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嘎法院

⑴ 论行政计划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权

传统行政法理论是以国家与社会、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二元对抗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其关注的重心是对行政权力的消极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对公民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两极对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为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会对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三极甚至多极的行政法律关系，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研究从立法对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行政过程本身的关注，试图通过对行政过程的调控，形成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论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传统之下还是在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传统之下，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当化的机制的意义不断凸显，公民参与从对行政处分过程的参与扩展到对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评价、行政救济等行政过程的参与。本文以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典型事件——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通过分析该事件中公民参与缺失的问题，探讨我国行政机关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①，确保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
一、在禁与不禁之间——电动自行车事件的简单回顾与反思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电动自行车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并粗暴执法，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并最终诉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成为首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立法例。电动自行车在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等理由频遭封杀。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允许电动自行车依法登记后上路；哈尔滨、南宁则允许生产销售而不许上路；广州、长沙则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3]
这是一个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相互冲突与纠结的时代。在电动自行车禁与不禁之间，暴露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其一，行政决策过程没有充分的公民参与，缺少民主性与正当性，主要表现为：复杂利益关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广大居民作为道路资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专业知识作为行政决策的技术支持缺少充分的论证，等等。其二，司法权软弱无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非常有限，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损害后缺乏获得法律救济的制度保证，从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后参与的积极性。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涉及的利益主体千千万万，我们没有看到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报道。其三，在我国现有的规则审查机制之下，对规范性文件具有审查权的机关不作为，导致了对制定规则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后全国仍有不少地方无视该法的规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规或行政决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再次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以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
二、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必要性
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基础建立的传统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机关的事前授权为前提、以司法机关的事后合法性审查为核心架构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即运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规则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对私人利益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合法化”。[4](P3) 但这样一个制度模式仅适用于消极行政，即将行政行为限定在立法机关设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内，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定权限行事。在立法机关的授权日益广泛、行政职权不断扩张、公民对行政权的依赖与期盼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各国皆呈现出逐步扩大行政的裁量范围，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积极能动地作出政策判断之权能的倾向”[5]，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功能被不断弱化。这当然并不是说传统的行政法的制约功能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在此基础之上，必须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以适应不断扩张的行政领域，更好地实现公共福祉。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机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广泛采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诉求利益等方式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为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正当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
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的进程势不可挡，合法化、正当化的诉求日益强烈，行政机关自身也在为其行为的合法化、正当化而努力，以寻求民意的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各项行政管理活动。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为合法化、正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为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行政又为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电动自行车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制度性保障。
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之间，不仅涉及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电动自行车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包括潜在的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竞业者的利益；不仅关系到交通发展战略，而且关系到广大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不仅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相关主体的利益，而且其影响扩展到其他行政区域；不仅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样也涉及一般民众对该政策的认知及态度。因此行政机关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作出禁与不禁的行政决策时，除了要尊重法律的优先性之外，还必须通过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虑民意及相关因素，重新审视其拟定的行政目的及实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终决策，而不能简单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为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多元主体参与行政决策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考虑相关利益，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将纠纷解决机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妥协与让步，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可能导致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行政机关难以抉择；利益主体的参与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偏向某种利益，如组织化的利益；民主参与机制也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扩大与效率低下，等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行政机关可能会尽可能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程序或者采用私法方式达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机制的虚置。如在法律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时，行政机关可能会选择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提交意见等形式而避免采用正式的听证程序。即使在法律规定采用正式听证制度的领域，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行政机关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间选择决策方式。③ 尽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决策中的意义。行政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三、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
一项行政公共决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赖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及信息输入，因此，有必要探讨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笔者根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不同，将公民参与分为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和基于专家知识的公民参与。
（一）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
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基于其主观利益可能会受到行政决策影响而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其功能意义在于防御行政权的滥用，以防对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广大的消费者、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竞业者等主体的利益即属于主观利益，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与他们的财产性利益息息相关。基于主观利益进行的公民参与，因参与主体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和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二者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差异悬殊以及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在参与动机与能力以及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大量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由于高额的组织成本和搭便车效应，缺乏足够的动机参与决策程序，即使参与行政过程，也会因为在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方面的限制而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利益往往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相对而言，组织化的利益由于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利益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都有更强的优势，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进而影响行政决策，规制捕获理论也由此产生。
