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體現的行政法理論

❶ 請問，姜明安主編的第五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這本書中，國家賠償的范圍是什麼具體在哪頁非常感謝您！

依照《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包含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姜明安第五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576頁主要講行政賠償范圍，主要從理論上界定。其實具體的行政賠償范圍可以參考《國家賠償法》第二章「行政賠償」第一節「賠償范圍」中的「第三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第四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一）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的；（二）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三）違法徵收、徵用財產的；（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和「第五條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己的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其敘述更為具體直接。
希望以上答復，能夠使你滿意。謝謝。

❷ 國家賠償法、村委會組織法分別屬於哪一法系憲法行政法

國家賠償法、村委會組織法都屬於行政法

❸ 行政法原理

(1)行政法尚沒有統一完整的實體行政法典，這是因為行政法涉及的社會領域十分廣泛，內容紛繁豐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難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統一法典。行政法散見於層次不同、名目繁多、種類不一、數量可觀的各類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之中。凡是涉及行政權力的規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規范。重要的綜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國和國外主要有：行政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開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 (2)行政法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內容十分豐富：由於現代行政權力的急劇膨脹，其活動領域已不限於外交如國防、治安、稅收等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這就決定了各個領域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均需要行政法調整，現代行政法適用的領域更加廣泛，內容也更加豐富。 (3)行政法具有很強的變動性 與其他部門法由於社會生活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作為行政關系調節器的行政法律規范也具有較強的變動性，需要經常進行廢、改、立。 與經濟法的區別 1）性質不同，經濟法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不是單純的行政管理關系。 2）主體地位以及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聯結狀態不同。經濟法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中主體的地位雖有上下層次之分，但彼此卻都互為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 3）主旨不同，經濟法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中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從根本上服從經濟規律，行政活動首先服從的是長官意志。 4）調整手段不同，經濟法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為輔而且一般與經濟手段等結合運用，行政法則以行政手段為主，主要以命令與服從的方式實施。

❹ 行政法的原理里有具體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求法律依據在那

依據？！具體行為國家做出的，一定具有法律效力《行政訴訟法》 法律是要有內法學強大的理論來支持的，容在法理學的角度，具體行為一經做出就產生一個約束力，這個力是形式上推定的效力，所以才需要進行爭議 爭議後的具體行政行為才具有確定力，這個是實質上的效力。 所以說你說一經做出就產生法律效力，這句話經不起推敲，因為具體行為明顯重大違法時候自視不發生任何效力，可獲得國家賠償。

❺ 結合行政法兩大基本原則,分析行政瑕疵有哪些表現

行政瑕疵表現有：
1．行政違法
2．行政失職
3．行政越權
4．行政濫用職權
5．事實依據錯誤
6．適法錯誤
7．程序違法
8．行政侵權
9．行政不當

一、行政違法形態界定

行政違法形態，即行政違法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是行政違法行為分類的具體化，如同民法上侵權行為形態一樣，主要具有法定性、客觀性和交叉性的特徵。（註：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頁。）由於行政違法形態的復雜性，立法和理論上對其往往有著不同的歸類，各國也有不同的認識。例如，美國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形態主要有：（1 ）非法拒絕履行的或不當延誤的機關行為；（2）獨斷專橫、反復無常、 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不合法的行為；（3）同憲法規定的權利、權力、 特權與豁免權相抵觸；（4）超越法律規定的管轄范圍、權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規定的權利；（5）沒有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6）沒有可定案證據作依據；（7）沒有事實根據。（註：參見《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條，見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頁。）而在英國，法院判例產生的行政違法（越權行為）形態主要有：（1）違反自然公正原則；（2）程序上的越權；（3）實質上的越權包括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的義務、權力濫用以及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註：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2頁。）在日本，將各種違法性或不當性的行政行為稱為行政行為的瑕疵，又將行政行為的瑕疵分為可撤銷的行政行為與無效的行政行為。（註：（日）室井力主編《日本現代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頁。）在德國，對有瑕疵的行政行為規定為：無效的行政行為、錯誤的行政行為、違法的行政行為。（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44、45、46、47、48條，見《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41頁。）在我國，理論上對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的概括也是不相同的，如有人將行政違法分為實體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行政失職、行政越權、濫用職權）和程序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手續瑕疵、形式瑕疵），還有人則提出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越權、濫用權力和侵權行為。（註：見張尚＠①主編《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頁。）另外，在理論上還有行政瑕疵的提法。（註：朱進、陸春陽：《試論行政瑕疵的後果及其承受》，《安徽律師》1993年第3期，第33頁。 ）我國立法上有關於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行政訴訟法》第54條和《行政復議條例》第42條對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作了明確的列舉，但它們的規定是略有差異的：《行政訴訟法》規定的違法形態包括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職責等六種，而《行政復議條例》規定的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包括程序不足、違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職責（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職責）、主要事實不清、適用法律（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錯誤、超越職權、濫用職權、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等。目前，人們大多以《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為准據來探討行政違法的形態即表現形式。我們認為，對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的探討，以這些規定為參照系還是可取的，但是又不宜完全局限於這些規定范圍，因為這些規定本身尚存在一些欠缺：如這些規定只是關於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概括而不包括行政規范性文件創制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區分行政違法的標准不一致（如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是相對於違反實體規范的行為而言的，但《行政訴訟法》以及《行政復議條例》並未規定實體違法的表現形式）。有鑒於此，我們結合現行《行政訴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並借鑒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關於違法行政處分的具體形態劃分，（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 月版。在台灣，行政處分概念類似於大陸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所謂行政處分是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台灣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這一界定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相當接近。大陸地區關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將行政違法區分為行政錯誤、行政越權、濫用職權、程序違法、內容違法等幾種形態（或具體表現形式），當然每一形態中還可包括若干具體情形。

二、行政錯誤

關於行政錯誤，我們在此作一種擴大化的理解，即指行政行為在內容或形式上所表現出的錯誤。凡行政行為在事實認定上的錯誤、法律適用上的錯誤、文書記錄上的錯誤（意思表示方面的錯誤）、意思形成方面的錯誤，皆屬行政錯誤。行政錯誤又可分為下列具體情形：

（一）事實錯誤

行政行為的作出必須基於必要和適當的客觀事實，即在作出行政行為前應明確地認定相關的事實。事實的存在及其正確認定，是行政行為能夠成立的基本事實要件，是行政行為正確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事實不清，或者認定事實錯誤，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出某種行政行為的事實，或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事實，或者事實未經充分調查而確定，都應屬於行政行為在事實方面的錯誤，從而影響到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行政行為，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其為違法行為並否認其法律效力（《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行政處罰法》第30條更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當然事實是否清楚，是通過證據來證明的。如果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相關事實的客觀存在以及准確性，即可認定行政行為不符合事實上的要求而構成行政違法。因此，《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對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被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實踐中，對於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證據，或者雖提供證據卻缺乏主要證據，或者提供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的，都可歸屬於事實不符的情形。

事實錯誤的具體情形包括：第一，實際上不存在的事實或只是一種假想的事實；第二，未經調查取證或者未獲取充足證據的；第三，事實認定錯誤的。認定事實的常見錯誤有對象認定錯誤、事實性質認定錯誤、事實真偽判斷錯誤、事實的情節（如確定公民違法事實的程度）認定錯誤等。（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一書中關於行政處罰的事實認定錯誤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年版， 第347—350頁。）

（二）法律適用錯誤

《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作具體行政行為。法律適用錯誤這種違法形式，只能適用於具體行政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理論和實踐部門的專家學者多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認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是指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時，適用了不應該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或者沒有適用應當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另有人認為「實施具體行政行為違反了程序法規定，或者依據了不相適應的法律法規或條款，或者適用的法律法規或條款不是調整相應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法規或條款。」（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還有人認為「行政主體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 沒有按法律、法規、規章的要求辦事，錯誤地援引了法律、法規、規章。」（註：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頁。）我們認為， 既然法律適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法律適用而不包括法院的法律適用活動）是指行政主體將法律規定具體運用於各種特定的事件或者對象的活動，那麼法律適用錯誤就應是指在法律適用活動中的依據法律錯誤（包括不同的法律法規以及不同的條款）、理解法律錯誤、法律適用與具體的相應事實不相一致以及規避應適用的法律規范。至於所適用的法律范圍，人們大多認為（甚至《行政復議條例》也規定）不僅包括法律和法規，還包括規章以及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即其他規范性文件）。我們認為，在形式上仍應限定在《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法律、法規兩種形式上，不宜擴大。因為規章在行政訴訟中只能作為「參照」（並不能直接援引），對其他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則可以完全無視其規定，而且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本身必須符合法律或者法規，具體行政行為不可能完全離開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只適用行政規范性文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適用是否正確，判斷的依據也必須是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行政機關在法律適用上應與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適用相一致。否則，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或合理公正就會有多個不同的標准，這樣必然引起行政違法認定的混亂。

