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各罪論

⑴ 刑法的擇一重罪處罰中,怎樣認定兩個罪哪個重哪個輕是看最高刑嗎

我國刑法理論認為，可依下列標準定其輕重：主刑刑種的輕重，依刑回法規定的次序，即管制、拘役答、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依次逐重。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者為重，最高度相同者，以最低度較長者為重，若兩個罪都只有一個罪刑單位，可依此標准確定罪之輕重，擇一重罪處斷。若兩個罪都具有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罪刑單位，如破壞通訊設備罪與盜竊罪，則更為復雜。需對各罪的罪刑單位進行具體分析，然後確定刑之輕重。

還有，比較輕罪與重罪的前提是指在某一個量刑幅度內，比如盜竊數額20000元，其量刑幅度為3～10年，就不能按盜竊罪的管制～死刑來比較。

⑵ 刑法上常見的數罪並罰

常見的數罪並罰是判決前一人犯數罪（兩罪以上），在審判時對各罪分別定罪量刑，並根據刑法關於數罪並罰的規定，在總和刑期以下，一罪的最高刑以上決定執行的刑罰。如一人犯搶劫罪判5年和犯盜竊罪判4年，數罪並罰要在9年以下，5年以上決定執行的刑期，一般會決定執行8年。
還有兩種數罪並罰的情況是判決後發現漏罪和判決後又犯新罪。前者的數罪並罰方法是「先並後減」，後者的數罪並罰方法是「先減後並」。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數罪並罰的決定刑期會重於前者。
如：因犯搶劫罪判15年，又發現之前的故意傷害罪應判7年，不論前罪已經執行幾年（假設已經執行5年），數罪並罰的計算方法是15+7=22，而數罪並罰的最高刑期為20年，所以，該案最多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0年，因已經服刑5年，還需服刑15年。這就是「先並後減」。
又如：因犯搶劫罪判15年，服刑期間又犯故意傷害罪應判7年，假設已經執行5年，數罪並罰的計算方法是（15-5）+7=17，而數罪並罰的最高刑期為20年，所以，該案可以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7年，還需服刑17年。這就是「先並後減」。

第四節數罪並罰

第六十九條【吸收、限制加重原則】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
【幷科原則】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其中附加刑種類相同的，合並執行，種類不同的，分別執行。【刑法修正案（八）第十條】
第七十條【漏罪先並後減】判決宣告以後，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對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後兩個判決所判處的刑罰，依照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計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
第七十一條【新罪先減後並】判決宣告以後，刑罰執行完畢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應當對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沒有執行的刑罰和後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

⑶ 我國刑法理論犯罪客體分為

abd 直接客體是指某一種犯罪直接侵犯的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如盜竊罪的直接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同類客體是指某一類犯罪侵犯的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如妨害社會管理各個秩序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正常的管理和運行秩序，一般客體是指犯罪侵犯的為刑法所保護的所有社會關系。沒有間接客體一說。

⑷ 為什麼刑法中的犯罪構成理論和法律關系三要

在我國，「犯罪構成」實際上是指犯罪成立要件。傳統刑法理論，在犯罪概念之後論述犯罪構成，認為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由四個方面組成：（1）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關系；（2）犯罪客觀方面，指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其中主要包括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3）犯罪主體，指達到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4）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傷害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這就是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學說，是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即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該學說形成於建國初期，直接脫胎於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多年來，該學說為我國的刑事法制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傳統的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理論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於是，刑法學界不少學者開始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綜合目前的情況，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中青年刑法學者的視野中，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已經被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傳統的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已經開始了新的脫胎換骨。在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終將「舊貌換新顏」的現實命運面前，對各種批判與反思進行回顧與總結，有助於我們將對此的批判與總結深入下去。
我國刑法認定犯罪成立的規格和標準是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總和。因此，在我國刑法中，「犯罪構成」、「構成要件」或「犯罪構成要件」三個概念之間常常互換使用，並無嚴格的區分。這樣，無論我國刑法使用「犯罪構成」還是「構成要件」抑或「犯罪構成要件」的概念時，其內涵與外延都與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中所說的「 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構成要件」不同：前者是對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的概括性稱謂，後者則只是指犯罪成立三要件中的一個要件——構成要件該當性而言的；前者包括了一定行為刑罰之法律效果的一切法律要件，因而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後者只是犯罪成立的所有條件中的一個，具體說，是三要件中的一個，是一定行為構成刑罰之法律效果的前提而非充足條件。只有在符合了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前提之下，經過違法性與有責性的補充判斷並得出肯定結論之後，才能認定犯罪，望採納

