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帝刑法
1. 外國最殘忍的刑法
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種復制一大堆的人~~人家問的是外國最殘忍的刑法~~~~`~我覺得是鐵處女~
致命的擁抱：鐵處女（Iron Maiden）
翻開拷問史，在眾多關於拷問器具的記載當中，以人體形狀為模型製作的器具最多。這種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對開的兩扇門，門裡面裝置有尖銳的釘子，一關上門，裡面的人就會體會到鐵釘刺穿身體的疼痛。在這類刑具中最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國的「紐倫堡鐵處女」。
讓人意外的是，這種怪異的處刑工具竟然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最早的記載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統治斯巴達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經常會說：「如果我無法說服你，或許我美麗的愛琵加（Apega）可以。」然後，這個倒霉的傢伙就會被領到一個以暴君美麗妻子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雙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會在這致命的擁抱中被殺死。
接著，西班牙人為了拷問那些不願意改信天主教的異教徒，也研發出了類似的工具來。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侶所雕刻，外面會披上薄紗，手中則拿著象徵信仰的旗幟，外型則是代表著聖母瑪麗亞。由於大多數的拷問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異教徒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陰森、黑暗、潮濕的走廊之後，才會看到這個恐怖的刑具。行刑者會大聲的念誦一段句子，其意為即使你是異教徒，聖母依舊願意擁抱你。然後，裝有尖刺的雙臂同樣會收攏，讓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這樣的狀況下，行刑人會繼續審問犯人，要求他認罪，否則就會繼續收攏雕像的手臂。
起初這種刑具只用來懲罰叛教或是污辱聖人的犯人，但稍後它也被用來當作處罰叛國和圖謀不軌的刑罰。在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紐倫堡的鐵處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鐵處女外型都是仿造這台原型機所創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國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轟炸德國時將它毀掉了，因此目前並沒有保留下來。德國人的手藝果然是最精巧，整個刑具可說是當時工藝的結晶！
由於史書中對該種裝置的使用情況記載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難判斷這種刑具的存在是傳說還是事實。因為關於拷問的史料文獻都是以19世紀的研究為基礎，而當時的研究受浪漫主義思想和民間傳聞的影響較深。而有關「鐵處女」使用的記載很少，從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該裝置起，只有幾十年的時間。當天，法官把受刑者關入「鐵處女」中，門只是「稍稍」地關了一下：「釘子尖銳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體，先是手腕，然後是腳等其它幾個地方，接著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來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雖然很疼，但還不至於立刻要了犯人的命。這期間那男子不停地發出凄慘的叫聲，顯然他非常痛苦，就這樣連續哀號了兩天他才死去。」根據這篇文章的記載，恐怕當時的「鐵處女」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而且鐵釘還是可以活動的，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紀後，紐倫堡逐漸取消了審訊時實行拷問制度的習慣，在1784年出版的旅遊指南中，明確記載有「『鐵處女』這一可憎的、令人戰栗的拷問器具，成為了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的古董」的字樣。雖然該書把時代弄錯了將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比中世紀還要久遠），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的「鐵處女」已經成為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了。
鐵處女的外表像個人型棺材，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可活動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該刑具有四個基本特徵，這四個基本特徵也充分顯示了其非人道的特點。
一，若從小孔向裡面釘入長釘會把受刑者的身體打通。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還特地避開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於該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內完全是被鐵釘懸掛起來的。
