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派別之爭

㈠ 不正當競爭涉及刑法的有哪些

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給經營者造成損害的，受損害人可以依相關規定請求民事賠償，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責任有以下幾種 ：（一）銷售偽劣商品罪 《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銷售偽劣商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一節「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中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其中，第一百四十條是銷售偽劣商品罪的一般規定；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則是對銷售假、劣葯、不符合相應標準的食品、化妝品，假農葯、假獸葯、假化肥等等具體商品的處罰規定，它們與第一百四十條的關系是：銷售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不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但是銷售金額在五萬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銷售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單位犯以上各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二）行賄罪與受賄罪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規定，經營者不得採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在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帳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處。第二十二條進一步規定，經營者採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侵犯商業秘密罪 《刑法》規定，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1、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2、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3、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 明知或者應知上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也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四）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 捏造並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五）虛假廣告罪 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六）串通投標罪 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以上規定處罰。

㈡ 什麼是派系之爭

毛主席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一部分人為了個人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結成一個聯盟，對付另外一個聯盟的 斗爭。但他們一般有屬於一個共同的組織。

㈢ 「洛」、「蜀」、「朔」的派別之爭

洛蜀黨議」

元佑初新黨勢力盡斥後，被舊史稱為「君子」的元佑諸臣，又因理念以至風格、趣味之不同，分裂為洛蜀朔三黨[23]。三黨名稱，由其領袖籍貫而來。洛黨領袖為程頤，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黨領袖為蘇軾，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甚眾。

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他們也像王安石那樣，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謂「王道」的典範唐虞三代。不僅在理想方面，在具體主張方面也是這樣。比如王安石以為：「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24]程顥則以為：「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25]在這一點上，兩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顥曾上神宗書，其中有關井田、兵歸於農、帝王必立師傅等等的主張，也多與王安石一致。熙寧二年程顥參與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就是因為有相同認識的基礎。

洛黨與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黨偏重人。程子曾說：「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26]這是兩者顯著的不同處。

蜀黨對政事的看法較洛黨柔軟，言事論理不執於一端，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某種理念，也不認為某種制度獨勝。而兩黨領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現了不同。比如洛黨領袖程頤「不欲為閑言語」，援古句「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說作詩是浪費生命，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上」[27]。蜀黨領袖蘇軾則極好詞采，以為「世間樂事無逾此者」[28]。頤嚴肅有餘，完全沒有幽默感，軾則是在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顯才華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潑」的成分也較多。

朔黨不同於洛黨之處，在於朔黨多為實務派官員，所以較重經驗。王安石與洛黨都喜歡講唐虞，講三代，講「王霸之辨」，而朔黨不講。不講三代那樣玄遠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與洛黨看不起的漢唐經驗，主張通過權衡漢唐的利弊，來進行逐步的改良。激進派對這樣的「實際」主張不以為然，以為這樣的主張行之於平穩治世，也許是得策，但用之於大變革時期未免緩不濟急。就如程顥對司馬光自比「人參、甘草」所說：「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司馬光在元佑時盡反熙豐，「人參甘草」成了「烈葯」。）

洛蜀朔三黨，不同處本來很多，只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走到了一起。維護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驅除出朝廷，他們便不能相安於一朝。所謂「既交惡，其黨迭相攻」

㈣ 刑法中最殘忍的是什麼

夾棍\釘指等在最後)凌 遲

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人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執行人也要受刑。發展成死刑的藝術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聽說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而最慘的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因為崇楨皇帝中了反間計，誤以為他通敵賣國，判他凌遲處死，行刑前以漁網覆身（讓肌肉突出以便下刀），遊街示眾，被北京城無知的民眾沖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咬下來...那種心理的痛恐怕遠高於生理的痛。

剝 皮

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
另外還有一種剝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在頭頂用刀割個十字, 把頭皮拉開以後，向裡面灌水銀下去。由於水銀比重很重，會把肌肉跟皮膚拉扯開來，埋在土裡的人會痛得不停扭動，又無法掙脫，最後身體會從從定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
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

鋸 割

把人用鐵鋸活活鋸死，其慘狀似乎與凌遲、剝皮也在伯仲之間，難怪在地獄酷刑中，就專門有把人鋸開的酷刑。然而，鋸死活人不僅在傳說的地獄中存在，在人間也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記載，三國時，吳帝孫皓的愛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搶奪百姓的財物，主管集市貿易的中郎將陳聲原是孫皓的寵臣，他捕獲搶劫者繩之以法。愛妾告訴孫皓，孫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陳聲，命里武士而燒紅的大鋸鋸斷陳聲的頭，把他的屍體投到四望台下。

腰 斬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後，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十二個半才斷氣

車 裂

即五馬分屍,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記得商鞅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
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

俱五刑

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喂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烹 煮

即「請君入瓮」那是唐朝時代，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中有位酷吏叫來俊臣，崇尚嚴刑峻法，對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對待。方法是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越來越高，受刑人也越來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話，往往就被燒死在瓮里...後來武則天聽說了這件事，就把來俊臣找來，問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辦？來俊臣很得意的把這個方法說了出來，武則天就淡淡的說了句：「則請君入瓮」，把來俊臣燒死...

