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教授民事訴訟法

Ⅰ 民事訴訟法著作推薦

1、《民事訴訟法（第二版）》

是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艷麗。本教材吸收和借鑒既有民事訴訟法教材編寫經驗，在內容上注重對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前沿理念和問題的介紹，以及民事訴訟法法規及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

該教材在全面系統的介紹我國民事訴訟法理基礎上，更為注重學生對民事訴訟程序規定的掌握和運用，為此在教材的體例設置上，每章分設六個部分。

2、《新民事訴訟法 》

本書由邱聯恭教授發起並組織的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參與編寫，本研究會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民訴研究會，每年集合台灣地區此領域菁英，收錄一次性發表當年研討會的重要論文，於文後註明原刊載論文的期別及年月，命名為《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該內容常列為台灣地區學術與實務研究者的指標性學術研究成果。 本集集合台灣民訴界實務與學界菁英作者群。歷年來有許多台灣民事訴訟領域的專家學者相繼加入，對於推動台灣民事程序法研究之進展及革新，貢獻匪淺。

本書對大陸民事訴訟領域的學術發展亦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並對即將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相關理論有一定的參考。

3、《萬國法源·國家司法考試萬國授課精華:民事訴訟法(2013)》

《萬國法源·國家司法考試萬國授課精華:民事訴訟法(2013)》作者郭翔，是最接近我講課時隨堂所發講義的一本書。

4、《民事訴訟法》

是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也是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重點教材。《民事訴訟法》在修訂中吸收了民事訴訟法教學科研的最新成果，強調了程序法的理論，並更加突出了其教學適用性

5、《民事訴訟法》

張衛平著法律類圖書，以現行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為根據，系統地、全面地闡述了民事訴訟各種制度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原理。

《民事訴訟法》概念清晰、准確、分析簡明、透徹，難點、重點明確，體系結構合理，充分吸收了法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關注了民事訴訟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注意民事訴訟制度的實際運作。《民事訴訟法》有助於讀者正確理解、全面掌握民事訴訟理論和各種制度的動作機理。