（二）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
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以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成员而对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该种参与与参与者的主观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公民责任，基于对公共生活的关切而进行的参与。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责任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公共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圆明园防渗工程由于公民参与而被扭转，孙志刚案由于公民参与而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以及在此次电动自行车事件中，许多学者纷纷质疑《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合法性，等等，这些事件都彰显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责任的重要性。
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除了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之外，非政府组织在行政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开始不断凸显，并促进了行政民主化进程。在国外，NGO组织在行政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演进，NGO在我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并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如在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建设、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建设、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市动物园拆迁等事件中，由于NGO的积极参与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
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主要指的是专家参与。因为现代行政事务日益专业化、技术化，行政机关的决策必须经过对专业问题的科学论证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因此有赖于专家为其提供决策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对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如污染问题、安全技术标准问题、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城市交通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需要专家的广泛参与和论证。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而且会涉及更广泛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即使是同一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在专业方面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专家知识也并不能构成行政决策的唯一依据。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左右行政主体的最后决策。决策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最终出台，取决于信息的充足性、事务的专业性、利益的权重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判断及价值取舍等多重要素，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最终判断。通过公民参与，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获致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四、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体系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参与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权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权、知情权和救济权。
（一）参与权
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传统行政法中，公民参与是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机关的代表来实现的。公民通过定期选举的形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由代议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约束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公民对行政机关的间接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行政疆域不断拓展，立法机关通过大量的授权性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空间，民主的重心随之由通过立法实现的民主转向通过行政实现的民主，因此必须赋予公民广泛的参与权，包括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权、行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权以及行政政策评价的参与权，其权利形态可以表现为投票权、参与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表明意见权，等等。
（二）知情权
“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权；其二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决策的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积极表达意见，献言立策，参与行政过程，否则不能有效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与公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公共决策时，除法定保密事项之外，有义务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布行政决策的基本目标、手段、事实根据、政策的形成过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为此有必要建立经常性的、规范化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形成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互动机制，使公民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行政管理活动，使行政机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决策信息。
（三）救济权
参与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资格，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而救济权则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证。参与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对该项权利的保障，应当在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保证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之所以要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并不是要否认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序选择权，而是因为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授权范围内作出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结果，当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济手段可以为行政机关自我改正错误提供机会，促使其反思行政决策过程，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6](P651—652)
在此基础之上，必须确保司法的最终救济。为此，必须通过扩大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范围，一方面保证受到损害的利益可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时，为相关主体提供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不一定必须是“合法权益”⑤，只要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实质利益”，“不管该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是事实上的利益”，都应该承认其诉的利益。[7](P202)
五、我国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障
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中并不缺少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该规定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提供了宪法依据。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如《价格法》（1998.5.1）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立法法》（2000.7.1）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行政立法过程，《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行政许可法》（2004.7.1）规定了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些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政策性规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精细的制度设计，包括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选制度、专家制度、对话、协商制度，公布结果并说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国现实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⑥
在救济制度方面，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以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性权利保障为目的的，参与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保障有其困难性，尽管如此，却并非不存在法律救济的制度空间。对参与权的救济在我国也应遵循“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首先通过正式的行政复议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诉程序，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进行审视，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自律性救济，并改进和完善其行政决策程序。在经由行政程序而救济不得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以行政程序违法侵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主观诉讼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据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对行政决策过程进行审查，如果违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则应确定行政程序违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义上的制定法准据主义，通过法解释学，从宪政体系及行政法目的出发，综合衡量各种要素，对公民是否享有参与权作出实质法治主义的判断。这并不违背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相反，通过此类司法实践，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法治主义进程。