二，桶棺內的空間極其狹窄，這會不斷地帶給受刑者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這種刑具雖然四面也有對開的門，但即使把所有的門都打開，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該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開門的話在外面是聽不到受刑者的呻吟聲和慘叫聲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門打開，再關上時，鐵針還會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樣的傷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夠減輕臨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這樣，德國其實也不配被稱作世界工藝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經過剛剛的一番折騰之後，很顯然鐵處女內部已經一片狼藉，要把屍體處理掉就成了很惡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國人在鐵處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條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啟動機關，打開暗門，屍體就會直直落下。在地道的盡頭則是一連串轉動的刀刃，結合上屍體從高處落下的沖擊和銳利的刀刃，這倒霉傢伙的屍體就會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紐倫堡中的培革尼茲河，最後流入萊茵河中。行刑者最後只需要把血水沖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乾爽清潔。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2. 漢朝主要刑罰原則有何變化
漢律總結了戰國以來封建國家進行司法鎮壓的經驗，明確制定了一些保護地方官僚貴族特權、加強壓迫人民的刑罰適用原則，這些原則進一步體現了封建刑法的發展。特別是西漢中期以來，由於儒家學說影響的加深，儒家「德主刑輔」、「禮法結合」思想的影響極為明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1．上請制度
「上訪制度」是漢律中賦予貴族官僚的一項法律特權。凡宗室貴族及六百石以上官犯罪，一般司法官無權擅自判決，而須先奏請皇帝裁斷，皇帝可以根據犯罪者的具體情況——如和皇室的親疏關系、現任官職的大小、以及對封建國家的貢獻等等，來決定減免其刑罰。據史籍記載，西漢時期享有上請特權的對象為郎中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和公、侯及其子孫。適用上請的范圍，一般為耐罪以上，耐罪以下可以通過贖免的辦法來免除其刑罰。
東漢時期，貴族官僚的上請特權又有所擴大。享受上請的范圍，也由郎中一級官吏擴大到東漢時幾乎所有的官員。同時應請之罪，也不僅僅是耐罪以上，而是不論什麼犯罪，都可以通過上請得到減免。上清制度既保護特權者犯罪免於刑責，也是皇帝專政權威發展的產物。因而，在以後的封建刑法中沿用不廢。
2．恤刑制度
漢律給老幼婦女以一定的優待辦法，對於他們的刑事責任有所減輕。漢景帝三年詔：「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鞫系者，頌系之。」這是在監禁期間對老幼、孕婦等人給以免戴刑具的優待。漢宣布元康四年詔曰：「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即凡八歲以下，八十歲以上，只有誣告、殺傷人應受到刑事處罰以外，其他犯罪行為都免除刑事處分。
漢律對老幼婦女等人犯罪行為的減免以及其他優待辦法，並不表明封建統治階級的仁慈，而是漢朝統治者從長期的實踐經驗中，深知老幼婦殘對於封建統治的危害不大，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較小。正如宣帝所說：「夫耄老之年，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因此對這類人採取恤刑的措施，既有偽裝「仁道」、「愛心」之意，也反映了我國古代精神文明與法律文化的進步。但對於直接危及封建國家的人民起義的鎮壓，則採用連坐、族誅等酷刑，老幼均不能倖免。
3．親親得相首匿
親親得相首匿，就是法律允許親屬之間可以首謀藏匿犯罪而不負刑事責任。這一原則來自於儒家思想，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儒家把父為子隱稱為「仁」，子為父隱叫做「孝」。漢王朝的封建統治者一直標榜以「仁孝治天下」，來維護「三綱五常」的統治秩序。從漢宣帝時起，改變了武帝時期實行的父子、夫婦首匿相坐之法。宣帝地節四年下詔：「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子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延尉以聞」。據此規定，卑幼首匿尊長者，不負刑事責任。尊長首匿卑幼，死刑之外的不負刑事責任，死刑的可通過上請程序減免其刑事責任。確定這項原則，是引禮人法的重要表現，並為漢以後歷代各朝所援用，對以後封建刑事立法具有重大影響。
4．誣告反坐
漢刑法中列有「誣罔」、「教人誣告」等罪名，而且加重了對誣告罪的懲罰。宣帝元康四年詔曰：「諸年八十以上者，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注雲：「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由此可見，漢代刑法中，八十歲以上的人犯有其他罪行，都可以不予處罰。惟獨誣告和殺傷人罪，都屬嚴重犯罪，仍然要追究刑事責任。宜帝時，某縣官教人誣告，被處以棄市之刑。漢律之所以對誣告者要實行反坐的原則，是因為誣告他人不僅直接危害了被誣告者本人的身家性命，而且會破壞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特別是誣告別人謀反罪，往往會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不信任與殘酷屠殺，嚴重損害了封建政權的統治基礎。所以「省刑息誣」，不僅關繫到個人的生命安全，而且關繫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這正是漢律嚴刑懲治誣告的基本原因。
5．不溯及既往
漢時，新頒律令一般不適用於頒布前已發生的犯罪行為，即法不溯及既往。例如，西漢成帝妥和年間，定陵候淳於長犯大逆罪處死刑，其妾六人在案發前已離異改嫁，有的大臣認為，仍應處以死刑，最後成帝栽定不追究這些人的刑事責任。成帝以後，凡大赦以前的犯罪，大赦公布之後不再追究。
3. 五馬分屍這個刑法是那個朝代發明的最早用哪一種犯人有事例和圖片的優先
