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法相關論文

① 楊建順的代表作品

論文類：
《論「服務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論經濟規制立法的正統性》，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
《導讀：拓展和創新行政法學研究的階梯》，載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計劃行政的本質特徵與政府的職能定位》，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摘錄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論政府職能轉變與建設和諧社會》，載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問題》（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論城市創新中的市民參與》，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3期（總第166期）；收錄入北京市法學會編《走進法治——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論根治腐敗的制度支撐》，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評價機制與參與型行政》，載《北方法學》創刊號，2007年1月
《論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及其制度支撐》，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論構建和諧社會中城管執法的作用》，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新世紀中國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發展分析——放權、分權和收權、集權的立法政策學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國家科研項目監理制度》，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17日
《論行政復議——我國行政復議的現狀與課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4年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類型與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改革的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視點和方向》，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20日；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論房屋拆遷中政府的職能——以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量和保障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5期
《論產品質量保障、消費者維權與政府職能定位》，載應松年教授賀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行政法的中國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論基層政府法治建設的定位及其發展方向》，載《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師聘任制與維權、救濟機制》，載《中國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與行政法政策學》，載《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國法制出版社編《憲法與行政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行政立法過程的民主參與和利益表達》，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理論根據》，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錄；被收入周國均主編《中國法學文叢?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公共選擇理論與司法權的界限》，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3期
《論危機管理中的權力配置與責任機制》，載《法學家》200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編刊載（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行政許可的合理化與相對人的權益保障》，載孫琬鍾、江必新主編《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益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論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載《政府法制建設》2003年第5期
《明確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師獎懲和救濟機制》，載《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日本行政執行制度研究》，載《法學家》2002年第4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關於行政執行權力配置的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8月12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6期全文轉載
《教師聘任制與教師的地位——以高等學校教師為中心》，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1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構想與反思》，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2期全文轉載
《論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行政許可的原則》，載《法制建設》2002年第2期
《論勞動教養的目的及政府和社會的責任》，載張紹彥、陳興良、儲懷植主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務公開和參與型行政》，載楊解君編《行政契約與政府信息公開——2001年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實錄》，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強制中的和解——三環傢具城案的啟示》，載《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4期全文轉載
《日本國會議員選舉制度與憲政建設》，載王曉民主編《議會制度及立法理論與實踐縱橫》，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關於依法行政觀念的十個問題》，載《嶽麓法學評論》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訴訟與司法能動性——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的啟示》，載《法學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7日
《憲政與法治行政的課題——憲法與行政法學領域的「現代性」問題研究》，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論壇》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連載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載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論完善行政監督制約機制》,載《人大法律評論》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界限與行政法學研究的課題》,載《行政法學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20年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9年第3期轉載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對象和范圍》,載 《外國法譯評》1998年第3期
《關於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8年第4期轉載；《法制建設》1999年第1～3期連載
《日本行政處罰的理論與問題》,載《法學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日本憲法訴訟理論與實踐發展述評》,載《法學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關於行政行為理論與問題的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書報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 年 第 期全文轉載
《關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載《蘭州學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轉載
《大膽借鑒、勇於創新、建立完整系統的行政法體系》,載《行政法學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國公務員制度論考》（日文，博士論文要旨）, 載日本《一橋論叢》108卷5號，1992年11月
《中國國情與公務員制度的導入》（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7卷第2號, 1992年7月
《中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展開與課題》（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4卷第3號, 1989年10月
《行政訴訟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2001年3月）；冬季號（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現狀與課題》（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6年第4期全文轉載
《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漢譯日，董成美著）, 載日本《一橋研究》15卷1號, 1990年4月
迄今共發表論文（譯文）200餘篇
著作類：
《比較行政法——給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實證性研究》（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總論》（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濟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組織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邁入法學之門》（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法學進階之路》（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較行政法——方法、規制與程序》（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參考書》（合主編，第一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國會》（獨編著），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姜明安審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較行政法》（合編著，副主編，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論》（獨著），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專題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處罰實務全書》（副主編）, 中國計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譯，第一譯者，[日]南博方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參加編寫各類教材20餘部
代表性項目
《給付行政法原理與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點課題 2008年）
《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重大課題 2008年）
《北京地方旅遊法規范體系研究》（北京市旅遊局委託研究課題，2008年）
《北京城市建設管理法律體系現狀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的配套制度和相關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知識產權重大問題研究》（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協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模式研究》（國務院法制辦、信息辦委託項目 2006年）
《外國專業人才引進與管理立法研究》（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 2004年）
《國家科研項目監理的法學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軍口管理中心863項目2003年）
《規劃法制化問題研究》（國家計委發展規劃研究項目 2003年）
《政府規制與行政許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2001年）
《亞洲開發銀行「行政許可」課題研究》（國務院法制辦委託研究 2000年）
《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政府規制責任》（999－328004）（國家教育部資助年輕優秀教師基金項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國家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 1996年）

② 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四六條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四六條的內容如下：
第四十六條 行政庁は、取消訴訟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る場合には、當該処分又は裁決の相手方に対し、次に掲げる事項を書面で教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當該処分を口頭です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當該処分又は裁決に系る取消訴訟の被告とすべき者
二
當該処分又は裁決に系る取消訴訟の出訴期間
三
法律に當該処分についての審査請求に対する裁決を経た後でなければ処分の取消し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旨の定めがあるときは、その旨

2
行政庁は、法律に処分についての審査請求に対する裁決に対してのみ取消訴訟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旨の定めがある場合において、當該処分をするときは、當該処分の相手方に対し、法律にその定めがある旨を書面で教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當該処分を口頭です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3
行政庁は、當事者間の法律関系を確認し又は形成する処分又は裁決に関する訴訟で法令の規定によりその法律関系の當事者の一方を被告とするもの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る場合には、當該処分又は裁決の相手方に対し、次に掲げる事項を書面で教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當該処分を口頭です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當該訴訟の被告とすべき者
二
當該訴訟の出訴期間
----------
連接地址：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4%BA%8B%E4%BB%B6%E8%A8%B4%E8%A8%9F%E6%B3%95

③ 30分求小論文：《結合工作實際，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論 行 政 公 開 原 則