Ⅱ 簡答:簡述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現代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及科技進步，各種事故損害賠償、公害責任急劇發展，新型危險事項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訴訟中經常遇到舉證的困難。因為危險事故的發生原因十分復雜，技術性強，且在發生過程中受害人常常處於無證據狀態，而行為人又常常處於持有或壟斷案件主要證據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傳統的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不能為當事人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救濟。因此在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漸擴張，適用范圍越來越寬泛。而舉證責任倒置的運用不僅關繫到訴訟中權利實現的問題，更關繫到實體權利的實現，不論在證據法上還是實體法中均有重要的意義。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徵、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對司法解釋的評述等四個方面，本版將分四次連載，敬請關注。
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一般證據規則中，「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這一原則的例外。所謂舉證責任，學者定義不一，被認為是民事訴訟領域最容易引起歧義的術語之一。英美法學者把舉證責任分為提供證據責任與說服責任；德、日等大陸法系學者將舉證責任分為主觀的舉證責任（形式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實質的舉證責任）。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與大陸法的這種雙重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前者一般指當事人根據辯論主義原則的要求，在訴訟中提出主張後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後者亦稱證明責任、確認責任，指當事人在提供證據以後，如果沒有使法官對要件事實形成內心確信，就要承擔的敗訴的不利後果。（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理解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對換。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因此仍應該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正置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參見張衛平：《證明責任倒置辨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這種觀點從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證明責任分配的基點出發，不無道理。但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也並無不可。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通過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解釋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第四條、第七條則作為例外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這些都是針對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設立的例外規定。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約定俗成，已成通說，如果因為概念之爭貿然否定，則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舉證責任倒置的特點表現在：
（一）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張的一方或稱為積極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過錯或因果關系等問題）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反對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舉證責任的轉換，即在訴訟的審理進行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出本證對要件事實予以證明後，相對方基於使該項證明發生動搖的必要性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責任。（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舉證責任的轉換一般是指在具體訴訟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轉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證明責任的分配。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請求，另一方提出抗辯，雙方都需要對自己的主張負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舉證過程中由於這種請求或者抗辯，使提供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之間依次轉換，這種情況便屬於舉證責任的轉換。亦即，舉證責任的轉換，是提出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間來回轉移的情形。按照大陸法系的說法，叫做主觀的舉證責任的轉換，客觀的舉證責任不發生轉換的問題。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訴訟的特點與性質所決定的。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當事人間的真實訴訟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要求當事人對他方的主張與抗辯，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主張或抗辯。這就決定了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主張與抗辯的提出，必須在當事人間轉換。
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務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原告才有舉證的責任，而被告不負有任何舉證的責任。這一觀點顯然是不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實際上是指誰提出主張或者抗辯，誰就應當對此主張或抗辯的事實的存在進行舉證。具體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請求應當就此進行舉證，舉證證明的對象，應當是請求權存在的基礎事實。在個案中，反訴請求也屬於此種請求，皆為本證，都須提出證據證明。由於反訴與本訴是基於同一訴訟主體間相同或不同的法律關系而發生，有時還以同一事實為根據，且反訴的請求具有獨立性、對抗性、消滅性，這就使反訴與抗辯常常發生混淆。有時，反訴是廣義抗辯的內容之一，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不還，被告主張債務抵銷。二者區分的根本標准在於：反訴可以獨立成訴，而抗辯則不能獨立成訴，它只能依附於某一訴訟中。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僅僅是否認對方的請求，則屬於抗辯而不屬於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並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否認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認的事實主張，對此否認所依據的事實，否認人應當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一萬元不還，被告說絕無此事，這就是否認，他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認的同時，又說這個錢早已還了，對此還錢的事實，則要承擔舉證的責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張以後，另一方對該主張進行抗辯，應當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在實體法中，抗辯的事由或類型很多，如在合同訴訟中有債務不存在的抗辯、時效已過的抗辯等。例如，在個案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不動產使用權，訴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被告卻主張房子是自己的。在該訴訟中，原告須對侵權行為發生的事實以及損害後果存在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被告須對房子屬於自己的事實以及被告對該房子沒有使用權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
舉證責任轉換並沒有免除任何一方舉證的責任，它仍然是「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的體現，它所轉換的只是當事人提出證據的責任，即主觀的舉證責任，而且該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訴訟的進行，經常是在當事人間來回轉換。而舉證責任倒置則突破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免除了提出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而將此種負擔置於反對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稱為「倒置」。
（二）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反對的一方應當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民事責任特別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包括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這些要件事實的存在也構成了決定原告是否勝訴的關鍵。但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原告不必要就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否都負擔舉證責任，而應當由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的現象，同時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麼，必須要由法律規定。通常，由被告方證明的事實是由實體法加以明確限定的，其證明的事由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自己沒有過錯的證明；二是對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這兩個事實的證明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則不僅表明被告沒有過錯，而且同時也表明損害的發生與被告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有可能也是相互分離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因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應當被免除責任。
（三）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證明某種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無法就此加以證明，則承擔敗訴的後果。
舉證責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倒置，實際上是就某種事實負有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責任的倒置，是證明責任在當事人間如何分配的問題。然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對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對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響到訴訟結果，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因為一旦倒置以後，舉證責任被倒置的一方負擔了較重的證明義務，如果其不能夠就法定的事由進行舉證，便推定提出主張的一方就該事實的主張成立，這就會從整體上影響到訴訟的結果。
敗訴後果的承擔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實體法上，對被告承擔的此類事實作了嚴格的限定，被告方對此要舉證證明也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必須證明危險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責，倘被告無法就此舉證則可能要敗訴。這樣，舉證責任倒置通常是和嚴格責任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與舉證責任轉換的區別。舉證責任的轉換與嚴格責任問題沒有必然聯系，任何類型的案件在訴訟中都可能出現舉證責任轉換的現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實體法規范，只是當事人在具體訴訟過程中相互活動。
（四）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中，發動訴訟的原告一方，也應當對部分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的責任。
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證明一切？我認為，即便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擔就一定事實存在或不存在舉證的責任。在適用嚴格責任的情況下，對於過錯、因果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被告證明，從而免除了受害人對此事實的舉證的責任，而將該責任倒置給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擔無法舉證時的敗訴風險。但其他要件事實，如加害人、損害事實等，則還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分配舉證責任，由該事實的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責任中，至少原告要證明危險是因為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則其連訴訟主體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確，怎麼訴訟？對誰訴訟？再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倒置中，作為被告的醫院一方，應當就其行為的科學性、及時性、沒有過錯的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而患者應當就被告行為的危害後果事實、危害後果與被告的行為間有關聯的事實等，承擔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擔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原因是：從實體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張權利都應當提出證據證明其權利的存在；從證據法的角度看，主張的一方也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即使法律從特定的目的出發，為加強對一些處於舉證遇到障礙的特定當事人的保護，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只是將特定的證明事項倒置給被告一方承擔，這並不是說，將所有的訴訟證明事項甚至釋明事項，都交給被告承擔。從性質上看，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基於法律規定，由原告證明A事實的存在，但應當由被告承擔B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被告不能證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二）
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
探討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質，還必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在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准（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國許多學者也贊成此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法官根據特定的案情所具體運用的一種舉證技巧，即法官如果發現原告的證據距離相對遙遠或者基於對一定主體（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護等法律原因的考慮，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採取舉證責任倒置。只有通過自由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才能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裁判權並保證司法的公正。該觀點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則」）產生了較大影響。「規」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仍然屬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學者對此解釋為，由於目前我國立法規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准據法』……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同時，也在宣示一種新的實體法規范」（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我認為，將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完全視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是一個證據法上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而且與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與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在內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確立了過錯責任的基本原則。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的不斷增加，事故損害的頻繁發生，使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的救濟和全面的保護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若不堅持確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責任問題、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權糾紛案件中，可能會造成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結果。尤其應當看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將因果關系或過錯的舉證負擔置於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擔，也能夠有效地促使舉證責任被倒置的當事人一方積極採取措施，預防和控制損害的發生。從訴訟的角度看，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為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醫療過錯事件和公害、葯害事件那樣的通過高度科學性、技術性過程發生損害的場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證明損害到底是否可能預見，對於預見到的危險加害者負有何種結果迴避義務，並且，是否可以說加害者已盡到該義務，這些對受害者來說簡直就是強人所難。在這種場合下，與作為專門家、事業者的被告相比，作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學的專門知識、理解能力上均處於劣勢，並且根本談不上准備證據的經濟上的資力（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現代民法引入了嚴格責任等新的歸責原則。
舉證責任倒置是嚴格責任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在侵權法中，嚴格責任「雖然嚴格，但非絕對。在嚴格責任下，並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為所生之損害，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責，各國立法例多承認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辯或免責事由」（王澤鑒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嚴格責任的嚴格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後，就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或因果關系的問題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當將此證明負擔倒置給行為人。二是對行為人反證證明的事由進行嚴格的限制。法律上對行為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由是有嚴格規定的，即行為人只有在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錯、第三人的行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責任。這種限制也可以說是對於「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為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且對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因此責任才是嚴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責任與舉證責任倒置是相通的，嚴格責任必須要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才能體現其責任的嚴格性，而舉證責任倒置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嚴格責任。由於嚴格責任作為過錯責任的例外，其通過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使與承受，如果允許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自由裁量，無疑允許法官未經審判就決定當事人一方勝訴或敗訴。
從國外的立法經驗來看，西方國家關於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由實體法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這種模式由於受到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影響，舉證責任分配規范被認為屬於實體法的內容，主要流行於德國、日本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一種是由實體法與訴訟法共同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此種模式除了在實體法中就具體的問題作出規定外，還在訴訟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如法國、葡萄牙、俄羅斯、美國等（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頁）。但各國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確定的。比較而言，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因此就嚴格責任問題應當在侵權法中詳細規定。其必要性在於：一方面，嚴格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可以與其他的責任制度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權法中規定嚴格責任，可以將抗辯事由規定得更為詳細具體。當然，可以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引導有關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
應當明確，不僅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由法律規定，而且對於倒置的事由也必須要由法律明確規定。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告方究竟應當舉證證明什麼？也就是說，究竟應當「倒什麼」、「置什麼」？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過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以下案件可以實行證明責任的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則」對此也有反映。這一規定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對一切要件事實都負舉證責任，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有關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要被告來反證，這對被告過於嚴苛，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無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訴訟請求，主張損害賠償，必須就其實際損失范圍舉證。如果連實際損害范圍的舉證責任都倒置給被告，則原告在起訴時根本無法提出具體數額的訴訟請求，也就無法發動訴訟程序，這在實踐中是個荒謬的怪圈。所以我認為，關於何種要件事實需要舉證責任倒置，十分復雜多樣，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舉，必須斟酌具體法律關系類型，在實體法中明確限定。最好的辦法是在侵權法中對嚴格責任的抗辯事由作出嚴格限制，從而在法律上明確舉證責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國，確定舉證責任倒置必須由法律規定，還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有利於貫徹立法法的精神。由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屬於立法權事項。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並非完全不能填補這項法律空白，只是應慎重。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並不是太高，允許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使法官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使其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舉證責任，自由地決定倒置的內容，其結果使當事人對司法缺少了應有的可預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難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適當地行使甚至濫用其自由裁量權，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認為，應當對實施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許各級法院都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使允許法官對個別特殊的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必須進行嚴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針對個案進行批復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的原則，即使對於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法律上也應當有所限制。也就是說，應當在法律上為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規則設定條件。我認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至少應當符合如下條件：
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屬於實體法規范的范疇，實體法必須包含必要的證明規則，那種割裂證據法與實體法的固有聯系，認為證明規則應當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規定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代證明責任理論大都認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是脫離實體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內容，而是本質上包含於實體法規范之內的。如侵權行為法規范包含了特殊的證明責任規范的內容，其性質不同於純粹過錯歸責的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通常，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應當由實體法和程序法共同規定，程序法或證據法可以確立一些指引性的規范，引導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而有關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倒置事由的規定必須要由實體法作出明確的界定。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適用，最終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范具有強行性，無論當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應予以適用。在這一點上，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而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如果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則法官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訴訟案件中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我認為，法官不能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隨意在訴訟中進行舉證倒置。即使不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並不意味著無法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應當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減輕受害人舉證負擔、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方式並非舉證責任倒置這一種情形，證據法中的「表見證明」法則、推定規則等也能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負擔。
二、原告就某種事由的證明出現舉證障礙
原告必須是離證據距離比較遠，客觀上幾乎沒有取到證據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張者即須舉證的原則，作為原告的受害人幾乎百分之百敗訴。這意味著需要衡量訴訟雙方的取證能力強弱和當事人與證據距離的遠近，來判定是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保持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保持該證據的一方承擔舉證的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夠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到過該醫院治療，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事實的證據，所以，他應當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對過錯事實則由持有證據的院方承擔。
證據的距離，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准確距離長度），而是當事人控制證據的可能性的度量。證據距離遠，就說明他很難控制證據，或沒有控制證據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難得到該證據；證據距離近，就說明他能夠控制該證據，因而他也能夠得到該證據，甚至該證據本身就為其持有或佔有，如果讓他舉證，他就有獲得或提出證據的可能性。比如，舉證責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險領域說，也反映了證據距離與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危險領域是指當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的該危險發生的生活領域，即根據所控制的危險領域范圍（證據距離）來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這是因為一方無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發生的侵權事實，他離該事實的證據距離較遠，故難以舉證證明，而該危險領域的控制者，他離證據的距離較近，更易於得知案件的事實真相的證據，讓他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就成為可能。
三、根據案件的具