車裂又稱轅刑、輾裂，這是古代一種殘酷的死刑，民間俗稱「五馬分屍內」。人們認為，此刑的容執行方法，是將受刑人的頭與四肢分加別系於五車之上，然後以五馬駕車，同時分馳，將肢體撕裂。我們知道，古人總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容受到殘害或割裂，許多人一旦獲罪，常苦苦哀求「賞個全屍」，而殺人者一個「賞他個全屍』』的許諾，已是極大的恩惠。但這「五馬分屍」，不僅讓人「身首異處」，連四肢都各在一方，難怪一些罪犯想起這一刑名，都會不寒而慄，因為這酷刑不僅讓死者的最後一刻肉體異常痛苦，精神也倍受煎熬。—般情況下，它專用於謀反、篡逆等大逆不道的人。戰國中期的政治家商鞅，曾助秦孝公兩次變法，奠定秦國兵強國富的基礎，卻激起舊貴族勢力的憤恨，孝公死後，太子秦惠王上台，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太子的老師)誣陷商鞅謀反，秦惠王以車裂之刑殺之。秦王嬴政時，宦者謬毒得寵於太後，結黨營私，又因酒後失言，道出他與太後的關系，事後自知罪不可赦，便起兵叛亂。秦王對其恨之入骨，逮獲後也處以車裂，夷其三族。此外，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組織者之一馬元義、隋朝禮部尚書楊玄感等，都死於此刑。
4. 文帝景帝時期刑法的改革措施有哪些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事找出一個我們雖然從史書上見不到而在實際上必然存在的改動理由。問題的關鍵，不用說就是當時斬右止在什麼情況下施用。根據有關文獻，我們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項推測：
B. 斬右止可能是作為加重處罰或針對累犯而使用的。並且一旦施加了斬右止，可能意味著罪人左止也不復存在。這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決中因數罪並罰而被同時斬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過被斬左止的罪如再犯斬左止的罪，將被斬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經被黥劓斬左止，則再犯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時要斬右止。
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到龐涓妒忌同學孫臏的才能，將其召到魏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又如《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時代的例子。能反映漢代情況的，是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一件漢
初案例。案情說的是：女子符逃亡，後趁自占書名數即自動到官府登記身分戶籍時，隱瞞了原來的身分而登記了名數，接著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將她嫁給隱官解為妻。解原先受過黥劓，這時為隱官。隱官是指受過肉刑的刑徒，後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處所生活和勞動的人。
本案被提起訴訟是因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發現並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發。隱官解因為娶亡人符為妻，依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解作為違反這項法律規定的人被判處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勞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個等級，在它上面依次還有劓、斬左止、斬右止等幾個級別。但本案受到刑罰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於解以前已受過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結果處刑是「斬左止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為隱官，以後又犯了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則將會被斬右止。這樣來推測如果符合當時的情況，那麼「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斬右止的一級。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一個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積起來則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達被處斬右止的一級。即使作為加重處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種「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的情況，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達斬右止的重級別肉刑。以這種情況而論，累犯的次數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較重，應當是不多見的。
以上推論如與文帝時改革刑制聯系起來看，那麼張蒼等人提出將斬右止改為棄市的方案，實際上可能是將累次犯有較重之罪達到斬右止的改為死刑。至於漢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斬右止的情況，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沒有。
受到後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規定。請看《賊盜》律中的一條律文：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
