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階段論

A. 犯罪三階層說

三階層說：

隨著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終採取了德國日本刑法的觀點，採用犯罪構成三階層學說：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違法性是闡述客觀要件以及排除客觀上犯罪構成事由的，有責性是闡述主觀要件以及排除主觀方面犯罪構成事由的。並在2009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面採用。

在07年的《刑法學》第三版里，犯罪構成該當性大部分劃入違法性，也就是客觀要件，小部分劃入了有責性（主觀要件）。所以，到09年為止，張明楷的觀點一直是：犯罪構成是兩要件：違法性和有責性。（即主客觀要件）

(1)刑法階段論擴展閱讀：

犯罪構成作為認定具體犯罪的標准和規格，無論對司法實踐還是刑法理論，都具有重大意義。

1、犯罪構成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標准

作為法律概念，犯罪構成就是確定某種行為是否犯罪的規格和標准，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負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首先，它是具體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行為只有具備了犯罪構成，才能構成犯罪。

其次，犯罪構成也是區分此罪與彼罪的法律標准。各種不同犯罪的獨特的特點，反映在每一個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中。因此，認真研究每一罪的具體構成要件，是准確定性、區分此罪與彼罪的關鍵。

2、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負刑事責任的根據

一個人之所以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刑事責任，其基本的依據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具備犯罪構成。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決定了刑事責任的有無；具備什麼樣的犯罪構成，決定了刑事責任的程度。

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責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只有符合了犯罪構成，才能認定為犯罪，進而被追究刑事責任。

3、犯罪構成所我國刑法理論的基礎和核心

犯罪構成理論在刑法學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國刑法理論的基礎和核心，貫穿在整個刑法學體系中。刑法中的許多理論問題，都與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息息相關。研究刑法理論，其關鍵就是掌握犯罪構成的理論。

B. 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的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三個基本原則即罪刑法定原則、平等適用刑法原則、罪行相適應原則。
第一，
罪行法定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
（1）法律主義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必須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的法律，行政規章不得規定刑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應作為刑法的淵源。
（2）禁止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
（3）禁止類推解釋；
（4）禁止絕對的不定刑與絕對的不定期刑。
（5）明確性。對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必須明確；對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
（6）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刑法的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必須具有合理性，只能將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禁止將輕微危害行為當作犯罪處理；處罰程度必須適應現階段一般人的價值觀念。
（7）禁止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
第二，平等適用刑法原則
一、平等適用刑法原則的基本含義與思想基礎平等適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規范在根據其內容應當得到適用的所有場合，都予以嚴格適用。
1、平等適用刑法是保障人民自由的要求。
2、平等適用刑法是保護法益和保障自由的要求
3、平等適用刑法是刑法本身的要求。
4、平等適用刑法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二、平等適用刑法原則的基本內容與具體體現平等適用刑法的基本內容是：
1、平等保護法益；
2、平等地認定犯罪；
3、平等地裁量刑罰；
4、平等地執行刑罰。
第三，罪刑相適應原則
一、罪行相適應原則的思想基礎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含義是，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刑法第5條明文規定了這一原則。
二、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基本內容是：
（1）刑罰與罪質相適應
（2）刑罰與犯罪情節相適應。
（3）刑罰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
三、罪行相適應原則的表現特點罪行相適應原則在制刑、量刑、行刑三方面表現出不同特點。

