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著作讀書筆記

Ⅰ 行政法的內容簡介

本書是英國行政法學的經典之作，先後被譯成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回作者先後執教於牛津答大學和劍橋大學，並在世界許多國家（包括中國）講過學。本書系統地介紹了英國的政府體制，特別詳細地講述了行政系統與立法系統和司法系統的相互關系，闡述了英國法治的基本原則，英國不成文憲法對行政控制的基本原則，英國行政法的演變與發展，英國行政裁判制度及其運作方法，英國對行政系統實行的司法審查制度及其運作方法，英國司法審查制度的基本原則。本書資料翔實，觀點明確，邏輯嚴謹，思路清晰，在法學著作中具有相當的可讀性。

Ⅱ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Ⅲ 關於讀書筆記的問題

1、讀書筆記的概念

人們在平時的學習和生活中，把自己閱讀書籍的心得體會和精彩內容整理記錄下來的文字材料,就叫讀書筆記.
2．讀書筆記的作用
（1）作讀書筆記可幫助記憶，彌補腦力不足，有效提高讀書效率。
（2）做讀書筆記可鍛煉思考能力。讀完書用筆記記下來，想一想，這便是思考，常思考，可鍛煉人的思維的條理性，邏輯性和分析綜合能力。
（3）可積累有用材料，開拓視野，提高語言文字表達能力。
（4）作筆記會產生新的思考，有利於發現新問題，有利於研究新問題。
3．讀書筆記的種類
讀書筆記種類很多，一般分為四大類。
（1）摘要式。
即將書中或文章中一些重要觀點、精彩警辟語句，有用數據和材料摘抄下來，目的是積累各種資料，為科研、教學、學習和工作作好准備。可按原書或原文系統摘錄；也可摘錄重要論點和段落；還可摘錄重要數字。
（2）評注式。
評注式筆記不單摘錄，還要寫出自己對這些要點的看法和評價。常用方法有書頭批註。即在書中重要地方用筆打上符號或在空白處加批註、折頁作記號；也可用提綱方法把書和文章論點或主要論據扼要記敘下來；還可用摘要式綜合全文要點、記下主要內容；讀完全書或全文對得失加以評論也是一種方法。
（3）心得式。
即讀後感。是讀書或讀文章後寫出的自己的認識、感想、體會和啟發。常用方法有：札記，也叫札記，是摘記要點與心得結合的產物；心得，也叫讀後感。將讀書體會、感想、收獲寫出來；綜合觀點、見解，提出自己看法並記錄下來，也是很好的讀書方法。
（4）記載式。
1）筆記本。
成冊筆記本可用來抄原文、寫提綱、記心得、寫綜述。長處是便於保存，缺點是不便分類，但可按類單獨成冊。
2）活頁本。
可用來記各種各樣筆記。便於分類，節約紙張和日後查閱。
3）卡片。
好處便於分類，可按目排列，便於靈活調動又節省紙張，但篇幅小，內容不宜長。
4）剪報。
把報紙和有用資料剪下來，長文章可貼在筆記本或活頁本上，短小材料可貼在卡片上。剪報材料可加評注，也可分類張貼，要註明出處，以便使用。
5）全文復印。
重要讀書材料，為保持完整性，可全文復印編目分類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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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時候做的筆記

讀課外書，怎樣才能不忘呢？學到的東西怎麼才能不丟呢？正如你說的，寫讀書筆記是個好辦法。

記憶，對於積累知識是重要的，但是不能迷信記憶。列寧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他卻勤動筆，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俗話說：「最淡的墨水，也勝過最強的記憶。」所以，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要求自己：身邊永遠帶著鉛筆和筆記本，讀書和談話的時候碰到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話語都把它記下來。

寫讀書筆記，對於深入理解、牢固掌握所學到的知識，對於積累學習資料，以備不時之需，很有必要。做讀書筆記，方法是多樣的，不同的方法作用不同。下面給你介紹幾種常見的寫讀書筆記的方法。

