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法律效力
刑法的生效时间，一般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法。我国刑法于1979年7月1日通过，7月6日颁布，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法的生效日期规定在刑法第452条，即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法。
刑法的失效时间，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的法律的颁布代替了同类旧法的内容，或者由于原来立法的特殊条件消失，旧法自行失效法。
在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实行从旧兼从轻原则，即：
1.对于在新刑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
2.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新刑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的，适用新刑法。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域和人的效力。它明确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关于国家空间刑事管辖权范围的原则有：
1.属地原则，就是单纯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法。否则，均不适用本国刑法。
2.属人原则，就是单纯以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无论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凡外国人犯罪，即使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也不适用本国刑法。
3.保护原则，从保护本国利益出发，凡是侵害本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4.普遍原则，从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凡是侵害国际公约﹑条约保护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无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5.综合原则，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本国人或外国人在本国领域外犯罪的，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本国刑法。
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地法。
我国领域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空间区域具体包括：
（1）领陆，即国境线以内的陆地及其地下层法。
（2）领水，即内水领海及其地下层法。内水包括内河﹑内湖﹑内海以及同外国之间界水的一部分（通常以河流中心线为界，如果是可通航的河道，则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法。领海，根据我国政府1958年8月4目的声明，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法。
（3）领空，即领陆和领水的上空。
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其一是我国的船舶﹑飞机或其他航空器，不论该船舶或者航空器航行或停泊在任何地点。其二是我国驻外使领馆。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
包括三种情况：
（1）在我国境内实施犯罪行为，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如在境内开枪，射伤境外人员
（2）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但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如从境外向境内开枪，杀死境内受害者的犯罪；
（3）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
刑法第6条规定的例外情况有以下四种：
1.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法。外交代表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豁免权，可以由派遣国政府明确放弃。如犯罪，则可以适用我国刑法。通过外交途径的解决方法有限期离境﹑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派遣国召回等。
2.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刑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3.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
4.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例外规定，我国刑法的效力不及于港澳地区。
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地法。但是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对于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我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一律适用我国刑法。
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予以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此规定既维护司法主权，又避免双重处罚。
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我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适用我国刑法。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后，怎样适用发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为。
发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为，适用刑法应遵循以下规定：
一、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生效的刑法认为是犯罪而生效前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生效的刑法对该行为不具有溯及力，即不能对该行为定罪量刑
二、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生效的刑法也依法认定应当予以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不能按照生效的刑法规定定罪量刑；
三、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生效后的刑法认为不是犯罪，或者虽然认为是犯罪，但是处刑较轻，依生效后的刑法定罪量刑，即生效的刑法对该行为具有溯及力
四、刑法生效以前，人民法院按照当时的法律已作出生效判决，不适用生效刑法，即生效刑法对刑法生效以前的判决不具有溯及力。
概括而言，刑法的溯及力就是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
B. 刑法的解释，依据解释的效力所做的分类有哪些
您好，刑法的解释，依据解释的效力所做的分类：
1.有权解释：依据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
(1)立法解释：是指由立法机关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阐明。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
第二，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中作出的解释;
第三，在刑法施行中如发生歧义所作出的解释。
(2)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阐明。在我国，司法解释的权力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2.无权解释：又叫学理解释，是指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者专家学者从学术理论角度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的阐明。相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学理解释因缺乏法律上的授权，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称“无权解释”。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 具有法律效力吗
一般而已不会有法律效力。
可以参看《立法法》
第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第四十五条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D. 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司法解释也具有法律效力，当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相抵触时，立法解释优先。
E. 如何理解司法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的效力
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 。“二元”指的是有权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一级”指的是最高司法机关。故以上“二元一级”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但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西部差距明显，“两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释难以兼顾各地实际情况，有些情况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弹性的规定（如数额犯），然后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案件的处理发挥着司法解释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数额，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在经济发达地区所表现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不同，即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应有所区别，这一区别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见”中。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意见”又分两种：一是根据“两高”的明确授权所制定的“实施意见”，因该意见的效力源于“两高”的刑法司法解释，故当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二是根据刑法和“两高”刑法司法解释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治安状况制定的“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在辖区范围内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
F. 刑法的解释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权，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
如果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称为有权解释，即其法律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么，学理解释就是一种无权解释，但具有学理上的参考价值。尽管学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适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G. 刑法解释方法按效力分类中学理解释的含义。
学理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作的解释，它们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对于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得采纳啊
H. 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
（2）从新原则，即刑法专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属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
（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
（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
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8)刑法解释的法律效力扩展阅读
