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刑法觀

❶ 探討論刑法是怎樣的法律

1 罪刑法定——尊重人的刑法觀
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國家；罪刑法定主義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籬。無法，則無刑；「法」乃「書面法」、「嚴格法」、「事後法」、「確定法」、「適正法」。
刑法比其他法的領域更需要法的安定性，而判決總會有變更的一天，舊有判決判定一個行為違法，而新的判決可以依據新的見解判定這一行為並不違法，因此，法官只能適用「書面法」。類推解釋，只是源於具體事實和構成要件具有相似性；然而，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推而廣之，就都有定罪量刑的危險，因此，法官只能適用「嚴格法」。不能拿今天的命令約束昨天的人；不能讓今天的人遵守明天的規范，因此，法官只能適用「事後法」。一個言出有據的批評往往比不實批評更具危害；不明確的刑法為強大的國家機關恣意侵犯國民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據，不明確的刑法比沒有刑法更容易侵犯國民自由，因此，法官只能適用「確定法」。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具有構成要件的刑法謙抑性和刑罰程度的刑法謙抑性，應當銘記最嚴重的案件並未發生，最嚴重的案件永遠發生在以後。因此，法官只能適用「適正法」，轉變重刑觀念，做到量刑合理。
2 保護法益——人性惡的刑法觀
法學是研究人性惡的科學，如果不深刻地直面邪惡，我們又怎麼能徹底地明白正義！人性邪惡，則需保護法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犯罪行為都侵犯了他人利益。刑法的目的和任務是保護法益，刑法只能將值得科處刑罰的侵犯法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應主張實質的違法性論。法益侵犯性是犯罪的兩大實體之一，是犯罪論體系的兩大支柱之一。刑法的保護法益涵涉個人法益（人身、財產）、社會法益（公共安全、經濟秩序、管理秩序）和國家法益（貪污賄賂、瀆職、國家安全、國防利益、軍人

❷ 形式違法性與實質違法性什麼意思

在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中，違法性是作為繼構成要件符合性之後成立犯罪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出現的。違法性的這種地位使得對其理解的不同可能導致在對犯罪本質的表述及對犯罪的認定上產生極大的差異，因而關於違法性的爭論歷來頗引人注目。
違法性可以被分為實質的違法性與形式的違法性。形式的違法性意指行為違反法秩序或法規范。將違法性在形式上解釋為違反實定法是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從而也就沒有太大的爭論。在這里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關於實質違法性的各種理論。關於實質違法性的爭論主要在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間展開。
法益侵害說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李斯特認為，實質的違法性是指行為「對社會有害（反社會的或非社會的）」、是「侵害社會的舉動」、是「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麥茲格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對一定的生活利益的侵害或者有侵害的危險（威脅）。規范違反說則認為，違法行為的實質是違反法規范或者違反法秩序。麥耶認為，違法性是指「與國家承認的文化規范不相容的態度」。小野清一郎說：「違法性的實質是違反國家的法秩序的精神、目的，是對這種精神、目的的具體的規范性要求的背反。違法性的實質既不能單純用違反形式的法律規范來說明，也不能用單純的社會有害性和社會的反常規性來說明。」團藤重光則指出，違法性從實質上說，是對整體社會法秩序的違反，是對作為法秩序基礎的社會倫理規范的違反。
從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的基本觀點中大概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區別。然而要更加明晰這兩者之間的爭論，還必須了解關於違法性的另一組對立的概念，即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結果無價值是指行為在造成法益侵害或者引起危險時，才給予否定性評價，以凸顯被侵害的法益（結果）自身的重要性。行為無價值是指行為由於違反了社會倫理規范，就必須受到否定性評價，以顯示行為本身不值一提，不值他人學習效仿。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結果無價值與行為無價值的對立不是刑法中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而是刑法客觀主義內部的對立。法益侵害說論者一般贊成結果無價值論，在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行為是否屬於違法阻卻事由時，最基本的是考慮行為是否侵害或者威脅了法益（此即結果）。

