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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有行政法官嗎

發布時間: 2021-02-14 12:34:45

①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歸屬有怎樣的規定

臨時約法的規定體現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即參議院行使立法權,總統及國務院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

② 民國時法官職務系列

民國司法官分為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四種:大理院院長為「特任」。「簡任專」包括大理院庭長屬、推事,高等審判廳和地方審判廳廳長;總檢察廳檢察長、首席檢察官、檢察官,高等檢察廳和地方檢察廳檢察長。「薦任」包括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的廳長、庭長、推事;高等檢察廳、地方檢察廳和初級檢察廳的檢察長、首席檢察官、檢察官。此外,在法院和檢察院從事錄供、文牘、編案、會計等事務工作的書記官有「薦任」和「委任」兩種,書記員多為「委任」;但少數優秀書記員也可升至「薦任」。

③ 民國時期第一部行政法是誰起草的

1.史尚寬先生是民國時來期的著名的法學家源,不僅從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擔任了民國時期的"立法委員"、"考選部部長"等職務,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④ 民國中央政府職位,求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職位,像大總統,委員長之類的,從高到低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層級架構如下:

總統
行政院
各級中央行政機關
立法院
司法院
各級法院(軍事法院除外)、公懲會
考試院
考選部、銓敘部、退恤會、保訓會
監察院
審計部
總統府總統、副總統任期4年。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宣布戒嚴、任免文武官員、授與榮典、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以及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副總統則為備位元首,法律上無任何實權。

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設總統府,置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2人,另有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對國家大計及戰略、國防等事項,向總統提供意見,並備咨詢。

行政院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置院長1人,俗稱閣揆,由總統任命;副院長1人,俗稱副閣揆。兼任部會首長之政務委員10人,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7人,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共同組成行政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議決重大施政方針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預算、戒嚴、大赦、宣戰、媾和、條約等案。

行政院之地位,等同於其他民主制國家之內閣,行政院院長即等同於總理。其管轄的中央政府機構,共有8部、3會、2局、1處、3署、18委員會與中央銀行、國立博物院,構成中央行政機關的主體。

立法院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直接選舉之立法委員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原本應該僅有聽取民眾意見:促成新法、修改舊法、增修刪除、更改法律規章條文。
立法院置院長、副院長各1人,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為113人,任期4年。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並可以決議或覆議變更行政院重要政策。

司法院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解釋權、審判權、懲戒權、司法行政權。
司法院置大法官15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大法官以臨時任務會議方式 行使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並組成憲政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憲法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並為終身職。

司法院下轄全國各高等法院、專業法院(軍事法院除外)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各高等法院再依其轄區管轄若乾地方法院。

考試院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乃專精於政府人事、人力資源管理之整合機構。置院長、副院長各1人,考試委員19人,均為特任,任期為6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考試院之職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為:考試選取公務人員、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恤、退休、任免、考績、級俸、升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下轄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置監察委員29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任期6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監察院設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3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監察院為行使審計權,設審計部。

⑤ 中華民國法制的特點

1、從法律內容上看,國民政府法律制度是繼受法與固有法的混合。

2、從立法層次上看,普通法版與特權別法並存,而且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數量亦多於普通法。

3、從立法與司法層面看,也表現了明顯的雙重性。

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頻繁,法律法規數量繁多,體系龐雜。從客觀上看,其法律制度的雙重性特徵極為明顯。

(5)民國時期有行政法官嗎擴展閱讀:

五權憲法,由孫中山創立的憲法理論,基於三民主義理論,被中國國民黨採納,列入中國國民黨黨綱,後來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理論。

孫中山在十九世紀就有這種醞釀,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見於文字。和其他三權分立的憲法不同, 在於其政府的三個分支之外(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設有獨立的考試權及監察權。

中華民國法律分為憲法、法律和命令三個層級,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所有規范皆不可違背在其上位階的規定。

另外,地方政府可在其自治范圍或依中央法律、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分為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二種。前者需地方議會通過,後者僅需地方政府發布即可。