一
當今世界各國的行政法沒有把行政法基本原則以法
律條文集中加以規定的，而是靠學者們從行政法律規范、
行政法治的實踐中概括總結出來的。由於人們的認識不
一致，各國形成了對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不同的看法。
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大法系對於行政法基本原則
呈現出其歷史發展的區別，同時在現代行政法治的發
展過程又呈現出互相借鑒的新趨勢。
在法國，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
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的發展，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
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被當作法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在
德國，隨著法治國思想的發軔及其從形式意義的法治
國思想向現代實質意義的法治國思想的演進，形成了
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和信賴保護原則。兩國的行政
法基本原則代表了大陸法系的行政法基本原則。
在英國，基於普通法傳統中的法治原理和「自然正
義原則」，發展出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
則和自然公正原則三項行政法基本原則；在美國，基於
美國憲法的「正當程序」規定，直接形成了行政法上的
正當程序原則，並在此基礎之上發展出行政公開原則
與前述原則一起作為美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1](p48-50)美
國1966年修改《聯邦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
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
政府法》，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從而確定了行政公
開原則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
二
WTO協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兩大法系在法律理念
上相互靠近的國際表現。而執行其相關規定的主要任務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主要是各國的國內行政法，從而對
國內行政法提出了新的要求。WTO協議將加快協調各國
行政法理念的變革，形成一套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的開放
型政府的行為規則。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化行政
公開的理念，要求政府行為公開化、透明化，以便公眾監
督，以消除腐敗。行政公開成為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公
開原則成為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當今各國行政法發展的
又一重要方向。正如邊沁所說「沒有公開性，其他一切都
無能為力，與公開性相比，其他都是小巫見大巫」。[2](p443)
行政公開原則獲得了更為普遍的法律意義。行政公開
原則被確立為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是應了這一變化趨
勢，是現代行政法原則譜系發生的重要變動。
然而，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無論在學理還是在
立法上都未能形成共識。行政公開原則在行政法上的
基本原則的地位未能得到確立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方
面。我國學者對於行政法基本原則問題的研究在行政
公開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兩類觀點：⑴形式化的行政公開
觀念；⑵實質的行政公開觀念。前者認為行政公開原則
只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不能成為行政法的基本原
則。並提出了反對行政公開原則成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
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法治行政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
原則在理念層面和制度層麵包含了合法性原則、合理性
原則、民主與效率原則、行政公正原則、行政制約原則、
行政責任原則，為了防止行政法基本原則過多、分散，不
宜把行政公開原則視為行政法基本原則。二是行政公開
的本質是通過一種公開的程序實施對行政權的制約，具
有程序法的意義，行政公開原則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
與行政法基本原則是上下位階的關系。[3]對此筆者不能
苟同。首先，從行政法原則譜系和結構看，行政法基本
原則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強制性、包容性。基本原則的
相對穩定，並非不發生變動，基本原則的包容性允許基
本原則發生一定的演變。盡管這種變化基於法律彈性
的需要，但主要是植根於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環境的變
化。任何法律應「為社會生活之常，固不可輕言改變，苟
社會生活情況有變，亦不能期其不變。」[4]行政法原則譜
系及其結構也會發生變化。那麼，第一個理由中的包含
關系或者叫結構就不會永不變易，以此論斷行政公開原
則不能成為行政法基本原則最多也只是靜態的語義學
結論，不能最終說明行政公開原則的地位。第二個理由
說行政公開原則似乎僅僅具備程序法律意義，但好像與
行政公開產生的歷史不相符合。行政公開是與公眾信息
權一起產生的，而且在行政公開的發展過程中，尤其在
全球化時代（世界貿易組織時代）行政公開不僅成為行
政程序法的原則，更是行政實體法的原則，從而涵蓋整
個行政法的立法與實踐的全過程。行政公開在20世紀
60-70年代起成為美國行政法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趨勢，
行政公開原則在美國得以逐步確立為獨立的行政法基
本原則。在特別強調正當程序的美國，正是由於正當程序觀念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行政公開原則才得以演變
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美國行政法認為「行政公開是指個
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
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5](p953)
從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理論與實踐來看，行政
法基本原則既是對行政法的要求，也是對行政行為的
要求。與其說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概括總結的缺陷，不
如說其視角或者方法的缺陷。從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
史發展來看，東西方在方法上的一個可供借鑒的共同
點，那就是從生動的行政法治實踐中去加以歸納和總
結。行政公開是現代行政法治發展的一個新的趨勢。前
述我國學者對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論述對於行政公開
未能予以充分重視，導致對行政公開原則在行政法基
本原則的問題上未能正確地認識其地位。即有關我國
行政法基本原則問題的看法未能充分體現時代精神。
三
法律原則植根於社會生活中，只能被發現，而不能
被創造。我們在說明行政公開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
之前，我們應當從現代行政法治發展的生動實踐中去
尋找答案。
行政公開反映出現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的基本訴
求。行政公開體現著現代行政發展過程中的對政府的
基本要求，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治更是加劇行政公開
的發展。開放型的政府必然把行政公開當作對自己的
一個重要的基本要求。如日本政府把「建立對國民開放
的和值得信賴的行政」作為自己的目標。行政公開是現
代行政法治的一個帶根本性「權威出發點」。所以「，當
代各國行政法幾乎都強調行政公開」（應松年語）。[6](p197)
世界各國行政法治的發展表明，行政公開原則已經或
正在成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鑒於行政公開原則
的重要性和行政公開的現代行政法治的潮流，我國也
有不少學者把行政公開原則總結為現代行政法的基本
原則之一。但也有學者明確反對行政公開原則成為行
政法基本原則，並認為行政公開原則「更適宜於出現在
行政程序法這一層面」，不宜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我
們認為行政公開原則應當成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而
不僅僅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
四
關於行政公開原則的概念我國學術界主要有下列
看法：⑴行政公開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
時，應當通過一定的制度讓有利害關系的相對人了解
有關情況的制度。公開原則是行政公開在行政程序中
的體現，是公民參政議政權的表現和延伸。[7]⑵行政公
開是指將行政權力運行的依據、過程和結果向相對人
和公眾公開，使相對人和公眾知悉。[8](p172-173)⑶行政公開
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職權時，除涉及到國家機密、個人
隱私和商業秘密外，必須向相對人和社會公開與行政
職權有關的事項。[9]⑷行政公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
工作人員在行政活動中，除依法保密的事項外，應將行
政事務通過一定形式向社會公布，或者向利害關系人公
開說明背景、條件、原因和理由，聽取其意見並予以答
復。這些觀點盡管有的出現在行政程序法原則的論述
中，但都沒有否認行政公開原則還具有實體法原則的意
蘊。它們共同的不足是忽視了行政法律關系中重要的相
對人主體地位，沒有反映我國現代行政法治發展中出現
的行政法權利（力）結構趨向平衡的發展趨勢（羅豪才）。
行政公開作為行政現象最早是從政府情報公開發
端。具體始於瑞典1776年制定《出版自由法》規定的關
於官方文件的公開性。後來世界各國法治發展的實踐
使得公開的內容突破了新聞報道的范圍，發展為行政
領域帶普遍性的行政行為的公開。由於經濟全球化、法
律全球化等國際化趨勢，行政公開發展為對於政府的
普遍性要求，並進而成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
行政公開原則的內容：從各國有關部門行政公開
原則的法律規定來看，大致包括如下內容：第一，公開
原則意味著行政機關擁有的某些公民的個人資料，都
應該無條件地向本人公開，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第
二，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
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於公民參加經濟和社
會活動，為此，政府必須創造各種條件。第三，凡是政府
頒布的一切涉及公民權利義務的規范性文件，必須正
式公布，未經公布的文件無效。第四，凡是要求公民承
擔的義務，包括公民在提出各種申請時應具備的條件、
名次都必須全部具體列舉公布、通知。第五，凡是涉及
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行政決定，必須公布或通知；涉及
個人隱私的，應事先告知本人，等等。[10](p197-19（8)應松年）
這些權威性論述，告訴我們行政公開原則在逐步走向
實質法治的現代社會里已經不僅僅體現在行政程序法
裡面，更應成為對行政實體法的基本要求。行政公開最
初是適應滿足公民的知情權要求的，而知情權卻是包
含著豐富的實體性要求的。如果行政公開原則僅僅是
程序性要求的話，那麼知情權的法治化則僅僅是半法
治的。現代參與型行政要求行政公開應當是具有實體
法意義的公開，否則，參與是無法完整實現的。按照我
國通行的關於基本原則的判定標准，行政公開原則就
具備了作為法律基本原則的貫穿性和指導性。社會發
展對行政運行產生了普遍的行政公開的要求，這一要
求是行政法原則譜系發生變化的歷史動力，行政公開
原則成長為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成為歷史之必然。