Ⅲ 蘇大和華政哪個大學的民事訴訟法好

就老師而言，兩校差不多，蘇大有胡亞球教授和張永泉教授，華政有陳剛教授和牟逍媛教授。主體而言，似乎蘇大的兩位老師更加主流一些。

Ⅳ 法學碩士重點院校有哪些

學界通常將訴訟法分成三塊：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學，行政訴訟法學。由於這三
「訴」本身差別很大，其中我國行政訴訟法跟行政法歸為一體，故應放在行政法里討論。而
民事訴訟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放在一起籠統評價，有失科學和精準。故下面分而評之。首先
推出民事訴訟法學大陸高校學科排名，稍後推出刑事訴訟法學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學：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學整個訴訟法學科擁有悠久的傳統和光輝的過去。毫不誇張的說，新中國訴訟法
學能發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偉。常怡自就不必說，王錫三教授是上個世紀80年代大陸
唯一通曉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的教授（張衛平語）。在王、常之後緊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為西政民訴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覽當今大陸各高校，曾經和現今活躍在訴訟法學科
研教學一線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僅就民訴而言，北大劉家興（已退休）、清華張衛平
、海南大學譚兵、湘潭大學陳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博士黃松有、中山大學教授法學
博士劉榮軍和蔡彥敏、還有正在那攻讀博士學位的河北高院院長，全國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景
漢朝，廈門大學訴訟法領頭人齊樹潔。由於偏安西南，他們在官方成立的訴訟法學會里不能
擁有客觀准確的位置，也是因為他們偏僻的地理位置，一個個名師出走西南（及至後來，竟
然發展成為一批批的出走！）。這固然在客觀上帶動了其他高校訴訟法學的發展，卻給西南
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無論在學術實力還是從士氣上，以至於西南學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這般充滿悲壯的口號。現今的西南，雖然少了那麼多名師，但那塊土壤還在默默的
為未來的中國訴訟法學不斷培養著新的力量。為首的園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經他們帶的博
士生就蔚為大觀，有興趣者可翻閱由常怡領銜主編的《比較民事訴訟法學》，其中的著者，
幾乎所有的博士生皆為先生高足，現在都十分了得。現如今，李祖軍、李龍和彭世忠等年輕
一代也漸成為西南民事訴訟法學的中堅力量。而且以我之見，他們確是在為中國的「民訴法
學」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當什麼「環中南海學派」（陳瑞華語），葆有學術最為可貴的獨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以優秀的專業水準和扎實的理論功底廣受、廣
東、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級法院、檢察院的歡迎（對比西南，我們學校連上海的法院檢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應該感到汗顏！）。瞻望未來，西南只要不再出現新的人才流失，則西南
民訴這塊金字招牌還會在陽光下發出奪目的光彩，依然為民訴法學的聖地。

第二名：人民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江偉 湯維建 邵明
提到民事訴訟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學，想到江偉。的確，江偉堪稱民訴法學一代宗師。
論學術影響力，可以說至少不遜於西南，不遜於常怡。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人民大學只
有江偉這一桿大旗，但是人大法學院的民訴卻不可輕覷，這首先當然歸因於江偉本人治學嚴
謹、思路開闊以及其數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記人大地處北京，擁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優勢和學術氛圍，從而，使人大的民訴倍受學界注目。除了江偉外，可以提到的還有湯維
建，這位中國大陸第一位民事訴訟博士後，如今也晉升為博導，有望在江偉之後，再造人大
民訴輝煌。邵明，江偉得意門生，此君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很有研究，經常發文染指訴權、
訴訟標的、既判力等一類民事訴訟高深問題。人大法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博士，比較知
名有肖建國、邵明、吳澤勇等。現在，人大也成為培養中國未來民訴法學者的又一所「黃埔
軍校」。

第三名：清華大學法學院：帶頭人：王亞新 張衛平
清華法學院的迅猛發展早為學界所矚目。就民訴法學，他們從西南挖來了張衛平，引來了王
亞新。張衛平已為大家所熟悉，自從西南轉會至清華，學術影響倍增，近年來更以每年2－
5本學術著作（包括合著主編）的速度向前推進，很是勤奮。此人曾於去年我校50周年校慶
期間在大禮堂作過一場精彩的報告。妙語迭出，笑聲掌聲不斷。其中最為經典的便是建議我
校「改名為聖約翰法學大學，請個外國佬做校長，保准比清華還牛」。此言一出，全場反響
強烈。
言歸正傳，王亞新此人甚為了得，遠渡重洋留學日本N年，取得真經而歸。偶覺得他的學術
水準不下於張。只是回國沒多久，還沒有「發力」而已。遙想多年前，筆者的一位業師僅憑
他給〈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一書所作的代譯序，就斷定此人將來必為中國民訴法學的NO.1。
其現今有〈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對抗與判定〉兩本著作出版，學界影響日甚。偶曾
在「訴訟法學」版轉貼了他的一篇論文，其深厚的學術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清華民訴碩博士開招沒有幾年，但個個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專攻英國民事訴訟法學
，在讀博士期間著述甚豐（待後面再做交代）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
我們曾試圖將清華民訴排至第二，但考慮到清華民訴法學傳統較短，加之老師的功力還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論據不夠充分，恐難服眾，故而屈居第三。但筆者深信，清華民訴超越人大
，只是時間問題。

第四名：中國政法大學：楊榮新 陳桂明 肖建華
中國政法大學雖擁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政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在國內
訴訟法學界權傾一時，但此校強於刑訴而短於民訴。為首的也就楊榮新和陳桂明兩位教授，
前者系與江偉、常怡等齊名的老一輩民訴元老級人物，後者則是民事訴訟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與訴訟〉、〈程序的理念與
規則〉等。青年學者肖建華，是另外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近年來著作頗豐，尤其對當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諸如常英，現專攻司法考試（律考）培訓，無意於學術。故不在討論
之列。因此，從整體上看，中政民訴實力遜於前三者，其後發之勢亦顯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劉榮軍 蔡彥敏
地處南國學術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學法學院能得此盛譽，全依仗有劉蔡二君，二君年輕有為堪
稱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楷模。劉榮軍，系日本一橋大學民事訴訟法學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龜。歸國後，著作頗豐，與王亞新南北呼應，給傳統民事訴訟法學界帶來相當大的沖擊，代
表作：《程序的正義與訴訟》（與王亞新合譯），《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專著）；代表
論文：〈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的再構築〉等。蔡彥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訴訟法學
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後，亦有多篇論文見諸〈法學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李浩 劉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黨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處作出大學問，讓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學術貢獻在於他幾乎是大陸最早理清證明責任這個民事證據法脊樑問題的學者。南師大將
李浩請至本校，使得該校民訴一下子成為華東地區民事訴訟法學的最高地。今年南師大也拿
到了訴訟法學博點，跟李浩有莫大關聯。劉敏，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師從江偉，小
有建樹。