⑥ 民國時期司法審判制度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民國時期分為北洋政府時期和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其司法制度有兩個特點,一是普通審
判機關採用四級三審制;二是行政訴訟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依照《中華民國暫行
法院編製法》,民事與刑事審判機關分為四級,採用「三審制」:初級審判廳,為
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一審機關;地方審判廳,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審機關
和特別案件的第一審機關;高等審判廳,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三審(終審)機關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組織法中,國民政府司法院是國民政府的最高審判機關。當司法行
政部隸屬於司法院時,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
司法院設正副院長各1人。在國民政府組織法中, 其產生方法與其他四院正副
院長相同。司法院下屬的主要機關有最高法院、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最高法院是全國終審機關。南京國民政府於1932年公布的《法院組織法》中改
變了原來的四級三審制,仿法國為三級三審制,規定從1935年7月1日起實行。三級
三審制即指法院的設立,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3個層次, 分別執行初
審、再審、終審職權。國民黨盡管多年標榜司法獨立,但在很長時期內仍繼續著中
國古代「縣太爺審案」的狀況,由縣長兼為法官。
在未設地方法院的縣,以縣長兼理司法,另設置承審員協助縣長審理案件。這
一制度的弊端連國民黨當局亦已發現,因而決定設立縣司法處,審判官獨立行使審
判權,檢察事務由縣長兼理。此決定於1936年公布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實行,
仍以承審員制度維持,直到1946年,全國才基本結束承審員制度,實行半獨立的司
法處制度,而地方法院未曾普遍設立。
行政法院掌理全國行政訴訟審判事務。

和特別案件的第二審機關;大理院,屬於大理院特別許可權的案件之初審亦即終審機
關,也是不服高等審判廳判決的案件之第三審(終審)機關

⑦ 民國時期法院屬於國民政府組成部分么

當然屬於是民國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⑧ 民國時期有鎮一級的行政機構嗎

有的,我祖上的地契上就有某某鎮

⑨ 民國時候法官為什麼叫庭上

沒有什麼為什麼,只是稱呼習慣而己

⑩ 行政法院(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國民黨一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定都南京,開始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近代中國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

從行政訴訟制度方面來說,1928年10月頒布的《司法院組織法》第1條規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審判署、行政審判署及官吏懲戒委員會組成;按其第6條規定,行政審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將《司法院組織法》加以修改,經國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將組織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審判署」改為「最高法院」,「行政審判署」改為「行政法院」,其餘均照原案 [45]。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的體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22條規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但關於行政法院的內容並無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組織法》與《行政訴訟法》,這兩個立法構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基本依據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訴訟費條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處務規程》。

《行政法院組織法》共12條,下不設章。新《行政訴訟法》共27條,也不設章。這兩個法律所規定的行政法院的組織及訴訟程序,有延續原來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變化的內容。

與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組織方面言,主要體現在:行政法院置院長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行政法院組織法第2條);行政法院分設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條);行政法院之審判,以評事五人之合議行之(同法第5條)。此外,關於評事的任職資格、評事包括司法官與行政官吏兩部分等也與以前的規定相同(同法第4、6條)。就訴訟許可權與程序言,與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采概括主義(新行政訴訟法第1條);對於行政法院判決,不得上訴或抗告(同法第3條);得命令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同法第16、17條);行政訴訟一般無停止原處分或原決定執行的效力(同法第9條)。此外,行政訴訟訴狀及其他一些程序也與過去的相似。

與原來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變化。行政裁判機關的名稱由原來的平政院改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屬於司法院;行政法院無肅政廳的設置,因而也無由肅政史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無就地審判制度;無訴訟當事人不得撤回訴訟的規定;民事訴訟為行政訴訟的先決問題時,沒有規定等到民事訴訟確定後而再行審理行政訴訟;完全採取訴願前置原則;規定評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採取書面審理主義,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的申請,得為言辭辯論;得提起再審之訴,等等。

從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盡管國民政府的關於行政法院的立法與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從體制上說,按照歷史的慣性,採用的仍然是大陸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說仍與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腳的。現對其中有些規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關於行政法院的屬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隸屬於大總統,是行政機關,而行政法院則屬於司法院,這是行政裁判機構在民國初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機構從行政組織系統中分離出來,在司法院裡面設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這與英美法系的體制及與大陸法系的法國、日本等均有差異,而與德國、奧地利的較為相似。對照原來平政院的性質,這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種新創的制度。民國初期有許多學者主張行政裁判要從司法機關獨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闡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及損害司法獨立兩個方面。而現在司法院中另設行政法院,學者一般認為不會發生上述兩個弊端。這是因為一方面,設立行政法院當然可以任用富於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處理一切審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職權也不算侵害行政獨立,因為這是司法機關對於一切法律上訟爭事項加以裁判,絕非干涉行政機關的事務,也不違反裁判的實質上的意義,而只是事務上有牽連的關系,權力卻依舊是分立的 [46]。

