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危險性司法解釋

⑴ 情況緊急的司法解釋

最近的一部法律是《反家暴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護家庭成員的合法權益，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促進家庭和諧、社會穩定，制定。

⑵ 刑事訴訟法七十九條曾經故意犯罪最新司法解釋

這個沒有司法解釋，其含義比較好理解，也不用司法解釋，就是曾經有故意專犯罪記錄屬的，行政處罰不算，沒判決的也不算，應狹義理解。
第七十九條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

⑶ 關於辦理危害葯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自起何時起施行

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葯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於2014年9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26次會議、2014年3月17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18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14年1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葯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4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26次會議、2014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18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危害葯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維護葯品市場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現就辦理這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生產、銷售假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酌情從重處罰：

（一）生產、銷售的假葯以孕產婦、嬰幼兒、兒童或者危重病人為主要使用對象的；

（二）生產、銷售的假葯屬於麻醉葯品、精神葯品、醫療用毒性葯品、放射性葯品、避孕葯品、血液製品、疫苗的；

（三）生產、銷售的假葯屬於注射劑葯品、急救葯品的；

（四）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生產、銷售假葯的；

（五）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期間，生產、銷售用於應對突發事件的假葯的；

（六）兩年內曾因危害葯品安全違法犯罪活動受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的；

（七）其他應當酌情從重處罰的情形。

第二條 生產、銷售假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一）造成輕傷或者重傷的；

（二）造成輕度殘疾或者中度殘疾的；

（三）造成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或者嚴重功能障礙的；

（四）其他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條 生產、銷售假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

（一）造成較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

（二）生產、銷售金額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的；

（三）生產、銷售金額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並具有本解釋第一條規定情形之一的；

（四）根據生產、銷售的時間、數量、假葯種類等，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的。

第四條 生產、銷售假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一）致人重度殘疾的；

（二）造成三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的；

（三）造成五人以上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輕傷的；

（五）造成重大、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

（六）生產、銷售金額五十萬元以上的；

（七）生產、銷售金額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並具有本解釋第一條規定情形之一的；

（八）根據生產、銷售的時間、數量、假葯種類等，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的。

第五條 生產、銷售劣葯，具有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劣葯，致人死亡，或者具有本解釋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的「後果特別嚴重」。

生產、銷售劣葯，具有本解釋第一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酌情從重處罰。

第六條 以生產、銷售假葯、劣葯為目的，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的「生產」：

（一）合成、精製、提取、儲存、加工炮製葯品原料的行為；

（二）將葯品原料、輔料、包裝材料製成成品過程中，進行配料、混合、制劑、儲存、包裝的行為；

（三）印製包裝材料、標簽、說明書的行為。

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工作人員明知是假葯、劣葯而有償提供給他人使用，或者為出售而購買、儲存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的「銷售」。

第七條 違反國家葯品管理法律法規，未取得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葯品經營許可證，非法經營葯品，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以提供給他人生產、銷售葯品為目的，違反國家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葯用要求的非葯品原料、輔料，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兩款行為，非法經營數額在十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非法經營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實施本條第二款行為，同時又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八條 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葯、劣葯，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一）提供資金、貸款、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的；

（二）提供生產、經營場所、設備或者運輸、儲存、保管、郵寄、網路銷售渠道等便利條件的；

（三）提供生產技術或者原料、輔料、包裝材料、標簽、說明書的；

（四）提供廣告宣傳等幫助行為的。

第九條 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葯品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以虛假廣告罪定罪處罰。

第十條 實施生產、銷售假葯、劣葯犯罪，同時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非法行醫、非法采供血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十一條 對實施本解釋規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應當依照刑法規定的條件，嚴格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對於適用緩刑的，應當同時宣告禁止令，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從事葯品生產、銷售及相關活動。

銷售少量根據民間傳統配方私自加工的葯品，或者銷售少量未經批准進口的國外、境外葯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後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第十二條 犯生產、銷售假葯罪的，一般應當依法判處生產、銷售金額二倍以上的罰金。共同犯罪的，對各共同犯罪人合計判處的罰金應當在生產、銷售金額的二倍以上。

