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類推解釋

① 刑法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有什麼區別看了很久都很難理解，誰能舉例為我解釋一下。

1、兩者定義：
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我國刑法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
擴大解釋是指，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的時候，將其字面意思擴張，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我國刑法並不禁止擴大解釋。
2、二者常常容易混淆，其區別有如下幾個方面：
類推解釋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外進行了解釋。而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刑法字面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內。
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相似事實的比較。而擴大解釋仍然著眼於刑法本身，是對刑法規范的邏輯解釋。
類推解釋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的。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在公民預測可能性范圍之外，即不是可以預測的。擴大解釋則是在公民預測可能性之內。
3、舉例：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暫由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公法論處。刑法中明文規定貪污罪的發最主體限於「國家工作人員」，而上法條則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外的行為人滿足一定條件時，仍可以構成貪污罪，這里存在一個類推解釋，解釋主體將「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作為類推的連接點，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是，同樣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身份並無實質區別，應當得到相似的處理。
擴大解釋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比如刑法第341條「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
需要提醒的是，罪刑法定原則，新刑法已禁止類推解釋。

②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望採納

③ 在什麼情況下刑法允許類推解釋

我國刑法暫不適用類推解釋，刑法中有文理（義）解釋、擴充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體系解釋、法意解釋、目的解釋以及補正解釋，但是根據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不適用類推解釋，但類推解釋有利於被告人的除外。

形式側面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於相似的情況，然而，只要兩種現象之間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於是，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險。

(3)刑法類推解釋擴展閱讀：

刑法禁止類推解釋的意義：

在解釋刑法，只能在法條文字可能具有的含義內進行解釋；同時，由於刑法本身有自己的體系，故在確定文字含義時，應當在維持刑法整體含義的前提下進行解釋。如果可以類推解釋，則意味著成文刑法喪失了意義。

禁止類推解釋原本只是從形式層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對刑法做出任何類推解釋。但是，如果同時從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出發，對類推解釋應當作兩個方面的補充和發展。

其一，不僅應禁止類推解釋，而且應禁止一切違反民主主義，違反預測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釋 。

其二，類推解釋的要求經歷了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到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的過程。之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是因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於被告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因為文字表述及立法疏漏的緣故，按照其文字含義適用時會造成不公平現象。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正是為了克服形式層面的缺陷，實現刑法的正義。

④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是什麼可以舉例子嗎

你好！
將強制猥褻婦女罪中的「婦女」解釋為包括男性在內的人，就屬於類推解釋
如果對你有幫助，望採納。

⑤ 刑法中的「禁止類推」 和刑法解釋的問題

類推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想像，解釋一般是由全國最高人民法院給出的。

⑥ 在什麼情況下刑法允許類推解釋

只有在有利於被告人的情形時，才可以適用類推解釋。

• 形式層面的類推解釋禁止一切類推

  多數學者認為，禁止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個內容。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

  形式層面的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於相似的情況，然而，只要兩種現象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於是，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險。

  在解釋刑法，只能在法條文字可能具有的含義內進行解釋；同時，由於刑法本身有自己的體系，故在確定文字含義時，應當在維持刑法整體含義的前提下進行解釋。如果可以類推解釋，則意味著成文刑法喪失了意義。

• 現在發展為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

  禁止類推解釋原本只是從形式層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對刑法做出任何類推解釋。但是，如果同時從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出發，對類推解釋應當作兩個方面的補充和發展。其一，不僅應禁止類推解釋，而且應禁止一切違反民主主義，違反預測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釋 。其二，類推解釋的要求經歷了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到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的過程。之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是因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於被告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因為文字表述及立法疏漏的緣故，按照其文字含義適用時會造成不公平現象。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正是為了克服形式層面的缺陷，實現刑法的正義。

所以，只有在有利於被告人的情形時，才允許適用類推解釋。（以上部分觀點，摘自張明楷著：《刑法學》）

⑦ 關於刑法中類推解釋和當然解釋的區別問題

刑法中類推解釋和當然解釋的區別如下：

1、概念不同

類推解釋是指對於相類似的案件應作相同處理，其法理基礎在於平等原則，也是正義的要求。而當然解釋是論理解釋的一種。屬「不言自明、理所當然」，是指刑法規范雖然沒有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使用范圍之內。

2、結論不同

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明顯超出了普通人的預測可能性，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外；而當然解釋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普通大眾的預測可能性，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內。

3、論理不同

類推解釋是對類似事實的類比，為刑法所禁止，是指將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解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例如，將強奸罪中的「婦女」解釋為包括男子，就屬於類推解釋，需要注意的是，類推解釋在刑法中被禁止；

而當然解釋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為刑法所允許，是指根據形式邏輯來論證解釋後的含義是否符合當然道理，例如，2年內3次盜竊，屬於多次盜竊，構成盜竊罪。那麼2年內4次盜竊的，當然構成盜竊罪。

(7)刑法類推解釋擴展閱讀：

類推解釋產生原因為基於立法者的預見能力所限和社會的發展變化，法律必有漏洞。現代的法治發展表明，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得因為法律沒有規定而拒絕裁判；

允許法官根據法律原則作相應的解釋以填補法律漏洞，類推解釋便是填補法律漏洞的一種解釋方法。根據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不適用類推解釋，但類推解釋有利於被告人的除外。

當然解釋是刑法規范雖然沒有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使用范圍之內。

如《刑法》第50條對死緩兩年的理解：死緩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之後，適用死刑程序無需等到兩年期滿；而對於死緩中的重大立功或無故意犯罪需減少為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必須在兩年期滿後才可適用。

當然解釋比較常用的是入罪解釋，即法律雖無明文規定，但依規范目的衡量，該行為比法律規定者更有適用的理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類推解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當然解釋

⑧ 刑法中的禁止類推解釋中不禁止對有利於告人的類推解釋是什麼意思，能舉個例子嗎

1、意思：我國刑法暫不適用類推解釋，刑法中有文理（義）解釋、擴充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體系解釋、法意解釋、目的解釋以及補正解釋，但是根據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不適用類推解釋，但類推解釋有利於被告人的除外。

形式側面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於相似的情況，然而，只要兩種現象之間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於是，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險。

2、例子：《刑法修正案九》第34條將刑法第302條修改為：「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屍體、屍骨、骨灰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由於「屍體」不包括骨灰，因此將「屍體」解釋為包括骨灰屬於法律所禁止的類推解釋，但立法者認為侮辱骨灰同樣侵害了公眾對骨灰的虔敬感情，理應得到刑法的保護，那麼立法者可以通過立法使其成為刑法所保護的內容。

(8)刑法類推解釋擴展閱讀：

司法解釋禁止類推解釋

司法解釋是溝通立法與司法的橋梁，對於刑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下，司法解釋是有限度的，超越這種限度的司法解釋是越權的，也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不能採用類推解釋的方法。類推解釋是指對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按照刑法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加以解釋。

因此，類推解釋是以法無明文規定為前提的，類推解釋使刑法適用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因而有悖於罪刑法定原則，是應予禁止的。同時，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由於解釋已經超出刑法條文詞義的范圍。因而也是違背罪刑法定的，不應允許。

⑨ 刑法解釋中常見的類推解釋

1、類推解釋是指對於相類似的案件應作相同處理，其法理基礎在於平等原則，也是正義的要求。
2、目前理論界支持的廣義說認為，類推解釋是指在一個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情況相似，但根本不可能為該法條的字面含義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為援引某一法律規定為依據的解釋方法。

⑩ 刑法中的 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 分別是什麼意思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