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善良

Ⅰ 拿破崙民法典的內容~~~全部都要。。

編輯詞條拿破崙法典

拿破崙被中國人知曉，大概是在清末洋務運動之後。有一個似真似幻的故事說：清末一場科舉考試中，有點洋務知識的考官出了個作文命題為「項羽與拿破崙」。一位飽讀經書的考生提筆苦思，實在無法理解這個題目的含義，於是寫道：「項王力拔山兮氣蓋世，豈畏拿一破侖乎？」不要笑話這個被閉關鎖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所害的舊知識分子。
拿破崙於1821年病死聖赫勒拿島，他在臨死前說：「我一生四十次戰爭勝利的光榮，被滑鐵盧一戰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績是永垂不朽的，這就是我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又稱《法國民法典》或《民法典》)。是中國法學教育中民法學的必講課程，但只有民法碩士研究生、博士生才有可能會去通讀它長達2281條的條文。在我們興師動眾起草《中國物權法》的時候，我們不由得要想起這個法典。因為眼下我國的民法學者在爭論的好多民法物權原理，200多年前這個法國皇帝組織的法學家已經解決好了。
1789年6月，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國民議會通過決議宣布，「所有各類賦稅與奉獻，凡未經議會正式明確批准者，在全國各省份概予停止」，國王也無權決定稅收。國王路易十六為此大怒，解除了主張稅收權歸議會的財政總監內克的職務。
國王與國民議會的矛盾激化了。7月，巴黎城被起義者控制。巴士底獄被攻克。以「誰有權決定賦稅」為起因的法國大革命就這樣全面爆發。1792年9月，統治法國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廢除，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1799年拿破崙亂中奪權，發動「霧月政變」，成立執政府。
10個月後，他下令成立由四名委員組成的「民法起草委員會」，規定委員必須在11月內完成民法起草。起草委員會按期完成了民法草案，經大理院和上訴院研究修改後，提交參政院討論修改。參政院圍繞民法草案，共召開了102次討論會，拿破崙親任主席並參加公議97次。法典最後經立法院一致通過。於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了這部人類歷史上的典範性法典。被拿破崙任命為民法起草委員的四人是大理院長特龍謝(Tronchet)、羅馬法專家馬爾維爾(Malleville)、政府司法行政長官普雷阿梅納(BigotdePréameneu)、及海軍法院推事波塔。
《拿破崙法典》又稱為《法國民法典》，它是資產階級國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產物，於1804年公布施行。經過多次修訂，現仍在法國施行。它最初定名為《法國民法典》 ，1807年改稱為《拿破崙法典》 ，1816年又改稱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稱為《拿破崙法典》，但從1870年以後，在習慣上一直沿用《法國民法典》的名稱。
法典內容 《法國民法典》於1804年3月21日通過。法典除總則外，分為3編，《法國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條。第一編是人法，包含關於個人和親屬法的規定，實際上是關於民事權利主體的規定。第二編是物法，包含關於各種財產和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的規定，實際上是關於在靜態中的民事權利客體的規定。第三編稱為「取得所有權的各種方法」編。內容頗為龐雜：首先規定了繼承、贈與、遺囑和夫妻財產制；其次規定了債法，附以質權和抵押權法；最後還規定了取得時效和消滅時效。實際上，該編是關於民事權利客體從一個權利主體轉移於另一個權利主體的各種可能性的規定。
立法原則 這部法典可以用3項原則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則來說，該法典包括兩條基本的規定。第11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民事權利是指非政治性權利，包括關於個人的權利、親屬的權利和財產的權利。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1974年改為18歲），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就是說，在原則上，每個人從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為能力，雖然關於這種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權原則來說，法典第544～546條給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人以充分廣泛的權利和保障。所有權的定義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國家徵收私人財產只能根據公益的理由，並以給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補償為條件。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人，都有權得到該財產所生產以及添附於該財產的一切物。這一規定使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時農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該法典還規定了對他人財產的用益物權和地役權，這對小農經濟是重要的。
③契約自治，或稱契約自由原則，規定在第1134條中：「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非該契約違反了該法典第6條所說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於產生某種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將所有權從一人移轉於他人，或者產生某些債務，或者解除當事人先前締結的債務，或者只是改變已經存在的一些約定。該法典賦予兩個或兩個以上個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於法律的效力，來使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產生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從而改變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約自治，也稱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必須按照約定，善意履行，非經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廢除。契約當事人的財產，甚至人身（該法典原來規定了對違約債務人的民事拘留），都作為履行契約的保證。基於這些觀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規定：契約義務的強制履行、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履行遲延、債務人的破產程序等等。
在《法國民法典》中用1000多條條文來規定契約之債，可見契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性。契約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義下實行的，並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則的邏輯結果。對於這個原則，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隨著100多年來法國政治、 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該法典也經過100多次修改,以不斷適應新的情況。其中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廢止了第726、912兩條,從而使外國人在繼承法上和法國人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廢止了第22～33條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條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記法》改進了關於抵押權的規定。1871年開始的第三共和國得到鞏固以後，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典改革運動。該運動主要針對婚姻法和親屬法，結果，關於結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修改，特別是放鬆了對於父母同意的要求，對當事人較為方便。離婚制度一度於1816年廢除，1884年得到恢復，但基於夫妻共同同意的離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復。關於親權的行使，發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並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遺棄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親權在一定條件下可予以剝奪或限制。由於戰爭的結果，1923年的法律曾對收養的規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進行了修改。關於夫妻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由於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補充規定了對配偶遺產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權而有所擴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變更了在丈夫單獨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廢除了奩產制，並且許可妻子在不經其夫同意下開立銀行帳戶，並管理其個人財產。1970年的法律廢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長的原則。最後，1972年的法律廢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響該法典在不少資產階級國家裡有頗大的影響。首先，在1804年原屬法國因而自該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屬於它的效力范圍的一些國家中適用，比利時和盧森堡現在仍然把它作為自己的法典。該法典在法國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該法典為基礎，部分以《巴黎習慣法》為基礎。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採用了該法典，不過作了若干修改和補充。其次，有些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麥民法典》是依據該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臘民法典》也是以該法典為範本的 。最後，還有很多國家的民法典在編纂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該法典的影響，如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崙法典》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則鮮明，編排合理，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於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而且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則也為後來許多歐洲國家借鑒和效仿。隨著拿破崙在歐洲的軍事擴張，《拿破崙法典》也被應用到法軍所到之處。由於該法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規范性，因而對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起到了立法規范的作用，從而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其內在的價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奪目。
《拿破崙法典》目錄：
總則 法律的公布、效力
第一編 人
第一章 民事權利的享有及喪失
第二章 身份證書
第三章 住所
第四章 不在
第五章 結婚
第六章 離 婚
第七章 父母子女
第八章 收養與非正式監護
第九章 親 權
第十章 未成年、監護及親權的解除
第十一章 成年、禁治產及裁判上的輔助人
第二編 財產及對於所有權的各種限制
第一章 財產分類
第二章 所有權
第三章 用益權、使用權及居住權
第四章 役權或地役權
第三編 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
總 則
第一章 繼 承
第二章 生前贈與及遺囑
第三章 契約或合意之債的一般規定
第四章 非因合意而發生的債
第五章 夫妻財產契約及夫妻間的相互權利
第六章 買 賣
第七章 互 易
第八章 租 賃
第九章 合 伙
第十章 借 貸
第十一章 寄託及訟爭物的寄託
第十二章 賭博性的契約
第十三章 委 任
第十四章 保 證
第十五章 和 解
第十六章 民事拘留
第十七章 質 押
第十八章 優先權及抵押權
第十九章 對於債務人不動產的強制執行及債權人間受分配的順位
第二十章 時 效

