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特定性

㈠ 如何理解商法的公法性特徵試舉例說明之。

商法的公法性不是與生俱來的，是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產物。商法的本質屬性是私法，公法性的出現源自於「商人基於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原則而實施的行為極有可能侵害他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 的潛在危害性。也就是說，公法性是商事關系復雜化後，在商事主體依靠習慣法難以避免商事行為的危害性、需要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商法公正性在世界展露頭腳是在20世紀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變革和生產力的不斷社會化及企業規模的擴展，現代市場經濟出現了從單純市場調節向著市場調節和國家調控相結合的方向發展。西方經濟的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逐漸被國家干預和調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取代。國家不僅加強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也加強了對私權的調控。在商法領域實行了大規模的公法干預政策，其典型方式是「向傳統商法輸入刑法、社會法等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 這樣，意思自治的商法領域溶入了大量國家強制性規范，使完全私法性質的商法具有了顯著的公法性特徵。

商法公法性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復雜化。
具體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國家政權統一的需要。商人團體依靠自律、自主行使權力缺乏國家強制力，尤其在市場經濟發展以後，不正當競爭、壟斷、侵害消費者利益等危害行為需要國家強制力的干預；而國家政權本身為了國家、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有自我擴張的慾望，將商人進行自律管理的權力納入國家職權是國家政權統一的需要。
（二）、對一些新的商事主體交易方式的不信任。如18世紀初法國和英國的股票風潮，許多小股票持有者大規模破產，這就導致了社會對股份有限公司這種新的商事主體的不信任， 而國家干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保障弱小商事主體的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三）、對「公益與私益」的誤解。 人們易把商法誤認為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只服務於特定個人的利益，與現代社會的平等精神相違背，只有公法才服務於公益，從而讓公法進入私法領域成為人們的「美好願望」。

商法中公法性的內容主要體現在：
商業登記制度、商業賬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組織形態、公司章程的法定事項、公司股份轉讓與公司合並的條件與程序等規定；破產法中的和解整頓、債權人會議、破產財產范圍、債務清償順序等規定；證券法中的證券發行、承銷證券公司的報告義務、證券上市、證券公司的設立、證券監督管理等規定；票據法中的票據種類、票據行為的有效、票據抗辯限制制度、匯票和本票的出票人等規定；保險法中的責任准備金、再保險、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的監督管理等規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記、運輸單位、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抵押權等規定。
另外，公法性在商法的基本原則中也有體現，主要體現在商事主體法定原則和保護交易安全原則。如為了保證市場交易基礎的穩定，各國商法對市場主體採取了商事主體類型法定、商事主體內容法定和商事主體程序法定；為了維護商主體的正當交易行為、減少交易風險，各國商法對商行為的調控往往採取強制主義、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和嚴格責任主義，使商法具有明顯的公法性傾向。

㈡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2)商法特定性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㈢ 商法的特徵

具有調整行為的營利性特徵，又具有商主體嚴格法定等原則。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

在我國，商人主要包括：

（1）個體工商戶和個人獨資企業；

（2）合夥企業：與獨資公司相對，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然人通過訂立合夥協議，共同出資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組織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業法人；

（4）聯營企業：聯營企業(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兩個及兩個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法人或事業單位法人，按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共同投資組成的經濟組織。

（5）外商投資企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共同投資或者僅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

(3)商法特定性擴展閱讀

商行為的規制原則主要有三種：

（1）主觀主義原則。主觀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以商人概念為出發點，在此基礎上推導出商行為的具體形態，並以列舉的方式揭示出商行為的范圍。大陸法系國家採用主觀主義立法原則的主要有義大利，德國，瑞士等國。

（2）客觀主義原則。客觀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以行為的客觀性作為出發點來確定商事行為。《法國商法典》創造了這一原則，而《西班牙商法典》則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原則。