這雖然只是特指盜罪，並未作為普遍原則使用，但是從疏議解釋的立法目的來看，實質上是對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處刑。疏議是這樣說的：「行盜之人，實為巨蠹。屢犯明憲，罔有悛心。前後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對唐代的這一法律規定，因為說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聯繫到漢除肉刑，改斬右止為棄市，倘若當時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對累犯應處肉刑者改為棄市，以對「屢犯明憲」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廢除肉刑並規定刑期後，可能帶來的對這類人處罰過輕的問題，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嗎？
由於文帝改革受到後人指責的一點就是把斬右止改為棄市，在無法了解當時具體情況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大合適的做法。但改律時文帝和張蒼等君臣都不以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其中一定有不為後人所知的理由。根據新出土的漢簡《奏讞書》，我想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據整理張家山漢簡的學者所講，漢簡「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斬左止、斬右止等，」〔4〕其中「斬右止」的相關條目對解釋文帝改革有關鍵的意義。本文的看法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意義上的假說，希望在張家山漢簡全部公布出來後，能從中得到部分驗證。
二、對現行說法的反思
對漢文帝除肉刑的評價，國內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從經濟著眼，即從破壞還是保存社會生產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學者立論認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確提出了廢除肉刑的具體內容。這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以後，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現的一次重要變革，是刑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進步。作為奴隸制刑罰制度核心內容的肉刑，是一種殘害人的肢體，破壞人的生理機能，使人終身殘廢的野蠻殘酷的刑罰。它通過對一部分勞動力的人身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阻礙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這已不能適應封建個體小農階層已成長為廣泛社會基礎，封建個體小農經濟已構成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封建時代的社會要求，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廢除肉刑的改革，不僅擴大了剝削對象，增加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來源，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而且也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殘酷向相對寬緩人道逐漸過渡，從而消除奴隸制殘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極影響，推動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發展。
我個人以前也曾持此說中所主張的、除肉刑對發展社會經濟有利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系的看法。現在看來，如果以漢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時點來分析，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有些牽強。
文帝改革刑制的時段，似乎不存在所謂的肉刑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情況。在《漢書·刑法志》提到廢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這樣說的：「及孝文即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里談到一年之中，斷獄即刑事審判的案件只有四百。當然這也許是大約的數量，但既然有確切的四百這一基本數字，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認為這不過是班固的溢美之詞，恐怕還需要拿出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否則難以服人。現在根據這一數字繼續往下追問，就要難免出現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每年只斷獄四百，如果受到審判的罪人所受到的處罰包括死刑、肉刑、徒刑、遷刑、財產刑等所有各類刑罰，那麼被判處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會佔四百個案件中的一部分。從勞動力角度去計算，這些人和漢代當時已經擁有的幾千萬人口相比，不能不說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說，即使象師古注釋時說這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師古是有根據還是推測出此種含義），也難以和勞動力問題相聯系，因為不要說重罪應包括死刑，就算四百個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罰都是肉刑，那也不過是四百而已，單純從勞動力方面講，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現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還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即使人們被施加了肉刑，也沒有表明就此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黥刑應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種，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經不很多，從勞動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斬止的刑罰，我們至少知道斬左止往往並處城旦的徒刑。