Ⅱ 民法典的特點及局限

《法國民法典》於1804年3月21日通過。法典除總則外，分為3編，《法國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條。第一編是人法，包含關於個人和親屬法的規定，實際上是關於民事權利主體的規定。第二編是物法，包含關於各種財產和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的規定，實際上是關於在靜態中的民事權利客體的規定。第三編稱為「取得所有權的各種方法」編。內容頗為龐雜：首先規定了繼承、贈與、遺囑和夫妻財產制；其次規定了債法，附以質權和抵押權法；最後還規定了取得時效和消滅時效。實際上，該編是關於民事權利客體從一個權利主體轉移於另一個權利主體的各種可能性的規定。
《法國民法典》是一部早期的資產階級民法典，與當時的自由競爭經濟條件相適應，體現了「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這樣的立法精神。其中的基本原則：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絕對所有權制度、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原則等，這些都是代表著資產階級的自然法領域中的「天賦人權」理論在此民法典中的體現。而私權神聖的核心就是所有權絕對。
立法原則

《法國民法典》可以用3項原則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
自由和平等原則
該法典包括兩條基本的規定。第11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民事權利是指非政治性權利，包括關於個人的權利、親屬的權利和財產的權利。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1974年改為18歲），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就是說，在原則上，每個人從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為能力，雖然關於這種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所有權原則
法典第544～546條給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人以充分廣泛的權利和保障。所有權的定義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國家徵收私人財產只能根據公益的理由，並以給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補償為條件。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人，都有權得到該財產所生產以及添附於該財產的一切物。這一規定使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時農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該法典還規定了對他人財產的用益物權和地役權，這對小農經濟是重要的。
契約自治原則
或稱契約自由原則被規定在第1134條中：「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非該契約違反了該法典第6條所說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於產生某種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將所有權從一人移轉於他人，或者產生某些債務，或者解除當事人先前締結的債務，或者只是改變已經存在的一些約定。該法典賦予兩個或兩個以上個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於法律的效力，來使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產生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從而改變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約自治，也稱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必須按照約定，善意履行，非經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廢除。契約當事人的財產，甚至人身（該法典原來規定了對違約債務人的民事拘留），都作為履行契約的保證。基於這些觀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規定：契約義務的強制履行、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履行遲延、債務人的破產程序等等。
在《法國民法典》中用1000多條條文來規定契約之債，可見契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性。契約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義下實行的，並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則的邏輯結果。對於這個原則，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Ⅲ 哪些行為屬於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人傷害