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的具體情形，人們也往往有不同的歸類，理論界眾說紛紜。如有人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適用法律法規性質錯誤；二是適用法律法規條款錯誤；三是適用法律法規對象錯誤。（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63頁。）另有人認為它主要表現為下列情形：（1 ）適用規范性文件錯誤；（2）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條文錯誤；（3）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款、項、目錯誤；（4）適用法律概念錯誤或錯誤解釋了法律概念。 （註：朱新力著《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 ）對此，根據實踐中的各種具體情形並借鑒有關學者的看法，（註：關於法律適用錯誤有人概括為十種形式，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第351—352頁。）我們將法律適用錯誤歸結為如下幾種具體情形：

其一，應適用甲法卻適用了乙法，如應適用《商標法》卻適用了《葯品管理法》；

其二，應適用效力層級高的法律規范卻適用了效力層級低的法律規范；

其三，應適用此條款卻適用了彼條款；

其四，應同時適用幾部法律或法規的規定、或者應同時適用幾項法律條款，卻只適用了其中一部法律或法規規定或者某一項條款；或者應適用一項條款，卻適用了幾項不應適用的條款；

其五，適用了尚未生效的法律規范；

其六，適用了無權適用的法律規范；

其七，適用了已經被廢止、撤銷的法律、法規及其條文；

其八，應適用特別法卻適用了一般法；

其九，規避應適用的法律條文；

其十，錯誤解釋或理解法律規定；

其十一，法律的依據與事實不相符合，如對不具備法定條件的行為人准許其從事一定的活動。

（三）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

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往往是指一種明顯的錯誤，它是指行政主體主觀上所欲表達的意思與文書記錄實際表達的內容相沖突而且容易被明顯地辯識，例如誤寫、誤算、電腦錯誤等。因此，這類錯誤是意思表達方面的錯誤。對於這類錯誤行為，一般不將其作為行政違法看待，但它存在瑕疵，行政主體必須及時予以更正。如《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可隨時對行政行為中的書寫錯誤，計算錯誤以及類似的明顯錯誤進行更正。錯誤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得更正之；行政機關有權要求遞呈需更正之文書。」（註：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 行政訴訟法規匯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頁。）

（四）意思形成錯誤

意思形成錯誤，是指行政主體及其人員在主觀意思（及其能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存在欠缺而影響其真實意思從而致使行政行為違法。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認為，有關意思形成的瑕疵方面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合議制機關之組織及構成因未合乎法律上的規定，而影響其意思之決定並致使所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二是作出行政處分的公務員在意思形成上有瑕疵。（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 《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4頁。）借鑒此種分法， 我們將意思形成錯誤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組織）的意思構成錯誤；二類是行政公務人員的意思形成錯誤。

其一，行政機關的意思構成錯誤

行政機關的意思形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如應迴避的人仍參與作出行政決定、應由合議而決定的行為卻只由首長一人決定。例如，《行政處罰法》第38條關於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規定：對於一般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具體由行政機關負責人決定；但「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如果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非經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則屬於意思不符合法定條件而違法，這種處罰決定應無效或者撤銷。

其二，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

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即指公務人員作出行政行為時欠缺正常的意思能力，或者因受到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影響行政行為的作出，或者行政行為的作出是基於錯誤的意思（如重大疏忽）判斷。從各國的立法及判例實踐來看，對於這類因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而作出的行政行為，並非都確定為行政違法行為而是區分各種具體情況予以區別對待。有的意思形成錯誤被認為是違法，有的意思形成錯誤則並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主要有下列幾種具體情形：

（1）行政行為基於錯誤的意思而作出。 對於此種情形是否違法不能一概而論，如在德國，一般只要客觀上與現行法相一致即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在授益行政處分中，若其結果未違反強制規定，亦非為受益人或第三人所誤導，則該錯誤基於信賴利益之保護，應不構成瑕疵之要件；惟在負擔行政處分，因其同有損於公益及私益，所以應為得撤銷。日本之通說主張，民法上有關錯誤之規定不能適用於行政處分，行政處分不得以其本身有錯誤為由，而視為無效或得撤銷，只有於其內容系不可能或違法時，始以其內容為不可能或違法為理由，決定應為無效或得撤銷，但原則上，仍依其所表示者發生效力。」（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6頁。）

（2）受到惡意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作出行政行為的。對此種情形，一般認為構成違法。（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頁。）（3 ）公務人員喪失意思能力（如無意識或精神失常）而為行政行為的。對於此種情形，由於公務人員此時已不能代表所屬機關或組織的意思，應將其認定為無效行為。

三、行政越權

關於行政越權，國內大多依《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而稱之為「超越職權」。目前關於行政越權的認識，我們認為還存在如下欠缺：

其一，只將其視為一種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在行政越權的概念界定上，從目前學者們和實踐部門的專家的理解來看，大多將其限定於具體行政行為范圍內。這些具有典型性的觀點如：（1 ）行政越權是行政主體超越其法定行政職權（許可權和權能）的違法具體行政行為；（註：朱新力：《論行政越權》，《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頁。）（2）超越職權，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超出了法律、 法規規定的權力范圍；（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3）超越職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或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許可權范圍或授權、委託范圍。（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頁。 ）我們認為，將行政越權這種違法形態僅限定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是不完全的。不僅具體行政行為存在越權之情況，而且行政立法行為（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創制行為也存在超越職權的情形，如超越法定的立法許可權范圍、事務范圍、超越授權范圍等。這些情形同樣屬於違法行為並且也為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

其二，將程序越權也視為行政越權。人們一般認為，行政越權不僅包括實體或內容上的越權，還包括程序上的越權，違反了法律規定的方式、步驟、期限等情況即屬程序上的越權。（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 頁；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第392頁。）我們認為， 越權是對權力及其界限的超越，它應是對實體權力或管轄權的超越，而對未按法定的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的，將其歸屬於程序違法或方式違法更為妥當。

其三，將行政越權的主體只限定在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從目前對行政越權的界定來看，各種觀點都將其在主體方面作了限定，只限於行政主體或者行政機關。我們以為，無論何種組織或者人員，只要它們無權而行使或者行使超過法定的權力及其界限，皆應屬於行政越權之范圍。

鑒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行政越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超越法定的權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屬於自己行政職權范圍的行政行為，或者非行政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在無法定授權或委託（或者超越授權或委託的范圍）的情況下而越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關於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可概括為如下幾類：無許可權、層級越權、事務越權、地域越權、內容越權、內部越權。

（一）無許可權

無許可權，是行政越權中的最嚴重違法形式，它是指越權的主體實施了根本就不具有的職權的行為，該類越權行為是一種當然無效的行為。這類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可以形象地概括為「無權行使了有權」。在實踐中，無許可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

其一，行政機關行使了非行政權力的行為。在行政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存在著國家權力的分工，行政機關不得行使司法權和立法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的權力，否則即表現為無許可權。如無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對於需要強制執行的案件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卻自己強制執行的，就屬於此種情形；又如對於刑事案件決定是否起訴或追究刑事責任的，屬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職權，而行政機關決定不予移送司法機關查處，則屬超越了行政權范圍而行使了司法權。

其二，其他國家機關越權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權的行為。如人民法院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也屬「無許可權」行為。

其三，內部行政機構行使了外部行政機關的職權。如行政機關的內部科、處、室及派出機構等直接以自己的名義（有法律、法規授權的除外）對外行使職權。

其四，行政機關以外的企業事業單位、社團體和其他組織或個人在無法律法規授權或行政機關依法委託的情況下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職權。

