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勞動法的優點
1. 論歐洲各國加入歐盟的利與弊。
歐盟新一輪擴大的利與弊
新華網北京10月19日電對於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將在2007年1月正式加入歐盟的消息，近來歐洲各國媒體一直熱炒不止。雖持贊同或反對意見者均大有人在，但更多場合下，懷疑此舉對歐盟今後發展是否有利者更占上風。據中國《光明日報》19日報道，羅、保兩國加入之後，將導致歐盟成員國內的經濟落後國家向西歐各國移民勢頭擴大，歐盟的總體國民生產總值雖因擴大有可能上升，但西歐各國內中產階級與政府的矛盾將會加劇，羅、保兩國自身的社會矛盾也將更為突出。
歐盟第一批10國擴大工作完成之後，幾年間東歐各國的大批勞力湧入西歐，尤以波蘭、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脫維亞4國最多。波蘭大致在百萬人以上，而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個波羅的海小國因大批移民出走，全國總人口減少約2％—3％。與目前歐盟25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比，保加利亞目前僅為歐盟的33％，而羅馬尼亞稍高，也不過約36％，專家估計要趕上歐盟的現有水平，羅、保兩國大約還需要20年時間。因此即使加入歐盟，羅、保也將成為歐盟中最貧窮國家。
鑒於經濟與生活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羅、保兩國勢必將步波蘭、立陶宛等國後塵，掀起更大一波向西歐移民浪潮。對於這一點，歐盟十分清楚，然而由於其特有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理念，歐洲人更加強調工作的目的是為了生活。因此，年假時間過長，各種社會保險福利優越，使歐洲人平均工作時間要比美國人少29％，這也是一些國家勞力不足的原因之一。而東歐向西歐移民，彌補勞力不足，也正是歐盟實施其擴大戰略的目的之一。移民的湧入，使勞動力競爭加劇，由此也導致整個產品價格相應下降，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移民的湧入不但帶動了西歐各國的整體消費，而且改善了這些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結構，緩和了養老與醫療保險基金方面存在的困難。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對於西歐各國的中產階級來說，移民潮到來的最初階段雖給他們帶來各種便利，如來自波蘭的律師可以在英國做家庭保姆，畢業於捷克的建築學教授可以在德國建築工地當一名小工。但隨著移民的進一步湧入，西歐各國中產階級，也遭遇到丟失飯碗的競爭。能夠講一口流利法語的羅馬尼亞醫生，其工資比法國醫生低得多。來自保加利亞的工程師，其工錢不但會少，工時也會比西歐各國的工程師長。長此以往，歐盟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上漲，但居民特別是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將會下降，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將對各國政府形成壓力。
就羅、保兩國自身來講，入盟後勞動力將大幅度向西歐湧入，由此帶來的各種問題與社會矛盾，可能與加入歐盟所帶來的各種優勢相抵消。以保加利亞為例，由於出生率下降，近10年時間保全國居民減少近7％，而這一趨勢目前還在繼續。移民潮所形成的直接問題是，大量移民都是本國受過高等教育、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盡管入盟後，保有權使用歐盟的各類發展基金，但隨著高素質就業人員的減少，基金有效使用率將大打折扣。與此同時，隨著保國內有效勞力與退休人員比例的進一步惡化，養老基金不足的狀況也將更為突出。
2. 新勞動法有什麼優缺點
太多了，很難說完，而且造成的後果正在持續顯露出來。而且真正的優點可能會被企業規避掉甚至給勞動者造成損失。對了，是新《勞動合同法》，你說得有點錯誤。
3. 歐盟及其優勢
中國與歐盟比較，歐盟的比較優勢在於它是技術密集型，而中國是人口密集型，中國與他交易，就應該發揮我國的優勢，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出口工序比較復雜，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並且技術含量也不是很高的產品．
4. 西方福利國家優缺點
缺點：
1.社會高福利。這一方面的事實在歐盟成員國到處都是。根據歐盟的統計數字，1998年各國社會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歐的四個國家和愛爾蘭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麥、芬蘭、荷蘭、德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都在30％以上，奧地利、義大利、英國都在28％左右，其總體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歐盟15個成員國約3.8億人口的平均社會保障支出達到6405歐元（相當於64000人民幣）。在1993～2001年的8年當中，歐盟成員國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經從1764歐元提高到2574歐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經從1229歐元提高到1736歐元；傷殘福利平均支出則從363歐元提高到505歐元，這三項整體呈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