④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⑤ 近代日本行政法是在借鑒哪個國家行政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德國。
雖然當時有人主張效仿法國，但1880年後，政府全面轉向學習德國，1890年《行政裁判法》就是在德國專家參與之下制定的。

⑥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⑦ 尋求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一份，謝謝！

經濟法與現代行政管理
一、經濟法的使命在於規范國民經濟關系
1.經濟法的實質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調整社會關系，以形成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其中，經濟法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的經濟關系，亦即國民經濟關系。
這里所說「國家」，包括國家權力機關和它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有關經濟的基本法律，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關於經濟的一般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有權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修改和補充，審查和批准國家計劃和預算的部分調整方案。國務院制定有關經濟的行政法規，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國家預算，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對各級國家機關，主要對政府領導、組織和管理國民經濟的職權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作出具體規定，以利貫徹執行。這就是「國家因素」。
國家因素影響的范圍，包括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宏觀方面，指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全局，重點為計劃、預算、稅收、金融、物價、工資、產業政策、對外經貿等。微觀方面，指的是政府有關部門對企業、對市場的具體事項的必要管理。
國家因素影響的方式，包括干預和參與。干預，說的是間接調控和直接管理。宏觀調控主要採取經濟辦法，按照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辦事，並且盡可能納入法製程序。直接管理從表現形式上看主要採用行政手段，但也應當是依法行政。干預又可分為積極干預與消極干預，前者指保護、鼓勵，後者指限制、禁止。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們已形成了這樣一條指導原則：「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1 〕這就明確了什麼叫「國家適度干預」。參與，說的是國家投資，舉辦企業、事業。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而公有制中又以國有為主體，國家對國有資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但國有並不等於國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可以分離。嚴格地說，干預是「管」，參與是「辦」，管、辦應當分開，前者屬於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的職能，後者屬於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職能。經濟法側重規范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活動。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有三大塊：一是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宏觀調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三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企業自主經營，構成經濟法的基調。
根據這種認識，經濟法與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劃分。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的經濟關系。當然，在某些情況下也會發生一定的交叉聯系。在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過程中，民法、經濟法既有相對分工，又共同發揮作用。
2.經濟法在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一國的法律體系是指由具有內在聯系的各個部門法組成的統一體。對法律部門的劃分和法律體系的框架，中外法學界歷來存在多種意見。我們認為，設計一國的法律體系，一方面要適合本國的國情，另一方面要考慮與國際接軌。筆者曾經提出：「從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在憲法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門類：行政法、刑法、民法、經濟法、社會法和訴訟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員著文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主要應由以下九類法律構成：憲法，行政法，經濟法，行政訴訟法，民商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社會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國家從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生活進行必要干預、對經濟秩序予以維護和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法。」〔3〕如此突出經濟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還是不多的。
經濟法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現為它已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的經濟關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圍。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綜合性。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經濟法尚處於一種理論形態的話，那麼，今天可以說，一系列的、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已經組合成整體意義上的經濟法部門。
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形態，經濟法在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僅表現為它是否為一個法律部門，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它是否為一個基本的法律部門。建立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模式，綜合協調國家、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主要依賴於民法和經濟法，而其中宏觀調控為經濟法特有的功能。經濟法解決的社會矛盾屬於基本的經濟關系，所起的作用是別的法律部門無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鑒於此，稱之為基本的法律部門，不是順理成章嗎？
二、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國民經濟
1.現代行政管理的職能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行政、司法往往混為一體，知縣、知府大量的事務是審理案件。現代社會文明的標志之一，則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開來了。雖然我國不照搬西方某些國家的「三權分立制」，但也將國家機關劃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三類。考察現代行政管理的職能，必須以此為起點。這還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於體現時代特徵。在經過正、反兩種經驗比較之後，中國人民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找到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現已庄嚴地記載於黨章和憲法之中。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既然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那麼，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國民經濟。與此同時，還要管理各項行政事務、文化事業及其他社會事務。
2.經濟法與行政管理的結合點
前面已分析經濟法的使命和現代國家的職能，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探討經濟法與行政管理有些什麼關系。經濟法從法律的角度反映國家因素如何對市場經濟秩序發生影響，行政管理從行政的角度規范行政機關如何領導和管理國民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此，行政學家和法學家是達成了共識的。不妨援引如下兩份資料：
（1）夏書章教授主編的《行政管理學》， 對當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機關內部事務的活動。」〔4〕
（2）張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觀點：「在我國，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主要是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兩大法律部門緊密相關的，這就是經濟法和行政法。當然，經濟法，除它的一個大的分支——經濟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關的以外，它還有另外的一些內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經濟法交叉的一個大的分支——經濟行政法在內，則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關的。總之，加強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在我國，主要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就包含著依法管理國民經濟，特別是將經濟法行政法運用於行政管理之中。
經濟行政法是調整國民經濟管理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如我國現已制定出來的《預演算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審計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外匯管理條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等。因其以經濟法與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態出現，兼具經濟法和行政法兩方面的屬性，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也有人認為應稱之為行政經濟法。因其強調國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務於經濟建設，所以它也就是國民經濟管理法。
據統計，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約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執法活動是由經濟行政管理機關進行的，如計劃、財政、稅務、中央銀行、審計、統計、物價、工商行政、技術監督、規劃、土地、城市建設、勞動、海關、自然資源管理、環境保護和各產業部門，既是行政機關，同時又是執法機關。
經濟法立足於國家整體，顯示出社會公共性的根本特徵； 現代行政管理又稱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作用。結論自然而然地得出來了：經濟法與現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緣；現代行政管理中必須運用經濟法這種手段。
三、經濟法在現代行政管理中的具體運用
1.目標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期望實現什麼目標呢？眾所周知，一切經濟工作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我們正在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前一個轉變，本世紀之內要求初步實現；後一個轉變，則需要更長的時間。當前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企業，面臨不少困難，某些企業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們的著眼點應定為效率優先，同時也要兼顧公平。
經濟法對國民經濟發生影響，一般通過經濟基礎作為中介，或是改造舊的生產關系，或是確立新的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有些涉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經濟法律，可以直接對生產力起到保護和促進的作用。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熟練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職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識，特別要提高運用經濟法管理國民經濟的意識和能力，努力實現國家提出的目標：「經濟管理法制化達到較高水平。」〔6〕制定社會主義法律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按法律辦事與按規律辦事要盡可能一致起來。實現經濟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實現經濟管理科學化。科學管理，治國之道。
2.原則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必須堅持什麼原則呢？概括地說，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是法制型經濟。
依法治國的基礎環節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機關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即從人治走向法治。現代國家政府普遍奉行這一準則，我國於改革開放之後亦確立了這一原則。依法管理國民經濟，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依法行政，以規范化的制度，正確處理人民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有利於保證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利於保證行政管理的規范性和科學性，也有利於保證社會對行政工作的監督。
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不少的問題。例如，在經濟領域，侵佔、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製造、銷售偽劣產品，搞不正當競爭，擾亂市場經濟秩序，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政府機關濫用職權、自辦公司、巧立名目、與民爭利等等，人民群眾對這些社會公害深惡痛絕。1996年3月， 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各級政府及國家公務員都要依法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堅決維護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統一性與嚴肅性。」
3.基本內容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內容呢？可分為宏觀調控與具體行政管理兩大環節。
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把宏觀管住，包括規劃整體發展、制定方針政策、協調市場運行、組織社會保障，通過立法確立計劃、財政、金融三者之間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約的機制，確立價格、工資綜合改革方案。因此，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銀行法、價格法、工資法等在經濟法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現代經濟法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法律，顯示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作用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遺補缺。
這里有一個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國修正《憲法》，增加了一項重要條款：「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了16條措施。中央領導同志說，16條中有13 條屬於經濟手段。 從199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實施了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國民經濟的運行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在此期間，立法上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確定「公司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需求自主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2）1994年3月的《預演算法》，開宗明義提出：「為了強化預算的分配和監督職能，健全國家對預算的管理，加強國家宏觀調控，保障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和職責，保證國家貨幣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條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上述經濟法律都強調了「完善宏觀調控」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個環節為對國民經濟活動的具體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冊登記，頒發各類許可證和執照，征稅，物價檢查，商品市場管理，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稱之為具體行政行為。
至於抽象行政行為，那是指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有關部委局和地方有關政府制定規章，各級行政機關制定、發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這些行政法規、規章、決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觀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觀的即個別性的事項。宏觀管住、微觀搞活，並非指宏觀管死、微觀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都可以對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4.可操作性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問題呢？根據我國的實踐，主要應當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
第一，國民經濟法制管理的層次劃分——基本層次與補充層次。行政機關是社會經濟的管理者，同時又是行政執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個層次或曰基本層次的內容，即是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權，包括行政處罰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機關面臨著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需要作出許多的具體行政行為。而當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後，行政機關則依法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依法行政的第二個層次或曰補充層次的內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處理、行政處罰不服，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取得國家賠償。這三項相互關聯的法律補救制度，其結果，可能是對行政處理、處罰的認可和維護，也可能是對行政處理、處罰的否定和制約。行政機關享有行政管理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享有法律救濟權，從中亦可體現社會主義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許可權的范圍——法定職權與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行使權力遵循法定原則，即只有法律規定的行政權力才能行使，法無明文授權則不得為之。違反這一原則辦事，就構成越權。針對目前對某些違法行為打擊不力的情況，人們要求加大執法的力度，這從一般意義上講也是對的，但全面理解，應當是：行政執法、行政處罰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這個「度」，就定在法定職權上。由於社會經濟生活復雜多樣，完全採取「一刀切」的方式並不恰當，法律常常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列出一個幅度，行政機關可在法定的幅度內享有自由裁量權，但不能顯失公正。如一般違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罰款幅度為1元以上、200元以下；對虛假廣告可以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不能越出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范圍。因此，自由裁量權不等於無所不為。行使法定職權和自由裁量權都屬於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職權的內容——權力與義務。行政管理職權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國家通過立法授予的，它不僅意味著權力，而且同時意味著義務，因此又稱為職責。既然承擔了義務，就應當作為，而不能不作為。亂作為是越權，不作為是失職。權力也好，義務也好，說到底，都是為了實踐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確地說，應是公務員），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沒有想到為老百姓辦實事。人們感嘆到某些地方、部門辦事難，其源蓋出於此。所以，國家工作人員需要樹立統一的權力、義務觀。政府與企業的正確關系，應當是：管理中有服務，服務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務。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過程——實體許可權與程序要求。實體法規定實際的權利、義務，程序法規定行為的方式、步驟。前面所講作為和不作為，亦適用於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執法。不論行政處理、行政處罰，抑或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都不能違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處罰法》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講許可權，二要講程序。但須注意，程序不能太繁，應當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眾。
四、經濟法學與行政管理學的密切關系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發展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聯合國首次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國際行政科學學會為目前世界行政科學領域規模最大、層次最高、最為重要的學術組織，第三屆國際行政科學大會於1996年10月在北京舉行。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發展，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們對行政管理學的重要性應當有足夠的認識。
行政管理學又稱行政學，或公共行政學，或公共管理學。前述《行政管理學》一書指出：「行政管理學是研究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機關內部事務的客觀規律的科學。」〔7〕
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行政管理學同其他許多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經濟法學。經濟法學是整個法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和發揮作用的規律性。它的學科對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經濟管理行為的規范化問題。政府作為體現公共權力的國家機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以及作為民事關系中的機關法人，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須嚴格區分、正確適用，否則就會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導致管理秩序混亂。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還需繼續，同時對外國的特別是以日本、法國、韓國等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應予關注並進行一些比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國民經濟，協調市場經濟運行，既是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又是現代化建設的科學手段。由是觀之，經濟法成為現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誠然，經濟法學與行政管理學各有特定的內容和體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體制、依法管理國民經濟這一主題上，它們發生交叉的關系。我們可以運用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將它們統一或結合起來。日本法學家曾經說過：經濟法中的大部分規范，是要由國家各種行政機關來執行的〔8〕。中國亦如是。經濟法學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學中包含經濟法。學科交叉是現代科學發展的趨向之一。
〔1 〕見《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經濟法新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頁。
〔3〕王家福等：《論依法治國》，《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書章主編：《行政管理學》，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頁、第6頁。
〔5 〕張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頁。
〔6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1996年3月17日）。
〔8〕【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 中文版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18頁；【日】江上＠②：《經濟法、禁止壟斷法概論》， 中文版見國外法學知識譯叢：《經濟法》， 知識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8頁。