宮 刑

司馬遷就是受了宮刑，才會寫出史記，也才會在「報任少卿書」里寫出「身直為閨閣之臣」這樣的句子。 中國人的閹割可講究了。首先要拿繩子把小弟弟綁起來（包括子孫袋）讓血液不流通，自然壞死，後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後拿香灰一蓋，止血，還得拿根鵝毛插在尿道里。等過了幾天把鵝毛拿掉，如果尿得出來，閹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來，那個人就算廢了，大概最後會死於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閹來當宦官的話，最好趁年紀還小就閹掉，年紀大了危險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貴族沖抵死刑。相對的女性為幽閉

刖 刑

關於刖刑，大家的說法不太一樣。有人說是把膝蓋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說是把膝蓋骨削掉，以後者比較可信。總之，刖刑是一種類似截肢的酷刑。

戰國時代，孫臏受師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聽說他名字本來叫孫賓，受刑之後，才改為孫「臏」。 如果是把膝蓋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間失去了保護，這個人可能連站都站 不起來，所以稗官野史上說，孫臏受刑之後，上陣打仗連騎馬都沒辦法，必須要坐車（馬車或人力車）。

插 針

用針插手指甲縫。常用於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戰爭時常用的手段。因為省力，速度也快。

戰爭里的活埋，都是叫戰俘自己挖坑，有時會先殺死俘虜再把他們推下去，但時間不夠的時候（或是要省子彈時），就直接把他們推進去以後蓋土。中國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過沒聽過有什麼名人受過這種刑罰。比較狠一點的，會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裡，只露出一個頭，然後開始凌虐..

棍 刑

即木樁刑. 這里要說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這里說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從人的嘴或肛門里插進去，整根沒入，穿破胃腸，讓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沒有看過用這種刑罰的記載，不過金庸小說「俠客行」里有提到，還給這種酷刑起了個美名叫「開口笑」。

斷 椎

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仇恨之極時，往往會想到要打斷他的脊椎骨。打斷脊椎骨確實是一種很解氣的行為，因為人的脊樑骨若是斷了，他也就一命嗚呼了。在中國歷史上，斷椎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酷刑。據《商君書．賞刑篇》載，春秋時姬重耳打算明文規定刑律，使國內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們一同商議。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顛頡很晚才到，有人認為顛頡有罪，應該給以處罰。於是，姬重耳批准，將顛頡斷椎處死。晉國的士大夫們都非常害怕，他們說：顛頡跟隨姬重耳流亡列國十九年，功勞很大，現在偶爾有小過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刑罰，何況我們哪？從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鉛

在佛教關於閻羅的故事中，有閻羅黑白二相的說法，白相即為地獄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圍侍；黑相即每天有兩個時辰，要受銅汁灌腸之苦。與此相似，人間有灌錫或灌鉛的酷刑。錫的熔點是攝氏二三二度，鉛的熔點是攝氏三二七點四度，無論灌錫或灌鉛都能把人燙死。而且溶化的錫或鉛一入肚腹就會凝固成硬塊，這種重金屬的墜力也能致人死命。

漢代廠川王劉去的王後陽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劉去寵愛另一位名叫榮愛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塊飲酒，昭信妒性大發，就向劉去說：「榮愛看人時，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誰有私情」。劉去信以為真，他見榮愛正在給他綉衣領上的花紋，就一怒之下奪過衣服投進火中燒掉了。榮愛見劉去生氣，非常害怕，投井尋死，劉去命令人把她撈出來，不幸沒有死。劉去杖責榮愛，\*\*\*她招認私情，榮愛受刑不過，胡亂說出和醫生有姦情。劉去越發惱怒，就把榮愛綁在柱子上，用燒紅的尖刀剜掉她的兩隻眼珠，再割下她的兩條大腿上的肉，最後用溶化的鉛灌入她的口中，這樣一直把榮愛摧殘至死。

梳 洗

指的是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梳洗之刑的真正發明者是朱元璋，據沈文的《聖君初政記》記載，實施梳洗之刑時，劊子手把犯人剝光衣服，裸體放在鐵床上，用滾開的水往他的身上澆幾遍，然後用鐵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間殺豬用開水燙過之後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盡，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後早就氣絕身亡了。梳洗之刑與凌遲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舊唐書．桓彥范傳》記載，武三思曾派周利貞逮捕桓彥范，把他在竹槎上曳來曳去，肉被盡，露出白骨，然後又把他杖殺。

縊 首

我國古代初時的絞刑是用弓弦縊殺... 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開始旋轉那張弓, 弓越轉越緊，受刑人的氣就越來越少，最後終於斷氣...
岳飛父子就是這樣死在風波亭，（因為他是功臣，不能斬首，要留全屍）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這樣給吳三桂親手縊殺...