（3）折中主義原則。折中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在主觀主義原則和客觀主義原則基礎上，依據行為的客觀性和商人的經營方法兩個標准來確定是否屬於商行為。日本現行商法典和法國修改後的商典法採取該立法原則。

㈣ 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山東

商法在我國能否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根本的依據是看它有沒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所謂「特
定的」調整對象，就是說商法所調整的社會經濟關系是否不同於民法、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經濟關系。如果商
法所調整的社會經濟關系完全被民法和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所包容，則商法就沒有自己的特定的調整對象
，商法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試圖從研究商法的調整對象入手，研究其
「特定性」，並且分別將商法的調整對象與民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相比較，從而劃清商法、民法
和經濟法三者之間的界限。
一
商法的調整對象是指商法調整什麼樣的社會經濟關系。它是商法學研究的起點問題，也是核心問題，因為
它直接關繫到商法的地位和命運。因此，商法理論研究的任務就在於科學地探索並界定商法的調整對象及范圍
。
由古及今，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古代簡單商品經濟階段、近代自由市場經濟階段和現代
市場經濟階段。與商品經濟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相適應，產生了三種不同性質的調整商品經濟的法律，即古代
簡單商品經濟產生了民法，近代自由市場經濟產生了商法，現代市場經濟產生了經濟法。
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制，出現了簡單商品經濟的萌芽。到了奴隸社會初期，簡單商品經濟逐步緩慢
發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過市場交換的產品，這就必然產生了以商品、市場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簡單商品
經濟關系。作為所有制和商品交換關系法律表現的私法也應運而生並發展起來，其典型便是古代羅馬的私法，
後世稱為民法。民法的個人本位、權利能力平等、契約自由、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則及其相應
的法律制度，集中體現了這種簡單商品經濟關系的性質，准確而有效地調整著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經濟關系。
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確立以後，簡單商品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這時的商
品經濟，從交易規模上說，已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商品交易；從交易空間上說，已超出了國界；從交易時間
上說，也不僅僅是現貨交易；從交易范圍上說，從有形商品擴展到無形商品，從實物商品市場擴展到技術、金
融、勞務等多種商品市場。原先作為「簡單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前的商品生產的完善的」〔1 〕民法，顯然已
經不能適應發展了的商品經濟即近代自由市場經濟的需要。盡管民法調整領域不斷擴大，內容不斷更新，但是
「民法不可能將『平等主體間發生的所有財產關系』全部納入自己的調整領域」〔2〕。於是，適應這種以組織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門——商法便應運而生。如果說，民法調整的是簡單商
品經濟的話，那麼，商法則是調整大規模發展條件下充分競爭的近代自由市場經濟關系。這一經濟關系的性質
確定了商法的調整對象只能是營利性主體的營利行為。因為民事主體之間進行商品交換的目的，是實現商品的
使用價值，即民事主體是為自身的需要而進行商品交換，是「為需而買」；而商事主體之間進行商品交換的目
的，是為了營利，是「為賣而買」。營利主體要營利，必須要求商品交易行為具有簡便、敏捷、確定、安全、
公平的屬性，因此，對營利性主體的營利性行為，必須採用不同於民法的一般原則來調整，即採用一整套特有
的與商事行為的特點相適應的商事原則來調整。例如，商事行為在形式上，只要交易行為當事人相互同意，其
契約即可成立，不必履行特定的方式，目的在於謀求交易的簡便；在商事代理中，通過不署名的方式避免一系
列中間環節，簡化交易程序；在時效制度上，通過短期時效與交易形式的定型化、權利的證券化等制度，縮短
交易周期，實現交易的敏捷；與交易的公平性相適應，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則；由交易的確定性與安全性的要
求所決定，商法體現了強制主義、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嚴格責任等原則。上述原則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則，貫
穿於各項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卻不能稱為基本原則，民法中有的制度雖然也有類似規定，但僅僅是個別的規
定而非普遍現象。例如短期時效、外觀主義等制度均是如此。由此可見，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決定了其調
整原則的特殊性，而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和調整原則的特殊性，決定了民法不能調整商事行為，商法應當作
為一部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區別於民法。在自由市場經濟時期，經濟運行主要靠價值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
」來自發調節，國家並不幹預經濟。但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導致了壟斷，導致了日益頻繁嚴重的經濟危機，造成
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從此開始運用多種手段干預經濟，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國家通