第十三條 單位犯本解釋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解釋規定的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處罰。

第十四條 是否屬於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的「假葯」「劣葯」難以確定的，司法機關可以根據地市級以上葯品監督管理部門出具的認定意見等相關材料進行認定。必要時，可以委託省級以上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葯品檢驗機構進行檢驗。

第十五條 本解釋所稱「生產、銷售金額」，是指生產、銷售假葯、劣葯所得和可得的全部違法收入。

第十六條 本解釋規定的「輕傷」「重傷」按照《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准》進行鑒定。

本解釋規定的「輕度殘疾」「中度殘疾」「重度殘疾」按照相關傷殘等級評定標准進行評定。

第十七條 本解釋發布施行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9〕9號）同時廢止；之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

⑷ 如何評價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主要看幾點：
一是看被告人犯罪行為的性質，也就是其所觸犯的罪名版。判斷被告人觸犯何權種罪名，要看其符合刑法分則條文具體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如被告人實施故意殺人罪的社會危害性要大於實施故意傷害罪的社會危害性。
二是看被告人實施該種犯罪的犯罪手段、時間、地點、對象和造成的後果等。也就是說，在第一步確定了被告人構成何種罪名之後，要看被告人怎麼實施的這種犯罪，在「何時、何地、對誰」實施，實施犯罪後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等等。以盜竊罪為例，根據今年4月施行的盜竊罪司法解釋規定，在自然災害、事故災害、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期間，在事件發生地盜竊的，盜竊罪入罪數額標准可以減半認定。在上述時間、地點犯盜竊罪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大，才將入罪標准降低。
三是看被告人的自身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前者如被告人出於什麼動機、目的去實施犯罪，後者如被告人自身年齡、心智發育程度、是否聾啞殘疾等，均影響對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評價。例如，被告人出於飢寒交迫去盜竊，還是出於好逸惡勞、貪圖享受去盜竊，社會危害性大小自然有所不同，對量刑也就有不同影響。