2.政府高稅收。2002年5月美國《福布斯》發表的關於世界30個國家稅收調查結果顯示，法國人承擔著全球最為沉重的稅賦，而且自2000年來連續3年居世界各國之首，稅賦壓力指數為181.2點，比利時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為中國（154.5）、瑞典（149.3）和義大利（147.5），德國和美國分列第15和16位，英國居第18位。一個企業主在法國的征稅率是70％，而在中國香港才只有21％；同樣，比利時企業家如果在俄羅斯和新加坡經辦企業，其凈工資收入要比在本國高出一倍。稅賦指數是根據最高個人所得稅、公司稅、財產稅、增值稅和職工、僱主支付的社會保障稅收等一系列指數綜合計算得出的。稅賦指數越高，企業主壓力越重。
3.生產高成本。以法國企業為例，對法國僱主而言，他們僱傭一個拿最低工資的普通勞動者，所支付的月工資並不僅僅是屬於員工的那6000多法郎，還必須為該雇員交納各種社會分攤金。其中包括全民社會捐助、社會疾病保險、養老基金、工傷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業基金等。在上述各種繳納中，以1998年收入計算，最低工資收入者本人要交納1626.26法郎（約248歐元），每月所得的純工資為5037.41法郎（約768歐元）；而僱主支付的部分為2499.54法郎（約381歐元）。也就是說，在法國，老闆僱傭一個拿最低工資的職工，每月為他支付的錢的總數為9163.21法郎（約合1412歐元）。
4.社會高失業率。在上述情況下，企業要生存下去，必須符合價值規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計地增收節支，降低生產成本。由於勞動力價格昂貴，許多企業就盡可能地減少雇員人數，這成為節約開支的基本方法。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由於各種福利待遇太好，也減少了一些失業者尋求工作的動力。比如說，一個合乎條件的失業者在美國一般情況下只能領180天相當於自己原來60％工資的救濟金，而在德國到2004年為止，按規定可以領6個月到30個月相當於本人凈收入67％的救濟金。根據德國銀行1996年公布的資料，將德國餐飲業一個拿最低工資的就業者每月的純收入，與領社會救濟者的收入比較後，發現失業者比就業者的收入只少141歐元。德國的失業率在2004年是10％，情況比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類似上述兩個方面的因素，對歐盟其他一些成員國的就業狀況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在1993～1997年間，各國的失業率平均在10％稍多一點，2001年下降到相對最低點7.4％，此後再次反彈，到2003年，15國的平均失業率又上升到8％。
5.競爭力下降。高成本無論對於企業來說還是對於國家來說，其結果就是競爭力的下降。在歐盟國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稅收、最低工資水平規定、工時的縮短以及對雇員權利的廣泛保護等，都對企業僱主的經營、資金積累以及發展和競爭造成了很大壓力。一些企業陸續將業務轉移出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躲避歐洲高昂的經營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車門栓製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個工作崗位轉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廠，其中不僅包括生產線的基礎崗位，還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發崗位。Edscha總部現在僅有180個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負責生產和質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納（Hagen Wiesner）說：客戶需要更廉價的產品，而公司在德國的工廠越來越難以實現這一目標。
企業競爭力的下降當然就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增長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總量來看，整個歐盟15國的水平要超過他的主要對手美國。在1997和1998年前後，兩者還處於不分上下的狀態。但是從1998年開始，美國的發展速度卻已經迅速超出。到2003年時，歐盟的GDP總量為8.9億歐元，而美國的GDP總量已經高達11.3億歐元。
6.政府借貸和赤字增加。從根本上說，福利國家再好的社會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錢買的。無論是一般稅收還是社會保障稅收，都是來自工作者的繳納。但是由於上述幾個邏輯環節的問題，就自然出現社會保障支出大於上繳費用的結
果。除了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採取的消極僱工和一部分人因為能夠享受到不錯的社會福利而不願工作外，歐盟各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齡化。根據歐洲統計組織發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間，歐洲各國男性平均壽命已經從67.4歲延長到了75.3歲，女性平均壽命已經從72.9歲延長到了81.4歲；2000～2020年間，歐盟15國15歲以下的人口將從63.4百萬銳減到49.4百萬，15～24歲的年輕人將從46.8百萬銳減到38.9百萬，25～49歲的壯年將從139.3百萬銳減到119.7百萬；而同期內，50～64歲的人口將會從65.7百萬激增到85百萬，65～79歲的老齡人口將從47.3百萬激增到59.7百萬，80歲以上的老人將從13.9百萬激增到24.8百萬。