過制定法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便產生了經濟法。所以，經濟法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現代
市場經濟關系必須靠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來共同調整。
我國商法將營利性主體的營利行為所引起的經濟關系作為調整對象，體現了我國商法調整對象的兩大特點
。首先，我國商法只調整營利性主體。對非營利性主體，如民事主體，商法不作調整；即使對非營利性主體偶
爾從事的營利性行為，商法也不作調整。因此，商法調整的前提是營利性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營利性主體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從商法角度講，這種市場經濟主體應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必須實施營利性行
為；第二，必須以實施營利性行為為其經常性的職業或營業；第三，必須具備以上條件，依法取得法定資格，
領取營業執照。因此，凡是取得法定資格，領取營業執照，從事營利性行為的個人和組織，都是我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主體即商主體，接受商法調整。現代商法中，這種市場經濟主體包括商個人、商法人和商合夥。現代
商法也就是對個體商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特別是公司企業進行系統調整的法律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現
代商法乃是現代企業法。其次，我國商法只調整營利性主體的營利行為，不調整營利性主體的非營利行為，營
利性主體的非營利行為分別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調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市場經濟主
體參與市場交換的行為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行為，商法調整商事行為的目的，就是要規范商主體的市場交換行
為，使之符合市場運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則，都是這種導向的具體措施。所以，從這個意
義上說，現代商法就是現代市場法。
總之，商法把營利性主體的營利性行為，作為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並採用與之適應的特殊的調整原則，
表明商法區別於其他一切法律部門，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商法應當區別於民法和經濟法而獨立存在。
二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過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試驗，終於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而市場經
濟機制有序有效地運行，則要以一整套體系完備、內容合理的交易規則與公平競爭機制為先決條件，在這一點
上法學界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加強以商品經濟為核心，以人的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為基礎的民商立法成為
人們的普遍主張。但在具體立法模式上，目前民商法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堅持民商合一；另一
種觀點堅持民商分立。筆者認為，從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調整對象來看，實行民商分立，更有利於調整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關系，促進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關系，兩者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門，但是
，商法與民法的調整對象不同，商法是以組織（企業）為本位調整營利性主體的營利行為的法律；民法是以個
人為本位調整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調整對象，決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
以下幾個方面的區別：首先，兩者價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價值取向的重心在於維護企業的合法營利；民法
價值取向的重心在於社會公眾民事權益的和諧和協調。其次，兩者調整范圍不同。商法調整平等的營利性主體
，民法調整平等的非營利性主體；商法調整動態的財產關系，民法調整靜態的財產關系。再次，兩者的調整手
段不同。商法屬於私法，當然採用私法調整手段，但是，由於商法所調整的營利行為，不可避免地要與國家管
理職能發生聯系，如與稅收、結算、工商、金融、財政等等國家管理部門發生聯系，必然引起國家對商事行為
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預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須兼顧採用某些公法調整手段，如在公司登記以及公司、票
據、海商、保險等商事法規中對商事犯罪的規定。商法從私法的放任主義到干涉主義的現象，被稱作「私法公
法化」；而民法是純粹的私法，完全採用私法調整手段即「意思自治」，只要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不妨礙社會公
共利益。最後，兩者法律規范各有特點，具體表現如下：（1 ）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具有純粹性，都是純粹的
財產關系，而民事法律規范的內容具有復雜性，既有財產關系，又有人身關系。（2 ）商事法律規范具有技術
性，為確保商事交易的安全與效率，大多數商事法律規范是技術性規范，而民事法律規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倫
理性規范占很大的比例。（3 ）商事法律規范是任意性規范和強制性規范的有機融合，而民事法律規范中強制
性規范很少。（4 ）商事法律規范具有易變性。商事法律規范的制訂和修改較民事法律規范更為頻繁。（5 ）
商事法律規范具有國際性。商事交往沒有民族、地區的限制，現代社會通訊先進，交通發達，國際貿易發展迅
猛，需要大量的國際間共同認可並遵循的商事法律規范，因而，在商事領域制定統一規范，要比民事領域更有
必要，也更為容易。
正是因為商法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調整范圍和調整手段，因此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與傳統民法分