⑸ 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是什麼意思

律達網：
參考解讀刑事訴訟中「社會危險性」的法律含義 王占洲
在刑事訴訟中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情況下（這也是最多出現取保候審權利爭議的情況，即羈押與取保候審權利之間的沖突），適用取保候審的最基本的條件是「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同時這也是適用逮捕的基本條件，即「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經看出「社會危險性」在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或社會危險性的程度是決定是否適用強制措施、適用剝奪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的關鍵。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刑事訴訟法、相關司法解釋及其刑事訴訟理論界均沒有明確界定「社會危險性」的含義，沒有確定判斷「社會危險性」的客觀標准，也沒有為「社會危險性」設置專門的證明機制，以致於司法實踐中判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或者其程度時，在很大程度上是憑司法工作人員個人的感覺，而不是依據科學化的制度化的證明，這已經不是自由裁量權的問題，它是司法上的不嚴謹，它為司法腐敗提供了機會。也許，一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還是被剝奪的問題，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就如許多司法工作人員所想「反正最終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審或逮捕又有什麼區別呢？」，但是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於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確定為有罪的人來說，如同其他公民一樣，他們的權利同樣也是構建我們這個國家民主與法制的基石，因而他們至少有權利要求在被確定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隨意猜測或感覺就被剝奪人身自由罷，他們至少應當有知道什麼是社會危險性，自己是怎樣被證明具有社會危險性的權利罷？刑事訴訟理論界和實務部門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和時間去研究超期羈押、取保候審與逮捕的沖突等問題，多年來一直未能有效解決，也許問題之一就出在對「社會危險性」的認識上罷？的確，基礎性的條件尚未明確又怎能保證依此而做出的判斷的准確性呢？以下筆者對刑事訴訟中的「社會危險性」的法律含義作一分析，權作拋磚引玉之用。
一、社會危險性的含義
在《現代漢語辭典》中，「社會」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種群體，或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的整體，也叫社會形態，或泛指由於共同物質條件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危險」是指「有遭到損害或失敗的可能」。性即「性質」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內在因素。僅僅從字面看，「社會危險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種群體，或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的整體有遭到損害或失敗的可能的內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對於刑事訴訟而言，刑事訴訟中的「社會危險性」應當沒有這么寬泛的含義，立足於刑事訴訟這一特定的環境，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危險性」這一概念存在於強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長期的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些在法律上還未被確定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兩個重要依據之一，另一個是犯罪的嫌疑——已發生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可能性。強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這只是手段，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保障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這同刑事訴訟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參與法律對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為進行的法律評價，同時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對其行為的不利評價和相應的處罰，也就是說強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對犯罪行為的處罰而是使行為接受法律評價的保障，況且，從法律上講，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權通過刑事判決確認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需要對其處以刑罰，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前作為刑事處罰依據的犯罪行為還沒有在法律上被確認。基於此，筆者認為作為強制措施適用依據的「社會危險性」應是從已發生行為中反映出來的與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緊密相關的一種可能性，因而我們將「社會危險性」界定為「可作為適用具體強制措施的法定依據的，有證據證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危害社會、他人的行為和其他妨礙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行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認為是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何種強制措施時，依據已經發生的行為或已經存在的事實對將來可能發生的行為所做出的預測，進而也可以作為對其適用的強制措施可能出現的結果所作的一種風險評估[2]。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危害社會、他人的行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沒有被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所具有的實施危害社會、他人的行為的可能性。在有些論著中也將這種可能性稱之為「再犯罪」或「繼續犯罪」的可能性，我們認為這種稱謂不準確，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緩刑制度和假釋制度的影響，適用緩刑和假釋的關鍵條件是「不至於再危害社會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銷緩刑或假釋的法定條件，是確認「再危害社會」的重要依據之一，受此影響，有學者便將「再犯罪」或「繼續犯罪」的可能性界定為「社會危險性」的表現之一。這種認識是有問題的，它忽略了刑事訴訟的重要原則——「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在這一原則下，對於那些原來就已經受到過刑事處罰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訴中將「再犯罪」或「繼續犯罪」的可能性作為「社會危險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對於那些從未受到過刑事處罰或初次受刑事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在人民法院依法對其做出有罪判決之前，在法律上他們並不存在「再犯罪」或「繼續犯罪」的前提，因為犯罪嫌疑絕不能等同於犯罪，這是關乎刑事訴訟理念的問題，作為一個司法工作人員如果在思想上將這兩者等同起來，於他們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麼區別呢？又能有什麼刑事訴訟權利可言呢？因而，這里我們所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危害社會、他人的行為的可能性」應當包括：第一、已經受到過刑事處罰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繼續犯罪」以及實施其他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過刑事處罰或初次受刑事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或其他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危害社會、他人的行為應當是指不涉及刑事訴訟的危害行為，因為涉及刑事訴訟的危害行為有其自身特點，對刑事訴訟的進程有著不同的影響，因而在程度上也有著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可能性。
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訴訟義務包括：第一、依法接受偵查機關對其所涉犯罪事實進行的合法的偵查；第二、依法到庭參加人民法院對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審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對其做出的生效判決的執行，確保具體刑罰的執行。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與之相適應的方式拒不參與刑事訴訟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決所決定的刑罰的執行。在這里要注意兩種問題：第一、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不僅僅是逃亡、躲避，還包括一些特殊情況，例如：雖然不能確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將在審理或刑罰執行之前使用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處於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狀態的，也應視為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緘默或反駁來認定為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因為依據現代刑事訴訟法理論及其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無自證其罪的義務。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緘默或反駁而認為有使調查或審理工作難以進行之可能性時，不能據此即自動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而是應當由偵查機關、公訴機關使用特定之證據來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緘默或反駁給偵查或審理造成的困難。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積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可能性。