優點：范圍廣，福利程度高，具體數字就補給你找了，太麻煩了。
希望對你有用。
5. 在公職人員人事爭議仲裁過程中，適用勞動法帶來哪些優點
公職人員不適用勞動法，由公務員法調整
6. 德國勞動法的優點
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於19世紀，與產業革命的出現及工人運動的聲勢日益壯大密切相關。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制定了限制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到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制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制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制定了工廠法，1841年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制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勞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高漲，西方國家陸續制定了不少勞動法。德國1918年頒布《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制。
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勞動立法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國家，不僅把已經頒布實施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法令一一廢除，而且把勞動立法作為實現法西斯專政、進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它們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工人採取了一定的讓步政策。英國於1932～1938年間，先後頒布了縮短女工和青工勞動時間，實行保留工資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衛生條件的幾項法律。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僱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准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准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1918年頒布了第一部《勞動法典》，1922年又重新頒布了更完備的《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體現了工人階級地位的轉變和國家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態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勞動法徹底脫離了民法的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一批現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鎮壓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勞動方面種族歧視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准法》，還制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後，蘇聯的勞動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頒布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其後，各加盟共和國又根據這一立法綱要頒布了自己的勞動法典。東歐國家在50年代先後頒布了勞動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對他們的勞動法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外，大部分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頒布了勞動法典。經過近2個世紀的歷程，勞動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中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立法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系作為僱傭關系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實際上是限制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等。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並未得到當時政府的確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7. 歐盟對外貿易的特點誰知道謝謝了，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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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區域經濟集團，同時又構成了我國出口貿易三個主要的區域市場之一歐洲市場的主體。世紀之交，美國經濟的減緩，日本經濟的下滑，使得與歐盟貿易成為關系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本課題研究試圖從戰略高度對中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關系做一探討，以把握其長期發展的脈絡。
