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的必要性
㈠ 刑法的解釋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權,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
如果把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稱為有權解釋,即其法律解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麼,學理解釋就是一種無權解釋,但具有學理上的參考價值。盡管學理解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適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㈡ 刑法的含義
(一)刑法的概念、淵源、分類
1、刑法概念:規定犯罪及刑罰的法
注意:這里的「犯罪」不僅僅是事實描述,而更是一種價值評價
2、刑法淵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組成部分);
1個單行刑法(創立騙購外匯罪;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單位擴大到所有中國的單位;將非法買賣外匯定為非法經營罪);
附屬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規定;(中國沒有明確的附屬刑法)
3、刑法分類:狹義刑法與廣義刑法、普通刑法與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徵
1、調整和保護利益的廣泛性與不完整性
2、最後手段性(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機能
刑法的機能實際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體是指刑法在客觀上可能發揮的作用和主觀上人們希望和追求刑法發揮的作用
1、行為規制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機能。
刑法是面向未來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不是報復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復和禁止別人模仿。
例1:如張三偷錢,沒人管,那麼別人也會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傳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復制自己以前的行為。(其本身無正常意識)。
用處: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極為罕見的行為即使是社會危害性極大也是不能當作犯罪來處理,否則就違反了行為規制機能(如刑法第17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負刑責的情形)。
國民得以自由活動的前提條件,是確立公正且透明的行為規范,使其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在此規范的范圍內,人們的自由活動將被保障,同時,當違反規范侵害他人利益時,將被追究責任。
2、保護法益機能:刑法能夠保護而且值得保護的利益。
例如:刑法認為男子的性權利不值得保護。
當侵害的法益發生變化時,罪名也隨之發生變化。(轉化犯)
3、自由保障機能: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機能;
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層次:刑法的整體目的:保護法益
2、第二層次:分則各章規定的目的(同類客體)。
3、第三層次:各個條文的目的。對各個條文目的的理解不應超出規定該條文的「章」的目的范圍。例外:刑法分則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釋→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釋的效力分為:有權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無權解釋(學理解釋)
按解釋的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平義解釋)、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根據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文理解釋是一種基本的但並非簡單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採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是指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擴大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341條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將刑法第116條中的「汽車」解釋為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則是一種擴大解釋。擴大解釋是對用語通常含義的擴張,不能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完全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應否做出擴大解釋,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於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換言之,「解釋的實質的容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律條文通常語義的距離成反比。」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處罰的必要性越大,擴大解釋的擴張程度便越寬。
(2)縮小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於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則是縮小解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的思想,並非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盡可能做出縮小解釋;事實上,任意做出縮小解釋反而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將刑法第232條中的「故意殺人」的「人」限制解釋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滿1周歲以上的人」,可謂縮小解釋,但嚴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義,而是在刑法規定之外附加條件的,不是縮小解釋,可能是目的性限縮。
(3)當然解釋。即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認為因偷稅被給予三次、四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則是當然解釋。(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