【崇陽縣律師】http://www.lawtime.cn/chongyang

❸ 劉艷紅的學歷和工作經歷

1992年、1997年先後畢業於中南政法學院，分獲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2002—2004年，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2年德國薩爾大學（UdS）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自1992年7月，先後任教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武漢大學法學院和東南大學法學院，其間於2003年破格晉升為教授，並遴選為博士生導師。
主持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項目、司法部度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法學會部級科研項目、最高人民檢察院課題等各類科研項目、江蘇省人民政府「六大人才高峰」資助項目、江蘇省第四期「333工程」培養資金資助項目、江蘇省法學會研究課題、江蘇省教育廳「十二五」高等學校重點教材立項建設項目等各類項目10餘項；專著《實質刑法觀》獲得2013年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獲第十二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江蘇省第二屆「法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十三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首屆「錢端升法學優秀成果獎」、國家司法部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各類獎勵10餘項；在國內外法學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其中CSSCI來源文獻70餘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轉載轉載50餘篇次；出版專著《實質刑法觀》、《走向實質的刑法解釋》、《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研究》、《罪名研究》、《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論》、《人格刑法導論》等，主編《刑法學總論》和《刑法學各論》（獲「2007年江蘇省高等學校評優精品教材」），主編《刑法學》（上）、《刑法學》（下）及參編著作10餘部。
研究領域與特長為犯罪成立理論以及刑法解釋論。長期以來，一直潛心致力於實質刑法學派確立與展開的體系化研究，從微觀的個罪解釋到中觀的犯罪構成理論，及至宏觀的實質刑法觀，產生了一系列以實質刑法為個人學術特色與學術標簽的理論成果，取得了良好的學術聲譽與社會效果。圍繞實質刑法的核心命題，相繼展開了「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實質刑法觀」、「實質的刑法解釋」、「實質的犯罪論」等實質刑法立場相關問題的研究，在同領域中居於領先地位。通過致力於對刑法中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研究，認為刑法中存在大量的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為此應允許裁判者對之進行實質的解釋，因而提倡實質的犯罪論與實質的刑法解釋論；此外，在行政刑法、刑法方法論、刑事立法、交通犯罪等領域，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經2014年1月27日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評選委員會評選，2014年2月21日中國法學會會長會議審議、決定產生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獲得者，劉艷紅教授赫然在列。2010年，劉艷紅教授的先生、東南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周佑勇教授（現東南大學社科處處長）曾獲得第六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夫妻雙獲此獎，堪稱法學界的一段佳話。

❹ 現代刑法的理念是什麼（論文參考，請高手進）

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刑法必須進行現代化的變革。中國刑法的現代化首先是刑法觀念的現代化．形式意義上的罪刑法定主義實質是社會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構成缺失人權保障，過於追求報應或社會效應的重刑主義濃厚。這些觀念問題反映出重社會利益輕個人利益、重國家權力輕個人權利的傾向．以以人為本、關注個人權利保障的基本理念為導向來構建中國現代化刑法應該是中國刑法的基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辦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刑法理念」學術講座，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主講。陳興良認為，理解刑法理念的重要性超越了對刑法條文、刑法原理的研習，他分別闡述了人權保障、刑法謙抑和形式理性等刑法理念。
陳興良認為，人權保障的刑法理念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指的是對被告、罪犯的權利的保障。這種保護是法治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是通過罪刑法定原則實現的。謙抑是削減、壓縮的意思，意在防止刑法的濫用。刑法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應用盡量少的刑法達到好的威懾效果。當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發生沖突時應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標，即以形式理性為上。法治文明的社會應該能夠忍受住實質理性的部分缺失而守住形式理性的陣地。

還有一個論文網站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http://www.59165.com/fileshow.asp?id=12876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14992/1330156.html

❺ 怎樣理解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時間效力問題的解釋

您好，第一條對於2011年4月30日以前犯罪，依法應當判處管制或者宣告緩刑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況，認為確有必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間或者緩刑考驗期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人的，適用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或者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

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間或者緩刑考驗期內，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的，適用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或者第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

這一條針對的是完善管制刑及緩刑、假釋的執行方式的適用。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關押的刑罰。刑法修正案八根據新的情況，對管制的執行方式適時調整，有針對性地對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進行必要的行為管束，以適應對其改造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這也就是說，這些行為管制的措施可以適用於2011月4月30日以前的犯罪。關於刑法的溯及力問題，我國刑法第12採取的是從舊兼從輕原則。這里沒有採取從舊的原則，也不是從輕的原則，而是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考慮，採取「溯及既往」的原則。針對執行方式在現實當中出現的問題，採取的改善措施，目的是更好的實現刑法。

【法條鏈接】

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判處管制，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

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違反第二款規定的禁止令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處罰。」

修正後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

第二條2011年4月30日以前犯罪，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適用修正前刑法第五十條的規定。

有累犯情節，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極其嚴重，根據修正前刑法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而根據修正後刑法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同時決定限制減刑可以罰當其罪的，適用修正後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的規定。

這一條針對是限制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犯罪分子的減刑的適用。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貪污受賄等案件中，存在著判決死緩，可是沒在監獄幾年就出來的情形。這使得廣大公民對刑法制度、司法制度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於是刑法修正案八對此專門規定，堵死了走捷徑的可能。很明顯的是，這里第二款採取的是「溯及既往」的原則。由於刑法採取的是從舊兼從輕原則，包含著保障行為人的自由的觀念。作為例外，這里是考慮到實質刑法的目的，使得罪責刑在實質上相符，持側重於對秩序的維護的理念。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❻ 法學家茶座的書城夜話

