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依法行政追究法律责任

1. 党政主要领导履行法治建设“四个亲自五个同”指的是什么

四个亲自是：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版任权务亲自督办；

五个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

(1)党政领导依法行政追究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中办国办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第四条 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把本地区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第五条 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定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将法治建设纳入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中办国办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

2.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政纪,是否可以只追究其党纪或政纪责任

严重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由不得你的，检察院说了算。

3. 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什么处分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 如何规范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问题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25号）。《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笔者对我市2009年以来贯彻落实《暂行规定》情况进行了调研，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提出个人肤浅的认识。
一、我市贯彻落实《暂行规定》的主要做法。
《暂行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主要是由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组织进行，自颁布实施以来，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抓宣传学习。各单位把学习贯彻《暂行规定》作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开展集中学习活动，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全面领会问责制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范围、实行问责的程序，深刻理解实行问责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对党员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深刻内涵。为了进一步营造学习贯彻问责制的氛围，市委将问责制作为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了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列入党校及干部培训的教学安排。同时，充分发挥全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宣传作用，释难解惑，积极引导，为贯彻落实问责制、做好问责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将该文件印发各单位进行传达学习，让全体党员干部领会文件精神，在思想上督促自己认真履职。
二抓实践运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求各单位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将暂行规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对各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实行严肃的问责。同时，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建立了督查机制，严格责任倒查，充分发挥问责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收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三抓制度建设。各单位在领会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工作实际，制定一些指导意义规范性文件，如：《仁怀市党政领导干部警示诫勉实施意见》、《仁怀市加强政务中心管理责任追究制度》、《仁怀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仁怀市机关干部职工不良工作行为监督管理办法》、《仁怀市损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仁怀市关于征地拆迁干部违纪违规行为问责暂行办法》、《安全生产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施意见》等。
自2009年以来，我市已先后对 100多名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其中包括安全事故责任人和违反作风建设各项规定的党员干部。通过问责，使各级党政干部受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增强了服务人民、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廉洁奉公的意识，提高了政策执行力。
二、实施问责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追究责任的方式是非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在实施问责的组织程序、轻重程度和问责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问责的标准把握难。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作为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应对涉及重大灾难、伤亡事故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各领域的一些“延时”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进行行政和法律责任追究。问责中普遍存在重内部问责,轻外部问责;重执行问责,轻决策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现象。
二是问责的主体差异大。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异体问责, 是指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问责。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对问责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详细规定，但问责的主要方式大多为同体问责,主要是：在问责启动上,主要源自党政机关同体, 较少由人大、社会公众或媒体等其他异体来启动;在调查核实上,主要由纪检、监察等机关来完成，人大、政协的监督相对较少。
三是问责的范围不均衡。一个有效的问责制度,其问责范围应该既宽窄适当，又覆盖全面。但目前大多集中于对“有过”行为的问责,较少涉及对“无为”行为的追究;即使对“有过”行为的问责也大多局限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问责制全方位约束党政干部权力运用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四是问责的程序还不完备。实践中,各地基本上都是按启动、调查、决定、复审和执行五个步骤推进问责工作的, 但每个环节的操作方式本身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衔接还不完善。比如，如果被问责的领导干部是由人大任命的,那么在问责时,人大就不能缺位。又比如，如果社会公众、媒体对问责程序和方式的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问责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三是监督环节的缺失，易导致问责流于形式，落实不到实处。
五是问责救济法规有待完善。问责除表明其严厉、果敢外,也反映了问责在程序设置上还缺乏理性规范。从我国现行的党政救济法规看，对受到处分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状态，特别是在被问责领导干部权益保护的政策上还不配套，干部的今后出路比较模糊。
三、加强和改进问责工作，推进工作创新的具体措施
随着依法执政等民主政治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将逐步成为我国党政机关工作中的常态，它将不仅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施政理念带来更大冲击,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责任行政的意识,还将有利于我国干部选拔制度的创新, 推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形成,从而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只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打造一支素质优秀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执行力才能增强，这支队伍才能有担当，才能落实好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惠民政策，才能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
笔者认为，建立有一定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必须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积极推进党务政务信息公开。 国内外问责制的实践表明, 提高工作透明度是实现科学问责的关键。只有人民知情了、参与了,各级领导干部才不敢懈怠,问责制才能落到实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要联系我市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基层党务政务办事公开工作，在不涉及秘密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重大事情让社会公众知道,重大问题经社会公众讨论。
二是要进一步明晰党政干部职责。实行问责制,需要许多前提条件,首要的便是理清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职责,并对此作出详尽而明确的界定。现实中许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决策失误”等问题,皆因所谓“集体讨论”或“齐抓共管”而使责任无法追究。要通过对不同部门与职位之间进行科学的职责划分和合理配置，保证在各个方面和环节上都能找到具体的责任对象，使党政领导干部更负责、更科学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有效克服违规用权现象。
三是要认真拓展问责的范围和内容。在问责的内容上尽可能涵盖领导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从单纯追究“有过”向既追究“有过”又追究“无为”的转变。对那些平时工作中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情况,也要纳入问责的范围，改变公众认为“只有发生了涉及群众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或安全事故时才能启动问责”的不正确认识。
四是要积极创造有利于问责的政治文化氛围。 真正的问责,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和群众、舆论的软压力,来自于干部自身的道德自觉,来自于更高层次的问责文化氛围。要通过强化党政干部责任意识,使“负责任”成为党政干部的一种道德习惯,并自觉选择向公共利益负责的道德行为。要抓住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有利契机, 把问责作为优化我市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和干部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努力构建更开放包容、更强调公共利益至上、更加国际化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
五是要努力实现问责工作常态化。要整合督查力量，加强对重点工作、重大项目、民生工程的督查，把督查和问责紧密结合，着力形成问责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就我市而言，目前，应充分发挥改非领导干部和离退休领导干部的作用，整合资源，成立督导检查工作组，依据相关职责对全市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进行督察问责，应该说，这是推动和实现问责工作常态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和体制保证。
六是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要将人大政协和社公众的监督纳入党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统一安排部署。要拓宽渠道，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的作用开展问责的监督。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行风热线、行风评议等为载体的活动，为有效实施问责提供信息基础，并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由人大政协和社会公众代表组织召开的联系通报会议。
七是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作用。要整合资源，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联系，形成工作合力，行政问责、党政纪处分和追究司法责任相结合，加大问责力度。要以开展警示教育基地活动为载体，整体推进问责工作，形成常态的问责协调机制，及时通报问责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5.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如何解决

