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商法民法沖突

『壹』 中國的《民法》都包括哪些內容

一、法學理論上的體系

（一）小民法

民法總則、物權法、債權（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內得利、侵權行容為）、親屬（婚姻、繼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識產權法（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還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體系

總則：民法通則

物權：物權法

債權：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親屬：婚姻法、繼承法

知產：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海商法、擔保法，等等。

『貳』 中國的國際私法條款

目前我國沒有統一的國際私法，基本的涉外民商事問題的法律規范主要散見於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憲法》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4年《仲裁法》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2005年《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2004年《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2000年《中國國際商會調解規則》。當然《海商法》《合同法》《婚姻法》裡面都有涉及國際私法關系的內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有一些司法解釋。（詳細資料參見國際私法教程 〈第二版〉）主編李雙元
參加或締結的國際私法條約主要有：
（1）1925年的《本國工人與外國工人關於事故賠償的同等待遇問題》1951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1979年〈關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公約》1966年《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2）在沖突法方面有：1993年《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另外1925年參加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中也有涉及沖突法條款的
（3）在統一實體法方面有：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1966年《國際船舶載重線條約》1974年《聯合國班輪公會行動守則公約》1929年《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1999年《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1955年《關於修訂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的議定書》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891年《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1994年《與貿易有關德知識產權協定》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52年《世界版權公約》
（4）在國際民商事程序法方面有：1958年《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1965年《關於向外國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公約》1965年《關於解決國家和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1970年《關於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
此外，截止2006年8月14日，中國已同法國波蘭蒙古比利時羅馬尼亞義大利西班牙俄羅斯土耳其古巴泰國埃及保加利亞白俄羅斯哈薩克烏克蘭匈牙利希臘摩洛哥塞普勒斯吉爾吉斯斯坦塔吉新加坡烏茲別克越南老突尼西亞立陶宛阿根廷韓國阿聯酋朝鮮等32個國家簽定了民商事或者民商事刑事司法協助協定。
除與比利時阿根廷立陶宛簽定的協議尚未生效外其他的都已經生效。

中國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國際私法法典。國外瑞典奧地利以及美國的《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等都是一些比較著名的國際私法法典，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擴展一些閱讀。

