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条例作用

⑴ 货币政策的相关工具

货币政策的运用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总的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扩张经济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运用的策略手段。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有主要的一般性的工具、选择性的工具和补充性工具等。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按法律规定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其吸收存款的比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真实效用体现在它对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对货币乘数的调节。由于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存在乘数关系，而乘数的大小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因此，若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限制了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降低了货币乘数，最终起到收缩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效果，反之亦然。
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存在三个缺陷：
一是当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存款货币银行可以变动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从反方向抵消法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作用；
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很大，作用力度很强，往往被当作一剂“猛药”；
三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影响要通过存款货币银行的辗转存、贷，逐级递推而实现，成效较慢、时滞较长。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往往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自动稳定机制，而不将其当作适时调整的经常性政策工具来使用。
2、再贴现政策(rediscount rate)
再贴现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持客户贴现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请求贴现，以取得中央银行的信用支持。就广义而言，再贴现政策并不单纯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也包括中央银行向存款货币银行提供的其他放款业务。
再贴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中央银行根据政策需要调整再贴现率（包括中央银行掌握的其他基准利率，如其对存款货币银行的贷款利率等），当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时，存款货币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上升，基础货币得到收缩，反之亦然。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相比，再贴现工具的弹性相对要大一些、作用力度相对要缓和一些。但是，再贴现政策的主动权却操纵在存款货币银行手中，因为向中央银行请求贴现票据以取得信用支持，仅是存款货币银行融通资金的途径之一，存款货币银行还有其他的诸如出售证卷、发行存单等融资方式。因此，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是否能够获得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存款货币银行是否采取主动配合的态度。
3、公开市场业务(open market operation)
中央银行公开买卖债券等的业务活动即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控基础货币，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是比较灵活的金融调控工具。 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都属于对货币总量的调节，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在这些一般性政策工具以外，还可以有选择的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其中包括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
消费者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销售融资予以控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首付最低金额、还款最长期限、使用的耐用消费品种类等。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是中央银行对有关证卷交易的各种贷款进行限制，目的在于限制过度投机。比如可以规定一定比例的证券保证金，并随时根据证券市场状况进行调整。 1.直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活动进行控制。其手段包括利率最高和最低限制、信用配额、流动比率和直接干预等。其中，规定存贷款最高和最低利率限制，是最常使用的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如1980年以前美国的Q条例。
2.间接信用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创造。
道义劝告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其声望和地位，对存款货币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经常发出通告或指示，或与各金融机构负责人面谈，劝告其遵守政府政策并自动采取贯彻政策的相应措施。
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存款货币银行提出信贷的增减建议。若存款货币银行不接受，中央银行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可以减少其贷款的额度，甚至采取停止提供信用等制裁措施。窗口指导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影响力往往比较大。
间接信用指导的优点是较为灵活，但是要起作用，必须是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并拥有控制信用的足够的法律权利和手段。