一、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当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有如下特点：

1、在原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中央和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法规和政策包括2001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等，都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处分的主要依据，这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

2、行政问责从中央到地方次第展开。我国的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从那时开始，相继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职、渎职或负有重要责任的行政官员。在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开展了行政问责。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失火案、浙江海宁特大火灾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事件及湖南嘉禾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拆迁案等案件中，有关事故责任人都纷纷因“问责”而“下课”。

3、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办法和规定，使行政问责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长沙市推出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部行政问责方面的规章，2004年5月，重庆市推出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则是中国第一部行政首长问责方面的规章，此后，南京、天津、湘潭、广州、深圳、海南等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的地方政府规章。
4、从全国范围来看，推行行政问责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当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较早，措施和制度比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对滞后。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推行行政问责制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2006年8月21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自2004年开始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共进行了49次行政问责，涉及到89名官员。同年12月10日据新华社消息，甘肃省自2005年实行行政问责以来，4735名问题官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二、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从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等。不可否认，推行问责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实规范政务管理活动中的违法、失职、渎职等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而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政策和条令，也许一时会奏效，但不能长远，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国、依法问责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问责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恰恰就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问责官员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来实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仅有的专门行政问责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
,长沙、南京、天津、湘潭、广州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的规章，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是中国内地省级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政府规章
,它们推进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建设。但必须看到，它们仍然属于地方性的政府规章，不具备普遍的约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适用范围不大。［29］（P86）除此之外，这些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在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往往流于形式。

（三）内容上：现有法律规范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于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还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范围不具体、责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强、弹性过大等明显的缺陷。

（1）问责主体缺位

问责主体本应该包括行政机关、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但是目前，在中国行政问责的实际案例中，经常会出现上级官员甚至是中央成了问责主体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受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官员权力纵向授予关系传统的影响。虽然在当代中国，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坚强保证。但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高度服从。虽然在各级地方，也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它们对各级行政部门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社会大众和其他问责主体对行政部门的监督问责也由于缺乏具体规范和操作程序很难进行。在这种体制下，行政问责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即官员之间的相互问责。

