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買賣解釋

Ⅰ 買賣兒童最新刑法

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第二百四十一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有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Ⅱ 刑法的解釋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權，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
如果把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稱為有權解釋，即其法律解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麼，學理解釋就是一種無權解釋，但具有學理上的參考價值。盡管學理解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適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Ⅲ 刑法182條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公發【2001】11號）

Ⅳ 刑法上販賣和出賣有什麼區別

首先，「販賣」中「販」，辭書上注釋是賤買而貴賣 ，所以販賣那個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兩個過程，一具是買，一具是賣，而刑法意義的販賣注重了賣的行為，並且也強調了買的過程，所以，對完成刑法意義上的「販賣」那個犯罪形態，有三種事情（一）行為人完成了買和賣這兩個過程，這一事情屬典型販賣過程；（二）行為人完成了「為賣而買」如此一具過程，而別論是否完成出賣這種過程，也被視為完成了販賣的行為，稱之為准販賣行為；（三）行為人完成了「出賣」如此一具過程，別論是否存在買進行為，也認為完成了販賣。也算是該行為人只要符合上述的三種情形之一，就被認為完成了販賣行為。案例一中柯某事實上並沒有完成賣出淫穢物品（正在交易中）行為，他不過完成了為賣而買如此的行為。基於上述的認識，所以，即便他沒有真正交易完畢，也認定他完成了刑法意義上的販賣行為。其實，刑法中還有許多被冠以販賣的罪名，其犯罪形態的認定也都基於上述的三種情形。例如，販賣毒品等。而單獨孤立、未完成的買進或出賣行為只能屬於販賣的未完成形態，例如，某人路上撿到一批淫穢物品而予以出賣但沒有完成，那此情形只能屬於販賣的未完成形態也即未遂。
對於倒賣，其中「倒」字，辭書中比較貼切的注釋是轉移、挪移，所以，從字面上理解，「倒賣」也算是將東西換個地點「賣」，所以，在刑法意義上「倒賣」的行為強調的是「賣」如此一具過程，沒有過多的涉及「買」的行為，所以，是否能夠理解完成刑法意義上的倒賣的行為，實質上算是完成賣出如此的行為。在高銘宣、董太雲、滕煒主編的《刑法》釋義中有關「倒賣」的表述是指「行為人出售、、、、的行為」，這個地方也只強調了出售如此的行為，所以，行為人即便是完成了為賣而買，只要其沒有完成出賣的行為，只能屬於「倒賣」的未完成形態。從另一具角度說，假如將「倒賣」和「販賣」視為同等涵義的話，立法者沒有必要將同一具事有用兩個別同的概念來予以表述。所以，筆者認為刑法意義上的販賣和倒賣存在事實和法律適用上的區別。

Ⅳ 買賣人口罪量刑標准

截至2019年12月，我國沒有買賣人口罪，但有拐賣婦女、兒童罪，具體量刑標准如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5)刑法買賣解釋擴展閱讀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

第三條以介紹婚姻為名，採取非法扣押身份證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或者利用婦女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孤立無援等境況，違背婦女意志，將其出賣給他人的，應當以拐賣婦女罪追究刑事責任。

以介紹婚姻為名，與被介紹婦女串通騙取他人錢財，數額較大的，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或者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構成妨害公務罪、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第八條出於結婚目的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或者出於撫養目的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員、親友參與的，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員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條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的兒童，是指不滿十四周歲的人。其中，不滿一周歲的為嬰兒，一周歲以上不滿六周歲的為幼兒。