一、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政策
(一)中國與歐盟貿易的總量分析。
第一，中國對歐盟貿易的發展。中國與作為一個區域性經濟集團的歐共體及歐盟的貿易關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雙邊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見表1。
21年中，我國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3倍，出口增長了15倍，進口增長了12倍，凈出口從逆差2億多美元到順差近50億美元。可以說，這段時間對歐盟貿易的發展使歐盟成了我國對外貿易三大市場之一。
第二，中國對歐盟貿易的階段性發展。我國對歐盟的貿易在過去的21年中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發展。
從總量上看，我國與歐盟的貿易發展形成三個階段，1985年以前進出口總額在百億美元以下徘徊，1986～1992年在百億美元階段逐步走高，向上發展，1993年以後，增長速度明顯加快，短短九年間，在高水平上實現了翻番。此外，如果與歐盟在這一期間擴張的進程結合起來，1986年和1995年的數字分別與上一年相比，增長率分別達到39％和28％，可以主要看做是歐盟吸納了新的成員所產生的影響。
從進出口的對比關繫上看，以1997年為界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之前我國對歐盟的貿易表現為逆差，其間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84年以前，雙邊貿易基本持平，逆差不大；1984年以後，貿易的增長伴隨著逆差的擴大，1989年達到峰值，入超接近43億美元；其後的七年中有五年維持在20億-30億美元之間。自1997年開始，我國對歐盟貿易長期的入超現象得以改變，這一現象在1996年已經顯現徵兆，該年逆差接近為零，並在1997年迅速轉變為數十億美元的順差。
第三，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地位。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歐盟與美國和日本並列為三大市場。
在出口方面，我國的三大主要出口市場依次是美國、日本和歐盟，1999年分別占我國出口額的比重為21．5％、16．6％和15．5％，三者共計53％，如果考慮到經香港轉口這三大市場的份額，則比重還會上升。歐盟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後，為我國出口第三大市場。
在進口方面，我國的主要貨源地依次為日本、歐盟和美國，1999年分別占我國進口額的比重為20．4％、15．4％和11．8％，三者合計47％，加上香港的轉口，也可以達到50％以上。歐盟位居日本和美國之間，為我國進口商品的第二大來源地。
從進出口兩方面來看，我國與這三大市場的進出口額超過了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一半。1999年我國對這三個市場的依存度分別為，日本37％，排名第一；美國33％，排名第二；歐盟31％，排名第三。這一位次與1997年的日本、美國和歐盟的排序相比，歐盟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仍排在第三。但是，從依存度的動態發展來看，對日本的依存度基本未變，對美國的依存度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對歐盟的依存度提高了近5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美國自2001年國內經濟開始減緩，日本經濟長期不振的國際大環境，歐盟經濟的相對平穩發展，使得我國對與歐盟的貿易關系具有了更大的依賴性，歐盟市場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穩定與增長具有了更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對歐盟的進出口貿易在歐盟的進出口貿易中所佔的地位可以揭示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特徵。根據1997年的數據，歐盟向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美國佔19．6％，瑞士佔7．4％，日本佔5％，俄羅斯古3.5％，中國佔2．3％，僅排在第五位，且與排在第一位的美國相差七八倍，就是與瑞士這樣的小國相比，也僅為其1／3；歐盟從主要貿易夥伴的進口，美國佔20．5％，日本佔8．9％，瑞士佔6．7％，中國佔5．6％，排在第四位，與排名第一的美國相比，約為其1／4強，與瑞士還有1個百分點的差距。這一狀況決定了我國國內市場在目前雙邊的貿易發展中能夠對歐盟貿易政策產生影響的水平。
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歐盟市場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性超出了我國市場對歐盟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性，顯示出在雙邊貿易政策調整以及貿易談判中，我國處於不利的地位。