⑵ 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具体有哪些因素呢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由交易主体自主决定，中央银行调控基准利率来间接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利率作为货币资金和金融产品的价格，是整个金融市场上能动而活跃的因素。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和中心环节，对我国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管理模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严格的利率管制，不利于金融部门的内部治理，不利于资产负债风险管理，也不利于金融创新，它导致整个金融业进入抑制性状态，难以实施金融深化。所以，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的既定目标。
作为世界上经济和金融业都十分发达的美国，对银行机构利率管理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是从自由到管制，再从管制到自由，而且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显得慎重，利率市场化后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制度、体制的影响也有其不同的特点，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积极而稳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战略和经验教训，从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也许能有所启示。
一、利率市场化进程
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经历了“自由——管制——自由”的利率市场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提高，市场利率开始明显上升，有时已经超过存款利率的上限。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国际化、投资多样化，又导致银行存款大量流向证券市场或转移至货币市场，造成金融中介的中断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发生，且愈演愈烈，Q条例约束和分业经营的限制，使银行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各存款类机构都出现经营困难，一些储蓄协会和贷款协会出现了经营危机，银行信贷供给能力下降，全社会信贷供给量减少。此时，人们不得不考虑Q条例的存废问题。
从70年代起，美国提出了解除利率管制的设想。1970年6月，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和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美联储首先将10万美元以上、3个月以内的短期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又将90天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的管制予以取消。同时，继续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以此来缓和利率管制带来的矛盾。但是，这种放松利率管制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Q条例限制带来的现实问题，短期资金仍然大量从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流出，“金融脱媒”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实要求政府和金融管理当局必须从法律上和制度上考虑利率的全面市场化。
1980年3月，美国政府制订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决定自1980年3月31日起，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即取消Q条例。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详细地制定了废除和修正Q条例的步骤，为扩大银行业资产负债经营能力，还列明了一些其他与利率市场化相关的改革。
1983年10月，“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委员会”取消了31天以上的定期存款以及最小余额为2500美元以上的极短期存款利率上限。并于1986年1月，取消了所有存款形式对最小余额的要求，同时取消了支付性存款的利率限制。1986年4月，取消了存折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对于贷款利率，除住宅贷款、汽车贷款等极少数例外，也一律不加限制。Q条例完全终结，利率市场化得以全面实现。
二、利率政策及市场化进程的特点
1、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未能形成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是3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由自由转为管制的主要原因。自由竞争型和没有现代银行监管制度是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银行的主要特征。银行存贷款利率几乎不受任何干预，无序而盲目的竞争未受到一定的约束与监管，健康的市场利率形成机制也未能形成。恶性竞争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对经济金融产生巨大冲击，才使政府采取实行存款保险制度、限制利率水平、分业经营、加强联邦监管机构权力等措施来恢复金融秩序。
2、货币市场发展引起的不公平金融竞争和金融中介中断，启动了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Q条例实施，限制利率和低利率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Q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后，受通胀率提高市场利率高于规定上限影响，存款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下降。尤其是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面世，直接对银行业的存款提出了挑战。不平等的竞争引发了“金融脱媒”。为稳定存款，逃避管制，存款机构已经采取了各种手段提高实际存款利率，监管机构不得不考虑推进利率市场化。
3、利率市场化的实施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起步晚、时间长、推进慢，从酝酿到实施，从实施到实现，先后用了约16年的时间。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阻力较大，国会、联邦储备体系、储蓄贷款协会，各州政府及存款者个人，都从自身利益角度去考虑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阻挠。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循序渐进，最终实现了利率的全面市场化。
4、利率市场化对提高银行机构的竞争力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利率市场化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了存款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继而增加了竞争力。“金融脱媒”现象得到了明显缓解，银行支付和信贷供给能力迅速提高。
5、利率市场化使得众多中小银行倒闭。利率市场化以后，取消了利率上限，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实现了市场化，过去依靠限制竞争才能生存的中小银行难以为继。从1980年开始，众多的小银行开始倒闭。1987年至1991年，平均每年有200家小银行倒闭。从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间，美国因银行问题所造成的损失达4000亿美元。
三、改革的过程分析
1、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是整个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以适应整个经济变革的需要。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以提高银行经营效率、加强金融业竞争和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为目的的。利率市场化是经济自由化的反映。
2、应该在建立了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后，才可能推行利率市场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利率市场化之前，均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市场体系，实现了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并且其他方面的金融管制已经放松。在完备的市场体系下的利率改革成为金融深化的一个方面，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因利率放开而导致经济的波动。
3、利率市场化的立法具有先在性。这一点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它们以利率法案为先导，在一个法定性文件的框架内来运作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在立法指导下的利率市场化，如美国先后有三个金融银行法规涉及放松利率管制问题，即《1973年金融机构法》、《1976年金融改革法案》、《1980年银行法》。这反映了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利率市场化问题的做法，立法先行成为放松利率限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和我国台湾同样也以利率法案来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
4、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有周密的步骤安排。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渐进的利率改革过程中都应该按时间、分步骤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银行法中分别提出，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分阶段取消Q条款。
5、金融创新推动着利率的市场化。绕开管制的金融创新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催化剂。为了规避利率管制，大额可转让存单（CD）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模糊了管制利率与自由利率的边界，使得利率管制失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利率的市场化。
6、利率市场化并非利率的完全自由放任，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之中及之后，金融监管始终存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是利率稳定的安全阀。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利率的监管权，它们或者用中央银行利率，或者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利率，影响银行利率，以保持利率处于稳定状态。有些国家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对市场利率进行直接干预。
四、美国利率市场化对我国的启示
1、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个长期的过程，渐进方式应该是较为确当的选择。尽管美国有较完备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较强的经济基础，但是，实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仍然是漫长而又十分复杂，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当时的金融制度是分业经营。由于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不同，其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全能制银行制度的德国相比要复杂许多，因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必然要对利率市场化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对于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来说，分业经营的制度与美国有所相同，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因此，我国的现行金融制度现状决定了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要选择逐步放开利率的渐进方式，在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切不可急功近利。
2、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是利率市场化的充要条件。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是要废除原先通过行政手段确定利率，而由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来确定，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在同一种环境下开展业务竞争，没有任何国家保护。现行我国的金融制度中，不平等的金融竞争仍然存在，金融业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如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家信用及垄断地位、邮政储蓄的“零风险”经营等等。这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绝对优势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障碍之一，近几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及关闭破产，更拉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不从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上解决不平等的金融竞争，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就缺少必要的基础。
3、中小金融机构对利率市场化承受能力是监管当局必须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述，美国利率市场化后，由于取消了行政性的保护，使得直面市场的一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因难以独立经营而倒闭，储蓄贷款协会陷入严重经营危机。虽然美国有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暂时吸收中小金融机构倒闭的影响，但也不能完全消化倒闭带来的全部影响和危害，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经营危机，仍然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损害。由于近几年来对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的整顿关闭，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现实最大问题是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险。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其后果就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机构的问题，而是事关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农村稳定的大问题。
4、培育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管制，再从管制到自由化的阶段，但是，前后的自由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利率方面来考察，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已经形成了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而前者是盲目的自由竞争；后者有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实施有效的监管，前者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和对自由竞争的应有约束。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培育过程。这其中，放开利率后，要防止出现大银行利用其在金融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而联合控制市场利率，把市场利率形成机制演变为少数银行的利率垄断机制。那样，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就会背离初衷，形成更不平等的金融竞争机制。
5、谨慎选择存款保险制度配合利率市场化。在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受冲击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存款保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我国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实现利率市场化提供存款人的风险保障。近几年来，我国对于实行关闭破产中小金融机构的个人存款，采取了大包大揽，必要时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给予支持。利率市场化以后，一旦银行发生支付危机，存款人的利益就可能得不到保障，从这点考虑，急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若实行了存款保险，就有可能为银行道德风险的发生创造可能。农村信用社如实行存款保险，又可能引发存款人的反向选择。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全，银行体系不健全，银行体制改革不到位，银行监管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并不具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要的政治、法律、经济、金融环境和客观基础。

