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刑法特點

A. 德國刑法學家

德國刑法學家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托馬斯﹒魏根特、比克邁爾、埃里克·希爾根多夫、費爾巴哈等。

B. 關於刑法的特徵

刑法具有區別於其他法律的特有屬性，這主要表現在：

(1)刑法是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規范，而其他法律規定的都是一般違法行為及其法律後果。

(2)一般部門法都只是調整和保護某一方面的社會關系，而刑法所調整和保護的社會關系相當廣泛。

(3)一般部門法對一般違法行為也適用強制方法，但其嚴厲程度輕於刑法所規定的刑罰。

(4)刑法具有補充性，即只有當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社會關系時，才由刑法保護；只有當一般部門法還不足以抑制某種危害行為時，才能適用刑法。

(5)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和保護的合法權益，也都藉助於刑法的調整和保護。

(2)德國刑法特點擴展閱讀

我國的刑罰分為主刑、附加刑。

主刑就是只能獨立適用，不能附加於其他刑種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就是作為主刑的補充而附加適用但也可以獨立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此外，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這實際上也屬於附加刑。

我國刑罰就是通過有主有從、互相配合，有輕有重、互相銜接的設計方式，形成了嚴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每個刑種都有它特定的內容和作用。刑種的多樣性，是為了適應犯罪性質和情節的多樣性，便於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實行區別對待的原則。所以，這些刑種是切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的。

C. 英國刑法文化的特徵

一、民族國家精神對法律特性的影響

我國刑法學界普及的外語是英語，而刑法比較研究則多局限於非英語的歐陸國家之間。所謂「日本抄德國、台灣抄日本、大陸抄台灣」，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與我國刑法體系實在兩不相及，差異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與判例法之別； 法典與單行法之別； 罪行法定與自由心證原則之別； 審問與對抗程序之別等。筆者在此姑且不論以法系之別代替部門法比較的邏輯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歸納的諸多「特徵」而言，其方法及意義都值得懷疑，這種比較方法（因比較單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幾對抽象名詞掩蓋了各國法律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一面。其實德國刑法不同於義大利、法國刑法； 英國刑法不同於美國、澳洲刑法。沒有任何國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精神，但當前的現狀卻是留學或出訪某國的學者往往將此國作為刑事法治的範本，不遺餘力乃至於飢不擇食地改造中國「落後」的刑法。難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不是受「侵略」的發展中國家，而是「侵略國」中的少數學者[1].結果對某一具體的刑法問題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國刑法規定來引證，各執一詞，只能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些分析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原因在於比較研究局限在法律規范上，而沒有深入到各國民族精神的層面。

現實問題與刑法規范都只是相對表面化的影響因素，猶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潛在水面下的則是最為有力、最穩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時不可見，但卻是無法忽視其存在的由歷史沉澱下來的精神潛流。如果忽視其存在，它將會以其深層的力量擊毀漂移過來的「鐵達尼克號」法律神話——無論它在邏輯上，理智中構造得多麼完美、堅固。黑格爾指出：「只有這種民族精神的具體精神，推動那個民族一切行動和方向。它專事實現自己，滿足自己，因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產。」[2]75著名歷史法學學者薩維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專斷刻意製造出的東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習慣和「民族的共同意識」。法律就像一個民族的語言、舉止一樣是由一個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決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發散，是整個民族生活中的一種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國家精神的特徵

薩特曾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不可超越的時代哲學」。在筆者看來其原因就在於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華：英國（政治經濟學） 的功利、實踐精神； 德國（哲學）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的理想、激進精神。分析三國民族特性，德國居中，英法兩國居於兩個極端。從種族而言，英德近血（日爾曼民族） ，然而從地緣上看，德法近緣，因此文化上更為趨同，當德、法等國的文化台風相互影響，刮遍歐陸，再越過英吉利海峽的時候，剩下來的不過是一陣無定向的和風[4].為了突出英國的民族精神特性，我們不妨將英法兩個極端相比。

英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實踐精神，就像其俗稱——約翰牛（JOHN BULL） 一樣[5] ，約翰牛一旦行動起來，就具有超出所有邏輯表達的實踐精神，是個不折不扣地講實際的實幹家，在英國人心中一個二流將軍抵得上十個莎翁。英國人的自由之根在於行動與實踐，而法國人的自由在於學問與理論。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所說：英國是一匹沉默的戰馬，他的史詩寫在足跡中，而法國則是有學問的狗自由的狂吠，他們談論不休； 盡管法國人有無數理論上的陳詞濫調，但是在英國人那裡只有深刻的實踐[6].