最簡單的一種做讀書筆記的方法是「摘抄法」。

所謂摘抄就是讀一本書、一篇文章，把其中的一些83 好的句子和段落摘下來，抄在本子上或卡片上。

摘抄的內容要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定。可以抄錄領袖導師的教導，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的至理名言，人民群眾、英雄人物的豪言壯語和格言諺語等。例如：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Ⅳ 行政法領域好的書籍有哪些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推薦理由：回這是由大答陸一些著名行政法學家共同撰寫的行政法學教材，由於每個撰寫者都是相關領域里的專家，所以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觀點已經成為通說，也是很多學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對於法學本科學生學習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具有重要作用。

Ⅳ 翁岳生的主要著作

Die Stellung der Justiz im
Verfassungsrecht deRepublik China（59）
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65）
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83）
行政法(上、下冊)（87編著,89再版）
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92主編）

Ⅵ 有哪些好的行政法著作可以看

1.王名揚三部曲：
《英國行政法》政法大學出版社《法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版《美國行政權法》中國法制出版社
2.哈特穆特.毛雷爾（德），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
3.鹽野宏（日）：《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4.翁岳生：《行政法》（上、下），中國法制出版社

Ⅶ 給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讀後感

讀《中國行政法的創制與面臨的問題》後有感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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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求篇行政管理學讀書筆記，最好是關於拆遷的話題的

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實務探討

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以下簡稱拆遷裁決）是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當事人之間不能達成補償安置協議而發生糾紛，由特定行政機關依法處理的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它是當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行政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拆遷裁決的屬性

拆遷裁決法律關系具有復合性。其中，既包含行政法律關系，又包含民事法律關系。行政機關和拆遷當事人之間是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關系，拆遷當事人之間是地位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三者互相之間形似一個三角形。這種法律關繫上的復合性，貫穿於裁決過程的始終，決定了裁決機關公正而且中立的角色特徵。

本質上，拆遷裁決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具體分類上，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行政裁決。行政裁決根據爭議標的不同，可以分為權屬糾紛裁決、侵權糾紛裁決、損害賠償糾紛裁決。（1） 拆遷裁決的爭議標的是房屋拆遷補償與安置，顯然不同於權屬糾紛、侵權糾紛以及損害賠償糾紛的爭議標的。由此筆者認為，拆遷裁決是一種獨立類型的行政裁決。

裁決作出後，具有一般行政行為的法律效力：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因其執行力，裁決一經作出，裁決的內容就應當得到執行和實現；因其公定力，在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期間，不應當停止裁決的執行。

二、裁決機關

通說認為，裁決機關是審批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市、縣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區（直轄市的區除外）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不屬於裁決機關，但可以接受裁決機關的委託。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據此，裁決機關包括：

1、市、縣房屋拆遷管理部門；

2、直轄市的區房屋拆遷管理部門；

3、市、縣人民政府；

4、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

三、拆遷裁決的管轄范圍和管轄原則

管轄范圍此指裁決機關能夠受理的拆遷糾紛案件的范圍，既包括哪些拆遷糾紛案件可以通過裁決解決，又包括這些案件在裁決機關之間的內部分工。對於前者，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之間歷來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一般的觀點認為，拆遷糾紛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要件，才可以提請裁決:

1、標的物是國有土地上的房屋；

2、該房屋在拆遷范圍內；

3、尚未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

4、拆遷期限尚未屆滿。

相應地，以下拆遷糾紛不屬於拆遷裁決管轄范圍：

1、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糾紛；

2、沒有核發拆遷許可證的拆遷糾紛；

3、拆遷期限已屆滿的；

4、達成補償安置協議後又發生爭議的；

5、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員會已經受理的。

管轄原則實行屬地管轄，即由被拆遷房屋所在地的裁決機關管轄。在此基本原則之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管轄是一般原則，由縣、市人民政府管轄是特殊原則。