⑶ 中央银行一般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工具是如何传导的

中央银行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高居金融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若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便可闲庭信步，处变不惊了。有人说，货币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血液，不可或缺，无处不在。中央银行则好比心脏，吞吐万象，举足重轻。它不以赢利为目的，也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起货币供给，人们很容易想到“发票子”。其实，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指流通中的现金，而且包括存款。不同的货币资产，流动性殊异。比如，活期存款比定期存款提现方便，用现金进行交易，又比活期存款少了许多麻烦。各国根据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将货币供给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我国，将流通中的现金称为M0，它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流动性最强。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通称M1，也叫狭义货币供应量，其数量变化，反映企业资金松紧状况。在M1的基础上，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储蓄存款，构成广义货币供应量，通称M2，它的流动性最弱，但反映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当经济萧条时，央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复苏；经济过热时，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央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会成倍缩减。这里边的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往中央银行交的准备金多了，自身可支配的资金便少了，于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减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地会更少，“存款—贷款”级级递减，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大大降低。这很像我们调试音响——降低功放机的功率，输出的音量自然会减小。反之，如果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量便会成倍增加。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囊中羞涩，最后往往要向中央银行求借。借钱不是空手套白狼，总得有所付出。企业向商业银行求贷时，经常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贷款，这称为贴现。商业银行如法炮制，将手中的商业票据转让给央行，称为再贴现。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要在原价基础上打折，折扣率即再贴现率。显然，央行改变再贴现率，相当于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或抑或扬，货币供应量便也相应地收缩或膨胀。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力度大，显效强。1999年3月，我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一下子便多出了2000多亿元的用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率生成机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三年时间里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和企业有了大量的活钱可用。以上两项大动作，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药猛伤身，正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一国金融影响至深，所以，不到重要关头，中央银行并不轻易动用。央行“三大法宝”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公开市场业务。它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当央行买进有价证券时，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之，则减少货币量。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央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操作灵活方便，对经济的震动小。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联储90％的货币吞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德、法等国也大量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但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比如央行要有雄厚的实力、利率要实行市场化、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可供操作的证券种类齐全等。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三大法宝”威力无边，使用频繁，被称为一般性政策工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前者指央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进行调控。比如，为防止房地产投机，央行对金融机构不动产放款作出专门规定；通货膨胀时期，央行对耐用消费品信贷消费作出限制，可以抑制消费需求，缓解物价上扬；提高证券保证金率等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措施，可以遏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要求进口商预缴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能够控制进口的过快增长；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实行优惠的利率政策，则为多数国家所采用。补充性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直接信用控制与间接信用指导两类。美国在1980年以前，有一个Q条例，规定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最高利率限制，防止银行抬高利率吸储，从事高风险融资活动。规定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率，也是限制信用扩张的强制措施。信用配额、直接干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等，虽然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其直接、强制性的信用控制，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立竿见影，收效神速。中央银行采取选择性政策工具，或者使用直接信用控制时，象严厉的父亲管教不听话的孩子。而间接信用指导，则像慈母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其中，道义劝告是各国央行最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央行行长与金融巨子们见面恳谈，共进晚餐，在握手举杯之间，点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求得理解与合作。例如，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央行会劝告金融机构减少海外贷款；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过热时，又会要求商业银行缩减对这些市场的信贷。战后的日本，长期盛行窗口指导。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的利率、贷款额，并要求其执行。如果商业银行不听招呼，央行则会削减向该行的贷款额度，甚至停止提供信用。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日本通过严格规范和高度管制的窗口指导，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间接信用指导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要发挥作用，中央银行要有较高的威望和控制力，否则商业银行便难免会为一己之利，与央行意愿背道而驰。

⑷ 条例Q是什么意思

Q条例是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条例，并且按照字母顺序为这一系列条例进行排序，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其中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因此该项规定被称为Q条例。后来，Q条例成为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Q条例的内容
Q条例的内容是：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即禁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对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上述银行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当时，这一上限规定为2.5%，此利率一直维持至1957年都不曾调整，而此后却频繁进行调整，它对银行资金的来源去向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Q条例的意义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