『叄』 海商法哪些規定與民法沖突

海商法一直被視為民法的特別法而存在，民法的基本原則為海商法所適用。但在具體情形下民法與海商法也存在著沖突，而在此過程中又體現著二者之間的融合。本文從民法與海商法的關系入手，之後以民法中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海商法下承運人的責任限制制度為例，分析了民法原理與海商法之間的沖突與融合。
關鍵詞：完全賠償；責任限制；沖突；融合
民法是私法領域的一般法，海商法是調整船舶關系和海上運輸關系的特別法。通說一直認為民法與海商法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此觀點被廣泛接受。據此，海商法應適用民法基本原理。但由於海上活動的特殊風險，決定了海商法不能完全依照民法基本原理，否則不利於海上貨物運輸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進行。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即為民法與海商法的適用所不盡一致的地方，二者存在賠償原則的沖突但又在有些方面相互融合。
一、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
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是指因違約方違約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當由違約方負賠償責任。[1]因違約方的違約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由違約方通過賠償使受害人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民法通則》第112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於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據此，凡與違反合同行為有因果聯系的損失都應賠償， 賠償規模須相當於對方的損失。
而在海商法下，即使承運人根據合同或法律應對海上貨物運輸中的貨損貨差負責，我國《海商法》和三大公約都賦予承運人一項特殊權利，即可將賠償責任限制在一定數額內。限制承運人責任的合理性植根於對海上貨物運輸特殊風險的承認和對承運人的特殊保護，它因能幫助承運人衡量最高責任，建立統一的責任基礎以制定統一、低廉的運費率而保留了存在價值。[2]盡管三大公約和我國《海商法》規定的責任限制制度不完全相同，但都承認了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的合理性。
二、完全賠償原則與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的產生原因
就補償性而言，為了使受害方恢復到倘使合同被正確履行的經濟狀況以保障受害方的利益，由此引出完全賠償原則。賠償損失是於違反合同場合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要方式，而完全賠償被一直作為確定賠償規模的一般原則。但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卻是完全賠償原則的例外。
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特有的並區別於民法下賠償的一項特殊制度，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第一，海上運輸危險極大，如果承擔無限責任將無人樂於從事航海業。第二，船長代理許可權的法定范圍極廣。若使船舶所有人負無限責任， 未免苛責。第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大勢之趨，讓企業負有限責任在營業活動分散的今天很有必要。第四，基於國家航海政策考慮，有鼓勵航運、保護海運企業的必要。
三、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的沖突
完全賠償原則被確立為損害賠償的一項重要原則，旨在賠償受害人遭受的財產損失，所以賠償范圍主要取決於財產損失的後果，而不應取決於責任方主觀過錯的程度。而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中，作為承運人責任限制的例外情況而使承運人喪失責任限制的權利，與民法中的完全賠償原則存在著沖突。《海商法》第59條規定：「經證明，貨物的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是由於承運人或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的，承運人或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條或第57條限制賠償責任的規定。」雖然對於「故意」和「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不很明確，尚需在實踐中逐步確立，但這體現了責任限制制度對責任方主觀過錯程度的考慮。
再者，根據完全賠償原則，違約方應賠償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和可得利益的損失。在確定可得利益的賠償時，受害人不僅要證明其可得利益的損失確實是因違約行為造成的，而且要證明這些損失是違約方在簽訂合同時能合理預見的，且可得利益的損失與違約行為之間應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賠償由於違約方違約所造成的人身傷害以及精神損害等，則必須根據侵權行為責任提起訴訟。而對於侵權損害賠償同樣適用於完全賠償原則，它以實際損害作為標准全部予以賠償，包括人身損害、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范圍及數額。[3]而在海商法下有一條為人熟知的「喜馬拉雅」條款，其規定承運人根據合同可以享受的抗辯和責任限制的權利同樣適用於侵權之訴。[4]在海上貨物運輸中，承運人以及其受僱人或代理人對於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均享有責任限制的權利，這與民法相沖突。
此外，合同具有相對性，它是指合同只在特定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基於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而在海商法下，「喜馬拉雅」條款規定了承運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與承運人一樣享受責任限制的權利。承運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雖不是合同當事人，但也可以享受公約或法律為承運人所規定的權利。這與民法的合同相對性是相悖的。
四、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的融合
盡管民法的基本原理與海商法的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存在著沖突，但二者也存在著融合。
首先，海商法規定了責任限制的例外情況，其中之一即以特約的方式規定了責任限制的例外。《海商法》第56條規定，如果托運人在貨物裝運前已經申報貨物的性質和價值，並在提單中載明的，或承運人與托運人已經另行約定高於該條規定的賠償限額的，則應按提單所載或雙方約定的標准進行賠償。托運人申報時，貨物的性質和價值必須同時具備，且申報內容必須記載在提單上。如果提單上僅僅記載了貨物性質，即使從該記載上很容易推知貨物的市價，也不能不適用法定責任限制。[5]此處即是與民法基本原理相融合的體現，它體現了合同的優先性原則。
再者，民法中在確定侵權責任時，對於確定損害責任的大小，加害人的主觀過錯程度起著重要作用，這與海商法下的賠償原則方面是存在相同點的。前述《海商法》第五十九條的規定也同樣體現了主觀過錯程度在確定賠償責任中的重要作用，它直接關繫到承運人能否享受到責任限制的權利。我國《合同法》中也建立了根本違約制度，規定根本違約使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對於海上貨物運輸中的嚴重違約行為，諸如承運人沒有取得托運人同意也不是依據國際慣例而擅自將貨物裝在甲板上、不合理繞航、無單放貨等，應該認為，不管是根據《海商法》第59條還是《合同法》根本違約的理論，都不能僅僅根據違約的種類，而應該根據違約的主觀意圖及違約後果的嚴重程度來決定是否剝奪承運人的責任限制權利。這是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相融合的重要體現。
總之，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作為海商法中一項長期存在的制度，雖然與民法基本原理存在著沖突，但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與其相互融合，由此產生了海商法與民法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的調整上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和諧局面。

