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案件中的行政法問題

㈠ 何海波的學術成果

1.《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載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3卷，2000年；
2.《行政訴訟撤訴考》，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2期；
3.《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一頁司法權的實踐史（1990－2000）》，載《北大法律評論》第4卷第2輯，2002年；
4.《法的合法性：中國的經驗和問題》，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第2輯，2002年；
5.《舉證責任分配：一個價值衡量的方法》，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
6.《形式法治批判》，載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6卷，2003年；
7.《我國行政法的淵源：反思與重述》（與應松年合作），載浙江大學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編《公法研究》第2輯，2003年；
8.《通過村民自治的國家治理》；
9.《依據村規民約的處罰：以明堂村近25年情況為個案》，載沈巋編《誰還在行使權力？――准政府組織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10.《The Legitimat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杜倫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4年；
11.《沒有憲法的違憲審查：英國故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12.《「越權無效」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嗎？——英國學界一場未息的爭論》，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4期；
13.《英國行政法上的聽證》，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4期；
14.《行政法學的新面相：2005-06年行政法學研究述評》（與應松年合作），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
15.《具體行政行為的解釋》，載《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4期；
16.《中國行政法學的外國法淵源》，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17.《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範式的變遷》，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
18.《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力》，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
19.《司法判決中的正當程序原則》，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1期；
20.《正當程序原則的正當性：一場模擬法庭辯論》，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5期；
21.《何以合法？對「二奶繼承案」的追問》，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3期；
22.《行政行為的合法要件：兼議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根據的重構》，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
23.《地方建設行政機構的設置和職能》，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24.《多數主義的法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性質》，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6期；
25.《中國行政法學若干關鍵詞的英文翻譯》，載《行政法學研究》2011年第3期；
26.《公民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藐視》，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6期；
27. 「The Dawn of the Due Process Principle in China,」 22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57 (2008)；
28. 「Litigations without a Ruling: The Predica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3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257 (2011)；
29. 1.參與應松年、袁曙宏主編的《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撰寫第六章「制度變遷中的行政執法」；
2.參與應松年主編的《中國行政訴訟法教程》（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1年第2版，2003年第3版），撰寫第二章「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和第五章「行政訴訟證據」；
3.參與應松年主編的《當代中國行政法》（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撰寫第二章「行政法的淵源」；
4.《法治的腳步聲：中國行政法大事記1978-2004》（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
5.《司法審查的合法性基礎：英國話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
6.《實質法治：尋求行政判決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
7.《行政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 在《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中國改革》等報刊上發表《判決書上網》、《「我們有權知道」》、《為正當程序原則辯護》、《變革時代的法治保守主義》、《為專家評審設計程序》等隨筆十數篇。

㈡ <<秋菊打官司>>中關於行政法的幾個問題．

1屬於行政處罰性質；因為村長打人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公安局有權對這種糾紛進行行版政處權理，但這種行政處罰行為不是終局性的，所以秋菊可以對這種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訴訟。
2有法律拘束力，但不可以由村長帶交，要有公安局送達。
3不是的 可以口頭向公安機關報案 甚至起訴都可以口頭
4可以，可以進行行政復議，行政處罰法有規定對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復議或起訴
5合適 性質復議是到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但可以通過原行政機關提出。
6對，對復議不服，可尋求司法救濟。
7有權，委託合法
8這里其實是出現了新的證據，法院可以發回重審 也可撤消原判 作出新判決
9此時村長是犯罪嫌疑人 當然可以拘捕

㈢ 秋菊打官司中的行政法問題 在線等

1. 他們兩人之間的糾來紛屬於民事糾紛。源

2. 鄉鎮的司法助理員和村調解委員會就是從事民事糾紛調解的。如果調解成功，並且雙方當事人都在調節書上簽字生效後，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行起訴。但可以換其他理由和事實。