⑸ Q条例的基本信息

Q条例的实施，对20世纪30年代维持和恢复金融秩序、40至50年代初美国政府低成本筹措战争资金、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这一条例的弊端便暴露出来。依据当时的情形，美国通货膨胀率曾一度高达20%，而Q条例执行的结果是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管制。这一方面使银行存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公众对存款越来越没有兴趣；另一方面，银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生存岌岌可危；并且在1970年，美国国会取消了Q条例中关于10万美元以上存款利率最高限额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对存款小户的利率歧视。
于是，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进行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基金便随之应运而生（将小户的资金集中起来，以大户的姿态出现在金融市场上）。这种基金规避掉银行存款的许多限制，又保留了银行存款的许多特性。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具备了活期存款的许多特征，可以提现，可以转账结算，甚至可以转入资本市场的其他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虽然不保底，但实际上由于其投资风险较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客户可以通过投资这种基金获得远远高于Q条例所规定的最高存款利率的收益，因而至今在发达国家仍占有最大比重。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的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市场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市场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 20世纪6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提高，市场利率开始明显上升，有时已经超过存款利率的上限。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国际化、投资多样化又导致银行存款大量流向证券市场或转移至货币市场，造成金融中介的中断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发生，且愈演愈烈，Q条例约束和分业经营的限制，使银行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各存款类机构都出现经营困难，一些储蓄协会和贷款协会出现了经营危机，银行信贷供给能力下降，全社会信贷供给量减少。此时，人们不得不考虑Q条例的存废问题。
从70年代起，美国提出了解除利率管制的设想。1970年6月，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和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美联储首先将10万美元以上、3个月以内的短期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又将90天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的管制予以取消。同时，继续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以此来缓和利率管制带来的矛盾。但是，这种放松利率管制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Q条例限制带来的现实问题，短期资金仍然大量从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流出，“金融脱媒”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实要求政府和金融管理当局必须从法律上和制度上考虑利率的全面市场化。
1980年3月，美国政府制订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决定自1980年3月31日起，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即取消Q条例。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详细地制定了废除和修正Q条例的步骤，为扩大银行业资产负债经营能力，还列明了一些其他与利率市场化相关的改革。
1983年10月，“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委员会”取消了31天以上的定期存款以及最小余额为2500美元以上的极短期存款利率上限。并于1986年1月，取消了所有存款形式对最小余额的要求，同时取消了支付性存款的利率限制。1986年4月，取消了存折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对于贷款利率，除住宅贷款、汽车贷款等极少数例外，也一律不加限制。至此，Q条例完全终结，利率市场化得以全面实现。

⑹ 在经济体系中证券化和金融中介的作用有何联系金融中介在证券化过程中会受到什么影响

一、金融中介是沟通投资人和借款人的桥梁，使更多社会资本包括中小资本流入证券市场，促进了证券化。证券化过程中资本可以方便地通过二级市场直接购买证券，不需要金融中介的参与，金融中介的作用也就被消弱了。
二、具体而言：
（一）证券化导致非中介化;也就是说，它提供给市场参与者一种无须经过中介机构的方法。例如，抵押支撑的证券将资金融通到房地产市场而无须银行或储蓄机构从它们的自有资产中提供贷款。随着证券化的进程，金融中介必须增加它在其他方面的业务能力，例如提供金融服务或向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短期资金的融通。
（二）金融非中介化：
1、金融脱媒是指随着直接融资(即依托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资)的发展，资金的供给通过一些新的机构或新的手段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输送到需求单位，也称为资金的体外循环，实际上就是资金融通的去中介化，包括存款的去中介化和贷款的去中介化。
2、从存款的角度看，资金绕开低收益的商业银行向高收益的方向走。这个现象直接取决于美国Q条例的限制，活期存款不收利息。Q条例的实行一方面使商业银行感到它的资金成本低，另一方面使人们感到以活期的形式将存款存到商业银行是不合算的。因此就有一些机构提供类似于存款的工具，以逃避Q条例的限制。货币市场的发展就使得相当一部分的资金转向货币市场工具。
3、从贷款的角度讲，资金的需求方在获得资金的时候也逐渐脱离中介。企业要获得资金，可能不再向商业银行借款，可能直接发债、发股票或者短期的商业票据。

三、证券化：
（一）证券化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1、从狭义上来讲，它是指传统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的资产(主要是贷款或者抵押物) 被转变成可转让证券的过程。这类证券可能由存款式金融机构也可能由非银行的投资者购买。
2、从广义上讲，证券化就是指近年来各种各样新型可转让票据市场的新发展，如出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票据发行便利的浮动票据等，它们替代着传统银行贷款的作用，是一种借款机制筹资的新工具。这个过程的发展意味着投资者和借款者绕过了银行直接进行商业交易，事实上削弱了银行体系的中介作用。
（二）表现为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1、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新的国际信贷构成已经从主要是辛迪加银行贷款转向主要是证券化资产。传统的通过商业银行筹措资金的方式开始逐渐让位于通过金融市场发行长短期债券的方式。
2、银行资产负债的流动性(或称变现性)增加。银行作为代理人和投资者直接参与证券市场，并且将自己传统的长期贷款项目进行证券化处理。
证券化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两类。

四、金融中介：
1、金融中介一般由银行金融中介及非银行金融中介构成，具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2、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与经济运行关系密切，金融活动的范围、质量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绩效，几乎所有金融活动都是以金融中介机构为中心展开的，因此，金融中介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金融中介本身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并且这个体系的运作状况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⑺ 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卢庆杰
摘 要： 从应用方面看，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这些都是中央银行负债的构成要素。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控制了基础货币，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效果。
关键词： 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信贷政策，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汇率制度，利率市场化