試著了解：竹內好和他的書
牛虻·獅子·俠客·蜘蛛
——評《中國實質刑法觀批判》
【何博士信箱】
讀者來信兩封

❼ 如何評述我國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實質犯罪論者，也是實質解釋的積極倡導者。「前田堅持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但他反對形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主張從實質的觀點修正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使得刑法在規制行為時，必須考慮憲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義與實體的正當程序具有密切關系，故必須從實質上理解罪刑法定主義。前田認為，對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解釋刑法時，先是確定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確定該法規的保護法益，考慮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再後，當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一定價值時，要對該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衡量；此後，計算處罰該行為對其他案件的影響效果：最後，考慮解釋結論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協調統一性。關於解釋允許的范圍，前田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解釋的實質的允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文通常的語義成反比。』即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大，距離法文的通常語度越遠，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小。」 {48}與此相對應，有學者批評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引申出來的實質解釋論的觀點，指出：「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出發，有見解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在語言可能具有的意義的范圍、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和保護法益、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比較衡量。按照這種見解，『解釋的實質處罰范圍和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條文通常意義之間的距離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便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處罰的原則，因此，在確定處罰范圍的時候，不應當加人處罰的必要性考慮。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使犧牲處罰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國民基於預測可能性進行行動的自由的原則。

在三階層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下，也許這種解釋方式的爭論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回觀我國學者就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論，仍然是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之下展開的[6]，存在這種爭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兩種解釋方法還是可以統一的。首先，從上面二者的爭論以及對爭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有些爭論是無關緊要的，駁斥對方的有些論據顯得疲乏無力，既難以駁倒對方，也很難支持自己的主張。其次，對於有些問題，嚴格按照形式解釋的結論，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難以為國民接受，此時，需要實質解釋為先，而對於另外一些問題，徹底遵循實質解釋立場，會出現擴大處罰范圍的處理結果，這時，有必要以形式解釋為首。再次，形式解釋論者在形式解釋之後，還要作實質解釋，並不是實質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形式解釋論者僅作形式解釋而不作實質解釋，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也要作形式解釋，並不像形式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無法再作形式解釋[7]。本文認為，對於有些問題的解釋，需要形式解釋優先，有些問題則需要實質解釋優先，其餘的問題採取何者為先均可。盡管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強調自己既進行形式解釋也進行實質解釋，但解釋的先後順序卻完全相反，根據本文的結論，嚴格的形式解釋論和徹底的實質解釋論都不能合理解決所有問題，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提法，代之為形式實質統一論或者並合論。

立足於當前我國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為主的犯罪構成體系之下，似乎不應存在這種爭論，因為，犯罪構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脫離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就意味著犯罪構成要件既要實質解釋—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釋—符合刑法的明文規定，實質解釋和形式解釋在平面式的犯罪構成要件下，很難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先形式解釋合理還是先實質解釋合理，在實際判斷中，往往同時進行，形式解釋的同時也在實質解釋，反之亦然。

❽ 前田雅英的刑法觀點

（1）實質的犯罪論。前田認為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具有「選擇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的機能」，易言之，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可法的違法性。他反對形而上學地、形式地解釋構成要件。他主張違法性的原點是對國民現實利益的侵害，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他也反對形而上學地討論責任問題，提出應實質地具體地把握非難可能性，認為責任論的視點是「達成刑事政策的結果」，應否追究責任，當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根據。
（2）紮根於國民規范意識的理論框架。前田認為，只能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媒介，刑罰才能達到防止犯罪的目的，並將這種觀點貫徹到具體的解釋論。前田提出，刑法上的非難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基礎，即使在追究故意責任時，視點也必須放在「以一般人為基準的非難」。因此，故意中的認識是「足以喚起一般人違法性意識的事實認識」，這使得法定符合說的界限、假想防衛過當等問題得到較圓滿的解決。
（3）著眼於法律的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的刑法理論被認為是明確地認識到判例的重要性的理論，刑法學說本身對現實社會並沒有實踐意義，只能通過影響司法實務間接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因此刑法學說應當是以判例為根據，展開適應法律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對一切問題的分析都注意結論的適用效果，注重各種學說對刑法適用產生的積極或消極影響。
（4）立足於日本國情的刑法學。他反對盲目模仿、接受西歐的刑法理論。 （1）主張放棄明治以來模仿西歐刑法學的做法，而根據東洋傳統確立日本刑法理論，特別是應當總結日本審判實務長時期積累的經驗，得出人民認可的結論。
（2）主張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成為「人民之聲」的代言人，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因此，要從實質上理解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如果僅從形式上解釋有代表國民意志國會制定的刑法，則不能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3）承認以防止犯罪等效果促使人民生活提高的刑罰制度，主張目的刑論；同時認為，「報應」作為劃定刑罰上限的基準是有必要。

❾ 劉艷紅的介紹

劉艷紅教授，博士後，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刑法學會理事，東南大學特聘教授、二級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東南大學法學院院長（2014—）。兼任江蘇省刑法學會副會長、江蘇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委員、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咨詢委員會委員等。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第三屆江蘇省「十大優秀青年法學家」獲得者。研究領域與特長為犯罪成立理論以及刑法解釋論（實質刑法觀）。2014年3月，中國法學會授予東南大學法學院劉艷紅教授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以表彰他們在法學理論研究領域或法律實務部門的突出成就。劉艷紅成為我國刑法學界歷屆入選中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