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刑事訴訟法46條的理解

⑴ 自考刑事訴訟教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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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陳光中第六版搜凳纖和第五版區別大嗎刑事訴訟法陳光中主編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礎上，吸收了根據2012年《刑事訴訟法》而修改公布的法院、檢察院及公安部三家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及自新法實施後的實踐經驗，對教材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使教材更適於在教學中使用。第三版是09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不需要補強粗悄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世仿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1]。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2]。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3];《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4],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5];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6],2000年12月7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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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傳喚的法律條款

對於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對於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1、刑事傳喚的對象是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傳喚後必須使用訊問筆錄、而不能使用詢問筆錄。對證人或不明確是犯罪嫌疑人的不能適用刑事傳喚。 2、刑事傳喚不能異地進行。但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是指戶籍地、經常居住地。 3、傳喚時間最長不超過12小時。 一、刑事傳喚有沒有強制力? 《刑事訴訟法》關於傳喚的規定是在偵查措施類，而不在強制措施類。所以刑事傳喚不是強制措施，不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力，刑事傳喚不具有強制力。《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74條，傳喚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出示《傳喚通知書》和偵查人員的工作證件。犯罪嫌疑人到案後，應當在《傳喚通知書》上填寫到案時間。《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46條第3款，對於違反治安管理的違法嫌疑人，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傳喚的，公安機關可以強制傳喚。有沒有強制力正是刑事傳喚與行政傳喚的一個本質區別。行政案件中沒有太多的其他強制措施，但辦理刑事案件程序中有拘傳、拘留等較多可供選用的強制措施，沒有必要再賦予刑事傳喚強制力。 犯罪嫌疑人拒絕在傳喚通知書上簽字時，公安機關是不可以採用註明的方式解決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規定》第174條，犯罪嫌疑人拒絕在《傳喚通知書》上填寫訊問結束時間時，公安機關才可以採用註明的方式，並沒有規定當犯罪嫌疑人拒絕在《傳喚通知書》上簽名時可以採用註明的方式。拒絕簽字表明拒絕到案，刑事傳喚失敗，公安機關必須採取其他措施。