積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礙偵查機關取證、妨礙證人作證或者實施其它阻撓刑事訴訟進程的積極的行為以使偵查或審理不能正常進行。在司法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偵查或審理不能正常進行為目的偽造、變造、隱匿或者毀滅各種涉案證據；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圖以不正當之手段影響偵查人員、公訴人員或審判人員對案件的公正處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圖以不正當之手段影響證人、翻譯人、鑒定人向司法機關提供證言、鑒定的真實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機關所作供述的真實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過或企圖通過唆使、指使他人實施上述行為以使偵查或審理不能正常進行。在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積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行為同犯罪行為會發生重合，的確，上述我們所指的積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行為只要達到法定的嚴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為。因而，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區別開來，這里的積極不履行刑事訴訟義務的行為應是實施上述行為尚未構成犯罪的情況。
二、社會危險性的特徵
筆者認為在刑事訴訟中社會危險性應當具有如下主要特徵：
1、可證明性，這應當是「社會危險性」最為重要的特徵，它是「社會危險性」能夠成為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適用剝奪人身自由強制措施的條件（或許在這里將之稱為證據更為客觀）的必要前提。盡管就社會危險性的本質而言它是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預測，但它決不能是漫無邊際的臆想和虛無縹緲的猜測，它同樣應當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它不同於物或已發生事實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種實際存在的原因與可能發生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當然它也不同於刑法中作為承擔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的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因為它雖然客觀存在但卻並未已經實際發生，它反映了實際存在的原因與可能發生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即將轉化為現實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從邏輯上講，無論是尚未轉化為現實的因果關系還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系，它們都應當是可以證明的。從立法學上講，「社會危險性」的這種可證明性也是必須的，因為如果司法機關據以剝奪在法律上仍處於尚未確定有罪狀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據是一個完全無法證明的隨意的猜測，那麼它肯定是違憲的。在《憲法》第33條和第37條的規定中確認了對人身自由的平等保護是公民的一項憲法權利，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具體在刑事訴訟中，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護主要體現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與羈押的權利，這是公民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享有的重要權利，即使這時的公民已經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羈押只能由有資格的官員或被授權的人在一個司法機關或有權機關授權或在其有效控制下進行。當然，憲法只是規定原則，具體要通過相關部門法來實現。憲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憲法的規定要由其他法律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化。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護或者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與羈押的權利也必須通過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化。我們認為這種對憲法內容的具體化明確化應當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憲法權利在部門法立法上的實現，這是通過部門法實現憲法權利的第一層面的含義，即在制定部門法時明確具體的規定該項憲法權利的內容。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護或者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與羈押的權利在刑事訴訟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第二、憲法權利在部門法司法上的實現，這是通過部門法實現憲 法權利的第二層面的含義，即部門法在實施時應當擁有保證該項權利實現的必要的保障機制。 因為，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對公民的平等保護，但是如果在法律實施時，如果存在公權部門可以帶著惡意的眼光並以不平等的方式執行和應用它們且不受任何制約的可能性，那麼一旦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時，也就意味著對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對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為憲法所禁止的。我們在考察一項法律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的要求時，不僅要考察該法律規定本身，還應當從憲法角度對其作更深層次的評價，即該項法律的執行是否符合憲法的標准。基於此我們認為「社會危險性」的這種可證明性是必須的，如果司法機關據以剝奪在法律上仍處於無罪狀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據——「社會危險性」可以是一個完全無法證明的隨意的猜測，那麼該項法律的執行當然不符合憲法的標准，因而它肯定是違憲的。
2、復雜性，即影響「社會危險性」的原因的復雜性，因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上對涉嫌罪名性質的認識、對相關證據的理解、對其的預期處罰認知狀態的影響，也可能會受到客觀上刑事訴訟所涉及時間、地點、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險性的手段的影響。對於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來說，「社會危險性」的復雜性也許是他們最不願意接受的一個特徵，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寧可相信「犯罪嫌疑=社會危險性」這一簡單的等式。理論上，在犯罪嫌疑同社會危險性之間的確存在著聯系，但這種聯系並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種必然的聯系。一般來說，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證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決後這種可能性才能被確定為法律事實，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會危險性這兩個待證明的可能性之間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聯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等同於社會危險性；而且從邏輯上講，在「犯罪嫌疑=社會危險性」正確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會危險性」的規定無意義的結論。這顯然不符合立法原義。
3、可變性，「社會危險性」存在於刑事訴訟中，而刑事訴訟程序是司法機關揭示和剖析已發生行為的內容並對其做出法律評價的過程，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險狀態或對刑事訴訟的妨礙程度，實際上也就是依附於這一過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刑事訴訟進程的認知狀態，以及在這種認知狀態支配下的行為發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顯它是一個可變因素，因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條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條件）、時間、地點、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在刑事訴訟的進程中，這些因素並不是固定的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訴訟的不同階段可能表現為不同的狀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是客觀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測試的，並可以根據具體的標准去判斷這種變化是否發生，以及變化到何種程度。