鴆 毒

鴆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較人道的方式.... 中國古代的毒葯中，最有名的應該是「鳩」這種毒葯，成語中的「飲鴆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常用於賜死情況
「凌遲」酷刑，亦作「陵遲」，是指山陵斜坡逐漸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稱為「剮」。因其規例在千刀之上，「凌遲」還可通稱為「千刀萬剮」。唐律尚無「凌遲」，五代才特置。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宋代中後期始用「凌遲」，但不常用。《宣和遺事》記章敦在越州時，專事慘刑，有「刀掊」、「釘手足」、「剝皮」、「斬頸」、「拔舌」，但不見「凌遲」。元代「凌遲」載於法典刑律，具體行刑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遲」用語頻繁起來，較為典型的是明代《瑞嚴公年譜》、《漁樵話鄭本末》，其中對「凌遲」的詳述，使人見其具體步驟——

「凌遲」時搭起一座棚子，棚前豎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桿，劊子手手持磨得鋒快的鐵鉤、利刃，三聲炮響後便開始，規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剮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條一縷，密麻叢集，猶如刺蝟。初動刀時，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血都從這里流出去了。「凌遲」後將受刑者五臟、軀體、頭都吊在桿上示眾，監刑官舞紅旗，策快馬，飛馳宮中，向皇帝報告刀數……

對犯人採取這樣厲害的「凌遲」，是因明初朱元璋就執刑甚嚴，當時官員們竟用鳩血染衣帶，一有捕拿，即吮帶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據《明史》、《明實錄》，當時刑法無所不用其極：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腦為能事，朱憲逼奸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還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讓受刑人吃自己兒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國楨《涌幢小品》說兩廣都督韓觀殺人成性，竟用人皮當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倖存錄》說一徐姓術士，因罵魏忠賢被捕，手足被釘在門板上，遍體澆上瀝青，用椎敲，一會兒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記》中的有關記載更讓人慘不忍睹：

高皇惡頑民竄逃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泥埋其頭，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鏟頭會」。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裸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背懸之。有「稱竿」，縛置竿彼末，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鉤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執行起來也十分殘酷。如《詔獄慘言》，記敘明代鎮撫最為普通的五種刑具：一種是「械」。堅木製成，長一尺五寸，闊四寸多，中鑿兩孔，著臂上，就是受刑時也不脫，殺人最便利。一種是「鐐」。鐵制，又稱「鋃鐺」。長五六尺，盤左腳上，因右腳受刑不方便。

一種是「棍」。楊、榆木製成，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似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繩束其腰，二人踏繩的兩端，使受刑人不得轉側。又用繩系兩腳，一人負之背，使不得伸縮。

一種是「拶」。楊木製成，長尺余，徑四五分。每用拶，兩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兩端，隨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種是「夾棍」。楊木製成，長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貫以鐵條，每根中各綁拶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繩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動。又用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的大杠，從右邊猛力敲足脛，使足流血灑地……

這幾種刑具，是中國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來簡單，但用起來極苦，如明人所說：「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著骨，便神魂飛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紀實》敘楊漣、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獄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經腐爛了，只得用帛急忙纏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鐐、棍、拶、夾棍等刑具同時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稱為：「五毒備具，呼暴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給他們感觸最深的就是這幾種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爾《中國紀行》說中國犯人在監獄中：

帶著鐐銬和鏈子，固定在鐵樁上，頭發也被拴在鐵釘上。即使這樣還不讓他們自在，他們的腳被板夾住，背上和胸上纏著100碼長的鏈子和刑具，恐怕要壓斷了肋骨。帶著鐐銬和鏈子的犯人，被強力推進高度只有一臂長，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籠子里時，「為了關上籠子把他的頭壓低到和四肢擠在一起，好像沒有骨頭的一堆肉塞在籠子里，打開籠子後，這個人帶著鏈子和鐐銬被拉上來時，使我們嚇掉了魂」。

克路士《中國志》這樣說道：犯人「把指頭放在棍里，然後使勁拉繩子使骨頭嘎扎作響」，「足刑很厲害和痛苦，刑具是兩塊方木條，約四拃長，一邊用一根絞鏈連接。他們拿繩系在另一側，足踝夾在中間。他們用槌子打木條頭」。

拉達《記大明的中國事情》記載：

官員一聲吆喝，五六名劊子手就撲向可憐的犯人，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褲子。他這樣面朝下爬著，一名劊子手緊緊按住他的腳，另一個按頭，再一個高舉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勁打他大腿後的肉，直打到叫住手為止。他們每打五下，便轉過身子好打另一邊。這時候，另一名劊子手跪著大聲報打的次數，那簡直太野蠻，挨過六十下的人難逃一死。

這三位外國人看到的只不過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殘酷了!這些酷刑一般來講，主要是對下層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別是對那些「犯上作亂」者。清嘉慶八年（1803），因刺嘉慶而被當場捉住的內務府廚役陳德，在審訊時就已經是徹夜熬問，擰耳跪煉，掌嘴板責，刑夾押棍……經嘉慶親審，陳德被處以「凌遲」。據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宮闈秘史》載：

執行時，從陳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魚鱗形狀。然後再右臂，再胸和背。一開始還見血，過一會兒血流盡了，只流黃水。當割完上身時，陳德忽然張開眼睛叫道：「快些。」監刑者卻說：「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剮陳德!