當前，實踐中出現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拆遷公房時，作為被拆遷人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與拆遷人已經達成了產權調換補償協議，但公房承租人與拆遷人因補償安置問題發生糾紛，應由哪個部門管轄？大多認為應由同級人民政府管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無管轄權，直接依據是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 16條中關於「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的規定。筆者認為應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管轄，理由是：

首先，結合第16條第一款，（2） 該規定中的「被拆遷人」 不僅指房屋所有權人，同時也是拆遷糾紛的一方當事人。第16條第一款共含三段，都是關於裁決的規定，內容上三段之間互相銜接。分析第一段可以得出，拆遷糾紛的當事人包括被拆遷人；分析第二段可以得出，拆遷糾紛中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3） 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不能再充當裁決機關。可見，同級人民政府管轄的案件，應當符合兩個條件：第一，被拆遷房屋是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名下的公房；第二，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拆遷糾紛的一方當事人。而上例中的拆遷糾紛卻不能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因此不應認為由人民政府管轄。

其次，該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情況發生，保證裁決機關的公正地位。但本例拆遷糾紛發生在公房承租人與拆遷人之間，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不是糾紛的當事人，對爭議標的不享有利益，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管轄，不違背立法目的。相反，「只要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承租人與拆遷人之間的拆遷糾紛一律由人民政府管轄」的大多數觀點是錯誤的，是對法律條文斷章取義、片面機械理解的結論。

四、拆遷裁決的依據

拆遷裁決的依據是裁決所依據或者所適用的有關規定。有人認為，裁決只能依據拆遷管理方面的法規作出，裁決書只能引用這方面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4） 這種看法欠妥，因為：

第一，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僅應依據規范性法律文件，還可以依據其他規范性文件。只要其他規范性文件與規范性法律文件不存在沖突，就可以適用；

第二，有些情況下，處理拆遷裁決案件必須依據拆遷管理法規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規。《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8條明文規定，拆遷文物古跡等房屋應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辦理。當涉案被拆遷房屋是文物古跡等特殊類型的房屋時，如果不依據文物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裁決，很容易出現違法後果；

第三，通常，處理裁決案件必須依據其他規范性文件。由於立法本身的局限性，拆遷管理方面的法規規定比較原則、概括。現實中，各地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制定了大量的規范性文件，並發揮著巨大作用。離開了這些規范性文件，很多細節問題，例如搬家費、通訊線路遷移費、臨時停產(業)補助費等，都難以解決。

所以，拆遷裁決的依據至少應包括三類：

1、單行拆遷管理法，即專門規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行政法規即《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

2、附屬拆遷管理法，即附帶規定於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或者部門規章中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規范。例如，《文物保護法》第 13條規定，因建設工程和特別需要而必須對文物保護單位進行遷移或者拆除的，應當按照文物保護單位的級別履行相應的報批手續；國務院頒布的《郵政法實施細則》第18條規定，因建設需要拆遷郵政企業、分支機構或者郵政設施時，拆遷人應當將之遷至適宜的地方或者另建；對於環境衛生設施的拆遷，國務院頒布的《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拆遷人必須事先提出拆遷方案報市容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廣州市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規定》第17條則進一步規定拆遷人必須事先提出拆建方案並報市容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先建設、後拆除，誰拆誰建；對於宗教房產的拆遷，《廣東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第 46條規定，應當征詢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廣州市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第39條也進一步規定因市政建設需要拆遷宗教活動場所的，應事先征詢市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其他建設需要拆遷宗教房地產的應事先徵得市有關宗教團體和市宗教事務部門的同意，等等。

3、拆遷行政管理規范性文件。即不屬於嚴格意義上法律淵源的其他規范性文件，具體指各級人民政府和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有關拆遷管理的規范性文件。