第七名：湘潭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顧培東 陳剛
湘潭大學強於法學，法學之中又強於訴訟法學。今年更是舉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訴訟法
學博士點。但不必諱言，其教授多為外來戶，從西南花重金挖來的。民訴便是陳剛。同時不
可忽視的是，湘潭大學還重金請來早期（90年代初期）顯赫民事訴訟界的中青年學者，顧培
東，此人曾入主首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有一定的造詣，尤其對
訴權理論頗有研究。在此外還有湘潭本校的民訴老將何文燕，新生代當紅小生廖永安（在讀
江偉博士）。湘潭法學顯赫一時，但能維持多久，有待觀察。筆者以為，眾多教授皆待不長
遠，原因很簡單，湘潭地處偏僻，比重慶好不了那去。博士點拿下了，任務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復旦大學法學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發跡於沒什麼名氣的河南大學，但卻為中原地帶罕見的通曉民事訴訟機理的學者
。此君系中國民事訴訟中青年界的領頭羊，主持編寫中國民事訴訟九五規劃研究項目，影響
頗大，最近剛剛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民事訴訟法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民事訴訟簡易程序
研究〉已經出版，頗有學術價值。章武生現投身復旦大學，他的到來使上海民訴在大陸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潘劍峰 傅鬱林博士後
北大法學院堪稱中國第一，但其民訴毫無疑問是其短項，尤其跟刑訴相比。自劉家興退休後
，北大民訴的領頭人便是潘劍鋒。客觀的說，潘前幾年並不投入，要不然不至於在很長時間
里還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來，也如願晉升教授，博導。除潘外，筆者還注意到
現在北大法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的傅鬱林，甚是厲害。此人博士畢業於人大，後進入北大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Ⅳ 有誰知道北京2008經典回顧

律師推薦： 1.江偉著. 探索與構建——民事訴訟法學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2.江偉主編. 民事訴訟法專論（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3.江偉主編. 民事訴訟法學原理.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4.江偉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江偉主編. 民事訴訟法典專家改建議稿及立法理由.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楊榮馨主編. 民事訴訟原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常怡主編. 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7.田平安主編. 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研究生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8.田平安主編. 民事訴訟法原理（第三版）.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9.田平安著. 程序正義初論.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陳桂明著．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11.柴發邦主編.體制改革與完善訴訟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 12.王錫三著.民事訴訟法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 13.譚兵主編. 中國民事訴訟制度變革與創新.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4.趙鋼著. 民事訴訟法學專題研究.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15.湯維建等著. 民事訴訟法全面修改專題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16.張衛平著．訴訟構架與程式——民事訴訟的法理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17.張衛平著．民事訴訟：關鍵詞展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8.張衛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與展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9.張衛平著．探究與構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0. 張衛平著．轉換的邏輯——民事訴訟體制轉型分析.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1. 章武生等著．司法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修訂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2. 齊樹潔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三版）.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 23.齊樹潔主編.民事程序法.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24.劉榮軍著．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5.王亞新著. 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26.王福華著. 民事訴訟專題研究.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27.肖建華著. 民事訴訟立法研討與理論探索.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8.李祖軍著. 契合與超越：民事訴訟若干理論與實踐.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29.傅鬱林著. 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與結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0.劉敏著. 原理與制度：民事訴訟法修訂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1.廖永安著.民事訴訟理論探索與程序整合.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5 32.邵明著.民事訴訟法理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3.畢玉謙、譚秋桂、楊路著.民事訴訟研究及立法論證.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34.何文燕等著. 民事訴訟理念變革與制度創新.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35.冉升富著.當代中國民事訴訟率變遷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6.景漢朝著. 司法實踐中的理論探索.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7.中國法制出版社編. 民事程序法論文選萃.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4 38. 江平主編. 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與發展.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 39.田平安主編. 民事訴訟法?基礎理論篇.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40.汪祖興主編. 民事訴訟法?涉外與仲裁篇.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41.田平安主編. 民事訴訟法?原則制度篇.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 42.李祖軍主編.民事訴訟法?訴訟主體篇.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43.廖中洪主編. 民事訴訟法?訴訟程序篇.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4 44.唐德華主編. 民事訴訟理念與機制.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5 45.王文傑. 民事訴訟法之變革.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46.陳剛. 移植與創新：混合法制下的民事訴訟.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5 47.何文燕、廖永安著. 民事訴訟理論與改革的探索. 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 48.江偉、楊榮新主編. 民事訴訟機制的變革.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49.葉自強著. 民事訴訟制度的變革.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0.梁書文主編. 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51.金友成主編. 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52.李交發著. 中國訴訟法史. 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 53.張衛平著. 推開程序理性之門.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4.葉自強著. 民事訴訟法的新發展.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55.吳英姿著. 民事訴訟法：問題與原理.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56.楊立新、湯維建主編. 民事訴訟法教學參考書. 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2 57.湯維建主編. 民事訴訟法學原理與案例教程（法律碩士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8.何秉群等著. 民事訴訟法實施中的疑難問題. 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59.趙振宇著. 程序的監督與監督的程序.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60.吳欣著. 清代民事訴訟與社會秩序. 北京：中華書局，2007 61.公丕祥主編. 回顧與展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62.程春明著. 司法權及其配置：理論語境、中英法式樣及國際趨勢.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多給你推薦一些，有時間就看看選擇幾本就可以！

Ⅵ 民事訴訟法的案例分析

1、訴訟標復的是陳某與崔制某的婚姻關系；
2、本案應由B區法院管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條第二款之規定，本案屬於對下落不明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應該由原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管轄，因崔某經常在B區居住，因此應由B區法院管轄；
3、法院做法的錯誤有：一、B區法院接到A區法院移送後，認為無管轄權又移送回B區，二、B區法院審理本案應組成合議庭審理，三、B區法院對原告崔某提出的迴避申請沒有進行處理，四、原告崔某僅起訴離婚，法院沒有權利依職權宣告陳某為失蹤人。五、對下落不明人應該公告送達法律文書，交給其父母不能視為送達。
4、張某應該以陳某和崔某為被告提起訴訟。民事訴訟法規定，個體工商戶實際經營人與登記的不一致的以登記人和實際經營人為共同被告。
5、B區法院對張三的起訴沒有管轄權，因個體工商戶的實際經營地在A區，應由A區法院管轄。

Ⅶ 自由心證是什麼

自由心證作為一項法律制度，上溯到成熟的教會法當中，就能找到它的影子。然而，教會法的體系及其封建法律的本質決定了那時的自由心證制度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在本質與功能上是大相徑庭的。作為法律概念，自由心證不是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專有名詞，但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卻不能不說它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中的產物。

十七世紀中葉，歐美大陸的封建統治發展到極至，人被劃分為三等，婦女更是毫無地位，這種統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便是確立了法定證據制度，這種證據制度規定：證據的證明力及其是否被採用，均由法律明文規定，法官不得自由評斷和取捨。依照這個制度，男人的證言的證明力高於女人的證言的證明力，貴族的證言證明力高於普通人的證言的證明力，僧侶、牧師的證言證明力高於俗人的證言證明力，基督徒的證言證明力高於猶太人的證言證明力，而不問證言內容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如何。同時還規定，一個證人的證言只能算半個證據，只有當兩個證人的證言相符時才能作為一個證據。針對這種歧視人權的形而上學的證據制度，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著手尋求與建立新的證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作為證據制度之一便應運而生了。