在实践中，问责主体缺位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大问责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进行问责后才介入
,属于事后问责 ,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二是公民问责缺位。我国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的途径 ,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29］（P88）
三是媒体问责缺位。新闻媒体在西方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相对于西方，目前中国的媒体问责还相对较弱。

（2）问责客体不清

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
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 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
党政之间、各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领导的正副职之间、公务员之间的职权和职责的划分是相对模糊的,致使实际上对责任的追究十分困难。

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三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由于责任不清，责任主体不清，出了问题很难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具体责任，这显然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顺利实施。

（3）问责范围不具体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问责范围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职责；所谓“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和时限履行其行政职责。行政问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问责，既要问大事，也要问“小事”；既要问安全事故频发的部门，也要问其他部门；既要问违法渎职、滥用职权，也要问无所作为；既要问经济领域，也要问政治和其他领域；既要问执行环节，也要问决策过程。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实践中，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4）责任形式不全面，惩治措施不到位

对官员的问责，实际上有四个互相关联但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确立问责制度，不但要落实行政责任，而且要落实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官员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官僚主义，马虎草率，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也未能积极跟进。目前一些地方颁布的干部引咎辞职的标准中居然包括：“盲目决策，失职渎职，在职权范围内发生恶性事件，影响恶劣，群众反响强烈的”，这完全混淆了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导致某些官员采取“割发代首”方法，以辞职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实际上，如果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更应该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5）问责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弹性过大

虽然各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问责制度，但是由于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规范还没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总的看来，已经出台的地方性行政问责规定有的过于原则和笼统；有的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例如，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至于哪些人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定。有的规定了“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重要责任”，却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确切的解释，或者明确这些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再以引咎辞职为例
,法律法规对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该引咎辞职的人不引咎辞职应该如何追究、如何对引咎辞职进行监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定和制度约束。此外，很多规定在问责的范围,
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导致在操作中随意性较大, 甚至在实际操作中也有违法问责的。［30］（P70）

目前，由于行政问责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实践中容易受领导批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普遍存在责任追究畸轻畸重、弹性较大、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问责制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和“人治式的问责”，远没有走上“程序性问责”的轨道。这种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说，由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怎样问责。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人实践，其力度也大。领导有其他考虑了，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对于这个问题，浙江大学胡建淼教授曾经说过：“领导人有权力必有责任。但领导人的责任是法律责任而不是担保责任；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应当法制化而不应政治化、运动化。”
［31］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从法律层面来看，现行行政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宪法的精神、政府组织法的规范、公务员法规、党内文件的规定，这些法规和文件数量繁多，内容复杂，可操作性差，给问责主体在量责适裁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危及问责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创制的专门问责规范与法治体系多有冲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仅仅以这些法规和文件为依据来追究公务人员的责任，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就难免有些牵强趋时，在实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续性。目前，尽管行政问责已经实施将近四年，但是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创制一部全国统一的整合各类有关法规的行政问责法规。

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缺乏从制度上对政府、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作明确的界定。不仅在我国长期存在着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和副职之间以及党政之间权责不清,
权责不对称, 或有责无权, 或有权无责,
权力与责任不平衡、不对称的现象。［30］（P70）而且，目前，政府部门及其人员的权力行为边界也不够清晰，同时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负责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权力、责任、义务三者有序动态平衡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这些都构成了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中亟待克服的体制性障碍。其次，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威尔逊在《国会政体》中阐述议会职能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对政府的严密监督。一个有效率的被赋予统治权力的代议机构, 应该不只是像国会那样, 仅限于表达全国民众的意志,
而还应该领导民众最终实现其目的, 做民众意见的代言人并且做民众的眼睛, 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
［32］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最后，不具备实现行政问责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政治制度来适应形势的变迁。由于种种原因, 现有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具体表现为:（1）许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如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以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机制等。［33］只有将这些机制建立和完善起来,才有可能使行政问责制真正地发挥作用。（2）制度创新不足。原有的制度体系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或者有旧制度被改变, 但新制度没有及时的创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适应新情况的旧制度被继续延用下去，没有创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无法问责的情况。