其五，行政機關被撤銷或由於被分解、合並，其行政職權已喪失或轉移後，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原行政機關的職權。行政機關喪失作為行政主體的資格後，如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的，就造成了一種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

其六，受委託人的行政委託許可權終了後，仍繼續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

其七，黨組織直接行使行政權或者與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權。黨的各級組織應依照黨章的規定進行活動而無權對公民或組織行使國家行政管理權，否則即超越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

其八，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未任職前或免除職務後的時間內實施行政行為。

（二）層級越權

層級越權或稱縱向越權，是指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上級或下級行使了另一方的行政職權。實踐中，層級越權主要表現為兩種具體情形：

其一，下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上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小權行使了大權」，對此類行為屬於越權並被認為違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沒有異議的。

其二，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大權行使了小權」。對該類行為是否屬於越權或違法行為，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原則上，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法定職權，也應屬於違法行為。從目前立法關於上下級行政機關職責許可權的劃分來看，表現為四種狀況：一是立法明確規定職權屬於上級行政機關；二是立法只規定職權屬於該行政機關系統行使，並未區分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的職責許可權范圍；三是上下級職責許可權劃分不清；四是立法明確規定某種職權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我們認為，當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第四種情形（即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的法定職權）的權力時，屬於越權。雖然上級行政機關享有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權，但並不能以此認為上級行政機關可以直接代行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這是因為：上級監督權的存在旨在避免下級行政機關的違法或矯正其違法；下級行政機關並非上級行政機關的地域代表，其設置及其許可權並非出自上級行政機關，而是來源於法律的規定；如果允許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那麼下級行政機關也就沒有設置的必要；另外，將會妨礙到公民救濟權的行使（上級行政機關是復議機關，而上級行政機關直接代行會使復議失去意義或者變得更加復雜）。當然，上級行政機關直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並非絕對排除。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承認它的合法性。例如在德國，依據下列理由上級行政機關可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1）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致下級行政機關難以行使許可權；（2）上級行政機關的指令無從到達時；（3）或因情況急迫有由上級行政機關介入的必要。（註：參見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29頁注釋。）

（三）事務越權

事務越權，即指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或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時，超越本機關的主管許可權范圍。在我國，法律按行政機關主管事項的不同性質來確定其行政職權范圍，不同的部門有著不同的事務主管許可權。如果一行政機關超越了本部門的主管范圍而行使了應由其他行政機關行使的職權，則屬於事務越權。事務越權又可稱為「橫向越權」。如吊銷食品衛生許可證屬於衛生部門的權力范圍，工商行政機關卻作出此種行為即屬越權。在行政執法活動實踐中，行政機關超越其主管許可權的情況時有發生。

（四）地域越權

地域越權，即行政機關超越了其行政職權行使的空間范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往往有著一定的地域限制，即其空間界限，行政機關只有在其管轄的空間范圍內行使其行政職權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則即屬超越地域管轄范圍而應歸入無效。這種越權一般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兩個職責相同的行政主體之間，如甲地的稅務機關到乙地稅務機關的管轄地域徵收稅費。

（五）內容越權

內容越權，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權時，超越了法定的范圍、程度等內容。內容越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1 ）超越法定的時間范圍（並非指超越程序上的法定期限，此種情形屬於程序違法，在此不予涉及）。例如，《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對違反該條例的行為漁政漁港監督管理機關可以扣留船長職務證書，但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在此，六個月時間即為有效的時間的范圍，否則就構成越權。（2）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 即行政機關不在其法定的裁量范圍內選擇或決定。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包括超越法定的行為的種類（如公安機關在治安處罰中作出拘留、罰款和警告以外的處罰）、法定的數額幅度和對象適用范圍等。（3）被授權組織超越法定的授權范圍。法律、 法規授權的組織必須在法定的授權范圍內行使，否則即為越權無效行為，這類越權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應由該被授權組織承受。（4 ）受委託組織超越許可權委託范圍。受委託組織應當在委託行政機關所依法委託的許可權范圍內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職權，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也應屬於越權行為。在實踐中，受委託組織有三種情形：一是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其他組織；二是屬於委託行政機關系統的內部機構；三是其他行政機關（如在沒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縣或市公安局可以將五十元以下的罰款或者警告委託鄉政府行使）。人們一般認為，受委託組織自行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後果應由委託行政機關承受。我們認為，這種將該類越權情形都視為委託行政機關的越權行為是不適當的，而應區別不同的情形。對於行政機關的內部機構越權以其所屬行政機關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的，其法律後果應由行政機關承受；至於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受委託組織和其他行政機關的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應由它們自己承受。

（六）內部越權

內部越權，即行政機關（或被授權組織）的內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相互間逾越職權。人們一般忽視對此種越權行為的探討

❻ 簡述我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

(一)憲法

憲法是規定國家制度的根本大法，也是國家賠償法的主要淵源。我國早在1954年憲法就明確了國家賠償責任，根據第9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

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1982年憲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1982年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成為我國隨後制定《國家賠償法》的重要依據。

(二)國家賠償法典

我國《國家賠償法》是我國國家賠償法的主要淵源，對我國國家賠償制度作出了系統而完整的規定。1995年施行，2010年修訂。

(三)其他法律、法規、規章

這里所說的其他法律主要是指《民法通則》和《行政訴訟法》。我國《國家賠償法》實施前，《民法通則》一直是調整國家賠償活動的主要法律規范，其中第121條規定：「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國家賠償法》實施以後，民法依然是國家賠償法的重要淵源，但在司法實踐中有遭冷凍之嫌。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九章明確規定了國家對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同時規定了賠償程序。

我國很多法規、規章作出了有關國家賠償的規定，這些法規成為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之一。比如說國務院制定的《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公安部制定的《關於公安機關貫徹實施國家賠償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機關行政賠償、刑事賠償辦法》等。

(四)法律解釋、批復等規范性文件

法律解釋是指有權機關就法律規范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為進一步明確界限，以及如何具體運用所作的解釋，包括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這里的批復主要是指司法機關就具體案件問題所作的批復。

❼ 關於《國家賠償法》的一些名詞解釋，希望大家幫忙

行政賠償的概念
行政賠償是指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由國家承擔的一種賠償責任。它具有下列特徵：
第一，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而引起。只有行政主體才享有行政權，才能實施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當然行政主體是由行政人員組成，行政行為是經行政人員作出。因此，行政主體往往具體化為有關的行政人員。沒有行政主體，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司法機關作為司法權主體，行政機關作為機關法人、行政人員作為公民等而引起的賠償，都不是行政賠償。
第二，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而引起。只有行政行為，即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執行公務的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非行政行為，如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行政機關的民事行為及行政人員的個人行為等，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第三，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違法而引起，只有違法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合法行政行為不能構成行政賠償。行政賠償僅以客觀上行政行為違法為要件，而不以行政主體主觀上是否有過錯為要件。
第四，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違法行政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而引起。首先，違法行政行為侵犯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違法行政行為只有在侵犯了相對人合法權益即屬於行政侵權行為時，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沒有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如有利於相對人的違法減免稅，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剝奪的是相對人的非法利益，也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其次，行政侵權造成了實際損害，如果違法行政行為未造成實際損害，如不舉行聽證但未影響相對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或者該行政損害不是由該行政行為造成，如由於相對人本人過錯造成，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最後，行政賠償責任由國家承擔。行政主體由國家設立，其職能屬國家職能，行政權也屬國家權力，行政主體及其行政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所實施的職務活動，是代表國家進行的，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活動，因此，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的，應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並不是由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承擔賠償責任。但正如行政主體代表國家行政職權一樣，行政主體也是國家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代表即賠償義務人。立法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范圍的法理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范圍的限定