C.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D. 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目前，在我國刑法學界有些學者認為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有許多優點，而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有諸多缺點。為此，他們主張借鑒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的構造以改造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但是，我認為，在改造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之前，我們仍有必要對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和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進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仍存在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第一，犯罪成立的立法理由與司法理由糾纏不清；第二。對同一內容進行重復評價。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固然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犯罪客體和犯罪主體是否是犯罪構成要件的組成要素的問題，但是，卻不存在重復評價的缺陷，並且具有表述的明晰性。因此，在試圖改造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忽視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存在的缺點和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存在的優點，既不能盲目地把本來就存在問題的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引進來，也不能草率地拋棄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
一、解析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的嬗變
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大體上包括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學者的理論體系之中，這三部分的內涵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差異很大。只有對它們加以認真解讀，我們才能發現它們各自的真實所指和內在邏輯。在本部分，我將遵循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嬗變的路徑去發現它們的真實所指和內在邏輯。
（一）貝林格（Beling）的犯罪論體系
貝林格主張犯罪論體系應該由三部分組成，即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要件是犯罪類型的輪廓，構成要件是確定可罰行為的基礎，舍此便沒有犯罪。非類型化的行為不具有犯罪的特徵。但是，相反地，所有的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也並不都構成犯罪。為了成立犯罪，必須是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並且該行為必須與該行為相應的刑罰預告及處罰條件相符。同時，他認為構成要件是記敘性的，並且它與規范要件（即命令、禁止、意思、目的）相連，但其自身並沒有包含任何法律效果。人的行為滿足構成要件，只能確定存在某一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僅此而已{1}。
針對貝林格的體系，有的學者提出如下批評：貝林格既強調犯罪構成的客觀性，同時又認為犯罪構成是犯罪類型，它就必須表明各個犯罪的個別特徵，即不僅包括客觀行為，還應包括主觀要素，否則，作為犯罪的類型的犯罪構成，就不能實現犯罪的個別化。貝林格在晚年接受了以上批評，修改了前期的體系。在1925年出版的《刑法綱要》中對前期的觀點作了若干修改，認為構成要件中也可以包含心理種類的要素。在他1930年寫的《犯罪構成論》一書中，他將自己從來都是作為同一概念的「構成要件」和「犯罪類型」進行了區分。他認為犯罪類型是表明刑法各本條中所規定的一定的類型化的行為及其未遂犯、共犯等現象形態的觀念。而構成要件則是從各本條的犯罪類型的觀念中抽象出來的，對犯罪各本條中所規定的犯罪類型進行規制，以確保其統一的「指導形象」。並強調，不應將構成要件與違法類型視為同一，例如：殺人罪的要件，在客觀方面是實現「殺人」的行為，在主觀方面是實現「殺人的犯意」。而「殺人」這一事實，無論是對客觀方面，即違法類型來說，還是對主觀方面即責任類型來說，均是共同的「指導形象」{1}。由此看來，貝林格晚年的構成要件中既包含主觀方面又包括客觀方面，具有更強的概括功能。但是，這種意義上的構成要件的所指已經不是作為他前期的犯罪論體系之第一組成部分的構成要件該當性所指的內容。