⑧ 求行政法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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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求法律事務論文一篇: 題目:行政程序的法理思考;或其他相關的也可以;好的加分.

你看看這個吧，希望對你有用。。。。。。。。。
論行政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
內容提要 行政聽證程序是我國立法
引進的一項新制度，在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我國《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該制度。本文借鑒國外相關
立法和實踐，提出了健全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具體設想和建議。特別提出了行政聽證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公開原則、職能分離原則、事先告知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論文結合國內外立法分析了每項原則的具體要求，並對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提出了建議和設想。
關鍵詞 行政聽證程序 基本原則 公開，職能分離 事先告知

聽證程序是指國家機關作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其實質是聽取
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廣義上的聽證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聽證三種形式。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徵求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稱為立法聽證。司法聽證事實
上就是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聽證是專門適用於行政機關的程序制度。在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決定前，有義務告知相對人決定的理由和獲得聽證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有權就事實和適用法律表達意見、提供證據，行政機關有義務聽取和接納，通過公開、民主的方式達到正確實施行政行為的目的。

行政聽證程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來，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特別重視。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國家都不同程序地採用了聽證程序。在普通法國家，聽證程序淵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英國皇家法院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時，要求它們公正行使權力的原則。"它是"支配行政機關活動的程序方面的規則"，也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它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1）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他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2）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個程序規則就是聽證規則。在美國，聽證不僅是普通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而且也是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要求。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就是公正行使權力，行政機關作出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②美國1946年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聽證義務。在大陸法國家，依法治國理論，特別是依法行政理論的完善，為這些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礎。德國行政聽證程序雖然沒有憲法的直接依據，但被認為是法治國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則。③1976年通過的德國《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程序。此外，奧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韓國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規定了聽證程序。