以仁義自我標榜的嘉慶，對「大逆不道」者是從不心慈手軟的，對陳德的「凌遲」，充分暴露了統治者對反抗者所能夠採取的極端的報復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階級斗爭與壓迫」來概括，是有失偏頗的。因為像晉靈公從台上彈人，觀其避丸巢；王元吉當街而射，觀人避箭；妲己置蠆盆，觀其楚毒以為樂；齊後主置蠍浴斛，令人裸浴，觀其叫號則大喜……這些並沒有直接刑事緣由的酷虐之刑，並不是階級的、政治的影響，而是一種野蠻的文化觀念的表示。《通典》記錄北齊時對濫劣秀才飲一斗墨水的懲罰，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明代小說《封神演義》描繪了所謂的「炮烙」：「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里邊用炭火燒紅」，人被剝去衣服，「將鐵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臾，煙盡骨消，盡成灰燼」。但此酷刑並非用於反抗的平民，而是對付臣僚。徐學聚《國朝典匯》說嘉靖年間朱觀淫戲無度，常使男女裸體群浴，無復人禮，「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這表現了一種殘忍的文化心態。而東林黨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說他「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這卻是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的斗爭所造成的。

所以，對酷刑要具體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單純為摧殘皮肉而設，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錄》記述朱元璋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衙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這一慘無人道的酷刑，從本質上講是統治者企圖以殘忍手段奴役下屬的意識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歸入了法制的軌道之中，這在客觀上對貪污受賄的官員還是有很大的震懾作用的，就像歷史學家分析的那樣：明初吏治之所以較好，這與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關系。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統治者將酷刑的主要目標定在平民百姓身上，這一現象在清代尤為突出。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真實地記述了道光年間四川的酷刑：監獄里的犯人，有的裝入籠內，一日而斃，有的則用鍋煮，「慘酷不可言狀」。如捉到造反的「匪」，不問真偽，先打400小板，還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訊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腦裂骨折……由於酷刑濫施，甚至錯捉入獄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劉省三所寫的公案小說集《躋春台》，其中有一篇《雙冤報》，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這對男女表親，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釘竹簽十指鮮血噴，痛得奴死去又還魂。不招供太爺刑法狠，招得來又辱了先靈。……不得已把供來招認……這一陣夾得魂飛盡，痛得我屎尿一齊傾。想不招表嫂已招認，要辯脫除非問閻君。因姦淫謀毒表弟，大老爺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還挖空心思，不斷在刑具上「推陳出新」。李伯元所寫的《活地獄》，就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於刑具的厲害而造成的殘酷景象：如，「一雙鐵鞋，放在火里燒紅，著在腳上，這叫『紅綉鞋』」。其實這是明代天啟年間魏忠賢的義子許顯純發明的「紅綉鞋」的延續。還有「過山龍」，「是叫錫匠打一個彎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夠二丈多長，把犯人赤剝了，用管子渾身上下盤了起來，除掉心口及下部兩處。錫管子上邊開一個大口，下邊開一個小口，用百沸的滾水，從這頭澆進去，周流滿身，從那頭淌出去。這個開水，卻不可間斷」。

這與謝肇淛《文海披沙》所說的萬曆時福建某官府中盤在犯人腰間的「錫蛇」是一樣的。審訊犯人時往「錫蛇」的空心裡灌開水，犯人受不住燙，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過山龍」要比明代的「錫蛇」更殘酷，這是一個總的趨勢。

再如行刑時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獄》中已出現了鐵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幾板子，大腿上的肉都會一片片的飛起來，連肉帶血飛的滿處都是。等到打至十幾下，肉已飛完，便露出骨頭。他此時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卻用板子橫在大腿上亂敲，砍的骨頭殼殼的響。有的還將骨頭打開，骨髓標出來好幾尺遠……」