所謂自由心證，就是對證據的證明力及其取捨、法律不作規定，而由法官根據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並以自己的法律意識及道德良知來自由判斷、取捨的證據制度。從這一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自由心證制度從它一產生便肩負著革除以人的社會政治等級為基礎的法定證據制度的使命，是一項資產階級法製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當時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產物，是法制文明進步的里程碑；第二，自由心證制度的動態表現是法官對案件爭訟中的一切證據證明力的主觀認證活動；第三，不管是當事人主義還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下，所有證據要對訟爭中的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都必須經過法官對證據的證明力的主觀認證之後方能實現；第四，自由心證制度是一項證據制度，但它的具體實現過程中，由於對案件審理的進程具有階段性的推進作用，就使這一制度自然而然地具備了十分強烈地程序功能，如前所述，任何案件的訟爭中所產生的證據，都必須經過法官的主觀認證方能對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由此可見，法官的自由心證對於任何訴訟的最終解決都是一道不可繞行的橋。因此，可以說，自由心證不僅具有程序功能，而且是任何訴訟在任何階段上結束訴訟的最後一道程序，因為法官的心證之後便是裁判（裁判不是訟爭程序，而是法院的職能行為了）；第五，由於法官在完成自由心證即對證據進行認證之後，便是裁判，因此，這種認證活動便成了保證法律的正義與秩序價值實現的最後屏障。

對於這樣一項制度，多少年來，我們在實事求是證據制度思想的指引下，將它視為「毒草」而加以批判，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法制建設中對法的移植上的悲哀。為了廓清對自由心證制度認識上的偏差，並使這一制度成為我國法制建設特別是證據規則與程序公正制度改革的有益借鑒，有必要對它的產生及其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位置與作用進行系統分析與研究。對此，筆者擬作一些粗淺探討。

1、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背景

既然自由心證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那麼，它就必然地要打上那個時代的歷史鉻印。

（一）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

十七世紀初期，歐美封建統治逐漸走向腐朽，在封建制內部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越來越使封建統治者感到恐慌。為維護風雨漂搖的統治，各國封建王朝在政治上不斷加強壓迫，在經濟上不斷加劇壓榨。統治者採取各種手段，當然最重要的是法律手段，來保護封建主的財產所有制，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利用殘酷刑罰，鎮壓一切反抗封建專制的革命行為和革命運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蘭克王國的《撒利法典》，它規定土地歸封建主所有，農民則成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封建主的農奴；封建等級特權劃分最為典型的則是法國，它將國人劃為僧侶、貴族、市民三等，並對三個等級的服飾、生活方式和禮儀等都作了不同規定（反映在訴訟制度上則是三個等級的人所作的證言，其證明力不相等）；刑事鎮壓上最為典型的代表是德國16世紀的《加洛林納刑法典》，該法規定了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斷手、斬首、車裂、火焚等刑罰手段。到了封建君主專制時期，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推行經濟獨占制度，法國統治者要求資產擁有者——貴族負擔土地稅之外，還要交納印花稅；美國在獨立之前，英殖民者加緊了對其殖民壓榨。面對上述封建專制的倒行逆施，在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革命便不可避免的要向腐朽地封建統治發起沖擊。在英國，從1640年-1688年，用「光榮革命」的形式，以不斷通過法令迫使國王放棄專制為手段，實現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美國則以反對英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形式確立了資產階級的聯邦共和制；在法國則是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為開端的暴力革命的形式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政體並在以後的革命中逐步實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

在上述革命中，為了廢除舊的統治，建立新的秩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首先想到的是立法，用法的手段來鞏固革命的成果，自由心證制度就是這場社會變革中所進行的法製革命的成果之一。它最初出現在1791年法國發布的訓令中，1792年又寫入《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1808年《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對它作了更詳盡的規定。可以說，法國是自由心證制度的發源地。

（二）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思想背景

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論和人權理論是自由心證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礎。啟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洛克和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盧梭。洛克提出天賦人權以反抗封建等級觀念，強調自然狀態下人人平等，並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不為罪」等思想；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以限制權力集中造成的行政與司法專橫；盧梭提出主權在民，主張建立法制國家。資產階級以這些思想為指導，奪取政權後，在法制建設中，同樣以這些思想為指導，確立了一系列法制原則和制度。毫無疑問，自由心證制度也是在上述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人權歧視的進步思想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旨在維護新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法律制度。

（三）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法制背景

歐美資產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後，以啟蒙思想家的人權及民主理論為指導，進行了一系列以人權與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法律制度建設。英國於1689年10月23日頒布了《權利法案》，美國於1776年7月4日通過並公布《獨立宣言》，法國於1789年8月26日通過並公布《人權宣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不斷建設，法律制度也不斷完善。逐步確立了人權保護、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私有財產不得侵犯等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的立法，拿破崙統治時期，完成了憲法、民法、民訴法、商法、刑法、刑訴法的制定與編纂。1792年，法國率先在《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中以法條的形式將自由心證制度明確規定下來。伴隨資本主義法制的不斷進步，自由心證制度逐步被運用到民事訴訟中來，並在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法律體系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現代意義的自由心證制度，更是一部完整的資本主義法律機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法國民訴法為例，自由心證制度就是在整部法律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整體運行當中發揮其作用的。它與整部法律其它制度一道，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中發揮作用。

通過上述對自由心證制度的探討，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自由心證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啟蒙思想家「人權、民主」思想為反對封建等級專制思想並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不斷完善，並用新型的民主的法律制度取代封建等級專制觀念下所產生的腐朽法律制度的過程中的產物。總之，是人類法制文明由落後走向進步的產物。

二、自由心證制度在現代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科學性

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其科學性如何？是否值得我們去研究與借鑒呢？讓我們以現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稱新民訴法）》（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版）為參照依據，對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作一番探討。

（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不是讓法官依照個人情感及認識去自由擅斷，而是與其它相關法律制度相輔相成，共同發揮維系社會秩序和訴訟秩序的作用。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都體現了自由心證制度，但該法同時系統的規定了一整套相關制度，法官必須是在執行這些制度的前提下，執行自由心證制度。比如該法所規定的書證優先制度，法官在完成認證即「心證」過程中就必須首先服從這一制度。同時，它要受到認證即「心證」范圍的限制，如該法第7條規定：「法官不得以在法庭辯論中未涉及的事實為裁判依據。」由此可見，自由心證中的「自由」是相對自由，它要受到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規定的制約。

（二）由於自由心證是法官在確定訟爭中所涉及到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的認證活動，因此，它具有純主觀的特性，而這種主觀特性的認證活動本身，法律賦於它絕對的自由。首先，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賦於法官在認證時的自由，以該法第308條為例，「接受還是拒絕接受有爭議的文書，由法官依其掌握的材料定之。」這一規定就賦於法官廣闊的自由裁量空間，在裁量作出之前，法官就有一個自由認證的主觀活動過程；其次，即使在執行書證優先原則時，心證過程也是自由的，當法官將某一書證與待證事實的內在聯系進行認證時，這一認證活動也是一個純主觀意識的活動過程，它也是法官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維活動，因此，就認證的主觀過程而言，它是自由的；再次，在法律規定未能窮盡的事由面前，則要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去完成認證的任務。比如該法第338-3條（即93-1091號法令第3條）第2款規定：「但是，在法官了解到存在重大理由，不得按照原來規定的條件聽取未成年人陳述時，得以特別說明理由之決定變更或撤銷原來的命令聽取未成年人之意見陳述意見的裁判決定。」這一規定中的「重大理由」未具體列明，就要靠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運用自己的良知及法律意識去把握，這種「把握」的過程也是一個認證「重大理由」是否存在與成立的自由心證過程，很顯然，這種條件下的「心證」是自由的，（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到，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水準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好的道德修養，不可能有好的良知，沒有好的法律修養，不可能有好的法律意識，由此可見，自由心證制度的確立給法官自身素質建設提出了何等高的要求）。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又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再完備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證據制度，只有通過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才能將其轉化成維系社會秩序的活性力量；再完備的法律制度，它都不能將社會事物羅列窮盡，對此，只能靠法官依靠其良知與法律意識並用自由心證的手段去補救與完善。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證制度，是其整個法制體系中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執法手段。對此，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與利用呢？