⑶ 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的原則是怎樣的

在一起案件進行審判時，是整個案件的關鍵時刻。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案件的審判結果也是至關重要的，在 刑事訴訟法 無罪推定時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的原則進行推定。那麼，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的原則包括哪些呢?求原則包括不得強迫、舉證分配以及 疑罪從無 三種原則。 「任何人在未被法庭最終確定為有罪之前,應當被假定為無罪」,這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精神。在發現客觀真實與人權保障的價值之中,無罪推定原則優先選擇了保護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不再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視為 訴訟 客體,而是把其作為訴訟主體,更加強調主體在訴訟中享有的廣泛訴權與程序性保障和救濟。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無罪推定的解釋是:(1)控方承擔 舉證責任 ;(2)證明標准為排除合理懷疑;(3)疑案應作出有利於被控告人的結論;(4)被控告人享有一系列體現無罪推定精神的訴訟權利;(5)公共機構不能預斷案件結果。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既是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總則第12 條的規定,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表述。根據這一原則性規定,只要法院沒有依法作出對於被告人的有罪判決,被告人便處於無罪公民的地位,享有一個無罪公民的全部訴訟權利,這是國家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再次重申。新 刑訴法 中無罪推定原則的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規則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一項國際通行的法治原則,不僅被法治國家的國內法確認,而且被一系列國際法文件認可,成為最低限度的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新《刑事訴訟法》第50 條正式作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6條也確立了重 證據 ,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規則。新《刑事訴訟法》更是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打破了固有的只排除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 證人 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言詞證據的范圍,規定了實物證據的附條件排除,即收集的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收集機關負有補正或解釋的義務,如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該證據就應當予以排除。與此同時,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以及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這些規定鮮明地體現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二、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對於控訴機關處於弱勢的訴訟地位,這是因為控訴機關的背後是強大的國家公權力。因此,從訴訟平等與公平正義的理念出發,只能由控訴機關來證明被告人是有罪的,且這種證明一定要滿足較高的證明條件,即排除一切的合理懷疑,控訴機關絕對不能通過推定來降低證據的標准。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 公訴 機關,承擔著控訴的職能,理應承擔公訴案件的證明責任。 新《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並區分了公訴案件與 自訴案件 ,即「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與此同時,第113條要求公安機關在 立案 之後,應當全面地收集和調取證據材料,這些證據材料既包括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材料,也包括證明其無罪或罪輕的材料。新《刑事訴訟法》也明確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基本內涵,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必須清楚地查明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確實充分地收集證據,正確地認定犯罪性質和涉及的 罪名 。類似這樣的規定還有很多,這些規定無一例外地表明在我國的 刑事訴訟 當中,被告人作為訴訟的主體,並不承擔證明其有罪的證明責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不承擔證明責任,並不意味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不能進行舉證活動。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為了證明自己無罪或者罪輕,往往會自行舉證或通過其 辯護人 來舉證。這里的舉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於其固有的辯護權而進行的訴訟行為,並非基於證明責任或舉證義務而進行的行為。因此,從本質上講,被告人進行舉證實際上是在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並非履行自己的訴訟義務。強調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責任,就是要求在實踐中不能根據被告人沒有舉證就認定其為有罪。 三、疑罪從無規則 「疑罪」,即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存有疑問或不足以證明其有罪,司法機關在此種情形之下即身處一個兩難的境地,它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關於疑罪從無的概念,可以做這樣的理解:當控訴方提出的證據不足以達到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准時,法院就應作出無罪的處理。司法機關對疑案的處理應當遵循「疑罪從無」原則,即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宣告。 新《刑事訴訟法》第17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補充偵查應當以兩次為限。如果一個案件已經經過二次補充偵查,檢察院認為證據依然不足的,就應當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即我們常說的存疑不起訴。在法庭審理中也有類似的規定,當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所依據的證據不能達到確實、充分的標准,法院就應當作出無罪的宣告。作為證據採信的重要法則之一,「疑罪從無」一方面強調舉證責任的合理分配,一方面要求司法實踐中應當遵循和貫徹人權保障的思想,即司法裁判者的心靈天平永遠要傾向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一面。當罪輕與罪重不能確定時,應定輕罪;當有罪與無罪不能確定時,則應判定為無罪。 綜上所述， 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時法院進行審判時應當准確、真實、公平公正公開進行。保證整個訴訟過程的順利進行。為了我國公民的合法權益收到保護，相關規章制度的制定應當遵循嚴謹專業和權威性。