『肆』 我國古代國際私法的萌芽有何特點

中國國際私法的歷史

1、中國國際私法的立法史

（1）古代中國國際私法立法遺跡

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唐朝法律（永徽律）中便制定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沖突規范。《永徽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相犯，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是我國最早的關於國際私法的規定。但沿襲到宋代以後，直到明清時期，絕對屬地主義的法律思想得到了發展。國際私法發展受到阻礙。

（2）近代中國國際私法的畸型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計多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了領事裁判權，在一些不平等條約中，雖有類似法律適用的規定，其目的均在於排除中國法律的適用。這一時期，中國主權喪失殆盡，就涉外案件而言，已無法律沖突可言，自然就沒有調整法律沖突的國際私法。

但是，中國人民一直在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在時代劇變的情勢下，西方沖突法學說順應時代的需要被引進了中國。1918年北洋政府頒布了《法律適用條例》。盡管它是抄襲德、日國際私法的產物，但與同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私法單行法相比，它是條文最豐富、內容最詳盡的立法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國際私法立法。但由於其脫離中國實際，結果僅僅形同虛設。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立法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凡在中國發生的法律關系或訴訟基本上按中國法處理，創造1959年中蘇領事條約中有一條沖突規范外，直到1979年在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中，再也找不到其他類似規定。國際私法的國內立法則完全是片空白。

1978年改革開放後，涉外民事關系迅速發展，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我國國際私法的立法。就國內立法而言，其內容涉及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法律適用規范、國際民事訴訟程序和國際商事仲裁製度。有關規定主要包含在《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繼承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民用航空法》、《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等法律之中

『伍』 物權中有可能產生哪些財產上的權利沖突

物權法上的權利沖突規則2008-11-2 【大 中 小】
——中國法律經驗的總結和評析

關鍵詞: 物權/債權/權利沖突/優先效力

內容提要: 物權法中的權利沖突表現為物權和債權的沖突以及物權之間的沖突，解決前一沖突的規則通常是物權優先於債權，但根據法律的特別安排，租賃權等特定債權能優先於物權；解決後一沖突的規則通常是順位，即根據物權設定先後次序來排列同一財物上負擔的限制物權的實現順序，此外，還有限制物權優先於所有權等根據物權特性以及當事人意思表示來決定物權地位的特殊規則。

由於物權的客體通常可反復利用，但又具有稀缺性，在負載某特定物權之外，它還可能成為債權或者其他物權的標的物，一旦客體的價值有限，就會導致這些權利產生沖突，物權法學理中所說的物權優先效力就是解決這些沖突的基本規則，其重要意義毋庸贅言。物權法上的權利沖突，主要表現為物權與債權的沖突以及物權與物權的沖突，由於物權和債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這兩類沖突的性質也完全不同，分別要適用不同的規則，解決前一沖突的規則屬於外部規則，後一規則是內部規則。不過，任何一部物權法都沒有集中規定這些規則，它們分散於同一物權法的不同部分、甚至於不同的法律中，我國同樣如此。本文主要根據我國法律文本和實踐，總結相關經驗，以供適用和檢討。

一、解決權利沖突的外部規則

物權是權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權利，債權是特定人之間的請求權，沒有直接支配物的權能，正是因為物權的直接支配功能，導致其與債權無法兩立時，能排斥債權而優先實現，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物權優先於債權」。但這並不絕對，法律中的權利無非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當特定債權被賦予特殊價值時，它將排斥物權，從而形成例外。

（一）原則：物權優先於債權

學理上一般把物權優先於債權的規則細化為以下兩種情形：（1）在某財產既為債權給付的標的物，又為物權的客體時，無論物權成立時間先後，物權優先於債權；（2）債務人的特定財產上存有限制物權，就出賣該特定物所得的價金，限制物權人有優先於一般債權人受償的效力。[1]情形一又可以細分出以下規則：

