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排他

『壹』 刑事案件已被逮捕！程序已到檢察院還能從公安局取保候審嗎

可以辦理取保候審，不過要取保候審要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3、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4、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刑事訴訟中的取保候審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防止其逃避偵查、起訴和審判，責令其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並出具保證書，保證隨傳隨到的一種強制措施。

(1)刑事訴訟法排他擴展閱讀：

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對於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即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明文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後，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

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並說明不同意的理由。這是一項授權性規定，也是一項排他性規定，這一規定即將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授予給了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以及辯護人。

「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從事某種行為的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和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的代表；「近親屬」則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貳』 取保候審後已經收到解除取保候審決定書的是不是就已經結案了過去4年了，是不是就沒事了。

一、不一定結案，因為取保候審只有一年的期限，如果到期仍無證據對該犯罪嫌疑人移送審查起訴的話，只有解除取保審，只有收到撤銷案件決定書後，才算是結案的。

不過有些大多這樣的案件都是不了了之了，而且有些地方執法也不是很規范，不一定會辦理撤銷案件手續，建議向經辦的警察了解一下。

二、補充：公安機關不是法院，不會給你無罪的判決書，你如果沒經過法院審判，肯定不會被定罪，你的案件有沒結，自己是沒法查的，只有去公安機關才可以查詢，至於有人咬著不放，法律事實不等於客觀事實，

司法機關只能根據有證據的事實作出處理，如果取保候審已解除，那麼說明沒有證據證明你的行為構成犯罪，而且過了這么久，多半沒有事了。不過還有例外的情況是，以後能搜集到別的證據證明你犯罪。

三、取保候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在我國，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公安機關責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保證隨傳隨到的強制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在人民法院二審期間，犯罪嫌疑人羈押期已經超過一審法院所判處的有期徒刑的，也適用取保候審。犯罪嫌疑人、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也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

(2)刑事訴訟法排他擴展閱讀：

一、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這一規定即意味著，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對已經採取的強制措施的決定進行變更或者撤銷的權力。

我們認為，這是適應案件的不同進展情況而作出的變通規定。應當說，這一規定是比較合適的。取保候審撤銷或者變更的表述方式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

2．取保候審期限屆滿的。

3．發現採取取保候審決定不當的。

4．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5．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案件不能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審結的。

6．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7．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一審人民法院判處管制或者宣告緩刑以及單獨適用附加刑，判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

8．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被告人被羈押的時間已到第一審人民法院對其判處的刑期期限的；

9．已被逮捕的被告人，因進行司法鑒定而尚未審結的案件，法律規定的期限屆滿的。

1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取保候審的被保證人或者說是保證對象，既然保證對象都不存在了，取保候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義，當然也應當予以撤銷。

11．保證人死亡、重傷或者出現其他喪失保證能力情形的。保證人是取保候審的義務主體，保證人資格的存在以其具有保證能力為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或者喪失了保證能力，保證義務的履行就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取保候審也就隨之應當予以變更。

12．公安機關提請逮捕以後，檢察機關不批准逮捕，案件需要復議、復核的，或者移送起訴後，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需要復議、復核的。

二、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對於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即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明文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後，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並說明不同意的理由。這是一項授權性規定，也是一項排他性規定，這一規定即將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授予給了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以及辯護人。「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從事某種行為的人。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和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的代表；「近親屬」則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三、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賦予了辯護人在刑事案件的三個階段（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都可以以辯護人的名義提起取保候審的申請，並要求取保候審決定機關在三日內做出決定，如果不同意變更，應該告知申請人不同意的理由。