Ⅵ 刑法中「違法經營罪」和「非法經營罪」的司法解釋是什麼

我國《刑法》未規定違法經營罪。
非法經營罪的相關條文如下：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 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場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
（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的；
（四）其他嚴重擾亂市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第二百三十一條 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司法解釋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的有關規定，對非法經營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追訴：
一、違反國家規定，採取租用國際專線、私設轉接設備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經營國際電信業務或者涉港澳台電信業務進行營利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1）經營去話業務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2）經營來話業務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3）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准，但因非法經營國際電信業務或者涉港澳台電信業務，受過行政處罰2次以上，又進行非法經營活動的。
二、非法經營外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在外匯指定銀行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買賣外匯，數額在20萬美元以上的，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2）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違反有關外貿代理業務規定，採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偽造、變造的憑證、商業單據，為他人向外匯指定銀行騙購外匯數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3）居間介紹騙購外匯數額在100萬美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三、違反國家規定，出版、印刷、復制、發行非法出版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15萬元以上的；
2.個人違法所得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單位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個人非法經營報紙5000份或者期刊5000本或者圖書2000冊或者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500張（盒）以上的，
3.單位非法經營報紙15000份或者期刊15000本或者圖書5000冊或者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1500張（盒）以上的。
4.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非法經營數額在30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5.個人或單位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1）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1萬元以上的；（2）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50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

Ⅶ 刑法的含義

（一）刑法的概念、淵源、分類
1、刑法概念：規定犯罪及刑罰的法
注意：這里的「犯罪」不僅僅是事實描述，而更是一種價值評價
2、刑法淵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組成部分）；
1個單行刑法（創立騙購外匯罪；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單位擴大到所有中國的單位；將非法買賣外匯定為非法經營罪）；
附屬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規定；（中國沒有明確的附屬刑法）
3、刑法分類：狹義刑法與廣義刑法、普通刑法與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徵
1、調整和保護利益的廣泛性與不完整性
2、最後手段性（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機能
刑法的機能實際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體是指刑法在客觀上可能發揮的作用和主觀上人們希望和追求刑法發揮的作用
1、行為規制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機能。
刑法是面向未來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不是報復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復和禁止別人模仿。
例1：如張三偷錢，沒人管，那麼別人也會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傳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復制自己以前的行為。（其本身無正常意識）。
用處：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極為罕見的行為即使是社會危害性極大也是不能當作犯罪來處理，否則就違反了行為規制機能（如刑法第17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負刑責的情形）。
國民得以自由活動的前提條件，是確立公正且透明的行為規范，使其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在此規范的范圍內，人們的自由活動將被保障，同時，當違反規范侵害他人利益時，將被追究責任。
2、保護法益機能：刑法能夠保護而且值得保護的利益。
例如：刑法認為男子的性權利不值得保護。
當侵害的法益發生變化時，罪名也隨之發生變化。（轉化犯）
3、自由保障機能：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機能；
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層次：刑法的整體目的：保護法益
2、第二層次：分則各章規定的目的（同類客體）。
3、第三層次：各個條文的目的。對各個條文目的的理解不應超出規定該條文的「章」的目的范圍。例外：刑法分則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釋→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釋的效力分為：有權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無權解釋（學理解釋）