㈤ 德日刑法中的新舊派之爭

大陸法系刑法中的舊派與新派
萬志鵬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論中，長期存在舊派與新派兩大陣營的對峙。舊派又稱為古典學派，可分前期舊派（刑事古典學派）與後期舊派（後期古典學派）。前期舊派以貝卡里亞、邊沁、費爾巴哈、康德、黑格爾等人為代表，形成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舊派理論未能阻止19世紀後期西方國家的犯罪浪潮，新派於19世紀末興起，以龍勃羅梭、菲利、加羅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為代表。為反駁新派觀點，後期舊派也於19世紀末形成，以賓丁、貝林格、畢克邁耶、邁耶、麥茲格、小野清一郎等人為代表。 也有人把貝卡里亞、邊沁歸為啟蒙主義刑法學派，而不將其歸為古典學派，因為，其一：這兩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啟蒙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二：他們主張的預防論思想與黑格爾等古典學派人物主張的報應主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舊派與新派的學術背景及主要分歧
舊派學者主要從法規范學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法的正義性，論證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實定法上的建構。前期舊派是在反對中世紀封建刑法的斗爭中形成的。貝卡里亞最先吹響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責自負等現代法治主義刑法理念的號角，反對酷刑和刑訊，將刑法推進到了科學時代。他主張自由意志，認為刑罰應以預防犯罪為依據。邊沁繼承並發揚了貝卡里亞的思想，他以哲學上功利主義為方法論，運用抽象思辯和邏輯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罰理論，也是預防論者。費爾巴哈則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強制說」，重視刑罰對社會一般人的威嚇作用，被認為是一般預防論中的立法威嚇論者。與前三者不同的是，同為舊派學者的康德和黑格爾則在刑罰論上持報應主義，康德是等量（一說等害）報應主義和道義報應主義者，黑格爾是等價報應主義（一說等質）和法律報應主義者，但二者都是絕對報應主義者，即刑罰只是對犯罪的回應，絕不為其他什麼別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堅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觀點。綜上，前期舊派一般都認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罰是對自由人違反刑法的理性反動。犯罪是違反法律，也是違背道德的無價值行為。刑罰對犯罪予以懲罰是報應的需要或是預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這一點上舊派學者內部之間有報應論和功利論的尖銳分歧）。一般而言，舊派學者都堅持意志自由論、抽象的行為人論、行為主義、道義責任論。
新派學者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創始人之一龍勃羅梭是犯罪學人類學鼻祖，他主要從事的是犯罪原因學（狹義的犯罪學）研究，他認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並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論。他的弟子菲利繼承並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了犯罪發生的三原因論（即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和犯罪飽和理論。菲利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刑罰措施對付犯罪幾乎是無效的，治理犯罪應主要致力於消除犯罪的社會原因，因而被後世歸為刑事（犯罪）社會學派。菲利同時也是刑法學家，曾起草義大利1922年刑法，因過於反映激進的實證學派觀點而未能通過。菲利主張取消刑罰的概念，代之以「社會防衛措施」。菲利的學生加羅伐洛也是犯罪社會學派人物，其主要貢獻是第一次將犯罪學作為獨立學科從刑法學中分離出來，並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類。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學家與刑法學家於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論上的二元論論（即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並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會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口號。在刑罰觀上，主張「應受刑罰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有威懾、改善、隔離三種效果，刑罰應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為任務，並提出了「矯正可以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使之不為害」的個別預防方針，被認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綜上，新派學者一般都反對自由意志論，主張人犯罪是諸多自然及社會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即所謂「決定論」，注重從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罰，大多持行為人主義、目的主義、特別預防論、社會責任論。
二、 犯罪論上的差別
在犯罪論，舊派與新派的主要對立表現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爭。舊派一般持客觀主義立場，以客觀的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來認識和看待犯罪，認為刑法上處罰的對象是犯罪行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害社會的行為，正是因為有此危害社會的行為以及結果，才對該人科處刑罰。即行為主義。新派一般持主觀主義立場，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來看待犯罪，認為犯罪的本質、也就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險的反社會性格或人格，這種危險性格是危害社會的因素，因而主張刑法的對象是行為人而不是行為，因為離開了行為人這個載體去處罰行為本身是毫無意義也是不可想像的，即行為人主義。但新派又承認，對人身危險性的判斷離不開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狀況下離開行為人的客觀表現是難以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危險性格的。不顧客觀行為來談危險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斷、侵犯人權的。因此，無奈，只有通過客觀行為表露出來的主觀惡性，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因此又稱為征表主義。
在違法性理論上，舊派基於客觀主義違法論立場，持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的實質在於對法益的侵害或危險。對於沒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為，例如某些「無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應當認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平野龍一；新派基於主觀的違法性論，持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在於危害行為本身以及由該行為體現的主觀惡性。主張刑法應維護社會倫理觀念，對於反倫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會相當性的行為，應認定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團藤重光、威爾哲爾。二者的爭論，實際上是法哲學上法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刑法上的反映。從大多數國家刑法規定來看，基本上現在採取的是客觀的違法性論立場，贊同結果無價值論。