離開來，實行民商分立。這也是實行民商合一僅起到形式上的機械合並而不能使二者有機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
三
為什麼政企不分在我國長期以來得不到解決，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長期以來我們否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導
致公法私法不分，過分強調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則取代私法原則。這種立法指導思想完全適應計劃經濟，但
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不協調。當今，我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解決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
必須劃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確經濟法和商法各自的調整對象，以便在經濟關系中充分發揮商法和經濟法各
自的作用。
經濟法是以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在國家和市場主體之間形成的具有突出經濟內容的權利義務關系作為自
己的調整對象。〔3 〕由此可見，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經濟法屬於以國家為本位的公法，體現公法原
則。其調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如國家對市場、價格、信貸以及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的干預，均採用了強制
性的公法調整手段，而商法雖然有公法化的現象，但其基本屬性還是私法，體現私法原則，主要採用意思自治
私法調整手段，所以，經濟法和商法兩者各自不同的調整對象決定了兩者性質不同，兩者的調整手段也不相同
。
在我國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模式後，經濟體制發生了重要轉變，即由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計劃調
整為主，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調節為主，這種轉變必然引起我國經濟法調整范圍的縮小和商法調整
范圍的擴大。表現在微觀經濟關系方面，如國家對市場經濟主體及其行為的管理方式，由原來的直接管理為主
，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即國家通過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賦予市場主體獨立的經營主體地位，維護其經營自
主權，規范市場競爭的規則，保障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發展市場經濟，提高了商
法的地位，擴大了商法的調整范圍。但是，「我們不能隨之產生輕視或否認經濟法作用的思想傾向。」〔4〕因
為商法調整市場經濟關系的地位加強了， 並不意味著完全放棄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發生了變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轉變為指導性的間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轉變為法律手段，因此，國
家經濟管理職能的存在，決定著調整這種經濟管理關系的經濟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種認為實行市場經濟，經濟
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商法屬於私法，它只調整微觀經濟關系，經濟法屬於公法，它側重於調整宏觀經濟關系，但對微觀經濟也
有所調整，如國家對企業的經濟管理。所以會出現對同一對象，商法和經濟法從不同的角度分別進行調整的現
象，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也是普遍的現象。例如《企業法》，由於企業在其組織和行為中往往發生多種社會
經濟關系，從而應由多種部門法調整，其中商法調整企業內部關系和企業與外部各平等的營利性主體之間的經
濟關系，而經濟法則調整企業同國家之間的經濟管理關系。於是在同一部《企業法》中就包含應分屬於商法和
經濟法的不同的法律規范。在法律部門的劃分中，一般地，我們將企業法、公司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
劃歸於商法，因為這些法律中含有商法規范的成份多。而一些具體的領域、特殊的部門和企業，必須由國家進
行統制管理，則經濟法的成份佔主要部分，應將這些法律劃歸於經濟法。例如破產法、農業法、森林法、郵電
法、鐵路法、銀行法都屬於經濟法。
總之，商法和經濟法都是保障現代市場經濟有序運行不可缺少的兩種法律保障機制，商法是保障市場調節
即「無形之手」有效運作的法律機制，經濟法則是保障國家調節即「國家之手」有效運作的法律機制。兩者相
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國長期以來忽視商法的情況下，尤其需要強調商法，因為強調商法，堅持市場主體權
利能力平等，有利於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端，有利於企業迅速轉換經營機制，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
根據上述對商法調整對象的具體研究，以及商法與民法、經濟法不同的調整對象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
出以下結論：如果將社會經濟關系分成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那麼
，在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中，平等的營利性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商法調整，平等的非營利性主體之間的
經濟關系則由民法調整。而在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中，國家對市場主體進行間接調控所產生的經濟關系
則由經濟法調整。因此，商法與民法、經濟法一起共同調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以保障和促進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
▓