按解釋的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平義解釋）、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根據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文理解釋是一種基本的但並非簡單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採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是指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擴大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341條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將刑法第116條中的「汽車」解釋為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則是一種擴大解釋。擴大解釋是對用語通常含義的擴張，不能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完全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應否做出擴大解釋，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於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換言之，「解釋的實質的容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律條文通常語義的距離成反比。」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處罰的必要性越大，擴大解釋的擴張程度便越寬。
(2)縮小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於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則是縮小解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的思想，並非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盡可能做出縮小解釋；事實上，任意做出縮小解釋反而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將刑法第232條中的「故意殺人」的「人」限制解釋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滿1周歲以上的人」，可謂縮小解釋，但嚴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義，而是在刑法規定之外附加條件的，不是縮小解釋，可能是目的性限縮。
(3)當然解釋。即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認為因偷稅被給予三次、四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則是當然解釋。（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
(4)反對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方法。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據此，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採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5)補正解釋。即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統觀刑法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6)體系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斷章取義，以便刑法整體協調。刑法是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整體，它不僅要與憲法協調，而且本身也是協調的。因為刑法體現正義，要對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處理，對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處理，絕對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協調的解釋，必然有損刑法的正義性。所以，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對一個本文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應舍棄。」遇到不明確的規定時，應當通過明確的規定來闡釋不明確的部分，而不應當以某種規定不明確為由而否定明確的規定。體系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刑法中的任何用語都必須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釋，更不意味著刑法用語必須與其他法律用語的含義相吻合。由於語言的特點等原因，刑法中的許多用語也具有相對性，即同一用語在不同條款甚至在同一條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同時，肯定刑法用語的相對性是為了實現刑法的協調與正義，所以，對用語作相對解釋，實質上也是體系解釋。
(7)歷史解釋。即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歷史解釋並不意味著只是探討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據歷史參考資料得出符合時代的結論。歷史解釋也不意味著必須永遠按照過去的觀念解釋現行刑法或對舊刑法的解釋必須仍然適用於新刑法，而是應注重刑法變更的歷史原因。例如，私自開拆、隱藏、毀棄郵件、電報罪，已由舊刑法中的瀆職罪調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解釋者應當把握這種調整的理由並做出新的解釋，而不能按瀆職罪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
(8)比較解釋。即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藉以闡明刑法規定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在進行比較解釋時，不可忽視中外刑法在實質、內容、體例上的差異，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與犯罪的名稱，而應注重規定某種犯罪的條文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了解相同用語在不同國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條規定了詐騙罪，第246條之二規定了使用計算機詐騙罪，第248條規定了准詐騙罪，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後兩種罪名。不能認為，使用計算機詐騙與准詐騙的行為，沒有被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處刑；相反只能認為，這些行為包含在我國刑法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之中。
(9)目的解釋。即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任何解釋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釋；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多種結論或不能得出妥當結論時，就以目的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分則規定具體犯罪與刑罰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護目的；在確定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必須以其保護法益為指導。目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難以確定的是分則具體條文的目的。例如，規定盜竊罪的第264條的目的，是保護財產的所有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佔有？規定受賄罪的第385條的目的，是保護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還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對此，又需要根據憲法原則和刑法理念與現實，採取多種解釋方法來確定。
在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既可能採取某一種解釋方法，也可能同時採取某幾種解釋方法，對不同條文可能採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如對A條進行擴大解釋，對B條進行縮小解釋），但解釋必須符合刑法目的。
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它的判斷標準是：對一個概念的解釋是否超出了國民對於這個詞語含義的預測可能性