實踐精神使英國人崇尚經驗，關於理性與經驗，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說：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義者的漂亮計劃只是「籠而統之的幻想」[7]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說：「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國人將理性派視作蜘蛛，閉目塞聽，從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種種教條和學說，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則說：「我思故我在。」法國人則將經驗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審，用懷疑這把利劍刺破經驗的罪惡和欺騙性。法國人將阿波羅神廟的格言「認識你自己」當作福音。英國人則說，最好是先「認識你能夠做些什麼」。13 世紀的英國神學家羅吉爾·培根說：「經驗和實踐是知識之源」。16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則將實踐與經驗上升為認識論的基本原則。[8]

這種實踐精神與經驗主義使得英國人尤為關注實效與利益。正如丘吉爾所言：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英國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關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當他的行動或意向愈是違背'理智'——就是說，違背了普遍決定的時候，他愈覺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對英國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別人批判為封建的、保守的、等級的、醜陋的、零亂的、瑣碎的，因此英國產生不了像法國、義大利一流繪畫藝術家：為形式而愛形式，為色彩而愛色彩。對英國人而言，藝術主要不是為了欣賞，而是實用。音樂在於可移風易俗，減少星期天的酗酒，繪畫則可以替紡織業和首飾業訓練優秀的技工。[9]法國人則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規劃。

經驗主義也造就英國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相信所有偉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對法國人而言，歷史、習俗都是垃圾，保守主義者只是穿著騎士鎧甲，戴著腳鐐跳舞的奴隸； 英國人盡管以混亂與混雜開頭，但他們確信若干年或世紀後，這一切終會以最低的、穩固的重心結束。他們認為像法國那樣的迅捷民族，盡管一開始就不雜亂的做，或許將避免最壞的錯誤，然而將重心安在最高處，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隨時會倒下。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言：「經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從某個地方搬走一塊東西，它也不會倒下來。先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頂點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會倒下來。」[10]

重實踐輕理論、講實效斥原則、尚經驗貶邏輯使得英國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現出難以捉摸、模稜兩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猶如英倫島上的天氣讓人捉摸不定，難怪英國人一見面就談天氣。說其彬彬有禮，卻產生著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稱自己老實幹事，反對法國式的思潮，主義左一轉、右一轉，但在行為中又體現出耍兩面派的非凡能力，猶如海上的帆船，見風使舵，信奉「船小好調頭」。說其保守，然而這個朝後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諸多方面卻是領頭羊。說其信仰自由，卻仍保留君主、冊封貴族。英格蘭人民在堅持穩妥的保守原則和承襲原則而又絲毫不排斥革新原則。他們相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存在絕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保守主義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於讓自由成為禍害[11].的確，英國人將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處理得十分不錯。他們相信，中庸是一種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擁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特點的影響

馬克思有一句讓法學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12].法史不應當寫成「法律的歷史」，而應當寫成「歷史中的法」。對英國法而言，就表現得很典型。和大陸法系相比，英國法是一種緩慢生長的法律，它沒有經歷歐陸的激烈革命、沒有系統的法典編纂，借用英國學者哈耶克的說法，這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而大陸法系國家總是有一種用人為構建的秩序來取代自生自發的秩序的沖動。英國刑法就像英國的歷史一樣，具有「原生性」，對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歷史源流中潛流的民族精神的動因。英國在地緣政治上雖然同屬於歐洲，但這一民族國傢具有十分鮮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深刻影響下，形成了不同於歐陸刑法的獨特刑法體系。

1. 英國刑法的實踐性。對英國刑法的發展，貢獻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師而不是理論家。這是因為法官與律師是法律適用的行為者而非理論的建構者。英國判例制度不是單純的學者的產物，而是從現實的法律糾紛中產生的規范[13].判例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靈活的類推） 往往被批評為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或者被批評為保守落後、封建主義。當德、法高舉「自然法」編撰刑法典時，英國法學家梅因卻說：「自然法無非是習慣的萬民法」，法典只是幻想。從而動搖著罪刑法定原則。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於先前的判例，又存在於當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後繼的。使得英國人發展了獨具特色的判例主義，就像詩人丁尼生贊揚的一樣：「這國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個穩定的政府在治理？憑著一個又一個判例？自由慢慢地擴展到地層。」[14]而且對於具體的犯罪而言也體現出對具體事實與條件的關注。在列舉了成立某種犯罪的各種具體事實與情況之後，還不夠，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語給出一些具體的法定辯護理由。

在刑事責任問題上，英國普通法歷史上曾經規定7 歲以上就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現在提高到10 歲，仍然比較低，英國人認為「惡意可以補足年齡」。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英國的這種補足方法「會導致認定上的隨意性，從而有損法的安定性，與法治國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對於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指對某些犯罪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為要件不要求故意、輕率甚至疏忽，也要負刑事責任） ，也被批評為是封建刑法中結果責任的殘余。英國人的重行動與實踐，輕理論與學說的精神使得他們相信刑法的力量來自它對具體爭議的解決，而不是概念的邏輯發展。英國人才懶得理會這些歐陸刑法的「法治理念」，他們自有其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而且用得很暢。正是由於在刑法的歷史發展中英國人的重實踐的精神，使得無論多麼久遠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陸國家的批評與蔑視，它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在革新中生存下來並自成一家，獨具特色。英國刑法總是沉默中漸漸發展，並將幾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種法律技術靈活處理，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特徵。