我國1996年公布的《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聽證程序，它是引進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和經驗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我國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我們能夠從中國憲法精神中找到聽證程序的法律基礎，如憲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但聽證程序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走群眾路線"、"傾聽人民意見"的工作原則，它具有自身特殊規則和適用范圍，能夠發揮十分獨特的作用。為了進一步了解聽證程序的本質特徵，全面認識聽證程序的重要意義，本文結合國內外聽證程序的基本理論與立法實踐，對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於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

聽證程序之所以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聽取意見"、"兼聽則明"等工作方式，就在於它是由眾多特別法律原則支持的一種程序。這些原則和制度既是聽證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定聽證區別於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則。盡管各國對聽證原則的認識和表述不盡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公開原則

公開是聽證程序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也是防止用專橫的方法行使權力的有力保障。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對方當事人意見，怎樣才能保證當事人的意見被充分如實聽取呢？最重要的是在聽證開始階段就應當向當事人公開有關材料，允許他在決定作出之前為自己辯解，避免被調查人"處於黑暗之中"。④具體而言，公開原則要求聽證程序公開進行，舉行聽證會之前應發出公告，告知利害關系人聽證程序舉行的時間、地點、案由等情況；允許群眾、記者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在聽證過程中，當事人有權在公開舉行聽證的地點進行陳述和申辯，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反駁對方主張和證據；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事實根據必須公開並經當事人質證，不能以不為一方當事人所知悉的證據作為決定作出的事實根據；根據聽證記錄作出的行政決定的內容也必須公開。聽證程序公開化不僅可以保證行政決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觀，而且有利於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識。正如英國弗蘭克斯委員會在行政裁判所和公開調查的報告中所說的，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動必須以三個原則為指導，即公開、公正和無偏私。在這三個原則中，公開原則列為第一位。⑤

當然，公開原則也不是聽證程序的絕對要求。凡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的事項，可以不公開聽證，這是很多國家的習慣做法，有些國家的法律甚至規定了聽證不公開舉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一般應當不公開進行，但聽證主持人認為公開聽證也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產生不利影響的，聽證也可以公開進行。"⑥德國《行政程序法》也規定，"言詞辯論採用不公開原則"，"在當事人不提出異議的前提下，聽證主持人可以准許其他人員參加"。⑦當然，不公開聽證畢竟是個別國家的做法，而且"少數不公開的聽證是例外，那是為了保護有關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國正式聽證必須公開，對非正式聽證程序，行政機關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一定採取公開方式。通常行政機關對當事人提出的不公開聽證的請求，是在考慮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並平衡各方面利益後，作出是否允許的決定。⑧
二、取能分離原則

職能分離原則是指在聽證過程中從事裁決和審判型聽證的機構或者人員，不能從事與聽證和裁決行為不相容的活動，以保證裁決公平。⑨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4項規定了這一原則，即"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職能分離原則來源於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主張"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僅適用於司法職務，也適用於行政職務。《英國行政法》一書對此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公民在其權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決定不利影響時，不僅有權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要求他的意見必須由一個沒有偏見的行政官員決定。一個行政決定不能由和該決定有利益牽連的人作出，這是自然公正原則對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時作為追訴人和裁判官，因為這種情況也是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當然，行政機關不同於司法機構，它不是專門的裁決機構，鑒於行政機關處理的問題涉及較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財政開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機關內的追訴調查職能與聽證裁決職能完全分開，由獨立的機構行使。能夠做到的只是內部職能分離，即在同一行政機關內部，執行調查追訴職能的人，不得主持聽證和參加裁決。這也是很多國家聽證程序的具體做法。各國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視職能分離，是因為事先進行調查追訴的人如參與裁決，必然著重以他所調查的證據作為裁決的基礎，而忽視當事人所提出證據
與反駁意見，甚至調查追訴人秘密調查沒有經過當事人對質的證據，也可能作為裁決的基礎，這對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調查和追訴的人，對於案件的處理很難處於一種超然的客觀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是公正的聽證和裁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調查和追訴人員與主持聽證的人員和裁決人員合一，即使主持聽證和裁決的人沒有偏見存在，也難以使當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決。(11)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的規定體現了職能分離原則，但此規定過於原則，因為"非本案調查人員"的范圍十分廣泛，既可以是負責案件調查部門的其他人員，也可以是機關首長，還可以是本機關其他部門的人員。《行政處罰法》公布
後，很多行政機關
在制定相關實施辦法時，大多將聽證主持人定位於本行政機關的法制機構工作人員，盡管如此，仍難以避免這類人員與調查人員的接觸及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法制機構人員本身作案件調查人員時，更能以避免這種情況。為了保證職能分離原則的真正落實，必須確立聽證主持人相對獨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國這方面的經驗可資借鑒。1946年前主持聽證的人員只能行使機關授予的職權，無特殊地位，不能取得當事人的信任，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審查官制度，1972年後改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獨立性質，不受行政機關首長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務委員會所規定和確認的正當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罷免。行政機關無權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從文官事務委員會所確認合格的人員名單中選擇任命人員。他們在編制上是所在機關職員，在任免、工資等方面，不受所在機關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範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門內設立行政聽證局，行政法官根據聽證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機關服務。

與聽證公開原則一樣，職能分工原則也不是絕對的。特別在行政機關的高層，職能融合仍是被允許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領域，職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對申請原始許可證的決定程序，涉及價格的正當性與選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業、公共運輸的設施和經營活動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職能分離，應當允許相對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則

行政機關舉行聽證，作出行政決定前，應當告知相對人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和聽證時間、地點、以確保相對人有效行使抗辯權，從而保證行政決定的適當性與合法性。不能及時得到通知，沒有充分的准備時間，就意味著當事人沒有機會取證和准備辯論，不知道聽證涉及的主要問題，就無法做必要的聽證准備，難以行使自衛抗辯的權利。所以，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事先告知原則是聽證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很多國家的法律原則和程序法包含這項聽證原則。根據英國自然公正原則，行政機關必須聽取對方意見的原則包含三個內容：（1）公民有在合理時間以前得到通知的權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機關論點和根據的權利；（3）公民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其中前兩項內容就是有關事先告知原則的體現。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不利處分時應在事先留出相當期限，書面通知該不利處分的相對人。書面通知應當包括：（1）作出的不利處分的內容以及有關法令條款的依據；（2）構成不利處分原因的事實；（3）聽證的日期和場所；（4）管轄聽證事務的組織名稱和所在地。此外，美國、德國的行政程序法也規定了較為詳細的告知原則。該原則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告知的對象。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應當將聽證事項及時間地點告知相對人。相對人的范圍，即告知的對象則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界定。我國《行政處罰法》將其界定為"當事人"，即受處罰人，美國法律則界定為"利害關系之當事人"，即"因聽證的結果，而權利義務直接受影響之當事人"。德國《行政程序法》則將其界定為"相對人或關系人"。由於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不僅限於受處罰人或當事人的意見，所以，聽證告知的對象應當比當事人更廣，包括相對人和其他利害相關人。

（二）告知的時間。聽證前告知的目的是便於利害相關人出席聽證會或准備陳述意見和辯論，所以在告知聽證權利和聽證時間內，應當給利害相關人預先留出一定的准備時間，即告知與聽證之間的時間，不宜過短，否則會影響有關人員的准備，但也不宜太長，以避免耗費時間、精力。時間長短視當事人及關系人的住所遠近及案情復雜性而定。(14)各國立法規定須"適時"（timely)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或在聽證之前"一定期間"內發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為7日，至於其他行政行為的聽證的告知時間目前尚無規定，須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確。