Ⅷ 中國刑法對買賣槍只有什麼處罰

你好！
一、對於《解釋》施行前，行為人因生產、生活所需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不作為犯罪處理。
自公安部於今年4月18日發布《關於嚴厲打擊違反爆炸物品、槍支彈葯管理違法犯罪活動的通告》以來，各地陸續查處了一批涉槍、涉爆案件。人民法院對於構成犯罪的案件依照刑法和《解釋》的有關規定予以定罪處罰，有力打擊了此類犯罪的囂張氣焰。但是，實踐中也反映出一些問題。例如在有些案件中，行為人非法製造、買賣的槍支、爆炸物均用於日常的生產、生活，尚未造成嚴重後果，但是，由於《解釋》規定的涉槍、涉爆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比較嚴格，這些案件的被告人可能被判處較重的刑罰。特別是，這些案件多集中在一些偏遠的山區鄉鎮，有的一個幾十個人的小村莊，竟有10餘人參與非法製造、買賣爆炸物品活動。這些案件的涉案當事人居住在貧困的山區，經濟落後，生活貧窮，推一的致富途徑就是靠開山炸石搞一些小型石料廠。辦石料廠就需要開山炸石，而開山炸石就需要炸葯。為此，一些行為人為了圖便宜省錢，就找當地農民幫助做一些炸葯，而～些農民為了增加收入就自行備料（如硝酸氨化肥、玉米面、花生皮等）和工具，在家中加工製造炸葯。他們的目的就是賺錢，主觀方面並無實施其他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行為的惡意。如果不講政策，一律追究刑事責任甚至判處重刑，社會影響顯然不佳。當然，從嚴格依法查處涉槍、涉爆行為的角度考慮，任何非法製造、買賣、持有、私藏槍支、彈葯的行為都應被依法追究相應的責任，但是，絕不能不加區別，搞「一刀切」。為此，根據《通知》第一條的規定，對於行為人在《解釋》施行前，因生產需要如開山炸石，生活需要如打獵、防身等，而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不論數量多少，只要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既包括自己沒有使用槍支、彈葯、爆炸物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也包括自己非法製造、買賣、運輸的槍支、彈葯、爆炸物沒有被別人用於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經過有關部門的教育，能夠積極主動地交出涉案的槍支、彈葯、爆炸物品，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不作為犯罪處理。雖然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有關機關依然可以依照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對行為人予以相應的治安處罰。
二、對於《解釋》施行後發生的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等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釋》的有關規宋守罪處罰。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所需而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
對此問題，曾有一種意見認為，對於《解釋》施行後發生的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一律依照刑法和《解釋》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不應再區別對待。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應當說，《解釋》的制定，就是為了依法嚴懲涉槍、涉爆犯罪活動，這不僅是正確執行刑法的要求，也是司法實踐中打擊此類犯罪的客觀需要。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司法機關在注重辦案的法律效果的同時，也應當注重辦案的社會效果，二者不能偏廢。在嚴打的同時，正確執行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嚴格依法辦案的基本要求。因此，根據《通知》第二條的規定，對於《解釋》施行後發生的涉槍、涉爆案件，原則上應當定罪處罰。但是，對於確因生產、生活所需而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其中，「可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的規定與第一條中「可不作為犯罪處罰」的規定相比，體現了對《解釋》施行前後發生的案件執行刑事政策的時間界限和實體處理的差別，司法實踐中應當認真把握，切實做到依法妥善處理。
三、執行中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關於槍支、彈葯、爆炸物的種類
關於槍支的分類，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應當統一按照槍支技術性能的差別分為制式槍支和非制式槍支。這種意見的主要理由在於。這樣分類可以減少司法實踐中在槍支認定、性能鑒定問題上的麻煩，只要是按照國家有關技術標准製造的槍支就是制式槍支，其他皆為非制式槍支，不需要再行鑒定。經過論證，《解釋》沒有採納這一意見，而是將槍支分為「軍用槍支」和「非軍用槍支」，「非軍用槍支』又分為「以火葯為動力發射槍彈的非軍用槍支」和「以壓縮氣體等為動力的其他非軍用槍支』。主要理由是：（1）槍支管理法中沒有使用「制式槍支」和「非制式槍支」的概念、如果在司法解釋中使用上述概念，法律依據不足。槍支管理法主要是按照使用者身份和用途的不同，將槍支分為公務用槍、民用槍支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以及民兵裝備的槍支。雖然也未直接使用「軍用槍支」和「非軍用槍支」的概念，但是立法本意就是如此。（2）一般來說，軍用槍支的性能和威力要遠遠大於非軍用槍支，將槍支分為「軍用槍支」和「非軍用槍支」，進而根據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確定相應的定罪量刑檔次能夠准確地體現刑罰打擊的重點。將槍支分為「制式槍支」或者非制式槍支，雖然在槍支的鑒定問題上可能避免出現爭議，但是，不能准確地反映不同性能的槍支可能造成的危害。如，射擊運動槍是制式槍支，只發射鉛彈，其殺傷性能與同為制式槍支的軍用手槍、步槍相比，差別明顯。如果將其歸入同一個量刑檔次可能導致量刑失衡。（3）過去的司法解釋中一直使用軍用槍支」和非軍用槍支」的概念，從執行的情況看，沒有變動的必要。