2. 英國刑法的功利性。英國學者認為「犯罪源自當時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國刑法中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會、政治、經濟利益的變化而反復交叉。在刑罰的根據上，英國功利主義者邊沁提出：刑罰的嚴厲程度應該只為實現其目標而絕對必需。這種目的刑與貝卡尼亞的以公平正義觀指導的報應刑形成鮮明對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適用嚴格責任的論據也是：為保護公共利益所必須。在支持代理刑事責任（因他人的犯罪而產生的責任） 原則時，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將無法實施，國會的意志也將不能得到貫徹[17]197.恐怕許多人也會批判這是封建「株連」刑事責任的殘余。英國人講實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關注抽象的公平、正義、文明的概念。對英國人而言，各種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則對英國人毫無興趣，向他們說起來等於馬耳東風[18].當刑法理論或原則與現實的需要發生沖突時，英國人寧可棄原則而不顧，或對原則進行變通以適宜社會需要。這種功利精神也是英國法官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的內在原因。

3. 英國刑法的保守性。英國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許多獨具一格的學說都是封建關系的類推，具有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為犯中注意義務問題，普通法法官趨向於在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中找出某種責任。再如英國代理刑事責任的產生也是由僱主與雇員的關系而決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誹謗犯罪中，盡管僱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對雇員的犯罪行為負責）。這是封建社會中的「身份」關系在刑法中的體現。英國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內強奸問題」可得到生動的體現。婚內無強奸一直是英國刑法的傳統。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國家開始在刑法條文上作出修訂，否定「丈夫赦免」論。許多學者對此拍手稱快，標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勝利。在此背景下，甚至於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英國的一個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廢除丈夫赦免原則是「歷史性裁決」。[19]但英國刑法學者對此卻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國刑法》指出：該判例的「認定是違背議會的意願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強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規則，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現[17]513.英國刑法學者特納也指出：丈夫不能構成對妻子的強奸罪是眾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則，除非法院裁決終止了夫妻的同居關系[16]214.可見英國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學者對此問題都是持謹慎保守態度的。英國人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他們緩慢地相信新鮮事物，在實際當中對錯誤極具耐心，確信一度建立起來的法則與習俗是偉大的。在英國人眼中「封建」、「保守」是偉大的、崇高的，可與民主、自由並行不悖。這使得封建法成為英國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所熟悉的所謂「西方法治」理念中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以及「權利本位」並不能涵蓋英國法。美國法學家龐德指出：我們將回到法律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而設定、而附加權利義務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來[20].

4. 英國刑法的模糊性。英國刑法不追求邏輯的嚴格劃分與體系的完善。英國刑法中有一種程序與實體的雜糅，民法與刑法的交叉現象。如關於犯罪的本質問題，英國學者將法律程序列為三大特徵之一。再如關於民法與刑法的關系問題，許多英國刑法學者認為，許多刑事與民事的違法行為之間並無明顯的區別，這被稱之為「粘合物」。即使是英國法中的訴訟規則，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權行為與犯罪絕對分開的界限[18].實際上，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問題是這種「粘合物」的典型表現。因此「一概而論地說犯罪行為比民事錯誤更嚴重也是不對的」[21].英國人尚經驗貶邏輯、講實效輕理性。因此不像歐陸刑法，特別強調民事與刑事的嚴格劃分，以及強調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體系之間的獨立。這種學科的嚴格的分門劃類是18 世紀歐陸理性主義、邏輯主義泛濫的產物[22].但對英國人而言，知識不在於是否合乎邏輯、理性，不在於思維是否清晰，而在於能否被直覺、經驗證實其對解決問題有用。

5. 英國刑法的矛盾性、靈活性。英國人既指出「無犯意則無犯人」，但又堅持嚴格責任與代理責任。同時又認為「責任是嚴格的，但不是'絕對'的」（即仍有其他辯護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堅持「判例拘束原則」，然而又不斷地用各種變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創造新的判例與法律。丹尼勛爵法官曾說過：「不可以改變法律編織物的編織材料，但是可以、也應當把皺折熨平。」英國人最大的特性是模稜兩可，難以捉摸，崇尚中庸主義，觀念與行為充滿矛盾，這使得英國的刑法，在歐陸刑法學者看來，充滿了邏輯上的混亂和矛盾，是一個不好把握的東西，英國人也不否認這一點，英國法史學者謝爾登將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腳：法官的腳有多寬，它就有多寬，腳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國人尋求著各種原則，但又從不讓這些原則主宰他，而是為相反的原則留存空間，以適應不同條件，使刑法具有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的靈活性。如果仔細比較英國刑法的諸判例，就會發現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則」類推確定案件所適用的判例，然後又以「分析事實」或者對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語」進行解析[23] ，幾乎達到鑽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與前例不同的判決。而且英國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語」多是一些內涵外延都缺乏確定性的「日常用語」。