（三）告知的內容。聽證前告知的內容應當包括當事人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聽證的大致內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項以及聽證時間、地點、聽證機關等。我國《行政處罰法》對此未作詳細規定，各地和各部門在有關聽證的實施辦法中對此進一步細化，增加了"當事人的姓名、名稱、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的理由、依據和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聽證前的告知通常採用三種方式：一是書面直接送達，二郵寄告知，三是公告送達。我國《行政處罰法》未作規定，但各地及各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法的具體辦法除規定上述三種送達方式外，還包括委託送達，口頭告知（但要記入筆錄）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則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按照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為根據。目的是保障當事人有效行使陳述意見的權利和反駁不利於已證據的權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記錄為根據，審查行政決定合法與否，行政機關也可以以此為由排除干擾，獨立作出決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7項規定："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但沒有規定聽證筆錄在決定中作為唯一依據，甚至對該筆錄在處罰決定的作用也隻字示提。各地各部門的聽證實施辦法對此作了一定補充。如《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26條規定："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16條規定："勞動行政部門不得以未經聽證認定的證據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

目前爭議的問題是：聽證筆錄在行政決定中的作用是什麼？一種觀點主張應全面借鑒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則，特別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機關認定的事實和理由應是當事人所知悉並經其辯論的；如果行政機關採用聽證筆錄以外的事實和證據，應當提供當事人知悉和辯論這些材料的機會"。(16)
也就是說，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決定的主要依據。

另一種觀點認為，聽證筆錄只能作為行政決定的依據之一，因為聽證之後補充的證據不能認為是無效的，仍應作為依據，當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關證據，因而無法做到聽有證據都必須在聽證中出示並經過質證後確認。特別是在當事人放棄聽證的情況下，要求所有證據在聽證會上質證，在法理上不成立，實踐中也做不到。從我國目前聽證制度的適用現狀看，一方面，聽證筆錄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視，行政機關作為程序的發動者和終結裁判者，在使用聽證筆錄方面仍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未經聽證的證據和事實仍然對行政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與聽證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則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聽證筆錄是行政程序的階段性產物，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決定並不是最終決定，還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為了達到聽證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們同意將聽證筆錄作為行政決定主要依據的觀點。