第一，當非同一權利人的所有權和債權共同指向某物時，只要所有權人不受該債權約束，由於所有權是完全物權，具有強烈的對抗力和排他性，而相對性的債權只能約束特定當事人，要承受所有權的排斥，故所有權優先於債權。

第二，某特定財產既是不以租賃為內容的債權給付（如買賣、借用）的對象，又是限制物權的客體，則無論成立時間的先後，限制物權優先於債權，債權人既不能請求除去該物權，也不能請求物權人交付或者移轉該財產。

第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擔保法解釋》）第66 條、《物權法》第190 條第2 句，某特定財產既是限制物權的標的物，又是租賃合同的客體，由於租賃合同具有物權化的特點，此時，應參照物權之間的內部效力規則，成立在先的物權能排斥成立在後的租賃債權。

第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0 條，在一物兩賣等同一財產被處分數次的情形，先通過公示取得物權者，即使其債權成立時間在後，也能排斥成立時間在前的債權。

情形二之下的規則大致包括：

第一，根據《擔保法》第56 條、《物權法》第170 條、《企業破產法》第109 條，債務人的財產設定了擔保物權，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擔保物權人就標的物變價後的價金，優先於一般債權而受償。

第二，在某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又設定典權等限制物權，抵押權人實現抵押權，若無人應買或者所出價金不足清償所擔保的債權，執行法院可除去典權，重新估價拍賣，所得價金於清償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後，如有餘額，典權人可以優先於一般債權人而受償。[2]

（二）例外：債權優先於物權

在特定情形，法律為了維護債權人的群體利益，給予特殊保護，使其優先於物權，形成債權優先於物權。

1．租賃權

租賃權是承租人基於租賃合同而對標的物進行使用、收益的債權。在傳統民法中，出租人是獨立的物權人，與其相比，要依賴於他人之物才能生存和發展的承租人被視為弱勢之人，特別是為了保護住房承租人的生存利益，不至於讓其承租利益因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而受新主的排斥，遂有「買賣不破租賃」制度的產生，這也是租賃權物權化的標志。

在我國，該規則早先表現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下稱《民法通則意見》）第119 條第2 款：「私有房屋在租賃期內，因買賣、贈與或者繼承發生房屋產權移轉的，原租賃合同對承租人和新房主繼續有效。」該規定非常貼切地表達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意旨，體現出對承租人生存利益的特別保護。之後，《合同法》第229 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這使得無論何種標的物的租賃權均可物權化，如此一來，反倒模糊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政策定位，因為與住房租賃等不動產租賃相比，動產租賃並不包含保障承租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讓它與不動產租賃權一樣被物權化，難言合理。[3]

為了在擔保關系中體現出租賃權的物權化，《擔保法》第48 條規定：「抵押人將已出租的財產抵押的，應當書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這與《民法通則意見》第119 條第2款和《合同法》第229 條規定的租賃權只要有效成立即可對抗新主所有權的規則不同，抵押人是否履行書面告知承租人義務，似乎成了租賃權能否物權化的前提，租賃可否破除買賣完全控制在抵押人之手，這就失去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意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看來，抵押人書面通知承租人的義務是為了落實《民法通則意見》第118 條規定的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而為的制度措施，並非影響租賃合同效力的因素，[4]故而，《擔保法解釋》第65 條將《擔保法》第48條修改為「抵押人將已出租的財產抵押的，抵押權實現後，租賃合同在有效期內對抵押物的受讓人繼續有效。」其實，如果著重考慮租賃權的物權化特色，當它與抵押權共存於同一財物上時，應適用權利沖突的內部規則，成立在前的租賃權當然可以對抗成立在後的抵押權，反之亦然，《擔保法解釋》第65－66 條體現了這一點，值得贊同。

這一立場同樣反映在《物權法》第190 條：「訂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財產已出租的，原租賃關系不受該抵押權的影響。抵押權設立後抵押財產出租的，該租賃關系不得對抗已登記的抵押權。」