在責任理論上，（1）關於刑事責任的本質問題，舊派基於意志自由說，持道義責任論立場。即：行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為人有選擇適法行為的可能性而竟決意實施違法行為，就應當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和非難，刑事的責任的本質也就是對道義上的非難。早期的道義責任論是建立絕對的非決定論基礎上的，主張完全的意志自由，僅以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這種觀點受到不少批判。舊派學者也認識到這一論述的狹隘性，於是在後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形成了「緩和的道義責任論」，即改變絕對的自由意志論為相對的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決定的問題，而是被什麼決定的問題。當人不處於生理上的而是處於規范心理上的約束時，人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基於反規范的動機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就可以進行道義上、規范上的非難。社會責任論是19世紀末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為新派學者所推崇。社會責任論以犯罪必然論和意志決定論為基礎，認為犯罪是人的素質和環境的綜合產物，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會的義務，因而應該對自己的不法行為承擔責任。由此，所謂責任，就是對社會有危險的人應受到社會防衛措施處分的地位。從而，不論犯罪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犯罪人主觀上是否應受道義的譴責，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責任的義務。與道義責任論和社會責任論相對立密切相連的問題是「責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上形成的行為責任論和性格責任論、人格責任論的對立。舊派一般持行為責任論，即認為責任的基礎就是犯罪行為及其表現出來的犯罪意思，也稱意思責任論。責任的確立及大小評價都依據行為及結果狀況。這一立場與結果無價值論立場是相一致的。新派則持性格責任論，認為責任的基礎並不是行為或是行為人的意思，而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這一立場與行為無價值論的主張是相映成趣的。而體現二者折中的立場是人格責任論。麥茲格等人認為，犯罪是行為人人格的主體實現，人格與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體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還包括由環境和素質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歸責於行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則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體行為的抽象。犯罪是主體潛在的人格體系的現實化，刑事責任的第一次基礎是犯罪行為，在行為背後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礎，總的來說，由犯罪行為所表露出來的犯罪人的反社會人格，是刑事責任的基礎。這樣，人格責任論就綜合了客觀的犯罪行為和主觀的危險性格兩方面內容而具有調和的味道。（2）關於責任能力的本質，舊派認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認為是刑罰適應能力或受罰資格。從而，舊派認為責任能力是故意過失的前提，不具備責任能力的人不具備故意過失，新派認為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無關，沒有達到責任年齡的人也可能有故意過失。（3）關於舊過失論中結果預見義務的基準，舊派採用主觀說，認為應以具體的行為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要追究道義上的責任，只能以行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為准；新派採用客觀說，認為應以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責任只意味著受罰能力；後期舊派又提出折中說，即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低於一般人，則應採用主觀說，以行為人本人為准；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高於一般人，則應採用客觀說，以通常人為准。
在共犯理論上，兩派在共犯的本質及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分歧。（1）共犯的本質。舊派持犯罪共同說，即認為，因為犯罪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則是二人以上的行為都符合某一構成要件的類型要求，從而共犯的本質是數人共同實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說與部分犯罪共同說。新派持行為共同說，即認為，只要數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實施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共犯，也就是說，不要求各行為人構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是共同進行的就成立共犯。由於行為共同說與犯罪構成理論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數學者支持。（2）共犯從屬性論與共犯獨立性論。舊派一般贊同共犯從屬性論，認為正犯著手實施犯罪是狹義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贊同共犯獨立性論，認為正犯有無實行行為與認定狹義共犯無關。教唆、幫助行為本身是行為人反社會人格的表現，具有獨立處罰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沒有著手實施犯罪，狹義共犯也成立。通說是共犯從屬性論中的限制從屬說。
三、刑罰論上的迥異
舊派與新派在刑罰論的爭論主要是刑罰的正當根據是報應還是預防。但是這一爭論具有復雜性。舊派中的絕對報應者如康德、黑格爾認為，刑罰的惟一正當根據是報應，決定不允許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為犯罪才受到懲罰，罪犯受到的懲罰也只能與他所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相對應，這樣的懲罰，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現，也是社會正義感的要求；舊派中的預防論者如貝卡里亞、邊沁則完全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刑罰，他們認為，刑罰的根據不在於報復，不在於給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為了預防犯罪，特別是預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當然也要相適應，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但這是由預防犯罪帶來的結果，如果預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輕罰，輕罪也可以不罰。至於新派，其內部的刑罰觀也不完全統一。新派學者一般認為刑罰的根據在於預防犯罪，但重在特別預防。其中，目的主義者認為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教育刑者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會化。現在流行的通說是折中說，即相對的報應論，也稱並合論。該說以麥茲格、威爾哲爾、小野清一郎、團藤圖光等人為代表，認為刑罰的根據不是單一的，刑罰既是因為報應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為可以預防在犯。刑罰的目的應該是正義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當然，要用報應的限度來制約預防犯罪這種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對從報應觀點看不應該受罰的人發動刑罰。具體怎樣限制，折中論者觀點也不一致。現代各國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論的思想，幾乎沒有哪一國刑法是以純粹的報應論或純粹的預防論為思想基礎制定的。