三、社會主義法制中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客觀必要性

紫莖澤蘭的引進造成的生物災害，告訴我們引進外來事物要注意它們是否適合本地的環境。對於自由心證制度的移植與利用，是否適應我國的法制環境呢？下面擬從實際審判工作中的體會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我國現行法律淵源內容的形式結構，決定了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我國各個部門法的法條中，大量的彈性條款需要法官在執法中運用良知與法律意識去把握，這就從客觀上給自由心證制度造就了存在空間。

（二）當今我國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都是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法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認證當事人所列舉的證據的證明力。如前所述，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的自由心證不是法官的自由擅斷，而是一種辯證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是在要求法官首先要成為一個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基礎上的自由，因此，當我們的訴訟活動賦於我們的法官大量的認證任務時，不妨借鑒一下這種自由心證的認證方法。而且只要是「認證」活動，你不說它是「自由」認證，它也是一種「自由」的認證活動。因為「認證」是法官將認證范圍內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主觀分析的過程，是法官的純主觀活動。

（三）即便法律就證據制度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可操作的具體的指引，要運用這種證據制度去確定待證事實的黑白是非，仍然存在一個法官將制度性證據與待證事實進行內在聯系的主觀認知過程，因此，確立自由心證制度是必要的。

（四）未來科技的突飛猛進，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這就使得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法律制度總是滯後於社會生活的變化節奏，因此，要解決那些法律尚未來得及規范的社會現象，就只能依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了，這就決定了迅速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五）自由心證制度的內涵，決定了它對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如前所述，任何一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都要靠法官的心證來分析確定，特別是法律的彈性規定：甚至尚未規定的情況下，要解決社會矛盾，只能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來完成，這就決定了，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才能肩負起自由心證制度所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反過來說，確立了自由心證制度，就能有效地促進我們抓緊抓好隊伍素質建設。

（六）回顧我們過去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實行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同樣也存在一個自由心證的過程。盡管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實事求是證據制度，但歸根到底，是不是把每一件案件的事實都調查得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了呢？肯定說，絕對做不到這種程度。那麼，這種證據制度下，幾十年的辦案實踐中，一個案件的案情是否查清，結論還是來自於法官的主觀認識狀態。法官主觀認為查清了，可以定案了，調查便告結束。這里有兩個邏輯關系，一是客觀事實的再現只能是一種可能性或偶然性，難於「復原」是必然性，因此，即便從制度上要人們去「復原」客觀事實，做起來也往往達不到標准，絕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法官認為已查清」的水平上，這就使我們的證據制度在不知不覺當中客觀地掉進了「自由心證」的圈子裡。二是任何證據制度下，任何訴訟模式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是靠法官的最後認證來完成的，這就決定了自由心證是任何訴訟終結的必經程序，由此可見，心證不僅是一種證據制度，而且這種制度具有最終絕訟的程序功能。因此，在我國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辯的了。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結合我國目前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的實際情況，建立這樣一種法定證據（不是中世紀的法定證據）為主、自由心證為輔的法律機制：

一是將一切能夠定型化的規則與程序最大限度的加以明確規定，使之具有明確指引和可操作的特性，同時將這種靜態規則與程序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去實現；二是將法律條文難以包容和窮盡的社會事物與現象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去補充與完善，由法官靠自己的良知與法律意識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以恰當的方式去調整，以實現法的價值。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實際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認證原則的程序規則，因為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規定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定證據制度。而且，將能夠定型的證據規則不加以成文化，而推給法官去「心證」，也是法官難以承受的。但是，無論是加強法定證據立法，還是確立自由心證制度，都不能不承認自由心證是訴訟關系的最後環節。雙方當事人對簿公堂，為的是「討個說法」，雙方說完了，辯完了，結果會怎樣呢？就只能等到法官的認證，法官一經認證，裁判只不過是這種認證的書面反映罷了。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制環境不僅適合設立自由心證制度，而且要把這一制度作為訴訟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

由於筆者知識面與信息渠道的限制，自知拙文未能搔到自由心證這一論題的癢處，故只能稱本文為「自由心證問題研究的理念式大綱」。本文的積極意義只在於它提出了這樣幾個觀點：一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是將靜態的證據與程序規則轉化為一種動態的維系社會與訴訟秩序、實現法的正義、公平價值的活性力量所不可繞行的橋梁；二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度的道德修養與法律修養，並以自己的這種修養對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中所不能包容與窮盡的社會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調整，以補充與完善法律規范總是滯後於社會關系發展這個永恆的缺陷；三是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中，能夠合理移植自由心證這一制度，並且因為自由心證具有在任何階段上終結訴訟的功能，故應將它作為我們追求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對於上述觀點，本文的論述尚不充分，特別是在對資本主義法制背景的分析上，過於粗糙。現代資本主義的證據與程序規則是一個非常嚴密的法制系統，比如在證據規則上，就規定了舉證責任、證據取得的方式、舉證時限、證據反擊規則、證明標准等等。只有對它們進行系統細致地分析之後，方能凸現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由於我們是為完成研討會論文的任務而倉促成篇，故尚未對上述制度進行系統學習，故本文中對自由心證的法制背景只作了概念式點擊，其說服力十分牽強。至於在我國法制建設中，對自由心證加以利用的分析，也停留在淺表層次上。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在這個國度里，迄今為止，封建意識與觀念還十分濃厚，即便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法制建設也是步履蹣跚。改革開放以後，法製成了我們的主要治國手段，但是，由於過去幾千年的封建意識的積淀，造成了我們國家的整體法律意識的淡化，使得很多方面應當立法的未立法，很多已經頒行的法律未能很好的實現。比如最常見的有法不依現象、地方保護主義現象、裁判不予執行即法律白條現象，以及司法人員的司法專橫現象，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都證明一點：我們的法律意識差，法律的實現狀況差。在這么一片土壤上，要建立自由心證制度，必要性在哪裡，困難在哪裡，本文都未來得及作具體詳盡論述。因此，作為對自由心證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本文疏漏甚多，還望理論與實務界的師長們能對此問題多加觀注並系統論述，以使我們受到教益。

參考書目：

1、羅結珍譯著的《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2、張衛平、陳剛編著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導師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3、張夢梅主編、鄭祝君副主編的《新編外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4、王珉燦等主編的《海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6月版）。

Ⅷ 崑山市人民法院執行局受理執行查詢陳剛酒後肇事案何時執行

法律規定：應當在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六個月內執行。期間何時回開始執行，法律答並無明確規定，由執行單位根據實際工作情況具體安排。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執行。

Ⅸ 誰能幫我推薦幾本關於新舊民事訴訟法比較的專著

能力有限,希望對你有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解讀>
作者： 姚紅 出版社： 中國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1
頁數： 版次：初版
開本：32開 裝幀：平裝

<民事訴訟法與仲裁>
出版項：中國法制出版社 / 2005-8-1
原書定價：￥15.00 叢編項：教學法規 便攜本裝幀項：平裝 32開 /

<民事訴訟法·涉外與仲裁篇>
作者:田平安
廈門大學 (2007-06出版)