關於彈葯的界定和分類，現行法律、法規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解釋》並未採用分類的方法，只是列舉了幾種常見的彈葯，如軍用子彈。氣槍鉛彈、手榴彈等。
關於爆炸物的認定和分類，《解釋》並未作出規定，實踐中可以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和國家軍用標准（GJB）的規定，將爆炸物按照存在的狀態，作相應的區分，如雷管、導火索、導爆索、炸葯、發射葯、黑火葯、煙火葯及其製成的爆炸裝置，以及國務院、公安部門認定的其他爆炸物品。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在：（）根據《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的規定，煙花爆竹屬民用爆炸物品，實踐中因非法製造、買賣、運輸煙花爆竹而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也較多，但是，如果將煙花爆竹也列入刑法規定的「爆炸物」的調整范圍，恐怕打擊面過大。因此，《解釋》只將製造煙花爆竹的主要原料——煙火葯列為刑法調整的對象，可以有效地控制刑罰適用范圍，突出打擊重點。（2）關於爆炸裝置的含義。我院 1993年制定的《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中刑事罰則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曾經使用了這一概念，但未作具體說明。從實際掌握的情況看，爆炸裝置應當是指以炸葯、火葯或者煙火葯等為主要作用物，通過起爆系統起爆而發生爆炸或者爆燃的物品，簡單地說，就是雷管與炸葯、火葯等的結合體。實際上，槍支的子彈、炸彈等也是一種爆炸裝置，換句話說，爆炸裝置的外延也包括制式規格的彈葯或者其他制式裝置。鑒於刑法條文將「彈葯」和「爆炸物」並列設置，《解釋》中規定的爆炸裝置是指不符合制式規格的爆炸裝置。
（二）關於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從實際執行的情況看，過去的司法解釋規定的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的數量標准偏高，加之僅對非軍用槍支進行了界定，在司法實踐中，不利於嚴懲此類犯罪。而且，由於對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和儲存爆炸物的犯罪沒有具體的定罪量刑標准，在實踐中難以區別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界限，客觀上造成了對一些涉槍、涉爆案件以罰代刑，打擊不力。鑒於上述原因，本著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的原則，《解釋》規定，對於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軍用槍支一支以上，或者以火葯為動力發射槍彈的非軍用槍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壓縮氣體等為動力的其他非軍用槍支二支以上，或者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手榴彈或者爆炸裝置的行為，一經實施即構成犯罪；對於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子彈的行為，根據子彈的特性，分別就軍用子彈、氣槍鉛彈和其他非軍用於彈的數量做了規定，其中規定氣槍鉛彈的數量較其他子彈的數量要多，主要考慮到氣槍的使用范圍較廣，鉛彈的數量往往較多，如果標准過低，可能擴大打擊面。此外，對於具有生產爆炸物品資格的單位不按照規定的品種製造，或者具有銷售、使用爆炸物品資格的單位超過限額買賣炸葯、發射葯、黑火葯、煙火葯、雷管或者導火索、導爆索的行為，也按照十倍於非法製造、買賣行為的數量規定了定罪標准。
針對實踐中介紹買賣槍支、彈葯、爆炸物的行為增多的趨勢，《解釋》第一條專列一款規定，「介紹買賣槍支、彈葯、爆炸物的，以買賣槍支、彈葯、爆炸物罪的共犯論處」。
參照我院 1995年制定的《關於辦理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非軍用槍支、彈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解釋》原則上將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情節嚴重」的數量標准，仍規定為定罪最低數量標準的五倍，但是將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手榴彈「情節嚴重」的數量標准確定為定罪最低數量標準的三倍。
（三）關於違規製造、銷售槍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
違規銷售槍支行為，由於銷售的槍支已經流人社會，實際和潛在的危害要大於違規製造槍支的行為，因此，二者在定罪的數量標准上應當有所區別。曾有一種意見認為，對於違規銷售槍支的行為應當從嚴懲處，一支槍流人社會和兩支槍流人社會的危害性哪個更大很難區分。這一意見有道理，對於違規銷售槍支的行為應當依法懲處。但是，是否一定都要予以刑事處罰值得研究。