如果以這種作為「指導形象」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作為犯罪成立的第一個要件，那麼勢必導致後兩個標准（違法性和有責性）在確定犯罪成立與否的問題上與第一個要件發生重復評價的問題。貝林格後期的構成要件所發揮的作用是展示一個完整的犯罪行為是什麼。這種意義上的構成要件類似於我國刑法理論中的作為犯罪成立的規格的犯罪構成要件。它不能作為犯罪成立的第一個要件，因為有了它犯罪即告成立，沒有必要再用其他兩個條件加以限制。因此，貝林格雖然使犯罪構成這一概念具有了作為犯罪「指導形象」的作用，但是這種意義上的犯罪構成就不能放回到他的犯罪成立體系之中去了。在我看來，面對批評，貝林格不應該給他的構成要件加進主觀的要素，以使構成要件的犯罪類型化功能更加具體化，而是應該退一步使構成要件概念的犯罪類型化功能更加抽象化。例如，對於造成死亡的案件，構成要件不應該具有區分故意殺人罪、傷害致死罪和過失致死罪的功能。這樣的任務應該留給責任論去完成，否則就沒有必要在構成要件論之後再構建責任論了。
另外，貝林格關於構成要件是純記敘性的的觀點也受到批評。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中應該包含有規范要素，不是純記敘性的。他說，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是指構成要件不但要有確定的事實，而且以規范評價為必要部分。這裡面，既有以諸如「他人財物」之類的法律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也有以諸如「虛假文書」之類的認識評價為必要的場合，還有以諸如「狠褻行為」、「侮辱」之類的社會的、文化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倫理的、道義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小野清一郎的這段話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用其批評貝林格的理論就未免不恰當了。其實，在貝林格的構成要件理論中，構成要件本身就是規范性的，是在刑法分則各本條的基礎上經過抽象而形成。那麼，為什麼貝林格稱他的構成要件是純記敘性的、沒有規范的因素呢？我認為。在這里把規范分為兩種意義上的規范就能夠理解貝林格的說法，第一種意義上的規范是指法律條文意義上的規范，即指規定犯罪成立的客觀規格意義上的規范；第二種意義上的規范是指價值意義上的規范，即指評價一個行為好壞的規范。小野清一郎所說的貝林格的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指的是法律條文意義上的規范要素，是法律條文中對犯罪規格的規定。在殺人、盜竊等比較容易認定的犯罪，法律沒有必要對什麼是殺人、什麼是盜竊做過多的解釋，而對於什麼是「猥褻行為」、「侮辱」等輪廓不很清晰的行為，法律必須做出判斷和評價，但這種判斷和評價是事實認定上的評價，而不是認定行為好壞的價值評價。而貝林格說他的構成要件不含有規范要素，這里的規范要素應該指的是價值評價意義上的規范要素，即對行為的價值評價要素。在貝林格的體系中，價值評價是放在違法性論中去討論的，例如正當防衛行為與緊急避險行為，它們雖然在外在表現上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即符合刑法分則各本條的規定，但是從價值評價的角度來看，是不具有犯罪性的。
（二）M·E·麥耶爾（Max Ernst Mayer）的犯罪論體系
M·E·麥耶爾的犯罪論體系繼承了貝林格的犯罪論體系的框架，也是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部分構成的，但其中有的部分內容不盡相同。第一，M·E·麥耶爾從價值意義上理解違法性。他認為，構成要件是法律將某些文化規范通過國家的承認而進行保護的表現之一，因此，構成要件符合性又是違法性（即違反文化規范）的認識根據。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關系是煙與火的關系，具有違法性的推定機能{1}。除了在個別情況下能夠證明具備阻卻違法性的原由之外，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即是違法行為。M·E·麥耶爾所說的違法性指的是實質違法性，這種違法性顯然不是刑法分則各本條所規定犯罪的客觀方面類型化的外部規格。這是一種文化規范評價，而不是法律條文評價。第二，麥耶爾認為，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當中，可以發現有規范的要素和主觀的要素。然而這些規范的要素在屬於「規范性的（所以是非真正的）構成要件的要素」的同時，還是「真正的違法性要素」。為什麼說它不是真正的構成要件的要素呢？主要是因為它只不過是評價與意思活動無關的結果的；而所以說它是真正的違法要素，是因為它不僅是違法性的認識依據，也是其存在依據，就是說，有了它之後才有違法性的存在。但是，麥耶爾又認為，法律上的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依據，所以必須由純客觀的、無價值的事由來構成（這是以客觀違法性論為前提的）。麥耶爾認為有些場合下，違法性是由主觀要素所決定的，所以存在有主觀的違法要素。例如，醫師出自猥褻的目的用手摸女患者的腰腹，或者教師因與學生的父親有仇而故意懲罰學生等等。小野清一郎指出，麥耶爾一方面主張違法是客觀的，另一方面又主張存在主觀的違法性要素。這是自相矛盾的。麥耶爾之所以承認在構成要件中包括規范要素和主觀要素，但卻沒有從正面去加以肯定，是出自把構成要件相符性和違法性及責任並列起來考慮、且在他們中間劃出排他性界限這樣一種體系性的動機。