不過，它不是《擔保法解釋》第65 條至第66 條的翻版，其特點在於：（1）明確了租賃權對抗抵押權的時間點，即抵押合同的訂立，此時，依據不經公示，物權不變動的規則，抵押權並未設定，成立的僅僅是抵押合同之債，而從抵押合同成立到抵押權通過登記而設定之間還有一段時間，這樣，即使租賃權在抵押登記之前存在，但只要它後於抵押合同成立的時間，也不能優先於抵押權，這對租賃權的物權化限製得更為嚴格；當然，依據不經公示，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第三人的規則，抵押權因抵押合同的成立而設立，之前的租賃權可以優先於抵押權。（2）明確了可優先於租賃權的抵押權范圍，即已經登記的抵押權，雖已成立但沒有登記的抵押權縱然設定時間在前，也不能對抗租賃權，其原因應當是登記為承租人提供了相關信息，讓其明知抵押權存在的事宜，進而在信息完全充分的基礎上作出是否承租的判斷，一旦判斷肯定，承租人就要承受抵押權存在的事實，這實際上將因抵押合同成立而設立的、同時也沒有登記的抵押權排除之外。這樣一來，將租賃權優先於抵押權的時間點設置為抵押合同成立之前，反倒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只要沒有登記，租賃權就能對抗抵押權，抵押合同其實對租賃權的優先效力不產生實質影響，實不如將該時間點設定為抵押登記之前。

2．職工勞動債權

勞工在近現代社會也被視為典型的弱勢群體，法律給予特殊保護，其中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優先保護勞動債權，比如，根據《海商法》第22 條第1 款第1 項和第25 條第1 款，船長、船員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編人員根據勞動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勞動合同所產生的工資、其他勞動報酬、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給付請求權優先於船舶留置權和船舶抵押權。不過，在《企業破產法》頒布之前，職工債權和擔保物權在破產清算時，何者為優，存在相當激烈的爭論，因為優先保護前者是以人為本，優先保護後者則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如何取捨，難以決斷，這可謂是《企業破產法》最難以選擇的難題。[5]《企業破產法》第132 條最終確立了擔保物權優先的一般規則，但也有例外。

3．購房消費者的債權

購房消費者是另一個弱勢群體。鑒於我國房地產價格與居民收入不成比例，房地產市場交易不規范，房地產商占據了強勢地位，購房消費者難以知悉所買房屋的具體負擔情況等現實，最高人民法院特別保護購房消費者對房地產商享有的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的債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下稱《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批復》）第1 條至第2 條，消費者交付購買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項後，買受人的請求權可以對抗承包人就該商品房享有的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以及其他債權人就該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權。據此，只要購房消費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購房款，其請求權即可對抗其他物權，至於其是否佔有房屋，在所不問。不過，該房屋上的抵押權應沒有通過登記公示，否則，視為購房者自願承受該權利，或者購房者懈怠保護自己的利益，根據《擔保法解釋》第67 條，購房消費者的債權不得對抗抵押權。

4．預告登記的債權

預告登記的對象是債權，它是債權物權化的重要表現。[6]《物權法》第20 條明確規定了預告登記，此前，我國一些地方性法規也規定了該制度，比如，《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條例》中預告登記的對象是預購商品房和房屋建設工程的請求權，經過預告登記，債權人能排除其他人取得將來的房屋物權。需要說明的是，預告登記債權之所以有優先效力，基本上是為了防範原因行為和物權變動之間的時間差對物權受讓人的風險而設，這不同於以上幾種優先性債權所蘊涵的保護弱者的社會政策考量。

5．其他債權

在我國，法律賦予優先效力的債權至少還有：（1）《海商法》第22 條第1 款第2 項至第5項、25 條第1 款規定的船舶營運中的人身傷亡的賠償請求、船舶噸稅、引航費、港務費和其他港口規費的繳付請求、海難救助的救助款項的給付請求以及船舶在營運中因侵權行為產生的財產賠償請求等債權；（2）《民用航空法》第19 條第1 款、第22 條規定的援救該民用航空器的報酬、保管維護該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費用等債權；（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 條規定的被拆遷人優先取得補償安置房屋的請求權。

