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力說

Ⅰ 什麼是刑法的罪行相適應原則

刑法第3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即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麼罪，對犯罪處什麼刑，均須由法律預先明文規定，也即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一來自拉丁語的法律格言，是對罪刑法定原則含義的高度概括。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從罪刑法定原則近兩百年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基本精神乃是通過消極地限制刑罰權以積極地保障人權；其基本要求乃是通過刑法的確定性和絕對性來實現其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雙重機能。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隨之進一步增強，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會呼喚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條中庄嚴宣告了這一基本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但對於這一表述，有的學者揭示了其中的「中國特色」；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有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其積極側面，第二個方面是消極側面，並且積極側面優於消極側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適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這是第二位的。我認為，正是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存在，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則應然性與實然性的沖突。我國實行罪刑法定原則（即思想基礎①）是由刑法與民主的關系、刑法與自由的關系、刑法與秩序的關系決定的：是為了實現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必須實行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則折射出當代中國是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其價值取向的，其核心是實現刑法對人權價值的有力保障

Ⅱ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是什麼

必然因來果關系說、偶自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中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Ⅲ 什麼是刑法刑法的作用是什麼什麼是犯罪犯罪的基本特徵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刑法的作用：對定罪量刑和刑罰執行有普遍指導意義。
犯罪：犯罪的形式概念是指從犯罪的法律特徵上描述犯罪而形成的犯罪概念，也就是將犯罪表述為是觸犯刑律、具有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犯罪的實質概念是從犯罪的社會內容上描述犯罪而形成的犯罪概念，也就是將犯罪表述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犯罪的混合概念，是指形式與實質相統一的犯罪概念，即在犯罪概念的規定中，既揭示犯罪的實質社會內容，又強調犯罪的法律形式特徵，使犯罪的實質社會內容和法律形式特徵統一在同一個犯罪概念之中。
基本特徵：1,具有刑事違法性
2,具有社會危害性
3 具有應受刑罰處罰性

Ⅳ 中國刑法

罪刑均衡原則的概念
罪刑均衡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和奴隸社會的等量報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罪刑均衡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現形式。而作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罪刑均衡則是由8紀啟蒙思想家首先提出來的，並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被為一項重要的刑法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從19世紀末期以來，隨著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的崛起，傳統的罪刑均衡原則受到了有力的挑戰。行為人中心論和人身危險性論的出現，保安處分和不定期刑制度的推行，使罪刑均衡原則在刑事立法上受到削弱和排擠。但是，由於罪刑均衡原則所蘊含的公正性始終是人類所追求的重要刑法價值內容。因此，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來看，盡管罪刑均衡原則在內容上有所修正，但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卻是不容動搖的。
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由此可見，我國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則，實際上包含了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刑罰的輕重與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體現的是報應觀念，要求刑罰的輕重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也就是重罪重判、輕罪輕判。而刑罰的輕重與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體現的是預防觀念，要求刑罰的輕重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因此，我國刑法關於罪刑均衡原則的規定，反映了報應與預防相統一的刑法觀念。當然，這種統一並非平分秋色，而是應當有所側重，這就是以報應為主，以預防為輔。反映在刑法第5條的規定上，就是以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為主，以刑罰的輕重與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為輔。
二、罪刑均衡原則的立法體現
我國刑法除明文規定罪刑均衡原則外，在立法內容上也始終貫穿著罪刑均衡的思想。這一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表現是
（一）科學嚴密的刑法體系
我國刑法總則確定了一個科學的刑罰體系，此一刑罰體系按照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各種刑罰方法相互區別又互相銜接，能夠根據犯罪的各種情況靈活地運用，從而為刑事司法實現罪刑均衡奠定了基礎
（二）區別對待的處罰原則
我國刑法總則根據各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例如對於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而構成犯罪者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等等。此外，刑法總則還側重於刑罰個別化的要求，規定了一系列刑罰裁量與執行制度，例如累犯制度、假釋制度，等等
（三）輕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我國刑法分則不僅根據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個犯罪體系，而且還為各種具體犯罪規定了可以分割、能夠伸縮、幅度較大的法定刑。這就使得司法機關可以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的大小，對犯罪人判處適當的刑罰。三、罪刑均衡原則的司法適用
根據罪刑均衡原則的基本要求，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司法機關在貫徹這一原則時，應當首先解決下列問題：
（一）重視量刑活動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首先必須糾正重定罪輕量刑的錯誤傾向，把量刑與定罪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對於量刑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著錯誤認識，認為：我國刑法對犯罪規定的量刑幅度頗大，因此，只要定性准確即可，至於多判幾年或少判幾年則無關緊要。基於這種認識，在處理上訴、申訴案件時，就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即確屬定性錯誤或量刑畸輕畸重的才予改判，而對於量刑偏輕偏重的，則維持原判。針對這種錯誤傾向，為了切實貫徹罪刑均衡原則，必須提高審判機關和法官對量刑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定性准確和量刑適當作為衡量刑事審判工作質量好壞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標准，以此來檢驗每一個具體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
（二）糾正重刑主義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還必須糾正重刑主義的錯誤思想，強化量刑公正的執法觀念。由於種種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深受封建刑法觀念的影響，作為封建刑法思想重要表現之一的重刑主義傳統，至今在一部分法官頭腦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社會治安不好的時期，重刑主義觀念表現得尤為突出。必須指出，重刑主義是一種野蠻落後的刑法思想，是與罪刑均衡原則直接對立的刑法觀念。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重刑主義的危害，促使每一個法官都樹立起量刑公正的思想，切實做到罰當其罪，不枉不縱。
（三）實現量刑平衡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是否還應當糾正量刑輕重懸殊的現象，實現量刑平衡。按照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類似的案件在處理的輕重上應基本相同。但是，從我同的實際情況來看，不同法院在對類似案件的處理上輕重懸殊的現象。時有發生情節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審理，甚至由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審理，最終判決的結果可能差別很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粗疏，也有司法活動中的沒有統一標准可循，還有法官個人業務素質等各種復雜因素。為解決量刑不平衡的問題，應當進一步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為正確適用刑罰提供明確具有的標准。同時加強刑事判例的編纂工作，重視判例對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作用。此外，還應當改進量刑方法，逐步實現量刑的規范化、科學化和現實化。