我認為，麥耶爾堅持把構成要件相符性和違法性及有責性並列起來考慮、且在他們中間劃出排他性界限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只有這樣，犯罪論體系才能保持其明晰性，並且可以避免對某些因素的重復評價。那麼又該如何理解他的體系中存在的矛盾呢？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忽視了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評價本身就是規范性事實評價（依刑法分則各本條類型化的客觀方面進行的評價），這種規范性事實評價是判斷行為是否符合法律條文的合法律性的判斷。規范性的事實評價完全可以承擔起辨認什麼是「他人財物」的任務的。而他所說的違法性評價不是規范性事實評價，而是在規范性事實已經存在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它在文化規范上的意義。這種評價是對法律條文的立法理由的解釋，是一種價值評價。上述那種關於「他人財物」之類的事實評價當然不能包含在價值評價中了。而且，這種把立法理由與司法理由混在一起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關於這一點，筆者擬在後文詳述。所以麥耶爾主張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必須是記敘性的、無價值的事由來構成。另一方面，他忽視了主觀的因素是需要客觀的要素來征表才能顯現其自身的道理。這也是為後來許多大陸法系學者所經常忽視的問題。犯罪目的或動機固然是主觀的東西，但只有通過犯罪人的行為才能表徵出來。如果不通過觀察行為，我們如何才能發現他的目的和動機呢？所以，在構成要件符合性中，應該考察的不是目的和動機，而是目的和動機的外在表現。動機和目的是責任論中應該考察的要素。在構成要件符合性論中解決主觀因素的問題有越俎代庖之嫌。主觀性的東西需要在有責性理論中加以解決。至於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當中，可以發現主觀要素的說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這種說法是把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同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該當性論中的構成要件相混淆了。構成要件符合性作為一種評價標准只關注行為抽象的客觀方面，它是構成犯罪的一個條件。一個行為要成立犯罪還須經過違法性和有責性的考察。而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固然會包含有主觀方面的要素，它是一個犯罪成立的全部條件，是對一個犯罪是什麼的展示。但是，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的主觀要素的有無不是構成要件符合性階段應該加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責任論應該加以解決的問題。
（三）梅茨凱爾（Edmund Mezger又譯為梅茲格）的犯罪論體系
梅茨凱爾提出了由行為、不法和責任組成的犯罪論體系。梅茨凱爾所提出的作為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行為，是先於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例如。不是殺人行為、竊盜行為等個別的犯罪行為，而是超越個別行為的一般犯罪行為，所以，已經不是從刑法的規范性的角度能夠把握的，不得不作為前刑法的事實性很強的行為來理解的{2}。小野清一郎稱梅茨凱爾的行為論是「裸的行為論」，並對之進行了批判，他說：「我認為過去的行為論的弊端正在於把行為作為法律的構成要件性評價以前的東西來考慮。我所稱之為『裸的』行為論是不能接受的。刑法上的行為畢竟是構成要件性行為。因此，也必須是違法的在道義上應當負責任的行為。」{2}我認為小野清一郎對梅茨凱爾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梅茨凱爾的行為論中的行為是指作為不法評價對象的行為而不是小野清一郎所說的刑法上的行為，這種行為當然應該是裸的行為。這種行為論是最符合刑事訴訟的邏輯的。如果問什麼是刑法上的行為？我想梅茨凱爾也會像小野清一郎一樣回答說：「刑法上的行為是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的、有責的行為。」對於梅茨凱爾把構成要件符合性論同違法性論合二為一構建成不法論的做法，我們也應該仔細研究。他認為，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具有更緊密的關系，雖然存在著特別的不法阻卻事由，但是，就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進行規定的刑法的構成要件，對刑法上極為重要的行為的違法性的存在而言，具有非常廣泛的意義，構成要件符合性是違法性的妥當根據，也是實在根據{2}。顯然，在這里，梅茨凱爾是把構成要件的事實性評價與違法性的價值評價放在同一體系中進行考慮的。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他把二者完全等同起來了，更不能說他把違法性與違法類型混淆了{3}。我認為，梅茨凱爾對不法論的設計體現了思維經濟性原理。在常規情況下，一個行為只要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即符合違法類型，除個別情況有正當化事由外，我們就很容易確定它的違法性。對於那些一看便知不具有正當化事由的行為，就可以直接確定其違法性，沒有必要再作違法性的判斷了，只有對那些有可能具有正當化事由的行為才有必要進行違法性判斷。對於梅茨凱爾在不法論中承認包含主觀的要素的觀點，小野清一郎持贊同的態度{3}。然而，在我看來，這倒是存在重復評價之嫌。對同一行為的主觀方面在違法性類型中作為主觀的違法類型要素進行了一次評價，在有責性中還要作為責任要素進行一次評價。這顯然是重復評價。