一、货币政策工具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从应用方面看，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这些都是中央银行负债的构成要素。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控制了基础货币，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表1是中央银行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数额通过资产方表示为：
B=NPA+NPG+L+OIN （1）
基础货币数额通过负债方表示为：
B=C+R （2）
根据式（2），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根据式（1），从基础货币的来源方面看，外汇市场的干预、对政府的借款以及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借款影响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首先，如果中央银行从国内信贷机构购买外币，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立的账户本币值相应增加，中央银行的净国外资产（NFA）就会上升。当中央银行购买外币以支持本币币值时，这种外汇市场干预就会发生。如果为避免本币贬值而在外汇市场出售外币时，中央银行的净国外头寸就会下降。其次，中央银行对政府贷款的增加会使其对政府的净头寸（NPC）上升。不过，只要相应贷款仍存在其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净头寸还是保持不变的；一旦政府用这些贷款向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的私人部门经济代理人进行支付时，基础货币就会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中购买政府债券，基础货币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第三，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可以通过信贷工具（Credit Facility）或执行拍卖程序（如证券回购协议）进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有：再融资工具，包括再贷款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二级市场上的一次性交易或回购协议；公开市场类操作，即中央银行在一级市场出售政府或中央银行证券，类似于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一次性非冲销操作、外汇互换以及储备要求。表2概括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表1：简化的中央银行资产债务表

（一）再融资工具

通过再融资工具中央银行以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再贷款、再贴现）的方式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提高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表1中L项），同时增加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流动资金账户余额。如果商业银行以现金的形式接受中央银行的部分信贷，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现金也会增加，使净国内资产、银行储备和基础货币扩张。相反，偿还现有贷款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储备，同时减少中央银行对它们的债权，收缩基础货币。

（二）公开市场操作及公开市场类操作

公开市场买入（一次性买断交易或回购）提高了银行储备、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公开市场卖出（一次性卖出交易或逆回购）则减少银行储备、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公开市场类操作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别是前者发生在一级市场，而后者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公开市场类操作可通过政府或中央银行的证券发行进行。票据正的净发行（即新发行的票据的价值高于到期票据价值）提取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负的净发行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出售中央银行票据时，中央银行的负债增加；出售政府票据时，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两种操作均导致商业银行流动资金账户余额的减少，使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下降。

（三）法定准备金比率

调整准备金比率并不是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手段。在商业银行并不持有大规模的超额储备的条件下，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会使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减小，结果造成利率的提高，而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短期内，尽管有高的储备率，基础货币有可能扩张，但对银行而言，不可能将资产负债表迅速调整。为了能够履行更高的储备要求，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向银行体系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在短期内增加了基础货币。

（四）外汇操作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通过银行体系的一次性操作，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和负债方，改变银行储备和基础货币水平。购买外汇会通过增加中央银行对非居民的债权和银行储备，具有扩张性效果，基础货币上升；出售外汇则通过减少中央银行对非居民的债权和银行储备，具有收缩性效果，基础货币下降。在两种操作中净国内资产均保持不变。若法律允许，中央银行一般以证券形式持有大部分外汇储备。
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相应的制度安排：（1）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自主权。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自主权受到限制。不过，如果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只要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减少来冲销外汇市场上的扩张，使NPA=-L，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有效控制仍然是有可能的。（2）中央银行独立于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不必被迫通过发行货币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提供最后的融资。（3）中央银行必须能够控制对商业银行的借款。

表2：不同货币工具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移动概括

二、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效果。

（一）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

1990年之前，我国的融资渠道为单一的间接融资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只通过银行信贷渠道进行传递，但不是典型的信贷渠道传导机制。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和价格的控制指标来确定贷款规模计划，根据贷款规模计划执行货币政策。贷款规模计划既是货币政策工具，又是操作目标，还是中介目标。这种传导机制简单、过程短。1991年以后证券市场的运作开辟了直接融资的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但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发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统计，贷款仍是当前我国非金融机构主要的融资渠道。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国内非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分别占融资总量的86.8%和87.8%（见表3），因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仍以信贷渠道为主。不同的是，1998年贷款规模控制取消以后，原来非市场化的信贷传导机制就变为市场化的信贷传导机制了。

表3：2006年上半年国内非金融机构融资情况简表

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一般只作为短期的窗口指导，不承担结构调整、信贷创新等多重任务。而我国的信贷政策不仅要进行窗口指导，还要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创新。中国的信贷政策在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支持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试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信贷政策仍具有较浓的计划性色彩，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另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等问题影响了信贷政策的运用，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仍是影响信贷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二）高准备金利率影响了准备金率及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有效运用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市场化利率的运行需要一个合理的利率结构框架。中国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和准备金利率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两个利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对准备金付息，更不可能对超额准备金付息。中国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不够发达，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规模一直较小，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由其总行在所在地人民银行集中缴纳，而商业银行分 （支）行又需要保留部分超额准备金以保证在当地的大额支付，因而商业银行一般保持了较高的超额准备金水平。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财务负担，中国人民银行仍对超额准备金付息。较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使商业银行缺乏减少超额准备金的动机，从而使同业拆借，特别是隔夜拆借的需求下降，使中央银行不能有效调动商业银行充分使用所持资金，阻碍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过程。另外，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已经影响了央行的货币控制及货币政策的效率：首先是因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构成了央行基础货币增加的渠道之一；其次是准备金利率降低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传导效率，尤其是在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使准备金利率构成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限，从而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对准备金存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信贷规模控制而对商业银行的必要补偿制度，但在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降到极低的水平之后，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制度基础已不复存在。
下面分析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间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收取的利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间的关系，说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层面的利率结构的合理性。理论上而言，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应低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再贴现及再贷款利率应高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此，我们选取了1996年1月到2005年9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以及相应期间的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利率及20天再贷款利率进行分析（我们在此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及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再贴现利率而言，合理的利率结构开始于2001年9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和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组成的通道内运行，即商业银行为补足准备金，从银行间市场进行高成本融资；同理，若从银行间市场融资并将其上存央行则收益为负。而从1998年4月到2001年8月期间，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高于再贴现利率，即对商业银行而言，若存在资金缺口，更有利的选择是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而不是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融资。这一扭曲的利率结构限制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同时，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03年12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准备金存款利率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维持1.89%不变，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1.89%下调到1.62%，2005年3月17日再次调低到0.99%，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也应声下降，2005年4月以来处于低于准备金存款利率的水平，但高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水平。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构成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的下限，也是中国利率的底线。所，以说，中国央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缩小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空间。

