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诉权的法律责任
『壹』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怎么处理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基本概念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违法性并非在于提起诉讼本身，因为提起诉讼是当事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诉讼的提起在客观上不存在任何可成立的基础，也即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诉讼当事人会认为该诉讼有成功的机会。
『贰』 （别急抢单，要专业回答！）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多相关法律但滥用诉权行为还是屡禁不止
摘要 您好，滥用诉权的形成原因
『叁』 滥用诉权虚假诉讼怎么办
构成虚假诉讼罪需要具备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
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不是行为犯。不仅要有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还要有“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妨害司法秩序”，主要是指无端挑起诉讼，导致司法机关多次进行审理，或者调查取证，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甚至导致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一般是指造成对方当事人为了应诉而花费巨额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或者对方当事人因错误判决而造成生产经营困难、破产等。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虚假诉讼罪的结果要件
这是构成本罪的结果条件。妨害司法秩序是指对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正常秩序造成妨害，包括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判决造成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损害，也包括提起虚假诉讼占用了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指虚假诉讼活动给被害人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如司法机关执行错误判决或者因行为人提起诉讼采取保全措施造成被害人财产的严重损失，被害人一定数额的合法债权得不到及时清偿等。从这一规定看，只要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可以构成本条规定的犯罪，并不一定要求诉讼程序已经完结，司法机关已经实际完成了裁判文书制作、送达，裁判文书完全符合行为人的意愿等。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三款是关于犯虚假诉讼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时如何处理的规定。从实践中的情况看，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虚假诉讼行为，在构成本条规定的犯罪的同时，往往还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侵财类犯罪。针对这种同一行为构成刑法多个条文规定的犯罪的情况，有必要明确如何适用法律。本款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本款的规定也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曾经规定，有虚假诉讼行为，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即认定为诈骗罪并从重处罚。在草案审议中，有的意见提出，这种情况通常会同时构成诈骗罪，但也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公共财产的，可能构成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单位财产的，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一律规定按诈骗罪处理不尽合理。为此，草案二审稿对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形成了本款规定。本款规定的适用范围是“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如果虚假诉讼的目的不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则不适用本款规定。对于本款规定的同一行为构成数个犯罪的情形，本款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首先，要比较本条规定的刑罚和刑法其他条文规定的刑罚，适用处刑较重的条文。本条和刑法有关诈骗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的条文，规定了多个量刑幅度，对此，在适用时要根据案件事实和各条的规定，确定适用于某一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再进行比较选择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同时，还要根据确定适用的规定和量刑幅度从重处罚。这样规定体现了对虚假诉讼行为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
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肆』 如何界定与甄别小额诉讼中的滥用诉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这标志着在经过全国90个基层法院试点后，小额诉讼制度正式为法律所设立。毋庸置疑，小额诉讼制度的确立对当前我国平衡公平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立法并未对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具体程序以及救济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为了充分发挥其价值和效用，有必要针对小额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一、小额诉讼制度概述
（一）小额诉讼的概念
当前，理论界对小额诉讼概念的界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没有实质区别，其只是简易程序内的一种特殊程序；狭义说则认为小额诉讼是一种以提高办案效率和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为目的，有别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民事审判第一审程序。另外，还有的学者认为不管如何界定小额诉讼的概念，都可以对其从法院和当事人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从法院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的理想状态是通过科学、缜密的程序设计，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进而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资源稀缺性和对司法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从当事人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就是为公民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司法救济，保障公民不因受侵害权利“微小”而得不到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小额诉讼制度是一种专门针对案件轻微、标的额特别小的案件的民事诉讼制度，其程序应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通过简单、快捷、灵活、低廉的诉讼方式快速解决小额、轻微案件纠纷，实行一审终审。但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制度设置于简易程序这一章来看，立法者认可的显然是小额诉讼的广义说。