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是啟蒙時代的產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鳩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將罪刑法定上升為刑法基本原則是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罪刑法定原則由兩個基本方面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其二是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第一個方面可稱之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第二個方面，可稱之為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和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都有其各自的含義。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與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權與約束刑罰權，防止濫用，保障人權的統一，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全面的正確的含義。罪刑法定原則的這兩個方面的含義集中到一點，就是對人權的維護，這是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真諦。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簡單說來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幾個原則：成文法主義；排斥習慣法；排斥絕對不定期刑；禁止類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確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礎傳統上認為是自然法理論、三權分立學說及心理強制說，但現在通說認為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思想，或者說是民主與自由。民主主義要求刑法法律主義，即刑罰必須由法律事先規定，不可濫刑。尊重人權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權，不致阻礙國民的自由行動，就必須使國民能夠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後果，必須事先明確規定犯罪與刑罰。罪刑法定主義是現代社會保障人權的要求和體現。刑法的機能，站在國家的角度要打擊犯罪，保護公眾；站在公眾的角度要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權。罪刑法定主義，一方面，法律規定為犯罪的，必須要依照法律定罪處罰，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對於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這體現了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人權的保障。所以說，罪刑法定主義是刑法機能的有機結合，它最終的落腳點是要保障人權。

罪刑平等原則的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般原則。鑒於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刑法不平等的現象在現階段還較為嚴重，為貫徹憲法規定，刑法第4條明確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就是罪刑平等原則。罪刑平等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就犯罪人而言，任何人犯罪，都應當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規定的特權；不論犯罪人的社會地位、家庭出身、職業狀況、財產狀況、政治面貌、才能業績如何，都一律平等地適用刑法，在定罪量刑時一視同仁，依法懲處。就被害人而言，任何人受到犯罪侵害，都應當依法追究犯罪、保護被害人的權益；被害人同樣的權益，應當受到刑法同樣的保護；不得因為被害人身份、地位、財產狀況等情況的不同而對犯罪人定罪量刑上有所區別
罪刑平等原則在刑法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定罪上的平等
定罪上的平等，是指任何人犯罪，無論其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應當受到刑事追究而不得例外。在我國社會，雖然消滅了法律特權，但由於封建特權思想還根深蒂固地存在；封建等級制度的社會基礎還在一定程度上殘存著，因而還有人藉其特殊的地位與身份逍遙法外，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定罪上的平等具有重要意義。刑法再具體規定中都體現了定罪上的平等原則，例如刑法第6至第條，明確規定了我國刑法適用的空間范圍。這些規定表明，只要實施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無論是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除法律另有規定以外，在適用我國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權。此外，我國刑法分則關於具體犯罪的規定，同樣體現了罪刑平等原則，尤其是適應我國經濟格局的變化，由過去僅重視對公有財產的法律保護，發展到對公私財產的同等保護。例如，將 1979年刑法第125條規定的破壞集體生產罪，修改為1997年刑法第276條規定的破壞生產經營罪，將保護范圍從集體生產擴大到個體生產。
（二）量刑上的平等
是指犯相同的罪，除具有法定的從重、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情節以外，應當處以相同之刑。因此，量刑上的平等並非不考慮犯罪情節的絕對的同罪同罰。刑法第61 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這一量刑原則體現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精神，同時也包含著對一切犯罪人都應當公正、平等地依法處刑的內容。
（三）行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是指在刑罰執行上，應當受到相同的處遇，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特殊。