城旦據漢代人應劭說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築城，不論刑徒是否這樣分工，起碼城旦也是指重體力勞動。這說明斬左止的人即使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較重的勞動。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斬止刑罰的人，可能只是斬去腳的一部分（如果大膽地推測，也可能就是斬去腳趾，受刑者仍能雙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穩）。
對肉刑本身的分析，應當說日本學者提出的觀點更能揭示其實質。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員，任憑他們是死是活都無人關心，與最原始的放逐形態一模一樣。可以認為這就是肉刑的本來目的。也就是說，與死刑一樣，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質上與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傷殘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加之於肉體的毀傷，是社會廢人、市民權被終身剝奪的象徵。」而讓刑人充當賤役，可能是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難以生存，因此照顧性的給予其度過殘生的謀生條件。後來認識到這些人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才逐漸發展出針對刑人的相關制度。滋賀先生對中國早期刑罰的起源還提出一個十分精闢的觀點，即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從「驅逐出社會」的角度，一元化地領會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斷肉刑屬於嚴重破壞生產力，或者說廢除肉刑有擴大剝削對象的意圖，似乎分析的都不夠到位。如果就事論事，應當承認漢文帝除肉刑的本意，還是文帝自己說的，是要實行德政，為罪人開通改行為善之路。
漢末曹操執政時期，曾經考慮恢復肉刑，但這時任少府一職的孔融堅決反對復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見是：第一是時代變了，當今與古代社會條件已不同，復古刑不合時宜。第二是肉刑殘酷，容易讓人聯想起商紂王，紂王曾砍開朝涉者的小腿研究為何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過去，天下因此評價紂王無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腳，「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麼可能呢？第三是從歷史上來看，受過肉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一些人如趙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為世大患」。說明肉刑的使用並不能阻止人再做壞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他們雖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嘆之處，但作為刑餘之人，由於身份低賤而永遠不能和普通人一樣，也失去了進取的機會。「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也就是說漢除肉刑有利於受過處罰的人們不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刑罰的目的是使人復歸社會而不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這些話等於為以前漢文帝廢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詳盡的論據。他舉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當，但是，中心論點如肉刑的殘酷無道，肉刑不能阻止惡人作惡反而有時會傷害好人，以及肉刑斷絕了人們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說服力，因此他的意見被聽取了，刑罰沒有改動。（見《晉書·刑法志》）
孔融的論點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所說的「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以及漢除肉刑是為了「開改惡之路」。滋賀先生更明確地指出：「文帝改革的著眼點在於開辟改過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終身不改的，所以被廢止了。廢止終身勞役刑，規定勞役刑的期限，對開辟改過自新之道，同樣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贊同滋賀先生的上述觀點和看法。基於這些基本的觀點和看法，我想做出進一步的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從「排除出常人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秦漢時期肉刑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也就是說，滋賀先生重點分析的是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刑罰的起源和目的；同時又和補充，以具體研究秦漢的肉刑將會對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間接、明顯和不明顯的影響。 三、肉刑造成的綜合性後果及廢除肉刑的意義