⑸ 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目前，在我國刑法學界有些學者認為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有許多優點，而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有諸多缺點。為此，他們主張借鑒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的構造以改造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但是，我認為，在改造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之前，我們仍有必要對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和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進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仍存在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第一，犯罪成立的立法理由與司法理由糾纏不清；第二。對同一內容進行重復評價。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固然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犯罪客體和犯罪主體是否是犯罪構成要件的組成要素的問題，但是，卻不存在重復評價的缺陷，並且具有表述的明晰性。因此，在試圖改造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忽視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存在的缺點和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存在的優點，既不能盲目地把本來就存在問題的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引進來，也不能草率地拋棄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
一、解析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的嬗變
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大體上包括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學者的理論體系之中，這三部分的內涵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差異很大。只有對它們加以認真解讀，我們才能發現它們各自的真實所指和內在邏輯。在本部分，我將遵循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嬗變的路徑去發現它們的真實所指和內在邏輯。
（一）貝林格（Beling）的犯罪論體系
貝林格主張犯罪論體系應該由三部分組成，即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要件是犯罪類型的輪廓，構成要件是確定可罰行為的基礎，舍此便沒有犯罪。非類型化的行為不具有犯罪的特徵。但是，相反地，所有的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也並不都構成犯罪。為了成立犯罪，必須是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並且該行為必須與該行為相應的刑罰預告及處罰條件相符。同時，他認為構成要件是記敘性的，並且它與規范要件（即命令、禁止、意思、目的）相連，但其自身並沒有包含任何法律效果。人的行為滿足構成要件，只能確定存在某一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僅此而已{1}。
針對貝林格的體系，有的學者提出如下批評：貝林格既強調犯罪構成的客觀性，同時又認為犯罪構成是犯罪類型，它就必須表明各個犯罪的個別特徵，即不僅包括客觀行為，還應包括主觀要素，否則，作為犯罪的類型的犯罪構成，就不能實現犯罪的個別化。貝林格在晚年接受了以上批評，修改了前期的體系。在1925年出版的《刑法綱要》中對前期的觀點作了若干修改，認為構成要件中也可以包含心理種類的要素。在他1930年寫的《犯罪構成論》一書中，他將自己從來都是作為同一概念的「構成要件」和「犯罪類型」進行了區分。他認為犯罪類型是表明刑法各本條中所規定的一定的類型化的行為及其未遂犯、共犯等現象形態的觀念。而構成要件則是從各本條的犯罪類型的觀念中抽象出來的，對犯罪各本條中所規定的犯罪類型進行規制，以確保其統一的「指導形象」。並強調，不應將構成要件與違法類型視為同一，例如：殺人罪的要件，在客觀方面是實現「殺人」的行為，在主觀方面是實現「殺人的犯意」。而「殺人」這一事實，無論是對客觀方面，即違法類型來說，還是對主觀方面即責任類型來說，均是共同的「指導形象」{1}。由此看來，貝林格晚年的構成要件中既包含主觀方面又包括客觀方面，具有更強的概括功能。但是，這種意義上的構成要件的所指已經不是作為他前期的犯罪論體系之第一組成部分的構成要件該當性所指的內容。