以往論及罪刑平等原則，往往注重定罪與量刑上的平等，忽視行刑上的平等，這是不應該的。尤其是在現實生活中，行刑上的不平等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有些人通過各種手段獲得非法減刑和假釋，極大地損害了判決的嚴肅性。為此，刑法嚴格地規定了減刑和假釋的程序。刑法第79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的減刑，由執行機關向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建議書。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對確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實的，裁定予以減刑。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減刑。」這一規定，體現了行刑上的平等
三、罪刑平等原則的司法適用
罪刑平等原則不僅應當體現在立法中，而且應當貫徹在司法活動中。司法適用中貫徹罪刑平等原則，應當注意以下問題：（一）正確理解平等罪刑平等原則體現在司法適用上，是指依法裁量而使不同的人受到平等的待遇。當然，罪刑平等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同罪同罰，因此，在司法活動中應當正確地協調平等與差別的關系。平等並不完全否認差別，而恰恰是建立在對不同情況的正確區別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差別也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平等的要旨在於公正，只要是有助於實現刑法公正性的差別都是應當承認的，都不違背罪刑平等原則。
（二）反對封建特權。由於封建傳統等級思想的影響，加之現實生活中多方面因素對公平執法的干擾，以及司法水平、司法意識和司法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原因，應當承認，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著刑法的適用有悖於罪刑平等原則的特權現象。堅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就必須反對形形色色的特權思想，做到只要是犯罪，就要平等地適用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予以懲處，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Ⅳ 求一句法理名言，關於--刑法是罪犯人的憲法！ 准確的說是那句話

我所知道的版本是——刑法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刑法立法本身是為了追究犯罪人的責專任 ，維護社會正義、保護公民權屬利。但是，刑法既保護受害人的合法利益，也允許犯罪人的辯護，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說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Ⅵ 為什麼說我國刑法是懲治犯罪保護人民的有力武器試舉例說明

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懲罰犯罪是指採用刑罰即刑事制裁的方法，同一切犯罪行為做斗爭。懲罰犯罪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保護人民主要是指保護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2.保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3.保護公民的人參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其他權利。4.保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打個比方，甲搶劫乙的財物，這時，甲就是以非法獲得的行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而乙屬受害人，刑法懲治甲，是因為甲的行為犯了法，懲罰是以教育為主，目的是讓甲以後不再犯類似錯誤，而懲罰甲的同時，也為乙謀取了正當權利、合法權利。這就是為什麼說刑法是懲治罪犯和保護人民的有力武器了，這也正是我國國體的精華所在。這里舉的是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例子，可以足夠說明問題了。

Ⅶ 為什麼說我國刑法是懲治犯罪、保護人民的有力武器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 刑法所保護的是所有受到犯罪侵害的社會關系，是其他部門發的保護法，強制性最為嚴厲，它是直接涌來同犯罪作斗爭的法律。

採納哦

Ⅷ 刑法一故意說

故意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兩種；
（1） 認識因素有所不同，

（2） 直接故意:明知可能;

明知必然;

間接故意:明知可能；
（2）對危害結果發生的意志因素明顯不同。間接故意是放任結果發生，即聽之任之、滿不在乎，容認、同意危害結果的發生；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結果發生或明知道必然發生的情況下放任結果發生。
（3）特定危害結果發生與否，對兩種故意及其支配之下的行為定罪的意義也不同；
（4）直接故意的主觀惡性大於間接故意。

Ⅸ 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則的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Nullapoena sine lege）是其基本含義。在古羅馬法中，曾有類似的規定：「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始於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Magna carta）第39條，它奠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Due proecrss of law）的法的基本思想。它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搶奪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這一法的基本思想經過一六二八的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的權利典章，不僅在英國本土扎了根，而且在其聯邦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思想傳入美國後，產生了1774年的十三個殖民地代表會議的宣言和1776年的弗吉尼亞州的權利宣言。1787年美國憲法有「不準制訂任何事後法」的規定，各州亦有同樣的規定。1791年修改憲法第五條規定：「不依法律規定，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在英美法系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不同於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不實行成文法，而是實行判例法。因此，英美法系對當事人權利的保障主要是通過程序法，罪刑法定主義也在程序法中得以體現。