『叄』 刑事案件證明標准如何把握

龐志毅「證據確實、充分」是刑事案件的定罪標准。《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根據上述規定，認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要把握以下幾個條件： 定罪量刑的事實是否都有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只有通過證據才能查清，故案件事實必須有證據證明。然而，對於已經發生的案件要通過證據查實全部細節事實基本不可能，因此，並不要求對案件有關的所有細節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但是，對於定罪量刑的事實，包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影響刑罰裁量的事實，必須有證據證明。 據以定案的證據是否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3款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據以定案的證據須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包括查證證據材料是否真實、收集證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經過當庭出示、質證等法定調查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對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是關於全案證據的綜合判斷標准，只有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的定罪量刑的事實已經排除合理懷疑了，證據才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應當說，《刑事訴訟法》的這一規定反映了立法對證明標準的認知不斷科學化，因為由於人的認識的限制，對於案件事實的絕對確定的證明標準是無法達到的，即使是證明標准最為嚴格的《刑事訴訟法》也不能規定此種實際上無法實現的標准。但是，由於認定犯罪的後果的極其嚴厲性，要求刑事案件的證明標准必須排除合理懷疑，則無疑是妥當的，也是現實的。所謂合理懷疑，就是綜合全案證據，根據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不具有排他性。而所謂「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是指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而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具有唯一性。 需要注意的是，「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並不意味著不能對案件事實進行推定。所謂推定，是指根據法律、司法解釋或其它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從已證事實直接認定另一事實的存在，除非被追訴者提出反證加以推翻。從實踐看，對於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主觀事實的證明，經常運用推定這一方法。在司法實務中，對於法律、司法解釋或者其它規范性文件規定允許推定的事實，可以根據客觀實際情況進行推定，這種推定具有法律真實性，符合「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

『肆』 我國現行憲法規定,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 不受( )的干涉。

我國憲法規定，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 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干涉。

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4)刑事訴訟法排他擴展閱讀：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規定擁有最高法律效力。現行憲法為1982年憲法，並歷經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訂，明年12月4日為國家憲法日。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伍』 外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
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

二、正當程序原則
正當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程序的正當性包含的價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通過正當程序達到憲法的至信、至尊、至上從而實現憲法權威。

三、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是指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不利於自己的陳述或強迫其承認有罪。這直接針對和反對的是刑訊逼供以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

四、審判公開原則
包括公開審理和公開宣判兩個方面內容（但合議庭評議，審判委員會討論不公開） 部分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應公開宣判） 公開審判的案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不公開審理的，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一審法院違反公開審判原則的，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申。
但是下列情況不公開審判:1.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案件，一律不公開。2.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14歲以上不滿16歲的一律不公開；16歲以上未滿18歲的，一般也不公開。3.離婚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4.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

五、直接言詞原則
直接言詞原則是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的合稱。直接原則是指判決只能由直接參加法庭調查、聽取法庭辯論的審判人員親自作出。言詞原則是指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法院的訴訟行為特別是質證、辯論、證據調查都要求的言詞方式進行。

六、自由心證原則
一切訴訟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預先不作規定，而由法官、陪審官根據內心確信進行自由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稱為心證。心證如果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謂之「確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法官審判案件只根據他自己的心證來認定案件事實。 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合理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

七、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法院對於任何已經生效裁判加以處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審判；對於所有已經被生效裁判確定為有罪或無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以審判或科刑。

『陸』 一個涉嫌盜竊犯罪被抓後O口供,會被判刑嗎

會。只要客觀證據能證明，零口供一樣定罪。
從事過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實踐工作就會知道，零口供在實踐中太正常了。

『柒』 刑事拘留家屬可以取保嗎

1.關於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這是司法機關辦理取保候審的最主要法律依據。上述第一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某種刑罰，就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所認定的對其可能判處的刑罰，絕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所觸犯的刑法條文某一條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該條文規定的某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第二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已經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盡管可以認定其所犯罪行比較嚴重，且根據其對應的刑法條款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是，如果對其適用取保候審也不會發生社會危險性。
2.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對於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即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明文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這是一項授權性規定，也是一項排他性規定，這一規定即將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授予給了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從事某種行為的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和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的代表：「近親屬」則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捌』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