3. 如果調解不成，那麼可以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糾紛。

   希望以上回答能幫到你。

4. 秋菊可以在取得他丈夫的委託之後，具備原告資格。

㈣ 一個行政法的問題

市委組織部之類的機構本來就屬於黨的機構，不是行政機構，所以沒有什麼行政職位的問題，只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所以這些機構工作的人員因為也是有編制的並且由財政支付工資，所以也是中國的公務員。

㈤ 這個行政法案例分析應該怎麼回答

1、被授權組織中的事業單位
3、行政案件
胡錦光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第79頁的練習案例，你自己看吧

㈥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司法適用案例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田永案
在田永案的判決中有這樣一段話,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根據學者對田永案的考證,沒有證據顯示法官們在判決時具有運用正當程序原則的明晰意圖,是一種樸素的程序正義的觀念形成了法官判案時的信念.而探究法官之所以敢於提出程序要求的背後還會發現,由於他們所處的處境比較有利,受外界壓力不是很大,因而比較超然,再加上這條理由不是本案判決的決定性理由使得它所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從而在判決書中保留下來.完全可以說,本案判決對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是一個附帶寫下的理由,並沒有引起關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對這起案例的刊登卻改變了它的命運,公報在公布判決書內容時作了兩處修改,一是原告,被告的稱呼分別被改成被處理者,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反映了最高法院試圖將個案適用的原則發展成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要求;二是公報在重申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應當遵守的程序原則時,明確了違反該原則的法律後果——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即單單憑這一程序上的理由就足以撤銷被告的退學處理決定.這就使得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變得更清晰,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強調更凸出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應合了學界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呼籲,彌補了中國行政立法上的缺陷,它所昭示的關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精神以及大膽運用法律原則的勇氣,將遠遠超越個案的意義,值得肯定和效仿。

㈦ 田永案中所體現的行政法原則有哪些

一、合法行政原則
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則，其他原則可以理解為這一原則的延伸。實行合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活動區別於民事活動的主要標志。
二、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的主要含義是行政決定應當具有理性，屬於實質行政法治的范疇，尤其適用於裁量性行政活動。最低限度的理性，是指行政決定應當具有一個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達到的合理與適當，並且能夠符合科學公理和社會公德。
三、程序正當原則
程序正當是當代行政法的主要原則之一。
四、高效便民原則
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行政效率原則。基本內容有二：首先是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禁止不作為或者不完全作為;其次是遵守法定時限，禁止超越法定時限或者不合理延遲。延遲是行政不公和行政侵權的表現。第二是便利當事人原則。在行政活動中增加當事人程序負擔，是法律禁止的行政侵權行為。
五、誠實守信原則
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行政信息真實原則。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無論是向普通公眾公布的信息，還是向特定人或者組織提供的信息，行政機關都應當對其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第二是保護公民信賴利益原則。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因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變更行政決定的，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並對行政管理相對人因此而受到的財產損失依法予以補償。

㈧ 行政法問題：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理論分析案

本案涉及信賴保護原則。
1.行政行為已經做出即具有公定力與確定力，未依法定職權、經法定程序，按照法定條件，不得任意變更。
2.原本合法的行政行為，因保護公共利益或者國家利益而必須變更時，應對信賴該行政行為有效性的行政相對人所遭受的損失予以補償
3.違法行政行為若違法情形在行政主體一方，則由其撤銷或者變更行政行為並給予相對方以賠償；若違法情形雙方都存在，則根據過錯程度分配損害承擔。
本案中，規劃局做出行政規劃，表示不會並且今後也不會在百望小區興建諸如中轉站之類的建築，而公民因為信賴規劃局的這一意思表示購買了百望小區的房產，但一年後，規劃局即變更了原來的規劃，使得居民的信賴利益受到損害，規劃局的這一變更若是違逆公益計，那麼應當給予居民補償，若是任意而不合理的，則居民可以請求撤銷。

㈨ 如何看待判例在我國行政法源中的地位

中國是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判例不是法的淵源，但是行政法中的判例對行政法有推動作用。行政法判例可以體現一定的行政法趨勢，推動立法的發展。例如田永案，就推動了正當程序的發展。

㈩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

[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