㈥ 如何解決派系之爭

各派系之間的良性競爭，對組織和公司的發展都是有益的，但如果這些非正式組織將團體的利益凌駕於公司的利益之上，就會影響企業的正常決策和政策的執行，危及企業的健康發展。 如何解決派系之間的斗爭，促進各部門、各團體之間的協作呢？世界經理人網站用戶的意見是：引導各方聚焦企業的戰略目標；以制度約束各方的行為；靠溝通實現各部門之間良好的合作。 聚焦戰略目標 企業內的各派別將自身利益置於企業的利益之上，是因為企業的目標不明確，或者各派別沒有聚焦於企業發展的目標。這就需要企業的領導者不僅要制定明確的戰略目標，而且要讓每個管理人員和員工都明白這個目標，引領員工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如果這個案例中每個人都知道晶元業務對於企業的重要戰略意義，大家自然會把它放在工作中優先的地位。 北京某公司的"騷驪"建議，企業可以通過培訓等方式，培養一個利益共同體。讓員工關注企業的戰略目標，增進了解，放下分歧，團結合作。在培訓過程中，將員工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掛鉤；讓大家懂得只有企業發展自己才能發展的道理；讓員工在工作中考慮應該怎樣做工作，並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將對公司發展造成影響。 同時，對於不利企業目標實現的行為，企業領導者要能夠及時地予以糾正，明確自己的態度和傾向，並在績效考核上有所體現。 明確個人責任 除了在戰略傳遞上的不清晰外，責任不明、架構混亂和制度不全都是造成內斗的重要原因。有效的應對方法是：明確責任，健全內部制度。 明確責任能減少各派別人員互相推諉責任的情況發生。 某公司的"山之峰"指出，案例中的企業出現派系之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流程出了問題。流程設計得不盡科學和合理，造成許可權不明、管理交叉、相互扯皮。因此，企業要設計出科學而合理的流程，在不同的副總裁之間劃分明確的管理許可權和職責，盡量減少交叉，該由誰管理就由誰負責。 鄭州某公司的"鍾井蛙"也認同這個觀點。他認為企業要有明確的權利責任劃分和制度約束，並且要加強考核和控制審計。 輪換崗位可以培養相互理解的合作精神。北京某文化發展公司的"昭然若揭"說，崗位輪換制度在企業經營上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能夠有助於打破部門橫向合作上的隔閡和界限，為部門合作打好基礎。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就能夠明白別人的難處。其次能夠讓員工認清本職工作與別人、其他部門的關系，能夠提升工作積極性。現在很多大型的企業如摩托羅拉公司就實行輪換制度。 網站用戶"福星高照"也認為，在一個部門待得太長會思維同化、拉幫結派，公司業務平穩後可進行崗位輪調，這不但有利於部門合作也是給員工提供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 順暢溝通體系 良好的溝通是團隊合作的基礎。有人認為，傑克·韋爾奇最成功的地方，是他在GE公司建立起非正式溝通的企業文化。他強調只有"順暢地溝通"，企業才能不斷進取。韋爾奇所倡導的"順暢地溝通"就是治療派系斗爭的良方，這也是絕大部分參與討論的世界經理人網站的用戶的建議。 建立溝通文化 處於一種坦誠、溝通、協作的文化氛圍中，員工會樂於溝通，易於形成共同的價值體系。韋爾奇在GE時，"希望人們勇於表達反對意見，呈現出所有的事實面，並尊重不同的觀點"。他說，"這是我們化解矛盾的方法。" 宇新公司的派系之爭，原因之一在於溝通不順暢。網站用戶"袁偉傑"建議：作為企業的老總，應親力親為，著力打造健康向上的企業文化，鼓勵員工積極溝通，營造一種團結合作、互相幫助、以企業利益為最高利益的企業文化。 多層次溝通 上下級之間和部門之間需要經常的溝通，了解彼此的想法，這樣可以減少矛盾，並且容易解決矛盾。 要解決派系的斗爭，作為老總的王煉，任務是協調、平衡各派別的關系。某電腦科技開發公司的"紫焰000"分析說，團隊領導之間的關系影響團隊的合作。如果團隊的領導關系融洽，兩個團隊的關系就和睦；團隊領導之間有矛盾，其下屬也會感受得到，團隊之間也會產生矛盾。 因此，總裁不妨把相互對立的團隊領導召集到一起，大家開誠布公地談談。有什麼想法直接提，不遮遮掩掩，找出產生矛盾的根源，並且解決問題。 此外，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促進派別之間的合作。如果團隊領導的合作給公司帶來了正面影響則予以獎勵。老總從開始就要關注派別之間的發展動態，從中起到很好的協調作用，而不是聽之任之。 部門之間的溝通更加重要。"福星高照"指出，管理人員要提高自己的溝通技巧，遇到問題不是推三阻四或各自為戰，不要覺得和人溝通是浪費時間或因對方不好講話而懼怕溝通。 作為職業經理人，要堅守職業的精神，即使是在派系的斗爭中，也不要介入私人的恩怨。江蘇某公司的"若舞"說，在派系斗爭中介入私人的恩怨，對於組織是一種災難，也是對自己職業操守的破壞，有可能毀掉自己的職業生涯。 某電子公司的"XXM"建議，經理人一旦發現自己處於類似劉晨的困境，就要與協助方充分溝通。在溝通的同時，將溝通的內容和每次溝通達成的結果，通報對方和老闆。如果同一個問題，溝通超過3次，協助方依舊不合作，立即請老總協助。與老闆和協作方溝通時，本著解決問題的心態，不將事情擴大，只就事論事。 溝通之後，為確保問題能順利解決，"袁偉傑"提出，應該設立一個信息反饋的機制，處理意見和投訴，跟進事情的發展進度。

㈦ 刑法中的互毆是什麼意思

互相鬥毆指雙方或多方在主觀上均具有不法侵害的故意，客觀上均實施了不法侵害對方的行為。是互毆各方均有對對方加害的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在互相鬥毆的過程中一般不存在正當防衛的行為。但是如果一方停止或者被動停止了加害行為，而另一方轉化成加害方時，則有可能存在正當防衛行為。

在司法實踐中，互毆中不法侵害轉化的情形有以下兩種：1．一方已經停止斗毆，向另一方求饒或者逃跑，而另一方仍緊追不舍，繼續實施侵害的；2．在一般性的輕微斗毆中，一方突然使用殺傷性很強的凶器，另一方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