（二）小额诉讼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状况日趋明显，而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小额纠纷诉讼的数量日益增多，导致法院审判压力巨大。小额诉讼纠纷多产生于百姓日常生活中，当事人主体具有广泛性，案件数量在法院受理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法院若无法及时高效地实现当事人诉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导致其不堪诉累而远离诉讼，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窘境。对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诸方面问题做了较为详细地规定，但仍达不到许多当事人对案件“简易”审理的要求。普通诉讼程序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同时，已显现无法快速及时处理急速增长的大量案件的现实矛盾和制度缺陷。小额诉讼制度制度的确立，对于解决这些矛盾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从成本和效益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大量简化民事诉讼程序并提高效率，从而减少法院的司法成本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大限度的平衡公正与效率。其次，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角度看，小额诉讼能够把复杂或高度专门化的诉讼程序简约为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常识性纠纷处理过程，更加平易简单。再次，从司法为民、便民角度看，小额诉讼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轻微、小额民事纠纷迅速进入诉讼程序，大大降低了诉讼门槛并提高了司法效率，让相对缺乏专门知识的当事人能够更加便利地使用作为公共服务的诉讼审判，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后，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可以诉前调解等程序相结合，从而引导相当一部分小额纠纷分流到诉讼之外，有利于在程序法定原则和程序操作的融通性、灵活性之间形成平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小额诉讼制度立法和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制度，但并未对其适用范围、具体程序以及救济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程序设计等诸多方面在理论上仍有较大争议，而在司法实践中，小额诉讼制度的司法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立法层面
1.制度设计不科学。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糙，将小额诉讼制度归在简易程序下，仅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小额案件适用一审终审，这一做法既忽视了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区别，没有体现小额案件独特的程序需要，也缺乏对小额诉讼相关制度的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简易程序是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更为简易的程序，但其仍有完善的诉讼程序和诉讼法理约束，追求的价值在于“诉讼效率”与“公共便宜”；而小额诉讼程序虽是一种比简易程序更为简化的程序，但由于其理念和适用范围的特殊性，所以突出的是非讼程序理念，提高程序效益是小额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鉴于小额诉讼的特殊性，将其归在简易程序下并不科学，有必要在简易程序之外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其次，从具体程序设计方面说，由于小额纠纷需要快速高效的处理，在诉讼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有其特殊需求，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小额诉讼制度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简化程序、简化诉讼判决，也没有对救济程序进行细致规定，难以充分发挥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也给法官司法实践中适用小额诉讼制度带来了困难。
2.标的额划分不合理。应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标的额的规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较为科学，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且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立法不宜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搞“一刀切”， 理应根据各个地区人均经济收入进行确定。但是，对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采用简单的标的额标准划分，过于简单，并不是说只要诉讼标的额符合标准就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些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可能是复杂、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这些案件显然不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如果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的陈述有较大出入，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存在原则性分歧，即便诉讼标的额符合了法律标准也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另外，理论界对于是否应单纯以标的额来决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分为两类，一类是轻微案件，并不以金钱给付为必要；一类是小额案件，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小额给付案件。
3.一审终审缺乏救济。审级制度的确定与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紧密相连，审级越多，公正性相对越高、效率越低；审级越少，效率越高、公正性相对越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明确规定为一审终审，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受司法水平、人情利益等因素的制约，基层法院对小额纠纷一次审判很难保证案件的质量，一审判决不当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新《民事诉讼法》这种完全堵住了当事人的上诉渠道，使得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它无疑会使小额案件流向申诉和上访渠道，从而带来更多的负面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不实行一审终审，则无法体现小额诉讼提高程序效益的基本价值，其设置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当前法律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而又没有设置救济程序，让小额诉讼走向两难境地。
（二）司法适用层面
1.程序运行不明确。由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制度归在简易程序下，因此，法官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小额诉讼具体程序，因此，对其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更为简化的程序有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适用时，对于小额诉讼的基本程序大多还是按照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但由于法官对程序运行观点的不统一，难以做到公平。另外，小额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条件中除了标的额这个可以量化外，其他如法律关系单一、争议不大等要求过于抽象，不利于实施。