⑵ 西藏国家公务员待遇

我有兄弟在西藏公务员系统，是拉萨市法院，福利还不错，只是每个月到手的钱不多，3、4K。公务员关键是一个社会地位和权力，钱先不要计较。
还有就是，西藏的公务员很难考，兄弟珍惜吧。至于为什么难考，涉及一些政府有关的政策和这些政策相关的东西。所以来了就知道 了。
至于中国民用航空局西南地区管理局西藏区局办公地点在哪里，这个应该在贡嘎机场，也可能在市区，因为这个是个管理部门。具体可以问问你的单位。

⑶ 怎么旅游。 给个攻略！

去祖国最美丽的地方，海南省 三亚市
我也是一名学生刚才三亚回来 。玩的 吃的 旅行安排的一切都很好。
海口自己玩了4天含宾馆吃喝 三亚报了一个团玩了4天 加来回机票一共花了2800元 所以说，你如要玩5天或4天2000就差不过了。

所以给你一个本人回来总结的三亚攻略。哈哈！你有福了！

不要认为海南的夏天很热，他是海岛气候，夜晚海风徐徐 非常凉爽的。夏季的价钱也十分便宜。水果便宜也多

请你仔细看下我的推荐！

反季节游三亚攻略
很多人只知道冬天的时候去三亚过夏天，但是有没有想过三亚真正的夏天是什么样呢？！三亚是美丽的天堂，去三亚，过猪一样的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一进入夏季5、6月份， 在很多人的心里三亚的烈日和高温让绝大多数的游人望而却步，怕晒黑怕高温怕中暑，以上理由足以熄灭我们旺盛的旅游热情。那有没有可能在夏季避开烈日，过一个价格打折，游玩质量不打折的清爽假期呢？
在此特别推荐一个反季节玩转三亚的独家攻略
夏季玩三亚的理由：
其实，夏季去三亚，首先成本要降低很多，机票、酒店、景点到处都在打折，实在是工薪族的好去处。
其次，此时很多酒店和网站都在做品类繁多的促销活动，联合诸多的旅游资源做一些性价比极高的超值套餐。此类实惠的活动和优惠的价格是平时和旅游旺季绝对拿不到的。
第三，夏季去三亚，不会再和乌泱乌泱的人群去挤一个海滩，所遇到的服务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周到，如果晒黑一点，穿双人字拖，顺便学学海南话，时不时的冒两句“哇呆机？”（多少钱）“班日地”（便宜点）。还可以冒充下本地人去砍价，一般你说蹩脚的海南话也都会给你比较实在的价格，当然如果别人看你也说海南话也用海南话来回复你，那时候难免瞠目结舌，别急，还有一招：瓦波西西哆贡嘎（我不知道你说啥）.... 哈哈。
第四，夏天可以去三亚狂吃水果，价格便宜种类多多，木瓜、火龙果、红毛丹、榴莲，你能想到的热带水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而且都是新鲜热乎的~

出游准备：其实三亚的夏季天气还可以，热烈而悠闲，绝不会是闷热得令人心烦意乱的那种。只要不是顶着太阳，就不会感觉太过炎热。而且基本每天中午前后都会下场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炎热无法抗拒。阴凉的地方都是湿润的海风吹来，当然白天出游要记得太阳伞带帽子和涂防晒油，最好下午4点前呆在房里不要出门。

物品准备：护肤品；泳衣；替换衣物；替换内衣裤；洗发乳；护发素（必备，海水很伤头发）；太阳镜；太阳帽；眼药水；药物（抗过敏药；止泻药；感冒药；止痛药；邦迪；消毒棉球等）；随身听；现金；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充电器；纸；笔；食品；擦汗巾；沙滩拖鞋；太阳伞；鼻舒，三亚地图。

住宿指南：三亚有三个主要的海湾：大东海、三亚湾和亚龙湾。 亚龙湾是国内最美的海湾，海水颜色非常有层次感，沙滩洁白，也可以拾贝壳，晚上的沙蟹好多。但亚龙湾酒店的消费也是最高的，离市区比较远（25公里），购物、吃饭、出行都不方便，湾内吃饭较贵。打车去市区，来回要80-90元。 大东海开发最早，海水和沙滩不如亚龙湾，酒店价格相对亚龙湾要便宜，距离市区很近，餐饮方便。 三亚湾是近年三亚市政府投巨资绿化改建的海滩，著名的椰梦长廊就在三亚湾，这里的沙滩比亚龙湾的要平坦，沙粒更细，还可以看美丽的落日，但海水质量不如亚龙湾的好。 不考虑价格的话，首选海滨的酒店，但话说回来，其实大可不必多花银子住海景房。因为每天除了晚上睡觉，呆在房间的时间并不多，有兴致凭栏望海的时候，早想着直接投奔大海了。此外，三亚的老酒店很多，最好入住新落成的酒店，其硬件设施相对较好。

友情补充：大东海是玩海的最佳沙滩，海滩边的音乐咖啡休息木屋、烧烤、汽水、潜水俱乐部一应俱全。亚龙湾的美，用眼睛去欣赏就足够了，你会完全沉浸在细白的沙滩漫步上的。三亚湾可以用夜游的方式来体会，在油轮上看一下三亚市的夜色别有风味。在三亚要吃海鲜的话，可以自己先找到一个海鲜市场（有人推荐第一市场）然后买齐海鲜，再去路边海鲜摊加工，店铺只收取小额加工费，价格当然便宜。 海胆、石斑鱼、鱿鱼、鲍鱼、花蟹、贝类、等没见过的海洋生物。
人间三亚 海的天堂

⑷ 还不知道怎么回就收到一张法院传票，我能打传票上的固定电话问问吗

当然可以了，传票上的电话一般都是法官和书记员的电话，也即负责本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和书记员。