如果以這種作為「指導形象」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作為犯罪成立的第一個要件，那麼勢必導致後兩個標准（違法性和有責性）在確定犯罪成立與否的問題上與第一個要件發生重復評價的問題。貝林格後期的構成要件所發揮的作用是展示一個完整的犯罪行為是什麼。這種意義上的構成要件類似於我國刑法理論中的作為犯罪成立的規格的犯罪構成要件。它不能作為犯罪成立的第一個要件，因為有了它犯罪即告成立，沒有必要再用其他兩個條件加以限制。因此，貝林格雖然使犯罪構成這一概念具有了作為犯罪「指導形象」的作用，但是這種意義上的犯罪構成就不能放回到他的犯罪成立體系之中去了。在我看來，面對批評，貝林格不應該給他的構成要件加進主觀的要素，以使構成要件的犯罪類型化功能更加具體化，而是應該退一步使構成要件概念的犯罪類型化功能更加抽象化。例如，對於造成死亡的案件，構成要件不應該具有區分故意殺人罪、傷害致死罪和過失致死罪的功能。這樣的任務應該留給責任論去完成，否則就沒有必要在構成要件論之後再構建責任論了。
另外，貝林格關於構成要件是純記敘性的的觀點也受到批評。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中應該包含有規范要素，不是純記敘性的。他說，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是指構成要件不但要有確定的事實，而且以規范評價為必要部分。這裡面，既有以諸如「他人財物」之類的法律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也有以諸如「虛假文書」之類的認識評價為必要的場合，還有以諸如「狠褻行為」、「侮辱」之類的社會的、文化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倫理的、道義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小野清一郎的這段話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用其批評貝林格的理論就未免不恰當了。其實，在貝林格的構成要件理論中，構成要件本身就是規范性的，是在刑法分則各本條的基礎上經過抽象而形成。那麼，為什麼貝林格稱他的構成要件是純記敘性的、沒有規范的因素呢？我認為。在這里把規范分為兩種意義上的規范就能夠理解貝林格的說法，第一種意義上的規范是指法律條文意義上的規范，即指規定犯罪成立的客觀規格意義上的規范；第二種意義上的規范是指價值意義上的規范，即指評價一個行為好壞的規范。小野清一郎所說的貝林格的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指的是法律條文意義上的規范要素，是法律條文中對犯罪規格的規定。在殺人、盜竊等比較容易認定的犯罪，法律沒有必要對什麼是殺人、什麼是盜竊做過多的解釋，而對於什麼是「猥褻行為」、「侮辱」等輪廓不很清晰的行為，法律必須做出判斷和評價，但這種判斷和評價是事實認定上的評價，而不是認定行為好壞的價值評價。而貝林格說他的構成要件不含有規范要素，這里的規范要素應該指的是價值評價意義上的規范要素，即對行為的價值評價要素。在貝林格的體系中，價值評價是放在違法性論中去討論的，例如正當防衛行為與緊急避險行為，它們雖然在外在表現上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即符合刑法分則各本條的規定，但是從價值評價的角度來看，是不具有犯罪性的。
（二）M·E·麥耶爾（Max Ernst Mayer）的犯罪論體系
M·E·麥耶爾的犯罪論體系繼承了貝林格的犯罪論體系的框架，也是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部分構成的，但其中有的部分內容不盡相同。第一，M·E·麥耶爾從價值意義上理解違法性。他認為，構成要件是法律將某些文化規范通過國家的承認而進行保護的表現之一，因此，構成要件符合性又是違法性（即違反文化規范）的認識根據。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關系是煙與火的關系，具有違法性的推定機能{1}。除了在個別情況下能夠證明具備阻卻違法性的原由之外，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即是違法行為。M·E·麥耶爾所說的違法性指的是實質違法性，這種違法性顯然不是刑法分則各本條所規定犯罪的客觀方面類型化的外部規格。這是一種文化規范評價，而不是法律條文評價。第二，麥耶爾認為，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當中，可以發現有規范的要素和主觀的要素。然而這些規范的要素在屬於「規范性的（所以是非真正的）構成要件的要素」的同時，還是「真正的違法性要素」。為什麼說它不是真正的構成要件的要素呢？主要是因為它只不過是評價與意思活動無關的結果的；而所以說它是真正的違法要素，是因為它不僅是違法性的認識依據，也是其存在依據，就是說，有了它之後才有違法性的存在。但是，麥耶爾又認為，法律上的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依據，所以必須由純客觀的、無價值的事由來構成（這是以客觀違法性論為前提的）。麥耶爾認為有些場合下，違法性是由主觀要素所決定的，所以存在有主觀的違法要素。例如，醫師出自猥褻的目的用手摸女患者的腰腹，或者教師因與學生的父親有仇而故意懲罰學生等等。小野清一郎指出，麥耶爾一方面主張違法是客觀的，另一方面又主張存在主觀的違法性要素。這是自相矛盾的。麥耶爾之所以承認在構成要件中包括規范要素和主觀要素，但卻沒有從正面去加以肯定，是出自把構成要件相符性和違法性及責任並列起來考慮、且在他們中間劃出排他性界限這樣一種體系性的動機。