對上述三類依據，裁決機關可以並且應該在裁決書中加以引用。但是，應注意在適用拆遷行政管理規范性文件時，必須慎重審查是否與單行拆遷管理法或者附屬拆遷管理法相抵觸。

五、相關期間及其法律效力

在執法實踐中，有兩個問題不時引起爭議：一是拆遷期限屆滿後，裁決機關還能否作出裁決？二是拆遷期限屆滿後，能否依據拆遷裁決實施強制拆遷？不少人基於對拆遷期限屆滿後就不能實施拆遷活動的認識，在兩個問題上都持否定態度，並得出結論：拆遷期限屆滿後作出的裁決是無效的；由於拆遷期限屆滿，不能再依據拆遷裁決強制拆除被拆遷房屋。這種觀點對於不服拆遷裁決的行政審判工作以及根據拆遷裁決實施的行政強制執行工作影響甚巨。

《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有四種期間規定與拆遷裁決密切相關，分別是拆遷期限、裁決期限、搬遷期限和過渡期限。不同的期間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拆遷期限是拆遷人經批准在一定拆遷范圍內實施房屋拆遷活動的期間，是依法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以拆遷公告形式公布的拆遷許可事項之一。拆遷人從事拆遷活動必須遵守該時限。在拆遷期限內，拆遷人可以實施動遷工作，拆除已達成補償安置協議的被拆遷房屋，並可就拆遷糾紛申請裁決；拆遷期限屆滿後，拆遷人繼續進行動遷活動的，應當承擔擅自延長拆遷期限的行政法律責任，對其提出的拆遷裁決申請，裁決機關應不予受理。

裁決期限是裁決機關受理拆遷糾紛案件並作出裁決的期間。《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規定，裁決應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5） 裁決機關處理拆遷裁決案件必須遵守該時限規定。無正當理由超過裁決期限所作出的裁決，因程序違法而無效。

搬遷期限指拆遷當事人在補償安置協議中自行約定或者裁決機關裁定的被拆遷人（承租人）搬出被拆遷房屋的期間。被拆遷人（承租人）必須在約（裁）定期限內搬出，否則應承擔違約責任或者強制執行的法律後果。

過渡期限是被拆遷人（承租人）搬遷到周轉房臨時居住或者使用的期間，和搬遷期限一樣是通過拆遷當事人協議約定或者通過裁決機關裁定的。各方當事人都必須遵守過渡期限。拆遷人擅自延長過渡期限的，應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法另行支付或增加支付臨時安置補助費；被拆遷人（承租人）不按時騰退周轉房的，應負違約責任或者承受強制執行的法律後果。

除裁決期限是法定期間外，拆遷期限、搬遷期限和過渡期限都是指定期間，其中搬遷期限和過渡期限也可以是約定期間。

在上面分析的基礎上，針對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拆遷期限只是影響裁決案件管轄的一個條件，並不能限制裁決期限。裁決期限是法定的，它和拆遷期限可以並行不悖，即裁決機關只要在拆遷期限內受理了拆遷糾紛，既使拆遷期限屆滿，也可以依法作出拆遷裁決，並且裁決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效力。

對於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7條，只要被拆遷人（承租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搬遷，就可以實行強制拆遷。強制拆遷是屬於強制執行，與拆遷期限沒有必然關系，只與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有關，而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也不受拆遷期限的限制。拆遷期限是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據行政許可權批準的，適用於拆遷范圍內的所有被拆遷房屋，搬遷期限是裁決機關依據行政自由裁量權裁定的，適用於特定被拆遷房屋，兩者都是指定期間，通常都由同一個行政機關指定，都合法有效。搬遷期限可以是拆遷期限內的一段時間，也可以是拆遷期限之後的一段時間。僅僅根據搬遷期限不在拆遷期限內，從而認定不能從事搬遷、拆遷活動，缺乏充分理由。拆遷期限只能限制拆遷人實施房屋拆遷行為，不能限制有關行政主體依法實施強制拆遷。（6） 必須強調，強制拆遷的前提條件只有一個，即被拆遷人（承租人）未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履行搬遷義務，而不論拆遷期限是否屆滿。因此，不能以拆遷期限屆滿為由拒絕受理強制拆遷申請。