(4)反對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方法。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據此,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採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5)補正解釋。即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統觀刑法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6)體系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斷章取義,以便刑法整體協調。刑法是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整體,它不僅要與憲法協調,而且本身也是協調的。因為刑法體現正義,要對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處理,對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處理,絕對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協調的解釋,必然有損刑法的正義性。所以,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對一個本文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應舍棄。」遇到不明確的規定時,應當通過明確的規定來闡釋不明確的部分,而不應當以某種規定不明確為由而否定明確的規定。體系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刑法中的任何用語都必須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釋,更不意味著刑法用語必須與其他法律用語的含義相吻合。由於語言的特點等原因,刑法中的許多用語也具有相對性,即同一用語在不同條款甚至在同一條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同時,肯定刑法用語的相對性是為了實現刑法的協調與正義,所以,對用語作相對解釋,實質上也是體系解釋。
(7)歷史解釋。即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歷史解釋並不意味著只是探討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據歷史參考資料得出符合時代的結論。歷史解釋也不意味著必須永遠按照過去的觀念解釋現行刑法或對舊刑法的解釋必須仍然適用於新刑法,而是應注重刑法變更的歷史原因。例如,私自開拆、隱藏、毀棄郵件、電報罪,已由舊刑法中的瀆職罪調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解釋者應當把握這種調整的理由並做出新的解釋,而不能按瀆職罪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
(8)比較解釋。即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藉以闡明刑法規定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在進行比較解釋時,不可忽視中外刑法在實質、內容、體例上的差異,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與犯罪的名稱,而應注重規定某種犯罪的條文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了解相同用語在不同國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條規定了詐騙罪,第246條之二規定了使用計算機詐騙罪,第248條規定了准詐騙罪,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後兩種罪名。不能認為,使用計算機詐騙與准詐騙的行為,沒有被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處刑;相反只能認為,這些行為包含在我國刑法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之中。
(9)目的解釋。即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任何解釋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釋;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多種結論或不能得出妥當結論時,就以目的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分則規定具體犯罪與刑罰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護目的;在確定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必須以其保護法益為指導。目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難以確定的是分則具體條文的目的。例如,規定盜竊罪的第264條的目的,是保護財產的所有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佔有?規定受賄罪的第385條的目的,是保護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還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對此,又需要根據憲法原則和刑法理念與現實,採取多種解釋方法來確定。
在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既可能採取某一種解釋方法,也可能同時採取某幾種解釋方法,對不同條文可能採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如對A條進行擴大解釋,對B條進行縮小解釋),但解釋必須符合刑法目的。
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它的判斷標準是:對一個概念的解釋是否超出了國民對於這個詞語含義的預測可能性
㈢ 為什麼要對刑法規范進行解釋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所謂刑法的立法解釋,通常認為就是由立法機關(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刑法的涵義所作的解釋,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在刑法中用條文對有關刑法術語所作的解釋;
(2)在刑法的起草說明或者修訂說明中所作的解釋;
(3)立法機關專門用法令對刑法所作的解釋。
法律即使再完備,也難以避免「法律漏洞」現象。在法律存在著漏洞的情況下,司法解釋具有填補漏洞的作用。實際上,由於法律規則乃是對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歸納、總結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
因此人們對規則的含義常常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理解。而每一個法官在將抽象的規則運用於具體案件的時候,都要對法律規則的內涵及適用的范圍根據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斷,而此種判斷實際上就是一種對法律的解釋。更何況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無缺的,而總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釋對任何法律的適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過程中,更需要對法律規范作出明確的解釋,從而正確地適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㈣ 『刑法』的意義詮釋該怎麼樣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刑法有廣義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刑法僅指刑法典,在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與廣義刑法、狹義刑法相聯系的,刑法還可區分為普通刑法和特別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實際上即指刑法典。特別刑法指僅使用於特定的人、時、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國,也就是指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九)。修訂後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開始施行。繼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後,中國先後通過一個決定和九個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