我認為，麥耶爾堅持把構成要件相符性和違法性及有責性並列起來考慮、且在他們中間劃出排他性界限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只有這樣，犯罪論體系才能保持其明晰性，並且可以避免對某些因素的重復評價。那麼又該如何理解他的體系中存在的矛盾呢？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忽視了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評價本身就是規范性事實評價（依刑法分則各本條類型化的客觀方面進行的評價），這種規范性事實評價是判斷行為是否符合法律條文的合法律性的判斷。規范性的事實評價完全可以承擔起辨認什麼是「他人財物」的任務的。而他所說的違法性評價不是規范性事實評價，而是在規范性事實已經存在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它在文化規范上的意義。這種評價是對法律條文的立法理由的解釋，是一種價值評價。上述那種關於「他人財物」之類的事實評價當然不能包含在價值評價中了。而且，這種把立法理由與司法理由混在一起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關於這一點，筆者擬在後文詳述。所以麥耶爾主張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必須是記敘性的、無價值的事由來構成。另一方面，他忽視了主觀的因素是需要客觀的要素來征表才能顯現其自身的道理。這也是為後來許多大陸法系學者所經常忽視的問題。犯罪目的或動機固然是主觀的東西，但只有通過犯罪人的行為才能表徵出來。如果不通過觀察行為，我們如何才能發現他的目的和動機呢？所以，在構成要件符合性中，應該考察的不是目的和動機，而是目的和動機的外在表現。動機和目的是責任論中應該考察的要素。在構成要件符合性論中解決主觀因素的問題有越俎代庖之嫌。主觀性的東西需要在有責性理論中加以解決。至於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當中，可以發現主觀要素的說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這種說法是把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同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該當性論中的構成要件相混淆了。構成要件符合性作為一種評價標准只關注行為抽象的客觀方面，它是構成犯罪的一個條件。一個行為要成立犯罪還須經過違法性和有責性的考察。而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固然會包含有主觀方面的要素，它是一個犯罪成立的全部條件，是對一個犯罪是什麼的展示。但是，法律上的構成要件的主觀要素的有無不是構成要件符合性階段應該加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責任論應該加以解決的問題。
（三）梅茨凱爾（Edmund Mezger又譯為梅茲格）的犯罪論體系
梅茨凱爾提出了由行為、不法和責任組成的犯罪論體系。梅茨凱爾所提出的作為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行為，是先於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例如。不是殺人行為、竊盜行為等個別的犯罪行為，而是超越個別行為的一般犯罪行為，所以，已經不是從刑法的規范性的角度能夠把握的，不得不作為前刑法的事實性很強的行為來理解的{2}。小野清一郎稱梅茨凱爾的行為論是「裸的行為論」，並對之進行了批判，他說：「我認為過去的行為論的弊端正在於把行為作為法律的構成要件性評價以前的東西來考慮。我所稱之為『裸的』行為論是不能接受的。刑法上的行為畢竟是構成要件性行為。因此，也必須是違法的在道義上應當負責任的行為。」{2}我認為小野清一郎對梅茨凱爾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梅茨凱爾的行為論中的行為是指作為不法評價對象的行為而不是小野清一郎所說的刑法上的行為，這種行為當然應該是裸的行為。這種行為論是最符合刑事訴訟的邏輯的。如果問什麼是刑法上的行為？我想梅茨凱爾也會像小野清一郎一樣回答說：「刑法上的行為是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的、有責的行為。」對於梅茨凱爾把構成要件符合性論同違法性論合二為一構建成不法論的做法，我們也應該仔細研究。他認為，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具有更緊密的關系，雖然存在著特別的不法阻卻事由，但是，就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進行規定的刑法的構成要件，對刑法上極為重要的行為的違法性的存在而言，具有非常廣泛的意義，構成要件符合性是違法性的妥當根據，也是實在根據{2}。顯然，在這里，梅茨凱爾是把構成要件的事實性評價與違法性的價值評價放在同一體系中進行考慮的。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他把二者完全等同起來了，更不能說他把違法性與違法類型混淆了{3}。我認為，梅茨凱爾對不法論的設計體現了思維經濟性原理。在常規情況下，一個行為只要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即符合違法類型，除個別情況有正當化事由外，我們就很容易確定它的違法性。對於那些一看便知不具有正當化事由的行為，就可以直接確定其違法性，沒有必要再作違法性的判斷了，只有對那些有可能具有正當化事由的行為才有必要進行違法性判斷。對於梅茨凱爾在不法論中承認包含主觀的要素的觀點，小野清一郎持贊同的態度{3}。然而，在我看來，這倒是存在重復評價之嫌。對同一行為的主觀方面在違法性類型中作為主觀的違法類型要素進行了一次評價，在有責性中還要作為責任要素進行一次評價。這顯然是重復評價。