⑸ 如何理解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传统行政法理论是以国家与社会、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二元对抗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其关注的重心是对行政权力的消极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对公民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两极对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为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会对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三极甚至多极的行政法律关系，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研究从立法对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行政过程本身的关注，试图通过对行政过程的调控，形成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论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传统之下还是在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传统之下，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当化的机制的意义不断凸显，公民参与从对行政处分过程的参与扩展到对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评价、行政救济等行政过程的参与。本文以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典型事件——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通过分析该事件中公民参与缺失的问题，探讨我国行政机关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①，确保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一、在禁与不禁之间——电动自行车事件的简单回顾与反思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电动自行车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并粗暴执法，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并最终诉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成为首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立法例。电动自行车在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等理由频遭封杀。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允许电动自行车依法登记后上路；哈尔滨、南宁则允许生产销售而不许上路；广州、长沙则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3]这是一个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相互冲突与纠结的时代。在电动自行车禁与不禁之间，暴露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其一，行政决策过程没有充分的公民参与，缺少民主性与正当性，主要表现为：复杂利益关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广大居民作为道路资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专业知识作为行政决策的技术支持缺少充分的论证，等等。其二，司法权软弱无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非常有限，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损害后缺乏获得法律救济的制度保证，从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后参与的积极性。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涉及的利益主体千千万万，我们没有看到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报道。其三，在我国现有的规则审查机制之下，对规范性文件具有审查权的机关不作为，导致了对制定规则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后全国仍有不少地方无视该法的规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规或行政决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再次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以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二、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必要性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基础建立的传统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机关的事前授权为前提、以司法机关的事后合法性审查为核心架构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即运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规则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对私人利益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合法化”。[4](P3) 但这样一个制度模式仅适用于消极行政，即将行政行为限定在立法机关设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内，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定权限行事。在立法机关的授权日益广泛、行政职权不断扩张、公民对行政权的依赖与期盼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各国皆呈现出逐步扩大行政的裁量范围，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积极能动地作出政策判断之权能的倾向”[5]，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功能被不断弱化。这当然并不是说传统的行政法的制约功能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在此基础之上，必须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以适应不断扩张的行政领域，更好地实现公共福祉。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机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广泛采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诉求利益等方式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为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正当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的进程势不可挡，合法化、正当化的诉求日益强烈，行政机关自身也在为其行为的合法化、正当化而努力，以寻求民意的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各项行政管理活动。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为合法化、正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为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行政又为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电动自行车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制度性保障。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之间，不仅涉及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电动自行车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包括潜在的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竞业者的利益；不仅关系到交通发展战略，而且关系到广大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不仅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相关主体的利益，而且其影响扩展到其他行政区域；不仅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样也涉及一般民众对该政策的认知及态度。因此行政机关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作出禁与不禁的行政决策时，除了要尊重法律的优先性之外，还必须通过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虑民意及相关因素，重新审视其拟定的行政目的及实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终决策，而不能简单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为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多元主体参与行政决策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考虑相关利益，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将纠纷解决机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妥协与让步，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可能导致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行政机关难以抉择；利益主体的参与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偏向某种利益，如组织化的利益；民主参与机制也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扩大与效率低下，等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行政机关可能会尽可能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程序或者采用私法方式达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机制的虚置。如在法律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时，行政机关可能会选择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提交意见等形式而避免采用正式的听证程序。即使在法律规定采用正式听证制度的领域，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行政机关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间选择决策方式。③ 尽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决策中的意义。行政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三、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一项行政公共决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赖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及信息输入，因此，有必要探讨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笔者根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不同，将公民参与分为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和基于专家知识的公民参与。（一）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基于其主观利益可能会受到行政决策影响而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其功能意义在于防御行政权的滥用，以防对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广大的消费者、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竞业者等主体的利益即属于主观利益，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与他们的财产性利益息息相关。基于主观利益进行的公民参与，因参与主体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和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二者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差异悬殊以及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在参与动机与能力以及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大量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由于高额的组织成本和搭便车效应，缺乏足够的动机参与决策程序，即使参与行政过程，也会因为在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方面的限制而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利益往往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相对而言，组织化的利益由于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利益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都有更强的优势，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进而影响行政决策，规制捕获理论也由此产生。（二）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以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成员而对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该种参与与参与者的主观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公民责任，基于对公共生活的关切而进行的参与。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责任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公共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圆明园防渗工程由于公民参与而被扭转，孙志刚案由于公民参与而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以及在此次电动自行车事件中，许多学者纷纷质疑《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合法性，等等，这些事件都彰显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责任的重要性。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除了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之外，非政府组织在行政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开始不断凸显，并促进了行政民主化进程。在国外，NGO组织在行政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演进，NGO在我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并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如在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建设、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建设、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市动物园拆迁等事件中，由于NGO的积极参与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主要指的是专家参与。因为现代行政事务日益专业化、技术化，行政机关的决策必须经过对专业问题的科学论证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因此有赖于专家为其提供决策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对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如污染问题、安全技术标准问题、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城市交通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需要专家的广泛参与和论证。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而且会涉及更广泛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即使是同一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在专业方面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专家知识也并不能构成行政决策的唯一依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左右行政主体的最后决策。决策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最终出台，取决于信息的充足性、事务的专业性、利益的权重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判断及价值取舍等多重要素，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最终判断。通过公民参与，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获致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四、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体系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参与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权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权、知情权和救济权。（一）参与权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传统行政法中，公民参与是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机关的代表来实现的。公民通过定期选举的形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由代议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约束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公民对行政机关的间接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行政疆域不断拓展，立法机关通过大量的授权性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空间，民主的重心随之由通过立法实现的民主转向通过行政实现的民主，因此必须赋予公民广泛的参与权，包括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权、行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权以及行政政策评价的参与权，其权利形态可以表现为投票权、参与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表明意见权，等等。（二）知情权“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权；其二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决策的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积极表达意见，献言立策，参与行政过程，否则不能有效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与公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公共决策时，除法定保密事项之外，有义务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布行政决策的基本目标、手段、事实根据、政策的形成过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为此有必要建立经常性的、规范化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形成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互动机制，使公民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行政管理活动，使行政机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决策信息。（三）救济权参与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资格，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而救济权则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证。参与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对该项权利的保障，应当在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保证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之所以要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并不是要否认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序选择权，而是因为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授权范围内作出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结果，当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济手段可以为行政机关自我改正错误提供机会，促使其反思行政决策过程，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6](P651—652)在此基础之上，必须确保司法的最终救济。为此，必须通过扩大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范围，一方面保证受到损害的利益可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时，为相关主体提供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不一定必须是“合法权益”⑤，只要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实质利益”，“不管该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是事实上的利益”，都应该承认其诉的利益。[7](P202)五、我国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障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中并不缺少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该规定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提供了宪法依据。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如《价格法》（1998.5.1）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立法法》（2000.7.1）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行政立法过程，《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行政许可法》（2004.7.1）规定了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些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政策性规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精细的制度设计，包括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选制度、专家制度、对话、协商制度，公布结果并说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国现实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⑥在救济制度方面，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以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性权利保障为目的的，参与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保障有其困难性，尽管如此，却并非不存在法律救济的制度空间。对参与权的救济在我国也应遵循“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首先通过正式的行政复议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诉程序，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进行审视，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自律性救济，并改进和完善其行政决策程序。在经由行政程序而救济不得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以行政程序违法侵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主观诉讼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据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对行政决策过程进行审查，如果违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则应确定行政程序违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义上的制定法准据主义，通过法解释学，从宪政体系及行政法目的出发，综合衡量各种要素，对公民是否享有参与权作出实质法治主义的判断。这并不违背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相反，通过此类司法实践，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法治主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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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南怀瑾修到什么层次