㈤ 商法的性質

對於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商法，其性質是什麼，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界雖未見有學者
以「性質」為篇名作系統的闡發，但許多學者在談到商法的特徵時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內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商法的性質即商法的本質屬性，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此處並不涉及其政治性質問題，因
為中國法律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從商法產生時起，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者就認為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屬於私法范疇。也
就是說，商法的首要性質是私法。對於商法這種性質的揭示不僅適合於19世紀的歐洲，同
樣適合於當代中國。
關於當代中國是否應採用公、私法的劃分問題，在國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後被法學家提了出來，盡管如同國外的情況一樣有少數學者持
否定的態度，但較為多數的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
家的前提。」①依區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標准，商法的私法性質十分明顯。
第一，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是一種平權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關系是發生在商事活動中的商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商人或稱商事主體是市民社會的
主體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等。它們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場之中實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實實在在的「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體，商事關系屬於私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商法規定的權利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核心是商事主體擁
有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范圍內的充分的經營自由，以實現其營利目的。為達到這一點，商法首
先要以嚴格主義(強行性規范)確立商事主體的主體地位，賦予其商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
力;其次，是必須確保商事主體的意識自治，以使其通過自己的獨立的行為去享有權利和承
擔義務，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是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的存在。例如，關於商行為，在許多情
形下，只要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均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或自行訂
定。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揚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講座》，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頁。
一14一
第三，不論是商法的任意性規范，還是其強行性規范，都以確認、保障和促進商事主體
的營利為宗旨。商法關於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調整機制並不是保證每一個商事主體都獲利，實
際獲利的數量與當事人主觀願望的差異，是由當事人雙方能力決定的事情，商法對此不加干
預。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競賽規則為己任，向所有依法
經營的商事主體提供公平獲利並將其合理地分配於投資者的一般性條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無利可得，就違反了交易在分工條件下使雙方皆獲利的本質，尤其是在交易中發生欺詐、脅
迫行為，商法則對此嚴加干預。很顯然，這一機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私法的調整
機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議。在一些人看來，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對於此論，我們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區分層面的問題和對商法概念的理解問題。
依我們的理解，公私法的區分主要是從法律規范的層面著眼的，雖然有時也及於其調整
領域和法律文件，但對於後二者而言，這種區分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在現代社會中，一則
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達到平衡，二則一定的社會關系范圍往往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綜合調
整，如財產權和人身權既需要民法保護，也需要刑法保護。亦即存在一些學者所謂的「私法
公法化」的現象。如果僅以法律規范為考察對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比較清楚的，私法規
范從沒有「公法化」過。
正如一些權威著作總結的那樣，商法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定的術語。①學者們在回答什麼
是商法時，都要從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上加以闡述。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義的商法中，其法律規范無不包括私法規范和公法規范兩大類。再加上當代世界是一個國
際往來十分活躍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每一類商事規范又都含
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我們認為，通常所指的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的商法僅指商私法規
范，且以國內法規范為主。正如後文將要談到的，商法的意義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義上的。如此則其中商公法規范應當歸入經濟法或刑法之中。如果從立法(法律文