（四）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
小野清一郎贊同傳統的由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的犯罪論體系。但是，他認為構成要件既是違法的類型，也是有責類型。他指出：「構成要件可以說是不法類型，可它不僅僅是違法類型，同時也是責任類型，是違法並且有責的行為之類型，又是它的法律定型；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不法類型，也是犯罪類型。這就是我的構成要件論中的一個根本主張。」{3}小野清一郎說，他的上述主張可以通過具體研究刑法分則相應條款的規定特別是考察其規范要素和主觀要素得到證明{3}。他認為，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是指構成要件中不但要有確定的事實，而且以規范評價為必要部分。這裡面，既有以諸如「他人財物」之類的法律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也有以諸如「虛假文書」之類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還有以諸如「猥褻行為」、「侮辱」之類的社會的、文化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倫理的、道義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然而，即使在不能像這樣明顯地應當屬於規范要素的場合，在判斷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之際，也不可以否認它有利於判斷背後的法的、倫理的評價{3}。
既然小野清一郎的構成要件符合性既是違法的類型，又是有責的類型；他的構成要件既包含有主觀要素，又包含有客觀要素，那麼，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評價與違法性中的規范評價有什麼區別嗎？構成要件、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又是什麼關系呢？關於前一個問題，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符合性中的規范評價是法律的、抽象的評價；違法性中的規范評價是對行為本身的具體評價{3}。關於後一個問題，他認為，本來，構成要件是實定法上的、並且是成文法上的概念，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它是屬於形式的東西。但是，它並不是一般的規定，而是被特殊化了的規定，是「特別」的構成要件。與之相反，違法性和道義責任，則是處於實定法背後的倫理性的、法理性的理念，其本質意義自然是一般性的概念了。……犯罪的實體是違法性質的行為，並且是在實施該行為的行為人那裡具有道義責任的行為，屬於違法且有責行為的類型。可是它所以具備了可罰性，是因為它是特殊的，已被刑法分則相應條款規定了的。這種被刑法分則相應條款規定的特殊的、類型性違法的有責的行為，即構成要件。出現在前面的，是構成要件，站在它背後的，是具有實體意義的違法性及道義責任{3}。對於小野清一郎的這種解說，我不禁要問，既然構成要件既是違法類型，又是有責類型，它與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是「前面的」與「背後的」的關系。那麼，我們對一個行為只作構成要件符合性一次評價不就完全可以判斷違法性和有責性的有無了嗎？再對同一行為進行違法性和有責性評價不是有重復評價之嫌嗎？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僅是肯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法律定型。要確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有無，還需考察有沒有違法阻卻原因和責任阻卻原因，即否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法律定型{3}。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在構成要件之外進行違法性和有責性評價，是因為，如果一個行為僅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還不能肯定它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只有再經過違法性判斷，如果沒有違法阻卻原因，才可斷定違法性存在；進而再經過有責性判斷，如果沒有責任阻卻原因，才可斷定有責性存在。由此看來，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與違法性和有責性的關系也不是「法條」與「法理」的關系或「前面的」與「背後的」的關系，仍是「並列」關系。只要仍然堅持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的犯罪論體系，就不能不把它們並列起來考察。
（五）威爾茲爾（Welzel）的犯罪論體系