2.审理机关不统一。由于法律并未明确小额诉讼的具体操作程序，因此，对具体案件的程序操作，不同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如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主体，有的法院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还有的法院是民事审判庭，审判主体尚且不统一，更遑论诉讼程序。正是由于法律的空白，各地基层法院在对小额诉讼程序操作时，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造成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3.操作随意性大。小额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基本上是由法官主导，向当事人告知并指导其选择高效的方式处理纠纷，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扩大。一方面，许多法官因小额诉讼程序简单而缺少责任感，随意性很大，往往马虎了事，让当事人感觉权益不受重视，进而对裁判结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由于法官受职业理念和习惯支配，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容易由简到繁、恢复到习惯诉讼模式的轨道中，忽视小额纠纷的特点与当事人快速审理的要求，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我国司法权威不足、法官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形下，由于法律规制的缺失，极易导致法官小额诉讼操作随意性大，这既增大了效率导向下小额诉讼程序被滥用的风险，也会加剧民众对司法和法官更多的不满。小额诉讼的运行不仅不会提升司法公信力，反而可能会导致一审终审置设下当事人对小额裁判认可度的降低。
4.当事人滥用权利。由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成本较低，当事人仅需支付少量成本就可以使用司法资源，能够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但是，它同时也容易激发当事人的诉讼欲望，难以避免有些人滥用司法资源，产生滥讼现象。因为小额诉讼程序有起诉金额的限制，当事人可能会将本不属于该程序的请求分拆为多份，进而利用小额诉讼程序。从而出现一方面法院的压力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闲置，优势无法发挥,最终导致纠纷解决方式的畸形发展、司法资源极大浪费的情况。另外，由于法律并未限制公司或其他组织提起小额诉讼，小额诉讼程序有可能演变为银行、物业公司和大企业等组织针对消费者或用户的讨债程序。
三、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适用范围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的适用规定了两个前提，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和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具体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借贷、买卖、租赁和借用纠纷案件；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拖欠水、电、暖、天然气费及物业管理费纠纷案件。离婚、收养等具有人身关系性质的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劳动争议、家庭邻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等案情复杂的案件，也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另外，在确定小额诉讼标的额数额后，应该重视避免当事人为适用小额诉讼而分割诉求。
（二）设置独立程序
1.独立设置。客观来看，受当前我国司法现状以及法律环境影响，短期看，将小额诉讼程序归在简易程序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但由于小额诉讼制度程序本质上是独立于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从长远看，为充分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应在逐步健全和完善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将小额诉讼独立出来，进而完善其制度设计和程序。
2.明确内部程序。立法应明确小额诉讼的具体程序。（1）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对于小额诉讼，法律应明确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法院应在受案时向当事人告知该权利以及小额诉讼的优缺点，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程序，也可以选择简易程序。（2）大力简化诉讼程序。借鉴台湾、香港的做法，小额诉讼的提起无需以起诉状的形式，可以采用表格化的诉状或口头起诉，诉讼只需标明当事人基本情况、诉讼请求、争议事实，口头起诉的法院记入笔录即可；尽可能缩短审限，既然案件事实清楚，无需较长审限，建议以15日为宜，答辩期、举证期不宜超过7日；强化当事人出庭，不主张当事人不亲自出庭而以律师全权代理出庭的方式，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律师参与小额诉讼；简化判决书的格式，只记载主要的事实与判决结果，无需附详细理由；限制上诉、禁止反诉，实行一审终审，并通过禁止反诉从而有效提高审判效率。另外，结合诉前调解制度，可以对一些案件事实比较清楚、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案件进行诉前调解，而不进入诉讼程序，同时探索建立小额诉讼调解与审理一体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3.限制诉讼权利。为避免当事人权利，有必要对当事人小额诉讼权利进行限制。首先，当事人不得为适用小额程序而将诉求分拆，仅就一部分起诉，但如果原告向法院陈明就余额不再另行起诉则可以允许；如果其已经陈明不再另行起诉而又另行起诉的，依照一事不再理等原则，对其另行起诉诉求裁定予以驳回。其次，应该对金融企业、机构以及电力公司等特殊机构每年利用小额诉讼的次数加以限制，具体次数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司法现状来确定。
（三）完善救济程序
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多对小额诉讼程序规定了诉讼救济方式，如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动议的救济方式，即向小额索赔法院提交的撤销原判决之动议；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特殊上诉作为小额诉讼程序救济方式，严格限制上诉主体和上诉理由，并规定一定期限；日本则采用裁判异议方式，也是有上诉主体、上诉理由以及期限的限制，如异议合法，则采用通常程序进行案件审理并裁判。虽然小额诉讼的程序效益价值导向优先，但任何一种诉讼制度都必须充分坚持正义，因此，对于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构建救济程序也是必然。
通过对国外救济程序的比较，笔者认为在小额诉讼救济机制的立法选择上，应充分我考虑我国小额民事案件不断攀升、民众法治观念仍需加强的司法现实，基于此，日本的裁判异议方式显然更适合我国。具体来说，对裁判异议主体，原告和被告均可以提出裁判异议；对裁判异议的提起，原告或被告应在收到小额诉讼裁决十日内提起裁判异议，且只能就适用法律错误或法官存在受贿等严重违法行为向原审法院提出；对异议的审查和处理，原审法院应重新指定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原审法院应在3日内裁定驳回异议；一旦异议合法、成立，原审法院应撤销原判决，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伍』 恶意诉讼侵权怎么办，恶意诉讼的具体情形有哪些
目前，我国实复体法上尚未对制恶意诉讼侵权进行规定。从大的范围来说，恶意诉讼侵权属于一般侵权，但又与一般侵权在构成要件有所区别，它不仅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而且要求侵权人的动机是恶意的，即其提起诉讼的动机不正当。故，成立恶意诉讼侵权的构成要件为：第一，主观上明知自己提起的诉讼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第二，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获得非法利益;第三，实施了伪造事实或提出毫无根据的诉讼的行为;第四，恶意诉讼给被侵权人造成了物质损害。恶意诉讼分为两种情形，单方恶意诉讼和双方恶意诉讼，单方恶意诉讼是一方为了获得非法利益而恶意针对被告方实施的不当诉讼行为;双方恶意诉讼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虚构事实、法律关系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行为，因此双方恶意诉讼又被称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一般是损害赔偿和恢复原状，如果恶意诉讼获得了法院不公正裁判，需要通过再审程序撤销裁判后才能提起恶意诉讼侵权诉讼。