民訴,我建議看張衛平教授的書.
張衛平教授:男，1955出生，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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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的邏輯:民事訴訟體制轉型分析(修訂版)/張衛平著,2007-1-1版
民事程序法研究(第1輯)/張衛平,2004-1-1版
民事訴訟法案例教程(面向21世紀法學案例系列教材)/張衛平,2003-11-1版
外國民事證據制度研究(清華法學叢書)/張衛平,2003-4-1版
司法改革:分析與展開/張衛平等,2003-4-1版
探究與構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論(司法公正與司法改革研究系列叢書)/張衛平,2003-3-1版
司法改革論評(第4輯)(司法改革研究系例)/張衛平,2002-11-9版
訴訟構架與程式-民事訴訟的法理分析/張衛平,2000-6-15版
司法改革論評(第3輯)(司法改革研究系列))/張衛平,2002-6-15版
司法改革論評(第2輯)(司法改革研究系列)/張衛平,2002-2-1版
司法改革論評(第1輯)(司法改革研究系列)/張衛平,2001-11-1版
訴訟構架與程式-民事訴訟的法理分析(清華法學叢書)/張衛平,2000-6-1版
民事訴訟法教程(高等法學教育)/張衛平,1998-1-1版
法國民事訴訟法導論/張衛平 陳剛,1997-1-1版

張衛平 法學論文（同名作者未經篩選）
體制轉型與我國民事訴訟理論的發展 /張衛平
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張衛平