(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
貿易政策與貿易發展狀況是平行的兩條線索，相輔相成。貿易政策是以貿易實際為基礎的，同時也會構造貿易發展的實際水平。
第一，我國與歐盟(包括其前身歐共體)貿易關系的回顧。我國與歐盟的經貿關系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在1975年建交之前，雙邊的貿易發展屬於民間交往的性質，由於與歐共體沒有外交關系，雙邊貿易發展也只能通過與各個成員國分別進行。1975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雙邊貿易關系正式建立，1978年簽署了貿易協定，成立了貿易聯合委員會，並定期舉行年會；1985年簽訂了經濟與貿易合作協定。1994年歐盟開始實施亞洲新戰略，並相繼制定了三個專門針對對華關系的政策性文件，1995年通過了《中歐關系長期政策》，1996年通過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1998年歐盟理事會通過決議，把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名單上刪除，並通過《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系》把歐盟的對華政策提高到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同等重要的地位，標志著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成熟穩定的發展階段。一系列文件的主導思想是確立了歐中關系為歐盟亞洲新戰略的核心。
歐盟多次表示支持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中美有關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在1999年11取得成果之後，歐盟認為中美談判解決了歐盟80％的問題，中歐談判要解決剩下20％的問題，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最終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的談判在2000年5月19日達成協議，成為中國與歐盟貿易關繫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第二，我國與歐盟貿易關系的特點。雙邊的經貿合作規模與雙方的地位不相稱。歐盟已經在戰略上認識到亞洲以及我國是世界未來的重要市場，亞歐會議機制充分顯示出歐盟各國政府觀點的轉變。但是，從雙邊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相互在經貿方面的依賴程度並不高，沒有上升到主導的地位。根據一項研究成果顯示，1991～1998年，我國與歐盟的貿易強度指數均在1以下，說明我國對歐盟的出口與進口都低於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處於平均水平之下。
雙方的貿易地位不平衡。我國與歐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及特點各有千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一個經濟轉型中的國家；而歐盟的成員大多數是OECD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高，是世界三個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對產品的品質要求較高。這就決定了雙方相互需要在程度上的差異。正如前面的貿易數據所揭示的那樣，歐美之間的貿易是歐盟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日本等其他非歐盟國家以及歐盟成員國原殖民地國家與歐盟的貿易往來占據著較為重要的位置，與之相比，歐盟與我國的貿易往來處於次要地位。而歐盟市場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重要程度就要高得多了。這種相互依存的程度差別，決定了在貿易關系中我國尚處於下風，較為被動。貿易關系的基本特徵決定了雙邊貿易關系發展的基本面貌，突出地表現在我國與歐盟之間貿易摩擦的啟動方以及在處理貿易摩擦過程的態度及立場等許多方面。
第三，我國與歐盟間貿易存在的問題。我國對歐盟貿易的主要問題集中表現在反傾銷、單方面數量設限、普惠制框架和市場准入等方面上。
反傾銷調查問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新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出口產品受到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自1978年以來，已經有2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422起反傾銷調查，而其中歐盟佔90起，排名第一。此外，歐共體也是對我國出口產品第一家提出反傾銷調查的經濟體。在歐盟的反傾銷法中對我國的國有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認定國有企業享受政府的補貼，不接受相關企業提供的成本數據，而採取所謂的按照市場經濟第三國同類產品成本的方法來判斷與推算我國產品的傾銷事實與幅度。
單方面的數量限制問題。1994年頒布了對從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的產品進行配額管理的辦法，以歐盟統一的配額管理取代了國別限制，提高了數量限制的力度。對我國出口歐盟的鞋、陶瓷器皿等七大類最優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商品設置了進口數量限制。