图1：货币市场利率结构图a

接下来分析图2。对于再贷款利率而言，从1998年6月开始在合理的利率结构区间运行。在此之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高于20天再贷款利率，即若商业银行存在资金缺口，首选是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而不是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同样的道理，这一扭曲的利率结构限制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另外，我们从图1、图2中还可以发现，由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组成的利率通道越来越宽，说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央银行管理利率结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逐步形成了合理的利率结构。

图2：货币市场利率结构图b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 2005年3月之前超额准备金利率水平为1.62%，而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仅为0.72%，商业银行的吸储成本低于资金上存的获利，商业银行有增加超额准备金的利益驱动，致使超额准备金率偏高。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2005年3月超额准备金利率调整为0.99%后，大量资金又调头进入货币市场，导致银行间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媒介，在银行体外"空转"。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4%以上（见表4），超额准备金起着货币政策调控缓冲器的功能。当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业务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来抵消政策冲击。

表4：中国银行业超额准备金率（%）

因此，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不仅从利率结构的角度而言降低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效果，而且导致商业银行保持高的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偏好，从而降低了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三）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公开市场业务通过政府债券来完成，则公开市场业务连接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一般会干预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将货币控制与债务管理间的干扰降到最低。而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央银行难以执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通过图3可以看出，近年来，在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结构中，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所占比例仍然很低，2005年末，这一比率仅为3.13%。作为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政府债券的不足仍是制约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瓶颈。与中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相比，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是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主要资产。

图3：中国中央政府资产负债结构表

为避免运用政府债券开展的公开市场业务使货币和债务管理在同一市场上、运用同一种工具进行，中央银行有时更愿意用中央银行票据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共发行125期央行票据、27882亿元（面值），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20662亿元； 2004年共发行105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为15072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742亿元。票据的运用给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但若大量发行，会给中央银行形成支付成本的压力，而且中央银行票据占用的货币资源会影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其他金融工具的发展。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由直接转向间接使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相关性更强。两个部门协调不足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操作机制，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因而，在选择用于执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减少货币与债务管理的干扰及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方面，两个部门的协调尤其重要。

（四）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效果

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外汇储备占中央银行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影响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截至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9411.1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的激增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外汇储备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进行冲销操作来阻止货币供给的增加，但这又会造成信贷收缩，进而增大人民币利率上升的压力，反过来又迫使央行买入外汇储备，最终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央行试图改变货币供给的努力大打折扣。2005年，我国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局面，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其次，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增加加大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难度；最后，大量"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直接影响了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效果，即影响了信贷政策的效果。
目前，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步伐。2005年7月 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参考一篮子货币可以使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失去依照，从而使我国在汇率管理中获得主动权。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6年1月3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 1月4日起，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即 OTC方式）和做市商制度。询价方式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汇率制度改革使我国的汇率波动区间变宽，意味着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而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市场价加权平均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确定，并规定浮动范围，是一种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摆脱了为稳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卖出）外汇，从而被动地增加 （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第三，浮动汇率制下，调节利率对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汇率波动来进行反向平衡，从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五）利率市场化进程影响了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利率水平由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资金的供求决定。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宣布彻底放开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允许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在不超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下浮，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美国从1982年到 1986年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关于存款利率上限"Q条例"逐步取消的过程。我国目前的存款利率仍有上限限制，同时贷款利率有下限限制，非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制约了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仍需要商业银行定价能力的提高、金融市场的完善及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首先，利率市场化将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大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自主定价权，商业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由官方制定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央行统一确定的贷款利率及其浮动范围，没有利率定价权，利率管理比较简单；而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必须根据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自身的成本以及信贷客户的信用情况来制定适合的利率，利率定价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的关键。利率市场化的趋势将是贷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提高，也就是说，银行的存贷款利息差将缩小。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单一，存贷款业务占绝大比重，利息差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盈利模式。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将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变动频繁且可预见性差，必将引起银行的成本、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加大银行经营风险。市场化的利率会使商业银行面临重新定价风险、基本点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和内含选择权风险。根据不同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表内管理方法和表外管理方法以及资产证券化技术等利率风险管理技术。正确的利率定价管理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是立足于数据处理基础上的分析技术与决策艺术的结合。因而，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就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对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需要商业银行定价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其次，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首先引起官方利率的变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随之变动，然后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依托，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各个市场之间高度的相关性和利率期限结构的调整，影响长期利率，然后通过各种传导途径最终影响总需求。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目前实际被管制的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从各国经验看，所谓利率管制，主要就是指存款利率管制。稳定的存款利率有助于稳定存款，进而稳定货币供应，同时，稳定存款事实上还是稳定支付清算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存款利率市场化一般是通过"脱媒"过程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我国同样需要在金融市场上创造更多的工具和服务来逐步替代银行存款，逐步推动整个利率市场化。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银行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股权融资只占很小部分。只有资金在市场中的份额足够大、市场化机制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最终完成。
最后，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利率市场化的辅助条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加快时期，也是利率风险增大时期，各种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也就应运而生。我国金融市场中的利率，除企业债外绝大部分都已经市场化。银行体系的利率是半市场化的，存款利率还有上限管制。我国目前的国债现货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实行了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利率的下限也已取消，这使债券市场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波动十分频繁。利率波动使商业银行等持有大量债券的金融机构承受着巨大的利率风险，为债券期货的套期保值交易提供了强烈的内在需求与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投机者而言，价格的波动性提供了赚取价差的机会，利率市场化会吸引投机者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利率衍生产品的推出为利率的变动提供了避险工具，反过来促进了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有助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作 者：卢庆杰
出 处：金融与保险
经济类别：财经政策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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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什么是“Q条例”