南怀瑾已经修到了圣人的层次。

1、峨眉山下来之后，南怀瑾又在自己一个弟子家闭关，披阅了《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典籍，随后进入西藏。受到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当时名重一时大活佛的传承与认证，特别是贡嘎活佛后来还亲自去成都特地为南怀瑾传授了显密大小戒律，并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交给了南怀瑾，这大活佛的认证书，即肯定和代表了南怀瑾是密宗上师的合法身份以及可以传法的资格。而当时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谢子厚还供养了南怀瑾红教、白教、黄教、花教等多种秘藏法本。

2、更有说他的普传法门准提法是文殊菩萨亲传的。面见本尊，已经是大成就者的境界，一个大成就者必然具有六种神通，南怀瑾就他惊人的记忆力，预言能力以及教化能力，都说明了他具备无与伦比的神通和慈悲心。南怀瑾堪称文化方面的“奇人异士”。南怀瑾精研儒、释、道，将中国文化各种思想融会贯通。除此之外，对于医学、卜算、天文、拳术、剑道、诗词等皆有专精，可谓是博学多才。显然南怀瑾已经修到了圣人的层次。

(6)贡嘎法院扩展阅读：

1、南怀瑾大师，幼承庭训，天资聪颖，精研国学，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对儒、道、佛均有造诣，十九岁以前广泛涉猎并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武术等诸门学问，许多拥趸家里甚至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南怀瑾的一大套书籍，足以说明“一代宗师”的头衔当之无愧。

2、南怀瑾，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先驱者。与普通学者不同的是，南怀瑾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活“史书”，是一个素非皓首穷经之人，更非埋首书斋之辈。其著述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时至今日，对于那些无法直接了解典籍，不知如何理解、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普通人作了一个重要引导，但其中最为著名，也是传播最广的著作之一，当数《论语别裁》。 1975年4月，南怀瑾就已开始普及传统文化的探索之路。

3、南怀瑾一直试图还原孔夫子思想家的地位，让世人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认为那些强调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是后代儒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发展而逐渐附加上的。于是，孔子的思想在发展中被曲解和误读得渐渐多了，孔子也成了一个被随便涂抹的偶像。