㈤ 立法解釋有沒有存在的意義
立法解釋是一種完善補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於立法和法律實施之間促進法律 實施的一種技術,在某種程度上,立法解釋對於衡量是否為違法行為具有決斷作用。具體說立法解釋有以下作用:
完善法律
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一般規則,有些規定只能是概念性、原則性的,具體操作起來,有些界限不好把握。而一些規則性條文,也會由於各種原因,產生用語不夠准確,條文多歧義,含糊不清的問題。通過對法律的解釋,可以將條文准確化,充分闡明法律條文的意義,明確行為界限,將原則性的東西具體化,彌補不周全的地方,從而使法。針對法律在實踐中暴露的問題,通過立法解釋。
補充法律
法律是在一定的社會客觀條件下制定的,不免帶有時空的局限性,所以有些法律規定本來就可能不很周全,有些可能有遺漏,有的法律會隨新的社會關系出現而變得殘缺甚至過時,通過法律解釋,使不周全的法律得以周全,有遺漏的法得以填補,並可以根據新的社會關系,對法律條文作比立法原意更廣的擴充解釋或轉義解釋,便某些詞語和句子更富有包容性,而不用正式補充修改法律,使之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修改法律
在有些情況下,立法解釋實質上起著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變法律原意,賦予那些已不適應客觀現實的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有些法律條文修改起來非常困難,而不修改又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此有時只有通過解釋來打破窘境。當然,通過解釋改變法律條文的原意必須十分慎重,應嚴格遵守解釋規則,符合語詞與邏輯規范。
立法解釋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筆者認為不能公開允許和提倡以解釋法律來代替修改法律,否則會對法制的權威和統一產生不利影響。解釋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國外修改法律是議會的權力,解釋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雖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釋法律,但是它可解釋憲法,就無權修改憲法。顯然允許以解釋來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裁斷違法行為
法律解釋還有一種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實際上起著對違法行為的裁決作用。法律解釋往往是就某個具體問題或案件是否合乎法律而提出,而很少作一般抽象解釋,針對具體案件解釋的結果,就必然是對某種或某類行為是否違法作出判斷,從而制止違法行為。彭真同志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法律的職責,如果兩方對法律的理解發生了分歧和爭執,常委會一解釋,必然肯定一方、否定一方,所以法律解釋也包括有監督的意思在內。」解釋法律實質上能起到裁決違法行為,監督、保障法律實施的作用。
㈥ 為什麼刑法解釋的目標是適應社會發展
您好!
刑法解釋的目標限既是是適應社會的發展,也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規范時版的權立法原意。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刑法解釋包含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學理解釋。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㈦ 法律解釋的必要性
內容摘要:「徒法不足以自治」,在法治社會的建立、發展和完善過程中,特定的法律執法主體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職業法律群體的法官作用尤為重要。他們將抽象的法律規范用語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案件的解決,妥善的處理規范和具體案件之間的矛盾,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法律方法便是法律解釋。本文試對法官解釋法律這一司法過程中的現象作法理論上的探討。分析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必要性及其限制。
關鍵詞:法律解釋不確定性法律漏洞
「徒法不足以自治」,在建立法治社會中,職業法律群體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中國普通老百姓而言,法律對於他們更多意味著幫助他們解決民事糾紛,懲罰犯罪,維護穩定的社會生活秩序,保障他們的安全與權益,所以筆者從一個現實實用主義者角度出發認為法律的意義在於將其與個案相結合,做出對具體案件的具體判斷和裁決,當然,法律實現這一價值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特殊群體對其進行的解釋,也即「法律解釋的目的不是為了恢復立法者的原本意思,而是為了適用法律…….」「法律解釋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認識法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法律文本能適用於具體案件」[1]梁慧星先生認為,法律解釋的目標,「是指解釋者通過對法律條文、立法文獻及其附隨情況進行解釋,所欲探究和闡明的法律規范之法律意旨」。[2]法律解釋按照解釋的主體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分類。筆者在本文中僅就與自己所學的訴訟過程中的法官解釋法律必要性作一些淺析的探討。
一、 案例: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蘇力教授曾經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法律解釋的重要性,那就
是「王海事件」。在1995年底到1996年初沸沸揚揚的王海「知假買假」事件中,很多人對於王海是不是屬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說的「消費者」意見不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可見消費者目的的確定性。因此,王海到底是否屬於消費者呢?答案不一。
案例二:《濟南時報》2001年12月2日第17版所登載的「珍貴野羚牛殺人案」一文中所稱的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明文規定:對危及人身安全的,對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傷害的,已經傷害的或者正在傷害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對其採取措施,必須報經國家林業部門批准。
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我國法律對珍稀野生動物的保護,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但是如果野生動物致人傷害甚至死亡應當由誰來承擔責任呢?是國家承擔責任呢還是由無法承擔責任的動物承擔呢?