但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應該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產物。為了與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相抗衡，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對罪刑法定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採納和准許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惡尺度。」[i]較為明確地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當推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治犯罪的刑罰，……超出法律范圍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法律沒有規定的一種刑罰。」當然，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被奉為近代刑法鼻祖的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氏指出：「每一個應當判刑的行為都應當依據法律處罰」，「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

最早在法律上予以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宣言第5條規定：「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既不應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宣言第8條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頒布並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原則的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明確規定了畸形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ii]此後，罪刑法定原則成為近代各國刑法普遍採用的一項重要原則。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不僅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其理論基礎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三權分立論。這一理論是法治國的法制原則的要求之一，是通過國家的政治制度體現出來的。（經要求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三個職能部門掌握，每個部門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它部門的干涉）。最早提出三權分立學說的是英國哲學家洛克，他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即司法權）和外交權。他認為必須由不同的機關先例，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他指出：「對人類的弱點來說，權的誘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裡既有立法之權，又有執法之權，就不免使他們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iii]在洛克的影響下，孟德斯鳩提出了完整的分權學說，他把政權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孟德斯鳩指出：「當在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使不復存在了為人們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判定判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的執行法律，如果司法權同在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iv]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三權分立要求在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機關從事立法活動，同時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完成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與司法分立的前提下，為防止審判的擅斷，才有必要把罪與刑用明文規定下來，從而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三邊形法定原則對於防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v]

（二）心理強制說。（或稱實定法理論或制衡論）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是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重要理論。費氏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後果以及實施行為後將會受到懲罰，他就會權衡一下利害輕重，當他認為因不實施犯罪行為而感到的不稱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實施犯罪而受到處罰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時放棄實施犯罪。這樣的心理強制在預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為的實施方面起一定的抑製作用。法的威懾力量是產生這一抑製作用的基礎，因此，有必要把犯罪與刑罰的關系，用法律明文規定下來，以利於起一般威嚇心理的強製作用。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是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論。

心理強制論與三權分立的制衡原理並不完全一致。心理強制說主張法無溯及力。因為，如果對犯罪人定罪處罰時依據新法而不是依據犯罪人行為時的法律，行為人就無法根據法律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以及該受到何種處罰，因而就起不到威嚇性的一般預防的作用。而三權分立說則主張法有溯及力，它認為司法機關必須依據立法機關所創制的法律，法一經頒布實施，司法審判機關就必須適用新法定罪處刑。否則，就會失掉立法和司法間存在著的制衡作用。

心理強制說在近代刑法理論中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權威的理論，但如今其權威性已見遜色。因為快樂與痛苦的程度常因犯罪者或將要實施犯罪者的不同而有差。在一定的犯罪後果上，其所獲得愉快與刑罰的痛苦，對初犯、偶犯、再犯、常習犯，尤其對「亡命徒」來說是不同的。而且，對於許多要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一定是根據犯前和犯後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比較，以利害的輕重作預告的估計來決定其應否實施犯罪行為，而往往是根據他雖然實施犯罪行為，也不會被發覺、被揭發或者被抓住的僥幸考慮而決定的。對於不計後果，一時沖動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人，在許多情況下也是沒有進行過什麼權衡的。

（三）民主主義與人權尊重主義。由於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尊重人權思想的加強，罪刑法定主義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因而它的思想、理論基礎也與過去有所不同。現代罪刑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可有以下兩個方面：

1、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原是西方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民汲取法西斯獨裁統治的血的教訓，更加珍視民主主義，人民的這種要求在一些國家的憲法中也有反映，「主權在民」，人民參加國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種口號，在不少國家還不同程度的變成現實。根據民主主義的要求，犯罪與刑罰必須由國民的代表機關即議規定。這就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恣意行使的危險，必須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因此，現代罪刑主義，「以什麼作為犯罪，對它科處什麼刑罰，應該以國民親自決定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為根據」企法網www.enterlaw.net

Ⅹ 關於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說法哪些是正確的

刑法第3條規定了
罪刑法定原則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從罪刑法定原則近兩百年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基本精神乃是通過消極地限制刑罰權以積極地保障人權；其基本要求乃是通過刑法的確定性和絕對性來實現其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雙重機能。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隨之進一步增強，人民需要罪刑法定，
法治社會呼喚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條中庄嚴宣告了這一基本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但對於這一表述，有的學者揭示了其中的「中國特色」；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有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其積極側面，第二個方面是消極側面，並且積極側面優於消極側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適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這是第二位的。我認為，正是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存在，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則應然性與實然性的沖突。
我國實行罪刑法定原則（即思想基礎①）是由刑法與民主的關系、刑法與自由的關系、刑法與秩序的關系決定的：是為了實現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必須實行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則折射出當代中國是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其價值取向的，其核心是實現刑法對人權價值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