E. 我國刑法是如何劃分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

1、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1）未滿版14周歲，為無權刑事責任。（2）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3）年滿16周歲，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2、相關法條：
第十七條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F. 刑法的四大基本原則

我國1997年及2012年修訂的刑法典規定了四個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

1、罪行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該條規定體現了罪行法定原則，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行法定原則決定了刑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並派出了習慣法的做法；禁止類推和不定期的刑，需要按照現行法律規定適用刑罰。

2、罪行相適應原則

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該條規定體現了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其含義是指犯罪的輕重與所受的刑罰相稱，輕罪輕判，重罪重判。

3、適用刑法平等原則

我國《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該條規定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其含義是指任何人沒有地位、職務、出身等因素的區別，在法律適用上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權。

4、罪刑相適應原則

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含義是，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我國《刑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了這一原則。罪刑相適應，是適應人民樸素的公平意識的一種法律思想，是罪與刑的基本關系決定的，是預防犯罪的需要。

(6)刑法階段論擴展閱讀：

罪刑法定原則從字面意義上看，「正當法律程序」，似乎僅僅涉及程序方面的問題，即在刑事案件中遵守某些程序或者禁止適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實際上它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即從實質上限制政府的權力。在刑事訴訟中，正當程序這種實質性限制，不僅要求在實體刑法中的犯罪行為，從內容到形式上加以明確規定，而且要求立法機關在宣布某種行為是犯罪時，要具有適當的和明確的限制。

如果某種行為尚未達到犯罪的嚴重程度，立法機關就不能通過法律程序將其認定為犯罪，使之犯罪化。甚至在存在某種危害的情況下，有的法院也常常以特定的理由。

即缺乏刑事犯罪的傳統構成要件為由，而宣布某項刑事法律違憲，以此體現正當法律程序對刑事立法的實質性限制。

G. 刑法三階層理論中，數額問題放在哪一階段討論

三階層分別是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阻卻事由--責任阻卻事由。一個案例，專首先要討論的是構成屬要件。構成要件包括主體、行為、結果、因果關系；違法阻卻事由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責任阻卻事由包括年齡、精神狀態、違法性認識錯誤等。整個三階層體系是對典型犯罪的完整分析，這是犯罪論當中最重要的部分。你所說的數額，應該是指的財產犯罪或經濟犯罪當中，需要通過某一要件的數額，才能確認是否構成犯罪，或是量刑幅度。比如盜竊罪500元以上的才是犯罪，500元以下的就是普通的盜竊，屬行政處罰范疇。那麼，這個數額是在包含在行為這一要件中的，即案例當中的行為是否是刑法上的行為（有害性）。如果是涉及到量刑的數額，則不在犯罪論的體系當中，而是刑罰論的內容。

H. 犯罪的修正形態 刑法論

刑法論——一切與刑事犯罪有關的問題的論述、觀點。。。
修正——字面理解，修改糾正。現實中有些情況，確實危害到了法益，而根據純粹的犯罪形態，他又不能算犯罪，比如犯罪的預備、中止、未遂，尤其犯罪預備，並未事實上的侵害法益，沒有人因此而受到損害，但是他卻危害到了社會的穩定，廣義上來說也應該算危害到了法益，這是純粹的犯罪理論無法解決的，所以就有了犯罪的修正形態。
這個問題任何刑法論的書籍都不會迴避，你找不到是因為你根本就沒認真聽過課

I. 刑法論述題有哪些是常考的

一. 論述犯罪的基本制特徵
二.論述我國刑法的效力范圍
三.論述犯罪故意
四.論述犯罪既遂
五.論述犯罪未遂
六.論述犯罪中止
七.論述繼續犯
八.論述想像競合犯
九.論述結果加重犯
十.論述連續犯

J. 簡述我國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一般地說，不滿14周歲的人尚處於幼年時期，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不具備責任能力。因此法律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概不追究刑事責任；但必要時可依法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也可視需要對接近14周歲，如12～13周歲的人由政府收容教養。�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也稱相對無刑事責任階段。達到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辨別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為的能力，即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備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即「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負刑事責任。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1款的明文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進入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由於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體力和智力已有相當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識，是非觀念和法制觀念的增長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夠根據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因而他們已經具備了基本的刑法意義上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此，我國刑法認定已滿16周歲的人可以構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