⑷ 刑事證據的概念意義

我國還沒有統一的證據法典，但我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證據制度。對證據的概念，只有刑事訴訟法作了定義。根據2012年3月14日通過的刑訴法修正案，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證據有下列8種形式：(1)物證；(2)書證；(3)證人證言；(4)被害人陳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6)鑒定意見；(7)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8)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一般認為，所有證據都應當具有證明力和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是指證據對於待證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證據的證據能力，是指證據資料在法律上允許其作為證據的資格。這是證據的基本特徵。我國刑事證據制度也基本反映了上述特徵，具體表現為：
1．客觀性。訴訟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訴訟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不是人們主觀猜測和虛假的東西。訴訟證據的客觀性，是訴訟證據的本質特徵，是由案件事實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的。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證據的本質是事實。證據事實的存在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諸如物品、痕跡、文件等客觀存在的物質；一種是被人們感知並存人記憶的事實。無論以哪種形式存在的事實，都可以成為證據。二是證據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事實。伴隨著案件事實的發生，證據事實便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地形成了。證據的客觀性，為公安司法人員調查收集證據，查明和證明案件事實真相，提供了物質基礎。
2．關聯性。訴訟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訴訟證據與案件的待證事實之間存在客觀的聯系。證據不僅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必須是與案件事實有關聯的事實。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多種多樣的，並非所有的客觀事實都能成為證據，只有那些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系的事實才能成為證據。證據之所以能夠對案件事實起證明作用，正是由於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聯系。凡是與案件事實具有客觀的必然的聯系，對查明案件有意義的事實，就可以作為證據；凡是與案件事實無關的，對查明案件沒有意義的事實，不論其是多麼真實可靠，都不能作為證據。
3．合法性。證據的合法性，是指訴訟證據必須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實材料。證據的這一特徵表明：其一，訴訟證據的提供、收集和審查，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無論是公安司法人員收集證據，還是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提供證據，都應當合法，否則就不能作為訴訟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無論是在刑事訴訟中，還是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各種證據的取得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非法取得的證據，在證據理論和訴訟理論上，嚴格講是不應當具有證據效力的，更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其二，訴訟證據的形式應當合法。即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材料形式上必須符合法律要求，否則，就不可以作為訴訟證據。我國訴訟法對證據的種類作了明確規定，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了七種證據種類：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其他訴訟法也作了相應規定。同時還對各種證據的形式也作出明確的要求，如物證、書證必須附卷，不能附卷的要通過照相、錄像、製作模型等方式附卷；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當事人陳述，應當以書面形式加以固定，並經核對無誤後，由證人、保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民事或行政訴訟當事人簽名蓋章；鑒定結論必須採用書面形式，由鑒定人簽名蓋章；勘驗、檢查筆錄、現場筆錄，根據需要分別採用書面筆錄、繪圖、照相、錄像等形式，書面筆錄要由勘驗人員、現場見證人簽名蓋章；等等。其三，訴訟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證。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詢問、質證；物證必須當庭出示，讓當事人辨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未經法庭查證屬實的材料，均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證據的種類是指表現證據事實內容的各種外部形式。證據種類實際上是證據在法律上的分類，是證據的法定形式。證據種類的劃分具有法律約束力，不具備法定形式的證據資料不能納入訴訟軌道。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規定：證據有下列8種形式：(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這表明，證據資料只有上述法定的表現形式才能進入刑事訴訟，但是，具有法定表現形式的證據資料不一定都是具有客觀性、相關性的證據。例如，物證有可能被偽造，證人可能說了假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許存在不實之詞。所以，在了解和掌握證據種類的時候，要對證據概念有全面的理解，懂得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1款所指出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所體現的內涵。同時，必須特別注意理解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3款的規定：以上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中領悟出上述三款法律規定之間密切的邏輯關系。 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證人證言一般是口頭陳述，以筆錄加以固定；辦案人員同意由證人親筆書寫的書面證詞，也是證人證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所以，證人應當是除當事人以外了解案情，能夠辨別是非並正確表達的公民個人，單位不能作證人。鑒於證人的身份是由於他們對案件情況的感知在客觀上與案件之間形成了相應的證明關系所決定，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辦案人員隨意指定更換；證人本人也不可以僅以個人意見作證或拒絕作證；證人必須親口陳述或親筆書寫證言，除辦案人員製作筆錄以外一般不能委託他人代理。這種「證人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時決定了證人作證的優先，即當訴訟中的證人身份形成以後，他們將不可以在訴訟中擔任偵查、檢察、審判人員及鑒定人、翻譯人員等。 被害人陳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況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自訴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們的陳述也是被害人陳述。
被害人陳述有以下兩種情況：一種是與犯罪分子有直接接觸或耳聞目睹犯罪行為的被害人陳述。這種陳述可以直接指認犯罪過程和犯罪分子的特徵，常常是直接證據。另一種是與犯罪分子沒有直接接觸或耳聞目睹犯罪行為的被害人陳述。這種陳述的內容不如前者豐富和具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通常也稱為「口供」。它的內容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說明自己無罪、罪輕的辯解。