國家賠償法制定實施已逾十數年，從制度實踐的效果來看，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在這些諸多問題中，國家賠償的范圍過窄問題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使得公民在遭受國家侵權時能夠及時、有效地獲得賠償，已經成為學界和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有很多的層面，其中一個重要但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層面就是立法賠償問題。如果說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只是賠多賠少的問題，糾纏的是具體標准和技術細節，那麼立法賠償乾脆就是不賠——不僅1994年的《國家賠償法》對立法賠償隻字未提，而且國內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對該問題也同樣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紹國家賠償法的歷史以及法國行政法時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學者構建的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過度地保持與制度體系的一致性，無法反映出國家賠償法發展的理論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賠償領域，就筆者的檢索范圍看，還沒有專門的學術論著；就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而言，以「中國期刊網全文資料庫」為基準平台，輸入「立法賠償」進行檢索，結果不超過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學研究生或法律實務部門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認可的行政法學家鮮少涉獵該領域。這反映出立法賠償在中國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中地位之卑微。筆者選擇這一論題，因而在文獻資料上就會顯得很薄弱，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鼓舞著筆者勉力探索，以將立法賠償的重要問題提出來供更多的學人研討。

為下文論證之便，在此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進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賠償是指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由制定機關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一種法定賠償類型，立法賠償分為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兩種，[②]但下文若無特別說明，立法賠償即指議會立法賠償。

二、立法賠償的法律史概況及評論

立法賠償是一種新近發展起來的國家賠償類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賠償制度的源頭，還必須將目光投向法國。法國是行政法的母國，也可以說是立法賠償制度的母國。法國通過「公共負擔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國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國家賠償法中的立法賠償制度。除了法國，德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賠償制度。日本在「麻風預防法違憲國家賠償案」[③]中也對立法賠償採取了接納的態度。下文將集中討論法德兩國立法賠償制度的特點，並對其進行簡要的評論，從中抽離出對我們國家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有意義參考點。

1、法國立法賠償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是從行政契約領域開始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發展出「國家補償責任」規則，即行政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因國家法律的變更或廢止而受到特別損害時，如果法律本身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則國家應對契約的對方當事人負補償責任。當然，由於法國行政法並未采如我國國家賠償法一樣的「違法原則」，因此在法國行政法語境中，賠償與補償並不進行嚴格的區分。

但是行政契約領域的「國家補償責任」規則的確立，還不能說作為一種國家賠償制度的立法賠償制度已經完全確立。法國立法賠償制度的一個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國為保護牛奶工業（天然奶），於1934年制定了一個禁止生產奶類製品代製品（人工奶製品）的法律，結果導致小花奶牛公司停業；該公司於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並獲得法院支持。法國最高行政法院通過該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賠償原則，正式確認國家在契約以外的行為中，即使法律沒有賠償條款，如果對相對人造成損害，國家就需要對相應的立法行為承擔責任。法院在該案中作出支持判決的一個重要法理基礎就是法國行政法上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④]關於「公共負擔平等」原則，筆者以為有必要在此作一點解釋，因為法國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據明確的法律條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賠償條款時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通過援引作為一般法律原則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支持了國家賠償責任的成立。「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是來源於《人權宣言》中的「個人公共負擔平等」思想，這是盧梭社會平等思想在共同體建構中的原則體現。「公共負擔平等」成為法國國家賠償法的重要理論，該理論要點在於：國家公務活動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盧梭稱之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務活動的利益結果，並同等分擔公務活動的費用；如果公務活動造成了個人的特定損害，實際上使得個人承受了公共負擔份額之外的額外負擔；這種額外的負擔應由全體社會成員分擔，而不能由個人完全承受，這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分擔的基本方式就是國家用納稅額進行賠償。[⑤]該理論不僅可以作為立法賠償的理論基礎，實際上也可以成為整個國家賠償法的理論基礎。

「小花牛奶公司案」確立的立法賠償原則及其司法方法得到後來的最高行政法院的的遵守。1944年的Caucheteux et Desmont一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重申了「小花牛奶公司案」的原則。1960年代最高行政法院又在其判決中兩次支持國家的立法賠償訴請。

由此，法國通過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確立了國家賠償法上的立法賠償制度。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特點，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因為法國和我國都還沒有建立事後違憲審查制度，法國行政法院獨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們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立法賠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國家賠償類型，由於立法針對對象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因此關注法國立法賠償責任構成要件比關注該制度擴大國家賠償范圍的寬泛意義更為重要。關於法國立法賠償制度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王名揚教授在其《法國行政法》一書中有過較為精當的「五點」概括：（1）議會法律的排除賠償條款不受審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審查議會法律的合憲性，議會法律明確或默示排除立法賠償的，法院不得判賠；（2）受損利益具有正當性；（3）損害具有特定性，因為普遍的立法損害不違反公共負擔原則，不予賠償；（4）國家無過錯時，損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賠償責任。[⑥]可見，「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該案例中相關的議會法律沒有排除賠償條款；受損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經營；只有該公司一家受損，故損害具有特定性；該案中國家立法存在一定過錯；該項立法並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見，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賠償問題上設置了非常嚴格的條件，上訴五個條件有一個不滿足就可能導致無法獲得賠償。可能這也是法國雖然較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但立法賠償的案例並不多。筆者以為這體現了一種司法審慎的原則，即在公共利益（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進行了復雜而微妙的平衡。同時，我們還需要主要法國自身的憲法審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國行政法院創設的立法賠償制度，如憲法審查實行的是事前、抽象的「憲政院」審查模式，法案已經通過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審查，除非議會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的穩定性並不如想像的高，因為議會可以簡單的通過「排除賠償條款」先行排除立法賠償責任，這時行政法院就無能為力了。

概括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我覺得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1）立法損害的特定性，這反映了司法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衡量上的理性取向，這一點也應該成為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的重要參考；（2）「排除賠償條款」的不可審查性，這是與法國獨特的憲法審查制度相適應的，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也需要與我國特定的憲政制度相適應；（3）「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這是行政法院在「小花奶牛公司案」中支持賠償的主要法理基礎，對該原則的深入研究與闡釋將對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4）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不以法律違憲為前提，這也是由法國獨特的憲政制度決定的。

2、德國立法賠償制度：條文的解讀與比較

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國晚，而且是通過制定法的形式確立的。聯邦德國《國家賠償法草案（1973）》第6條第1款規定：

「立法機關關於憲法法院確認其行為違法後18個月內，未有其他立法者，發生第3條（金錢賠償）之法律效果。」[⑦]

德國《國家賠償法》（1981）第5條第2款規定：

「如果義務損害為立法者的違法行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規定並自阿規定的范圍內，發生賠償責任」。

此外，在立法賠償所針對的規范對象上，法國僅限於議會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踐傾向於排除議會法律的立法賠償責任，僅針對規章違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於資料，筆者未能收集到德國法院在立法賠償方面的判例，但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來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傾向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如《草案》規定了違憲的前提和「18個月」的再立法期，《國家賠償法》（1981）規定了立法賠償的嚴格法定主義。因此，如果立法機關審慎對待，那麼立法賠償責任可能一直無法成立。因此，雖然德國通過制定法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立法賠償制度，但其多層嚴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賠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然，筆者同意結合各國自身的憲政制度對立法賠償進行限制，已確保立法的權威性、穩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為立法賠償訴訟經常干擾議會將導致立法工作受到影響。不過，立法賠償制度存在的最大意義，筆者以為不是具體給當事人多少賠償的問題，而是監督立法機關審慎立法的問題，並且申明了立法行為的有責性。

三、立法賠償為何姍姍來遲？——重溫主權理論

上述對法國與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考察告訴我們，立法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存在，各國的具體制度形式出外比較大，但無一例外的對立法賠償責任進行限制。我們知道，在絕對主義的主權觀念下，任何形式的國家賠償都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是憲法學家狄驥通過對絕對主義主權觀和國家觀的理論解構，為國家賠償制度開辟了道路。[⑨]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賠償制度的發展遠遠遲緩於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有些國家又稱「冤獄賠償」）而且被設置了多層的限制，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反思，並且要求我們在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所要注意的分寸。這必須回到傳統的主權理論。

我發現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及涉及立法賠償的論文大抵都將主權理論或觀念看作是一種過時的東西，看作是對擴大國家賠償法問題以及保護公民權利的一種障礙？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國家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表象，沒有注意到它們國內具體的爭議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審慎對待原則。其實，國外已經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國家（比如法德）對立法賠償責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議會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權威性。這種基本判斷背後不是所謂的公民權利概念，而是主權概念。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主權的概念及「立法主權」在建立國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們對於立法賠償的討論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義的。

