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工作各项规章制度

⑴ 行政法规 规章制度的区别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并且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类法规的总称。
规章制度是企业制定的组织劳动过程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总和。也称为内部劳动规则，是企业内部的“法律”。

⑵ 如何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制度

三、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今年政府工作任务重、头绪多，要注重推进管理创新，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透明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保证行政权力规范运行和正确行使。尤其要防止利用扩大公共投资的机会为本部门、本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

第一，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今年政府的公共投资决策事务明显增加，要求也明显提高。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质量，注重实际效果。对符合条件、手续完备的项目，特别是民生工程、灾后重建、生态环境、技术改造和消除“瓶颈”制约的重要项目，要按程序加快核准、批复。同时，要继续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各项制度。重大决策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体研究决定，严禁领导干部个人决定大额度资金使用、重大项目安排，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正常程序。凡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要经过专家充分论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二，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公开透明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公共投资不出问题的有效办法。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凡应该公开、能够公开的事项都要及时全面公开。要拓展公开渠道，提高公开层次，增加公开内容，创造条件让人民更好地了解政府、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继续全面推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方便群众办事和实施监督。今年特别要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落实扩内需、保增长政策的全过程，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使用不准搞暗箱操作，保证每个环节都透明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腐败行为的机会。

第三，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今年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行政问责：对中央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政策执行不力的要问责；对公共资金使用不当、投资项目出现失误的要问责；对发生损害群众生命财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要问责。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

第四，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查办案件是反腐败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手段。按照中央的部署，今年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要始终保持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加大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力度，既要惩处受贿行为，又要惩处行贿行为；既要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的商业贿赂行为，也要查处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商业贿赂行为。对于发现的腐败案件和腐败分子，不管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对逃亡在境外的腐败分子的追逃缉捕力度，绝不让他们逍遥境外。

⑶ 什么是行政问责案件

所谓行政问责，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1、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国天津、重庆、海南、长沙、大连、湘潭、广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⑷ 行政问责的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1、官员缺乏问责观念，问责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官僚主义作风不同程度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只意识到责任过程中所产生的过失或直接责任，对间接过失或连带责任却不以为然。一些官员缺乏“守土有责”意识，认为只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即可，而没有意识到由于自己疏于监管，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损失也是要被追究责任而受到处罚的。如2007年，龙门县地派镇芒派村发生瓷土场坍塌事故，导致3人死亡，该县对地派镇党政主要进行责任追究，书记、镇长均被停职，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也被市纪委予以追究责任。只注重工作动机，而不注重工作结果，缺乏道德意识和服务意识。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接受工作任务时态度端正，非常爽快，但工作起来不动脑筋、不想办法，导致完成时间长，工作质量低，群众意见大，没意识到这也属行政问责的范畴。如龙门县近三年来，结合“万众评公务”结果，先后对12名工作不力的领导干部实施问责，进行组织处理。2、问责主体不够全面，纪委“独唱”不改。各地关于问责主体的规定不统一，大多由党委、政府即纪检监察部门实施同体问责，而涉及国家权力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的异体问责相对薄弱。出现问责主体的定位不当或缺位，容易导致问责不实或问责不公。如目前龙门县的问责主体除了纪检监察机关外，未有其他问责主体。3、问责范围过于狭窄，作用十分有限。从当前各地的情况来看，问责的适用范围普遍较窄，大多局限在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工作绩效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如《龙门县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只有7类，主要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不严格依法执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以及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而对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监管不严、违法行政以及行政不作为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问责的作用显得十分有限。4、问责程序不够健全，容易使被问责人产生误解而不服。一是问责机制的启动程序尚不健全。在什么情况下启动官员问责制并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标准，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可能出现“该问责者未被问责，不该问责者却被问了责”的现象。二是没有形成公开透明的问责程序。导致一旦被问责，被问责者不是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上找原因，而常常是一昧地怪自己的命运不好，撞到“枪口”上了，未被问责的则心存侥幸。三是没有对问责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没有问责必须经过的提起、受理、调查、决定、执行等环节，没有问责对象的申辩程序、问责的听证、复议程序等。程序上的缺失使得承办机构操作困难，又给人“暗箱”操作的嫌疑，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如龙门县案件审理室反映，不少问责对象认为执行问责程序过于简单，申辩机会少，难于做到让问责对象真正心服口服。

⑸ 求行政问责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历程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一)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国天津、重庆、海南、长沙、大连、湘潭、广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二、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轨迹分析

（一）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1.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当然，各级人大仍然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2.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媒体能及时揭露各种腐败现象，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增强，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中来。3.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二）由应急型问责机制向长效型问责制度转变

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会对相关领导人进行问责，现在则是对行政决策进行制度性定期审查，行政问责终于成为一项“制度”而存在。目前，我国各级行政机构开始施行问责督查制度，对工作进度和问责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将问责结果存入本人档案，作为本级组织人事部门一年之内考核、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改变了过去对问责事件缺乏连续管理的片面做法。

（三）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以前往往只对滥用职权、越权行为问责，而行政不作为因易被忽视而乏人问责，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错多”而犯下“行政责任”、“法律责任”，而对“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视而不见。目前，问责范围从追究“有错”官员向“不作为”官员深化，在细化有错责任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无为问责的深度，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对各种无为行为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界定，对行政不作为严加打击，纳入问责体系。以往仅仅对行政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问责，对官员的道德问题往往以违反党规党纪的形式进行党内处分，现在则将官员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也纳入到了行政问责范畴。

（四）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

“非典”事件以前，我国权力问责的案例并不少见。当时主要是针对各种安全事故进行问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作用不大，“疗效”不显。“非典”事件以后，两名正省部级主要领导辞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整体改革，也出现了制度化信号。实施制度问责，是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层层问下去。制度问责提高了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心；澄清了吏治，做到了制度反腐；化解了干部队伍的能上不能下问题。

⑹ 行政问责的七种形式

行政问责的七种形式如下：

1、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2、诫勉；

3、通报批评；

4、责令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

5、通过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6、停职反省；

7、劝其辞职。

拓展资料

行政问责情形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问责情形包括：

一是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是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是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五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是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是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⑺ 《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并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

⑻ 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容

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的；回无依据实施影响公民、答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行政行为的；违反规定的步骤、顺序、方式、形式等规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的；超过法定时限或者合理时限履行职责的。
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对于明显相同情况的相对人不同对待，歧视特定相对人，或者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采取的行政方法、手段明显失当等滥用自由裁量权履行行政职责等情形，确定为“不当履行行政职责”，也将进行行政问责。

⑼ 行政问责的实施历程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1、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国天津、重庆、海南、长沙、大连、湘潭、广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