所谓“Q条例”，即第Q项条例。美联储按照字母顺序排出了一系列条例，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

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并同时颁布了“Q条例”，为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机制。

“Q条例”的实施，对20世纪30年代维持和恢复金融秩序、40至50年代初美国政府低成本筹措战争资金、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弊端

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这一条例的弊端暴露出来。依据当时的情形，美国通货膨胀率曾一度高达20％，而“Q条例”执行的结果是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管制。这一方面使银行存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银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生存岌岌可危。

于是，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进行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基金也应运而生。

这种基金规避掉银行存款的许多限制，又保留了银行存款的许多特性。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具备了活期存款的许多特征，可以提现，可以转账结算，甚至可以转入资本市场的其他基金。

这种基金的收益虽不保底，但实际上由于其投资风险较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客户可以通过投资这种基金获得远远高于“Q条例”所规定的最高存款利率的收益，因而至今在发达国家仍占有最大比重。

废除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Q条例”已经形同虚设，因为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金融工具在保留银行存款特点的同时，已经成功地绕开了最高存款利率的限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绕行”并没有影响经济秩序。因此人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只能降低金融运行的效率，市场开始对金融管制政策“逼宫”。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⑼ 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高居金融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若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便可闲庭信步，处变不惊了。有人说，货币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血液，不可或缺，无处不在。中央银行则好比心脏，吞吐万象，举足重轻。它不以赢利为目的，也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起货币供给，人们很容易想到“发票子”。其实，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指流通中的现金，而且包括存款。不同的货币资产，流动性殊异。比如，活期存款比定期存款提现方便，用现金进行交易，又比活期存款少了许多麻烦。各国根据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将货币供给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我国，将流通中的现金称为M0，它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流动性最强。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通称M1，也叫狭义货币供应量，其数量变化，反映企业资金松紧状况。在M1的基础上，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储蓄存款，构成广义货币供应量，通称M2，它的流动性最弱，但反映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当经济萧条时，央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复苏；经济过热时，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央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会成倍缩减。这里边的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往中央银行交的准备金多了，自身可支配的资金便少了，于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减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地会更少，“存款—贷款”级级递减，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大大降低。这很像我们调试音响——降低功放机的功率，输出的音量自然会减小。反之，如果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量便会成倍增加。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囊中羞涩，最后往往要向中央银行求借。借钱不是空手套白狼，总得有所付出。企业向商业银行求贷时，经常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贷款，这称为贴现。商业银行如法炮制，将手中的商业票据转让给央行，称为再贴现。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要在原价基础上打折，折扣率即再贴现率。显然，央行改变再贴现率，相当于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或抑或扬，货币供应量便也相应地收缩或膨胀。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力度大，显效强。1999年3月，我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一下子便多出了2000多亿元的用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率生成机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三年时间里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和企业有了大量的活钱可用。以上两项大动作，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药猛伤身，正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一国金融影响至深，所以，不到重要关头，中央银行并不轻易动用。央行“三大法宝”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公开市场业务。它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当央行买进有价证券时，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之，则减少货币量。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央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操作灵活方便，对经济的震动小。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联储90％的货币吞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德、法等国也大量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但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比如央行要有雄厚的实力、利率要实行市场化、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可供操作的证券种类齐全等。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三大法宝”威力无边，使用频繁，被称为一般性政策工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前者指央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进行调控。比如，为防止房地产投机，央行对金融机构不动产放款作出专门规定；通货膨胀时期，央行对耐用消费品信贷消费作出限制，可以抑制消费需求，缓解物价上扬；提高证券保证金率等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措施，可以遏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要求进口商预缴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能够控制进口的过快增长；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实行优惠的利率政策，则为多数国家所采用。补充性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直接信用控制与间接信用指导两类。美国在1980年以前，有一个Q条例，规定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最高利率限制，防止银行抬高利率吸储，从事高风险融资活动。规定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率，也是限制信用扩张的强制措施。信用配额、直接干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等，虽然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其直接、强制性的信用控制，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立竿见影，收效神速。中央银行采取选择性政策工具，或者使用直接信用控制时，象严厉的父亲管教不听话的孩子。而间接信用指导，则像慈母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其中，道义劝告是各国央行最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央行行长与金融巨子们见面恳谈，共进晚餐，在握手举杯之间，点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求得理解与合作。例如，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央行会劝告金融机构减少海外贷款；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过热时，又会要求商业银行缩减对这些市场的信贷。战后的日本，长期盛行窗口指导。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的利率、贷款额，并要求其执行。如果商业银行不听招呼，央行则会削减向该行的贷款额度，甚至停止提供信用。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日本通过严格规范和高度管制的窗口指导，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间接信用指导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要发挥作用，中央银行要有较高的威望和控制力，否则商业银行便难免会为一己之利，与央行意愿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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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转让存单和大额存单存什么区别