⑺ 如何更好地让市民参与市政决策的过程

传统行政法理论是以国家与社会、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二元对抗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其关注的重心是对行政权力的消极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对公民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两极对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为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会对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三极甚至多极的行政法律关系，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研究从立法对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行政过程本身的关注，试图通过对行政过程的调控，形成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论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传统之下还是在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传统之下，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当化的机制的意义不断凸显，公民参与从对行政处分过程的参与扩展到对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评价、行政救济等行政过程的参与。本文以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典型事件——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通过分析该事件中公民参与缺失的问题，探讨我国行政机关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①，确保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一、在禁与不禁之间——电动自行车事件的简单回顾与反思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电动自行车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并粗暴执法，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并最终诉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成为首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立法例。电动自行车在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等理由频遭封杀。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允许电动自行车依法登记后上路；哈尔滨、南宁则允许生产销售而不许上路；广州、长沙则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3]这是一个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相互冲突与纠结的时代。在电动自行车禁与不禁之间，暴露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其一，行政决策过程没有充分的公民参与，缺少民主性与正当性，主要表现为：复杂利益关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广大居民作为道路资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专业知识作为行政决策的技术支持缺少充分的论证，等等。其二，司法权软弱无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非常有限，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损害后缺乏获得法律救济的制度保证，从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后参与的积极性。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涉及的利益主体千千万万，我们没有看到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报道。其三，在我国现有的规则审查机制之下，对规范性文件具有审查权的机关不作为，导致了对制定规则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后全国仍有不少地方无视该法的规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规或行政决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再次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以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二、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必要性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基础建立的传统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机关的事前授权为前提、以司法机关的事后合法性审查为核心架构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即运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规则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对私人利益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合法化”。[4](P3) 但这样一个制度模式仅适用于消极行政，即将行政行为限定在立法机关设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内，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定权限行事。在立法机关的授权日益广泛、行政职权不断扩张、公民对行政权的依赖与期盼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各国皆呈现出逐步扩大行政的裁量范围，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积极能动地作出政策判断之权能的倾向”[5]，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功能被不断弱化。这当然并不是说传统的行政法的制约功能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在此基础之上，必须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以适应不断扩张的行政领域，更好地实现公共福祉。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机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广泛采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诉求利益等方式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为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正当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的进程势不可挡，合法化、正当化的诉求日益强烈，行政机关自身也在为其行为的合法化、正当化而努力，以寻求民意的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各项行政管理活动。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为合法化、正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为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行政又为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电动自行车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制度性保障。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之间，不仅涉及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电动自行车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包括潜在的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竞业者的利益；不仅关系到交通发展战略，而且关系到广大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不仅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相关主体的利益，而且其影响扩展到其他行政区域；不仅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样也涉及一般民众对该政策的认知及态度。因此行政机关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作出禁与不禁的行政决策时，除了要尊重法律的优先性之外，还必须通过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虑民意及相关因素，重新审视其拟定的行政目的及实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终决策，而不能简单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为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多元主体参与行政决策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考虑相关利益，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将纠纷解决机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妥协与让步，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可能导致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行政机关难以抉择；利益主体的参与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偏向某种利益，如组织化的利益；民主参与机制也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扩大与效率低下，等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行政机关可能会尽可能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程序或者采用私法方式达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机制的虚置。如在法律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时，行政机关可能会选择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提交意见等形式而避免采用正式的听证程序。即使在法律规定采用正式听证制度的领域，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行政机关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间选择决策方式。③ 尽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决策中的意义。行政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三、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一项行政公共决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赖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及信息输入，因此，有必要探讨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笔者根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不同，将公民参与分为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和基于专家知识的公民参与。（一）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基于其主观利益可能会受到行政决策影响而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其功能意义在于防御行政权的滥用，以防对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广大的消费者、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竞业者等主体的利益即属于主观利益，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与他们的财产性利益息息相关。基于主观利益进行的公民参与，因参与主体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和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二者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差异悬殊以及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在参与动机与能力以及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大量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由于高额的组织成本和搭便车效应，缺乏足够的动机参与决策程序，即使参与行政过程，也会因为在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方面的限制而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利益往往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相对而言，组织化的利益由于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利益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都有更强的优势，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进而影响行政决策，规制捕获理论也由此产生。（二）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以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成员而对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该种参与与参与者的主观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公民责任，基于对公共生活的关切而进行的参与。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责任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公共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圆明园防渗工程由于公民参与而被扭转，孙志刚案由于公民参与而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以及在此次电动自行车事件中，许多学者纷纷质疑《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合法性，等等，这些事件都彰显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责任的重要性。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除了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之外，非政府组织在行政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开始不断凸显，并促进了行政民主化进程。在国外，NGO组织在行政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演进，NGO在我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并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如在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建设、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建设、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市动物园拆迁等事件中，由于NGO的积极参与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主要指的是专家参与。因为现代行政事务日益专业化、技术化，行政机关的决策必须经过对专业问题的科学论证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因此有赖于专家为其提供决策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对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如污染问题、安全技术标准问题、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城市交通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需要专家的广泛参与和论证。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而且会涉及更广泛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即使是同一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在专业方面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专家知识也并不能构成行政决策的唯一依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左右行政主体的最后决策。决策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最终出台，取决于信息的充足性、事务的专业性、利益的权重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判断及价值取舍等多重要素，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最终判断。通过公民参与，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获致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四、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体系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参与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权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权、知情权和救济权。（一）参与权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传统行政法中，公民参与是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机关的代表来实现的。公民通过定期选举的形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由代议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约束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公民对行政机关的间接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行政疆域不断拓展，立法机关通过大量的授权性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空间，民主的重心随之由通过立法实现的民主转向通过行政实现的民主，因此必须赋予公民广泛的参与权，包括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权、行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权以及行政政策评价的参与权，其权利形态可以表现为投票权、参与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表明意见权，等等。（二）知情权“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权；其二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决策的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积极表达意见，献言立策，参与行政过程，否则不能有效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与公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公共决策时，除法定保密事项之外，有义务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布行政决策的基本目标、手段、事实根据、政策的形成过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为此有必要建立经常性的、规范化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形成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互动机制，使公民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行政管理活动，使行政机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决策信息。（三）救济权参与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资格，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而救济权则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证。参与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对该项权利的保障，应当在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保证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之所以要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并不是要否认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序选择权，而是因为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授权范围内作出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结果，当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济手段可以为行政机关自我改正错误提供机会，促使其反思行政决策过程，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6](P651—652)在此基础之上，必须确保司法的最终救济。为此，必须通过扩大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范围，一方面保证受到损害的利益可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时，为相关主体提供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不一定必须是“合法权益”⑤，只要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实质利益”，“不管该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是事实上的利益”，都应该承认其诉的利益。[7](P202)五、我国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障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中并不缺少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该规定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提供了宪法依据。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如《价格法》（1998.5.1）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立法法》（2000.7.1）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行政立法过程，《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行政许可法》（2004.7.1）规定了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些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政策性规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精细的制度设计，包括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选制度、专家制度、对话、协商制度，公布结果并说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国现实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⑥在救济制度方面，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以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性权利保障为目的的，参与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保障有其困难性，尽管如此，却并非不存在法律救济的制度空间。对参与权的救济在我国也应遵循“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首先通过正式的行政复议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诉程序，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进行审视，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自律性救济，并改进和完善其行政决策程序。在经由行政程序而救济不得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以行政程序违法侵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主观诉讼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据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对行政决策过程进行审查，如果违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则应确定行政程序违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义上的制定法准据主义，通过法解释学，从宪政体系及行政法目的出发，综合衡量各种要素，对公民是否享有参与权作出实质法治主义的判断。这并不违背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相反，通过此类司法实践，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法治主义进程。