非關稅壁壘問題。在我國向歐盟出口的部分農產品中，通過農葯殘留等技術標准限制我國部分農產品對歐盟的出口，如1996年停止了從我國進口禽肉和部分水產品。
普惠制問題。1980年歐共體給予我國出口產品以普惠制待遇，促進了我國對歐共體的產品出口。但是歐盟於1995年開始分三個階段實施為期十年的新普惠制度，旨在限制競爭力強的國家和地區享受這一待遇，只提供給最窮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被列入第二類國家即屬於競爭力較強的國家，被劃在不再給予普惠制待遇的范圍內，我國的部分產品已經在第一個階段(1995—1998年)中畢業，如我國出口產品在第二階段(1999—2001年)中的規模繼續擴大，有可能導致國家畢業。
市場准入問題。市場准入是歐盟手中持有的一個重要的談判籌碼，以正在逐漸擴大的歐盟市場的開放為條件，來換取對方國家開放市場。歐盟的貿易壁壘法規是採取市場准入措施的基本法規，據此歐盟可以單方面地暫時停止其所承諾履行的義務，單方面採取提高進口關稅、實施數量限制的措施，作為向對方開放市場的要價。
上述問題相信會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制度性框架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但是，歐盟市場的開拓仍然是擺在我國企業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第四，中歐貿易關系的原因分析。決定我國與歐盟貿易關系發展的主導原因是雙方在發展貿易上的意願，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歐貿易發展新階段主要是由雙方的共同意願推動的。從雙邊貿易地位來看，歐盟對亞洲以及中國的戰略觀點轉變在雙邊貿易關系的改善上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我國與歐盟貿易的發展，除了地緣及歷史上的原因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影響：
1．企業開拓市場的成本。區域性經濟集團的發展水平是影響市場開發成本進而構成影響我國對歐盟貿易的一個重要因素。歐盟在沒有實施統一的對外貿易政策之前，其各個成員的國內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狹小的，加上各國市場准入的規則不盡相同，對於我國的出口企業來說，市場開發成本較高，而所能獲得的市場發展潛力又十分有限。因此，歐盟市場的吸引力長期以來遠不如美國和日本那樣誘人。當歐盟的發展進入一個高級階段，實現了統一的對外貿易政策和市場准人要求，對我國的出口企業來說，不僅擴大了市場容量，更重要的是簡化了市場進入的規則，降低了市場開發成本，提高了市場的吸引力。我國對歐盟出口自1997年以來的高度增長，反映出出口歐盟市場的成本隨其一體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在企業態度上的轉變。
2.區域經濟集團的排他性程度。任何一種區域經濟集團，總會在成員與非成員之間勾畫出種種區別，構成一種排他性的制度框架。歐盟的封閉性特徵較之單獨的日本市場以及作為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的美國來說更為明顯，從而影響了我國對歐盟貿易的發展。此外，歐盟組織的雙層結構特徵，也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對貿易的制約性。當歐盟成員國進口商品時，從保護國內市場的角度出發，傾向於採取較為固定的歐盟規則；當出口商品時，一方面傾向於採用靈活的成員國標准，可以在成員國之間獲得競爭上的好處，另一方面還可以利用歐盟的出口指導政策，甚至市場准入政策，幫助其出口產品的推進。這表現為一種區域經濟集團，其行為較單一國家更為復雜，在維持集團內部的利益均衡時往往會以犧牲外部利益為代價。因此，對非成員國來說，構成排他性，提高進入的成本以及形成不穩定的貿易環境。
3．貿易轉移的干擾。歐盟內部各個成員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品結構不同，比較優勢不同，然而卻要實行統一的對外貿易政策以及市場開放政策，這就必須以中等發達水平甚至是較為落後國家的水平，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依據。在敏感的產品上，不同成員國的游說能力，如農產品利益集團，對相應的貿易政策就會發揮較大的作用，使非成員國在相應的產品出口上面對挑戰。
二、促進對歐盟貿易的戰略對策
(一)對我國與歐盟貿易關系的基本判斷。
第一，我國與歐盟貿易將在一個穩定的體制框架內獲得積極的發展。我國已經明確把歐盟作為出口的三個主要市場之一，國內的相關政策及運行體制也納入了這一基本判斷的軌道。歐盟推出了亞洲新戰略，對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進行了重新定位，雙邊的貿易磋商機制已經建立起來並經過了十多年的運行，證明是有效的。
第二，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有望在「十五」期間保持較高的增長，出口競爭力繼續提高，美國和日本市場潛力在近期內發展的空間受其國內經濟運行狀況的限制，國際經濟形勢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這一基本格局將有可能持續5—10年，從而提高了歐盟市場在我國發展出口貿易中的戰略地位。
第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提供了國際化規則的框架，有利於克服歐盟實施的不正當貿易政策，但是也有可能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反傾銷調查問題，前景主要取決於雙方的政策意願，其結果直接影響我國對歐盟出口的發展。
(二)影響我國對歐盟貿易的因素。