四、民族國家精神的研究視角對我國刑法發展的啟示

英國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響，這給我國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幾點啟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國刑法之所以毫不遜色於其長期的對手，成為獨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響全球，就在於英國刑法生長於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鑒外國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國的民族精神也尤為重要。這一點又恰恰最為薄弱。盡管法史學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但多是籠統地、甚至於在主流上對我國的民族精神持一種否定的、自卑的情緒。而在借鑒上往往是把羅馬法系（大陸法） 的制度與觀念視為唯一絕對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筆者看來，英國的諸多民族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歷史傳統、習慣、禮俗，注重政治實踐和人際關系，講究實用功利，重經驗，崇尚折衷主義、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國刑法的許多制度值得我們借鑒。

最後，在我國刑法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注重研究中華民族精神與法律的關系。盡管我們的實定法是移植大陸法系的，然而在現實中運行的「活法」卻時時可見某些民族精神頑強的影子，只不過是大多數學者對其持漠視、否定、批判的心態而已。當然這也造成了制定法與「活法」脫節的兩張皮現象。盡管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然而似乎英國更善於使用「辯證法」和實踐精神。因此才有人戲稱：之所以中國走了許多彎路，不是馬克思主義錯了，而是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矛盾論》中只拿來了《論》，而將其實體精髓《資本》、《矛盾》留在了英國。我國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過於浮躁，沒有立足於中國特殊的問題，沒有從中華民族的精神特性出發，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將發達國家的法制體系移植過來就解決了根本問題。其實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吉爾茲語） ，是民族精神的外現。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實踐精神，要不然就會造成兩張皮的現象，這也是一個由理論建構或者繼受出的書本上的法、文字的法與由民族精神決定的實踐中的法、活法之間的耦合關系。

D. 西方國家刑罰制度的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一、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
刑罰目的是西方國家刑罰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圍繞刑罰目的問題西方學者中的不同學派分庭抗禮，見仁見智，提出了不少頗具價值的觀點。

〈一〉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報應目的是指刑罰是作為對犯罪的一種報復、回報而存在並付諸實施。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的內容是痛苦和惡害，對犯罪科處刑罰是基於報應的原理，亦即以惡害報應惡害。報應刑論中的絕對報應刑論主張，報應刑理論是一種回溯性的懲罰理論，刑罰只是由於已然犯罪才被科處。刑罰只能是報應，除此之外，作為報應的刑罰本身不具有也不應當去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報應刑論的具體主張可進一步分為神意報應主義、道德報應主義、等量報應主義、等價報應主義和法律報應主義。

神意報應主義在西方進入中世紀以後曾占據主導地位。神意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違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犯罪行為的實施者應受到神的懲罰，神意報應主義以神的旨意作為報應犯罪的理由，並認為國家是神的代理者，國家對犯罪適用刑罰是秉承神意給予防罪人以報應。神意報應借用虛幻世界的神之旨意詮釋現實社會的刑罰，其立論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

西方近代歷史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創始人、著名哲學家康德力主道德報應主義。道德規律不但是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基本准則，同時也是國家立法必須遵守的依據和准則。因為法律價值的核心是公正，康德認為公正的實質與道德規律相符合，因此，可以認為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律的基礎是基本相同的。[1]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侵害了他人的權利，違背了道德的規律，因而應受到懲罰。康德指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識的行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則確實能與有意識的行為相協調的全部條件的綜合。------任何一個行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據的准則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據普遍法則，這個行為和每個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動上可以同時並存。」[2]犯罪和違反道德的行為一樣，都是違反了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它對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同樣構成了侵害。法律肩負著必然的道德使命。因而，刑罰權的理由和根據、國家刑罰的目的，也應求諸於道德，求諸於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和絕對理性的至上命令。康德從自由意志論及道德命令，由道德的命令又論及法律規則，從這樣論述中尋找責任的基礎和刑罰的根據。這顯然屬於一種典型的道義報應主義。值得注意的是， 康德從尊重人作為目的的價值出發，認為人是現實上創造的最終目的，對人的行為的反應只能以其行為的性質為根據。雖然惡行必有惡報，刑罰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行為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懲罰和報應。但根據理性和正義的要求，犯罪行為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格主體，國家的管理人或統治者不得將之視為維護社會秩序及預防他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與此觀點相呼應，康德還主張刑罰與犯罪對等，即根據犯罪的道德的罪過及其外在表現決定懲罰的方式和程度，實行等量報應。康德的道義報應思想及等量報應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及公共正義的要求，但由於以道德罪過來詮釋刑罰的本質，顯然混淆了刑罰與道德的本質區別。同時道德報應是不足以說明刑罰目的的，因為刑罰是法律現象，僅從道德上闡明刑罰目的，不可能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因此，道德報應主義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康德主張的等量報應的特點是強調刑罰與犯罪在侵害方式，特別是危害結果上的對等，因而其報復刑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同態復仇沒有質的不同。