孔慶明將秦代的黥刑歸類到侮辱刑，認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標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論漢代刑罰時又將其列入肉刑之內，但又同時認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說，我並不贊同把黥劓視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會帶來的「辱」的性質。不過我在這里所說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義有本質上的不同。
秦漢的肉刑，如果從刑徒的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對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綜合性後果。如人們所熟知並經常談到的，第一，身體受到傷殘，並且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第二，除奴隸外，一般還要並處勞役刑。不過，更為重要的第三點往往被我國當今的學者所忽略，那就是被處肉刑的人，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正常人身分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其認為肉刑是一種侮辱刑，不如說它是一種因身體受到外部傷殘而同時具有的身分刑。對於他本人的影響，正象孔融所說的是「沒世不齒」，或者更具體的，如滋賀先生所說的因身分低賤受到卑視，以及只能操賤役和被人視為不潔不祥之人。不過我進一步認為，可以說肉刑所造成的後果，還應當包括1、由於伴隨而來的個人身分性原因，對後人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遺害子孫。2、即使被釋放，個人的自由權也有相當一部分永久性地喪失。3、根據新出土的漢簡所示，秦和漢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擁有的個人的小家庭也隨即被破壞。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七，談到樂人講因被人誣指合謀盜牛而被黥為城旦，判決後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屬被收孥罰沒為奴隸並被賣掉，他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也被沒收。這些表明，他不僅遭受肉刑的傷殘之痛和刑徒的強制勞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財兩空。雖然講後來被平反，但卻因當初判決黥城旦即受過黥這種肉刑的事實無法更改，釋放後不能恢復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賤的隱官。〔8〕
到漢文帝元年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時象講這種類型的人不會再受到附加的親屬和家庭財產被收沒的處罰了。但這只是使無罪的家屬不再從坐，而受過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釋放，恐怕還是只能成為隱官。作為一個隱官，本人的自由顯然受到極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擇業，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別是行動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還不如奴隸，因為奴隸大概不會被禁止在人們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場所。前述龐涓的惡毒計謀，正是利用「欲隱勿見」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孫臏不僅永遠失去進取的機會，而且永無出頭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過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隨終生的低賤性質。前面談到的，隱官解娶明的隸名叫符的人為妻，如果最後我們能確認「隸」是指奴隸，那麼，隱官社會地位的低賤，等於已經降到和奴隸屬於一個階層，因此才有這種婚配的情形出現。甚至象已經被齊國使者偷帶至齊、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齊王重用的孫臏，當齊威王打算任命他當領兵打仗的將時，也不得不加以辭謝，原因是他所說的「刑餘之人不可」。至於為何「不可」，史籍中沒有說。聯繫到其他文獻對刑人社會地位的描述，估計就是因為受過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樣立於眾人之前，更不要說對眾人發號施令了。在滋賀先生文中曾舉出《《左傳》所記如下例子：齊
魯之間交戰，魯國的臧堅受傷被齊俘虜。齊靈公派閹人夙沙衛去看望臧堅，目的是告訴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殺。臧堅一面表示拜謝，一面又因不滿於齊靈公「使其刑臣禮於士」抉傷而死。可能齊靈公本來出於一種貴族風度的好意，只不過一時疏忽派了親信閹宦傳話。結果同樣講究貴族風度的臧堅，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齊君居然派來一個刑餘之人，反而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而選擇了自殺。聯繫到這一事例，我們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講的孫臏不當將帥，不僅是考慮各種不利的表面影響（因為這些也許並非不可從權，否則齊王就不會考慮這項任命），而是和戰場指揮、戰爭勝負等這些最實際的問題密切相關。試想，假如軍中有人羞於接受孫臏這樣刑人的號令，寧死也不接受孫臏的指揮，那仗還怎麼能打呢？總之，「沒世不齒」，象一座大山一樣壓在這些刑人的頭上，使他們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諸多的限制並且幾乎是任何情況下也無法改變的。肉刑的影響不僅及於自身，還會對後人產生影響。