（四）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
小野清一郎贊同傳統的由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的犯罪論體系。但是，他認為構成要件既是違法的類型，也是有責類型。他指出：「構成要件可以說是不法類型，可它不僅僅是違法類型，同時也是責任類型，是違法並且有責的行為之類型，又是它的法律定型；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不法類型，也是犯罪類型。這就是我的構成要件論中的一個根本主張。」{3}小野清一郎說，他的上述主張可以通過具體研究刑法分則相應條款的規定特別是考察其規范要素和主觀要素得到證明{3}。他認為，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要素，是指構成要件中不但要有確定的事實，而且以規范評價為必要部分。這裡面，既有以諸如「他人財物」之類的法律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也有以諸如「虛假文書」之類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還有以諸如「猥褻行為」、「侮辱」之類的社會的、文化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倫理的、道義的評價為必要的場合。然而，即使在不能像這樣明顯地應當屬於規范要素的場合，在判斷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之際，也不可以否認它有利於判斷背後的法的、倫理的評價{3}。
既然小野清一郎的構成要件符合性既是違法的類型，又是有責的類型；他的構成要件既包含有主觀要素，又包含有客觀要素，那麼，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中的規范評價與違法性中的規范評價有什麼區別嗎？構成要件、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又是什麼關系呢？關於前一個問題，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符合性中的規范評價是法律的、抽象的評價；違法性中的規范評價是對行為本身的具體評價{3}。關於後一個問題，他認為，本來，構成要件是實定法上的、並且是成文法上的概念，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它是屬於形式的東西。但是，它並不是一般的規定，而是被特殊化了的規定，是「特別」的構成要件。與之相反，違法性和道義責任，則是處於實定法背後的倫理性的、法理性的理念，其本質意義自然是一般性的概念了。……犯罪的實體是違法性質的行為，並且是在實施該行為的行為人那裡具有道義責任的行為，屬於違法且有責行為的類型。可是它所以具備了可罰性，是因為它是特殊的，已被刑法分則相應條款規定了的。這種被刑法分則相應條款規定的特殊的、類型性違法的有責的行為，即構成要件。出現在前面的，是構成要件，站在它背後的，是具有實體意義的違法性及道義責任{3}。對於小野清一郎的這種解說，我不禁要問，既然構成要件既是違法類型，又是有責類型，它與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是「前面的」與「背後的」的關系。那麼，我們對一個行為只作構成要件符合性一次評價不就完全可以判斷違法性和有責性的有無了嗎？再對同一行為進行違法性和有責性評價不是有重復評價之嫌嗎？小野清一郎認為，構成要件僅是肯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法律定型。要確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有無，還需考察有沒有違法阻卻原因和責任阻卻原因，即否定違法性及道義責任的法律定型{3}。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在構成要件之外進行違法性和有責性評價，是因為，如果一個行為僅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還不能肯定它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只有再經過違法性判斷，如果沒有違法阻卻原因，才可斷定違法性存在；進而再經過有責性判斷，如果沒有責任阻卻原因，才可斷定有責性存在。由此看來，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與違法性和有責性的關系也不是「法條」與「法理」的關系或「前面的」與「背後的」的關系，仍是「並列」關系。只要仍然堅持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的犯罪論體系，就不能不把它們並列起來考察。
（五）威爾茲爾（Welzel）的犯罪論體系

