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律责任的追究形式多重

⑴ 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大部分的人类行为具有惯常性和可预测性，因此，预测分析技术普遍适用于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预测分析可以应用于几乎所有税收工作。在《大数据预测》列举的147项案例中，与税务工作相关的仅有1项，其主要原因在于这门科学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而兴起的新兴科学，目前还没有广泛推广。但这同时意味着，它在税收工作中的应用具有无限的前景和可能性。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经常脑洞大开、浮想联翩，在此写出几个不成熟的设想，供抛砖引玉之用。


在税收政策出台前，可通过预测企业或个人行为预先调整政策。例如，有些人对香烟价格敏感，烟瘾不大，提高香烟的消费税会使他们少买香烟或改买更便宜的香烟，这对于税收属于调减因素；有些人对香烟价格不敏感，提高香烟的消费税不会影响他们的购买选择，这对于税收属于调增因素。如果可以预测不同的税率变化对香烟消费者行为的不同影响，进而找到均衡点，就可以将其作为税率调整的依据，更好地达到政策目的。



在纳税服务工作中，可以通过预测分析实现个性化的精准服务。例如，在税收宣传中，政策宣传册应该推送给真正需要它们的纳税人。如果可以预先判断纳税人的业务现状和走向，评估其对税收政策的重视程度，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发放资料，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在税务稽查工作中，可以通过预测分析提高税收违法的识别率。例如，个别企业在提供服务时通过个人开立的账户收取业务款项，以达到少计收入、偷逃税款的目的。如果可以预测个人财务状况并与其银行往来账目比较，用有限的稽查力量对风险较高的账户定向稽查，就可以更为精准地打击税收违法行为，起到更强的震慑作用。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信息搜索记录预测涉税舆情并采取应对措施；可以通过多重指标预测员工的离职可能性并降低离职率；可以预测各种文体活动对员工工作状态的影响，有的放矢地开展活动；可以通过预测分析技术来判断互联网技术问题，防范网络流量的骤然增加，等等。

⑵ 宏观税负 中国税负到底有多重

1、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IMF出版的《政府财内政容统计年鉴》（2008）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按这一口径计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究其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很多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在税收上许多是体现不出来的，隐性负担十分突出，且国内外税基统计口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的类比根本没有可比性。例如，国内教育乱收费的痼疾，这虽然并不计入税收统计的范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居民负担；国内没有物业税这一大税种，不统计在税收，但地方土地出让金却是越卖越火，也是购房居民的间接负担；而房地产领域的七费八费和腐败成本，这都要直接或间接进入到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中去；等等。