4、相對確定性，這是基於「社會危險性」自身的特點所表現出的推定性的特徵。就社會危險性本質而言它是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預測，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進行的風險評估，而且還是一種可能隨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可變因素，因而我們不應要求這種風險評估能夠得出絕對確定的結論，它應當是一種相對確定的結論。但這種相對確定性絕不是相對的隨意性，它應當是建立在充分證據和科學論證基礎上的、能夠合理排除對立觀點的相對確定性。「社會危險性」這一特徵也正是我們試圖為其建立一個客觀的科學的論證體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會危險性」與其它相近概念的區別
在大多數涉及到強制措施的論著及教材中都沒有對刑事訴訟中的「社會危險性」這一概念做出界定，這使得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將「社會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發生混淆的情況，直接影響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具體強制措施的准確性。因而我們要特別注意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社會危險性」同刑事實體中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會危險性」不同於「社會危害性」。
（1）「社會危害性」同「社會危險性」是不同層面的概念。「社會危害性」是一個實體法概念，任何一個犯罪行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這是社會危害性的根據，它所反映的是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實際影響，無論由誰實施，社會危害性同犯罪行為本身一樣都是客觀存在的，它應當是對已發生事實的社會評價；而「社會危險性」則是一個程序法概念，同社會危害性不一樣，社會危險性反映的不是客觀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發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會或他人的可能、妨礙刑事訴訟程正常進行的可能，就社會危險性本身而言它應當是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預測。
（2）「社會危害性」同「社會危險性」的載體不同，致使它們之間不具有一致性。社會危害性的載體是犯罪行為，犯罪行為的穩定性導致社會危害性的內容也是不可變的，而社會危險性的載體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變性導致社會危險性的內容是不可能穩定的，因而不能用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來推證社會危險性的大小。例如：甲實施了故意殺人罪，該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無疑是非常大的，但行為人甲的社會危險性卻不一定大，假設甲在逃離現場時跌斷了雙腿，因其自身條件的變化，甲已基本喪失危害社會或他人的可能、妨礙刑事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可能，其社會危險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沒有。
2、「社會危險性」也不同於「人身危險性」。
有學者（趙永紅）從存在論和價值論相結合的角度給人身危險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的人格為基礎的，是行為人犯罪傾向性的人格事實與否定規范評價的統一。易言之，人身危險性是由行為人特定人格決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實和規范評價的統一」。他將這種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稱之為廣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包括二種情況：一是指無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稱之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稱之為再犯可能性或狹義上的人身危險性[3]。表面上看，「社會危險性」同「人身危險性」的內容比較相似，兩者都反映了對一種尚未發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預測或評估，但兩者存在的領域及其發揮作用的對象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一方面，對於社會危險性來說，其側重於從刑事程序的角度來研究的對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影響，為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適用何種強制措施提供依據，或者說正是由於社會危險性的存在賦予了司法機關剝奪那些在法律上還處於尚未確定有罪狀態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險性則是力圖從刑事實體的角度解決刑事責任的問題，廣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側重從犯罪學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為預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導；狹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側重從刑罰學的角度研究，為量刑提供指導；初犯可能性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則在犯罪論部分有所體現，表現為立法上將人身危險性作為犯罪構成選擇要件加以規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險性」強調的是行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會危險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僅僅只是一個部分，其更強調的是妨礙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可能性，這不僅僅是再犯罪的問題。
四、「社會危險性」的證明責任
根據我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我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可界定為司法機關或某些當事人應當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應予認定的案件事實或有利於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認定、主張不能成立的風險。其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有利於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又稱舉證責任[5]。當然，一般來說這里的證明責任是主要是針對刑事案件中作為判決依據的實體事實所需做出的證明，但是從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證明責任理論可以運用於對程序問題的判斷，理由有：
首先，「社會危險性」具有證明的必要性，因為司法機關針對程序所做出的決定同樣會影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情況下「社會危險性」的存在與否是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剝奪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的關鍵依據，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會對那些在法律上尚屬無罪狀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權利造成直接的影響，那麼從這一角度來看，司法機關據以做出程序決定的這種關鍵依據同人民法院做出實體判決的依據在本質上都屬於司法機關之所以能夠合法地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主要原因。的確，不加證明地確定「社會危險性」的存在和不加證明地確定犯罪行為的存在本質上並無區別，它們不僅僅使刑事訴訟顯得如同兒戲，而且還會使不加證明即做出該種確定的司法工作人員直接面臨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因為一旦這種「不加證明的確定」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就有可能構成玩忽職守罪，特別是當那些遭受了重大損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終被確定為無罪時，這種風險更大。
其次，「社會危險性」具有證明的可行性，在「社會危險性」的特徵中我們已經論述了「社會危險性」的可證明性是其重要特徵之一，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可證明性並不僅僅是其自身從內部而言所具備的某種內在因素，或者是對某一概念的特點的簡單歸納，它是可以納入到邏輯推理中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對其進行論證，其原理同我們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已發生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屬於邏輯推理中的演繹推理，唯一的區別只是證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許對此不理解，但既然我們都認可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已發生行為的性質在理論上和技術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麼理由否認可以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對尚未發生的行為進行證明呢？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懷疑原子武器的復雜程度要遠高於「社會危險性」，而在原子武器製造出來之前科學家很早就已經證明了它的發生，這是可以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尚未發生的行為的最有力的證據。事實上，從科學的角度看，對尚未發生的事實並不存在能不能證明的問題，而只有是否盡力去研究出能夠證明其存在規律的論證機制的問題，它不客觀存在的問題，而是方法論的問題。