六、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補償的具體操作問題

實行產權調換補償，在實務操作中有兩個問題要解決：第一，是否一律補差；第二，按照什麼方法進行產權調換。

第一個問題，實質上與法律適用有關。《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25條明確規定，實行產權調換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應當結算差價。但是現行的一些地方性法規卻有特別規定，例如，根據1995年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廣東省拆遷城鎮華僑房屋規定》，補償房屋的建築面積與原房屋建築面積相同的，不結算差價。據此，許多人認為這類地方性法規只適用於特定區域，在得到修改或者明令廢止前，特定區域內的該類房屋產權調換補償仍應互補差價。但是該觀點卻面臨著一個法理拷問：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適用原則有一個前提，即兩法必須屬於同一位階，而上例中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根本就是上、下位階的關系，效力有高低之分，在對拆遷補償存在原則性沖突規定的情況下，應該選擇適用的是行政法規而非地方性法規。筆者傾向於認為，裁定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補償的，應裁決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互補差價。不過，該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7）

第二個問題，實質上是實行產權調換補償的具體操作標准。用於產權調換的補償房屋，拆遷人可以按照被拆遷房屋的建築面積提供，也可以按照被拆遷房屋的市場評估價格提供。根據補償房屋確定標準的不同，產權調換的具體方法有兩種：等面積產權調換和等價格產權調換。以等面積產權調換方法補償的，根據上引拆遷行政法規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應結算差價；以等價格產權調換方法補償的，差價為零，無需結算。無論哪種方法，都貫徹了等價有償原則。但是從裁決的執行角度看，這兩種方法都存在著可能導致不公平結果的缺陷：實行等面積產權調換，在被拆遷人應支付差價而無力支付或者拒絕支付的情況下，可能損害拆遷人的利益；實行等價格產權調換，在補償房屋建築面積比原房屋建築面積減小而被拆遷人居住人口較多的情況下，可能導致被拆遷人的實際居住水平下降。因此，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拆遷雙方的合法權益，兩種產權調換方法都應該允許存在，以備選擇。如果在地方立法中限定只能實行等面積產權調換或者只能實行等價格產權調換，則很難避免產生上述弊端。

所以，對於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補償的案件，裁決機關應慎重選擇適用的法律，以確定是否互補差價。至於房屋產權調換的具體方法，可以根據具體案情，裁定等面積產權調換或者等價格產權調換。為了彌補兩種具體方法各自的缺陷，保證被拆遷人的居住水平不因房屋拆遷而下降，同時保證補差易於實現，可以遵循以下指導思想處理：首先，補償房屋的建築面積應不小於原房屋的建築面積；其次，優先選擇補差金額較小的產權調換方案，即當存在著兩個以上產權調換方案且都需補差時，宜選用補差金額較小的方案。

七、抵押房屋的處理

對於設定抵押權的被拆遷房屋，按照目前有關抵押的法律法規，（8） 裁決機關在處理過程中，應把拆遷裁決立案情況告知抵押權人，並限期被拆遷人（即抵押人）和抵押權人以重新設定抵押、清理債權債務等方式解除被拆遷房屋上的抵押關系。被拆遷人和抵押權人解除抵押關系的，塗銷房屋抵押注記，按照被拆遷房屋不存在抵押的情況作出裁決，由拆遷人向被拆遷人作出補償；不解除抵押關系的，要求拆遷人辦理抵押房屋的證據保全公證，把抵押權人列為第三人，裁決拆遷人向公證機關辦理貨幣補償款或者補償房屋的公證提存手續，不能裁決拆遷人直接向被拆遷人補償，以保障抵押權的實現，方便被拆遷人或者抵押權人以後通過訴訟途徑解決抵押糾紛。