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檢舉他人犯罪是否屬於這種證據，一般認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檢舉他人犯罪的性質、內容應當加以適當分析，只有在共犯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檢舉、揭發其他共犯的犯罪事實時才是口供，否則是證人證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是口頭陳述，以筆錄的形式加以固定。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請求或辦案人員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親筆書寫供詞。 鑒定意見，是指受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後作出的書面意見。刑事案件中需要進行鑒定的專門性問題非常廣泛，常見的有法醫學鑒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書法筆跡鑒定、痕跡鑒定、化學鑒定、會計鑒定、技術鑒定等。
鑒定意見是鑒定人對專門性問題從科學技術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斷意見，而不是對直接感知或傳聞的案情事實的客觀陳述，所以，它不同於證人證言，證人也不能同時兼作鑒定人。如果被指派或聘請的人在訴訟之前已經了解案件的情況，則只能作證人，不能作鑒定人。 勘驗筆錄，是指辦案人員對於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痕跡、屍體等勘查、檢驗中所作的記載。包括文字記錄、繪圖、照相、錄像、模型等材料。勘驗筆錄可以分為現場勘驗筆錄、物證檢驗筆錄、屍體檢驗筆錄、偵查實驗筆錄等。
由於勘驗筆錄是辦案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並運用一定的設備和技術手段對勘驗對象情況的客觀記載，所以，它的客觀性較強，也比較可靠。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固定證據及其所表現的各種特徵，供進一步研究分析使用，以利於發現和收集證據，確定偵查方向，揭露和證實犯罪人，鑒別其他證據的真偽，認定案件事實。
勘驗筆錄是否全面和准確往往會受到主觀因素和客觀條件的影響，所以，必須經過審查核實後才能發揮它的作用並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檢查筆錄
檢查筆錄，是指辦案人員為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徵、傷害情況或生理狀態，而對他們的人身進行檢驗和觀察後所作的客觀記載。檢查筆錄以文字記載為主，也可採取拍照等其他有利於准確、客觀記錄的方法。
人身檢查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必要時可以指派或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協助辦案人員進行。
勘驗、檢查筆錄與鑒定結論是兩種不同的證據，不能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有：(1)勘驗、檢查筆錄由辦案人員製作，鑒定結論則由辦案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製作；(2)勘驗、檢查筆錄是對所見情況的客觀記載，鑒定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科學的分析判斷意見；(3)勘驗、檢查筆錄大多是解決一般性問題，鑒定結論則是解決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 視聽資料，是指以錄音、錄像、電子計算機或其他高科技設備所存儲的信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視聽資料是現代高科技發展的重要產物和先進成果，它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也是法學研究和司法實踐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
視聽資料具有如下的特點：(1)形式多樣，直觀性強，客觀實在，內容豐富；(2)易於保存，佔用空間少，傳送和運輸方便；(3)可以反復重現，作為證據易於使用，審查核實時便於操作；(4)存在被偽造、變造的可能性；(5)對技術要求高，伴隨科技發展的進程而不斷更新、變化。 (一)刑事證據的收集
收集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和律師為了證明特定的案件事實，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程序，收集證據和證據材料的法律活動。收集證據是運用證據的首要工作，是分析研究案情的前提和先決條件，是判斷、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定權和處理權。只有把收集證據工作做好，才能為審查證據、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提供充分可靠的證據材料。如果沒有把收集證據的工作做好，缺少必要的證據材料，所謂運用證據來查明案件事實就是一句空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一步重新去收集證據，仍然是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的。所以，收集證據對於運用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是一項很重要的基礎工作。
收集證據的目的，是為了如實地反映案件事實的本來面目。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在取得充分、確實的證據基礎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麼罪，作出正確的結論。收集證據的大量工作是在偵查階段進行的，收集證據是偵查工作的主要任務。但是，在起訴、審判階段，如果認為證據不夠充分、確實，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也需要調查收集證據。收集證據的范圍是廣泛的，凡是與案件事實有關的各種證據都要注意收集。應當根據具體案件的不同特點，抓住關鍵性問題，去收集與案件有關的各種證據。
(二)刑事證據的審查
刑事證據的審查，是指司法人員對於已經收集到的各種證據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審查判斷，鑒別真偽，以確定各個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並對整個案件事實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
一般情況下，刑事證據的審查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步驟：
1．單獨審查。單獨審查是對每個證據材料分別審查，即單獨地審查判斷每個證據材料的來源、內容及其與案件事實的聯系，看其是否真實可靠，看其有多大的證明價值。對於那些明顯虛假和毫無證明價值的證據材料，經單獨審查即可篩除。對證據材料的單獨審查可以按兩種順序來進行。一種是按時間順序進行，即按照證據材料所證明的案件事實發生的先後來逐個審查證據材料。這適用於證據材料的時間順序比較明確的案件。另一種是按照主次順序進行，即按照證據材料所證明的案件事實的主次關系和證據材料本身的主次關系來逐個審查證據材料。這適用於核心事實和核心證據比較明確的案件。
2．比對審查。比對審查是對案件中證明同一案件事實的兩個或兩個以上證據材料的比較和對照，看其內容和反映的情況是否一致，看其能否合理地共同證明該案件事實。一般情況下，經比對研究認為相互一致的證據材料往往比較可靠，而相互矛盾的證據材料則可能其中之一有問題或都有問題。當然，對於相互一致的證據材料也不能盲目輕信，因為串供、偽證、刑訊逼供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虛假的一致；而對於相互矛盾或有差異的證據材料也不能一概否定，還應當認真分析矛盾或差異形成的原因和性質，因為不同的證據材料之間有所差異也是難免的。比對審查的關鍵不在於找出證據材料之間的相同點和差異點，而在於分析這些相同點和差異點，看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客觀規律。比對審查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縱向比對審查；另一種是橫向比對審查。前者是指對一個人就同一案件事實提供的多次陳述做前後比對，看其陳述的內容是否前後一致，有無矛盾之處。後者是指對證明同一案件事實的不同證據或不同人提供的證據做並列比對，看其內容是否協調一致，有無矛盾之處。
3．綜合審查。綜合審查是對案件中所有證據材料的綜合分析和研究，看其內容和反映的情況是否協調一致，能否相互印證和吻合，能否確實充分地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綜合審查的關鍵是發現矛盾和分析矛盾，以便對案件中的證據材料作出整體性評價。綜合審查不僅要審查證據的真實可靠性，而且要特別注意審查證據的證明價值，使全案證據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鏈，而且能夠毫無疑點地對案件情況作出合理的解釋。
(三)刑事證據的運用
刑事證據的運用是指公安司法人員對於收集到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核實以後，依據查證屬實的證據來確定案件事實。