⑹ 刑法139條是什麼罪

消防責任事故罪（刑法第139條），是指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經消防監督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消防監督制度和公共安全。消防工作是全民同火災作斗爭的事業，關繫到國計民生和社會的安定，涉及到各行各業、千家萬戶。我國對消防工作實行嚴格的監督管制，專門制定了《消防法》、《消防監督程序規定》等消防法規，其中規定，我國消防工作由各級公安機關實施監督，縣以上公安機關設置消防監督機構，消防監督機構發現有重大火災隱患的，應及時向被檢查的單位或居民以及上級主管部門發出《火險隱患整改通知書》，被通知單位的防火負責或公民，應當採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災隱患，並將整改的情況及時告訴消防監督機構。每個單位和公民都必須嚴格遵守消防法規，認真搞好消防工作，及時消除火災隱患。而有些單位和公民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經消防監督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因而發生火災，造成嚴重後果。嚴重破壞消防監督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給國家、集體和人民群眾帶來巨大損失。客觀要件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消防管理法規且經消防監督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的行為。違反消防管理法規而造成嚴重後果，是這種犯罪行為的本質特徵。 消防事故演練1·所謂違反消防管理法規，是指違反了我國《消防條例》、《消防條例實施細則》、《倉庫防火安全管理規則》、《高層建築消防管理規則》等。2·經消防監督管理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如行為人只是違反了消防管理法規，但沒有接到過消防監督機構採取改正措施的通知，則即使造成了嚴重後果，也不構成本罪。消防監督機構，是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專門負責消防監督檢查工作的機構。3·違反消防管理法規與嚴重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嚴重後果是由於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的行為引起的。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的行為與嚴重後果之間沒有因果聯系，則不構成本罪。嚴重後果，通常是指造成了人身傷亡、死亡或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後果特別嚴重，一般是指造成多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的巨大損失。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和有關規定，所謂重大傷亡事故，一般是指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傷三人以上。所謂嚴重後果，既包括重大人身傷亡，也包括重大的直接經濟損失。直接經濟損失的數額，一般掌握在五萬元以上。直接經濟損失雖不足上述規定的數額，但情節嚴重，使生產、工作受到重大損失的，也應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主體要件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行為人既包括自然人，年滿十六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也包括單位。主觀要件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過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可以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里所說的過失，是指行為人對其所造成的危害結果的心理狀態而言。行為人主觀上並不希望火災事故發生，但就其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經消防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而言，則卻是明知故犯的。行為人明知是違反了消防管理法規，但卻未想到會因此立即產生嚴重後果，或者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了嚴重後果。編輯本段認定(一)本罪與一般消防事故的界限區分兩者的關鍵在於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不同。構成消防責任事故罪，必須造成嚴重後果。而一般消防事故，雖然發生了事故，造成了一定危害後果，但未達到嚴重程度，故不構成犯罪。(二)本罪與失火罪的界限本罪是行為人在存在火險隱患的情況下拒不執行消防監督機構關於採取改正措施的通知， 認定致使引起火災，造成嚴重後果的。失火罪是行為人在日常生活與生產活動中用火不慎，引起火災，造成嚴重後果的。(三)本罪與玩忽職守罪的界限本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如果單位的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經消防監督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致使發生火災事故，造成嚴重後果的，則屬於法條競合，按照本法第397條第1款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的規定，應以特別法條即本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就是說，對犯罪行為人應以消防責任事故罪論處，而不應以玩忽職守罪論處。編輯本段處罰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謂後果特別嚴重，是指發生重大火災，造成多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的巨大損失。具體確定犯罪行為人的具體刑罰時，還可考慮以下因素:(1)犯罪行為人的一貫表現；(2)行為人是否多次違反消防管理法規，是否經消防監督機構多次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多次拒絕執行；(3)犯罪後的表現，如有無自首、立功表現，犯罪後是否積極採取有效措施搶救人員、防止危害結果的擴大，是否為逃避罪責而破壞、偽造現場；(4)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和刑事責任能力；(5)嚴重後果的具體情況等。編輯本段法條及司法解釋第一百三十九條違反消防管理法規，經消防監督機構通知採取改正措施而拒絕執行，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相關法律］：《消防法》第四十條違反本法的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產停業，可以並處罰款：（一）建築工程的消防設計未經公安消防機構審核或者經審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依法應當進行消防設計的建築工程竣工時未經消防驗收或者經驗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三）公眾聚集的場所未經消防安全檢查或者經檢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開業的。單位有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警告或者罰款。第四十一條違反本法的規定，擅自舉辦大型集會、焰火晚會、燈會等群眾性活動，具有火災危險的，公安消防機構應當責令當場改正；當場不能改正的，應當責令停止舉辦，可以並處罰款。 消防責任事故單位有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警告或者罰款。第四十二條違反本法的規定，擅自降低消防技術標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準的建築構件和建築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裝修、裝飾材料施工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施工，可以並處罰款。單位有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警告或者罰款。第四十三條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違反本法的規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職責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處警告。營業性場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產停業，可以並處罰款，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罰款：(一）對火災隱患不及時消除的；（二）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配置消防設施和器材的；（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暢通的。在設有車間或者倉庫的建築物內設置員工集體宿舍的，依照第二款的規定處罰。第四十五條電器產品、燃氣用具的安裝或者線路、管路的敷設不符合消防安全技術規定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使用。第四十六條違反本法的規定，生產、儲存、運輸、銷售或者使用、銷毀易燃易爆危險物品的，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處警告、罰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單位有前款行為的，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處警告或者罰款，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第四十七條違反本法的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警告、罰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一）違反消防安全規定進入生產、儲存易燃易爆危險物品場所（二）違法使用明人作業或者在具有火災、爆炸危險的場所違反禁令，吸煙、使用明火的；（三）阻攔報火警或者謊報火警的；（四）故意阻礙消防車、消防艇趕赴火災現場或者擾亂火災現場秩序的；（五）拒不執行火場指揮員指揮，影響滅火救災的；（六）過失引起火災，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第四十八條違反本法的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警告或者罰款：（一）指使或者強令他人違反消防安全規定，冒險作業，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二）埋壓、圈佔消火栓或者佔用防火間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損壞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設施、器材的；（三）有重大火災隱患，經公安消防機構通知逾期不改正的。單位有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警告或者罰款。有第一款第二項所列行為的，還應當責令其限期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對逾期不恢復原狀的，應當強制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費用由違法行為人承擔。第四十九條公共場所發生火災時，該公共場所的現場工作人員不履行組織、引導在場群眾疏散的義務，造成人身傷亡，尚不構成犯罪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第五十條火災撲滅後，為隱瞞、掩飾起火原因、推卸責任，故意破壞現場或者偽造現場，尚不構成犯罪的，處警告、罰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單位有前款行為的，處警告或者罰款，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第五十三條有違反本法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⑺ 刑法中罪狀和罪名是否一一對應

