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法修正案草案
“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大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来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之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以上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 规定 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些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
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扩展阅读
9月27日，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开始起草，收受礼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关反腐而备受关注。
制定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在于弥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要求的脱节。不仅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处了解，刑法修正案(九)还将对受贿罪量刑进行规范化，受贿罪量刑标准将不再以5000元、5万元、10万元三个“尴尬”的数字为量刑标准。
拟增设收受礼金罪
“收受礼金罪将是独立于受贿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贿罪的附属罪名”，9月28日，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储槐植告诉记者。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意味着，“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必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储槐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变相受贿行为，即官员慢慢被收买，却无法证明其为他人谋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进入司法程序时，受贿数额却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的原因，大量的贪腐金额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找不到因果关系”，一名接近立法机关人士说。除此之外，缺少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会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学者证实，收受礼金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礼金达到一定数额，哪怕证明不了为他人谋利也可以定罪”，储槐植说。
“当然，收受礼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贿罪轻一点”，他说。
在上述接近立法机关人士看来，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问题。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呼吁设立收受礼金罪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学者周振晓当年在《杭州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收受礼金罪。
亦有刑法学者表示不同 意见 ，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多名刑法学者表示不需设立收受礼金罪，“而只需对现有受贿罪构成要件进行重构”。
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表示，可以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则可能将一些正常人情往来也变成犯罪行为。
受贿罪量刑不再“唯数字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反腐败的规制，还包括重构受贿罪的量刑标准。
现行《刑法》中，受贿罪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划分为4个标准：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只受行政处分。
这在现实中造成了量刑标准的不统一，“比如有人受贿8万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贿80万元，却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说。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希望像盗窃罪那样，取消受贿罪量刑的具体数字标准”，张泗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储槐植告诉记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有意见称取消受贿罪量刑中五千元、五万元和十万元的具体数字标准，只使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等模糊概念，“具体数字标准用司法解释确定”，他说。
“这种意见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时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一个月，被取消了”，储槐植说。
“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人提出疑义。有人认为，受贿罪5000元的起刑点数额是在1997年提出的，现在应该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广西政法干部学院教授欧锦雄说。
还有观点认为起刑点应该降低，原因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大于盗窃罪，而盗窃罪的起刑点数额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绍，“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应该‘零容忍’，因此量刑起点不设数额”。
欧锦雄的观点是，以最低工资倍数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于最低工资是最弱势职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体现出受贿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贿罪量刑标准的进一步明确，是量刑规范化制度推进的一部分。经过多年试点，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范了15个罪名的具体量刑标准。
有知情人士称，这15个罪名涵盖了我国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75%，但不包括受贿罪。上述知情人士称，有关部门已计划扩大量刑指导意见中的罪名数量至约30个。
受贿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于其并未设置管制刑和罚金刑，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结果是，受贿犯罪大量应用缓刑，造成轻刑化严重，带来对受贿罪犯打击力度过轻的质疑。
B. 求聂树斌案最新进展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最新要闻 > 世态万象 六十余名学者律师签名呼吁再审“聂树斌案”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婧 2011年09月14日08:03我来说两句 (8170)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人民网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李婧）“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
“真凶”王书金二审四年没宣判
1994年9月23日下午，在石家庄市电化厂宿舍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聂树斌因被怀疑强奸杀害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而被抓。1995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判决聂树斌死刑，不久聂树斌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供述其曾经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起是1994年8月强奸杀害康某。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上诉，其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
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律师13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已经为这起不收一分钱的法律援助案件奔波于河北、北京多年，令他想不通的是，此案二审已经整整四年了，居然没有任何结果。“从2007年7月30日二审开庭至今，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件至今没有结论和说法。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朱律师说，他多次与主审法官联系，法官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含蓄地表示，此案不是合议庭能够决定判决结果的。”朱律师说，王书金还在押，但是他多次要求会见受阻，而且他确定王书金认罪态度坚决，“他不希望别人给自己背黑锅。”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四类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二审审限最长不超过二个半月。
