的方法，或做『工作』，這種做法的本質仍是與民事訴訟的調解極為相似。與其說把這種不規范的做法延續下去，倒不如將其規范起來，在行政訴訟中，規范地進入調解制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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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解在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一） 行政主體對其職權有處分權是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礎
綜上所述，在行政訴訟中排除調解適用的規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存在問題，但調解的適用也應有一定的條件。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礎應該是行政主體對其職權擁有處分權，否則，就沒有調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則，行政主體行使其職權，管理公共事務，必須由法律授權，並依據法律規定。[10]也就是說，行政主體的職權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得行使，但是無論是在行政程序階段還是在訴訟程序階段，行政主體在法律范圍內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行政主體處分其職權並接受人民法院的調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體對其的職權能否處分並進行讓步還要進行具體分析，要根據不同的行政行為和不同類型的案件確定調解的適用范圍。如果一個行政行為是羈束性行政行為，則不應該適用調解。但如果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一個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那麼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內進行調解。特別是對於像拘留、罰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處罰行為。對於已由法律明確規定為無效的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法院不可以進行調解。例如，法院不能對超越職權的行政行為進行調解，因為行政主體在超越職權時作出的行政行為要麼不屬於自己的許可權范圍，要麼法律已經否定了行政行為的有效性，行政主體此時不具有對自己的職權作出處置或妥協的處分權，所以，法院不能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
（二） 合法性原則是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本原則
行政訴訟的根本目的，是通過監督行政主體依法行政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這種監督功能和保護功能應該是統一的。人民法院在審查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的同時，也應該在行政訴訟過程中依法進行調解；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應該監督和促進行政主體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無原則地進行調解，會既放縱了行政主體濫用職權的行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長遠利益。如果不對行政訴訟的調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會濫用調解權，這就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調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調解協議不可以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該項原則的具體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進行調解活動，程序上要合法。由於法律已經確立了民事案件的調解、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以及行政賠償案件的調解制度，這給我們行政訴訟中的調解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範例。因此，行政訴訟中的調解程序可以借鑒上述調解的程序。例如，如果當事人不願意進行調解或不願意繼續進行調解的，人民法院就不應該強迫當事人進行調解；如果調解不成的，不應該久調不決，而應及時判決；等等。第二，人民法院進行調解，調解協議內容應該不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因為調解協議是將來製作調解書的基礎，而製作調解書的目的則是為了明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也表明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予以認可。所以，調解協議的內容至關重要，必須依法製作，不得違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則，沒有調解的必要並且這種調解也應當是無效的。
（三） 對我國在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的展望
作為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一種手段和方法，在各類行政案件中大量適用調解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作為一種制度，行政訴訟中的調解在我國還存在現實的法律障礙，迫切需要制度創新，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資源作為其發展背景和理論基礎，否則，這種制度並不會在我國真正建立起來。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在行政理論中找到調解存在的合理性，並且在審判實踐中已形成了較好的社會基礎和豐富的學習經驗，這為行政訴訟中的調解制度在我國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為順應各國行政訴訟調解的程序化、規范化趨勢，在將來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適時把調解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加以確定，以避免我國目前在這一問題上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弊端。為節省訴訟資源，方便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解決行政糾紛，我國應合理建構符合時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訴訟調解制度。

參考文獻：
[1] 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頁；張樹義：《中國行政訴訟法學》，時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林莉紅：《行政訴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頁；於安、江必新、鄭淑娜：《行政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頁。
[2] 楊海坤、朱中一：《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步履維艱的原因探悉》，載《行政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
[3] 沈雲鎖、陳先奎：《馬克思主義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
[4] 江偉：《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5] 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頁。
[6] [美] J.弗爾博格、李志：《美國ADR及其對中國調解制度的啟示》，載《山東法學》1994年第4期。
[7] 李浩：《關於建立訴訟上和解制度的探討》，載《清華法律評論》第2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頁
[8] 何海波：《行政訴訟撤訴考》，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2期。
[9] 王振清：《行政訴訟前沿實務問題研究：問題、思考、探索》，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頁、第323頁。
[10] 應松年：《行政法學新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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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訴訟法》已認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