『陆』 什么样的恶意诉讼构成刑事犯罪
恶意诉讼构成刑事犯罪为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罪名，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犯虚假诉讼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虚假诉讼罪的明确规定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之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6)滥用诉权的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柒』 恶意诉讼适用何种法律
一、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定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还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渠道：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以往，因虚假诉讼而受到损害的案外第三人的权利救济途径，主要通过申请再审加以解决。但申请再审条件严格，启动非常困难，这就给案外人的权利救济造成程序上的阻碍。
与申请再审相比，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在程序上更便捷，更有利于案外人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
滥用诉讼权利而进行恶意诉讼，对于相对方的当事人而言，不仅是程序权益的受损，使其不堪其扰，而很多时候，同样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妨害了其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如仅依据诉讼标的而进行的财产保全。所以，在不轻易限制当事人起诉权的同时，对其诉讼中的程序性权利，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预防其诉权滥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就要就法官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充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过程中的审判特权，防止通过恶意诉讼实现非法目的。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你情况比较复杂，华律网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行法律咨询。
二、恶意诉讼的法律适用：
1.我国涉及恶意诉讼的民事法律适用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中没有提到恶意诉讼这个概念，也没有关于恶意诉讼的实质性的、具体性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事恶意诉讼不受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制。恰恰相反，根据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我们有充足的依据对民事恶意诉讼行为进行侵权惩戒。
『捌』 此种情况可否属于滥用诉权
一、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
滥用权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场域之中,并形成了三大学说。其一为本旨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的社会性） ；其二为界限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行使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界限；其三为目的与界限混合说,即权利滥用超出权利的、社会的、经济的目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界限而行使。[2]借鉴这种学理研究来分析滥用诉权行为,本文认为既然滥用诉权行为是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目的从而获取诉讼利益,因此,滥用诉权的行为人存在着主观过错,加之他实施了超越其权利行使范围的行为而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受到侵害,这一行为同对方当事人的损失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这样认为,滥用诉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为以下四点:第一,滥用诉权具有行使诉权的一切表征；第二,滥用诉权行为违背了诉讼的目的或超越了权利正当行使的界限；第三,滥用诉权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或故意；第四,滥用诉权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受到侵害。简而言之,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具备两重性:滥用诉权行为的违法性和侵权性。 针对滥用诉权行为的违法性,国外的立法通过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来规制。例如日本,学界认为当事人滥用诉权被视为违背信义,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目的,日本民事诉讼法也对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一系列具体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措施进行了规定。[3]针对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性,国外立法例赋予受害方当事人有权提起侵权之诉的救济途径。英国、美国等国家将滥用诉权行为视为一种侵权行为。[4]有的国家,例如德国,其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出对滥用诉权行为性质的双重认识,建构了双重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体系。一方面,德国在其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应当承担“真实义务“ ,一旦违反,法官可以行使职权而认定其诉讼行为无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业产权案件中,滥用诉权的原告造成了对其他“有组织的商事活动”的侵害,被告方当事人可就原告滥用诉权行为造成的侵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5] 二、滥用诉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目前中国社会司法活动较为活跃的整个大背景下,权利保障和处罚权利滥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诉讼的受害者处于彷徨、无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处于极其尴尬的状态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滥用诉权的诉讼,人民法院仅能对无辜被告者做出胜诉的肯定性评价,而对于无辜被告者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所花费的代价,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爱莫能助。[6]由于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不明确,因此,如何认定滥用诉权行为和规制滥用诉权行为也就处于尚不知晓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实。面对深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法院仅仅能够让当事人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于实体法规定的缺陷而无法进行审理,只得动员当事人撤诉；第三,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现实与无奈。 