二、解決權利沖突的內部規則

一物上存有數個有沖突的物權時，物權法通常採用「時間早者權利先實現」的規則，[7]我國也不例外。當物權公示能決定物權變動時，物權的標志就是不動產登記或者動產交付，它們出現的時間將影響物權的實現順序，公示在前的物權具有優勢地位，該規則被稱為順位，主要適用於同一物上的數個限制物權之間、或者限制物權與預告登記之間。一般規則通常伴隨例外，順位規則也不絕對，比如，不同特性的物權之間會遵循其他規則，限制物權即可優先於所有權而實現。

（一）順位規則

順位的基本內涵，就是在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情況之外，按照限制物權設定的前後順序決定其實現順序。在不動產物權（如房屋抵押權）和權利物權（如專利權質權），順位以登記為標准，在動產物權則以交付為標准。[8]至於當事人約定的設定物權的合同，在其內容尚未被登記之前，僅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法律拘束力，不能影響第三人的權利義務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順位的標准。由於不動產物權之間的沖突在實踐中更常見，以不動產登記簿為基礎的順位更富有法律技術含量，本文以下主要討論不動產物權的順位規則。

在不動產物權，順位得以建立的物質基礎是登記簿，為了使物權能夠有序地在登記簿中得以表現，就必須整理物權在登記簿中的存在空間，相同性質的物權應在同一欄目之中，這樣，就可以按照欄目簿頁空間上的前後位置，來排列物權實現的順序，即物權登記空間位置在前者，有優先順位，反之，順位在後。

不同類型的物權則應位於不同的欄目，這導致它們之間不存在物理意義上的登記空間前後排列順序，而應依登記時間順序為標准來確定順位。登記時間通常以登記簿記載的登記時間為准，而且，基於物權公示的推定效力，無論登記簿中記載的時間是否真實，法律都推定其真實可靠，這樣，登記時間在先的順位優於登記時間在後的順位；記載時間相同的，順位相同，此時，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來公平衡量權利人之間的利益關系。[9]雖然登記簿記載的時間存在先後順序或者相同，但是，如果登記簿註明登記申請日期或者登記機關收到登記申請日期先後的，或者提出順位主張的當事人能夠證明登記申請日期先後的，則應以登記申請日期的先後順序為准。[10]這一標準是對順位更為細致的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法律沒有明確登記時間和申請時間的計算單位，但根據《擔保法解釋》第58 條第1 款，當事人同一天在不同的法定登記部門辦理抵押物登記的，視為順序相同，由此，該計算單位應是「天」，即同一天遞交的登記申請如果都符合法律要件，則應在同一天登記，這些權利的順位相同，根據《擔保法》第54 條第1 項、《物權法》第199 條第1 項，抵押權順位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然而，這種規則並不符合客觀上存在的先來後到的順序，即使兩項登記申請在同一天，但只要申請到達登記機關的時間有先後，就將導致順位也有先後之別，不宜用「天」為基本計時單位來模糊處理。對此，我們宜借鑒德國的經驗：兩項登記申請雖在同一天，但在不同時間到達土地登記局，應在登記簿中通過順位附註方式清楚標明，先提出申請的權利優於後申請者；[11]或者借鑒瑞士經驗，登記機關在接受登記申請時，宜清晰標注申請到達的鍾點並按照先後順序編號。[12]

（二）特殊規則

根據物權的不同特性以及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適用不同於順位規則的特殊規則，主要為：

1．限制物權的優先效力

限制物權的有效存在，是所有權實現的一種方式，也是所有權人自願承受負擔的表現，故而，所有權要受到限制物權的限制，只有在限制物權消滅後，所有權才能恢復其本有狀態，因此，所有權總是滯後於限制物權。

2．登記物權的優先效力

當某物上有數個物權存在，其中有登記外觀的物權優先於無登記外觀的物權，具體而言：

第一，基於登記的對抗效力，原因行為成立即導致物權變動，但不登記者不得對抗第三人，那麼，根據《擔保法》第54 條第2 項和《物權法》第199 條第2 項，登記的物權能對抗沒有登記的物權。另外，盡管同一物上的數個未登記物權的原因行為的有效成立時間會有先後順序，但由於未登記的物權不具有對抗力，無論成立時間先後，它們相互之間不能對抗，而是處於同等地位，就此而言，《擔保法解釋》第76 條和《物權法》第199 條第3 項修改《擔保法》第54條第2 項按照抵押合同生效時間排列未登記抵押權的先後順序的規定，改為各抵押權人按照債權比例受償，值得贊同。