該司法解釋是法律秩比規定更高的解釋，法律解釋，當然，優先於法規。

5. 兩高出台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解釋增加了什麼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3月2日正式發布關於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明確檢察公益訴訟的任務、原則，規范有關訴前程序、受理程序、審理程序及裁判方式，案件類型也在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基礎上，增加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類型。「兩高」表示，該司法解釋豐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對依法保障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透露，下一步，檢察機關將依據該司法解釋確定的新要求，進一步加大辦案力度，繼續選擇生態環境和食葯安全領域重點案件線索進行掛牌督辦，在與國土資源部加強協作的基礎上，與環保部、國家林業局、食葯監等部委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線索移送、聯席會議等工作機制，推動檢察公益訴訟不斷取得新成效。

6. 行政許可法規定哪些屬於法院受理范圍

您好！ 最高法院出台了行政許可法的司法解釋。

該司法解釋具體包括如下九個問題：一是查閱權訴訟的原告范圍及判決方式問題；二是以各類通知為典型的過程行為的可訴性問題；三是多階段許可及統一辦理行政許可的適格被告問題；四是前置行政行為的審查程度問題；五是新舊法的選擇適用問題；六是被告逾期舉證的處理方式問題；七是不予許可決定案件的判決方式問題；八是多因一果的賠償責任問題；九是行政補償訴訟的時機、標准和程序問題。
按照該司法解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僅可以起訴受行政許可法規范的各類行政行為，還可以起訴事實上具有最終性的過程行為、上級機關批准行為、下級機關初審行為。另外，該司法解釋還增加了兩種新的訴訟類型：補償訴訟和查閱權訴訟。
該司法解釋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未公開行政許可決定或者未提供行政許可監督檢查記錄侵犯其合法權益，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最高法院行政審判庭有關負責人解釋說，條款中的「合法權益」主要限於人身權、財產權以及與人身、財產密切相關的其他權益，並不包括單純的知情權在內。
該負責人同時表示，查閱權訴訟是新類型的行政案件，其判決方式亦有必要加以明確。按照《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被告拒絕公開本應公開的行政許可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責令被告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內向原告公開。據此，司法解釋規定：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原告查閱行政許可決定及有關檔案材料或者監督檢查記錄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被告在法定或者合理期限內准予原告查閱。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表示，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最為倚重的一種管理方式，其重要性遠非其他方式可及。為了讓行政審判更好地發揮促進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功能，在司法政策上重視行政許可，針對其制定專門的解釋性規則大有必要。
希望以上解釋能夠幫到您。謝謝閱讀！

7. 求一本書：江必新 《強制執行法 理論與實務》 法制社2014年版 pdf

這個法定期限是指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期限3個月，過了這個期限，既沒申請版復議，又沒起訴權，行政行為取得確定力。訴訟法44條和復議法第21條有規定訴訟和復議期間，具體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二者不存在沖突，不停止執行，不包括依法強制執行或者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條文理解與實務指南，江必新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8. 新行政訴訟法宗旨的變化從哪體現出來

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行政訴訟法修正案獲得通過。這是行政訴訟法實施24年來的第一次修改。借用一下筆者敬仰的、參與此次修改的資深行政審判法官李廣宇的描述：「這24年來的共同關注，的確不得不在今天心動。一部法律的修改，會牽動真正熱愛她的人的心，而行訴法的修改，於我而言，就好像看著心愛的人去整容，不知道出來的模樣會怎樣，期待、忐忑、激動、擔憂，甚至告訴自己，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即使毀容，我依然可以接受，因為我深愛她。感謝每一個為這部法律修改付出心血的人，感謝每一個和我一樣曾經或者正在為中國的行政審判付出心血的人。24年是一個人整個的青春年華，有多少人手捧著這部法律慢慢變老；24年又如白駒過隙，行政訴訟還年輕得一如待放的花蕾。路正長，夜未央……」

關於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話題，已爭論了十餘年，期間最高法院行政審判庭也組織過若干次調研。在社會各界的修改建議中，有推倒重來的「大改」
，有大刀闊斧的「中改」，也有修修補補的「小改」，期間經過了一些大起大落。我最擔心的是「小改」，「小改」還不如不改。修改問題真正提到議事日程，要從2013年12月算起，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歷經了三次審議和兩次公開徵求意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恰逢其時，藉助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將《決定》法治理念的精髓貫穿於始終。江必新大法官說，這是一次「大改」，零票反對，高票通過。