Ⅹ 什麼叫做「舉證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現代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及科技進步，各種事故損害賠償、公害責任急劇發展，新型危險事項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訴訟中經常遇到舉證的困難。因為危險事故的發生原因十分復雜，技術性強，且在發生過程中受害人常常處於無證據狀態，而行為人又常常處於持有或壟斷案件主要證據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傳統的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不能為當事人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救濟。因此在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漸擴張，適用范圍越來越寬泛。而舉證責任倒置的運用不僅關繫到訴訟中權利實現的問題，更關繫到實體權利的實現，不論在證據法上還是實體法中均有重要的意義。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徵、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對司法解釋的評述等四個方面，本版將分四次連載，敬請關注。
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一般證據規則中，「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這一原則的例外。所謂舉證責任，學者定義不一，被認為是民事訴訟領域最容易引起歧義的術語之一。英美法學者把舉證責任分為提供證據責任與說服責任；德、日等大陸法系學者將舉證責任分為主觀的舉證責任（形式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實質的舉證責任）。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與大陸法的這種雙重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前者一般指當事人根據辯論主義原則的要求，在訴訟中提出主張後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後者亦稱證明責任、確認責任，指當事人在提供證據以後，如果沒有使法官對要件事實形成內心確信，就要承擔的敗訴的不利後果。（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理解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對換。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因此仍應該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正置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參見張衛平：《證明責任倒置辨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這種觀點從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證明責任分配的基點出發，不無道理。但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也並無不可。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通過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解釋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第四條、第七條則作為例外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這些都是針對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設立的例外規定。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約定俗成，已成通說，如果因為概念之爭貿然否定，則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舉證責任倒置的特點表現在：
（一）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張的一方或稱為積極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過錯或因果關系等問題）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反對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舉證責任的轉換，即在訴訟的審理進行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出本證對要件事實予以證明後，相對方基於使該項證明發生動搖的必要性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責任。（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舉證責任的轉換一般是指在具體訴訟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轉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證明責任的分配。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請求，另一方提出抗辯，雙方都需要對自己的主張負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舉證過程中由於這種請求或者抗辯，使提供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之間依次轉換，這種情況便屬於舉證責任的轉換。亦即，舉證責任的轉換，是提出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間來回轉移的情形。按照大陸法系的說法，叫做主觀的舉證責任的轉換，客觀的舉證責任不發生轉換的問題。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訴訟的特點與性質所決定的。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當事人間的真實訴訟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要求當事人對他方的主張與抗辯，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主張或抗辯。這就決定了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主張與抗辯的提出，必須在當事人間轉換。
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務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原告才有舉證的責任，而被告不負有任何舉證的責任。這一觀點顯然是不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實際上是指誰提出主張或者抗辯，誰就應當對此主張或抗辯的事實的存在進行舉證。具體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請求應當就此進行舉證，舉證證明的對象，應當是請求權存在的基礎事實。在個案中，反訴請求也屬於此種請求，皆為本證，都須提出證據證明。由於反訴與本訴是基於同一訴訟主體間相同或不同的法律關系而發生，有時還以同一事實為根據，且反訴的請求具有獨立性、對抗性、消滅性，這就使反訴與抗辯常常發生混淆。有時，反訴是廣義抗辯的內容之一，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不還，被告主張債務抵銷。二者區分的根本標准在於：反訴可以獨立成訴，而抗辯則不能獨立成訴，它只能依附於某一訴訟中。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僅僅是否認對方的請求，則屬於抗辯而不屬於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並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否認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認的事實主張，對此否認所依據的事實，否認人應當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一萬元不還，被告說絕無此事，這就是否認，他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認的同時，又說這個錢早已還了，對此還錢的事實，則要承擔舉證的責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張以後，另一方對該主張進行抗辯，應當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在實體法中，抗辯的事由或類型很多，如在合同訴訟中有債務不存在的抗辯、時效已過的抗辯等。例如，在個案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不動產使用權，訴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被告卻主張房子是自己的。在該訴訟中，原告須對侵權行為發生的事實以及損害後果存在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被告須對房子屬於自己的事實以及被告對該房子沒有使用權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
舉證責任轉換並沒有免除任何一方舉證的責任，它仍然是「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的體現，它所轉換的只是當事人提出證據的責任，即主觀的舉證責任，而且該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訴訟的進行，經常是在當事人間來回轉換。而舉證責任倒置則突破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免除了提出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而將此種負擔置於反對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稱為「倒置」。
（二）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反對的一方應當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民事責任特別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包括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這些要件事實的存在也構成了決定原告是否勝訴的關鍵。但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原告不必要就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否都負擔舉證責任，而應當由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的現象，同時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麼，必須要由法律規定。通常，由被告方證明的事實是由實體法加以明確限定的，其證明的事由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自己沒有過錯的證明；二是對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這兩個事實的證明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則不僅表明被告沒有過錯，而且同時也表明損害的發生與被告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有可能也是相互分離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因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應當被免除責任。
（三）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證明某種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無法就此加以證明，則承擔敗訴的後果。
舉證責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倒置，實際上是就某種事實負有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責任的倒置，是證明責任在當事人間如何分配的問題。然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對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對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響到訴訟結果，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因為一旦倒置以後，舉證責任被倒置的一方負擔了較重的證明義務，如果其不能夠就法定的事由進行舉證，便推定提出主張的一方就該事實的主張成立，這就會從整體上影響到訴訟的結果。
敗訴後果的承擔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實體法上，對被告承擔的此類事實作了嚴格的限定，被告方對此要舉證證明也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必須證明危險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責，倘被告無法就此舉證則可能要敗訴。這樣，舉證責任倒置通常是和嚴格責任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與舉證責任轉換的區別。舉證責任的轉換與嚴格責任問題沒有必然聯系，任何類型的案件在訴訟中都可能出現舉證責任轉換的現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實體法規范，只是當事人在具體訴訟過程中相互活動。
（四）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中，發動訴訟的原告一方，也應當對部分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的責任。
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證明一切？我認為，即便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擔就一定事實存在或不存在舉證的責任。在適用嚴格責任的情況下，對於過錯、因果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被告證明，從而免除了受害人對此事實的舉證的責任，而將該責任倒置給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擔無法舉證時的敗訴風險。但其他要件事實，如加害人、損害事實等，則還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分配舉證責任，由該事實的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責任中，至少原告要證明危險是因為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則其連訴訟主體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確，怎麼訴訟？對誰訴訟？再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倒置中，作為被告的醫院一方，應當就其行為的科學性、及時性、沒有過錯的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而患者應當就被告行為的危害後果事實、危害後果與被告的行為間有關聯的事實等，承擔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擔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原因是：從實體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張權利都應當提出證據證明其權利的存在；從證據法的角度看，主張的一方也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即使法律從特定的目的出發，為加強對一些處於舉證遇到障礙的特定當事人的保護，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只是將特定的證明事項倒置給被告一方承擔，這並不是說，將所有的訴訟證明事項甚至釋明事項，都交給被告承擔。從性質上看，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基於法律規定，由原告證明A事實的存在，但應當由被告承擔B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被告不能證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二）
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
探討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質，還必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在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准（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國許多學者也贊成此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法官根據特定的案情所具體運用的一種舉證技巧，即法官如果發現原告的證據距離相對遙遠或者基於對一定主體（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護等法律原因的考慮，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採取舉證責任倒置。只有通過自由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才能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裁判權並保證司法的公正。該觀點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則」）產生了較大影響。「規」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仍然屬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學者對此解釋為，由於目前我國立法規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准據法』……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同時，也在宣示一種新的實體法規范」（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我認為，將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完全視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是一個證據法上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而且與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與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在內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確立了過錯責任的基本原則。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的不斷增加，事故損害的頻繁發生，使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的救濟和全面的保護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若不堅持確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責任問題、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權糾紛案件中，可能會造成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結果。尤其應當看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將因果關系或過錯的舉證負擔置於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擔，也能夠有效地促使舉證責任被倒置的當事人一方積極採取措施，預防和控制損害的發生。從訴訟的角度看，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為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醫療過錯事件和公害、葯害事件那樣的通過高度科學性、技術性過程發生損害的場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證明損害到底是否可能預見，對於預見到的危險加害者負有何種結果迴避義務，並且，是否可以說加害者已盡到該義務，這些對受害者來說簡直就是強人所難。在這種場合下，與作為專門家、事業者的被告相比，作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學的專門知識、理解能力上均處於劣勢，並且根本談不上准備證據的經濟上的資力（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現代民法引入了嚴格責任等新的歸責原則。
舉證責任倒置是嚴格責任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在侵權法中，嚴格責任「雖然嚴格，但非絕對。在嚴格責任下，並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為所生之損害，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責，各國立法例多承認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辯或免責事由」（王澤鑒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嚴格責任的嚴格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後，就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或因果關系的問題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當將此證明負擔倒置給行為人。二是對行為人反證證明的事由進行嚴格的限制。法律上對行為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由是有嚴格規定的，即行為人只有在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錯、第三人的行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責任。這種限制也可以說是對於「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為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且對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因此責任才是嚴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責任與舉證責任倒置是相通的，嚴格責任必須要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才能體現其責任的嚴格性，而舉證責任倒置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嚴格責任。由於嚴格責任作為過錯責任的例外，其通過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使與承受，如果允許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自由裁量，無疑允許法官未經審判就決定當事人一方勝訴或敗訴。
從國外的立法經驗來看，西方國家關於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由實體法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這種模式由於受到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影響，舉證責任分配規范被認為屬於實體法的內容，主要流行於德國、日本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一種是由實體法與訴訟法共同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此種模式除了在實體法中就具體的問題作出規定外，還在訴訟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如法國、葡萄牙、俄羅斯、美國等（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頁）。但各國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確定的。比較而言，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因此就嚴格責任問題應當在侵權法中詳細規定。其必要性在於：一方面，嚴格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可以與其他的責任制度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權法中規定嚴格責任，可以將抗辯事由規定得更為詳細具體。當然，可以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引導有關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
應當明確，不僅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由法律規定，而且對於倒置的事由也必須要由法律明確規定。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告方究竟應當舉證證明什麼？也就是說，究竟應當「倒什麼」、「置什麼」？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過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以下案件可以實行證明責任的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則」對此也有反映。這一規定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對一切要件事實都負舉證責任，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有關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要被告來反證，這對被告過於嚴苛，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無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訴訟請求，主張損害賠償，必須就其實際損失范圍舉證。如果連實際損害范圍的舉證責任都倒置給被告，則原告在起訴時根本無法提出具體數額的訴訟請求，也就無法發動訴訟程序，這在實踐中是個荒謬的怪圈。所以我認為，關於何種要件事實需要舉證責任倒置，十分復雜多樣，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舉，必須斟酌具體法律關系類型，在實體法中明確限定。最好的辦法是在侵權法中對嚴格責任的抗辯事由作出嚴格限制，從而在法律上明確舉證責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國，確定舉證責任倒置必須由法律規定，還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有利於貫徹立法法的精神。由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屬於立法權事項。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並非完全不能填補這項法律空白，只是應慎重。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並不是太高，允許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使法官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使其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舉證責任，自由地決定倒置的內容，其結果使當事人對司法缺少了應有的可預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難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適當地行使甚至濫用其自由裁量權，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認為，應當對實施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許各級法院都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使允許法官對個別特殊的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必須進行嚴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針對個案進行批復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的原則，即使對於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法律上也應當有所限制。也就是說，應當在法律上為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規則設定條件。我認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至少應當符合如下條件：
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屬於實體法規范的范疇，實體法必須包含必要的證明規則，那種割裂證據法與實體法的固有聯系，認為證明規則應當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規定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代證明責任理論大都認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是脫離實體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內容，而是本質上包含於實體法規范之內的。如侵權行為法規范包含了特殊的證明責任規范的內容，其性質不同於純粹過錯歸責的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通常，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應當由實體法和程序法共同規定，程序法或證據法可以確立一些指引性的規范，引導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而有關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倒置事由的規定必須要由實體法作出明確的界定。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適用，最終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范具有強行性，無論當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應予以適用。在這一點上，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而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如果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則法官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訴訟案件中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我認為，法官不能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隨意在訴訟中進行舉證倒置。即使不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並不意味著無法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應當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減輕受害人舉證負擔、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方式並非舉證責任倒置這一種情形，證據法中的「表見證明」法則、推定規則等也能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負擔。
二、原告就某種事由的證明出現舉證障礙
原告必須是離證據距離比較遠，客觀上幾乎沒有取到證據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張者即須舉證的原則，作為原告的受害人幾乎百分之百敗訴。這意味著需要衡量訴訟雙方的取證能力強弱和當事人與證據距離的遠近，來判定是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保持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保持該證據的一方承擔舉證的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夠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到過該醫院治療，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事實的證據，所以，他應當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對過錯事實則由持有證據的院方承擔。
證據的距離，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准確距離長度），而是當事人控制證據的可能性的度量。證據距離遠，就說明他很難控制證據，或沒有控制證據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難得到該證據；證據距離近，就說明他能夠控制該證據，因而他也能夠得到該證據，甚至該證據本身就為其持有或佔有，如果讓他舉證，他就有獲得或提出證據的可能性。比如，舉證責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險領域說，也反映了證據距離與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危險領域是指當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的該危險發生的生活領域，即根據所控制的危險領域范圍（證據距離）來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這是因為一方無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發生的侵權事實，他離該事實的證據距離較遠，故難以舉證證明，而該危險領域的控制者，他離證據的距離較近，更易於得知案件的事實真相的證據，讓他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就成為可能。
三、根據案件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