運用證據認定案情與審查判斷證據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們之間的聯系表現在運用證據認定案情，往往是結合審查判斷證據進行的。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公安司法人員運用證據認定案情與審查判斷證據，都有一個逐步深入的認識過程。隨著刑事訴訟的進展，公安司法人員對證據的審查判斷與對案情的認定，都會不斷地完善。通過不同的刑事訴訟程序，反復檢驗，層層把關，公安司法人員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和對案情的認定，必然會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要求。說它們之間有區別是指審查判斷證據的真偽和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主要是對單個證據本身進行審查，判斷單個證據對案情的證明力。運用證據認定案情則是在審查判斷單個證據的基礎上，依據查證屬實的全部證據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性結論，也就是運用證據來認定整個案情。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運用證據認定案情應當掌握以下幾點：
1．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一規定要求司法人員要特別注意調查和運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強調調查研究，要憑充分、確實的證據定案，把自己對案件的處理決定建立在充分、確實的證據基礎之上。因為對於司法人員來說，案件事實都是過去發生的、未知的事情，要查明案情的唯一科學的方法，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傘面收集各種證據，經過分析研究，審查判斷，實事求是地作出正確結論。同時要謹慎地對待口供，絕不能輕易地相信口供，更不能單憑口供定案。對於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同案被告人之問的相互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一般也不能對被告人定罪處罰。
2．嚴禁刑訊逼供的原則。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同時為了保證這一規定的貫徹執行，刑法第247條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罪。國家工作人員對人犯實行刑訊逼供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傷殘的，以傷害罪從重論處。這些規定說明，刑訊逼供在我國法律上是嚴加禁止使用的收集證據方法。刑訊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變相肉刑強迫被告人招供的一種審訊方式，不僅在對被告人訊問時要嚴禁使用這種方法逼供，就是在對其他訴訟參與人詢問時，也要嚴禁使用這種方式逼證。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的性質和社會主義法制原則決定了要嚴禁刑訊逼供。依據司法解釋的精神，凡是以刑訊的方法收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陳述、證人的證言、鑒定結論都不能作為認定指控犯罪的證據。凡是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證據，而且嚴重損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的合法權益，或者可能影響證據客觀真實性的，也不能作為認定指控犯罪的證據。對於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物證、書證，經審查核實以後，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可以作為認定指控犯罪的證據使用。但對違法者要追究其責任。實踐證明，刑訊逼供完全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思想，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在法律上作了禁止性規定，要求司法人員在收集和運用證據上必須遵守這一原則。
3．一切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各種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就是說，司法人員的主觀認識必須完全符合客觀案情，所認定的案件事實必須達到客觀真實，而不是「可能真實」、「大概真實」。證據是查明和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真實可靠，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任何證據材料未經查證屬實，來源不清，真偽不明，都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司法人員對於收集到的各種證據材料，都必須認真審查判斷，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情的根據，特別是審判人員必須在法庭上親自審查核實各種證據，據以定案的所有證據都必須經過法庭調查核實，並且要讓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對證據辨明真偽，發表意見。所有證據必須經過法庭調查核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如果證據不經查證屬實就輕率地作為定案根據，則違反了運用證據的原則，必然導致錯案。
4．案件事實情節清楚，並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證據確實、充分，在證據之間、證據與案情之間，排除了所有疑問與其他的可能性，應當依法作出認定結論；案件事實部分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應當依法作出部分認定結論；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部分，依法作出不予認定的結論；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有新的事實，可能影響認定案情的，應當建議起訴機關補充或者變更起訴。如果起訴機關不同意的，人民法院應當就起訴所指控的犯罪事實依法作出認定；對於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按無罪處理；對於定罪證據不足所形成的「疑罪」，也應當按無罪處理。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法庭審理後，對於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5．必須忠實於事實真相的原則。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相。故意隱瞞事實真相的，應當追究責任。這一規定說明，司法人員對證據必須採取科學態度，尊重客觀事實，如實反映客觀事實。在收集和運用證據過程中，一旦發現確有錯誤，就要實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同時要敢於堅持真理，排除各種於擾和壓力，努力查清案件事實真相。絕不能患得患失，屈從於權勢，隱瞞事實、歪曲事實、捏造事實，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對證據任意取捨，或者是牽強附會任意推論。如果司法人員故意隱瞞案件的事實真相，不管他是出於什麼動機，都要對他追究責任。刑法第399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6．如何運用間接證據問題。間接證據問題，在證據理論中和訴訟實踐中，都是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證據理論上的許多問題，都與間接證據有著密切聯系。間接證據的性質、特點和意義，以及間接證據之間，間接證據和案件的事實之問的聯系等許多問題，都需要從證據理論上進行深入研究。從訴訟實踐來看，由於問接證據來源廣泛，容易收集，所以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從發現、收集和研究間接證據開始的。分析已有的間接證據，確定調查的方向和范圍，肯定有關情況，排除無關情況，進而發現直接證據或者查證直接證據。同時，也有很多案件事實是依據間接證據來查明和認定的。所以，間接證據是查明個案事實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⑸ 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是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為正確理解和適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結合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實際而制定的司法解釋。具體情況如下：