違背善良風俗故意致人損害與純粹經濟損失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於飛
內容提要:"背俗故意致損"，是在權利和利益區分的基礎上進行侵權法思考必然會遭遇的一個問題。德國民法典立法者設立第826條時,並不具有利用該條將法律與道德、習慣等法外規范相連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條的功能在後世學說的解釋中形成了形式功能與實質功能兩大功能群。試圖為"背俗"設置實質判斷標準的實質功能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批判,並且在學說上出現了將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作為第826條核心功能的觀點。故意要件的本質是在缺乏社會典型公開性的純粹經濟損失領域維持行為人的預見性。法解釋對該要件有所軟化,但不宜將故意降低為重大過失。背俗要件的判斷標准存在於判例之中。應當借鑒動態系統理論,以本土判例為素材,建構我國的"背俗故意致損"判例類型。
一、問題的提出
違背善良風俗故意致人損害，是德國侵權法關於過錯責任的"三個小概括條款"之一（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三個小概括條款"系在權利與利益區分保護的基礎上，將一般侵權行為劃分為"過失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損"三個基本類型。其中，"過失侵害權利"原則上保護絕對權，"背俗故意致損"雖在形式上可以同時保護權利和利益，但由於"過失侵害權利"在權利保護上的要件要求更低，故"背俗故意致損"實際上僅對利益保護有實踐意義。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沿襲了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使我國的過錯責任一般條款更接近於法國模式，即"一個大概括條款"。在該概括條款中，權利（絕對權）和利益形式上受到平等對待，同受過錯責任之保護。因此，我國基本法律層面未出現專門保護利益的"背俗故意致損"的規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第1條將人格權利與人格利益區分為兩款，並為侵害人格利益的精神損害賠償特設"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要件。參與起草該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稱，"《解釋》參考有關國家和地區立法將侵權行為類型化的方法，將侵害隱私納入違反公序良俗致人損害的侵權類型中予以規定同時涵蓋了不能歸入第1款'權利侵害'類型中的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類型。……鑒於我國法律沒有'公序良俗'的提法，《解釋》根據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採取'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社會公德'的提法，其規范功能與'公序良俗'原則基本是一致的。
確立"背俗故意致損"侵權類型的出發點是侵權法上權利與利益的區分保護。王利明教授明確表示，"民事權利與民事利益在民法中享有不同的地位，較之於對民事權利的保護，對民事利益的保護應受到嚴格的限制。"[2]2009年民法學年會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侵權法中，債權和利益與絕對權相比，在保護的程度和構成的要件都是不同的"。[3]侵權法上權利與利益的區分保護已經在民法學界形成了一定共識。權利與利益區分的原因，在於保護程度與保護要件的差異。權利依過錯責任全面保護當無疑義。問題在於，如何對利益進行妥當的、有別於權利且弱於權利的保護？此時，"背俗故意致損"這個前人實踐已久、具有加強要件的保護方法就會躍入我們的眼簾。若對利益再作進一步深究，又可將其區分為權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人格利益由於其高位階性，已被普遍認為應當受到類似權利的保護。通過轉化為一般人格權（德國）或人格權（我國台灣），人格利益已被納入過錯責任的保護范疇。當今真正被留在"背俗故意致損"侵權類型中受保護的，主要是各種非因侵害絕對權而導致的財產利益損失，也即純粹經濟損失。於是，"背俗故意致損"對利益加以保護這一問題，就基本轉化為"背俗故意致損"對純粹經濟損失加以保護的問題，"背俗故意致損"與純粹經濟損失也就直接勾連了起來可以說，"背俗故意致損"是在對權利、利益設計不同保護條款以及討論純粹經濟損失的保護方法時必然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侵權法上的權利與利益有區分的理由，也有區分的方法。[7]然而，若欠缺了對"背俗故意致損"這個問題的透徹說明，權益區分的侵權法保護體系便總是會在"如何保護利益"這個問題上遇阻，過錯責任一般條款與純粹經濟損失這兩大熱點領域，內部始終會存在盲點或灰色區域本文意圖追本溯源，以"背俗故意致損"條款的誕生地及發展最成熟的地域德國的相關法解釋為背景，探究該條款的機理和操作方法，尤其試圖結合純粹經濟損失保護進行討論。