(7)刑法派別之爭擴展閱讀：

案例：

2012年10月22日10時許，被告人江某與朋友在一燒烤攤吃夜宵，由於夜市攤生意紅火，人很多。李某從江某等人的座位經過時碰到了江某，為此發生了爭執，最後引發了斗毆，因為江某一方人多，李某打不過就跑出了夜市攤十多米站著，江某等人看了下李某沒有跑遠，就持酒瓶、椅子朝李某追去，李某見狀繼續跑，

最後李某躲閃不及被江某用酒瓶打擊腦袋，在打鬥過程中，李某持酒瓶碎片扎傷了江某的大腿，最終導致江某受重傷，李某受輕傷。

案件發生後李某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李某辯稱其行為屬於正當防衛行為，不應對其定罪。本案中江某和李某的互毆行為中，雙方均有加害對方的故意，如果傷情達到刑法規定的傷勢時，均可以構成故意傷害類罪。所以該互毆行為是不存在正當防衛的。

但是在李某停止與江某的互毆時，並已跑出爭執范圍時，李某已停止了加害行為。而江某等人則有繼續加害李某的不法意圖，並且實際實施了繼續加害行為。李某在不敵的情況下，用扎傷了江某。

此種情形下，行為的性質已經轉變，從原來的互毆變為一方對另一方的加害，李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加害人實施了防衛行為，應認定為正當防衛。

㈧ 關於刑法解釋幾個爭議問題的思辯

這個種類太多了，無法一一列舉，主要包括： 1、升學類考試，比如中考、高考、研究生考內試； 2、執容業職格考試，比如會計從業資格證、司法從業資格證、二級建造師考試等； 3、水平認證類考試，比如CET4、普通話二級考試等； 4、聘用選拔類考試，比如公務員招考等。反正，種類很多，基本上正規的考試都算。

㈨ 我不太明白伊拉克的派別之爭，到底Shiite 是屬於哪一方，還有政府。有誰可以給我詳細講講啊

你問的問題其實不算宗教問題,應該說是與宗教有關的政治問題
我來回答你吧,但願據說能解答你的疑惑
伊拉克的伊斯蘭教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也就是你說的shiite),什葉派人數上較遜尼派多,薩達姆是遜尼派的,在其執政時期對什葉派有諸多高壓統治,他的死刑罪名中相當部分都是源自這里,因此在兩個派別之間埋下的仇恨的種子,這就是伊戰後派別之爭的根源,說到底就是利益之爭,遜尼派不甘心失去原有的特權地位,又怕自己的利益被人數居多的什葉派侵佔;而什葉派則趁美軍佔領的機會向遜尼派清算過去.
伊拉克的政府由三部分組成,除上述兩派外還外加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這里又是利益的紛爭,伊北部石油比較多,因此庫爾德人要求石油收入更多的交地方上使用,而且庫爾德人有嚴重分裂傾向,戰前薩達姆曾多次出兵討伐分裂主義,而上述兩派也彼此不和,這樣的政府能和在一起才叫怪呢.
伊拉克的教派沖突有很多歷史和地緣的關系,非常復雜,美國也無法較好的解決,我想這應該是布希進來之前沒有想到的, 美國不想支持遜尼派因為他們最反美,是美國人的到來讓他們失去一切的,現在的反美武裝中遜尼派佔多數就是明證,美國也不支持什葉派,因為伊拉克的鄰居美國的下一個敵人伊朗是什葉派的國家,美國當然不想一場仗打出個伊朗盟友來;對美國最有好感的是庫爾德人,但美國也不想支持他們,原因是美國要考慮伊北部的鄰居土耳其的感受,他們那裡也有庫爾德人在鬧分裂,如果讓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坐大,士耳其肯定不幹,而土耳其又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何況美國也是不希望庫爾德人分裂出去的.
這些就是伊拉克教派紛爭和政府不和的原因,有不清楚的再問吧

㈩ 機能主義學派的派別之爭

機能主義心理學同構造主義心理學展開了激烈的學派之爭，兩者都主張研究意識，爭論的焦點是心理學應該研究意識的結構，還是研究意識的功能。機能主義心理學強調研究意識的功能，詹姆士明確提出：心理學應該研究意識的功能和目的，而不是它的結構。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心理學思想被稱為機能主義心理學。機能主義心理學派強調心理現象對客觀環境的適應和功用，不以研究意識經驗為限。關心心理學在各個領域內的功效和應用及改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詹姆士批評構造心理學忽視了意識的最主要特徵，即只靜態地研究意識的結構，而忽略了意識的連續性。詹姆士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工作不應該只局限在實驗室內，還要考慮人是如何調整行為以適應環境不斷提出的要求的。為此，後來他的一些追隨者走向了心理測量、兒童發展、教育實踐的有效性等各種應心理學方面的研究。1890年詹姆士發表了他的經典著作《心理學原理》，書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有關意識流的思想，在心理學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機能主義心理學和構造主義心理學兩個學派之爭在於探討心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的定義及研究方向，然而基於唯心主義的思想基礎，都未能很好地解決方法學問題。為此，在相持了幾十年之後，當另一個新的學派--行為主義的出現後，這兩個學派讀日漸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