大额可转让存单与普通的定期存单不同：
第一，它有规定的面额，面额一般很大。而普通的定期存款数额由存款人决定。
第二，它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转让，具有较高流动性。而普通定期存款只能在到期后提款，提前支取要支付一定的罚息。
第三，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利率通常高于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并且有的大额可转让存单按照浮动利率计息。
第四，通常只有规模较大的货币中心银行才能发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单。
拓展资料：
大额存单质押担保的方式
存单作为自然人的债权凭证，在现实中是权利人一项特殊的财产证明，它赋予权利人存单所有人)随时向出具存单的金融、储蓄机构请求支付存单所载金额的权利，一旦提出请求，则债务人须无条件支付权利人全部款项本息，除非债务人出具有效证据证明存单的非真实性或者司法、行政机关的查封、冻结程序已执行，否则无任何抗辩理由。基于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存单常被用于债权债务关系的担保形式，即存单质押。
存单质押的方式有两方面，一是以自己或他人的定期存单做质押从金融机构贷款；二是自然人之间或者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由债务人以自己所有或是第三人所有的存单作为债权的质押担保。
用于向金融机构贷款质押的存单，贷款机构会在核实存单的真实性以后，通知出具存单的存款银行办理资金冻结即登记止付手续，俗称“核押”，并与借款人签订质押贷款合同，同时将存单保存在贷款机构手中，以防止存单所有人在借款人归还全部贷款本息之前将存款提走。
第二种方式中，债务人为向债权人(非金融机构)担保自己的履约能力，把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存单交由债权人占有，以此作为自己的债务能如期履行的担保，并与债权人约定，在债务到期后，如债务人不能全部履行债务，则债权人可以此存单上的款项优先受偿。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简称NCDS，指银行发行的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转让流通的一定期限的银行存款凭证。商业银行为吸收资金而开出的一种收据。即具有转让性质的定期存款凭证，注明存款期限、利率，到期持有人可向银行提取本息。
主要特点编辑 播报
NCDs主要特点是流通性和投资性
具体表现在：NCDs具有自由流通的能力，可以自由转让流通，有活跃的二级市场；NCDs存款面额固定且一般金额较大；存单不记名，便于流通；存款期限为3～12个月不等，以3个月居多，最短的14天。
第一张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是由美国花旗银行于1961年创造的。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存款、扩大资金来源。由于当时市场利率上涨，活期存款无利或利率极低，现行定期储蓄存款亦受联邦条例制约，利率上限受限制，存款纷纷从银行流出，转入收益高的金融工具。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较高，又可在二级市场转让，对于吸收存款大有好处，于是， 这种新的金融工具诞生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存单除对银行起稳定存款的作用、变银行存款被动等待顾客上门为主动发行存单以吸收资金、更主动地进行负债管理和资产管理外，存单购买者还可以根据资金状况买进或卖出，调节自己的资金组合。
历史发展编辑 播报
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最早产生于美国
美国的Q条例规定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不能支付利息，定期存款不能突破一定限额。20世纪60年代，美国市场利率上涨，而美国商业银行受Q条例的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不能支付较高的市场利率，大公司的财务主管为了增加临时闲置资金的利息收益，纷纷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较好又具有一定收益的货币市场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等，银行的企业存款急剧下降。为了阻止存款外流，美国花旗银行率先设计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这种短期的有收益票据来吸引企业的短期资金。此后，这一货币市场工具迅速在各大银行得到推广。大额可转让存单一般由较大的商业银行发行，主要是由于这些机构信誉较高，可以相对降低筹资成本，且发行规模大，容易在二级市场流通。
其他相关编辑 播报
与传统定期的不同
第一，定期存款记名、不可流通转让，而大额可转让存单则是不记名的，可以流通转让。
第二，定期存款金额不固定，可大可小，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金额较大，在美国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面额最少为10万美元，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单位100万美元，但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面额最少为100美元。在香港最小面额为10万港元。
第三，定期存款利率固定，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既有固定的，也有浮动的，且一般来说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高。
第四，定期存款可以提前支取，提前支取时要损失一部分利息，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不能提前支取，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
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政府和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市场收益率高于国库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