针对我国在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方面还出于空白的情形下,笔者在确立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大前提下,基于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目的而提出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改革意见,并确立责任费用分担规则。确立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建构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第三条路径选择。 （一） 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在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时,在主观上持有公正和正直的态度,并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会给他人造成损害。之所以将发源于民法领域的诚信原则用于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理由有三:第一,滥用诉权行为自身的非道德性。滥用诉权规制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仅存在于概念上的问题,它还植根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双重控制的语境中。“滥用”的基本内涵就是对公正、诚信等法律和道德的最根本价值的极大违背。因此,作为民法中最为标志性的诚信原则可以作为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基本准则。 第二,对滥用权利进行规制发源于实体法。滥用诉权的概念在古代法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随着现代法的不断发展,伴随着诉讼主体权利的扩大化而出现的负面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滥用财产权的行为,导致了法国最先在法律中提出“滥用权利”（Abuseof Droit） 的概念。[7]在法国当时所处的十九世纪“, 禁止权利滥用”被用于清除财产法现代化进程的障碍。[8]伴随着财产权社会价值之升华“, 禁止滥用权利”的适用范围也获得拓展,既重视财产权又重视权利行使同社会利益的协调。最为明显的发展是将滥用权利同受害人的利益相联系,受害人的利益不仅包括实体利益,还包括诉讼利益。如学者杰拉德（Jessrand） 所说,程序意义的介入并非是偶然的因素,而是通过最普遍的权利滥用行为这一介质而体现出来。在此之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具有“合法利益”才能起诉,除非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而需要司法救济外,以其他理由提起诉讼或反诉就是滥用诉权。 第三,滥用诉权行为类型的多样性和难以确定性在实质上拓展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一个人可能会说没有哪个法律制度会全然不顾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存在,但这样的认识仅仅是认识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第一步。正如学者所言:“对象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复性的历史个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并非线性的、单义的自然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多元因果关系。”[9]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情形多种多样,加之立法相对滞后,有效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成为一道难题。纵观外国的做法和尝试,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或与之类似的真实义务将可以有效地规制滥用诉权行为。 发挥诚实信用原则在规制滥用诉权行为中起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在具体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由而排除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一方当事人恶意起诉,法院可以根据诚信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而驳回当事人起诉。第二,一方当事人通过滥用诉权的行为而获取的诉讼结果,法官可以根据诚信原则直接认定无效。当然,由于诚信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条款,其本身具有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赋予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诚信原则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同时,法官裁量权使用的恰当性也需要进行规范。 （二） 改革诉讼费用制度,设立当事人责任费用分担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方承担（这里的诉讼费用指法院规费,不包括胜诉方的律师费用） 。基于败诉方负担规则,具体的实施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变通规则:第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部分胜诉、部分败诉,诉讼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责任大小,确定双方当事人按比例分担相应的具体数额。第二,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案件,其诉讼费用的负担,也应由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后加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决定各自负担的比例。第三,原告提起诉讼后,因种种原因决定撤诉,凡撤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收取原告预交的诉讼费用的50 % ,另外50 %由原告负担。从变通规则中我们不难发现,现行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激励着当事人尽最大可能获取胜诉的结果,从而一方面获得通过诉讼实现的实体利益,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诉讼费用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诉讼结果的极大利益促使当事人行使诉权,这也加重当事人滥用诉权情形的发生。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应本着以当事人为本位的思想进行改革,使当事人对诉讼进程可以基于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做出合理的预测,能够将自己的诉讼成本掌控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实现合理正当行使诉权,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基于完全放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而完全从新建构相关制度的现实障碍,逐步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具有更强的可行性。笔者建议,还原败诉方负担规则的原貌,实施真正的败诉方负担规则。为此,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其他内容应该进行相应的革新。一是通过立法合理规范律师收费的办法和标准,改变律师乱收费的现状；二是将律师费用纳入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体系。这样,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决定是否聘请律师代理,是否进行诉讼,以及一旦诉讼后,能够预测自己投入的诉讼成本,从而指导自己的诉讼行为及诉讼决定。 