目前，是對應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九）》規定的各種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都通過司法解釋，確定了與犯罪行為相適應的罪名。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的五種犯罪行為，都屬於保險詐騙，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司法解釋中，確定為「保險詐騙罪」。

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節選）
第一百九十八條[保險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保險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發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誇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騙取保險金的。
有前款第四項、第五項所列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單位犯第一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⑻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那些內容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以下內容：

客觀違法，主觀有責。

客觀違法要件：行為主體、危害行為、行為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

客觀阻卻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被害人承諾。

1、犯罪構成要件，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犯罪客體。

2、犯罪主體是，指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

3、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自己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

4、 犯罪客觀方面，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侵害的客觀外在事實特徵。是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5、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8)刑法各罪論擴展閱讀：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

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一方面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就成立犯罪，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

另一方面又在犯罪構成之外甚至在罪數之後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同時認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實質上是沒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

但是，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有自相矛盾之嫌：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但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也不一定構成犯罪；犯罪構成是說明社會危害性的，但符合犯罪構成也可能沒有社會危害性。

從現實上看，傳統的犯罪論體系是在肯定了行為符合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之後，考慮排除犯罪的事由，因而不能盡早地排除犯罪的成立。

這有損犯罪構成的保障機能，既不利於限制司法權力，也不利於保障行為人的自由。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正當防衛的行為人幾乎100%先拘留、逮捕。這種做法或許與四要件體系有關。