（二）从行政文化看：行政观念落后

传统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义泛滥，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漠。突出表现在：一是人治观念普遍。由于我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导致人治的观念还普遍存在，法治意识淡薄,
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 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 更没有建立起被问责的意识, 行政行为中存在依地缘、血缘、人情办事的风气, 使得政府权力人格化,
法律、规则因人而异, 行政行为呈现非理性特征。二是 “官本位”思想严重, 公众参与意识淡薄。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 政府及其官员“权为民所授”,
不能为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官员往往把公共权力视作私有, 而没有意识到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
更认为政府官员是高居于人民之上的，从而导致种种不良行政行为的发生。另外从公众的参与意识来看, 在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体制中,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导者和实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 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公民不发挥参与政治的权力,就有可能出现公众监督的主体被虚化,
公众作为最不可轻视的问责主体也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从管理模式看：政务信息不对称
传统的代议制政府对政务活动信息的控制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是造成问责乏力的另一个原因。传统的代议制政府只注重向上进行信息的沟通, 而忽视与公众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反馈。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政府部门就不及时向公众通报疫情或灾情, 反而封锁信息。从公众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众因为无法了解和知悉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
从而危害到公众的自身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造成公众无法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再从政府方面来看, 信息控制,
使其无法实现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难切合实际的需要，即使决策正确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降低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6. 公务员管理中需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违法情形有哪些

在公务员管理中，应当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一共有七种情形：（1）不按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和晋升的；（2）不按规定条件进行公务员奖惩、回避和办理退休的；（3）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晋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以及考核、奖惩的；（4）违反国家规定，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5）在录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中发生泄露试题、违反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开、公正的；（6）不按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7）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7.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的责任追究对象有哪些

一、为保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用人失察失误，严肃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3月7日颁发实施，共计二十条 。
二、第四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一)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个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
(二)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的;
(三)不按照规定召开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
(四)个人决定干部任免或者个人改变党委(党组)会议集体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的;
(五)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
(六)违反规定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的;
（七) 授意、指使、强令组织人事部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阻挠、制止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对选人用人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
(八)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
(十)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在发生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及其他紧急情况下，经上一级党组织批准的用人行为，不列入责任追究范围，但事后应当履行有关干部任免程序，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五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基本条件、任职资格、方式、程序和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
(二)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等情况的;
(三)不按照规定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拟任人选的意见，或者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建议的;
(四)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的;
(五)对反映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不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核实后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
(六) 对本地区本部门领导成员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的行为不提出反对意见的;
(七)不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不力，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第六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干部考察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更改、伪造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的;
(二)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进行考察的;
(三)对反映考察对象问题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举报不进行调查核实或者不如实报告的;
(四)隐瞒、歪曲、泄露考察情况的;
(五)接受考察对象或者考察对象请托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等财物，参加考察对象或者考察对象请托人安排的消费活动，以及接受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特殊接待的;
(六)不认真审核干部档案，导致干部信息不准确，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按照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第七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
(一) 不如实向组织人事部门回复掌握的有关拟任人选遵守党纪政纪情况的;
(二)不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的;
(三)对发现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不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对反映拟任人选问题的性质严重、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举报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核实的。
第八条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
(一)在个别谈话推荐和考察中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
(二)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营私舞弊，收受或者给予他人财物，安排或者接受他人安排的消费活动的;
(三)利用职务便利违反规定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四)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
(五)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或者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六)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有关情况的;
(七)故意向干部选拔任用问题调查部门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不实材料的;
(八)有其他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行为的。

8. 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常用法律法规有哪些

党员领导干部依法抄行政常袭用法律法规有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还有最近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9.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中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有哪些

作为党政一把手，从自身工作内容出发，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在认真学习领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责任追究的内容的基础上，我个人认为以下几项是本人应重点注意的责任追究情形：1、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素质，强化自控能力，拓宽监督渠道，增强制衡力，实事求是，根据需要制定一系列本单位的选拔任用办法，强化矩束力，严格惩戒查处，扩大干部任用的震慑力。以一把手的身份做好干部任用的领导和统筹工作；2、考察任用干部实行双结合。既要做好本单位干部任用的考察，也要对接好上级单位对本单位干部的考察任用，实行“双优”录取。即选拔任用的这个干部既要上级说好，也要本单位考察要好。3、强化考察任用干部工作责任和职责。以严格的考察职责，高度的责任心，做好干部的考察任用工作。4、对参与考察谈话和审查任用干部工作实行全程监控。5、对违反干部任用工作的相关人员严格追究其责任。6、考察干部时要做好相关监督工作7、做好任用干部考察期的群众监督工作，新任用干部过群众关才可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