新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講的是立法宗旨或者說是立法目的，說起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這是整部法律的靈魂和精髓。我們先看一下新舊行政訴訟法有關條文及修正草案意見的前後變化。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一)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二)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新行政訴訟法最終將第一條修改為：「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對比立法目的修改的前後變化，可以看出立法機關對於行政訴訟法立法宗旨的修正是非常重視和審慎的，使我們清楚了立法機關對於有關立法目的思路調整的過程，可以歸納為最終方案的一修改、一增加和一刪除。

首先，第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將「正確」二字修正為「公正」。什麼是「正確」的要求，這基本屬於政治概念的范疇，更多地體現了語言的政策導向；而「公正」則是法律用語，司法公正是讓民眾相信法律權威的關鍵所在，也是當前我們最需要的。正如《決定》所指出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正確」的不一定是「公正」的，「公正」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其次，增加了「化解行政爭議」的表述。這一點是草案二稿新增加的，吸收了社會大眾的意見。有人可能認為，行政訴訟本身就是解決行政爭議的，還用多此一舉嗎？不要忘記，長期以來，許多地方的行政裁判流於形式，大多在程序問題上空轉，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行政爭議。馬懷德就認為，解決爭議才是人民法院的根本任務。行政訴訟的功能只能通過解決行政爭議來實現，也只有徹底解決了行政爭議，行政訴訟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職能作用。所以，這一要求在新法的種種制度設計上，在修正案具體條款中無不得到了充分體現。不過，這一要求可不只是立法目的而已，它也對法院和法官的審判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能不能實現官民和諧。

最後，刪除了「維護」二字。為什麼要用「維護」二字，可能有當時的立法考慮。我們的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太強，自覺接受司法監督的意識還比較欠缺，還不習慣於司法監督；司法審查有雙重功能，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更容易接受一些，立法時更容易通過等等。那麼到底應該是「維護」呢，還是「監督」呢？原來領導講話中，一度用的是「維護與監督並重」，但我們很難左右逢源。站在行政機關的角度，一直強調的是大局觀念，要把「維護」放在第一位。這也是當前行政機關敗訴率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由十多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驟降到如今的不到百分之十。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就具有公定力，就推定為合法有效的，我們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目的還應當是監督行政權的行使。所以，這次修法刪除了「維護」二字，可以說是「正本清源」。

9. 規章授權組織的訴訟主體資格

在授權范圍內，可以作為行政訴訟主體，超出授權乏味，授權單位做訴訟主體

10. B為啥不對.復議不作為，不是兩地法院都有管轄權嗎

依據2015年修訂生效的《行政訴訟法》第18條規定，「經復議的案件，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此處「經復議的案件」是否包括復議機關不作為案件？換言之，如果復議機關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或者受理之後不作出復議決定時，如何確定地域管轄法院？

結論：

復議不作為案件應該適用普通地域管轄規則，也即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而不適用「經復議的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轄規則。

解析：

這是因為，在原《行政訴訟法》中，本條規定的內容原本是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但是在修訂《行政訴訟法》過程中，「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這一表述被刪除，變成了現在的表述，即只要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所在地法院也可以管轄。

這里產生的爭議是，「經復議的案件」是否包括復議機關不予受理復議申請，或受理後不作出復議決定的復議不作為案件？答案是不包括。因為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對修訂後的《行政訴訟法》的權威解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P57），明確表示當時之所以刪除「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表述，是考慮到《行政訴訟法》修訂後無論復議機關改變還是維持原行政行為，都要作為被告，因此沒有必要在管轄問題上對復議決定是改變還是維持加以區別。可見，立法者當時修法的本意就是將復議維持的情形納入特殊地域管轄規則，並沒有將復議不作為納入。

同時，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編撰的《行政訴訟法》解讀中（江必新、邵長茂：《新行政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P71），同樣也是講復議維持與復議改變兩種類型納入特殊地域管轄規則中，也沒有將復議不作為案件納入。

可見，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沒有將復議不作為案件納入「經復議的案件」來確定地域管轄。復議不作為案件應該按照普通地域管轄規則「原告就被告」來確定地域管轄法院，如果起訴原機關的行政行為，就由原機關所在地的法院管轄，如果起訴復議機關的不作為，就由復議機關所在地的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