案例三:02年浙江綠城足球俱樂部懂事長宋衛平將在甲B聯賽執法中涉嫌收受俱樂部賄賂的裁判名單上交有關部門。但是我國刑法現在存在著這樣的盲點,裁判到底屬不屬於國家工作人員,所以對貪贓和吹黑哨的足球裁判無法對應現成的司法條文給定罪。足協官員利用權力直接受賄,按犯罪追究沒有問題;但是對不在其編制中的臨時約請和指定裁判身份難界定能不能視為「受委託從事公務的人員」?是一種委託管理還是聘用勞務關系;足球的現場裁判行為算不算公務行為?這些問題在我國的法律規范中都沒有規定。
以上的這些疑難案件的存在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明確的法律條文在與具體案件結合進行適用時卻變得模糊了。法律的確定性要求與法律適用過程中產生的這種模糊性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體,是法官在適用法律時經常遇到的,法官為了處理案件,作出確定的裁判,就必須採取措施加以解決,方式之一就是解釋。
二、 法官解釋法律的必要性
(一)法律的相對不確定性
眾所周知,法律規范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准則,具有指引、評價和預測作用,確定性因而成了法律的內在要求。法律的確定性意味著法律規范規定了某種行為與一定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所以才具有可預見性,人們在行為之前就可以參照法律文本預見自己的行為後果而慎重設計自己的行為。法律的可預見性又要求法律盡可能對每一種行為模式作出設計,並預告每一種行為的後果,也就是說,法律的規定應盡可能面面俱到。確定性還意味著法律不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一旦法律設定了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方案,就應當盡可能避免對該方案不斷修改,以免讓人無所適從。
但是,社會的絕對發展和法律的相對穩定性是存在矛盾的。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發展的,即使在一個靜態的社會中,也不可能創造出能預料到一切可能發生的爭議並預先加以解決的永恆不變的法律。立法者制定法律時不可能捕捉到社會生活的每時每刻所發生的所有變化,只是根據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來調整這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而那些在這一時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正在萌芽狀態的或正處於質變階段的社會關系無法顧及,相對穩定的法律面對這些千變萬化的客觀事物,往往顯得捉襟見肘。伴隨著法律穩定性之優點而來的缺乏應變性之弊端只有依靠司法解釋以彌補,才能使穩定的法律適應已發展了的社會情況,適應於豐富多變的案件。正如哈耶克所說的:「我們應當學到了足夠多的東西,以避免用扼殺個人互動的自生自發秩序的方式摧毀我們的文明,但是要避免這一點我們就必然鄙棄這樣一種幻想:即我們能夠經由審慎的思考而創造人類的未來……這是我現在對我就這些問題四十年研究所下的最終結論。」[3]
哈耶克立基於人類理性有限的洞見,反對建構主義唯理論所主張人類可以知道並掌握社會成員的偏好並考慮到型構社會所需境況的所有細節。事實上,人類社會存在許多零散化、個人化的知識,這是任何個人、社會、國家都無法掌握的,基於此,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完美無缺的法典,法官在作出判決時必然會運用分散化、個人化知識,這是立法者難以掌握的。
(二)法律的漏洞性
任何法律文本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法律規范。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由於起草者、制定者的無意或疏忽,甚至是標點符號的誤用,都會引起法律條文意義上的歧義,從而使法律條文的具體應用具有爭議性。
另外,表示和展示法律的語言存在局限性。語言是表述和展示法律的當然載體,但是,面對無限的立法客體即使語言世界再豐富也會顯得蒼白無力。「語言是無限客體世界之上的符號世界,世界上的事物比用來描述它們的詞彙要多得多。」由於語言的有限性,一詞多義的現象不可避免,因此極易造成語言的歧義性,由於對於語言的理解受到語言環境、對象、條件以及理解者的經驗、知識、利益等因素的影響,當語言脫離其發出者而被表述和展示於他人時,人們對語言的理解就未必是發出者的本意。因此,通過法官的法律解釋,統一人們對語言的不同理解是極其必要的。正如哈特對法律語言進行分析後指出,與所有的經驗領域一樣,在法律規則的領域存在著一般語言所能提供的指引上的限度,表達法律規則的語言並不具有數學的精確或邏輯上的嚴密,這使法律具有一種人類語言本質所決定的「空缺結構」。 [4]