形式上堅持四要件體系，但對四要件內容做出新解釋的黎宏教授指出：「在我國，犯罪構成是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的統一，行為符合犯罪構成。

就意味著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符合某具體犯罪的輪廓或者框架，而且在實質上也具有成立該犯罪所必要的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我國的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的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的統一。」

「從理論上講，在說行為符合具體犯罪的犯罪構成的時候，實際上也意味著該行為不可能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排除犯罪的事由。

換言之，在得出這種結論之前，已經進行了該行為不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正當行為的判斷，否則就不可能做出這樣的結論來。」

在黎宏教授看來，四要件是犯罪構成的積極要件；不屬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則是犯罪構成的消極要件。

既然如此，就應當在犯罪構成中研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不能在犯罪構成之外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但正如黎宏教授所言：「現實情況是，各種刑法教科書都是在講述了犯罪構成理論之後，再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作為排除犯罪性事由加以說明和論述的。

這種編排體系，容易讓人形成這樣的印象：即正當防衛等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種犯罪構成，但因其在實質上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對國家和人民有益。

所以，在形式上說明其符合犯罪構成之後，又從實質上對其加以否定。

但是，這樣理解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國刑法學的通說明確指出：『我國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事由並不符合或者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相類似』。」

本文的看法是，即便將犯罪客體與犯罪客觀方面作為表明違法的構成要件來把握，也不應當在犯罪構成之外處理正當防衛、緊急避險。

這是因為，既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類似，因而需要說明其不構成犯罪或者不符合犯罪客觀要件。

那麼，就應當在客觀要件中（或之後）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消極的構成要件論述，而不應在犯罪構成之後、更不應在罪數之後論述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所以，在此問題上，究竟是讀者的理解錯誤，還是編者的編排錯誤，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至少，黎宏教授主張的四要件體系給人的感覺是「客觀違法（含客體與客觀要件）——責任（含主體與主觀要件）——無客觀違法（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

但這種體系分割了違法性的判斷，並不理想。況且，傳統的教科書關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形式上（似乎）符合犯罪構成的說法，相當普遍。

堅持四要件體系，並對四要件內容進行了部分修正的馮亞東教授認為；「將所有問題（即正當化事由問題——引者注）直接並入犯罪成立體系，對司法運用來說並非一種最優安排。

構造科學、簡明、清楚、實用的刑法解說體系，應該是在犯罪論的大框架下嚴格區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只需闡明成立犯罪的基本條件的『犯罪成立體系』（犯罪構成）問題。

二是在此基礎上的『與犯罪成立相關的特殊形態』問題；『排除犯罪性的行為』應該作為一種特殊形態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另行以專章形式設定不同的主客觀標准專門討論。」

然而，這一觀點值得推敲：其一，成立犯罪的標准與否定犯罪的標准相同（正反面），恐怕不能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對排除犯罪性的行為設立不同的主客觀標准。

按照法益侵害說的觀點，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之所以阻卻違法，是法益衡量的結果。

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造成他人損失時，雖然侵害了他人法益，卻保護了更為優越或者同等法益。

一旦對成立犯罪與否定犯罪採用不同的標准，認定犯罪就沒有標准了；

而且，因為標准不同，會出現一個行為按照犯罪成立標准構成犯罪、按照排除犯罪的標准不成立犯罪的局面。其二，不能因為違法阻卻事由較多，就在犯罪構成之外設專章研究。

即使設專章研究，也應當在違法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而不能在責任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違法阻卻事由。

其三，一個案件一般不可能有多種違法阻卻事由，所以，討論了表明違法性的要件之後，討論阻卻違法事由，並沒有為司法添加任何負擔。

相反，如前所述，在考察了行為是否符合作為違法類型的構成要件後，接著考察行為是否具備違法阻卻事由。

如果具備則不再進行有責性的判斷的做法，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而且不致產生理論上的矛盾與司法上的錯案。

既然如此，對司法運用來說，一種最優安排就是：在討論了違法構成要件後，就必須討論違法阻卻事由。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

⑼ 大陸的教科書和台灣的相比根本沒法看。民法王澤鑒的比較好，刑法誰的好求推薦。要台灣的。

台灣的刑法教科書首推林山田的《刑法總論》和《刑法各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