二、"背俗故意致損"的功能變遷

從字義上看，"善良風俗"似乎具有明顯的道德色彩，也多有學說認為"背俗故意致損"的功能是繼受道德等法外規范。[8]若要將"背俗故意致損"的主要功能定位於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不能不有一個透徹的解說。"對於善良風俗諸概括條款，非歷史的意義追尋是不恰當的，這些概括條款作為空白公式，具有純粹的工具品格，只有在歷史背景中才能明確其功能。
（一）德國民法典立法者的初衷
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債法部分起草人庫貝爾，於1882年向民法典第一草案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包括20個簡明條文的侵權法草案，並附有近80頁說明，被稱為"庫貝爾草案"。[10]庫貝爾草案第1條第1款規定："以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作為或不作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人，應向該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以後世眼光來看，這一過錯責任的"統一條款"顯然更接近於法國的過錯責任一般條款模式。然而，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正是在認為這一"統一條款"對受害人保護不夠全面的前提下，對該條款進行一系列補充和修正，最終卻形成了實質保護范圍更狹窄的"三個小概括條款"模式。
為了給受害人提供足夠的保護，立法者增設了"背俗致損"條款。其思考的出發點是：原則上應當認為，凡行為未不法造成他人損害的，即屬於一般行為自由領域。但立法者在這里又考慮，是否一般行為自由范圍內的活動一概不產生責任。出於最大程度地救濟受害人的目的，立法者遂認為，該范圍內仍存在一個保護例外，此即加害人行為違反善良風俗。[11]最終立法者在第一草案中增設了"背俗致損"條款，即第705條："即使是基於一般自由而被允許之行為，若該行為導致他人受損並且違背善良風俗，則一樣具有違法性。"
第二草案對"背俗致損"條款又作了兩點調整。其一，立法者將基於一般行為自由的行為與行使權利的行為區分開來。對於前者，行為人有可能因違背善良風俗而負賠償義務，而後者則不會因此產生責任。其二，立法者將過失違背善良風俗的賠償義務刪除，僅保留了故意的情況。[12]立法者增設"背俗致損"條款，本意是擴大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而這兩點修改實際上限縮了賠償的可能性。可能立法者覺得這一步躍得有點過大，因此又往回走了兩小步。由此形成了第二草案的"背俗故意致損"條款即第749條："其行為非為行使其享有的權利，而是以違反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人，對該他人由此產生的損害負賠償義務。"
在帝國議會委員會的討論中，由於眾議員格約伯的反對，一般行為自由與權利行使這一區分被取消，[13]但故意要件被保留了下來。最終形成了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加損害於他人的，對該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
從以上可以看出，立法者只是在追求法典條文對應然調整領域的周延覆蓋。"背俗故意致損"起源於立法者對原"統一條款"可能存在保護不足的擔心，因此在一般行為自由范圍中又劃出一塊可導致責任的領域，後又對該領域反復進行調整，最終形成第826條。與道德、社會相連通之類的功能並非立法者的直接目的。
那麼立法者有無在"違背善良風俗"的判斷上對法官設置實質性標准？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立法理由書》中宣稱，"在個案中檢驗，是確認過失違反善良風俗還是否認之，這正是法官的任務。"[14]德國民法典第二草案《議事錄》中記載，"該原則射程甚遠，其適用要求謹慎小心，然而人們似可相信，法官知道如何完成該原則賦予他們的任務。"[15]可見，立法者並未對何為違背善良風俗預設實質性標准，表現出對法官的充分信任。
（二）學說對第826條功能之整理
拉倫茨、卡納里斯認為第826條有補充功能、合法化功能與限制功能。補充功能是指，第826條能夠在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無法適用的情況下，仍基於一定前提產生損害賠償義務。合法化功能是指，第826條使判例能夠靈活發展法律體系以適應價值觀的變遷，故對法律續造有合法化功能。限制功能是指，第826條的強要件可以防止侵權責任的泛濫。
多伊奇、阿倫茲認為第826條有克服功能與發展功能。克服功能是指，一個形式上的法律許可權不可以以背俗的方式去濫用，典型如一個以背俗手段取得的判決不可以要求強制執行。依發展功能，背俗性是形成中的違法性，若某種行為尚未被立法者確定為違法，便可利用背俗性加以規制。[17]
《埃爾曼民法典評注》認為，第826條具有補充功能、克服功能、發展功能、合法化功能。其中發展功能又引用了托伊布納（Teubner）的再分類，細分為繼受功能（Rezeptionsfunktion）和轉化功能（Transformationsfunktion）。[18]托伊布納所著的《概括條款中的標准與指示私法諸善良風俗條款具體化中經驗社會研究的可能性與限度》一書，是研究善良風俗條款功能的重要著作。該書的主要內容即是詳細闡述善良風俗條款的三個功能繼受功能、轉化功能與授權功能（Delegationsfunktion）。繼受功能是善良風俗條款的"最初功能"，系指通過善良風俗概括條款繼受既有的、法外的"社會規范"。而若這種現成的社會秩序規則尚不存在，法官須在"集體價值觀"中探索並進行規則的"編制"，以形成判決的基礎，此即轉化功能。從以上兩功能中，授權功能也自然凸顯出來，善良風俗條款據此將立法者的工作委託給了法官，從而使該條款成了一個純粹的授權規范。[19]為便於以下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前述功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形式上、體繫上的功能，如對第823條進行補充（補充功能），用嚴格要件來限制侵權責任（限制功能），排除主體以背俗方式利用一項法律許可權（克服功能），授權法官進行實質性立法活動（授權功能）。另一類是實質性功能，即試圖建立違背善良風俗的實質性判斷標准。實質性功能主要反映在發展功能及其兩項子功能繼受功能和轉化功能之上。在此，違背善良風俗須依據社會規范、集體價值觀這些與習慣、道德密切相聯的因素來判斷。
必須強調，以上整合德國學者論述的努力，只是為了幫助認識。事實上，德國學者對以上功能群也存在諸多質疑，尤其表現在對實質性功能的批判上。道德與習慣是解釋善良風俗的兩條基本進路，[20]德國學者對這兩條進路都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摘。