作為依法被指定或者確定的槍支製造、銷售企業，超量生產或者銷售槍支的行為客觀存在，對此，槍支管理法特別規定，對於違規製造、銷售槍支的企業，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公安機關可以責令其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槍支製造許可證件、槍支銷售許可證件」。也就是說，對於違規製造或者銷售槍支的企業都存在予以行政處罰的問題，在設置定罪的標准時，也應當考慮為行政處罰留有一定的餘地。因此，《解釋》第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了「違規銷售槍支二支以上的」數量標准。
（四）關於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盜竊、搶奪國家機關、軍警人員、民兵的槍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槍支管理法第二條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裝備槍支的管理，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另有規定的，適用有關規定」，實際上是將軍用槍支單列出來。又鑒於槍支管理法中規定的公務用槍的配備范圍與軍用槍支的范圍有交叉，因此，可以說國家機關、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裝備的槍支，屬於軍用槍支的管理范圍。修訂後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表述，雖然沒有使用「軍用槍支」的概念，但是「國家機關、軍警人員、民兵的槍支」的表述，實質上是沿襲槍支管理法的表述方法，本意應當就是「軍用槍支」。因此，《解釋》將盜竊、搶奪軍用槍支的行為，解釋為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即只要行為人盜竊、搶奪軍用槍支，就要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檔次內確定刑罰。
（五）關於槍支散件的數量標准問題
我院1995年制定的《關於辦理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非軍用槍支、彈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曾經使用了「槍支主要零部件」的概念，並規定了相應的數量標准。從實踐的情況看，由於對槍支主要零部件的含義和種類沒有明確界定，以致司法機關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因對涉案物品是否屬於槍支主要零部件經常發生爭議，使一些案件久拖不決。而且，由於槍支管理法中並沒有「槍支主要零部件」這一提法，我院也不曾對此問題做進一步的解釋，導致對一些犯罪嫌疑人非法製造、買賣槍支零部件的行為不能依法處理。有鑒於此，《解釋》沒有規定「槍支主要零部件」，而是參照走私罪司法解釋的規定，提出「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盜竊、搶奪、持有、私藏、攜帶成套槍支散件的，以相應數量的槍支計；非成套槍支散件以每三十件為一成套槍支散件計」，從實際的效果看，將比以槍支主要零部件的數量作為定罪標准更為嚴格，更有利於打擊涉槍犯罪活動。
（六）關於「非法儲存」、「非法持有」、「私藏」的認定問題司法實踐中，由於「非法儲存」、「非法持有」和「私藏」在中文語義上並無太大的差異，使得一些案件在罪名的使用上出現混亂，有關部門一致認為應當對此問題進行解釋。對這三個用語的理解，學術界和實踐部門都有不同認識。筆者認為，准確界定這些用語的內涵，應當密切聯系法條本身規定的內容進行分析。
以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為例，該款將「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這五種行為並列提出，並規定了相同的法定刑，那麼，這五種行為的危害性就應當大體相當，並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聯系。為此，《解釋》提出：「非法儲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的槍支、彈葯、爆炸物而為其存放的行為。也就是說，構成非法儲存行為的前提條件有兩個：（）主觀上明知是他人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的槍支、彈葯、爆炸物；（2）客觀上有為他人存放槍支、彈葯、爆炸物的行為。
《解釋》第八條還規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備、配置槍支、彈葯條件的人員，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持有槍支、彈葯的行為。
「私藏」，是指依法配備、配置槍支、彈葯的人員，在配備、配置槍支、彈葯的條件消除後，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私自藏匿配備、配置的槍支。彈葯且拒不交出的行為。對此，曾有一種意見認為，「非法持有」應當理解為隨身攜帶或者拿在手中的行為，「私藏」是指藏匿在家中或者其他隱秘處的行為。經過論證，沒有採納這一意見。從刑法規定的情況看，「非法持有」一詞，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也曾使用，即「非法持有毒品罪」。實踐中，對於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查到的毒品，如果無法查清其來源和用途的，也要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行為。因此，以是否藏匿於家中作為區分「非法持有」與「私藏」的標准，顯然不妥。
1979年刑法中沒有「非法持有」槍支的規定，只規定了私藏槍支的行為。修訂後刑法增加規定了「非法持有」行為，從語義上也難以與「私藏」行為區分，因此，從犯罪主體上進行界定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Ⅸ 請問《刑法》二百二十五條非法經營罪里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具體指哪些物品謝