第二，與登記的公開性、穩定性和公信程度相比，動產佔有顯得更隱秘、不穩定，也不那麼公信，動產物權的設定也不如登記物權那樣明確，當事人完全可以在設定登記物權後再與第三人惡意串通，以移轉佔有的動產物權的設定在先為由，對抗登記物權，[13]故而，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記抵押權也有質權時，根據《擔保法解釋》第79 條第1 款，登記的抵押權人優先於質權人受償。不過，基於登記的對抗效力，未登記的物權不能對抗第三人，據此，未登記的抵押權不能對抗動產質權，而不宜按照權利產生的時間先後來排列它們之間的順序。

3．法定物權的優先效力

法定物權是無需當事人約定，只要符合法律規定要件即可當然產生的物權。與意定物權包含的由私人進行計劃安排的特性不同，法定物權則是立法者根據社會公益或者特定社會政策而作出的強制性安排，具有優先效力，比如，根據《物權法》第239 條、《海商法》第25 條第1款和《擔保法解釋》第79 條第2 款，留置權優先於抵押權和質權。

法定的不動產物權屬於非依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的產物，適用登記的宣示效力規則，故而，無需登記即可設定，並能排斥登記物權，比如，根據《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批復》第1 條，建築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優於抵押權，這也是學理上通常所謂的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於融資性擔保物權。但是，費用性擔保物權雖然無需登記就直接排斥他人利益，而無論先前已經存在物權是否登記，這將使既有的融資性抵押權失去意義，並導致其他物權人或債權人採用措施來排除風險，從而產生諸多經濟成本。[14]為了擺脫這種困局，可能比較好的出路，還是藉助登記，將費用性法定抵押權公示於眾，使得其他人能獲取較充分的信息來決策安排計劃。[15]

4．意定順位的優先效力

前述的順位為依據法律規定的標准和規則確立的法定順位，意定順位則是按照當事人的意思排列的物權順序，它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能排除法定順位規則。我國法律沒有直接規定意定順位，但從《物權法》第194 條第1 款第2 句，也可推導出相關意思，即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可以協議變更抵押權順位，從而打破抵押權原有的順位。當然，意定順位要發生效力，意思表示必須有效，而且，意定順位必須在登記簿中顯示出來。

此外，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81 條和《瑞士民法典》第813 條第2 項，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不動產所有權人可在登記簿上為先設立的限制物權提供一個後順位，為將來設定的其他限制物權保留一個先順位，這被稱為順位保留，它也打破了法定順位規則。順位保留之所以產生，源於實踐中的客觀需求，比如，不動產物權人在為土地開發借貸而設定抵押權之前，要為另一項較為次要的利益設定另一物權（如為購買汽車貸款設定抵押權），為了保障重大利益，就要為前者保留優先順位。我國交易實踐同樣存在這樣的需求，故我國將來的《不動產登記法》宜借鑒和規定順位保留制度。

注釋:

[1]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35 頁；溫豐文：《台灣民法典物權優先效力規定之施行經驗》，載《月旦民商法》第3 期，2004 年3 月，第132 頁。

[2]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頁。

[3]參見蘇永欽：《關於租賃權物權效力的幾個問題》，載《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頁以下；張雙根：《談「買賣不破租賃」規則的客體適用范圍問題》，載《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 頁。

[4]李國光、奚曉明、金劍鋒、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頁、第284 頁。

[5]參見餘力：《新「企業破產法」面臨最後抉擇》，《南方周末》2004 年12 月23 日，第21 版；李曙光：《破產法進入三審關鍵之爭：擔保債權與職工債權孰優先》，《21 世紀經濟報道》2005 年5 月30 日，第34 版。

[6]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頁以下、第341 頁。

[7]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18.