對於拆遷公告發布後設定抵押權的被拆遷房屋，鑒於《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第8條明確規定「已依法公告列入拆遷范圍的房地產」不得設定抵押，筆者認為裁決不需把抵押權人列為第三人，但應寫清楚查明的有關事實，並闡明理由，裁定拆遷人直接對被拆遷人進行補償。當然，由於牽涉到抵押登記的效力問題，裁決機關應根據具體案情靈活處理，最好先由抵押登記管理部門以抵押人隱瞞房屋拆遷事實、違規設定抵押為由塗銷抵押注記，然後裁決機關再作出裁決。

為了理順關系，有法可依，建議在拆遷管理地方立法中明確規定「拆遷公告發布後拆遷范圍內的被拆遷房屋不得設定抵押，否則不作為拆遷補償的依據」。如此，今後再遇到這類情況時，不需塗銷抵押注記裁決機關便可徑行作出裁決。

八、拆遷裁決的強制執行

拆遷行政裁決送達生效後，當事人在裁決規定的期限內拒不履行相關義務的，可以強制執行。根據不同的標准，裁決的強制執行可作不同劃分。

1、以強制執行的主體和途徑為標准，可分為人民政府的強制執行和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前者即市、縣人民政府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所進行的強制拆遷；後者的執行主體是人民法院，除強制拆遷外，還包括對其他裁決事項的強制執行。

2、以強制執行的標的和內容為標准，可分為強制拆遷和其他強制給付。其他強制給付指除強制拆遷之外的對於裁決的強制執行，主要包括強制拆遷人給付貨幣補償款或者提供產權調換房屋、給付臨時安置補助費或者提供周轉房，強制被拆遷人騰退周轉房等。

3、以申請強制執行人為標准，可分為裁決機關申請的強制執行和拆遷當事人申請的強制執行。對於申請強制執行人，單行拆遷管理法或者拆遷行政管理規范性文件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沒有規定的由拆遷人申請人民政府強制拆遷或者由裁決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雖然裁決的強制執行在主體和途徑上有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之分，但並不存在行政強制執行和司法強制執行之分。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也是行政強制執行的一種，是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權的延伸和繼續。（9） 按照標的和內容劃分裁決的強制執行，是一種相對周密的分類法。根據行政職權法定原則，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的，應由裁決機關提出；申請人民政府強制拆遷的，各地方有規定的按有關規定，沒有規定的可由拆遷人提出；其他強制給付則宜通過裁決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

【注釋】
① 張正釗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頁。
②《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6條第一款為：「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者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裁決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
③ 該款中之所以僅規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一種情形，是因為《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0條已明文禁止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作為拆遷人，同時現實經濟生活中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作為承租人的情況也極少見。
④目前，各地裁決機關作出的裁決實際上也是如此。
⑤地方性法規可以對裁決期限的起算點作進一步明確規定，如自立案之日起或者自拆遷人補齊案件必要資料之日起等。
⑥受理強制拆遷申請的行政主體有兩類:一為市、縣人民政府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一為被拆遷房屋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
⑦此處對於法律適用的探討限於2001年11月1日之後頒發拆遷許可證（不含延期許可）的情況。
⑧主要指《擔保法》（1995年頒行）、《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建設部1997年發布，並於2001年8月修訂）、《房屋拆遷證據保全公證細則》（司法部1993年發布）以及各地有關房屋抵押管理的法規、規章等。
⑨ 參①第144頁。

【寫作年份】2002
【學科類別】行政法

Ⅸ 朱維究的著作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監察幹部崗位培訓系列教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2．《行政法學總論》（合著），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3．《行政訴訟法原理》（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4．《行政法行政訴訟法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5．《海峽兩岸關系政策與法律研究》（獨著），海峽學術出版社92年10月版；
6．《政府法制監督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監督機制》（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7．《行政行為的司法監督》（獨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8．《中國民主政治法律化研究》（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9．《新中國行政管理簡史》（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10．《行政法在中國》（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與領導幹部談中國行政法治》（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2．《中國民主政治法律化探究》（獨著） 2003年4月版
13．《政府權力運籌學》，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海峽兩岸關系與政策法律研究》，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10月
15．《大陸公法學精要》，海峽出版社，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