1、強化人權司法保障

進一步強化辯護權保障，確保被告人有權獲得法律援助，保障辯護律師的查閱權、質證權等訴訟權利。

2、完善證據審查判斷規則

對證據的審查與認定進行了詳細規定，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的審查與認定，以及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的審查與認定等。

3、明確管轄和迴避制度

對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范圍、犯罪地的確定、被告人的居住地認定等管轄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並對迴避制度進行了詳細解釋。

4、規范強制措施和附帶民事訴訟

對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程序以及附帶民事訴訟的提起、審理等進行了規范。

5、完善審判程序

對公訴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自訴案件第一審程序、單位犯罪案件的審理、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第二審程序等進行了詳細規定。

6、死刑復核程序和涉案財物處理

對死刑復核程序、涉案財物的查封、扣押、凍結及其處理等進行了規定。

7、審判監督程序和執行程序

對審判監督程序的提起、審理以及執行程序中的死刑執行、減刑、假釋等進行了規范。

8、涉外刑事案件的審理和刑事司法協助

對涉外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刑事司法協助等進行了規定。

9、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和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

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特點、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等進行了專門規定。

10、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對強制醫療程序的適用條件、審理程序等進行了規定。

刑事訴訟的訴訟條件如下：

1、犯罪事實明確

必須存在明確的犯罪事實，即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已經觸犯刑律，構成犯罪，並且這一犯罪事實有充分的證據支持。

2、刑事責任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必須依法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即其行為不僅構成犯罪，而且依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

3、管轄范圍

案件必須屬於相關司法機關的管轄范圍。

4、追訴時效

刑事案件的追訴時效期限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而設定，具體為：

（1）當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時，追訴時效期限為5年。

（2）若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則追訴時效期限為10年。

（3）對於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追訴時效期限為15年。

（4）若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或死刑，追訴時效期限為20年。然而，若20年後仍認為有必要追訴，需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

5、特殊情況

存在兩種特殊情況不受追訴期限限制

（1）犯罪嫌疑人已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逃避偵查或審判。

（2）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但未立案。

刑事訴訟的訴訟流程如下：

1、立案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案件材料進行審查，確定是否存在犯罪事實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進而決定是否立案。

2、偵查

特定司法機關為查明犯罪事實和緝獲犯罪人而進行的專門調查和相關強制性措施。

3、起訴

分為公訴和自訴兩種方式。公訴由公訴機關提起，自訴則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4、審判

人民法院在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參與下，依法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

5、執行

刑事執行機關根據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對犯罪人進行刑罰執行。在我國，執行主體主要包括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監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