（二）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預防目的是指通過對已然犯罪人適用刑罰，實現防止犯罪發生的效果。西方歷史上用預防將來再犯作為刑罰目的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羅塔哥拉，此後，古希臘另一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和荷蘭的政治思想家、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達了同樣的思想。[5]但在近代西方社會正式提出預防主義刑罰目的的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卡利亞對報應刑論持徹底的否定態度，主張刑罰之目的是預防犯罪，並進一步表明了雙重預防的思想。貝卡利亞指出：「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6]這里所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就是指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所謂「規戒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轍」，則實際上指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在刑罰的雙重預防中，貝卡利亞更強調一般預防的價值。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貝卡利亞不僅指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犯罪，而且進一步認識到預防犯罪並不能僅靠使用刑罰來達到。他認為要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必須在樹立法律權威的前提下，嚴肅執法，並應建立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同時完善對公民的教育措施。

近代德國刑法學者費爾巴哈是繼貝卡利亞和邊沁之後主張一般預防刑罰目的觀的主要代表人物。費爾巴哈以其著名的「心理強制說」對刑罰威懾的心理學根據進行了理論上闡釋，費爾巴哈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向樂避苦的心理，這就是人們實施一切行為的心理動機。犯罪人之所以要實施犯罪，是因為犯罪行為能給他帶來某種歡樂；而如果有一種犯罪後的必然結果能夠讓犯罪人承受大於犯罪歡樂的痛苦，犯罪人就會放棄犯罪念頭。刑罰就是為犯罪人設定的這樣一種痛苦。每個犯罪人在實施犯罪之前必然在犯罪之樂與刑罰之苦之間進行選擇，只要刑罰有可能帶給他足夠的痛苦，他就不會選擇犯罪。如果從刑法學和犯罪心理的角度來理解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則可以將其解讀為：刑罰是對犯罪人適用的建立在剝奪性痛苦基礎上的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懲罰是刑罰的本質屬性。刑罰在社會心理和個人心理上造成的畏懼和威懾效應，形成了人們遠罪避害的心理和思維定式。也就是說，刑罰的懲罰性和強制性壓抑了人們犯罪意念的形成和對犯罪行為的模仿。

十九世紀後半期，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逐漸產生影響。近代學派也都採用「實證」的方法對犯罪現象進行研究，加之當時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漸顯露，犯罪率急劇上升，尤其是財產犯罪大量增加，累犯 顯著增多，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趨勢。曾經備受推崇的刑罰的威懾作用及刑罰一般預防的效果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實證主義為思想方法的特殊預防主義應運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龍勃羅梭、菲利和李斯特。義大利的犯罪學家龍勃羅梭以「先天犯罪人」為依據提出剝奪犯罪能力的理論，他主張應該研究和治理的是具體的犯罪人， 而不是抽象的犯罪，應當針對各個不同的個體犯罪人的特殊情況適用不同的處罰方法，即根據刑罰個別化原則注重刑罰的特殊預防。義大利刑法學家菲利進一步發展了龍勃羅梭的特殊預防目的觀。菲利主張刑罰的目的在於對犯罪人進行改造，使其人身危險性逐漸消失，從而不至於危害社會。菲利根據「犯罪飽和法則」，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會情形，使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罰，在刑罰學說上，菲利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菲利的這一刑罰思想被稱為「刑罰替代物論。」德國刑法學者李斯特是著名的教育刑論的倡導者，李斯特主張：「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不是對犯罪行為的事後報復，而是防止具有社會危險的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刑罰是以保護有關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的利益和保衛國家的存在、安全和統治利益為目的而適用的。只有「法益保護」或「社會防衛」才是刑罰的目的和刑罰的正當化根據。李斯特還認為，刑罰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險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8]李斯特強調不同犯罪人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的差異，認為刑罰必須以每一個犯罪人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為了達到防止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刑罰目的，刑罰必須個別化。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刑罰思想在以下這句名言中灼然可見：「矯正可以矯正的犯罪，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9]