件)這一層面去著眼，則當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結論，然而卻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別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這一點。總不能說，其中的刑法規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別法吧!其實，「商法公法化」的准確說法是「商事活動的公法調整得到加強」，
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單純地只由私法規范調整的領域演變成以私法規范調整為主、為
基礎，公法也將其納入自己調整范圍之內的態勢。明顯的例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
和人身關系由私法調整，但是平等主體之間只存在私法關系嗎?顯然不是，許多犯罪行為均
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當然應當由刑法(公法)進行調整。商事領域同樣是如此。
因此，單純地說，「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確切的。就形式
意義的商法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來說，則是不準確的。否則，一方
面劃不清商法同經濟法的關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會被各個領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現所謂的
商刑法、環境刑法、經濟刑法、文化刑法等。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是從這些方面進行科
學研究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商法的第二個性質是實體法。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來的做法。按照羅
①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年版。第120頁。
馬法上的公法與私法的概念，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范疇。直到《拿破崙法典》制定時，作為
程序法的民事訴訟法已被從私法中分離出來作為公法處理。①雖然法國於1807年頒布的商
法典中專門規定了商事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1958年法國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沒有變動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數國家並未單設商事訴訟程序法，而將商事糾紛依
民事訴訟程序法處理。考察各國的形式意義的商法，可以發現其法律規范大量的是實體性規
范，雖然也存在有一定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如公司登記的具體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體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國家主管機關究竟應如何辦理，則因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瑣細的規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實施性規定的出台始為實用，而這些具體的規范性質上則屬於
經濟法規范(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規范)。另外，破產法從其發生來看本屬於傳統的
商法之中，一些國家規定，破產只適用於商人而不適用於一般的民事主體。然而，破產法在
性質上主要是程序法(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經濟法規范)，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
體系化追求的強化，應當不再將其認為是商法，個中理由就與人們不將民事訴訟法歸於民法
是一樣的。②總之，現代商法已經從傳統的實體法程序法合二為一的商法發育而成實體法的
商法。
在我們看來，商法在性質上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有人認為商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
法—國內法—國際法」。從表面來看，此論好象不錯。但仔細思考一下，我們覺得似乎
不太准確。
誠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時期就已表現出國際法的特徵，形成於中世紀的商事習慣法特別
是海事習慣法實際上已被歐洲大陸各國的商人普遍接受並適用其商事活動，當時的商人團體
甚至視商法為「國際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習慣法可以與現代國際
法同日而語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那時的商事習慣法充其量是具有國際法的某些特徵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於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已是國際范圍內的大市場，國家間商品的流通和人
員、資本、勞務的流動日趨自由，於是商法的統一化、國際化趨勢得到加強，一系列的國際
商事公約、協定和地區性的商事公約逐漸問世。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是這種事
實，仍然得不出現代商法是國際法的結論。一則，是否參加這些公約，對這些公約中的某些
條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一國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可以參加某公約也
可以不參加某公約，即便是國際市場的動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約，還是要經過一國以主權形式
表現出來;二則，現代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的做法是，並不因為有國際性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存
在而不進行國內商事立法，也就是說，國內商事法規范與國際商事法規范是同時存在的，國
內立法只是吸取國際上的先進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國際商事規范直接代替國內商事規范。歐
共體國家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歐共體畢竟只涉及幾個國家。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
的「商法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商事法律規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國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規范包括了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部分，國內法規范是基礎，是佔主導地位的。