專營、專賣物品，是抄指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專門機構經營的物品。限制買賣的物品，是指國家在一定時期實行限制性經營的物品。上述物品的具體種類，根據法律、行政法規認定。在有關司法解釋中，涉及對以下物品的具體規定：①非法經營食鹽。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非法經營食鹽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第1條規定，違反國家有關鹽業管理規定，非法生產、儲運、銷售食鹽，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25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②非法經營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葯品。2002年8月1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葯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二)》)第1條規定：未取得葯品生產、經營許可證件和批准號，非法生產、銷售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葯品，擾亂葯品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第（一）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Ⅹ 在刑法裡面介紹他人買賣犯毒屬於什麼罪刑

對於介紹買賣毒品的行為如何定性，立法上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涉及到介紹買賣毒品行為定性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有兩項：其一是199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規定「居間介紹買賣的，無論是否獲利，均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其二是2000年4月4日《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規定「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為購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准，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實踐中介紹買賣毒品行為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上述解釋和文件所能涵蓋的范圍。筆者認為，對於介紹買賣毒品的行為，要以毒品犯罪的本質特徵為根本標准，區分情況，不能一概而論。

1.為賣毒者介紹買家。對於這種行為，無論是否具有營利目的，均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有人認為，介紹販賣毒品罪必須具有營利或牟利目的。這種觀點是對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的誤解。

其一，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的規定，販賣毒品罪並不需要營利目的，販賣包括有償轉讓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購，盡管通常情況下，販賣都具有營利的目的，但是並非全部如此。實踐中也可能存在不具有營利目的的販毒行為。比如，某甲為了吸食毒品而買進大量毒品，後來由於某種原因戒毒，因此以遠遠低於購買時的價格賣給他人，這種情況下很難說行為人具有營利目的。

其二，從共同犯罪的理論看，行為人明知他人販賣毒品，而幫助其介紹買家，實際上是為賣毒者提供幫助，促使賣毒者的犯罪行為得以成功，這與為盜竊者望風的行為在性質上沒有差別，根據共同犯罪理論，顯然屬於幫助犯。

2.為買主介紹賣家。對於這種情況則要區分情況：

一是在不明知買主是為了販賣而購買，且行為人不具有營利或從中謀取利益的目的，則不構成販賣毒品罪。當然，可能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比如，前述《紀要》中的「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為購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數量達到法定標準的，受託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這是因為，販賣的內容之一是為了販賣而購買，單純購買毒品而無法證實是為了販賣的行為，不符合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構成。買主既然不構成販賣毒品罪，幫助買主聯系賣家的人當然不構成買主的幫助犯。也許會有人認為，這種情況下，介紹者在客觀上幫助了賣家，構成賣家的幫助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能成立。因為，一方面介紹者與賣家並沒有通謀，很難說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另一方面，刑法具有謙抑性，不能認為只要在客觀上起到了幫助作用的人，均構成幫助犯。例如，提供照片和身份信息給造假證者而購買假證的人，不構成製造、販賣國家機關證件罪的幫助犯。

二是雖然不明知買主是為了販賣而購買，但是具有營利或牟取利益的目的而介紹或幫助購買的，則獨立構成販賣毒品罪。這是因為行為人以營利或牟利為目的而實施介紹或幫助購買的行為，相當於購買後再賣給買主，從中漁利，是一種間接販賣行為。

三是明知買主是為了販賣而購買，無論是否具有營利或牟利目的，均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這是因為，為了販賣而購買毒品的行為本身就是販賣毒品罪的表現形式之一，行為人明知他人販賣毒品而介紹賣家，顯然屬於幫助犯。

3.為買賣雙方牽線搭橋，居中撮合。這種情形下，介紹者相當於中介方，明知雙方進行毒品交易，而提供幫助。提供幫助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是牽線搭橋，有的是提供場所，有的是買賣雙方並不見面而是由中間人轉交毒品和毒資；有的甚至是以不作為的方式默許買賣雙方在其家中交易毒品等等。不論形式如何，也不論介紹人有沒有牟利的目的，更不管行為人是否實際獲利，都應當以販賣毒品罪處罰。前述199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居間介紹買賣的，無論是否獲利，均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正是指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