⑻ 谁提供一个远行免责协议

> 四、甲方责任： 甲方负责全程司机的食宿。（建议）、另按照合同约定，预付全程的费用（40%）--------元，回到出发地，即付清全程总费用及余款（60%）---------元。
> 五、乙方责任； 全程提供车上的座位。位数------座，另根据行程合同，不得变更线路中的景点，住宿地。（如遇洪水，桥梁等地质灾害或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除外，可及时安排或变更合同约定景点，住宿点。另如遇路途中车辆的意外损坏、一定及时修复，一时无法修复时，并及时安排。甲方返回出发地，另负担甲方返回费用或从余款中扣除的方式。 路遇求助者，需双方同意后，安排多余车座，并共同占有第三者付出的费用，即（1；1）。
> 六，如甲方改变路线和景点，并增加天数和里程，并增加相应的费用。每天-------元,公里-----元.
> 如乙方减少景点，（自然，地质原因出外）和改变行程（住宿点），即扣出每天费用的 （50%）--------元。
> 七，由于车辆的损坏及维修造成的时间延误不能认为是甲方的原因.
> 八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造成的延误不能认为是双方的责任.
> 九,在本合同中的未尽事项,可依照相关的法规,及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有关旅游车辆的管理规定协商解决.
> 本合同一式两份 甲方； （签字） 乙方 （签字）
>
> 年 月 日

西藏阿里租车旅游合同

甲方：
住所（单位地址）：
电话：

乙方：
地址：
电话：

甲乙双方就甲方为本次西藏旅游活动向乙方租用车辆的有关事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合同如下。甲方为承租方，乙方为出租方。

一、内容与标准

第1条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同意向甲方出租4辆原装丰田4500型越野车和1辆东风装运卡车(带篷)，相关司机5名、以及全部旅行人员的高山帐篷和灶具炉具燃气。

第2条 租车旅游线路由甲方提供，具体线路参照合同附件一。车辆开始租用的起点和停止租用的终点均为拉萨贡嘎机场。线路为：拉萨—羊卓雍湖—江孜—日喀则—萨迦—拉孜—萨嘎—仲巴—帕羊—霍尔—玛旁雍措—拉昂措—普兰—大金—扎达—古格—狮泉河—日土—班公湖—革吉—盐湖—改则—尼玛—文布—色林措—双湖—嘎尔措乡—班戈—纳木措—羊八井—拉萨，时间共计25天，其中2天机动，具体行程安排详见附件；