主權理論必須追溯到法國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權理論是一種立法主權理論，他對主權的規定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他通過在理論上抽離社會中間層，建立了近代第一個基本的「主權者——臣民」的立法主權模型。這一模型後來雖然被不同時期的理論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於博丹。博丹在規定了主權的基本屬性之後對主權採取了一種經驗式的列舉方式，將主權理解為一個包容若乾重要項的權利束，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學思維。他將制定法律作為作為主權的第一項權利，奠定了整個近現代主權理論的「立法主權」性格。[⑩]後來主要的主權思想家霍布斯和盧梭都將立法權作為主權最重要的標志，特別是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國家合法性的基本論證模式，現代的憲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上。

以人民主權思想為基本制度線索，我們就會發現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即個體作為公民在建構整個政治共同體秩序時所承諾接受的守法義務。社會契約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權利，而在於權力，即個體通過共同的行為形成一個公共意志和人格，全體共同置身於該公共人格的指導之下，在享受共同體體福利的同時承擔起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則成為這種公共人格的體現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體現形式。因此，不管狄驥以什麼樣的形式解構了主權理論和觀念，都不可能是徹底的。在一個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備的政治共同體內，集體主權的需求和個體權利的需求是同時發生和互為條件的，因此盡管國家賠償法在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立法領域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我們很難想像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威性、神聖性，無法想像國傢具有何種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筆者在此引入主權理論，主要是為了提供一種觀察和思考國家賠償法特別是立法賠償問題的新的視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它將提醒我們在不斷索取公民權利的同時是否注意到並合理考慮了個體公民所承擔的社會契約義務。

還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賠償制度的建構往往與違憲審查制度相關聯。如有研究者認為「二者（立法賠償和憲法訴訟）在程序銜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日本的立法賠償常與違憲審查訴訟同時提起，立法的不法以『違憲』來確認。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比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也要求以違憲作為前提。問題是，這種「違憲型」立法賠償制度需要某種事後的、司法性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法國不具有事後審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賠償制度的范圍是不穩定的，立法「進」則司法「退」。這提示我們思考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時需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憲政制度進行設計，不可能絕對的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確實，如果以議會法律為對象，依一般的法理與邏輯，如果沒有相對獨立而成熟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立法賠償是難以成立的。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擁有獨立而發達的行政法院系統，這個系統具有豐富的判例體系和高超的司法技術，所以能夠通過小心的避繞和解釋法國的憲政制度，並通過「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逐步建立了法國特色的立法賠償制度。但法國只是特例，盡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其實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說無權審查議會法律，並且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也不以違憲性作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負擔平等」原則作為主要的法理基礎，該原則在此處已經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則，而是法國的「不成文憲法」，法院依該原則作出的立法賠償判決具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內涵。筆者認為立法賠償（以議會法律為對象）本身就是一種違憲審查，不管它與違憲審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違憲性都應該成為立法賠償的要件之一。

從立法賠償與違憲審查的關聯性來觀察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現象，我們就會理解為何法德兩國都要嚴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危險的權力，其審慎和嚴格行使是國家穩定的需要。但是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又具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是法律後果上的，違憲審查的後果主要是宣布無效、撤銷或責任修改等，而立法賠償的後果就是損害賠償——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責任，而損害賠償必然是對外的責任，而政治權力系統的運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閉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後者的前提，但後者未必是前者的結果。以筆者的理解，排除法國那種過分特殊的事前憲法審查模式，以違憲審查的一般事後模式來看，立法賠償的發展還遠遠遲緩於違憲審查。這也不奇怪，因為違憲審查注重的是法律體系內部的自洽性，雖然其可能與公民權利相關並由公民發動，但卻並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體的國家賠償責任；而立法賠償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賠償性。

四、我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於本文是對國家賠償法納入立法賠償制度的一種原理性探討，因此無意於追究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技術細節或政策建議，結合前文的考察與分析試圖提出思考中國立法賠償制度可能性的參考框架。筆者發現已經發表的、涉及立法賠償制度的學術論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張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並且認為這是擴大國家賠償法范圍、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是文明和進步的體現。這種邏輯當然沒有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但筆者需要指出兩個基本問題。

一是中國還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全國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違憲評價，因而是也不可能確立立法賠償責任的。有人也許會說，法國也不存在事後普遍的違憲審查權，我們能不能學學法國，鼓勵在行政審判中支持立法賠償？否也。法國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和豐富的行政法判例體系，能夠通過解釋諸如「公共負擔平等」這樣的一般性原則發展法律，這是法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最重要基礎，而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的司法部門獨立性不足，司法經驗與技術不足，與社會的互動也不足。盡管有研究者建議「人大的立法賠償問題由法律另行規定或在國家賠償法中單列一章」[12]但這種立法的可能性及後續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問題。因此，筆者以為在中國違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賠償問題，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規定，否則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賠償責任的。立法賠償制度在人大立法領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決於人大制度的改革進程與改革框架，以及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某種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為在筆者看來，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經揭示了立法賠償制度的一項基礎性原理：違憲性是立法賠償的前提，沒有違憲審查就沒有立法賠償。當然，這里是僅就人大立法賠償而言的。因此，在中國討論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簡單的從作為特例的法國模式出發，而應該以德日的「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的關聯性」模式為基準進行思考。

二是區分人大（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側重建立行政立法賠償制度。在目前的憲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賠償由於依賴於更為根本的制度變革而不能得到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卻可能獲得突破。行政立法賠償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密切相關。目前的情況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復議時一並進行審查，但這不是司法審查，而是行政系統的內部審查。在行政訴訟法領域，抽象行政行為，無論是較高位階的行政法規與規章，還是較低位階的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學界對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業已達成共識，並積極提議修改行政訴訟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筆者以為抽象行政行為，特別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為其體制阻力遠比人大立法賠償制度的確立要小。這一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訴訟法，將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首先做到與行政復議法的銜接，並積累立法賠償的經驗；第二步，將規章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建立規章違法的立法賠償制度；第三步，在前兩步充分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將行政法規納入司法審查的領域，建立行政法規違法/違憲的立法賠償制度。制度總是漸進發展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弱制度經驗的國家，激進改革的風險是很大的。因此，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以行政訴訟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賠償的先行為起點，是一種非常明智選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賠償部分必須主要區別於普通的刑事賠償和行政賠償，在賠償責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嚴格。因為行政立法行為雖然一般被認為是行政行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為，而是一種法律規范的創制行為，議會立法賠償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賠償一樣難以避免。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借鑒法國行政法院的操作技術，具體可參考王名揚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別是其中的損害特定性要件。

四、結語

立法賠償根本地涉及國家與公民關系的一種系統性重構，是國家賠償制度邏輯的一個必然結果。這一發展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上受到現代憲政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立法賠償與行政賠償及刑事賠償具有重要的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將可能導致國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動——這種重要差別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個別性行為——如果無差別的處理三種類型的國家賠償，那麼普遍的立法就將產生普遍的賠償，而且還可能與作為個別行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賠償發生重疊和交叉，覆蓋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法國以及通過成文法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德國，立法賠償責任所受的限制都遠遠超過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因此，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必須堅持審慎原則，尤其需要結合自身的憲政制度獨立思考。由於中國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賠償不可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可以先行，並為將來可能有限納入的人大立法賠償積累經驗。在建構中國的行政立法賠償制度時，尤其需要注意法國行政法院的司法經驗，將其成熟的司法經驗作為我國立法的可行參考。在「走向權利的時代」，在習以為常的將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簡單化的時代，我們思考立法賠償制度，尤其需要審慎的思慮和辨析，否則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司法賠償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要給予有限制的賠償。行政賠償程序是指受害人提起賠償請求，賠償義務機關履行賠償義務的步驟、方法、順序和形式等。我國將行政賠償分為兩種途徑：一種是單獨就賠償問題向行政機關以及人民法院提出；另一種是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中一並提起。

❽ 立法賠償概念

立法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范圍的法理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范圍的限定