⑶ 中国税收负担究竟有多重

《福布斯》杂志2009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两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未消。这个排名富有争议性，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的心坎：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统计口径之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官方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之所以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对宏观税负计算方式 财政收入/GDP 中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计算口径：小口径仅仅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径计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
前两种口径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宏观税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其采用的就是小口径的税收数据，这个数据一经发布便质疑声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宫。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也撰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出，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据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贾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统计口径，同样是2009 年的数据，为何计算结果相差接近五个点？显然，两者对政府收入的计算口径存在差异。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 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从而得出的宏观税负计算结果是32.2%。
在进行国际对比时，有两种计算方式应用的较为普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社会缴款、赠与、财产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六类，其中社会缴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欧美等国除了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外，并无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因而采取两种标准计算，其结果都相差无几。
但是，这两种计算方式应用到中国时，其结果却相差甚远，中国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和社保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欧美国家所没有的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到底是否应该计算为政府财政收入？ 2011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对中国宏观税负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 财政部仍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和口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2010年税负水平为26%，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戴柏华解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除了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作财政收入。
但中国的国有土地只是出让使用权，国有土地资产并未减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交易收入，只是土地70 年的租金收入，这一点是有别于大多数国家的，把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收入排除在政府收入外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没有计算在内的还有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纳入预算内又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征收主体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其中主要来源于“三乱”收入(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乱。这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屡见不鲜。
如依据于此，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10年政府收入来源中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社保收入18,823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9,397亿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388亿元。因此，2010年，中国政府收入不低于138,688亿元，和2010年401,202亿元的GDP相比，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
再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税负的高低标准并不相同。世界银行此前对一些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国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宏观税负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国家计算，目前的宏观税负也远远超过了23%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结构性失衡除了宏观税负较高之外，中国民众之所以觉得痛苦，还和中国的税收结构有关系。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财产税和所得税不同，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包含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商品服务税，也称做是劳务税。
2009年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份公民税权手册中对隐藏在商品中的税收进行过计算，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件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这些隐藏在商品和劳务中的税收，主要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进口关税和资源税，以上五个税种在2010的收入分别为21,091.95亿元、11,157.64亿元、6,017.54亿元、12,514.9亿元、417亿元，占当年税收比重分别为29%、15.2%、8.3%、17%、0.56%。全部商品劳务税的税收总额为51,199亿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73,202亿元的的70%。也就是说，可以大致这么理解，中国人除了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外，通过消费商品和劳务向政府缴纳了超过5万亿元的税收，而他们大部分人自己并不知情！
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商品劳务税不区别纳税人的经济状况负担能力，一40 Forbes China福布斯2011 年12月律按消费量的多寡承担税负，造成税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所谓的累退性，即收入越低，其税收负担越重：首先，个人收入高于他人数倍的个人，其消费品支出绝不可能比他人多数倍，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收入愈少的人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税负就相对愈重。其次，对全部消费品都课税时，由于需求弹性大小不同，课税所引起的提价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劳务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居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负担。他们以较少的财富和收入，却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
而且，在这种税收结构下，由于不允许进行生计赡养费用的抵扣，中国公民的收入普遍被双重征税，首先在领取工资的阶段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其次在用税收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再次被征税。这样他们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宏观税负所体现的水平，导致社会大众的税负痛苦程度明显高于同等宏观税负的其他税收体系。
对于这种税收结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将其称之为结构性的缺陷，不仅不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还具有累退性，商品劳务税的负担主要是广大中低收入的人承担，高收入的人承担间接税税负低，严重背离了税收公平。
税负痛苦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中国高法定税负和日益加强的征管能力的组合。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征管水平较差，税收征收率不过50%，实际征收而入库的税收，可能仅仅是按照税法规定应该征缴的一半。为了弥补征管损失，中国制定了更高的税率：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由于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排在全世界第六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税率最高达到45%，这个税率几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虽然2008年1月1日起从33%调减至25%，但这个税率仍要比周边国家高出很多。
施正文认为，如果把税法上规定的税都收上来，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很高，应该超过了50%。关键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税收机关的征管能力越来越强，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的目标是征收率要达到75%到80%，这种高法定税率和高征收率的组合，越来越让中国的企业和民众感到窒息。
除了税负问题之外，中国另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的确很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 的1.2%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同时，按照蔡继明的统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中国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投入于经济建设，比如三峡大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国民并未分享其利润。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首先降低法定税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将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降低流转税也就是商品和劳务税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收的比重，从而实现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税收公平目标，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

⑷ 为什么中国的税收这么重

不算事，中国税收一般，调节国民收支平衡控制

⑸ 税收相关法律和中级经济法重合多少

中级经济法中重点学习的税法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其他税种基本是略过。考试中这两个是重点，分值接近一半。

⑹ 中国税收占多大的比重

具体
不清楚
反正是世界第二
第一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他们是只卖石油的

⑺ 为什么会有税收中国现在的税多吗重吗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恩格斯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9世纪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这些都说明了税收对于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几次较大的改革，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改革开放初期的税制改革是以适应对外开放需要，建立涉外税收制度为突破口的。后来，又先后分两步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改革，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1994年，国家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积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2003年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分步实施了税制改革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几经变革，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19个税种，其中，16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由国务院决定从2000年起暂停征收。关税和船舶吨税由海关部门征收，另外，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由海关部门代征。

税负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自1995年开始，我国宏观税负持续上升。1995年至2007年各年宏观税负依次为：9.83%、9.90%、10.42%、10.77%、11.50%、12.77%、13.83%、14.12%、15.07%、16.09%、16.79%、17.85%、20%.近5年是我国宏观税负上升较快的时期，平均每年提升近1个百分点。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虽逐年提升，但与国际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仍属于较低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国家的分类，我国的宏观税负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相比，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比较之下，我国的宏观税负也不高。