以上是聽證程序的主要原則和制度，除此之外，還有迴避原則、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案卷閱覽原則、委託代理原則等。這些原則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述的四項原則，只是由於它們多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且為人們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①⑩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頁,第153-154頁。
②（美）傑羅姆·巴倫，托馬斯·迪羅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頁。
③參見（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查委員會編印：《各國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第168頁。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第437頁，第438頁。
⑥⑦章劍生：《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
⑧楊惠基主編：《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12)參見（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13)參見美國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
(14)(16)劉勉義、蔣勇：《行政聽證程序研究與適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15)參見《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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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行政組織法制建設 國家行政學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法成為發展最快的部門法之一，行政法制逐步完善。從1979年開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陸續頒布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組織法》）、《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初步建立了以行政機關產生、組成、職權為主要內容的行政主體法律規范，健全了行政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政治體制，確立了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必須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則。此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陸續制定了一大批政府管理經濟事務、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的行政法律、法規，政府的行政執法領域越來越寬，行政執法部門越來越多，行政執法權力越來越大。自1989年以後，為了加強對公民、法人人身權、財產權的保護，控制行政權的違法使用，我國陸續頒布了《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復議法》這四大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我國公民、法人權利救濟和權利保障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但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規范行政主體的組織以及內部行政行為和內外行政程序的法律規范或者過於簡略，或者已經過時，或者完全或缺，嚴重滯後於改革實踐，阻礙改革的繼續推進。為了迅速改變這一狀況，/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國家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李/鵬/總/理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指出：「要加強行政組織立法，實現各級政府機構、職能、編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制化。」因此，如何以鄧/小/平/行政法治理論為指導，運用法律手段加快政府機構改革，規范政府機構改革的秩序，保障政府機構改革的實施，鞏固政府機構改革的成果，就成了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一項重大而又緊迫的任務。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盡快實現各級行政機關組織、職能、編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將成為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重心和行政法學研究的熱點。 一 我國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古已有之，而且遠較其他法律規范完備。自秦漢而下，古代中央政府為適應自然經濟條件下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一直建有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並設置3 — 4級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行政事務。《唐六典》、《明會典》等就是中國古代行政組織法律規范的集大成者，其詳盡、細密、完備程度，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罕見的。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不僅在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規定了行政組織法律規范，而且制定了專門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政務院及所屬機關組織通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省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大城市區人民政府組織通則》、《縣人民政府組織通則》、《鄉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同時還制定了一些部門組織法，如《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試行組織條例》、《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等。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政府組織法》的頒布，開創了我國行政組織法制建設的黃金時代。此後，陸續制定了國家計委工作條例和監察部、勞動部、國家體委、國務院秘書廳、國家計量局，國務院法制局、國務院專家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等部委辦局的組織簡則，制定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等基層政府派出機構的行政組織法，健全了各級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組織法，這就標志著我國當時已初步形成了涵蓋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組成部門、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相關派出機構，民族自治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組織法律體系。在經歷文革十年動亂和停頓之後，新時期我國的行政組織法制建設主要是撥亂反正，恢復五四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的規定，其間雖然也有局部內容的增刪和修改，雖然也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規規定有新的行政組織法律規范，但總體上行政組織法制建設一直沒有達到五四年以後的完備程度。 從國外的行政組織立法來看，由於存在著聯邦制和單一制、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因此，不可能存在統一的立法模式。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主要是以憲法來規定行政組織法律規范，美國、法國、德國等均是如此。英國作為普通法系的代表國家，則既沒有憲法法典，也未制定專門的內閣法或中央政府組織法之類的法律、法規，而是以大量的憲法性慣例來規定行政組織法律規范。這些憲法性慣例主要有：內閣的主要職責及其與議會的關系，首相和部長的許可權，部的設置、變更、規模、組織等。英國雖然沒有法律對部的數目加以限制，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部一直保持在18 — 21個左右，沒有大幅度膨脹。與沒有專門的內閣法相反，英國的部門組織法卻較為完善。在英國，如需設立一個新的部，必須通過法律加以規定，一般稱作《××部法》或《××委員會法》。英國部門組織法的歷史與中央各部的歷史同樣悠久，許多部門組織法制定於十八、十九世紀，以後隨著該部職能的變化而不斷修改。部門組織法的內容主要包括：（1）序言，即設立某某部，從何時開始行使職權；（2）部長（部）的職權；（3）部長（部）行使職權的方式及程序；（4）部的主要內設機構；（5）有關部的人員結構方面的規定，如1919年的《農業和漁業部法》規定設立若干名部副長，1919年的《衛生部法》規定該部的內設委員會必須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組成。與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法來規定中央政府的組織規范相反，印度憲法則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進行了最明確、最具體和最嚴格的規定，但實際執行情況卻很不理想，各邦自行其是，中央政府缺乏權威，以致一位美國官員竟如此評論：「印度的憲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憲法之一，而印度政府的腐敗現象、執行不力情況與其他國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行政組織立法方面，似應以日本的立法最為完備，執行得也十分嚴格。日本除在《憲法》中規定行政組織法律規范外，還制定有專門的《國家行政組織法》、《內閣法》、內閣各省廳設置法，以及規定地方政府機構設置的《地方自治法》、各郡道府及市町村機構設置法等。 綜合比較世界各國的行政組織法，是為了為我所用，借鑒適合於我國國情的做法和經驗。就我國行政組織立法的現狀來看，的確存在著諸多問題。擇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內容上不能與正在逐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法治體制和精簡、統一、效能的行政管理體制相適應。《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沒有很好地體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府權力下放、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在這方面要下大的工夫研究，動大的動作修改。其二，條款上過於簡約、粗疏，有些條款法律含義不明確。《國務院組織法》只有十一條，不到1200 字；《地方政府組織法》規定政府的條款也只有15條，3300字左右。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有著12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來說，顯然是過於簡單了。如在憲法、《國務院組織法》中要不要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的人數進行限定，要不要對國務院組成部門的數目進行限定，要不要對國務院直屬機構、辦事機構、議事協調機構的法律地位、設置條件和程序等作出規定。又如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與重大問題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之間是什麼關系，遇意見分歧時決策是實行合議制還是實行一長制，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全體會議是決策機構還是決策咨詢機構，哪些重大事項應當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決定，哪些重大事項應當由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等等。又如是否應當對不同地區、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政府的設置、組成、職能等作不同的規定。其三，體繫上很不健全和完備，沒有形成一個相互配套的行政組織法體系。中央政府只有《國務院組織法》，沒有各部委辦局組織法；地方各級政府不僅沒有分級的政府組織法，而且現行的政府組織法還與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放在一起，沒有獨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城市政府也沒有自己的組織法。 綜上所述，我國應當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與機構改革不斷走向深入的有利條件下，抓緊修改《國務院組織法》，使其更加科學、具體、完備；抓緊制定國務院各組成部門、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和議事機構的組織簡則，可以考慮將「三定方案」上升為由國務院批准頒布的行政法規，以加強其權威性，增加其規范性；適時修改《地方政府組織法》，將其與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分開制定，最好在《地方政府組織法》外，再分別制定《省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市人民政府組織通則》、《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組織通則》、《縣人民政府組織通則》、《鄉鎮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地方政府組織法》規定各級地方政府設置、組成、職權、撤銷等共性內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地方各類政府組織通則則規定各類別政府設置、組成、職權、撤銷等個性內容，並可考慮再根據管轄人口、土地面積、經濟發達程度等不同情況，對各類別政府分別作出不同的規定，如同是縣級人民政府，由於上述諸因素不同，其副縣長人數、組成部門數目和工作人員編制等均應有所不同，該類組織通則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在修改和制定了《國務院組織法》、國務院各組成部門、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和議事機構組織簡則、《地方政府組織法》、地方各類別政府組織通則之後，我國的行政組織立法將形成一個以憲法為統帥、以《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兩個基本法律為主幹、以地方各類別政府組織通則（法律）和國務院各部委辦局組織簡則（行政法規）為輔翼的、完備的行政組織法律體系，它既是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成果的直接確認與總結，又是防止舊體制回歸的有效法律控制。 二 所謂政府職能的法定化，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管理領域以及實現該管理任務所應具有的行政職權。政府職能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著力點和落腳點，是行政組織法的核心。行政機關是否需要設立，其主要依據是職能；甲行政機關區別於乙行政機關，其主要依據也是職能。職能的內核是職權。我國的整個改革過程，就是政府職能不斷轉變、過分集中的權力逐步下放的過程。對此，鄧小平曾作過大量的論述。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事業、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完整的政府職能包括政府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三個方面。