㈥ 論商法的主要特點

商法的特徵主要有四：

1. 保護營利性

所謂保護營利性，是指商法對依法追求營利的商事活動採取鼓勵而非壓制、保護而非打擊甚至積極創造條件而非消極抵抗破壞的態度。恰如學者所言，「商事法與民法，雖同為規定關於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於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7]

商法的保護營利性，既是商的營利性本質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商事活動正常開展、維持商事秩序健康穩定的必然需求。法律發達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其保護營利性的規定頗多。如在德國商法中，商事給付的報酬請求權的成立不以交易雙方當事人事先的約定為必要前提，其商法典第354條第1款規定，在從事其營業時為他人處理事務或提供勞務者，即使無約定，仍可以就此按在該地點為通常的數額請求傭金；並在涉及保管時，請求倉庫使用費。再如法國1953年9月30日法令商業場所租賃法律制度中，對商業承租人給予了特別保護，其一方面在商業租約到期後享有租約延展權，或在被剝奪租約延展權時有權要求給予補償，以彌補其由於遷移商業資產而帶來的顧客量方面的損失；另一方面商業承租人還可以在主要活動之外附帶從事其他的輔助性或補充性活動，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完全改變他所從事的活動，而毋須事先得到出租人的同意。[8]

不可否認，我國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中也存在一些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如依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而金融機構借款則須根據借款期限等情況支付利息。但亦須看到，我國相關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相當不健全、不完善，這給商事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甚至損害，必須引起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2. 自主性

所謂自主性，是指商法有自己的發展動力、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自己的發展軌跡。學者對此進行了正確總結，「整個商法體系都處在一種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表現為在數個世紀中不斷地把過去展現於未來，表現為一種自主的發展。」[9]

商法發展的自主性主要來源於受其調整的「商」的客觀性和自主性，「商」實踐的營利性與營業性先天地排斥外界的過多干預，「商」實踐中規則的形成、內容及其遵守，也更多地來自「商」實踐主體——商人的自發的平等、公平、信用等理念以及「商」實踐內在的營利、快捷、安全等需要。商規則產生、發展的歷史即為明證，「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律------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10]，在這一過程中，「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11]。「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同意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的壓力的影響。」[12]商法「是為所有王國和聯合體的權威所認可的習慣法，而不是由任何君王的王權所確立的法律」[13]。

商法從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法律的過程，呈現為一種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不能否認「自覺」的重要意義，其可以構成對「自發」的一種整理與提升，但其不能完全脫離更不能背離「自發」的內容與本質。德國最高法院於1923年指出，「貿易交往不僅對個別消費者，而且對整個民族承擔著滿足不斷變化的生活和經濟利益需要的使命，為完滿達到這目的，貿易交往應盡量少受強製法律規范的制約，而主要按自身的規律和需要發展。」[14]商法自主性的重要表現和內在要求就在於，商法規則的制定、內容、形式等，須建立在對商實踐的需要和規律的正確把握基礎上，盲目、恣意甚至違背商實踐客觀規律的商法規定必將構成對商實踐的阻礙或損害，並最終被商實踐的偉大力量所淘汰。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尊重。

3. 發展性

所謂發展性，是指商法較其他部門法表現出更為明顯的能夠順應實踐的發展及其需要而適時、及時地作出相應變化調整的特點。正如卡多佐引用一位英國法官的話所言，「商人法，不是固定的和僵硬的，它的生長並沒有因為被裝進法典而受到了抑制；用首席大法官柯克伯恩伯爵在古德溫訴羅伯特(Goodwin v. Robert L. R. 10 Exch. 346)一案的話來說，它能夠被延伸和擴大來滿足貿易的需要」。[15]

商法的發展性主要由「商」的本質所決定，商活動主體是一群善於權衡利弊、精打細算、趨利避害的商人，他們極富投機意識和創新精神，其從事商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營利，對於利潤可謂目光敏銳行動快捷。在商的世界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利潤。這種利益驅動機制及其帶來的快速、敏捷、超前性，在商人的商活動實踐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商人總能創造出五花八門樣式繁多的方式獲取利潤，這也要求調整「商」的商法規則必須隨形勢發展快速更新有關規定，否則將成為商實踐發展的絆腳石。