以此为契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还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责任费用负担规则的确立来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负担一般诉讼费用后,通过减低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一方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来救济受害方。这是一种在大陆法系国家广泛使用的对当事人双方诉讼费用分担的变通规则,从改变诉讼费用分担的基本原则“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的角度来规制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即使滥用诉权的当事人胜诉,他同样也会承担诉讼费用,或者他将不能获得对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诉讼费用补偿金。 当然,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的基本情形因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而有所区别。首先,如果一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导致他最终获得胜诉,他滥用诉权的行为对于他胜诉与否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形下,受害方败诉的诉讼费用应该由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全部承担。例如在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情形下,被告本可完全避免身陷诉讼,如果诉讼的结果又让起诉方获得胜利,这无疑对被告而言是极其不公正的,这样的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本文认为应由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承担。第二,如果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其滥用行为对于他胜诉的结果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则滥用诉权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由于他滥用诉权而导致的那部分诉讼费用。例如,胜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则法院执行财产保全的相关费用应该由他自身承担,而不应归入败诉方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中去。 （三） 确立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当事人滥用诉权,法院虽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而驳回起诉,但是对方当事人仍将遭受损失。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将救济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对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10] 由于滥用诉权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第一,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具备侵权的主观过错或过失；第二,当事人实施了滥用诉权的行为；第三,受害人的损失与该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滥用诉权行为的行为导致了受害人遭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等后果。因此,本文认为滥用诉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应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即滥用诉权者应承担受害人为诉讼所支付的金钱方面的赔偿责任和滥用诉权者应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滥用诉权者承担的受害人为诉讼所支付的金钱方面的赔偿责任,其范围应包括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和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的隐性经济开支。根据我国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律师费用由各方当事人自行负担,本文认为,如果法院认定一方当事人因为滥用诉权而导致对方当事人侵权成立的话,受害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因作为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而由滥用诉权方负担。至于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等其他的隐性经济开支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判定数额。滥用诉权者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源于滥用诉权者对受害人的名誉权的侵害。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侵害程度而责令滥用诉权者用金钱补偿的方式赔偿受害方。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法官可以要求滥用诉权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恢复名誉。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受害方获得滥用诉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实现,还需要受害方以滥用诉权者的行为给自己所带来的侵害为由提起侵权之诉。这一诉讼是独立于存在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前一诉讼,它是一个新的诉讼；这可能将会给受害方带来另一层面的诉讼拖累:由于一方当事人滥用诉权而导致另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甚至还可能存在着败诉后承担诉讼费用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受害方当事人可能因“本诉”而身败名裂、甚至破产。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再让他提起另一个诉讼,无疑对他来说是有着相当的难度；诉讼结果的难以预测性和风险性,受害方有时不得不选择放弃。因此,在我们目前诉讼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不合理因素的情形下,设立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们仍然应对“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形设计出相应的应急措施。 三、结语 滥用诉权是现代法的产物。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权利过度自由地行使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所带来的危害。学者耶林谈到:“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个人所拥有的特权,则法的规定就不能全面得到实施。”[11]规范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过度自由行使而引起的滥用诉权就成为必然。随着我国法制进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当事人诉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当事人享有诉权是否完备,是一个国家法律是否现代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其目的在于当他们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法律救济。但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制度,导致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针对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的适时性,规范的滥用诉权行为规制体系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不应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