對於道德進路，學者從多元社會中支配性價值確認的困難性上提出質疑。拉倫茨、卡納里斯稱："何種社會道德是決定性的，並不清楚；直接不批評地繼受居優勢地位的社會道德，恐怕也與法律秩序的任務及正義觀念不符。"[21]《埃爾曼民法典評注》對善良風俗的傳統解釋"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當感受"[22]及相關轉義評論道，此類解釋"至少部分地陷入以下錯誤：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常常不可能形成道德標准上的一致意見。此外，也不能把對行為的法律判斷建立在法律共同體成員的感受之上。作為法官理性論證的基礎，該標准過於不確定"。[23]

對於習慣進路，《埃爾曼民法典評注》在否定了經驗確認的社會道德的作用之後，同樣認為社會一般習慣的確認沒有意義，甚至認為"拒絕真正的習慣，並且在有必要時把真正的習慣宣告為第826條意義上的背俗，恐怕這樣的善良風俗標准在此才真的適宜"。[24]

與我們可能較易接受的、將家庭法作為善良風俗主要適用領域之一的觀念[25]不同，德國學者通常不把家庭法列入第826條的判例類型。[26]司法實踐中，"對於在家庭法領域適用第826條，聯邦最高普通法院持最大的保留態度"。[27]真正適用"背俗故意致損"的主要是經濟領域，而經濟領域中，決定人們判斷的主導因素顯然是利益而不是道德。這又構成了對實質性功能進行批評的另一個主要來源。

埃塞爾（Esser）、威爾斯（Weyers）在討論第826條的適用時說，"在抵押品轉讓與被延長的所有權保留的沖突中何者具有優先地位，同一債務人的某個債權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損及他人並使自己獲得保障，或是反之被他人優先？此處的判斷標准並非通過道德解釋，毋寧說是通過經濟政策判斷而確立的。"[28]更典型的例子是競爭法。德國舊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以"違背善良風俗"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根本標准，正是在此善良風俗遭到了可能是最激烈的批評。施里克（Schricker）在引述鮑姆巴赫（Baumbach）的觀點基礎上作以下評論，"德國競爭法中的違背善良風俗'扮演了可怕的、災難性的角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是一個'招致不幸的規定'，是'不確定性的不竭之源'，在此'道德歇斯底里在放縱狂歡'。……不公正的判決會由此產生，此種判決將與道德無關的事物強制於美德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進行裁剪。"[29]2004年修訂的德國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將包含有"善良風俗"概念的第1條廢止。

雖然托伊布納把實質性功能（繼受功能）看作第826條的"最初功能"，但他顯然對於形式性功能（授權功能）更重視且評價更高。他從三方面總結了善良風俗的理論發展，"善良風俗諸概括條款在內容上從善良風俗發展到公共秩序，在具體化的方法上從繼受技術發展到利益衡量，在功能上從引致規范發展到授權規范，以上發展變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善良風俗'的標准變成了'良好秩序'的指示。"[30]以實現國家所意圖的良好秩序為目的，以授權規范為手段，以利益衡量為具體措施，這些形式功能的注入實際上已經排擠了對社會道德規范的引致。但是，托伊布納並不打算否定實質性功能，而是力圖將其與形式性功能統合起來。舊事物受到了新事物的沖擊，但至少在托伊布納看來，舊事物還未過時，新舊事物應當妥協共存。然而，托伊布納的著作出版於1971年，40餘年過去了，第826條的功能還在繼續變遷並且已臻新境。