聂树斌母亲求告律师专家“帮帮我”
“我组织这次研讨会，是希望此案有个说法。如果法院杀错人就要纠正，如果没有杀错人，那也应该以正视听。”李金星律师是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他自掏腰包负担起这次会议的食宿，与会律师也都是自己负担交通费。“没想到来了六十多位律师。聂树斌的母亲、此案的代理人和王书金的辩护人都来了。”研讨会上，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成为了律师关注的焦点。参加会议的朱爱民律师、李金星律师都向记者描述了她在现场的悲痛与克制。
李金星律师说，他曾经担心张焕枝会在会场恸哭，影响研讨。没想到老人很克制，但是说起多年来向法院讨说法的辛酸仍潸然泪下。“老人说，她每个月去四五次河北省高院，但是法院没有人给一个负责任的答复，从来没有人说这个申诉程序启动了，很多人对她说要相信法律，让她回家等，一等就是四五年。她说，老百姓太难了，连法院门都进不去。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给老人家一个听证的机会，正面的听取意见。”
李金星律师的说法得到了朱爱民律师的证实，朱律师表示，张焕枝讲述了多年来四处求告的难处，还在现场哭着要求学者和律师“帮帮我！”谈起张焕枝，朱律师感到很心酸，“媒体和律师都不能让案件就这样沉寂。如果王书金被执行死刑，如果张焕枝老人也不幸身故，此案就要没有结果了吗？不能让时间淡化正义和公道。”
新刑诉法草案能否遏制“冤案”
研讨会的主持人周泽律师将研讨会和正在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联系起来。他认为，除了呼吁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还要从法律程序上遏制刑讯逼供和冤案的发生。“通过个案，我们应了解到在刑诉法本身，以及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刑诉修改之时，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呢？比如，刑讯逼供、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流于形式、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片面地迁就公诉方等，这些都是导致冤案发生的原因，而刑诉法修正案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C. 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入刑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来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源(八)》草案，将醉驾、飙车，情节恶劣的，定为犯罪。根据刑法修正案草案，凡醉酒驾驶，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会被判处刑罚。
草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在城镇高速飙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其中。
(3)法官法修正案草案扩展阅读
酒驾国际处罚
1、美国部分州：醉酒驾车即便是没有发生人身伤害交通事故，一旦被警察查出驾驶人酒精含量高于法律标准，就会被拘留关押，然后由刑事法官宣判，最低的可判1周监禁，重的可以判1年监禁。司机酒精浓度超过6mg/100ml，将被无条件吊销驾驶证。
2、新加坡：酒后驾驶，初犯者将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长达6个月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并且处罚金3000至10000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30000新元及最长10年的监禁。
D. 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有违法之处，如果被诉到法院并被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那么这个被撤销的行为还能不能“复活”?也就是，行政机关能不能纠正错误后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对相同的对象再作一个相同的行政行为?相信很多法律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要看行政机关错在哪里:如果是实体违法(例如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越权或者滥用职权)，当然是撤销后不得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再作出相同的行为;而如果是程序违法，那就要区别对待了——毕竟只是程序瑕疵(请注意，程序违法经常会变成“程序瑕疵”，多么文雅的修饰)嘛!特别是在相对人违法事实无争议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还是要处理的——那么，相同事实、相同理由的决定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只要程序对了就行。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第3目的规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被判决撤销;但同时又规定，法院作出撤销判决的同时，“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第54条涉及的撤销判决还包括因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等实体违法的情形，行政机关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实际上要承担同样的不利后果，这本是多好的一条规定!
但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第二款给了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以“复活”的机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限制。”根据这条司法解释，程序违法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不利后果已经降到最低了——除了一个字面上败诉的判决书外，也许只对本机关以及具体办案人员的业绩考核有一点影响。撤销有争议的行政行为，又同时责令被告重做，并且重做的可以是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为——只要纠正了违法的程序即可——这样的判决是如此古怪，以至于宣判后，面对原告“我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以及“被告是否可以重作个完全相同的决定”的追问，法官费尽了口舌，原告还是一脸茫然。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将原第54条第二项第3目(修正后第73条第三项)修改为:“(三)违反法定程序，且可能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即对此类行为法院可以责令重做，但原告不得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做出与之前相同的行为。这好像是要做个折中的修正，却把程序违法又分为“可能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和“可能不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两类，特别是又引入了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实际影响”。那么，程序违法对原告到底有什么影响?原告(相对人)要求被告(行政机关)以公正的程序作出决定的权利(正当程序权)受到影响，是不是“实际影响”?如果“实际影响”仅仅指结果(例如行政处罚决定)，这样的制度是否在鼓励行政机关为了证明没有“实际影响”而再作一个内容一模一样的决定?对实践中因程序违法而引起众多行政争议的“升级”或者“扩大”的现象，立法者是否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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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察官需要什么学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拟将法官、检察官任职的最低学历条件由大专提升为专本科（含非法律专属业）。这是肖扬院长、韩杼滨检察长7月3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时讲到的。 1995年7月施行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分别将法官、检察官任职的最低学历条件确定为大专（含非法律专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对法官、检察官专业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对“两官”学历条件的要求明显偏低，适当提高势在必行。 据了解，修正案草案还将本科毕业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经历条件由一年改为两年。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官、检察官，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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