第3条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每用车必须证照齐全而且是整车运行情况良好的车辆。

第4条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司机必须都是驾驶经验丰富，曾经行驶过并且熟悉甲方的旅游线路，同时具备丰富的现场处理车辆问题的能力，又能够作为景点的导游。其中必须有两位越野车的司机通晓藏语和汉语。

第5条 租车期间为25天：自2003年5月1日早上10:00起，至2003年5月25日止。

第6条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日喀则市宾馆的住宿7个标准房一晚。宾馆名称为：。。。（？星级），地址为。。。。。，每间房价为：？

第7条 乙方司机兼导游应辅助甲方寻找每日的食宿地，并且为甲方提供藏语翻译工作。

二、本项旅游租车费用约定

第8条 乙方向甲方收取每辆原装丰田4500越野车19500元，及东风卡车1辆12000元的全程费用。

第9条 上述费用包括全程的车辆使用费、汽油费、停车费、维修及零部件费、保养费、司机的全程食宿和导游翻译费用、以及全部旅行人员的帐篷和灶具炉具燃气租赁费用。

第10条 乙方向甲方收取日喀则市住宿7个标准房一晚共计 ？ 费用。

第11条 以上费用不包括甲方的：
1、 上海往返拉萨的机票和办理相关通行证件的手续费用；
2、 旅游景点的门票；
3、 除日喀则市以外的住宿费用；
4、 整个游程的餐饮费用；
5、 自行购买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费用。

第12条 费用支付方式：
1、 合同签署后3天内，甲方通过转帐方式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费用，共计？元；
2、 甲方到达拉萨后，于2天内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费用，共计？元；
3、 甲方旅游路线结束，即回到拉萨时，于当日或第二日上午11点前与乙方结算费用，支付余款。

三、双方责任和义务

第13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应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未委托乙方代管而损坏或丢失的，责任自负；
2、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遵守团队纪律，确保与司机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3、甲方应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4、甲方如果发生人员无法适应高原反映，于拉萨出发前或中途退出本项活动的，如果不影响租车数量和租房数量的减少，则不涉及费用的变化；
5、甲方如果发生人员无法适应高原反映或其他紧急情况发生，于拉萨出发前或行至日喀则前中途退出本项活动的，影响到租车数量和租房数量的减少，则甲方可以重新计算费用向乙方支付；提前解约的租车费用按照该车实际已经行驶的里程数以每公里4元作为应付租车费用，租房方面按照实际租房费用支付；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提前解约车辆每辆1000元的赔偿费；
6、甲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费用；
7、甲方自行办理和承担旅游期间的保险事项；
8、甲方自行办理旅游期间所需的边境通行证。

第14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乙方必须按合同规定按时按质为甲方安排合同所述事项；
2、 乙方向甲方出租符合条件的交通工具和司机，出发前对车辆进行严格地全面检查，保证甲方全程的行驶安全；
3、 乙方应确保其提供的司机兼导游翻译服务全程正常进行，并且能够与甲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4、 乙方每日必须按照甲方前一日通知的时间出车，并且按照甲方提供的游程行驶，如果甲方的路线计划有变，则必须和乙方司机进行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5、 乙方不得将出租车辆擅自调回，不得无故更换车辆，不得擅自搭拉其他乘客,不得酒后驾车,否则将按租车费用的双倍赔偿甲方；
6、 乙方不得擅自减少旅游景点和缩短游程时间；
7、 乙方车辆如果发生中途损坏，乙方司机应按照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原则，立即提供相应的应急措施，及时修理解决；无法修理的应立即重新安排相同或更高规格车辆进行替换；
8、 乙方车辆如果发生中途损坏，无法及时修理或更换车辆，以至于在游程中车辆减少的情况，甲方则根据该减少车辆的实际已经行驶的里程数按每公里4元的价格向乙方支付该车的租用费，并且向乙方收取减少车辆每辆1000元的赔偿金；
9、 乙方车辆在发生中途损坏并更换车辆的情况下，所换车辆的规格如果差于合同规定规格，甲方可以重新计算并支付该车租金，将该车所剩里程数按每公里4元的价格，处以20%的罚款从总价中扣除；
10、 乙方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旅游费用30％的违约金。
11、 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的旅游活动不能成行而取消的，乙方应当立即通知甲方，退还甲方已交旅游费用，并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 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 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4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 在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 在旅游开始前1口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 在旅游开始日及以后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四、其他

第15条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旅游费用增加，由甲方承担。

第16条 甲、乙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第17条 合同中未规定的事项，依照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有关旅游车辆管理规定协商解决。

第18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方可向有管辖权的地方旅游执法机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甲乙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

第19条 本合同—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20条 本合同从签订并传真至对方之日起生效，至本次旅行结束为止。

甲方（代表）： 乙方（盖章）：

电话（传真）： 负责人签字：

（甲方同行人员名单、身份证号参照附件二） 电话（传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