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審判為中心的法律援助建議

『壹』 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

首先,要解決認識上的問題。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非常強調審前程序,包括偵查、起訴要按照審判的要求、標准進行辦案,不能把帶病案件訴到法院。這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也應當下功夫抓好審前程序的工作。但不能指望以此解決以往存在的司法不公、冤假錯案的問題。這是一種美好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應當堅定不移地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不能以加強審前工作,提高辦案標准代替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其次,要解決好領導這項改革的組織措施問題。基於這項改革的全局性和我國司法體制的特點,我認為,由任何具體司法部門牽頭負責這項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建議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組織、協調、領導這項改革。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應當以繁簡分流、快速辦案以及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前提為基礎
雖然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的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或都應當實行庭審實質化的審判。

在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強化重點案件的庭審實質化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就要落實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就是要保證證人、鑒定人等出庭作證,接受訴訟雙方質論特別是控方證人接受辯方的質證。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案件的所有證人都需要出庭作證。

同時,即使屬於此類案件也不是需要所有證人都出庭,而是重要證人、關鍵證人應當出庭。我個人認為這包括三種人:
一是案件的目擊證人,其所作證言屬於直接證據,應當出庭作證。
二是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對此我要多說幾句。與普通證人相比,鑒定人更應當出庭作證。普通證人是因為偶然原因成為某個案件的證人,一輩子可能就做一次證人,而鑒定人是職業證人,是為訴訟案件反復提供鑒定意見證據的人,而且鑒定意見證據對定案又有著特殊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輕信。以往發生的一些冤錯案件就是由於鑒定失誤造成的。
第三種需要出庭作證的就是有關偵查人員。實踐中偵查人員幾乎不出庭,這是有問題的。應當樹立一種觀念或認識,偵查工作不是破了案就大功告成了,偵查人員還須出庭作證,支持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直到案件被法院定案才算完成了任務。

加強刑事辯護包括加強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訴訟制度,刑事辯護非常重要。我國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一般認為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這怎麼體現和實現司法公正?國際上通行的公正審判的標准中律師辯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這裡面又包含兩項要求,首先有律師辯護本身就體現了程序公正,其次要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通過律師辯護維護,保障實體公正。
要解決我國刑事辯護問題,一是充分發揮、保障社會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作用；二是完善和強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近些年發展較快,但距離現實需要還有很大差距。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貳』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

『叄』 刑事辯護全覆蓋是什麼意思

全覆蓋的意思是擴大了法律規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辯護作用」，顯然，這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強人權保障」，也即加強對被告人權益的保障，從而實現「司法公正」的目標。
如何做到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
一、降低法律援助的門檻。建議刑事訴訟法對第34條進行修改，在審判階段，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全部納入法律援助的范圍。
二、將值班律師制度寫入刑事訴訟法。值班律師在刑事速裁程序、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
三、建立公設辯護人制度。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不僅要關注律師辯護覆蓋的「數量」，而且更要確保律師辯護的「質量」。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存在法律援助律師「走過場」的現象，「刑事辯護」淪為「形式辯護」。
四、逐步實現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流程覆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後，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後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原審人民法院對於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