[8] Vgl.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2. Aufl.， Verlag Staempfli， 2000， S.141.

[9] Vgl. Mueller， Sachenrecht， 4. Aufl.， Verlag Hezmanns， 1994， S. 398－399.

[10]參見《瑞士民法典》第972 條第2 項；《日本不動產登記法》第6 條第2 項第2 句、第47 條；《澳門物業登記法》第6 條第1 款；《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條例》第11 條第2 句、第13 條第3 款第1 句。

[11]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頁以下、第341 頁。

[12]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92.

[13]李國光、奚曉明、金劍鋒、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頁、第284 頁。

[14]參見蘇永欽：《法定物權的社會成本》，載《民事立法與公私法的接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5－271 頁。

[15]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審理商品房按揭合同糾紛案件的幾個問題》，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14 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117 頁。（來源：中國民商法律網）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常鵬翱

『陸』 我國海商法該從哪些方面修訂

沒有官方結論，都是學者觀點

『柒』 民法總則海商法的修改是怎麼樣的

海商法的修改是怎麼樣的？ 海商法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下根據需要靈活使用。狹義海商法的調整對象應定義為"海上運輸中發生的特定社會關系"和"與船舶有關的其他特定社會關系",廣義海商法的調整對象既包括平等主體之間的海商法律關系、海運服務貿易法律關系,又包括非平等主體之間的縱向海事行政關系、海上刑事法律關系。廣義海商法含有多個部門法屬性,可以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對於廣義海商法的性質，國內有學者將其歸屬於經濟法或國際經濟法的范疇。如《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認為，海商法「是國內經濟法兼有國際經濟法性質的法律」。中國教育部在學科分類中，將海商法作為國際經濟法(二級學科)的一個分支。但不少國內海商法學者主張海商法應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對於狹義的海商法性質，海商法學者認識比較統一。在「民商分立」的國家，海商法被認為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別法;在「民法合一」的國家，則被認為是《 民事訴訟法 》的特別法。因為中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所以《海商法》被認為是民法的特別法。兩者的規定相沖突時，《海商法》優於民法而適用;《海商法》沒有規定，而民法有規定的，以民法為主。 特點： (1)涉外性強。首先，海商法的調整對象大多數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運輸關系和船舶關系。其次，海商法的表現形式除國內法外，還包括有關國際條約和國際航運慣例。再有，海商法的效力范圍，可及於該國海域的外國船舶以及外國海域的本國船舶，甚至是外國海域的外國船舶。 (2)技術性強。海商法是法律理論和航海技術、航運業務緊密聯系的法律，因此技術性較強。 (3)風險特殊、法律制度特殊。海上運輸及其他海上業務活動有陸上運輸所無法比擬的特殊風險，如海上惡劣氣候、海盜等。從事海上運輸需要投入巨額資金，因海事的發生可能會承擔巨大的經濟損失或賠償責任。為鼓勵航運業的發展，針對這些特殊風險，在海商法領域形成了一些其他法律所不存在的特殊的法律制度，如船舶 抵押 制度、船舶優先權制度、海上救助制度、共同海損制度、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制度、海上保險制度及海事請求保全制度等。 綜合上面所說的， 民法總則海商法 的修改是怎麼樣的？主要就是維護中國航運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發展為主要的目的，也為了能讓海上運輸能夠很多的發展，國家也是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也是能讓海上運輸的利益不受損失，最大化的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捌』 我國哪些立法中規定有國際私法規范

在我國現復行國際私法制的國內立法中，關於外國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規范主要規定在憲法、民法通則、對外貿易法、公司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

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中。

(8)中國海商法民法沖突擴展閱讀：

國際私法規范中的沖突規范：

是指規定確定某種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當事人權利義務應適用何國法律的規范，又稱為「法律適用規范」或者「法律選擇規范」。

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4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外國人結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這一規定並沒有指明結婚有什麼條件和要求，而只是指出，婚姻的條件和要求應當由婚姻締結地法律來確定。因此，沖突規范是一種間接規范，是國際私法所特有的規范。它一直是國際私法的核心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