與行政法院的屬性發生變化緊密相關的是,評事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一定的變化。民國初期,平政院直接隸屬於大總統,行政訴訟的作用,實質上不過是行政監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機關的性質,故規定曾任薦任職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評事資格,每庭評事五人中只須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兩人,大部分評事均以行政官員充任。而現在的行政法院為法院之一種,隸屬於司法院,行政訴訟成為人民權益受侵害時之法律救濟途徑,體現了行政訴訟司法化的立法傾向,這比較符合現代法治國家行政訴訟發展的趨勢。

行政裁判機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內部組成人員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相應的變化。行政法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評事之保障,准用關於推事保障之規定。除此之外,其他的變化不大。規定任職評事的資格之一仍是曾任國民政府統治下簡任職公務員2年以上(第6條),每庭的評事只要兩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數評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條)。關於評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簡單的一條規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適用」,這與原來平政院時期的法律對平政院評事的保障的不厭其詳的規定相比,可以說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為全國唯一的行政審判機關,又為直屬於司法院的機關,其評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當,上述關於資格、保障的規定,不免失之妥當。因此在嚴格規定評事資格條件的同時,應加強對評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關於概括主義與損害賠償。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訴訟的事項也沿用舊制採用概括主義,這與奧地利的體制相同。採用概括主義可以適應社會變遷,便於保障人民權利,避免列舉主義可能產生的掛一漏萬。而相對於舊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而行政法院,則依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得附帶審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在立法上說,較以前的規定有進步。這也體現了對國外學說和法例的借鑒。

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問題,是指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違法損害人民權利的行為,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從學說上看,在20世紀之前,基於國家主權絕對及過失責任的原則,基本否定國家的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即使在執行職務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他人的權利,仍是公務員個人的行為,而非國家的行為。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學說上逐漸出現折中主義,也就是說,國家應否負賠償責任,應視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職務的性質及國家所處的法律地位而定。國家的行政作用分為權力作用和非權力作用,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屬於國家權力的職務,即是公法上行為,這不能適用民法上損害賠償的規定,而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實行的是屬於非權力作用的行為,而損害人民權利的,則應適用民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當時大多數學者持此學說的基點是,把國家的非權力作用所發生的損害賠償問題也列為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國家賠償責任大多持肯定的態度,也即承認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的侵權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7]

從立法例上看,最早確立國家賠償責任的主要國家是德國 [48]。早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論上對此就有過探索。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對賠償責任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公務員合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的第31條的規定,由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擔與私法人同樣的賠償責任,而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人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第839條的規定,由公務員個人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了以公務員個人賠償為基礎的侵權責任賠償原則。

1910年德意志帝國頒布的《帝國責任法》奠定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基礎,該法第1條規定:國家公務員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違背對第三人的職責時,國家代替公務員承擔民法第839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這較原來的更是進了一步,因為按照此條規定,國家不但對於公務員非權力作用的侵權行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對於由於權力作用而發生的侵權行為也要負擔賠償責任。這為1919年的魏瑪憲法所繼承,其第131條規定:「公務員行使所受委託的公務,違反對第三人的職責的,原則上由公務員所屬國家或公共機關負責任,不得起訴公務員。但國家保留對該公務員的求償權,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訴求,不得拒絕」。魏瑪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承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的憲法。作為現代時期的第一部憲法,它的這一規定不僅奠定其後德國行政賠償制度的基礎,而且,也為其他國家所效仿。

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法院得審理損害賠償訴訟的規定可以說也是受到了德國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比日本、英國、美國等國來得更早,這些國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通過立法加以規定的 [49]。不過,盡管新行政訴訟法有這一比較先進的規定,但結合若干相關條文來分析一下,這種先進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國的一般法例,國家處於私經濟地位的損害賠償責任,系屬於民事范圍,應由普通司法機關受理審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審理這樣的案件是否能維護普通民眾的權益是很讓人懷疑的。因此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的「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損害賠償,除適用行政訴訟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規定,但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損害賠償僅指基於行政權之作用而發生的賠償責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者,是以受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者為限,而對於不當處分是不能起訴的,這一條件本身就非常狹窄,況且違法與不當的界限很難劃分。