第一，歐盟擴展的貿易轉移效應。歐盟的擴張，不斷地吸納新的成員，就會不斷地出現所謂的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圍繞歐盟市場的貿易格局就會不斷地進行調整，對非成員國來說，肯定是一種不利的因素。任何一種區域性經濟集團，在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都會形成貿易機會上的落差，歐盟作為一種還在不斷擴大之中的集團，也在所難免。從理論上講，新成員與第三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資源稟賦等方面越是相近，產生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的幾率就越大，通過貿易實現的國際分工格局就會作出調整。在歐盟計劃發展的新成員中，在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都介於歐盟原有成員與我國之間，而且具有地緣上的優勢，對我國的貿易發展構成了一定的競爭威脅。
第二，歐盟的戰略目標在於我國的國內市場。歐盟視點轉向亞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進入我國市場。歐盟對華政策的轉變主要是由於21世紀全球經濟的增長點向亞太地區轉移，其中我國的經濟增長以及巨大的市場潛力是引起這種政策調整的決定性因素。從歐盟與我國經貿關系發展的主體內容來看，自1993年以來，歐盟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迅速增長，從投資項目、協議外資和實際投資等方面都較改革開放的前14年提高了10倍，在我國項目數、合同外資和實際投資三個方面所佔的比重分別從2％的水平上升到5％、9％和8％的水平。
歐盟重視亞洲市場，其基本利益在於進入我國國內市場，分享我國對外開放為發達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投資帶動我國出口歐盟的機會並不大。據資料顯示，歐盟在華投資的企業有15％完全沒有出口，出口比重低於產值50％的企業佔78％，超過50％的僅佔7％。這顯示出歐盟對華投資的基本目標是我國的國內市場。據該報告援引的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資料顯示，歐盟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以中國國內市場為主要市場的佔59％，以歐盟為主要市場的僅佔19％。如果考慮到出口比例要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會予以取消；歐盟投資帶動向歐盟出口的比重還會下降。投資帶動貿易的機會，尤其是雙邊貿易的機會不是投資的主導方面，對提高我國向歐盟的出口作用有限。
這種現象可能是由於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國國內市場是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動因；二是歐盟對內部市場的保護或封閉性較高，導致對外投資的企業在市場選擇方面形成了進入外部市場的傾向，這從一方面可以看出，作為一種區域性的經濟集團，在內外部的市場上面，顯示出保護內部市場，擴張外部市場的傾向。這為我們在理論上認識這種區域性經濟集團的特點提供了較好的佐證。
第三，歐元進入流通的潛在影響。歐元進入流通的最大受益方當然是歐盟各個成員國，最大受益領域是在歐盟內部市場。但是，歐元的啟動為我國開展與歐盟成員國的貿易往來也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歐元的全面啟動為我國企業提供了貿易的便利。從技術上講，一種統一的貨幣，不論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如何，總是會比十多種貨幣具有貿易結算上的便利。
歐元匯率的穩定性會高於以往各國貨幣匯率的穩定性。在歐元啟動之前，各國貨幣的匯率是以各國國內的經濟為背景的，歐元啟動之後，歐元匯率開始以歐元區的經濟為背景；以國內經濟為基礎的匯率運行機制有可能會誘使各國出於國內經濟的考慮調節本國貨幣匯率，向外轉嫁消極影響。而歐元匯率以歐元區國家的經濟為基礎，一方面是歐盟經濟相對於各國經濟會較為穩定，另一方面調節歐元匯率有可能在各國間產生利益的此消彼長，匯率變動的可能性會由於內部的力量而抵消，從而保持較為穩定的趨勢。這給我國與歐盟開展貿易往來提供了較為穩定的匯率環境。
歐元的成長會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美元，參與國際結算貨幣的市場份額，都會為歐盟的貿易夥伴提供一種新的選擇。增加歐元的貿易結算量，不僅對歐貿易，也會對其他國家的貿易結算帶來穩定的因素。
(三)促進我國對歐盟貿易的戰略對策。
第一，從戰略高度上認識並重視對歐盟的貿易。歐盟是我國出口的三個主要市場之一，其動態的組織發展一方面在深化經濟集團的組織化水平，另一方面在不斷地擴大其市場容量的規模與潛力，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市場中令人矚目的一個經濟體……
8. 歐盟使用共同貨幣的好處或不利
歐盟新成員國入盟條約的簽字儀式16日在雅典衛城熱熱鬧鬧地結束了。歐盟這次規模空前的擴大，結束了歐洲戰後的分裂局面，給歐洲各國帶來了諸多政治和安全上的好處。但由於新加入的國家不但有10個之多，而且在經濟上大大落後於現有成員國，不少人提出疑問：這樣的擴大，對雙方在經濟上到底有多少好處？
在歐盟許多國家近來財政吃緊的情況下，人們最為擔心的是擴大的費用問題。以平均購買力來計算，新加入的10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只有現有15個成員國的40％，因此現有成員國必然要負擔起全部的擴大費用。實際上，東歐劇變後的整個90年代，歐盟通過「法爾計劃」對中東歐國家的財政援助平均每年即達到6.76億歐元。2000年至今，隨著新成員國入盟日期的臨近，歐盟用於擴大的財政撥款急劇上升至每年約33億歐元。