（三）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

西方國家的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又具有難以克服的片面性。為了彌補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的缺陷。西方國家的刑法學者開始探索在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之間進行折衷、調和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並由此提出了折衷主義或綜合主義的刑罰目的觀。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刑罰是由於有了犯罪而科處，將刑罰的原因歸之於報應主義；同時承認刑罰的目的，主張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或防衛社會。刑罰在價值取向上應兼容正義（公平）和功利（效益），用報應主義來限制刑罰對功利的追求，在功利主義的前提下追求公平的報應才是合理的選擇。西方刑罰理論中相對報應刑論即是絕對報應刑論與目的刑論的折衷和調和，相對報應刑論主張，刑罰雖然是對已然之罪的一種報應，但同時具有預防未然之罪的目的，即所謂「因為有犯罪，並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刑罰目的論多以折衷主義的二元論或多層次論的面目出現。如德國學者考斯特林認為：「刑罰只有在報應主義的范圍內且達到刑罰目的的必要范圍內才得科處之。」[10]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從三個方面觀察刑罰的目的，可將其作用作如下分類：對犯罪人方面，刑罰首先對犯人發揮其作用，稱之為特別預防；對社會方面，刑罰又以警戒一般社會以防後車的傾覆為目的，謂之一般的預防，而同時又有滿足一般社會報應思想的作用；對被害者方面，刑罰對被害者法益不當的侵害不能忽視，而又給予滿足的作用。[11]以英國學者哈特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刑罰的根據應視刑事活動的階段性而定。刑罰活動分為立法、裁判與行刑三個階段，與此相適應，刑罰的根據也表現為三個方面。刑罰在立法上的確定，即規定什麼樣的行為應受懲罰以及應受多重的懲罰，主要取決於一般預防的需要。在審判階段，刑罰的裁量則以報應為根據，即只有對已犯罪的人才能適用刑罰，對具體犯罪人所處的刑罰的份量應該與其犯罪的嚴重性程度相適應。刑罰執行階段，佔主導地位的是個別預防，即是說，對犯罪人是否實際執行已判處的刑罰，實際執行刑罰的方式，以及實際執行的刑罰的份量，均應以個別預防為根據，即應與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適應。[12]美國學者麥克爾·D·貝勒斯認為，在已揭示出來的刑罰的諸多基本目的中，下列幾個是較為重要的：使人們不敢實施犯罪行為（威懾）， 報復犯罪行為（報復）。改造罪犯（改造或復歸），以及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譴責）。另外一個可能存在的目的，即對人們進行社會價值的教育，與譴責密切相關，因為教育經常是通過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而實現的。[13]由此觀之，西方國家刑法上的刑罰目的論之爭，極大地豐富了刑法理論。其中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融正義觀念與目的思想於一體，對西方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對我國刑罰目的界定之借鑒意義
西方刑法中的報應主義刑罰目的觀蘊含著社會公正觀念，合理的解釋了刑罰正當化根據，由於報應論強調已然之罪對刑罰的決定作用，因而使刑罰的裁量具有了客觀標准，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人遭受不公平的處罰。西方刑法中的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強調刑罰的個別化，滿足了預防犯罪的社會需要。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將報應論與預防論予以調和，強調刑罰目的對公正與效益地追求。折衷主義的多層次說的刑罰目的觀確實提出了刑罰目的理論發展的正確方向，這種多層次說或綜合說的刑罰目的觀有著諸多可資借鑒之處。從我國的情況出發，應當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包括三個層次，三個層次的刑罰目的依次是：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法益。下面借鑒西方國家刑罰目的觀，對我國三層次說的刑罰目的中的懲罰犯罪的刑罰目的作一探討。

近代刑罰理論從人本主義出發，以人的主體性或主導性為支點，從而發展了以行為為中心的現代刑罰理論，建立起「分配主義」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14]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就是從傳統的罪刑相適應原則發展而來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含義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在確立、適用與執行刑罰時，既要考慮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性，也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該原則合理化的基本因子就是懲罰與預防，其所展示的價值取向則是公正（或正義）和功利（或效率）。雖然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既注重刑罰與犯罪行為相適應，又注意刑罰與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相適應，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立法上規定和實踐中適用刑罰時，應當以犯罪行為為客觀基礎和基本依據。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15]即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罪責刑相適應作為罪與刑關系的基本准則始終制約著我國刑事活動的全過程，而刑罰目的作為國家創制、適用和和執行刑罰的總體目標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刑罰目的決定對刑罰方法和制度的選擇與取捨。我國刑罰目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型預防論的刑罰目的觀忽略了國家創制、適用、執行刑罰活動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忽略了刑罰目的與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間的辯證關系。超出罪責刑相適應的界限而追求刑罰的功利性目的即是本末倒置。綜觀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范和司法實踐，可以看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已成為刑罰創制、刑罰裁量和刑罰執行的基本依據或核心。這實際上就承認了刑罰首先是對已然犯罪的回顧。因此，可以認為刑罰懲罰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於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罰目的應以通過刑罰懲罰犯罪，伸張社會正義作為其