⑹ 情節和社會危害性放在違法層面還是有責層面

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對於法益的理解一貫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向：由法哲學向法理學演繹而出的實在的法益觀和由實體刑法規范向法理學歸納而出的方法論的法益觀。這兩種法益觀對法益概念的定義是不同的，它們在刑法理論中的功能也不相同：實在的法益觀主要用於為立法者在制定刑法規范時選擇可罰性行為提供指導；方法論的法益觀用於在刑法司法活動中為具體刑法規范的解釋提供標准。將法益的兩種不同的理解混淆或統一的企圖只會帶來刑法理論上的混亂。法益的概念註定是模糊不清的，試圖嚴格地界定法益而將其用於判定行為罪與非罪的思路從一開始就缺乏基礎。法益只是大體上宣揚了一種理念即法益的理念：損害結果的存在是對行為歸罪的基礎，刑法的任務亦是保護利益而非懲罰行為人，從而為刑法學確立一種客觀犯罪的概念。對法益理論的運用應該回歸它的目的，以自然法善的觀念限制立法者輕易發動刑罰權以及防止對於刑法任意擴張的司法解釋、構造違法阻卻事由將合理的行為排斥於犯罪圈之外，從而最終保護人權，這是法益的目的。大陸法系與我國刑法有著不同的刑法理論體系，注意兩套話語體系的區別以及相同相似概念內涵的不同，特別是概念功能的不同，是我們引入法益概念的前提。我國刑法理論的最主要缺陷不在於以社會危害性為代表的概念本身，而在於對這些概念的功能的定位和理解的錯誤所造成的邏輯混亂。我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於移植法益理論，汲取法益理論的精神而對我國刑法理論進行重新理解，這才是明智之舉。