國家賠償法制定實施已逾十數年，從制度實踐的效果來看，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在這些諸多問題中，國家賠償的范圍過窄問題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使得公民在遭受國家侵權時能夠及時、有效地獲得賠償，已經成為學界和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有很多的層面，其中一個重要但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層面就是立法賠償問題。如果說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只是賠多賠少的問題，糾纏的是具體標准和技術細節，那麼立法賠償乾脆就是不賠——不僅1994年的《國家賠償法》對立法賠償隻字未提，而且國內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對該問題也同樣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紹國家賠償法的歷史以及法國行政法時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學者構建的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過度地保持與制度體系的一致性，無法反映出國家賠償法發展的理論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賠償領域，就筆者的檢索范圍看，還沒有專門的學術論著；就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而言，以「中國期刊網全文資料庫」為基準平台，輸入「立法賠償」進行檢索，結果不超過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學研究生或法律實務部門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認可的行政法學家鮮少涉獵該領域。這反映出立法賠償在中國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中地位之卑微。筆者選擇這一論題，因而在文獻資料上就會顯得很薄弱，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鼓舞著筆者勉力探索，以將立法賠償的重要問題提出來供更多的學人研討。

為下文論證之便，在此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進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賠償是指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由制定機關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一種法定賠償類型，立法賠償分為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兩種，[②]但下文若無特別說明，立法賠償即指議會立法賠償。

二、立法賠償的法律史概況及評論

立法賠償是一種新近發展起來的國家賠償類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賠償制度的源頭，還必須將目光投向法國。法國是行政法的母國，也可以說是立法賠償制度的母國。法國通過「公共負擔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國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國家賠償法中的立法賠償制度。除了法國，德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賠償制度。日本在「麻風預防法違憲國家賠償案」[③]中也對立法賠償採取了接納的態度。下文將集中討論法德兩國立法賠償制度的特點，並對其進行簡要的評論，從中抽離出對我們國家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有意義參考點。

1、法國立法賠償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是從行政契約領域開始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發展出「國家補償責任」規則，即行政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因國家法律的變更或廢止而受到特別損害時，如果法律本身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則國家應對契約的對方當事人負補償責任。當然，由於法國行政法並未采如我國國家賠償法一樣的「違法原則」，因此在法國行政法語境中，賠償與補償並不進行嚴格的區分。

但是行政契約領域的「國家補償責任」規則的確立，還不能說作為一種國家賠償制度的立法賠償制度已經完全確立。法國立法賠償制度的一個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國為保護牛奶工業（天然奶），於1934年制定了一個禁止生產奶類製品代製品（人工奶製品）的法律，結果導致小花奶牛公司停業；該公司於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並獲得法院支持。法國最高行政法院通過該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賠償原則，正式確認國家在契約以外的行為中，即使法律沒有賠償條款，如果對相對人造成損害，國家就需要對相應的立法行為承擔責任。法院在該案中作出支持判決的一個重要法理基礎就是法國行政法上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④]關於「公共負擔平等」原則，筆者以為有必要在此作一點解釋，因為法國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據明確的法律條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賠償條款時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通過援引作為一般法律原則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支持了國家賠償責任的成立。「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是來源於《人權宣言》中的「個人公共負擔平等」思想，這是盧梭社會平等思想在共同體建構中的原則體現。「公共負擔平等」成為法國國家賠償法的重要理論，該理論要點在於：國家公務活動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盧梭稱之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務活動的利益結果，並同等分擔公務活動的費用；如果公務活動造成了個人的特定損害，實際上使得個人承受了公共負擔份額之外的額外負擔；這種額外的負擔應由全體社會成員分擔，而不能由個人完全承受，這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分擔的基本方式就是國家用納稅額進行賠償。[⑤]該理論不僅可以作為立法賠償的理論基礎，實際上也可以成為整個國家賠償法的理論基礎。

「小花牛奶公司案」確立的立法賠償原則及其司法方法得到後來的最高行政法院的的遵守。1944年的Caucheteux et Desmont一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重申了「小花牛奶公司案」的原則。1960年代最高行政法院又在其判決中兩次支持國家的立法賠償訴請。

由此，法國通過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確立了國家賠償法上的立法賠償制度。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特點，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因為法國和我國都還沒有建立事後違憲審查制度，法國行政法院獨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們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立法賠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國家賠償類型，由於立法針對對象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因此關注法國立法賠償責任構成要件比關注該制度擴大國家賠償范圍的寬泛意義更為重要。關於法國立法賠償制度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王名揚教授在其《法國行政法》一書中有過較為精當的「五點」概括：（1）議會法律的排除賠償條款不受審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審查議會法律的合憲性，議會法律明確或默示排除立法賠償的，法院不得判賠；（2）受損利益具有正當性；（3）損害具有特定性，因為普遍的立法損害不違反公共負擔原則，不予賠償；（4）國家無過錯時，損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賠償責任。[⑥]可見，「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該案例中相關的議會法律沒有排除賠償條款；受損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經營；只有該公司一家受損，故損害具有特定性；該案中國家立法存在一定過錯；該項立法並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見，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賠償問題上設置了非常嚴格的條件，上訴五個條件有一個不滿足就可能導致無法獲得賠償。可能這也是法國雖然較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但立法賠償的案例並不多。筆者以為這體現了一種司法審慎的原則，即在公共利益（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進行了復雜而微妙的平衡。同時，我們還需要主要法國自身的憲法審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國行政法院創設的立法賠償制度，如憲法審查實行的是事前、抽象的「憲政院」審查模式，法案已經通過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審查，除非議會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的穩定性並不如想像的高，因為議會可以簡單的通過「排除賠償條款」先行排除立法賠償責任，這時行政法院就無能為力了。

概括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我覺得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1）立法損害的特定性，這反映了司法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衡量上的理性取向，這一點也應該成為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的重要參考；（2）「排除賠償條款」的不可審查性，這是與法國獨特的憲法審查制度相適應的，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也需要與我國特定的憲政制度相適應；（3）「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這是行政法院在「小花奶牛公司案」中支持賠償的主要法理基礎，對該原則的深入研究與闡釋將對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4）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不以法律違憲為前提，這也是由法國獨特的憲政制度決定的。

2、德國立法賠償制度：條文的解讀與比較

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國晚，而且是通過制定法的形式確立的。聯邦德國《國家賠償法草案（1973）》第6條第1款規定：

「立法機關關於憲法法院確認其行為違法後18個月內，未有其他立法者，發生第3條（金錢賠償）之法律效果。」[⑦]

德國《國家賠償法》（1981）第5條第2款規定：

「如果義務損害為立法者的違法行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規定並自阿規定的范圍內，發生賠償責任」。

此外，在立法賠償所針對的規范對象上，法國僅限於議會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踐傾向於排除議會法律的立法賠償責任，僅針對規章違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於資料，筆者未能收集到德國法院在立法賠償方面的判例，但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來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傾向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如《草案》規定了違憲的前提和「18個月」的再立法期，《國家賠償法》（1981）規定了立法賠償的嚴格法定主義。因此，如果立法機關審慎對待，那麼立法賠償責任可能一直無法成立。因此，雖然德國通過制定法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立法賠償制度，但其多層嚴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賠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然，筆者同意結合各國自身的憲政制度對立法賠償進行限制，已確保立法的權威性、穩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為立法賠償訴訟經常干擾議會將導致立法工作受到影響。不過，立法賠償制度存在的最大意義，筆者以為不是具體給當事人多少賠償的問題，而是監督立法機關審慎立法的問題，並且申明了立法行為的有責性。

三、立法賠償為何姍姍來遲？——重溫主權理論

上述對法國與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考察告訴我們，立法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存在，各國的具體制度形式出外比較大，但無一例外的對立法賠償責任進行限制。我們知道，在絕對主義的主權觀念下，任何形式的國家賠償都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是憲法學家狄驥通過對絕對主義主權觀和國家觀的理論解構，為國家賠償制度開辟了道路。[⑨]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賠償制度的發展遠遠遲緩於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有些國家又稱「冤獄賠償」）而且被設置了多層的限制，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反思，並且要求我們在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所要注意的分寸。這必須回到傳統的主權理論。