如《左傳·庄公十九年》記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鬻拳本來出於耿耿忠心，才採取強諫的方式。由於楚君不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用武器威脅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張去做。楚君因害怕而聽從了，但鬻拳認為自己對君主犯下大罪，然後自己給自己處以斬足的刑罰。因為受過刖刑的人往往從事守門之事，所以他被人們視為頭號守門人。守門如果普遍由刑人擔當，顯然並不是什麼好差事而是一種很低賤的職業，可是，他的後代也成了這種職業掌門人，不能不說是因他受過肉刑所致。
又如《史記·蒙恬列傳》說的趙高的情況：「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這里的「隱宮」二字，有的學者認為應改作「隱官」，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只是由於「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於獄法」，按當時的標准等於即有武又會文，可能才特別給予任宦的待遇。其實到趙高這一輩已經是受過肉刑之人的後代了，但還是不能免於列入卑賤。甚至到後來秦二世登上皇帝寶座，已經重用趙高，和趙高商量如何解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等問題時，趙高還是不免需要說到自己的身分。趙高當時回答：「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這時當上郎中令，官職已經很高，但「今高素小賤」一句，仍然表明他作為刑人的後代這種低賤的身分永遠不能抹去。
肉刑這種伴隨終身的身分性，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不能消除的影響，應當說對人的長期傷害才是最重的。因為肉體所遭受的傷痛只是暫時的，甚至並處的勞役刑也不是沒有終止之期，傷殘有時也只是一種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動的不便。「哀莫大於心死」，只有受過肉刑以後所具有的卑賤的身分，才是讓人沒有了希望、使人永遠喪失改悔從善之機會的關鍵所在。在分析廢除肉刑的意義時，似乎不能忽略這一主要之點。廢除肉刑和規定刑期的最大意義，是開辟改過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復歸社會，使其本人和其後代不致被社會長期歧視。《漢書·刑法志》記載緹縈所說的肉刑一旦受之「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的凄切話語，能夠使文帝受到觸動，難道就不能使我們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許觸動，而非要從擴大剝削對象等經濟角度著眼，去認識廢除肉刑的意義嗎？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
5. 歷史漢武帝刑法
兄弟是腐刑，又叫宮刑，就是讓司馬遷大哥變得不再是大哥的刑法。很殘專忍，讓人斷子屬絕孫，還讓人接受精神的侮辱。
司馬遷因為李陵的事情搞得這個樣子，真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啊。
司馬遷有一篇《報任安書》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和為什麼寧可遭受宮刑也要活下去寫史記，非常之人必做非常之事。
6. 漢朝的刑法是怎樣規定墨刑刑罰的
漢初刑法沿襲秦制，仍使用墨刑。《漢書·刑法志》規定「墨罪五百」，條款數目同周初一內樣。公元前167年，漢容文帝劉恆下詔廢除肉刑，規定將應受墨刑者「髡鉗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剃去頭發、頸上戴上鐵制的刑具，去做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去做為期四年的舂米苦役。以後直至漢末，黥面未再實行。但在漢代，匈奴曾規定，漢朝的使節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進入單於所居住的穹廬。有一次，王烏充任漢朝使節，出使匈奴時順從了他們的規矩，單於大喜，同意讓匈奴的太子到漢朝做人質，請求與漢和親。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墨》中說，匈奴的這種規定是他們的一種習俗，只是用墨畫在臉上，象徵性地表示黥面，並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這和作為刑罰的黥面當有所區別。
7. 腐刑是什麼刑法
腐刑又叫宮刑，是破壞男子生殖器和女子生殖機能的酷刑。它是中國五大酷刑之一專，屬也是最殘酷的刑罰之一。執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如果受刑者是女的，那麼，這么女性將永遠地失去生育能力。總之，這是一種對人格施以極大侮辱的酷刑。
8. 漢文帝對刑法做了什麼修改
公元前167年,漢文帝以緹縈上書為起因,下詔修改現行刑制?這次改革從法律上廢除了肉刑回,具有重大意義,但也不盡理想答,還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
漢景帝時期,在漢文帝改革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刑制改革?經過文景時期的刑制改革,漢朝的刑罰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
漢朝勞役刑己確立固定刑期,據東漢衛宏《漢舊儀》所載:髡鉗城旦舂為5年刑,完城舂為4年刑,鬼薪白粲為3年刑,司寇為2年刑,隸臣妾及罰作?復作為一年刑?
另外還有一些不定期的勞役刑,如輸作左校?輸作右校?輸作若盧等,即將某些刑徒送付將作大匠或少府等官署所掌管的宗廟?陵園?宮室?道路?苑囿等工程建設中,從事某些勞役或雜役?
徙邊本系秦制,漢朝相沿不改?當時,出於「以全人命,有益於邊」的多重目的,將徙邊作為減死一等的代用刑,把大批重犯連同家屬,一道遷徙邊地定居服役?
它既寬恕了死刑犯的生命,體現了朝廷的「仁慈恩赦」,又為邊地的經濟開發提供了大量勞動人手,節省了為邊防建設運輸軍糧的費用,還可避免這些危險的重罪案犯對內地統治中心的潛在威脅,可謂 一舉多得?按照法律規定,凡徙邊之人,未經朝廷許可,不準擅自離開邊地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