⑺ 取保候審的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關於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一條為了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保證正確適用取保候審，根據刑事訴訟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的，由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依法作出決定。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決定取保候審的，由公安機關執行。國家安全機關決定取保候審的，以及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國家安全機關移送的犯罪案件時決定取保候審的，由國家安全機關執行。

第三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取保候審的，不得中止對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理。嚴禁以取保候審變相放縱犯罪。

第四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取保候審的，應當責令其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取保候審的，不得同時使用保證人保證和保證金保證。

第五條採取保證金形式取保候審的，保證金的起點數額為一千元。

決定機關應當以保證被取保候審人不逃避、不妨礙刑事訴訟活動為原則，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案件的情節、性質，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濟狀況，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等情況，確定收取保證金的數額。

第六條取保候審保證金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統一收取和管理。沒收保證金的決定、退還保證金的決定、對保證人的罰款決定等，應當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作出。

第七條縣級以上執行機關應當在其指定的銀行設立取保候審保證金專戶，委託銀行代為收取和保管保證金，並將指定銀行的名稱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保證金應當以人民幣交納。

第八條決定機關作出取保候審收取保證金的決定後，應當及時將《取保候審決定書》送達被取保候審人和為其提供保證金的單位或者個人，責令其向執行機關指定的銀行一次性交納保證金。

決定機關核實保證金已經交納到執行機關指定銀行的憑證後，應當將《取保候審決定書》、《取保候審執行通知書》和銀行出具的收款憑證及其他有關材料一並送交執行機關執行。

第九條執行機關在執行取保候審時，應當告知被取保候審人必須遵守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及其違反規定，或者在取保候審期間重新犯罪應當承擔的後果。

第十條被取保候審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依法應當沒收保證金的，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作出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的決定，並通知決定機關；對需要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同時提出變更強制措施的意見，連同有關材料一並送交決定機關。

第十一條決定機關發現被取保候審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認為依法應當沒收保證金的，應當提出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的書面意見，連同有關材料一並送交縣級以上執行機關。縣級以上執行機關應當根據決定機關的意見，及時作出沒收保證金的決定，並通知決定機關。

第十二條被取保候審人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但在取保候審期間涉嫌重新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的，執行機關應當暫扣其交納的保證金，待人民法院判決生效後，決定是否沒收保證金。對故意重新犯罪的，應當沒收保證金；對過失重新犯罪或者不構成犯罪的，應當退還保證金。

第十三條決定機關收到執行機關已沒收保證金的書面通知，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意見後，應當在五日內作出變更強制措施或者責令犯罪嫌疑人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的決定，並通知執行機關。

決定重新交納保證金的程序，適用本規定的有關規定。

第十四條執行機關應當向被取保候審人宣布沒收保證金的決定，並告知其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收到《沒收保證金決定書》後的五日以內，向執行機關的上一級主管機關申請復核一次。上一級主管機關收到復核申請後，應當在七日內作出復核決定。

第十五條沒收保證金的決定已過復核申請期限或者經復核後決定沒收保證金的，縣級以上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銀行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上繳國庫。

第十六條採取保證人形式取保候審的，被取保候審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經查證屬實後，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對保證人處一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並將有關情況及時通知決定機關。

第十七條執行機關應當向保證人宣布罰款決定，並告知其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收到《對保證人罰款決定書》後的五日以內，向執行機關的上一級主管機關申請復核一次。上一級主管機關收到復核申請後，應當在七日內作出復核決定。