（三）對第826條功能的新定位--純粹經濟損失保護

在2009年出版的《慕尼黑民法典評論》和2010年出版的《侵權法》（與科茨合作）教科書中，瓦格納闡述了其對第826條功能的認識。

瓦格納針對法院就善良風俗樹立的諸如"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當感受"等實質性標准，作出如下批評："事實上，在多元社會及復雜的經濟法律關系中，查證'市民'對正當行為所持的觀念，一般是不可能的。甚至就算能夠查明，此類觀念恐怕也意義不大，因為恰恰無法以相關交往領域的某種特定行為的普遍性來排除背俗性判斷，正如對一種'陳規舊習'的接納並不能阻礙將其評價為過失一樣"。[31]可以理解，以一般社會公眾的普遍價值觀來解釋善良風俗，至少會遇到以下三個難解之處：其一，多元社會中，普遍價值觀是否存在？其二，即使存在，是否可以查證？其三，即使可以查證，也不能因為一種觀念或行為方式被普遍接受，而認為它一定合乎善良風俗，反之，這種被普遍接受的行為恰恰可能是背俗的。

對於繼受功能，瓦格納認為這種觀點會"誘使謹慎的一般主體把道德觀運用於純粹財產利益之侵權保護中的困難領域"。[32]純粹經濟損失保護領域的困難之處在於利益計算，而非道德判斷。

於是，瓦格納認為第826條的唯一功能即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第826條的功能在於，對那些不能受到一般侵權保護的、受歧視的純粹財產利益，在它們未被承認處於保護性法律范圍內的情況下，仍能獲得一個可選擇的侵權法上的財產保護。"[33]或者換個角度，第826條的功能在於，"把純粹財產損害選擇性地納入侵權法的保護范圍，從而把合法的、不產生侵權責任後果的純粹財產損害與應當避免的、由加害人承擔後果的純粹財產損害區分開來"。[34]

德國侵權法過錯責任的"三個小概括條款"中，第823條第1款的過錯責任原本只為法益（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即我們所說的物質性人格權）和主觀絕對權利（所有權與其他權利，後者僅指類似於所有權的財產權）提供保護。非物質性人格利益及純粹財產利益，在缺乏保護性法律的情況下，就只能從第826條尋求救濟。然而，二戰後非物質性人格利益形成了"一般人格權"，成為第823條第1款"其他權利"之一種，脫離了第826條。於是，第826條只剩下純粹財產利益這一項調整范圍。接下來，與企業經營相關的純粹財產利益又發展成為"營業權"，也成為"其他權利"；競爭領域中的純粹財產利益則被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獨立出來予以特別規制。於是，第826條對純粹財產利益的調整也被分裂。但無疑問的是，營業權要求一個"經營相關性侵害"要件，反不正當競爭法只調整競爭領域中的純粹經濟損失問題，當上述特別條件不能具備時，"第826條仍然扮演了一般的侵權法上概括財產保護的基礎規范的重要角色"。[35]

以不引致任何法外判斷標準的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作為唯一功能，堪稱第826條功能上的一個重大革新，因為在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上，不涉及道德性判斷，只有經濟上利害得失的考量。本來第826條的絕大部分適用領域就是經濟領域，在經濟領域中，就應當以經濟的方式言說。決定性、主導性的標准就應當是"利"與"不利"，而不是道德上的"善"與"非善"。德國民法典立法者設立第826條的目的是為了立法周延，與社會、道德相連通並非其直接追求；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只是一個體系確定後附帶產生的後果。而現在德國學者正是要把這一附帶性後果作為目的，意圖以此清除在法律解釋長河中附著在第826條船體上的、不適宜的歷史沉積物。

三、"背俗故意致損"中的故意要件

正確適用"背俗故意致損"，以求妥當實現其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之功能，要求准確把握其兩個核心要件故意和背俗。這兩個要件都充滿了困惑和爭議。故意要件中的典型問題可以列舉如下：立法者為何要設立故意要件？當下第826條故意要件的妥當解釋論又該如何構成？它是不是嚴重限制了第826條的適用范圍及對純粹經濟損失的保護范圍？實踐中，顯然有很多純粹經濟損失判例僅以過失為要件，這些判例又如何與第826條中的故意要件相協調？

（一）故意要件的發生

前文已述，"背俗致損"最初出現於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條，而該條文中是不包含故意要件的。在"帝國司法部預備委員會"草案第705條中，出現了故意要件，理由是該要件符合"理論與實踐中的通說"。[36]第二草案沿用之。

在第二草案的討論中，普朗克（Plank）委員提議回到第一草案的方案，即將故意要件刪除，使故意與過失的背俗致損都能產生侵權責任，但因未過半數而被否決。理由是過失背俗致損的情況很少發生，且與公共道德並非嚴重相悖。[37]然而，過失違背善良風俗致人損害是否很少發生，德國民法典立法之時的情況可能難以考證，但至少與當下情況明顯不符。專業人員的"錯誤信息"責任常常是依過失發生的，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也一樣被評價為違反善良風俗。