其次,損害賠償之請求須附帶於行政訴訟,按照提起行政訴訟的條件,則當原行政處分盡管屬於違法,並且損害人民權利,但如果已經作出訴願決定,或者撤銷或變更了再訴願決定,即使損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獨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也就是說,此時民眾所受的損害就沒有請求的途徑。

最後,關於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按照民法第216條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的外,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均應賠償,而且該條第2款明確規定這種損失包括「可得之預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行政訴訟附帶請求損害賠償之范圍,原則上以所受損害即財產上積極的損害為限,至於所失利益即財產上消極的損害則不得請求賠償。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對此的規定更加明確,其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就此條的立法意圖而言,主要也是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不過,依該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時,必須另有法律規定始得為之。而在民國時期,相關的國家賠償法始終沒有制定。而從行政法院的實踐來看,由於長期的官尊民卑意識無法在短時期內根除,民眾對於提起行政訴訟尚不習慣,更別提是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了。相對於立法而言,實踐更是落後。

第三,關於訴願前置原則。平政院時期的行政訴訟法仿照日本規定了訴願前置與非訴願前置相結合的原則,其中規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最高級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新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則是完全的訴願前置原則,其第1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再訴願30日內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按照此規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只有對不服訴願之決定提起再訴願,而對再訴願不服或應該對再訴願作出決定的機關在30日內沒有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確切地說,新行政訴訟法體現的是再訴願前置原則。

設立訴願制度的目的,是給予行政機關本身,運用自我審查與監督的作用,變更或撤銷違法或不當的處分,以迅速、簡便的方法,達到保障人民權益,實現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訴願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在民國初期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同時,也以近代日本的相關制度為模式進行了有關訴願制度的立法和機關的創建,國民政府時期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51]。

但是訴願與行政訴訟有本質上的不同,訴願只是行政內部本身自我審查或上級行政機關監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視為行政訴訟的預審或其審級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訴訟法初步實現行政裁判機構司法化的同時,又規定行政訴訟的提起必須經過再訴願的程序,這比原來的程序更為煩瑣,這似乎給人以欲擒故縱之感,有些不倫不類。加上在全國仍僅設立一個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訴或抗告,這些都為民眾提起行政訴訟、維護和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設置了無形的或者說是心理上的障礙,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潮流。

第四,關於言辭辯論與書面審理。對此,新舊行政訴訟法都有一定的規定,但是確立的原則是不同的。舊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是言辭辯論主義為原則,書面審理為例外。其第23條第1款規定:「被告提出答辯書後,應指定日期傳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出庭對審,但平政院認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請求時,得就書狀裁決之」。新行政訴訟法則是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辯論為例外。其第16條規定:「行政訴訟,就書狀判決之。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之聲請,得指定日期,傳喚當事人及參加人到庭為言詞辯論」。舊法的規定雖然立意較好,但在當時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平政院只有一所,設於京城,而我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這些都使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新法的規定更具現實主義,但是,訴訟中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於讓行政法院中的評事更准確地了解案件事實真相及訴訟當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與否,有利於行政法院作出正確的裁判,況且,行政訴訟原為人民因各級政府的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不服再訴願時之特別救濟程序,也可以說是人民權益的特別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功能,對於人民權利之存否,關系至為重要,如側重書面調查和審理,不重視(或不經過)言辭辯論,存在的弊端更加明顯,公平的判決自然難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數十年間,皆以書狀審理,未曾認定有必要或准許當事人之聲請而舉行言辭辯論,使第16條但書部分的規定,形同具文,這是與現代各國訴訟法發展的潮流相違背的 [52]。

總之,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訴訟制度從立法上說,雖仍然沿襲傳統,更多地體現了與奧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時又有許多創新,這些創新有些是受隨時代發展國際新立法潮流的影響,有些則是結合平政院的實踐和國情所作的調整(有些調整體現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是比較多的,這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這些法律頒布以後,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不過其間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節的改動,沒有大規模的更張。事實上,這些法律在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實施至今,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由於這已超出本論題范圍,故在此恕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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