我發現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及涉及立法賠償的論文大抵都將主權理論或觀念看作是一種過時的東西，看作是對擴大國家賠償法問題以及保護公民權利的一種障礙？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國家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表象，沒有注意到它們國內具體的爭議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審慎對待原則。其實，國外已經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國家（比如法德）對立法賠償責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議會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權威性。這種基本判斷背後不是所謂的公民權利概念，而是主權概念。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主權的概念及「立法主權」在建立國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們對於立法賠償的討論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義的。

主權理論必須追溯到法國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權理論是一種立法主權理論，他對主權的規定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他通過在理論上抽離社會中間層，建立了近代第一個基本的「主權者——臣民」的立法主權模型。這一模型後來雖然被不同時期的理論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於博丹。博丹在規定了主權的基本屬性之後對主權採取了一種經驗式的列舉方式，將主權理解為一個包容若乾重要項的權利束，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學思維。他將制定法律作為作為主權的第一項權利，奠定了整個近現代主權理論的「立法主權」性格。[⑩]後來主要的主權思想家霍布斯和盧梭都將立法權作為主權最重要的標志，特別是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國家合法性的基本論證模式，現代的憲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上。

以人民主權思想為基本制度線索，我們就會發現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即個體作為公民在建構整個政治共同體秩序時所承諾接受的守法義務。社會契約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權利，而在於權力，即個體通過共同的行為形成一個公共意志和人格，全體共同置身於該公共人格的指導之下，在享受共同體體福利的同時承擔起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則成為這種公共人格的體現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體現形式。因此，不管狄驥以什麼樣的形式解構了主權理論和觀念，都不可能是徹底的。在一個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備的政治共同體內，集體主權的需求和個體權利的需求是同時發生和互為條件的，因此盡管國家賠償法在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立法領域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我們很難想像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威性、神聖性，無法想像國傢具有何種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筆者在此引入主權理論，主要是為了提供一種觀察和思考國家賠償法特別是立法賠償問題的新的視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它將提醒我們在不斷索取公民權利的同時是否注意到並合理考慮了個體公民所承擔的社會契約義務。

還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賠償制度的建構往往與違憲審查制度相關聯。如有研究者認為「二者（立法賠償和憲法訴訟）在程序銜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日本的立法賠償常與違憲審查訴訟同時提起，立法的不法以『違憲』來確認。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比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也要求以違憲作為前提。問題是，這種「違憲型」立法賠償制度需要某種事後的、司法性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法國不具有事後審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賠償制度的范圍是不穩定的，立法「進」則司法「退」。這提示我們思考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時需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憲政制度進行設計，不可能絕對的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確實，如果以議會法律為對象，依一般的法理與邏輯，如果沒有相對獨立而成熟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立法賠償是難以成立的。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擁有獨立而發達的行政法院系統，這個系統具有豐富的判例體系和高超的司法技術，所以能夠通過小心的避繞和解釋法國的憲政制度，並通過「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逐步建立了法國特色的立法賠償制度。但法國只是特例，盡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其實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說無權審查議會法律，並且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也不以違憲性作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負擔平等」原則作為主要的法理基礎，該原則在此處已經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則，而是法國的「不成文憲法」，法院依該原則作出的立法賠償判決具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內涵。筆者認為立法賠償（以議會法律為對象）本身就是一種違憲審查，不管它與違憲審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違憲性都應該成為立法賠償的要件之一。

從立法賠償與違憲審查的關聯性來觀察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現象，我們就會理解為何法德兩國都要嚴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危險的權力，其審慎和嚴格行使是國家穩定的需要。但是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又具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是法律後果上的，違憲審查的後果主要是宣布無效、撤銷或責任修改等，而立法賠償的後果就是損害賠償——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責任，而損害賠償必然是對外的責任，而政治權力系統的運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閉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後者的前提，但後者未必是前者的結果。以筆者的理解，排除法國那種過分特殊的事前憲法審查模式，以違憲審查的一般事後模式來看，立法賠償的發展還遠遠遲緩於違憲審查。這也不奇怪，因為違憲審查注重的是法律體系內部的自洽性，雖然其可能與公民權利相關並由公民發動，但卻並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體的國家賠償責任；而立法賠償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賠償性。

四、我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於本文是對國家賠償法納入立法賠償制度的一種原理性探討，因此無意於追究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技術細節或政策建議，結合前文的考察與分析試圖提出思考中國立法賠償制度可能性的參考框架。筆者發現已經發表的、涉及立法賠償制度的學術論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張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並且認為這是擴大國家賠償法范圍、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是文明和進步的體現。這種邏輯當然沒有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但筆者需要指出兩個基本問題。

一是中國還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全國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違憲評價，因而是也不可能確立立法賠償責任的。有人也許會說，法國也不存在事後普遍的違憲審查權，我們能不能學學法國，鼓勵在行政審判中支持立法賠償？否也。法國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和豐富的行政法判例體系，能夠通過解釋諸如「公共負擔平等」這樣的一般性原則發展法律，這是法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最重要基礎，而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的司法部門獨立性不足，司法經驗與技術不足，與社會的互動也不足。盡管有研究者建議「人大的立法賠償問題由法律另行規定或在國家賠償法中單列一章」[12]但這種立法的可能性及後續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問題。因此，筆者以為在中國違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賠償問題，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規定，否則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賠償責任的。立法賠償制度在人大立法領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決於人大制度的改革進程與改革框架，以及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某種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為在筆者看來，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經揭示了立法賠償制度的一項基礎性原理：違憲性是立法賠償的前提，沒有違憲審查就沒有立法賠償。當然，這里是僅就人大立法賠償而言的。因此，在中國討論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簡單的從作為特例的法國模式出發，而應該以德日的「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的關聯性」模式為基準進行思考。

二是區分人大（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側重建立行政立法賠償制度。在目前的憲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賠償由於依賴於更為根本的制度變革而不能得到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卻可能獲得突破。行政立法賠償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密切相關。目前的情況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復議時一並進行審查，但這不是司法審查，而是行政系統的內部審查。在行政訴訟法領域，抽象行政行為，無論是較高位階的行政法規與規章，還是較低位階的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學界對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業已達成共識，並積極提議修改行政訴訟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筆者以為抽象行政行為，特別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為其體制阻力遠比人大立法賠償制度的確立要小。這一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訴訟法，將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首先做到與行政復議法的銜接，並積累立法賠償的經驗；第二步，將規章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建立規章違法的立法賠償制度；第三步，在前兩步充分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將行政法規納入司法審查的領域，建立行政法規違法/違憲的立法賠償制度。制度總是漸進發展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弱制度經驗的國家，激進改革的風險是很大的。因此，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以行政訴訟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賠償的先行為起點，是一種非常明智選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賠償部分必須主要區別於普通的刑事賠償和行政賠償，在賠償責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嚴格。因為行政立法行為雖然一般被認為是行政行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為，而是一種法律規范的創制行為，議會立法賠償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賠償一樣難以避免。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借鑒法國行政法院的操作技術，具體可參考王名揚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別是其中的損害特定性要件。

四、結語

立法賠償根本地涉及國家與公民關系的一種系統性重構，是國家賠償制度邏輯的一個必然結果。這一發展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上受到現代憲政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立法賠償與行政賠償及刑事賠償具有重要的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將可能導致國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動——這種重要差別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個別性行為——如果無差別的處理三種類型的國家賠償，那麼普遍的立法就將產生普遍的賠償，而且還可能與作為個別行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賠償發生重疊和交叉，覆蓋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法國以及通過成文法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德國，立法賠償責任所受的限制都遠遠超過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因此，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必須堅持審慎原則，尤其需要結合自身的憲政制度獨立思考。由於中國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賠償不可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可以先行，並為將來可能有限納入的人大立法賠償積累經驗。在建構中國的行政立法賠償制度時，尤其需要注意法國行政法院的司法經驗，將其成熟的司法經驗作為我國立法的可行參考。在「走向權利的時代」，在習以為常的將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簡單化的時代，我們思考立法賠償制度，尤其需要審慎的思慮和辨析，否則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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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社會法治國階段，行政法出現了哪些新發展