（二）故意要件的必要性

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條未設故意要件，這一史實總不免使後世學者產生"該要件並非必不可少"的遐想，尤其在判例屢屢突破故意要件時更是如此。瓦格納即對第一草案第705條十分肯定："該草案若能成為法律，德國法就能擁有一個既精確又有靈活性的侵權法了，而這樣的侵權法能為一般財產保護和一般人格保護領域中的法律續造留下空間。"[38]缺乏故意要件的第826條還能否妥善完成對純粹經濟損失的選擇性保護？瓦格納認為："第二委員會並未充分注意到，第826條確切地說第一草案的第705條中已經有了一個用以排除對純粹財產的一般過失責任的過濾器，也即背俗要件，因此出於同一個避免責任泛濫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設置另一個補充性限制，即故意致損要件了。"[39]

本文認為，瓦格納的觀點可容商榷，故意要件對於第826條純粹經濟損失保護功能的妥當實現仍有重要意義。容分三點詳述之：

1．對行為人合理預期的維護

純粹財產利益為何不能如絕對權般受到過錯責任的全面保護？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權利有社會典型公開性，而純粹財產利益則無。[40]所謂社會典型公開性，是指某類型侵權法保護對象對社會一般主體而言的可感知性或可識別性。[41]行為人在可識別某保護對象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預見自己行為的損害後果，也才能夠要求其防免。對能防免而未防免者科以責任，才有意義。若令主體就無法預見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人們就無法通過加強注意來避免這種損害再度發生，社會損害總量就不會因這種制度設計而減少；主體只能通過減少行為來降低賠償機率，從而造成對行為自由的過度限制。

純粹財產利益一般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故不宜概括地賦予侵權保護。然而，若加害人存在致損故意，則其無論如何都能預見到損害。如債權欠缺社會典型公開性，在侵權法中屬於純粹財產利益。但若加害人在個案中有損害債權的故意，自然仍能預見損害的發生，故不能免於損害賠償。質言之，"背俗故意致損"中的故意，用意不在於懲罰主觀惡性，而在於在缺乏社會典型公開性的純粹財產利益領域，依靠加強主觀要件來維持行為人的預期。

第826條若缺少了故意要件，理論上將導致人們在無法預見的情況下，大量承擔純粹財產利益領域中的侵權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拉倫茨、卡納里斯認為第826條有通過強要件來防止侵權責任泛濫的限制功能，誠有道理。

2．維持"三個小概括條款"的侵權法體系

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看似列舉了一張權利清單，但卻留有一個彈性閥門，即"其他權利"。二戰以後，德國侵權法最重要的修正，就體現在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這些原本屬於第826條保護的利益，披上了"權利"的外衣，成為"其他權利"的一員，受到過錯責任的保護。

然而，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原本是不具有歸屬效能、排除效能和社會典型公開性這些權利特徵的利益，披上權利的外衣並不能改變其內質。它們一方面不具備明確的內容和清晰的邊界，另一方面"總是與加害人同位階的財產利益和自由利益相沖突"，[42]如一般人格權總是與他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藝術創作自由相沖突，營業權保護總是與自由競爭相沖突等。由於缺乏明確的內容和邊界，立法者便無法事先對"何為侵害權利"進行明確規定；由於總是與其他同位階利益發生千變萬化的沖突，結果只能放手讓法官在個案中利益衡量，去個別判斷行為的違法性。於是，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侵害中的違法性，不是被引征的，而是被"積極確定"的；它們屬於所謂"框架權"。[43]

一旦第826條中去除了故意要件，其核心要件就剩下"背俗性"。前文已述，背俗要件現在越來越遠離道德等實質標准，呈現出純粹的工具品格。褪去了實質性標準的背俗要件，與作為自由裁量工具的框架權中的違法性，已經沒有實質區別。於是，框架權依"過失＋積極確定的違法性"來保護，純粹財產利益依"過失＋積極確定的背俗性"來保護，結果一切純粹財產利益都變成了框架權，都在實質上成為"其他權利"，德國式"三個小概括條款"也就坍塌了。這樣的第826條就淪為第823條第1款的一部分。

3．法史原因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一些著述認為第826條的淵源是羅馬法上的"惡意訴訟"（actiodoli）。[44]而惡意訴訟中，故意顯然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除非能夠有力地證明這一制度淵源關系不存在，否則否定第826條中的故意要件顯然有困難。