E. 談談德國刑事訴訟法對你的啟示

你是法學院08即刑事班的吧！可以談其中之一的法官查證責任。
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我國經過1997刑事訴訟法修改後，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有所改善，但由於我國法院的組織體系，法官不能介入偵查，不能對偵查過程中使用的偵查手段進行事先的預防，而只能進行事後監督。所以我國刑事訴訟中既不存在像德國偵查法官，也沒有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的設置，法官只充當一個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與德國相比，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法官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在庭前沒有偵查法官的設置，只有檢察機關將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後，法官才能介入訴訟。偵查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義，但其功能主要是為了維護被告人權利，相比之下，我國的偵查機關具有相當大的偵查權利，偵查手段廣泛多樣，並且很少受到限制，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由檢察機關批准外，偵查機關有權自行決定其他一切偵查手段的行使。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負責案件偵查和起訴，呈現出流水作業的模式，從而對偵查手段的監督難以發揮實質成效。
英美法系對被告人偵查階段的保護比較充分，作為大陸法系代表的德國在刑事訴訟中表現出職權主義，但在偵查階段也有偵查法官對被告人的權利進行保護。所以對於我國現階段被告人權益保護比較薄弱的情形下，德國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其次，我國法官也可以進行審前閱卷，經過96年刑事訴訟法改革後，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度，目的是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預斷。檢察機關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將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移送至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
法律並沒有規定哪些證據是主要證據，因此由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於防止法官形成審前預斷的作用有所削弱。而且，德國刑事訴訟法中的法官庭前閱卷權利是讓法官對案件有大致的了解，從而在庭審中更好的主導證據調查，完成法官的查證責任。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法官也不再像德國刑事訴訟法中法官那樣，像一個積極的探尋者，努力發現案件真實情況。那麼這里就存在一個疑問，即這種庭前閱卷的權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呢？或者，誰來決定什麼是主要證據才能真正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預斷？我國沒有英美法系那麼完善的配套制度或者制度環境可以保障法官在消極中立的情形下，保障被告人權利和發現案件真實，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極，所以，應當對移送法院的證據材料進行技術理性規定，使法官對案情有所了解而又不先入為主，形成預斷。
最後，在庭審中，法官不負有查證責任，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強化了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但仍然保留了審判人員在法庭上的主導地位，賦予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調查權。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法庭可以採取法律規定的措施，行使調查權，進一步調查核實有關的證據。
另外，控辯雙方仍然可以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通知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法官的證據調查許可權定對雙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有疑問時，為了弄清該證據而進行調查，法官不能因為某項證據可能對查清案件事實有幫助，在雙方當事人沒有申請的情況下，進行主動調查。在德國，被告人、證人的訊問原則上由審判長為之，法官如果認為某項證據對查明案件事實有積極意義，可以主動進行調查。我國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被告人只有在某幾種特殊罪名情況下承擔舉證責任，在公訴機關提出的證據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法院將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法院並不承擔證明責任。庭審後全案移送制度，也使我國法庭審理難以徹底走出庭審走過場的泥潭。
在被告人權益得不到保障，偵查手段缺乏監督，法官庭前全案閱卷到庭後閱卷作為判決基礎的情況下，加強法官對偵查手段的監督，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維護被告人權利、查明案件真實情況有重要意義。雖然為了擺脫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使法官不再積極查明案件事實，但在相關配套制度沒有建立的情況下，過分削弱法官的職權，被告人沒有足夠的實力與檢察機關對抗，最後庭審仍然避免不了走過場，被告人權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只是由法官超職權主義變成了偵查機關的超職權主義。

F. 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特點,優缺點。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 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構成要件的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應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各要件之間的邏輯關系必須明確。根據這種遞進式結構，在將某一行為認定為犯罪時，須進行三次評價，構成要件該當性是事實評價，為犯罪提供行為事實的基礎；違法性是法律評價，排除正當防衛等違法阻卻事由；有責性是主觀評價，為追究刑事責任提供主觀根據。以上三個要件，形成一個過濾機制，各構成要件之間具有遞進關系，形成獨特的定罪模式。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構成要件該當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可推定構成犯罪；存在違法性，原則上可推定行為人有責任。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考慮一般情況，其評價標准對所有人平等適用，違法阻卻、責任是考慮特殊、例外情況，當存在例外情況時，遞進式推理即中斷。

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的特點
英美法系沒有大陸法系系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但長期的刑事司法活動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犯罪構成。
（一）"合法辯護"地位特殊
一般認為英美法系犯罪構成具有雙層次的特點，即有實體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和訴訟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後者指"合法辯護"。大陸法系將後者內容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內，從反面來填補犯罪構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則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外獨立成章，直接定名為"合法辯護"，合法辯護作為廣義的犯罪構成要件中的消極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訴訟采當事人主義模式，強調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主體地位和訴訟作用，使他們在訴訟中積極主動互相對抗爭辯，而審判機關則只起著居中公斷的作用。刑事訴訟主要通過控辯雙方對證人的交叉詢問來推動。這樣的訴訟模式決定了其犯罪構成要件的特點，集中體現的就是"合法辯護"。
（二）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民間司法資源之於國家刑罰權的對抗作用，發揮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積極性，在動態中實現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權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礎。在這樣的體制下，一切是與非都交給法院來判決，警察只是負責維護社會的安全。因此違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辯這個環節，即訴訟法的環節，這樣也是合理的。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通常將違法性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主要研究違法阻卻事由，例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論中，並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合法辯護理由，在犯罪構成加以論述。而在訴訟中僅把其作為合法抗辯理由。而在我國和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中，違法性僅是犯罪的一個特徵，在恆定是否社會危害的時候用。
（三）舉證責任分配特殊
在訴訟中，實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實際危害和應承擔刑事責任的，控方的證據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被告人則沒有協助證明自己實施犯罪行為的義務。在行為特徵符合犯罪實體要件後，如果行為人能說明自己不具有責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說明行為是合法的，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再或者是說明有其它免責的情況，如認識錯誤、被脅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負刑事責任。可見英美法系在訴訟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構成的內容，雙方當事人可以積極主動地參與訴訟活動，與訴訟活動的緊密聯系，增加了犯罪構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義和程序公正，認為如果犯罪構成僅僅反映犯罪而無法體現定罪過程，只能是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權宣言"社會保護機能的單方體現會忽視甚至會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其犯罪構成正是應此理念設計。控方就被告人的行為和心態作出有罪指控，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辯方就指控提出辯護證明行為沒有實際危害或主觀責任，也就是所謂的"合法辯護"。合法辯護在此過程中發揮著突出作用，它從反面來說明行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實質則在於限制所能認定的犯罪的行為范圍，並且通過控辯雙方對抗的直觀審判進程來實現刑法的人權保護機能。