中國行政法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分別服務於法律規則國家、法律國家和法治國家三個不同歷史時期。
一、法律規則國家時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1978年，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刻意識到政治官員、行政官員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隨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人治」與「法治」的大討論。十年浩劫給人們留下的巨大創傷使這次討論在痛定思痛、以史為鑒的認識下深入進行。最終，「法治」戰勝了「人治」。中國從此堅定不移地走上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之路。
這一時期，我國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組織法律、法規，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82年10月10日的《國務院組織法》等。在行政活動領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作用顯著。
從黨的政策到國家法律，行政活動依據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這一時期的行政法律規范，由於主要規定行政相對人的義務而鮮有提及行政機關的職責，而往往被看作是實現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會事務、管理行政相對人。
與文革期間的法律虛無主義相比，「以法行政」無疑代表著一種進步。因為，運用法律治理社會暗含著對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機關同公民一樣遵守法律的呼聲日漸強大的社會背景下，僅具有這樣的行政法認知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訴訟法》揭開了中國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踐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國家目標下的控權法（1989-2000）
受中國傳統「中庸」思想的啟發，一部分行政法學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論」，認為行政法不應當只是行政機關的特權法，而應當同時是行政機關的義務法。雖然單方規則制定權、命令權和行政決定效力先定等特權，使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管理階段處於優越的地位，但這種不平等應當通過多種事後監督機制和若干程序規則來加以修正與平衡。這一時期，中國建立起多種針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機制。它們各有所長，互不排斥。
1．行政訴訟。
1989年4月4日頒布的《行政訴訟法》被公認為中國行政法治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它標志著中國正式接受法治行政理念與原則。按照這一法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為了平衡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的優勢地位，該法律還特別設計了若干有利於行政相對人訴訟的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之訴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即，由作出受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提出證據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將承擔敗訴的風險。
2．行政監察。
為了加強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中國重新採用古代的監察御史制度。1997年5月9日的《行政監察法》確立了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機制，以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據這部法律的規定，全國的監察工作由曾經在1959年被取消、1986年恢復的監察部主管。
3．行政復議。
依據1990年12月24日的《行政復議條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原行政機關或上一級行政機關請求復查該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這部《條例》後來為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復議法》所取代。從此，行政相對人不僅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質疑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還可以請求復議機關一並審查作為受爭議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4．國家賠償。
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憲法享有的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1994年5月12日的《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確立有別於民事賠償的國家賠償制度是中國邁向法治國家的重要一步，它明確肯定了行政機關應當為其侵權行為造成的不利後果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這部法律逐步暴露出歸責原則過於單一、賠償范圍過於狹窄、刑事賠償程序有失公正、賠償標准過低等不足。目前，全國人大正在積極修訂該法律。
5．非訴行政程序。
在學者有關「程序正義」、「正當程序」的研究推動下，中國立法機關一改「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確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強行政相對人權益保護的程序規范。1996年3月17日的《行政處罰法》和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均肯定了行政相對人知曉行政決定事實、依據及理由、進行陳述與申辯的權利，要求聽證的權利和被告知權利救濟途徑等程序性權利。《行政處罰法》更是明確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三、依法治國藍圖下的平衡行政法（2000-2008）
1999年3月15日，中國在憲法中庄嚴宣告「中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此，中國進入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時代。如果說「法律國家」首先意味著行政機關要遵守法律且法律至上，「法治國家」則要求行政機關不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服從憲法規范及其所確立的價值體系，努力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政府。
1．行政法推進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建設。
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不應當只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它同時承擔著為公共決策、行政行為劃定邊界、為行政相對人確認權利的功能。換言之，行政法應當兼有保障行政權與控制行政權的雙重功能，並盡可能地在公權力與私權利間實現平衡。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重集體、輕個人」、強調社會成員義務的國度。「權利」概念只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在中國出現。盡管許多學者、仁人志士為權利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做出努力，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內中國人依然不能很好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也不知道該怎樣在法官等有關機關面前主張和實現自己的權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成員「經濟主體」地位被逐步確立。這對其形成權利觀念和開展維權行動奠定了基礎。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人們開始運用多種手段進行自我權益維護。在《行政訴訟法》的激勵和保障下，在過去的20年間，行政訴訟案件數量逐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顯示：1989年至2008年間，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行政案件1 405 085件，審結1 401 532件，結案率為99.7%，案件類型多樣，涉及經濟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制、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勞動和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確權、土地徵收、土地違法制裁、環境保護及計劃生育等眾多領域。應當承認，由於受到傳統「厭訴」思想的影響，行政訴訟並不是社會成員實現權益救濟的首選途徑，但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後，中國在行政領域逐步採取措施，廢除了一些無視公民基本權利、自由的制度，代之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人性化措施。2003年的「孫志剛案」 直接導致實施了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充分體現對社會弱勢群體關懷的收容救助辦法。從收容遣送到收容救助，不僅僅是行政機關工作方式的轉變，它同時意味著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對象」，而是與行政機關平起平坐的「主體」，他們享有作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特別是在遭遇困難時有從國家獲得幫助的權利。
在羈束行政情況下，行政機關手中的權力同時構成其行為的義務。當行政機關怠於履行法定職責並給相對人造成損害時，行政機關應當予以賠償。這是最高法院為2000年的「李茂潤案」所作司法批復給出的結論。在該批復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由於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的，應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
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部《綱要》揭示出新形勢下行政權與公民權的源流關系：行政權不再被看作是可供行政機關自主支配的特權，它來源於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行政機關必需在尊重公民權利的前提下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行使行政權，否則將承擔行為被撤銷、賠償損失等不利法律後果。
2．行政法推進誠信政府建設。
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向普通民眾一樣注重自身的名節與信譽。政府要以誠信的方法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得制定具有溯及力的規范性文件，不得隨意撤回或變更既已做出的行政行為，在撤銷或變更行政行為給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失時，應當予以賠償。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首次在中國實定法上肯定了國際通行的信賴保護原則。不僅要求行政機關以坦誠、富有誠意的方式及時處理申請人提出的許可申請，而且規定在非因被許可人過錯而違法從而導致許可被撤銷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應當賠償由此給被許可人造成的損失。
3．行政法推進透明政府建設。
建設法治國家必須同時推進民主。近些年，中國在完善代議制民主的同時，採取措施發展參與式民主。然而，無論哪種民主的發展都離不開公民知悉權的實現。為此，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僅劃定了政府依職權公開信息的范圍，還明確了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程序規則。按照該條例的規定，所有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信息。另外，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還應當根據各自職責許可權有重點地公開政府法制、統計、財政、決策及日常活動信息。屬於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應當自該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除了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還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國務院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有關機關應當在收到申請之日起的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
1978年至2008年，從向世界敞開國門，到在憲法層面確立建設尊重人權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期。這些法律、法規的出台雖然一時無法與西方法治發達國家完備的法律體系相媲美，但仍為目前中國的國家治理、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然而，法治國家的建設不能滿足於金字塔型法律規則體系的構建，而更應當關注憲法權利的真正落實。如今，世界各國普遍宣布接受法治原則，承諾建設法治國家，以至於「建設法治國家」成為一種時尚「標簽」或「符號」。為了有別於他國，我國應當落實這一治國方略和憲法原則。這其中，以尋求行政權與公民權間合理平衡點為目標的行政法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國始於依法治政。我們深信，建成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將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推動。

❿ 有關國家賠償法 的文獻，本人高分懸賞

1、《國家賠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主編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補償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論行政補償制度》 作者: 夏軍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國家補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著 出版日期: 2008
5、《國家賠償常用法律法規手冊》作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6、《國家賠償實用核心法規（第二版）》作者: 《實用核心法規系列》編寫組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7、《國家賠償案件訴訟策略與實例點評》 作者: 胡肖華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8、《國家賠償指導》 作者: 江必新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9、《法律幫助一點通：國家賠償》 作者: 趙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10、《向國家索賠》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11、《立案指南 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執行卷》作者: 羅書平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P.S: 其實03年之前還有一些《國家賠償法》方面的教程，鑒於你要04年以後出版，就不再羅列了，我國的國家賠償法1995年就開始實施了，其實在基礎方面作為文獻參考也不用過於拘泥於出版時間，關於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個人意見僅供參考）。祝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