（三）故意要件的法解釋論

首先，間接故意即可滿足該要件，在這一點上德國學者沒有爭議。

其次，故意針對的對象是什麼？或者說，第826條要求對什麼有故意？這里不要求行為人對背俗有故意，即不要求當事人明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違反善良風俗，而只要求對評價為違反善良風俗的事實有所認識。這實際已經突破了民法的故意理論。依通說，民法上的故意不僅包括事實因素，還包括違法性認識。[45]第826條的故意實際降低了該要件的嚴格性。可以想見，由於個人價值觀念的差異，要求背俗認識等於許可加害人以個人內心評價為由而免責，並不合理.
來源:《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

Ⅳ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民法典是什麼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法國民法典》，也稱《拿破崙法典》，這部法典是1804年法國頒布的，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則，成為歐美各國資產階級的立法規范。

《拿破崙法典》總共分為三大部分，2281條法律條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關民事權利的規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關各類財產所有權和其他物權的規定；第三部分是獲取各類所有權的方法的規定，具體包括繼承、遺囑、還債、贈予、夫妻共同財產等相關法律條文。

(4)民法典善良擴展閱讀

歷史背景

1799年11月9日，霧月政變爆發的當天晚上，拿破崙便下令起草民法典。1800年，霧月政變剛剛結束，拿破崙成了法國的最高統治者。隨後，他正式命令大理院長特龍謝、羅馬法學家馬爾維爾、政府司法行政長官普雷阿梅納和海軍法院推事波塔這四位法律專家開始起草民法典。

拿破崙對這部民法典相當重視，曾多次親自參與一些法律條文的討論。在具體制定法典的過程中，幾位法學家在他授意下，始終堅持資產階級革命者在法國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對理性的原則。

法典草案在一年之後完成，拿破崙命人將其送往樞密院和各個法院，這些政府部門為了審核、修改草案，總共召開了102次討論會，其中有97次是由拿破崙親自主持參與的。

經過三年半的修改、討論，於1804年3月15日由立法院通過，3月21日拿破崙簽署法令，以《法國民法典》的名稱正式頒布施行。1807年這部《民法典》被命名為《拿破崙法典》，包括總則、三編（35章），共2281條。

Ⅳ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七條如何理解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二條業主對其建築物專有部分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業主行使權利不得危及建築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物權法》第七十一條，業主對其建築物專有部分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業主行使權利不得危及建築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釋義：
第七十一條 業主對其建築物專有部分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業主行使權利不得危及建築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業主對專有部分行使所有權的規定。
●立法背景
有些業主雖然買了房，但不太清楚所購買房屋的所有權具體包括哪些內容;使用自己購買的房屋是否不受任何限制。
●條文解讀
本法第70條規定，業主對建築物內的住宅、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享有所有權。本條則對這一所有權的具體權能作出規定，即業主對其建築物專有部分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按照這一規定，業主對建築物內屬於自己所有的住宅、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可以直接佔有、使用，實現居住或者營業的目的;也可以依法出租，獲取收益;還可以出借，解決親朋好友居住之難，加深親朋好友問的親情與友情;或者在自己的專有部分上依法設定負擔，例如為保證債務的履行將屬於自己所有的住宅或者經營性用房抵押給債權人，或者抵押給金融機構以取得貸款等;還可以將住宅、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出售給他人，對專有部分予以處分。國外也有相關之規定，例如瑞士《民法 典》第712條a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建築物區分所有人對建築物的特定部分享有獨占使用和內部改造的特別權利。法國1965年《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法》第9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建築物中的專有部分享有自由使用的權利。
業主的專有部分是建築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共有部分不可分離，例如沒有電梯、樓道、走廊，業主不可能出入自己的居室、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沒有水箱，水、電等管線，業主無法使用自己的居室、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因此，建築物的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具有一體性、不可分離性，故業主對專有部分行使所有權應受到一定限制。對此，本條規定，業主行使專有部分所有權時，不得危及建築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例如，業主對專有部分裝修時，不得拆除房屋內的承重牆，不得在專有部分內儲藏、存放易燃易爆危險等物品，危及整個建築物的安全，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國外立法例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規定，例如《日本建築物區分所有法》第6條第(一)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不得為對建築物之保存有害的行為，或其他有關建築物之管理或使用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的行為。《德國住宅所有權法》第13條第(一)項規定，各住宅所有權人於不違反 法律 或第三人權利的范圍內，得自由處理特別所有權內的建築物部分，如予以居住、使用、租賃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利用，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專有所有權的行使須受以下限制:(1)保護建築物的使用目的;(2)保護建築物的基礎、結構、牢固及安全;(3)保護建築物美學上的外觀;(4)保護其他住宅所有權人的安全、安靜及住宅環境秩序;(5)維護善良風俗、習慣及住宅居民的作息和名譽。《瑞士民法典》第712條a第二款第(二)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自由管理、利用並裝飾自己房間的權利，但不得妨礙其他區分所有人行使相同的權利，並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壞建築物的公用設施，或影響其使用及外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