這還只是新成員入盟前的花銷。根據去年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在這些成員國自2004年正式入盟後的頭3年裡，歐盟用於新成員國的農業補貼、地區援助等費用總計將達到408億歐元。
從絕對數字看，這筆擴大的費用十分可觀，但對於每年共同財政預算約1000億歐元的歐盟而言，這仍是可以承受的。不過，應當看到，歐盟擴大的費用不多，與新成員國農民所獲得的農業補貼在第一年只有現有成員國25％這一「歧視性」規定有關。實際上，正是歐盟擴大帶來的巨額費用的壓力，才促使歐盟不得不對實施多年的共同農業政策進行一些改革。
當然，歐盟擴大在經濟上的影響，絕不僅僅是歐盟向新成員國提供財政補貼這么簡單。由於歐盟新老成員國在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相差懸殊，市場的開放與融合對兩者的影響大不相同。尤其是對新成員而言，與擴大相伴而來的還有外國商品的沖擊、企業競爭的加劇和經濟轉型期的痛苦。近些年來，新成員國的經濟雖然普遍增長較快，但其失業率一直在兩位數的水平上居高不下，這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新成員國入盟後第一件事便是要相互開放市場。不過，早在90年代開始，歐盟與中東歐國家就在大部分領域實行了自由貿易，新成員國70％的出口產品都是輸往歐盟市場。歐盟擴大後，原先沒有放開的如農產品、汽車和金融服務等領域將完全放開。據經濟學家分析，貿易自由化雖會給新成員國的市場造成一定沖擊，但從中短期來看，新成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會因與歐盟的貿易自由化而增加1.5％到8％。
相對於貿易而言，投資對歐盟新成員的意義顯得更為重大。新成員國早已因較高的勞動力素質、較低的工資水平、相近的歷史文化和相鄰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來自歐盟國家的投資。這些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彌補了新成員國的經常項目赤字，也有助於當地調整經濟結構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在新成員國的經濟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許多歐盟成員國一直對擴大後的移民問題懷有疑慮。為此，歐盟允許對新成員國的工作移民實行最長可達7年的限制。不過，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預計，移民占歐盟總人口的比例在今後30年裡最多將由0.1％上升到1.1％，歐盟擴大不會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而且，在歐盟人口出生率過低的情況下，大量新移民將彌補歐盟勞動力市場的短缺現象，實際上有助於歐盟的經濟發展。
從總體來看，歐盟的擴大意味著一個新的擁有25個成員國、4.5億消費者的共同市場的出現，意味著因一體化而帶來的投資和貿易機會的出現，也意味著因競爭加劇而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就業方面的挑戰。正如荷蘭前首相科克在其報告《歐盟擴大：成就與挑戰》中所指出的那樣，歐盟新老成員國能否抓住擴大的機遇，成功面對這些挑戰，將是決定歐盟擴大成敗的關鍵。
9. 中國勞動法的特點
從勞動法具有的社會法屬性出發，可以歸納出勞動法的幾個特徵：
1、勞動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側重保護勞動者。有人認為，既然法律追求的是平等，那麼作為勞動關系雙方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都應處在同等水平予以保護。前面已經分析過，勞動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資本的巨大支配力很容易把勞動者變成它的附屬。要保護勞動者，使其獲得有尊嚴的勞動，就必須通過法律的強制來彌補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因此，側重保護勞動者是勞動法與生俱來的使命。但這並不意味著不保護資本者或經營者的利益，一方面，勞動法的制度設計也是為了建立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為了保護用人單位的利益，勞動法也規定了勞動者的許多義務；另一方面，資本者或經營者的利益可以通過其他的法律得到保護，如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知識產權法等等。
2、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相結合，以強制性規范為主。勞動法大多屬於強制性規范，尤其是勞動基準法，它是國家對用人單位設定的義務，用人單位必須嚴格遵守，不能降低標准，只能在最低標准之上給予勞動者更好的勞動條件和工資福利待遇。即使是調整勞動合同關系的任意性規范，也與調整一般民事合同關系的任意性規范不同。例如，在勞動合同關系中，合同自由原則既要受法定勞動基準的限制，還要受集體合同的限制，凡是與法律相沖突或低於集體合同標準的條款都無效。從這一特徵也可看出，勞動法不屬於以意思自治為核心理念的私法，而是典型的社會法。
3、實體法和程序法相統一。一般而言，實體法和程序法是一種互為依存的關系，有一定的實體法，就有與之對應的程序法，例如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勞動法則不然，其本身既有實體性法律規范，也有程序性法律規范，這是由勞動法的特殊性所決定的。由於勞動爭議具有復雜性和特殊性，勞動爭議的解決程序也有不同於普通民事糾紛和商事仲裁的特點，因此必須專門做出規定，這就使得勞動法既有實體法的內容又有程序法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