第十八條沒收取保候審保證金和對保證人罰款均系刑事司法行為，不能提起行政訴訟。當事人如不服復核決定，可以依法向有關機關提出申訴。

第十九條採取保證人形式取保候審的，執行機關發現保證人喪失了擔保條件時，應當書面通知決定機關。

決定機關收到執行機關的書面通知後，應當責令被取保候審人重新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或者作出變更強制措施的決定，並通知執行機關。

第二十條取保候審即將到期的，執行機關應當在期限屆滿十五日前書面通知決定機關，由決定機關作出解除取保候審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決定，並於期限屆滿前書面通知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收到決定機關的《解除取保候審決定書》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通知後，應當立即執行，並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決定機關。

第二十一條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也沒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在解除取保候審、變更強制措施或者執行刑罰的同時，縣級以上執行機關應當製作《退還保證金決定書》，通知銀行如數退還保證金，並書面通知決定機關。

執行機關應當及時向被取保候審人宣布退還保證金的決定，並書面通知其到銀行領取退還的保證金。

第二十二條在偵查或者審查起訴階段已經採取取保候審的，案件移送至審查起訴或者審判階段時，如果需要繼續取保候審，或者需要變更保證方式或強制措施的，受案機關應當在七日內作出決定，並通知執行機關和移送案件的機關。

受案機關決定繼續取保候審的，應當重新作出取保候審決定。對繼續採取保證金方式取保候審的，原則上不變更保證金數額，不再重新收取保證金。

取保候審期限即將屆滿，受案機關仍未作出繼續取保候審、變更保證方式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決定的，執行機關應當在期限屆滿十五日前書面通知受案機關。受案機關應當在原取保候審期限屆滿前作出決定，並通知執行機關和移送案件的機關。

第二十三條原決定機關收到受案機關作出的變更強制措施決定後，應當立即解除原取保候審，並將《解除取保候審決定書》、《解除取保候審通知書》送達執行機關，執行機關應當及時書面通知被取保候審人、保證人；受案機關作出繼續取保候審或者變更保證方式決定的，原取保候審自動解除，不再辦理解除手續。

第二十四條被告人被取保候審的，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理時，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傳喚被告人，同時通知取保候審的執行機關。

第二十五條對被取保候審人判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判決生效後，依法應當解除取保候審，退還保證金的，如果保證金屬於其個人財產，人民法院可以書面通知執行機關將保證金移交人民法院執行刑罰，但剩餘部分應當退還被取保候審人。

第二十六條保證金的收取、管理和沒收應當嚴格按照本規定和國家的財經管理制度執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侵吞保證金。對違反規定的，應當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七條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規定，擅自收取、沒收或者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的，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第二十八條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⑻ 取保候審中的不至於發生社會危害性怎麼認定

這是有權做出取保候審決定的機關綜合各項因素判斷的一個結論，屬於自由裁量權，沒有明確的細化的規定。刑事訴訟法上的社會危險性是指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或其它可能嚴重妨礙刑事訴訟進行的行為。

取保候審是指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依法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交納保證金，擔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偵查和審判，隨傳隨到的一種強制方法。

這種強制措施既可以不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照顧家庭或者從事原來的工作和勞動，為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又可以使他們感到國家和社會對他們的關懷，還可以減少國家用於在押人犯的生活、管理費用等項開支，從而減輕羈押場所的工作壓力。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同時公安部有關於不能採取取保候審措施的規定：累犯、多次傳喚不到案的。

(8)社會危險性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六十八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第七十條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七十一條的規定；

（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

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履行保證義務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九條保證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與本案無牽連；

（二）有能力履行保證義務；

（三）享有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處和收入。

⑼ 嚴重暴力犯罪司法解釋

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概念指行為人使用具有強烈殺傷力、破壞版力的犯罪工具和危害權性極大的強暴手段獲危險方法，對公民人身、公私財產和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或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的一些刑事案件的總稱。如：殺 人、搶劫、強 奸、綁架、爆 炸等。重傷害犯罪也是以暴力形式表現出來的犯罪，而且社會危害程度也比較嚴重，應包括在嚴重暴力犯罪的范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