G. 德國刑法學總論的介紹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一套兩卷本成果中的第一卷。這套書說明了德國刑法一般原理的法學基礎。

H. 簡述刑法的特徵

戴某在福建省古田縣某銀行工作。1990年1月1日起，戴某與銀行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並約定銀行可以解除或終止合同的情形包括用人單位因經營虧損、機構改革和調整等。合同期滿後，雙方未續訂勞動合同，但戴某繼續在原單位工作。後銀行採用投票記分、末位淘汰的方式進行裁減職員，經投票，戴某被列入淘汰名單上報寧德市分行。寧德市分行以「裁員增效精減分流」為由下達了《關於解除戴某勞動合同的通知》和《關於解聘戴某聘用制幹部的通知》。戴某因此與所在單位發生爭議。

，《勞動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勞動合同期滿或者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出現，勞動合同即行終止」的規定，並非是用來約定「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因為這一條款當中所謂「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出現」是指雙方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對因意外事件的出現和當事人失去履行合同能力而不能繼續履行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所作出的前瞻性的終止合同效力的約定。

什麼是「末位淘汰」？這種制度硬套在對企業職工的勞動管理上合適嗎？

「末位淘汰」是「舶來品」。它源自美國，如GE、惠普都推行了末位淘汰制。這是與在GE中做人力資源管理的傑克·韋爾奇有著密切關系的，他創制出了「活力曲線」，為「末位淘汰制度」奠定了基礎。也可以說，在GE，末位淘汰制度是成功的。

我國也有某些知名大企業在推行這套制度時，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海爾集團的「三工並存、動態轉換」，萬向集團的「階梯式用工、動態式管理」以及山東濰坊電業局的「分線管理」等。

所謂「末位淘汰」，是指用人單位根據其具體目標和企業戰略，結合各個具體職位的實際情況，制定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並以此為標准對員工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對績效靠後的員工進行淘汰，而不管這些員工的績效水平是否高於組織績效考核標准線的績效管理制度。換句話說，末位淘汰制度，就是用人單位自己制定一個考核標准，然後對員工進行考核，經過考核後將排名相對靠後的人員予以淘汰、辭退的一種管理方法。

刑法的特徵

刑法是指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這些特殊性是刑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存在的主要依據，也是我們研究刑法的邏輯起點，刑法中的許多問題都是由這些特點引出的。關於刑法有哪些特點，理論上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刑法的特點應當包括以下四點。
（一）刑法的強制性最為嚴厲
（二）刑法的保障性
（三）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范圍更廣泛
（四）刑法的謙抑性、最後手段性
刑法上述四個特點是相互聯系的。刑法的強制性最為嚴厲這一特點是刑法最根本的特點，它派生了其他特點。刑法的上述第二個特點是利用刑法嚴厲性的結果，第二個特點又進一步引伸出第三個特點，而第四個特點是限制刑法嚴厲性的結果。
第二、三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又是對立的。從刑法的保障性看，刑法的保護范圍越是廣泛，刑法的觸角延伸得越廣，保護的力度越強，就越有利於刑法保障功能的發揮；但從刑法的謙抑性角度看，刑法負作用很大，需要內斂，刑法的觸角不能無限擴張，否則就容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刑法的觸角超出了一定的范圍，就會與公民的自由發生沖突。可以說，全部刑法都是圍繞著利用刑罰的嚴厲性懲罰犯罪和限制刑罰的嚴厲性防止刑罰的濫用這一對矛盾展開。由這一對矛盾引申出刑法中一系列的問題以及決解這些問題的刑法原則和制度。如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問題、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問題等。

差不多了-

I. 1871德意志刑法典簡介

全文358條，分總則，分則兩編，總則5章，分則28章
總則5章,規定適用范圍、犯罪、行為的後果、親告和時效。分則28章，規定各種具體罪行和法定刑。這部法典是經過多年准備和反復爭論後制定的，對各種犯罪行為規定得相當詳細,不僅罪行種類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規定了在不同情節下法院應採取的措施，以減少分散的單行法規，並給法院以裁量的餘地。該法典的主要特點有：①採取報應刑與矯正刑相結合的量刑辦法；②實行多種多樣的保安與矯正措施;③絕對廢除死刑;④無期徒刑僅限於個別犯罪（如發動或准備侵略戰爭、謀殺、以滅絕種族為目的而殺人）；⑤嚴格限制適用短期自由刑（6個月以下）,而代之以罰金；⑥實行「日數罰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則各條中只規定處罰金而不定數額，法院在判決時，根據罪行和被告經濟情況,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馬克)內,宣告被告應處若干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若干馬克,共應繳納罰金若干馬克。日數罰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蘭刑法首先採用，後來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麥(1939)各國陸續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