法律的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就现代法而言，法律一般只能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适用于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即采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I.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不需要
(一)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从立法者意图而言,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段则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和法律渊源分析,其具体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刑罚法定的内容适正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的行为和进行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是其“实质的侧面”。[①]罪刑法定原则下,要求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在刑法文义“射程”范围内进行的扩大、限制等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二)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指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刑法解释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刑法的正确实施和使用;有利于克服刑法表述的某些缺陷;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和完善。
按照刑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分为正式的刑法解释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释。正式的刑法解释主要指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的刑法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做的解释,没有法律效力,但对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具有重大作用。[②]比如专家学者解释、司法工作人员解释等。本文主要以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的非正式刑法解释为研究对象,即司法工作人员在适应刑法过程中,在没有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进行阐明时,如何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下作出必要、合理的解释,准确适用刑法,区分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标准。
(三)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司法工作人员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往往会通过比较解释、体系解释、文理解释、限制解释、扩大解释等方法和技巧进行解释。这些解释方法和技巧,在不超越刑法本意的基础上,是被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比如,在办理聚众淫乱案件过程中,将聚众淫乱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因为如果不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就可能导致刑法介入道德生活领域,使伦理秩序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允许类推解释,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类推对刑法进行解释。因为类推解释是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并且一般是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其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于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从论理方法上说,类推解释认识到了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和紧迫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比如,将刑法中的“妇女”解释为“人”,就是典型的类推解释,很显然,这种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冲突的。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
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看,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办案中应正确适用刑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如果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将难以真正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可以表现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的解释过程。即在办理具体刑事犯罪案件时,首先从整体上要有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然后回归到案件事实本身,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的连接点,通过交互作用,进行合理必要解释,最后从局部对个别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修正,把握好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具体表现为:
(一)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
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善于解释刑法,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仅对刑法条文作字面解释;另一方面也要禁止类推思维进行类推解释。当前类推思维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即不具体分析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而仅从整体上考察该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而判断是否成立犯罪。[④]这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法律观念的表现。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树立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的情况下,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诸多方面作出解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问题。
(二)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进行合理解释
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所以它与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成为犯罪构成事实。[⑤]案件事实对犯罪构成的解释起着重要作用,现实的案件事实成为推动司法工作人员反复斟酌刑法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在树立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员在的目光总是不断往返于犯罪构成和案件事实之间,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交互作用,一方面将案件事实向犯罪构成拉近,一方面将犯罪构成向案件事实拉近,从而作出判断。比如,犯罪构成的内容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案件事实为行为人故意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将犯罪构成中的“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物理上的毁损”,将案件事实抽象为“使他人戒指转移与大海中”,则必然得出无罪结果,但这种结论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于是,司法工作人员可能进一步解释犯罪构成,将“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的本来效用减少或者丧失”,再对比案件事实,则必然得出有罪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一定要达到有罪结论才罢休。只有在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事实的前提下,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彼此对应。
(三)综合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司法工作人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对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解释,才能把握其拥有之义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的需要证明的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第一类为法律评价,即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公私财物”等则应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第二类为社会评价,即要求参照法律意外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等一般文化的评价方式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猥亵”、“侮辱”、“损害”、“泄愤报复”、“淫秽物品”等。第三类为事实评价,即伴随着事实事实判断的概念,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比如,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危险”以及“情节严重”,都是伴随着事实判断的概念。根据具体个案,通过综合评价,准确把握好刑法用语中可能具有的含义。
J. 刑法的立法解释与刑法的司法解释关系
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颁行以后，我国立法机关开始注重通过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法意蕴。尤其是对司法机关存在异议的问题，通过立法解释加以明确。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节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是在刑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在有关的法律问题已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于司法机关对法律规定认识不一致，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立法解释。其中《解释(一)》是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立法解释，《解释(二)》是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这两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经作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不同意见，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这些立法解释对于明确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有司法解释权。
从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刑法的问题分别进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同时就一些刑法适用的共同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名作出司法解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与有关行政部门共同对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进行解释，这可以视为一种准司法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就内容而言，可以分为规范性解释与个案性解释。规范性解释通常以《规定》、《解释》等形式发布，而个案性解释则通常以《批复》、《答复》等形发布。此外，还有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也同样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逊于正式的司法解释。根据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对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