商法發展性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國商事法律的修改頻率。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隨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等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或調整實屬正常且必要，但商事法律的修改變化之快表現尤為突出。以日本商法典為例，其自施行以來，已經經過35次修改或補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補充次數最多的法律。商法發展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大量商事單行法的制定。商事實踐共性很強，但並不因此否認個性的存在，實際上隨著商實踐的復雜性、專業化、專門化的增強，制定商事單行法以分別規制已屬不得已而必要且必然之舉。如法國存在商法典，但又不得不頒行大量單行法，如1917年工人參加股份公司法、1919年商業登記法、1925年有限責任公司法、1930年保險契約法、1935年票據統一令及支票統一令、1936年海上物品運送法、1942年證券交易所法等等，同時對商法典作了相應的修改。

商法的發展性使得那種試圖通過嚴密邏輯推演規定諸多概念制度構建封閉自滿永久適用商法體系的想法完全成為一種幻想，也要求我們必須保持對商事實踐足夠的觀察力和敏感性，適時對現有商法規定進行相應修訂，從而在商法的穩定性和發展性中間尋求合適的平衡點。

4. 國際性

所謂國際性，是指相對於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各國商法規則在內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更高程度的共通性或一致性。對此，威廉·米歇爾曾言，「每一個國家，甚至還可以說每一個城鎮，都有它自己的一種商法，但所有這些商法都不過是同一種類的各個分支而已。在每個地方，商法的主要原則和最重要的規則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是趨於同一的。」

㈦ 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

商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指由營利性主體從事營業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

㈧ 論述商法的基本特徵

商法具有調整行為的營利性特徵，又具有商主體嚴格法定等原則。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險法、合夥法、海商法、破產法、票據法等。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別法。民法對商法具有指導意義，商法具有補充、變更和制約民法的功能。

商法與經濟法的區別主要在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作為商法的主導原則。經濟法強調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的介入，以國家政策為主導原則。商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指導著商業主體的交易活動。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應以誠實、真誠的精神狀態行事。

不應欺詐、脅迫或濫用自己的權利，還應履行法律或協議未規定的必要義務。總之，誠信原則在商法中的作用是引導商事主體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8)商法特定性擴展閱讀：

商法的起源：

商法這一概念最早起源於古羅馬時代的商事規約，而近代意義上的商法則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它於1807年在法國商法典中正式確立，今天已被大陸法系國家廣泛繼承。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法十分落後。

20世紀初以來，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商法主要是引進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改革開放後，也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許多商法。

㈨ 關於商法的特徵描述正確的是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㈩ 3、舉例說明商法的營利性特徵。

商法的營利性

營利性是指經濟主體通過經營活動而獲取經濟利益的特性。商法主要規范的是商事主體的營利行為。其實商人總是與營利聯系在一起，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其直接和主要目的就在於營利，這是被各國商法所確認的。從這一角度而言，商法也可稱為「營利法」。[2]
商法的營利性還反映了商法與民法的區別。商法只調整經濟關系即財產關系，而民法除調整財產關系外還調整人身關系；商法調整的財產關系直接發生於商事領域，都是有償的、營利的，而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並不都是有償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法調整的財產關系集中發生在若干特殊的商事領域，如公司、海商、保險等，而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是一般狀態的財產所有關系和流轉關系。
市場經濟具有功利性的特性。為了實現營利的目的，商法對於商事主體的條件做出了規定，即民事主體只有具備了營業能力才具備了成為商人的條件，具體包括：
（1）具有營業財產，其不同於一般財產之處在於它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有組織的財產。這種財產是區別於商人用於私人生活消費的財產的特別財產，能夠成為轉讓、租賃的擔保的客體。
（2）有自己的商號。商人應是以自己的名義從事商事活動的人和組織。商號，是商人在營業上表現自己的名稱，或表現其營業自身的標志。
（3）必須進行商事登記並進行公告。公告與登記事項應該相同，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
營利是商法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價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而正是這一特殊性，加強誠信原則對商事活動主體的指導作用有更重要的意義。為了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防止商事主體過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產生不正當競爭，坑害消費者，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利用好誠實信用原則的彈性規定，依據法官的自由裁量對商行為作出評價，是保護市場弱勢群體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