⑻ 形容赋税收的很多很重,且没有规定相应词语是什么

苛捐杂税
苛税猛于虎

⑼ 中国老百姓的税负到底有多重

高税负，是当下中国的一大特点。根据前几年《福布斯》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在2012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我国的幸福指数排行为全球112名，排名相对落后。显然，上述数据已与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存在很大的背离。
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普遍的老百姓多半会处于“被平均”的状况。然而，在官方统计的亮丽数据背后，我们却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缴纳多少税负呢？
以广州为例，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五险一金中，他个人需要缴纳的比例分别是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5%，住房公积金平均约12%，合计约占总数的22.5%。除此以外，扣除五险一金所需要缴纳的费用后，再行扣减个人所得税，则该白领最终实收的工资略高于7000元。换言之，五险一金及个税占比他工资总额接近30%！
假如该白领把全部的工资用于生活消费，那还将牵涉到各种各样的税负。其中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等，而间接税负或将高达其工资总数的45%以上！
多年来，中国税负过高的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思考。然而，在实际中，我国税负依然存在着“易涨难降”的局面。
谈及涨税，我们很容易会联想起前不久的油价消费税上调。
2015年1月12日，在我国成品油价格宣布下调的同时，财政部再一次提升了成品油消费税。随着本轮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这也是自2014年7月份以来，我国第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事实上，鉴于接连的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却未经多部门的审核，更没有公开听证过社会的意见。不过，对于减税乃至免税等政策，则需要相关部门进行长时间的规划，而后才能作出具体的决定。如此一来，从提案到政策的最终落实，多数会经历漫长的等待。
再以差别化红利税征收为例，2013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股票差别化红利税征收政策，并拟对持股1年以上的投资者，实行税费减半的举措。然而，从本质上看，该政策却属于典型的“明降暗增”。
具体来看，虽说对长期投资者给予税费减半的优惠，但是对于持股不足1个月的投资者而言，却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至于持股周期在1个月至1年的，则维持10%的红利税不变。显然，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税费实质上是提升了，而真正受益者却为数不多。
显然，高税负已然大幅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不过，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在于他们缴纳的税负究竟怎么用？用在哪里？
近年来，网上流传出一个段子，即“我们缴纳着全世界较高的税负，却享受了全世界偏低的社会福利。”
不可否认，多年来，即使普通老百姓为社会贡献出不少的力量，累计缴纳的税负相当庞大，但是，在实际中，仍然存在部分老百姓无法享受到合理的社会福利。更有甚者，其退休后的养老金竟然达不到每月100元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虽然我们长期处于高税负的状态，而各种各样的“税”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面对如此巨额的税负水平，却仍然无法弥补我国庞大的养老金缺口，或最终不得不延迟我们的退休年龄来缓解这一养老矛盾。
有评论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且目前实行的退休制度需要与其它成熟国家接轨。因此，结合当下庞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延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
有数据统计，当前我国养老金储备规模仅为GDP的2%。而从各地区的养老金储备状况来看，普遍存在空账率高企、缺口持续扩大的趋势。至此，延迟退休被认为是弥补养老金庞大缺口的主要应对策略之一。
对此，笔者认为，高税负必须要与高福利形成正比。同时，延迟退休并非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唯一方法，而大规模裁减公务员数量，精简机构才能有效缓解我国财政支出的压力，从而有利于降低养老金的缺口压力。
在国内，大学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持续高居不下。显然，在公务员福利优厚的大背景下，也直接促发了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热情。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其中不仅包括了各类社会团体、还包括了各类的民主党派等组织，涉及的机构非常繁多。而在每一项机构部门的设置中，又可以分拆为多个小的机构，累计涉及的公务员数量多达千万级别之巨。
虽说基层公务员的薪酬相对低廉，但是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如果每人每月平均发放2000元，则累计下来，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除此以外，对于部分公务员而言，其隐形的福利诸多。就以备受争议的三公消费为例，就有民间机构统计出过去几年我国三公消费的年均花销总额高达9000亿元以上。其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就消耗财政费用高达上千亿元。
如今，我国再度以养老金双轨制破除为由，为普遍公务员加薪。同时，再行引入了职业年金制度，又恐将沦为了变相的福利工具。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机构异常繁多，人员非常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其需要耗费国家一年多少的财政费用？而当这些公务员退休后，却又享受着高于普通老百姓的退休福利，那对国家来说，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如果我国对机关事业单位采取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策略，再把节省出来的钱部分补贴剩余的基层公务员，以提升其工作的效率。与此同时，再把大量削减后的资金成本补贴社会养老金，逐步填补庞大的养老金缺口。那么，如此一来，老百姓的福利能够得到适度的保障，又能够缓解一定的社会矛盾，可谓一箭双雕。
笔者郭施亮认为，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不期盼能够享受很高的社会福利。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要把高税负降下来，把社会贫富差距拉近一些，把社会公平性提高一些，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感受到幸福感。
作者：郭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