而在我國現階段，政府職能的法定化則主要是對政府的經濟職能轉變、社會職能加強以及權力下放等改革成果的一種法律確認。它涉及到對三個方面關系的行政法調整： （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 政企職責分開，轉變政府職能，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主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力切實交給企業。」這段話說得十分明確，十分到位。至於哪些屬於企業的權力，哪些屬於政府的權力，其中大部分已經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步達成共識，少部分還需要根據改革的深入發展，從經濟學、法學和行政學的角度多方加以研究。 行政組織法要調整和解決的，是對轉變後的政府職能進行確認。這大體有五種情況：一是保留政府的一部分職能，如保留綜合經濟部門的宏觀調控職能，同時某些保留的職能也有局部調整或內容更新，如宏觀調控從行政手段為主轉向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二是取消政府的一部分職能，如取消專業經濟部門對企業直接進行管理的職能；三是轉移政府的一部分職能，如將專業經濟部門的職能轉移到綜合經濟部門；四是加強政府的某些職能，如加強工商、稅務、審計等政府部門行政執法和監管的職能；五是增加政府一些新的職能，如社會保障職能成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新的職能。 要根據政府職能總體轉變和總體配置的要求來決定政府機構的保留、新設、合並、分立、更名或撤銷，並以行政組織法加以確認。如這次政府機構改革撤銷15個部委，新設4個部委，更名3個部委，保留22個部、委、行、署。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列入國務院組成部門序列的共有29個部、委、行、署。要在政府的經濟職能中強調為企業服務，而不是過多干預企業。在這方面一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做得比較好。如英國的貿工部是負責英國貿易和工業發展的主要部門。該部職能中規定的總目標是「全心全意為在歐洲及世界各國的英國企業服務」。其具體職責是：「（1）通過對話和分析國內外競爭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了解企業的需求；（2）保證和促使政府及歐共體考慮企業的這些需求；（3）努力實現全球的自由貿易，使英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優勢；（4）創造競爭環境，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5）開發能源並監督能源的有效利用；（6）在減少政府加給企業的負擔的同時，通過立法保證公平競爭和消費者的權益；（7）鼓勵技術創新；（8）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9）針對不同地區的特殊困難和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10）合理考慮環境問題，確保政府的環保政策對企業的影響；（11）教育、引導貿工部的全體職員更好地為企業服務」。 （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行政組織法調整的主要內容，它的實質內容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我國憲法第三條第四款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原則。」憲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分別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范圍。但是，這些規定顯然過於籠統和原則。 在中國古代，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協調程度，直接決定著每個朝代的興衰。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既產生過中央與地方關系協調時期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也出現過中央與地方權力失衡時期的社會動/盪/、封建割/據。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經歷了1956年到1958年、1970年到1974年、1978年以後的三次大調整，目的都是為了將中央與地方關系調整到既能保證國家穩定、又能利於經濟發展的最佳狀態。 國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主要是通過憲法加以調整。其中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相對小一些，地方政府的權力相對大一些，但各國的規定也不盡相同。如美國憲法對聯邦政府的權力採取列舉式規定，剩餘權力屬於各州所有，聯邦政府不得行使。而印度憲法則既規定了中央政府享有的97項許可權，又規定了地方政府享有的66 項許可權，同時還規定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享有的47項許可權。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較大，地方政府的權力較小，法國即是典型代表，英國雖然實行地方自治，但地方政府實際上權力也很小。目前世界各國總體上是要求擴大地方政府權力的呼聲較高，一些國家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我國在運用憲法、政府組織法規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時，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做法，將外交、國防、國家安全、貨幣、郵政、宏觀經濟調控等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統一的職能劃歸中央政府承擔；將管理純地方性事務的政府職能劃歸地方政府承擔；介於兩者之間的政府職能，則或者歸中央政府承擔，由中央政府直接在地方設置機構管理；或者歸地方政府承擔，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統一規范和領導下管理。 （三）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 職能交叉，機構重疊，效率低下，是這次機構改革之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統一配置政府職能，理順政府各工作部門之間的關系，對職能相近的部門予以合並，成立綜合管理部門；對職能交叉的部門進行重組，成立新的部門；對職能重疊或消失的部門予以撤銷。要以各部門組織通則的形式對各部門的職能進行梳理、規范和確認，以調整好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杜絕「五/龍/治/水」之類現象的發生；同時，也要對各部門內設機構的職能予以規范。 三 早在1975年7月，/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編制的法定化問題。他嚴肅地指出：「這一次編制要嚴格搞，要切實遵守編制。可以說編制就是法律。」 1980年3月，他又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思想，指出：「制度化以後，編制就不會臃腫，該用一個人就是一個人，該用幾個人就是幾個人。總之，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來。」 「這一套制度」就是編製法律制度。 所謂編制，狹義上指的是一個單位的人員定額和人員結構。行政編制是編制的核心部分，屬於行政法的調整范圍。要實現行政機關人員定額和人員結構的法定化，防止公務員人數和職數無限膨脹，就必須完善行政編製法律制度。《貞觀政要》一書的法釋者在評論唐代「貞觀之治」時，認為「貞觀之善政，以省官為首」。由此可見行政編制的重要。而唐貞觀年間之所以能做到省官，皆應歸功於《唐律》的嚴厲規定。《唐律。職制律》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謂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 行政編制到底是應由行政組織法統一調整，還是單獨制定行政編製法專門予以調整，在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均有爭論。贊成由行政組織法統一調整者的主要論據是：（1）行政編制是行政組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可能離開行政組織而單獨存在；因此，行政編製法律規范顯然應當放在行政組織法中統一規定。（2）世界各國除了日本的《行政機關職員定員法》外，尚無制定獨立的行政編製法的先例；而且即使日本的《行政機關職員定員法》，也僅是規定行政機關職員總數和各部門職員數，而沒有關於編制核定的實體和程序的規定。贊成單獨制定行政編製法專門調整編制者的主要論據也有兩點：（1）現行《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關於編制的規定過於簡單，而修改這兩個組織法的動作又太大，難以迅速完成；（2）雖然外國沒有單獨的行政編製法，但我們完全可以根據中國國情和實際需要制定。 爭論可以不必停止，法制建設卻絲毫不能停頓。1997年8月3日，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行政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現在看來，該條例的頒布雖然滿足了編制管理的亟需，但似也存在著幾個明顯的弱點：其一，該條例的大部分內容規定的是國務院的機構設置管理，而這本來應當由《國務院組織法》加以規定，有越俎代庖之嫌；其二，該條例未對編制的申報、審查、論證、批准等各項程序作出具體而嚴格的規定，不利於從程序上加強對編制的嚴格控制；其三，該條例的法律責任條款尚不夠細密、有力，不利於條例的嚴格實施。 為了有利於對行政機關的組織、職能和編制進行統一規范，同時也提高編製法律規范的立法層次，建議在修改《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時，列專章規定行政編制管理問題。在該章中，要突出對行政編制的實體和程序雙重控制，要加大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在行政組織法之外，可不再制定單獨的行政編製法，但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以《國家公務員定員法》（法律）的形式規定中央政府公務員的最高限額，以《國家公務員定員令》（行政法規）的形式規定中央政府各部門公務員的定額；後者由中央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發布，人員總數不得突破中央政府總人員限額，但可根據行政職能的變化在各政府部門之間靈活配置與調劑。按照這樣的立法設想，就可以形成以行政組織法規定行政編制實體與程序控製法律規范，以公務員定員法和定員令規定行政編制人數的總量守恆與「動態」調節相結合的、完備的行政編製法律規范體系。 四 實現行政機關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這是黨的十五大和這次行政管理體制與機構改革提出的又一項迫切任務。行政機關的工作程序，既包括外部的行政執法程序，也包括內部的行政管理程序；前者直接影響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後者直接影響行政機關的內部管理。二者共同構成完整的行政程序。我國現行調整行政程序的法律規范，主要散見於大量的單行法律、法規中，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監察法》、《行政復議法》、《審計條例》，等等。這些程序性的規定既很不系統和完整，也缺乏一個明確而統一的立法宗旨加以統率，有些程序之間甚至相互沖突；因此，亟需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統一規范內外行政程序。 1989年我國《行政訴訟法》的頒布，為提高行政程序的地位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它在第五十四條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的」，應當判決撤銷。該規定向我國一直重實體、輕程序，重司法程序、輕行政程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傳統提出了挑戰。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則第一次對行政處罰程序作出了較為系統、完整的規定，特別是關於聽證程序的規定，更是我國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突破，對於切實維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正是由於有以上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基礎和理論基礎，更由於我國法制建設實踐的迫切需要；因此，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者和全國人大法工委一起開始討論制定《行政程序法》問題，並即將進入試擬稿的起草階段。毫無疑問，《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實施，將全面解決我國行政機關工作程序法定化的問題。 要制定行政程序法，首先必須解決行政程序的功能問題。對此，國外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這一觀點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1889年西班牙制定世界上第一部行政程序法為標志，以生產的高度社會化要求政府予以迅速、有效的干預為背景。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功能是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一觀點興起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1946年美國行政程序法的頒布為標志，以公眾強烈反對行政權專橫、武斷、不受制約為背景。在美國，正當法律程序是其法治的基石之一，行政程序法是其行政法的核心。很多美國行政法學者甚至認為，美國行政法的主要內容甚至全部內容就是行政程序法。第三種觀點則認為，行政程序兼有保護公民權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雙重功能，二者可有所側重，但不可偏廢。這種觀點體現在六、七十年代以後一些國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之中。由於第三種觀點兼顧了民主與效率的統一，因而為愈來愈多的人所接受。 行政程序對民主和效率的雙重保護功能主要體現在它對行政權與公民權之間的平衡與調和作用上。一方面，在行政行為的實施過程中，行政機關處於主導地位，公民在強大的行政機關面前顯得較為弱小；因此，為了在行政權與公民權之間設置一個緩沖地帶，在行政行為的實施過程中摻入一定的民主因素和建立某種事前制約機制，行政程序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就顯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行政行為的實施過程又是一個迅速執法的過程，違法行為應當盡快予以追究，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應當始終處於確定和穩定的狀態；因此，行政程序又必須具有促進行政效率的功能。正如美國一名行政法學家所言：「行政程序最基本的任務是如何設計一項制度既使行政機關官僚武斷和伸手過長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又能保證其能夠靈活有效地進行管理。」 當然，行政程序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其每一項環節、步驟和方法固然可以在保障民主或保障效率方面有所側重，但卻不可能脫離行政程序的整體功能而絕對地保障一方面，舍棄另一方面。如行政處罰程序中的時效規定固然對提高行政效率有重要作用，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行政機關超過法定期限實施的處罰無效，則又保護了相對一方的權益。再如聽證程序固然是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但它又保證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一致，改善了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的關系，調動了執法者與守法者雙方依法辦事的主動性與自覺性，推動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從而在深層次上促進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正如美國的韋德法官所言：「對行政機關而言，遵守程序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但如果這能夠減少行政機關運轉中的摩擦也是值得的。因為程序促進了公正，減少了公眾的怨言，其作用是促進而非阻礙了效率。」 可以認為，設立完備的行政程序並保證其得到嚴格執行是解決民主與效率這一現代二律背反難題的一項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