再者,立法者方面還存在一些使法律存在漏洞的原因。立法者認識能力存在局限性。立法者並非是萬能的,他們不過是被推到立法者位置的常人,常人預料不到的事情,他們同樣可能預料不到。立法者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對立法客體及其規律的正確認識只是整個立法客體的一個部分,不可能透視立法客體的全部,只是對它的一定程度的認識。同時立法者的這種一定程度的認識還要受到一定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們只能對一定時期某些問題的基本方面及普遍可能的解決措施達成共識,但對某些特殊問題或某些問題的特別解決措施並沒有達到共同意見,所以法律規范中的語言一般都是高度概括性的術語。立法者無法克服的問題就只能由特殊情況下特別案例中法律的適用者即法官來解決了。前面提及的案例三中職業聯賽中裁判是否屬於「國家工作人員」的問題,就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時候沒有預想到的特殊問題,因此只能由個案的法官來作出解釋裁量。我們都知道人的認識過程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立法者對立法客體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永遠沒有窮盡的,不可能達到認識的頂點。現代社會發展變化之迅猛是驚人的,而立法者不是萬能的,他們制定的成文法不可能涵蓋和預測所有現實社會中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全部內容,因而法律存在空白、漏洞的情況在所難免。
㈧ 刑法修正的目的和意義
法律是對已有社會規范的總結,具有一定滯後性。社會發展腳步不斷前專進,尤其是互聯網屬的迅速崛起,近年來我國社會生活各方面進步日新月異。為規范社會行為,將新生事物納入法制軌道客觀上要求對刑法進行修改。刑法修改嚴字當頭,直指社會的各種陋習,必將推動法治的闊步前進、擠壓各種落後觀念的生存空間。法律是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行為准則,是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當前我國對刑法進行修改將有力推動法治進步,同時也是法治進步的體現。新的刑法修正案及時回應了社會上彌漫的種種焦慮,將「負能量」納入最嚴峻的刑法規制之下,可謂最貼近民生的一部刑法修正案。
㈨ 另立刑法的必要性
憲法是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而法律是道德底線,道德約束不到的,有必要的由法律來管。其中刑法又是法律的底線,除刑法外的東西管不到了由刑法來管。
不止是中國的法律,每個國家都會有非常多的法律,甚至有一些法律對普通人來說可能一輩子用不到,甚至專門學法的學生,或者律師,包括法官,都沒有聽過的一些法律也有存在。如果在每一部法律裡面規定刑事處罰,那麼將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就是沒有禁止性的效果,因為就連專門學法的都不一定聽說過這個法律,更別說普通百姓還能知道這個法律裡面刑事處罰。所以整合一本專門集合刑事處罰的法律是很有必要的。當然就刑法裡面的某些罪名,可能普通人想盡辦法都觸犯不了。
刑法是一個兜底法律,其他法律裡面會引用刑法的條款,但是只是用作提醒之用,並沒有法律效果,針對刑事的只有刑法的規定才能對其產生法律效果。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對未成年人不付刑事責任的規定,是引用刑法總則刑事年齡的規定,其並沒有法律效果,只是一個提醒,也就是說,刑法裡面改了刑事年齡,未成年人保護法就必須要改
㈩ 刑法作出上述規定有何必要性
您好,您可以詳細描述您的問題,
一般認為刑法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1.行為規制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功能。其具體內容為,刑法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給予刑罰處罰,表明該行為在法律上是無價值的(評價的功能);同時命令人們做出不實施這種犯罪行為的內心意思決定(決定的功能)。
2.法益保護功能,指刑法具有保護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與威脅的功能。犯罪是侵害或威脅法益的行為,刑法禁止和懲罰犯罪,是為了並保護著法益。
3.自由保障功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功能。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只要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刑法所規定的犯罪,他就不受刑罰處罰,這便限制了國家對刑罰權的發動;對犯罪人也只能根據刑法的規定給予處罰,不得超出刑法規定的范圍科處刑罰,這便保障犯罪人免受不恰當的刑罰處罰。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